文艺批评 | 克里斯蒂娃：心理分析——消除抑郁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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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茱莉亚·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法国当代著名符号学家、哲学家、思想家、精神分析学家、文学批评家。1941年6月24日出生于保加利亚，1965年圣诞前夕移居法国。现为法国巴黎第七大学教授，兼任欧美多所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常任客座教授、荣誉博士。克里斯蒂娃学术成就卓著，与其师罗兰·巴特同为后结构主义的创始人，于20世纪60年代后期创立了互文性理论，并在符号学、语言学、哲学、文学理论、精神分析、女性主义等领域都有重大建树。

在本文中，克里斯蒂娃以人类个体最初与母亲分离时的悲伤为源头，一步步探寻“忧郁”作为一种绝望状态在个体生存经验中的种种表征，通过符号学、哲学，尤其是心理分析的方式，帮助我们理解抑郁本身，并如文题所昭示，寻找消除抑郁的方法。在谈论抑郁和忧郁的时候，克里斯蒂娃并没有对这两种病痛的细节时时区分，而是仅仅留意它们的共同结构。她以一种弗洛伊德式的视角，试图从忧郁/抑郁复合状态（尽管其边界不清）的核心出发，梳理出客体丧失和表意联结这一常见体验背后的机制。

本文选自《生产（第8辑）：忧郁与哀悼》（汪民安、郭晓彦主编，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3），转载自微信公众号“暴风骤雨”，特此感谢。

Julia Kristeva

心理分析：

消除抑郁的方法

文 | Julia Kristeva

译 | 杨国静

对于那些遭受忧郁折磨的人来说，书写忧郁恰恰意味着书写已成为忧郁的症候。我们正试图探寻某种忧伤的深渊某种难以言表的悲痛，它有时会临到我们头上，经久不去，让我们对言语、行为乃至生命本身都丧失兴趣。这种绝望状态并非某种状态的翻转，足以暗示我们是有欲望、有创造力的人，相反，它以绝对的消极姿态呈现。抑郁之中的我们，如果能感到整个人都在崩溃的边缘，那么忧郁表现出来的意义缺失倒不是坏事——它那么显而易见，明亮刺眼，别想逃出我们的视线。

这黑色的太阳来自何方？要有多么恐怖的星系，才能放射出那样无影无形、又令人倦怠的光芒？这光芒射到我们身上，把我们击倒，让我们卧床不起，逼迫我们喑哑无语、放弃一切。

我们所受的伤害、爱情或事业上这样那样的挫折、为丧失亲友而承受的忧伤和哀痛——这些都是触发绝望的显在原因。遭人背叛、致命疾患、那些突发事故或身体残障，让我们似乎失去了正常人的存在资格，或者，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们亲人身上，伴随严重的后果，如此等等……还能怎么说呢？每天都有一大堆的不幸足以把我们击倒……所有这些都会突然让我们过上别样的生活。一种不能承受的生活，每天被忧伤、眼泪（不管是泪流满面还是泪不轻弹）、彻底的绝望压得抬不起头来，它们有时尖锐无比，随而淡化虚空。总之，那是一种消磨人精力的存在方式，尽管我们偶尔努力想要延长这种状态，我们却随时可能冲向死亡。这样的死亡是报复，也是解放，从此以后，死亡就是我们消沉内心的一道门槛，它在生命的意义之外，是无法承受的重担，只在偶尔，我们能够打起精神，面对这样的灾难。我们宛若行尸走肉，肉体上伤痕累累、鲜血淋漓、形如死灰，生命的节奏要么转慢，要么被扰乱，我们的时间也被忧伤侵占、挤压、吸干……我们对他人来说没有意义，与他们格格不入，是他们天真幸福状态中的随机事件，我们理当为自身的抑郁状态寻找一个精彩而又形而上的解释。身处生与死的前沿，有时我们会产生一种自负的心态：我们见证了存在本身的无意义，揭示出人际关系和芸芸众生的荒诞。

痛苦是我们人生哲学的阴暗面，它默默无声的姐妹。同样，要是没有忧伤与仇恨的忧郁纠结，就难以理解蒙田的名言——“探究哲学就是学习死亡”。在海德格尔的“烦”和他对我们“向死而在”状态的揭露中，都有这种忧郁纠结的身影。没有忧郁气质，就没有心灵，心灵只能化为行为或游戏。

不过，相比于我们突然深陷其中的重大灾难，那些触发我们抑郁的事件微不足道。更难堪的是，那种随时随地驾驭我们的绝望，虽然残酷，但是细究之下，它其实不过是旧日创伤的回声，我们从来就不曾真正摆脱这些创伤。因此，当前的心理崩溃是有前兆的，我们在遭受丧失、死亡，抑或为所爱之人、所好之事悲痛时，这些前兆已经埋下。生命中最重要的人的离去，让我们时时觉得内心中最珍贵的东西已被剥夺。生活在被伤害、被褫夺的情绪中，我们发现，悲痛不过是仇恨或者权力欲望的延宕情态，它们之间没有多大区别。当我们遭受他人的背叛和遗弃时，这种仇恨或者对权力的欲望就会埋入心底。我们的抑郁表明：我们不知道如何放弃——或许，我们没有找到应对丧失的有效补偿机制？要是那样的话，任何丧失都会带来我们自我存在——乃至整个存在体系——的丧失。抑郁的人都是激进的、忿忿然的无神论者。

忧郁——情爱激情的阴暗内面

悲伤的妖娆、消沉的迷醉，这是映衬出我们理想与狂喜的两种寻常背景。然而，它们又是稍纵即逝的清醒状态，能够将两人缠绵的情爱迷梦撕成碎片。我们注定终将失去我们的所爱，这种意识可能会让我们愈觉悲痛，因为我们在新人身上瞥见昔日情人的影子。抑郁是那喀索斯不为人知的另一副面孔——将他带向死亡的面孔。当他在幻象中欣赏自己的时候，他并没有意识到这副面孔的存在。探讨抑郁将把我们再一次带到那喀索斯神话的泥泽。不过，这一次，我们无心触及原神话中既愉悦又脆弱的理想化爱情，而是要审视那投射到脆弱自体的阴影，它与他者颇有根源，因为它恰恰意味着那至关重要的他者的丧失。绝望的阴影。

