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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批评 | 姚玳玫:《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通史》第二卷导言及目录

文艺批评 2022-03-18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虚响之音 Author 姚玳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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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今年5月份,首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通史《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通史》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填补了我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一项空白。主编黄修己教授是我国现代文学研究第二代学人的代表之一,