绝望的意义（有时显而易见，有时玄之又玄）无需探求，毋宁说，意义只在绝望之中显现。在发出他的第一个单词前，襁褓中国王的悲伤难以抚慰。因为他永远地离开了自己的母亲，绝望万分，这种缺失感让他努力寻找母亲，同时也寻找其他依恋的对象。先是在想象之中，随后在语言之中。符号学，作为象征主义的零度领域，不可避免地将人们引入对情爱及其副产品——忧郁——的思考之中。此外，观察表明，如果说所有创作都不外乎情爱的话，那么，想象的世界都具有或隐或显的忧郁色调。

思维——危机——忧郁

然而，忧郁并非法国人的专利。新教的严苛和东正教的母系特色都颇能与悲痛之人彼此应和，要是他们并不乐意在前者之中发现愁闷的乐趣(delectatiomorosa)的话。不过，中世纪的法国的确热衷在精妙的比喻中寻找悲伤，高卢人情绪高昂、语多睿智，天性喜好放纵、情爱和修辞，而与虚无主义无缘。帕斯卡、卢梭和奈瓦尔这些人让人遗憾——不过，他们算是例外。

对于有语言能力的存在者而言，生命总是有意义的；甚至生命就是意义的终极。因此，一旦生命的意义失落，生命也就可能会随之凋落：意义不再，生命无彩。在他怀疑的时刻，抑郁的人都是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苏格拉底、还有近前的克尔凯郭尔，都在关于存在的意义（或无意义）方面为我们留下了最难以索解的文字。然而，我们必须得回到亚里土多德那里，才能找到关于哲学家和忧郁关系的全面论述。根据《论问题》(30,Ⅰ)这部据传由亚里士多德所著的书记载，黑胆汁滋养伟大的人。（伪）亚里士多德集中探讨了例外人格(ethos-peritton)，认为忧郁是此类人群突出的性格特征。该论调出于希波克拉底的体液说和性格说，但是亚里士多德的突破在于：他将忧郁从病理学中分离出来，将它视为人之天性；更重要的是，亚里士多德认为忧郁源于热力(heat)和中道(mesotes)，前者是有生万物的调节原则，后者则是对立能量的平衡互动。对当下的我们来说，希腊人的这种忧郁观相当陌生。它意味着一种适度平衡的多样性(eukratosanonalia)，这一观念是词语泡沫(aphros)的修辞引申，后者引发欣快感，是黑胆汁的对立物。这种由空气(pneuma)与液体构成的白色混合物包括大海和美酒的泡沫，还有男性的精液。亚里土多德直接借助狄奥尼索斯和阿弗洛迪忒传说(953b,31-32)来解释忧郁与精液泡沫及男女情欲的关系，这样，他实际上把科学陈述与神话引喻结合了起来。由此，亚里土多德眼中的忧郁不是哲学家的病态，恰恰是哲学家的天性和伦常(ehos)，它与希腊第一位忧郁英雄——柏勒罗丰(Bellerophon)——无关。荷马史诗《伊里亚特》这样描述柏勒罗丰：“柏勒罗丰得罪了众神，在阿勒伊昂平原独自流浪。他吞食自己的心灵，躲避人间的道路。”由于遭受众神鄙弃、为神界法令驱逐，柏勒罗丰自我吞噬。绝望的他并没有疯癫，而是遭受驱逐，沦入缺场、虚空之中……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忧郁和天赋相长、与人的存在焦虑并存。这一观念可以说是海德格尔所谓苦闷是畏之情态(stimmung)的前身，与此类似，谢林从该观念中发现了“人类自由的本质”和“人类与自然亲缘关系”的证据。因此，哲学家因为“人性的泛滥而忧郁”。

丢勒(Dürer)的绘画《忧郁》(1514)

把忧郁视为一种极端状态抑或例外情况，由此揭示存在的真实本性，这个观念在中世纪经历了深刻的流变。一方面，中世纪思想的宇宙观是晚期古典时代的回潮，这种宇宙观认为忧郁与象征着精神和思维的土星密不可分。丢勒(Dürer)的绘画《忧郁》(1514)把忧郁用图形艺术形式表现出来，其匠心所现，足以与马尔西利奥·费奇诺(MarsilioFicino)最为精妙的理论推演相媲美。另一方面，基督教神学把悲伤视为一种罪。但丁把“那些丧失美好心智的可怜人”放到“悲痛之城”内(《地狱篇》第三章)，他们是一些“可悲的灵魂”，失去了上帝。这些忧郁的魅影是“一帮上帝和他的敌人都不喜欢的讨厌鬼”，他们受的惩罚是“没有死的希望”。绝望的人都是自己作践自己，既是自戕者，又是放荡者；他们将遭受转世为树木的诅咒（《地狱篇》第十三章）。然而，中世纪的僧侣却宣扬悲伤。作为一种神秘的禁欲操守，悲伤至关重要，它是领悟神圣真理之悖论性知识的手段，是信仰的主要基石。

在我看来，随着宗教氛围的流变，忧郁开始在宗教怀疑论中占有一席之地。没有什么比一个死亡的上帝更令人沮丧，陀思妥耶夫斯基坦承，荷尔拜因(Holbein)油画中死亡基督的惨象没有带给他“复活的真理”反而让他心神不宁。在政治或宗教偶像倒台的时候，或者在各种危机爆发的时候，特别容易触发不良情绪。虽说比起失恋的情人，失业工人的自杀率的确要小一些，但是，忧郁状态确实会在危机爆发时发作。它会成为议论的对象、会建立自身的考古学、产生自身的表征形态和知识体系。书写记录下来的忧郁与医疗意义上的忧郁不可同日而语，截至目前，我们一直对这一术语混乱未加区分（什么是忧郁？什么是抑郁？）。除此之外，尚有一个玄奥的悖论一直困扰着我们：如果说损失、丧亲和缺场等情境在威胁、摧毁想象力运思的同时又触发、滋养它的话，那么，我们也应注意到，艺术品在平复我们内心忧伤的时候，实际上转化成我们的恋物对象。忧郁缠身的艺术家同时也是最英勇的斗土，义无反顾地对抗象征界的隐退(symbolic abdication)……直到死亡来临，或者自杀不可避免。对于由于丧失对象而陷入虚空的自杀者而言，自杀是他们最后的胜利……

忧郁 / 抑郁

在此，我给“忧郁”(melancholia)的定义是：一种医疗症候学意义上的抑制状态和难以名状之感，它断续发作或者迁延不去，不时夹杂着所谓的欣快状躁狂发作。而精神病意义上的“抑郁”(depression)通常是指消沉和亢奋这两种状态在强度或频度上低于正常。弗洛伊德虽然承认忧郁和抑郁的区别，但是，他的理论处处宣称：面向母性客体的哀悼是不可能的。这儿的问题是：是什么样的父性缺陷导致这样的不可能？抑或说，它源自什么样的生物学脆弱性？忧郁——在对精神错乱与神经症作出症候学划分之后，我们再次遭遇这个专业术语——给予精神分析师高度的特权，允许他们将自己的问题放置在生物学和符号学的交叉领域。并行系列？串行序列？需要加以澄清的危险交叉，还有什么其他关系有待考虑？

BBC剧集《弗洛伊德》(1984)

忧郁和抑郁这两个术语形成一个复合状态，可以称之为忧郁/抑郁(melancholy / depressive)复合状态，两者的边界其实很模糊。此中，精神病学家们用“忧郁”概念特指那种自身不可逆的病症（只对抗抑郁症药物有反应）。在此，我不想深究抑郁的各种类型（包括“精神错乱型”和“神经症型”，或者，按照另一种分类方法，包括“焦虑型”、“激惹型”、“呆滞型”和“敌对型”），也无心投身于抗抑郁症药物（单胺氧化酶抑制剂、三环类或异环类药物）或胸腺稳定剂（碳酸锂）这类前途广阔却问题重重的研究领域，我将以一种弗洛伊德式视角审视相关问题。在此基础上，我将试图从忧郁/抑郁复合状态（尽管其边界不清）的核心出发，梳理出客体丧失(object loss)和表意联结(signifying bonds)这一常见体验背后的机制。有证据表明，这些表意联结，特别是语言，无法在忧郁/抑郁复合状态内保障自体刺激过程(autostimulation)的发生，从而引发特定的反应。语言无法像一个“奖赏系统”那样运作，相反，它让“焦虑一惩罚”对(“anxiety- punishment” pair)高度激活，从而在减缓思维以及减低抑郁特征性的精神运动行动方面发挥作用。虽说一过性悲伤或哀悼与忧郁性恍惚具有临床和疾病分类学意义上的不同，他们依然受到客体丧失不耐受(intolerance for object loss)和能指失效(the signifier' s failure)的支撑，可以自各种退缩状态——主体躲在这种状态下无所作为（假装死亡），甚至自杀——获取一种补偿性方法。因此，我在谈论抑郁和忧郁的时候，并没有对这两种病痛的细节时时区分，而是仅仅留意它们的共同结构。

抑郁的人：满腔被仇恨、被伤害、被哀悼的“客体”和被哀悼的“物”

根据经典心理分析理论（亚伯拉罕、弗洛伊德和梅兰妮·克莱因），抑郁和哀悼一样隐含着对所失客体的攻击意识。因此，它显示出抑郁者对待自己所哀悼对象的矛盾心理。“我爱那个客体”似乎是哀悼者对于所失客体的应有表达，“但是我更为恨它，因为我爱它，为了不失去它，我就把它放入我的内在；因为我恨它，这个内在于我的他者就成为我的另一个坏的自体(self)，我成了坏人，我处于非存在状态，我得杀了我自己”。因此，对自己的抱怨实际上是抱怨他人，自绝于人世也不过是屠杀他人的悲剧性伪装。可以想见，这样的逻辑预设了一个严厉的超我(superego)和一整套理想化以及贬损自己和他人的复杂辩证关系。所有这些行为都基于认同(identification)机制。因为通过“并合一内射一投射”( incorporation-introjection-projection)过程，我们与那个我们既爱且恨的他者相认同，从而一方面将它的崇高成分植入我们的内在，成为我们不可缺少的、专横的裁判；另一方面又将它的支配成分植入我们的内在，让我们自取其辱并产生摆脱自己的欲望。其结果是，对抑郁的心理分析为我们带来这样的启示：对自己的抱怨实际上是仇恨他人，毫无疑问，这种仇恨是性欲望的一个不为人知的底层。显然，在情感转移(transference)的范畴内，仇恨的出现对分析对象和分析师而言都蕴含着风险，让抑郁（哪怕只是神经质爆发）的治疗处于精神分裂的边缘。

在抑郁患者的众多梦境和幻想之中，经常出现弗洛伊德和亚伯拉罕所谓的忧郁食人倾向(melancholy cannibalism)（参见第三章），这一现象解释了他们试图把难以忍受的他者——我们一心要摧毁它们，为的是要活活占有它们——控制在嘴中（阴道和肛门也能实现这样的控制）的强烈欲望。把他者击碎、扯烂、割裂、吞噬、消化……总比彻底失去它们好。忧郁食人想象是对现实损失和死亡的一种补救措施。它通过自体的幸存丧失他者带来的苦闷，毫无疑问，这是一个被遗弃的自体，但是，通过这样的吞食想象，自体并没有与曾经滋养它、今后依然滋养它、事实上已经化为自体一部分的东西相分离，后者在抑郁患者的吞食想象中得以复活。

不过，治疗自恋个体的过程让现代精神分析师们认识到抑郁的另一种形式。它远不是困惑的个体对想象中敌对他者的隐含攻击，相反，悲伤情绪指向他遭受伤害、不健全、空洞的原始自体。这些人不会认为自己遭受了虐待，而是认为自己深受根本性缺陷或者先天不足之苦。他们的忧伤无法掩盖他们的负罪感和罪孽意识——他们曾经私底下意图对既爱且恨的客体实施报复。他们的悲伤毋宁说是无法符号化、难以名状的自恋性伤害的最古老表达，这种伤害来得如此之早，以至于没有任何外在能动体（主体或能动体）足以担当它的指涉对象。对于这类自恋性抑郁患者而言，悲伤本身就是唯一的客体；更准确地说悲伤是他们心理依赖的替代性客体，一种由于缺乏其他客体而被他们驯服和期望的客体。在这种情态下，自杀不是战争的隐秘形式，而是为了和悲伤相融合，除此之外，还要为了与不可能的爱相融合。这种爱他无法触及、永远存在于别处，一如虚无和死亡的各种期许。

物与客体

抑郁的自恋者所哀悼的不是“客体”(Object)，而是“物”(thing)本身。我把“物”放置在真实界(the real)，它不接受任何符号表意，是吸引力和排斥力的中心。它是性(sexuality)之本位欲望之客体由此分离。

对此，奈瓦尔给出令人目眩的比喻，认为它是没有在场的坚守、无法再现的亮光：“物”就是一个想象性太阳，光芒四射的同时又漆黑一片。“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没有人曾经在梦中看见太阳，尽管有人经常能在梦中感到更为明亮的光。”

自从有了那种古老的心理依赖，抑郁患者就产生了一种被剥夺的印象，感到自己被剥夺了那难以名状的至善、某些无法再现的东西，或许，只有吞食才能再现、只有招魂(invocation)才能指明，而语言对此却无能为力。因此，对于这样的患者，任何爱欲客体都无法取代他对某一地点或某一前客体(preobject)的那种无可取代的知觉，正是这样的地点或前客体制约住他的力比多，或者隔断他的欲望联结。抑郁患者对自己被阻隔在“物”之外的事实心知肚明，他四处流浪，追寻一路令他失望的冒险和爱情，要不然，他就只能在无人慰藉、默默无语之中与不可名状的“物”孤独相守。与“个人前历史中的父亲”(father in individual prehistory)展开“原初认同”(primary identification)是一种手段和联结，借之可以让个体接受“物”的丧失。原初认同一方面充当“物”的补偿，另一方面让主体转向其他事务，这些事务具有想象的亲和力，提醒主体信仰联结的存在，后者正在抑郁患者的意识中分崩离析。

对于那些遭受忧郁影响的人来说，原初认同非常脆弱，不足以借之获取其他象征性认同方式，而只有基于这些象征性认同方式，爱欲之“物”(erotic Thing)才能转化为迷人的欲望客体(object of desire)，进而保障快感转喻的延续性。忧郁之“物”不仅阻碍在正常精神范畴内解决丧失感，而且打断欲望性转喻。那么，主体如何接近我所提到的那个地点呢？升华就是一种尝试：通过乐音、节奏、语义复调，那种借助分解和重组符号而形成的所谓诗歌形式似乎是唯一的“容器”，可以借之实现对“物”的掌控，这样的掌控虽难确定，却已足够。

我已经作出假设，抑郁患者都是一些无神论者——被剥夺了意义和各种价值。对他们而言，恐惧或忽视彼岸世界都是自贬身价。然而，虽说身为无神论者，这些绝望的人又都是些神秘论者——执迷于前客体、对“您”不予信任，他们默默而执著地投身于他们自己的不可言表的“宇宙”。只有这种怪异性的边缘才能赚取他们的泪水和快感。在他们的各种情绪反应、肌肉、黏膜和皮肤的张力之间，他们感受到自己既属于某个古老的他者，又与它相分离，这个古老的他者依然逃避表征和命名，但是，在他们的肉体排泄和非自觉行为中，他们依然带有这古老客体的印迹。抑郁患者不相信语言，他们往往情意绵绵、因为曾受伤害而果断，但是他们都是情绪反应的囚徒。情绪反应就是他们的“物”。

“物”深深刻在我们的意识之内，但是我们对之没有记忆，它是无法言表的苦闷的深度帮凶。当退行性白日梦通过自杀性婚礼满足自己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象一下那种团圆的快乐。

“物”的临近唤醒主体的生命力，因为此时主体处于被设定的过程当中。我们的不成熟之处表现为：只有当“物”附着于某一他者，并被我们感知为补充成分、人为延伸或保护性包装时，我们所有人方能幸存。然而，与此同时，这样的生命冲动既彻头彻尾地排斥我、孤立我，也排斥他（或她）。面对冲动的矛盾心理在这个他性(otherness)发端的阶段最为强大，因为此时尚没有语言这样的过滤装置，我们无法将自己的暴力性置入“不”这样的词语或者任何其他符号当中，只能借助姿势、抽搐和喊叫来驱散它。我们驱使它，我们投射它。我们必然存在之“物”也绝对是我们的敌人、我们的陪衬、我们发泄仇恨的理想焦点。“物”沿着表意的前沿阵地自我身上堕落，此时语言尚未成为我们存在的一部分。在成为某个他者之前，它只不过是一片虚无，既是原因，同时又是一种堕落。“物”是接收器，容纳我们的排泄物(dejecta)和源于堕落(cadere，拉丁语，原意为“堕落”)的一切。它是废物，身陷悲伤的我与之融为一体。它是《圣经》中约伯的粪堆。

肛门性欲(anality)参与处置“物”的过程。这样的“物”既是我们自己、又是“物”自身，同时又不配此名、肮脏不净。忧郁患者赞美某种边界，他的自体在这个边界处诞生、又在其反对中崩溃。忧郁患者无法在处置“物”的过程中召唤肛门性欲的参与，而后者能够在正常个体中划分隔离区和各种边界区域，或者作为强迫性个体的额外激励。然而，抑郁患者的完整自我沉沦于一种去爱欲化的(diseroticized)、欢畅无比的肛门性欲，因为这种肛门性欲承载了融合着古老之“物”的某种快感，它不仅被视为一种重要的客体，而且作为自体的边界性元素而被感知。对于抑郁的人来说，“物”和自体一样，是失败的根源，它将他们带入无可见、不可名的境界。堕落(cadere)。一片废墟和尸体。

作为非延续性之原初印迹的死亡冲动

（创伤或丧失）

弗洛伊德对原初受虐倾向(primary masochism)的假设与自恋性忧郁在某些方面颇为一致。自恋性忧郁发生时，所有的力比多联结都消失了，但是，这并非意味着主体将针对客体的攻击意识简单地转向针对自体的敌意，而是意味着它发生在客体定位的所有可能性之前。

“原初受虐倾向”这一概念由弗洛伊德在1915年提出，在术语“死亡冲动”( death drive)出现之后，特别是在《受虐倾向的经济学问题》(1924)中，这一术语得以确立。弗洛伊德注意到，生物的出现晚于非生物，这一事实让他相信，在生物体内肯定存在一种特定的冲动，让它们倾向于“回归更早的状态”。在《超越愉悦原则》中，弗洛伊德将死亡冲动这一概念界定为回归无机体状态和内在稳态(homeostasis)的倾向。此后，与排泄与结合的爱欲原则相对应，弗洛伊德提出假说，认为死亡或破坏性冲动的一部分被引向外部世界（主要通过运动系统），以一种纯粹的破坏性冲动释放出来，后者是威权或强势权力意志的一种形式。在性的场合，它表现为施虐倾向。除此之外，弗洛伊德指出，“（死亡冲动的）另一部分与这种外向性转移没有关系，它内在于身体……成为它的利比多联结。正是这一部分让我们认识到那种原始的、催生情欲的受虐倾向”。鉴于对他人的仇恨已经被看成为“比爱更古老”，那么，这种仇恨的受虐性内转(withdrawal)会不会揭示出存在着一种更加古老的仇恨？弗洛伊德确有此暗示，事实上，他认为死亡冲动是种系发生学之遗传现象在精神层面内的显现，这种遗传现象甚至可以回溯到无机物质。此后的多数心理分析师对于弗洛伊德的这些论调并不热衷，然而，我们可以留意到，即便不存在上述的先在性，至少在数种精神结构及其显现中，的确存在着那种能够破坏联结的力量。而且，频繁发作的受虐倾向，负性治疗反应的出现，以及出现在客体关系产生之前的各种幼儿期病态，如婴儿期厌食症、反刍症、某些类型的自闭症等，都迫使我们接受这样的观点：存在着一种死亡冲动，它表现为主体无法实现心理能量及其印迹的生物学及逻辑学转移，这种冲动将最终摧毁运动和联结。弗洛伊德表述如下：

那么多人具有受虐倾向，那么多神经症患者出现负性治疗反应和负罪感，如果我们全面地思考一下这些现象的话，我们就无法坚信所有的心理问题都由追求愉悦的欲望所控制。这些现象毫无疑问是一种证据，证明在心理生活中存在着某种力量，我们把这种力量称为攻击性冲动或破坏性冲动，其根源可以追溯到生物物质的原始死亡冲动。

自恋性忧郁的破坏性冲动通过它与生命冲动的脱节状态表现出来。在弗洛伊德看来，忧郁患者的超我就是“培育死亡冲动的过程”。但是，问题依然存在：这种忧郁性去爱欲化过程是否与愉悦原则冲突？或者反过来说，它是否具有秘而不宜的爱欲化特征？这一问题意味着忧郁性内转总是在推翻客体关系，是仇恨他人意识的变形形式。梅兰妮·克莱因最为强调死亡冲动的重要性，在她的著作中，死亡冲动绝大多数时候依赖于客体关系。受虐倾向与忧郁成为内在化坏客体的潜像(imago)。但是，克莱因依然承认存在着爱欲联结被割断的情境，虽然她没有言明上述爱欲联结到底是此前从未存在，还是被后天割断——后一种情况是指投射的内射过程，这一过程会导致“爱欲集注”(erotic cathexis)这样的内转行为。

梅兰妮·克莱因作品集书影

我们应该对克莱因在1946年提出的“分裂”(splitting)定义给予格外的关注。一方面，该定义不再强调抑郁位态，转而关注更为古老的妄想性、精神分裂性位态。另一方面，它对二元性分裂和片块性分裂(parcellary splitting)作出区分，前者即通过区分“好”和“坏”客体来保障自体的统一，而后者不仅影响客体，而且反过来影响自体本身，自体由此当真“裂成片块”。

整合 / 非整合 / 解离

出于我们的目的，在此绝对有必要注意这样的事实：上述“裂成片块”的现象可能归因于：一、某种与冲动相关的非整合(nonintegration)状态阻碍了自体的凝聚过程；二、某种伴随着各种焦虑的解离状态(disintegration)引发的精神分裂。前一种假说可以说借鉴了温尼科特(Winnicott)的观点，认为非整合状态是由生物学意义上的不成熟造成的，这种情况下可以讨论一下死神桑纳托斯(Thanatos)，我们不妨把死亡冲动视为一种生物学不适应，表现为无法应对序次性(sequentiality)及整合过程（没有记忆）。后一种假说把自体的解离归因为死亡冲动的反转，我们可以在这种假说中发现“一种对其本身即为死亡式威胁的死亡式反应”。它与费伦茨的观点相近，所强调的是，人类有以碎裂化过程和解离状态表达死亡冲动的倾向。“自我发展的早期阶段很大程度上缺乏凝聚性，在此情况下，整合倾向与解离倾向彼此交替，裂成碎片……担心被内在力量所摧毁的焦虑十分强烈。在我看来，这种威胁的压力导致了凝聚性的匮乏，为了与这一现状保持一致，自我倾向于‘裂成片块’。”如果说精神分裂是片块化过程的一种激进的、阵发性显现，那么忧郁性抑制（精神运动性迟缓、序次性缺陷等）则可以被视为心理联结解离的另一种显现。为什么这么说呢？

随着死亡冲动的淡化，抑郁性情绪反应(depressive affect)可能化为一种抵制片块化过程的防御机制。事实上，悲伤化为自体的一种情感凝聚力，能够在情绪反应的框架内恢复自体的统一性。抑郁的心境成为自恋的支撑，这样的支撑无疑是负面的，而且可能是非言语性的，但它依然为自体提供了完整性。有鉴于此，抑郁性情绪反应是象征失效性与中断（抑郁患者挂在口头上的“那没有意义”）的补救，同时保护自体不致采取自杀行为。不过，这样的保护作用有限。抑郁性拒斥行为不仅破坏象征界的意义，同时也破坏这种保护行为的意义，从而将主体引向自杀，这样的自杀行为不带任何心理解离的苦闷，是重回到古老的非整合状态，它既是致命的，又是欢畅无比的——“像大海一般”。

因此，精神分裂性片块化过程是一种抵制死亡——抵制躯体化(somatization)和自杀——的防御机制。另一方面，抑郁也能实现这一目的，而且不会带有随精神分裂而来的苦闷。但是，要不是抑郁很幸运，有某种痛苦爱欲化(eroticization of suffering)过程可供依靠的话，它就不可能成为死亡冲动的防御机制。某些自杀者在自杀之前感到一种解脱感，它或许源自那古老的退行冲动，通过这样的退行冲动，某个被拒斥或麻木的意识可以把死神桑纳托斯加之于自体，从而重新追索非整合自体那失去的天堂，那是一个没有他者、没有界限的天堂，一个不可触及的、圆满的幻想。

由此可见，掌握了语言的主体在面对麻烦时，不仅可以通过防御性片块化过程来应对，也可以通过延钝（抑制拒斥序次性和冲淡能指等）来应对。某些促进非整合状态的幼稚化现象(immaturization)或其他神经生物学特征可能会调节上述行为。这是不是一种防御性行为呢？抑郁患者对死亡不设防，却对爱欲客体引发的苦闷耿耿于怀。这些人不能容忍爱柔丝(Eros)，情愿与“物”相伴，走向负性自恋的尽头，并最终投入桑纳托斯的怀抱。他们以忧伤抵御爱柔丝，却对桑纳托斯举手投降，因为他们全心全意自缚于“物”上。忧郁的人是桑纳托斯的信使，是能指脆弱性的见证人和同谋，生物界的高危境地。

手持弓箭的Eros雕像(1807年入藏卢浮宫)

相比于梅兰妮·克莱因，弗洛伊德对整套冲动（特别是死亡冲动）概念的阐述显得捉襟见肘，但是，他思想颇为激进。在他看来，话语生物除了权力之外还渴望死亡。在这一逻辑的顶端，欲望不再存在，它融入传递的解离和联结的解离当中。尽管这现象——或可被描述为生物与逻辑序次性的崩溃(breakdown of biological and logical sequentiality)——顺随前客体的自恋性创伤，或者，单纯由攻击意识的倒转所致，它却的确在忧郁之中得到激进的显现。那么，死亡冲动是否是这种崩溃（逻辑学和时序意义上）的原初印迹？

实际上，只要关于死亡冲动的探讨还仅仅停留在理论推测层面，抑郁体验就会以情绪谜团的形式继续挑战患者和研究者。

情绪是一种语言吗？

悲伤是抑郁的根本情绪。即便有躁狂性欣快感与之交替出现、两者一道构成抑郁病痛的两极，忧伤依然是抑郁的主要外在符号，将绝望之人公之于众。悲伤把我们驱入情绪反应——苦闷、恐惧或者欢乐——这个谜一般的领域。任何语言或符号标号表达都无法化约现实的悲伤，和所有的情绪一样，它是由于各种外部或内在创伤导致的能量置换的精神表征(psychic representation of energy displacernent)。在当前心理分析和符号学理论范围内，后者的精确状态依然模糊不清。各种相关科学（特别是语言学）尚没有任何概念框架足以充分解释这种显然极为初始性的表征形态、前符号(resign)和前语言(prelanguage)。“悲伤”情绪由某种刺激、张力或(某种有心理反应能力的有机体内部的)能量冲突激发，它并不是对某种释放机制的特异性回应（“我不悲伤”作为对X且仅对X的回应或符号）。情绪是一种“普遍化的移情”（E·雅各布森），它涉及全部行为和所有符号系统（从运动功能到话语生产及理想化过程等），但是它既不等同于这些行为和符号系统，又不扰乱它们的结构。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这其中牵涉到某种古老的能量信号(energy signal)，某种种系发生学意义上的遗传——存在于人类的精神空间之内——被语言表征和意识直接攫取。当然，这样的“攫取”与弗洛伊德眼中那些所谓“联结式”(bonded)能量进入言语表达、联想或判断过程无关。我们可以这样认为，与情绪反应密切相关的各种表征，特别是悲伤，是一些起伏波动的(fluctuating)能量集注：无法通过保持稳定来聚合为语言或其他符号,受控于置换和凝缩(condensation)等原初过程，又同时依赖于自我的能动性。它们通过自身的中介作用记录下超我的各种威胁、指示和禁令。因此，情绪是各种印迹、能量的中断，而不是单纯的能量原形。它们引领我们进入某种表意过程的模态(modality)之中，在生物能量稳态(bioenergetic stability)的临界点上保障了想象界和象征界(及其解离过程的显现)的各种前条件( preconditions)。在动物性和象征形成的前沿边界，各种情绪，特别是悲伤,是我们表达创伤的终极反应形式。它们是我们内在稳态的基本依靠。因为，如果说那些受情绪奴役的人和那些在悲伤中不能自拔的人的确揭示出许多精神或认知脆弱性的话，那么同样确定的是，情绪的多元化、悲伤的多样化，以及忧伤或哀悼的细微差别等就是某类人的标记：他们绝不会胜券在握、得意洋洋，而是情感细腻好斗、充满创造性……

文学创作就是这样一种身体与符号的冒险，见证了各种情绪反应，也见证了悲伤（作为分隔阶段以及象征开始发挥支配作用的标记）和快乐（作为胜出感的标记，胜出感让我们在人为的、象征的世界内安身立命；我们必须运用现实经验尽力与这个世界保持和谐）。但是，文学创作生产见证所用材料完全不同于情绪的构成材料。它只是把情绪转嫁于节奏、符号和形式之上。“符号”和“象征”空间成为某种情绪现实的可交流性标记，这样的情绪现实对读者来说虽然可感（我喜欢这本书是因为它传达了悲伤、苦闷或者快乐），却被宰制被放到一边、乃至被彻底征服。

象征对等物 / 象征

如果假定情绪是我们内在和外部事件的最古老印迹，那么，我们如何才能进入符号的领域？我同意汉娜·西格尔(Hanna Segal)的假说，在她看来，自分隔阶段开始（请注意，“匮乏”是符号出现的必要条件），儿童开始制造运用客体或使用语言，这些举动正是他的匮乏的象征对等物(symbolic equivalents)。随后，自所谓抑郁位态开始，儿童企图将他难以承受的悲伤符号化，这种悲伤在他的自体之内创造出异于外部世界的环境，借助自己的符号化企图，儿童对（悲伤引起的）某种外在性的丧失或转移作出回应。由此，我们面临真正的象征(symbols)，而不再是它的对等物。

汉娜·西格尔《梅兰妮·克莱恩导论》书影

在此，我想从汉娜·西格尔的立场出发作进一步闸述；上述战胜悲伤的行为之所以可能，是因为自体具有一种能力：它不再与所丧失的客体相认同，而是转而与第三方——父亲、形式、图式(schema)相认同。这样的认同是拒斥性或躁狂性位态（“不，我没有丧失；我通过符号策略来为自己召唤和标记离我而去的客体”）所需要的，可以称之为阳具性认同或象征性认同，它为主体进入符号和创造的世界提供了保证。在这场象征性胜利中起到配合作用的父亲并不是俄狄浦斯式父亲，但是，他的确是弗洛伊德所谓的“想象性父亲”“个体前历史中的父亲”，正是他保证了原初认同的发生。尽管如此，这个存在于个体前历史之中的父亲必须能够在象征的律法之下扮演俄狄浦斯式父亲这一角色。因为正是上述两种父性侧面的和谐混合，交际中那些抽象而任意的符号才能有幸与前历史性认同中的情绪意义联结起来，潜在性抑郁患者那种死沉沉的语言才能触及与人交往过程中活生生的意义。

文学创作的情况完全不同。比如，作为抑郁表象的躁狂位态是形成象征界的关键时刻，我们可以通过建立一个象征性谱系来显现它。这样，当某位主体声称他出生正统或要求平权的时候，我们就有了一些与该主体真实或想象性历史相关联的专名可供依赖。这些专名真正彰显的，除了父系传统的弱点之外，是对已丧失母亲的怀旧式献拜。（参见第六章关于奈瓦尔的讨论）

此前，我们已经讨论了客体性抑郁（隐含着攻击性）和自恋性抑郁（逻辑学上早于力比多客体关系），后者是一种情绪特质，它与符号相抗争，超越它们、威胁它们、调节它们。从此背景出发，我接下来的探询思路可以勾勒如下：美学创作（特别是文学创作）和宗教文本（特别是其想象性、虚构性本质）展现出一种策略，该策略包含的文体内秩序、人物的互动以及隐秘的象征手法构成一种极度真实的符号学表征，揭示出主体为了防止象征崩溃而作出的抗争。这种文学表征并不意味着主体“意识到”道德磨难的内在心理或人际心理根源，也正是在这层意识上，它与致力于化解上述症结的心理分析分道扬镶。尽管如此，文学（与宗教）性表征具有一种真实而又充满想象力的效力，这种效力更靠近宣泄(catharsis)而不是细致分析。千百年来，所有社会都将它视为一种治疗手段。如果心理分析师们认为他们更为高效——特别是通过增强主体认知可能性的手段——那么，他们同样应该对这些解决危机的崇高方法给予更多关注，从而丰富他们自身的实践，将自已变成清醒的抑郁消除者，而不是无效的抑郁对抗者。

死亡无法表征吗？

弗洛伊德指出，无意识受愉悦原则支配。他极富逻辑性地提出，死亡在无意识之中没有表征形式。就像无意识不会识觉否定一样，它也无法识觉死亡。死亡与快感的缺场、阳具褫夺的想象性对等物具有相同的意义，我们无法看见它。或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才让它向各种猜测敞开大门。

然而，由于弗洛伊德是从临床经验中发现自恋现象、并进而发现死亡冲动和第二拓扑图形的，所以，他迫使我们接受存在着某种精神器官的想象，在这个精神器官中，桑纳托斯的控制正威胁着爱柔丝。由此，应当从一个不同的立足点出发来检视表征死亡的可能性。

阉割恐惧(castration fear)，此前一直被视为死亡之苦闷意识的根源，在此阶段并没有消失，但是它的重要性已被失去客体的恐惧或者失去作为客体的自己的恐惧(fear of losing the object or losing oneself as object)——忧郁和自恋性精神错乱的病因——所超过。

André Green

安德烈·格林(André Green)曾经强调，弗洛伊德思想的这种变化给我们留下了两大问题。

首先，死亡冲动的表征是怎么回事？死亡冲动不为无意识所识觉，据这位“弗洛伊德二世”所言，它是“超我的培育过程”——如果我们可以把弗洛伊德的原话倒过来说的话。死亡冲动把自我分裂为两大组分，其第一组分虽然受到这种冲动的影响，却对其毫无识觉（即，自我的无意识组分）；其第二组分则与这种冲动相对抗（即。否定阉割和死亡、幻想不死的自大狂式自我)。

然而，更为根本的是，这样的分裂涉及所有的文本类型！象征是在对某种丧失的否定过程(Verneinung)中建立起来的，但是，对象征的否决(Verleugmung)却产生一种身体印迹，让人几乎达到仇恨的程度，实现对失去客体的掌控（参见第二章）。这就是我们从文本、语言运用、节奏单词音节的空白处所能挖掘的东西。这些空白已经被剥夺了生命的活力，需要分析者们在透彻理解抑郁的基础上恢复它们的活力。

因此，如果说死亡冲动在无意识之中无法表征，那么，我们是否有必要在精神器官的另一层面上（在记录快感的同时）记录这种非存在的存在状态(the being of nonbeing)？它的确是分裂性自我的产物，由幻想和虚构——总之，属于想象力和写作的层面——构成，它是裂隙、空白、空位等无意识之死的见证。

形式的解体

想象性创作把死亡冲动变为爱欲化的攻击意识，来对抗父亲或者令人恐惧而又厌恶的母亲身体。我们知道，就在弗洛伊德发现死亡冲动的力量的同时，他的兴趣由第一拓扑（意识/前意识/无意识）理论模型转向第二拓扑理论模型，不仅如此，由于这样的转向，他更加热衷于分析想象性创作（宗教、艺术和文学）。他发现，这类想象性创作表达出一种死亡焦虑。这是否如拉康所言，在分裂主体的想象性创作中存在着所谓的“跨意识”组合过程，而正是在这种“跨意识”组合过程中，表达了主体对将死的畏惧（包括阉割恐惧却并非为其所涵盖，同时增加了阉割恐惧的伤害感、乃至丧失身体与自我统一性的感觉等）？毫无疑问正是如此。

事实上，存在着对无意识的另一种解读方法，一种立足于其自身的方法，比如我们可以从某些梦境得到启示，其关于表征的非表征性空位(nonrepresentative spacing of representative)不是死亡冲动的符号(sign)，而是其指示(index)。对于那些身处临界状态的患者、精神分裂性人格，或者那些正经历迷幻状态的人，他们的梦境通常是一些“抽象的图画”，或者各种音响的流注、某些线条或纤维的纠结，分析师们从中可以解读出精神和肉体统一性的解体，或者说，一种非整合状态。此类指示可以被视为死亡冲动的终极印迹。暂且抛开死亡冲动的各种影像（它们由于接受爱欲化而必然被置换）不谈，当形式被扭曲、变得抽象、面目全非或者被掏空时，可以察觉的解体和快感进入各种终极临界状态，我们可以从这些形式的解体中精确地窥见死亡本身——这个心灵学(psychicism)的零度——的作用……

除此之外，死亡的不可表征本质与另一种不可表征之物相关联，亦即彼岸世界里死亡灵魂的最初家园和安息之所，它在神秘主义者看来，由女性身体构成。潜伏在死亡苦闷之下的阉割恐惧无疑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它与缺乏阴茎的女性的死亡存在着某种普遍的合作关系。然而，死亡冲动假说依然呼唤另一种不同的推理。

生产死亡的女人

丧失母亲既是一种生物学需要，也是一种心理学需要，这一点，男女之间没有区别。它是人类走向自治的第一步。弑母是我们生存的基本需要,我们走向个人化的必要条件，只要它是在最优状况下发生、且能够被爱欲化。不管这个失去的客体是以爱欲客体（例如，在异性恋男性或同性恋女性的实例中）的形式得以恢复，还是通过某种难以置信的象征性努力得以转换，我们都只能对弑母的发生心怀羡慕，因为这一过程要么实现了对他者的爱欲化（异性恋女性实例中的另一性）要么将文化建构物转变成某种“崇高的”爱欲对象（想象一下男人和女人在社会关系、智力和美学创作中的心理集注）。弑母冲动的暴力性大小取决于个人和环境的承受度，当这种暴力性被阻碍时，它可能转而攻击自体；母性客体由此得以内射，对于抑郁患者或忧郁患者而言，弑母不会发生，相反，他们会结束自体的生命。为了保护母亲，我自我了断，虽然我知道（幻想性、保护性知识）我的自杀是她造成的，她是生产死亡的“雌性地狱"(she-Gehenna)……因此，我的仇恨理所当然，我的弑母罪孽被洗清。我把她塑造成死神的影像，为的是在我与她相认同的时候，不至于被那种自戕性的仇恨把我击碎。因为那种厌恶本质上是针对她的，为的是用它筑起大坝，防范那令人困扰的爱。由此可见，作为死亡影像的女性不仅是遮蔽自我阉割恐惧的一道屏障，还是抵制弑母冲动的想象性保险栓，少了这个表征，我们的弑母冲动要不是把我们逐入忧郁深渊的话，就会驱使着我们犯罪。不，她才是生产死亡的人，我才不会通过自杀来杀死她呢，我要攻击她、骚扰她、取代她……

对于一位女性来说，她与母亲的镜像认同、对母性身体与自体的内射等过程更加直接。因此，她不易将弑母冲动颠倒为生产死亡的母性影像，甚至可以说几乎不可能。的确，既然我就是她（性别认同和自恋），她就是我，她怎么可能会是残忍的复仇女神呢？因此，我对她的仇恨无法找到外界出口，转而深锁在我的内心。不存在仇恨，有的只是内爆式情绪在心中筑起高墙，要把我悄悄地、慢慢地谋杀：没完没了的痛苦、一波接一波的悲伤，甚至吞下或多或少致命的安眠药，期待在黑暗之中遇见……谁也不想见，除非我想象中的完整性，死亡让我更为完整，死亡让我有所成就。同性恋者与抑郁的人拥有相同的心理结构：只要不与另一男子深陷施虐激情之中，他会是位令人愉快的、带有忧郁个性的人。

女性的不死幻想或许是基于雌性的胚芽传递或者孤雌繁殖能力。此外，人工繁殖新技术进一步确证了女性身体的生育可能性。虽说女性在种系传存上的这种“全能性”可能遭受某些技术的挑战——这些技术看上去可能会让男性也能怀孕——但是，这种次生偶然事件只会吸引少数人的目光，尽管它满足了大多数人的双性同体幻想。不过，就女性超越死亡的不朽信念（童女玛利亚就是一个完美的例子）而言，其最根本的部分不在于女性的生物学可能性（因为难以在它与精神领域之间架起“桥梁”），而在于“负性自恋”(negative narcissism)。

在负性自恋的高峰状态，它会取代某种“大海一般的空无”(oceanic void)心理，在缓解自己内心消沉的同时，弱化针对他者的攻击性（弑母）情绪。这种感觉与幻想是种被麻醉了的痛苦、一种被悬置了的快感、一种既被旷置又被充实的期待和沉默。在这致命的大海中央，忧郁的女人总是自暴自弃，虽生犹死，唯有自我伤害（参见第三章)。她为人低调、木讷罕言、与他人没有语言或欲望的联系，在道德和肉体的自我攻击中浪费着自己，而即便如此她依然无法得到足够的满足，直到迎来致命的打击，那是“死亡女人”(the Dead Woman)与她一直无力杀死的“同者”(the Same)之间的最后联姻。

为了把异性变为自己的爱欲客体，一位女人精神上、智力上、情感上所付出的巨大努力再怎么形容也不过分。弗洛伊德在思考自己的种系发生理论时，总是对男人（曾经或正在）剥夺女人时所表现出来的智力成就表示钦佩（例如，原始部落中父亲角色的冷酷和暴虐等）。如果说发现自己阴道的隐匿性已经让一位女人付出巨大的感性、推断和智性努力，那么，在此同时，她以某位性别他者——而不是原初母性客体——的客体身份转向象征秩序的过程，则意味着更为庞大的付出，在这一过程中，她集注了比男性大得多的精神潜力。此过程顺利完成的证据，是女孩性意识的超前发育、她们在学习阶段更为优秀，以及她们能继续走向成熟。然而，对所失客体的哀悼本身问题重重，持续赞美这一过程也会付出代价……[所失客体]并没有完全消失，它依然在女性轻松和成熟的“暗穴”之内存留、悸动。除非对理想之物的大规模内射能够以其负面作用满足她的自恋，同时也满足她在某个世界权力遭受挑战的领域内现身的憧憬。

｜本文选自《生产（第8辑）：忧郁与哀悼》（汪民安、郭晓彦主编，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3），转自微信公众号：暴风骤雨（Will-to-Power），已获其授权，未经允许禁止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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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 | 丈二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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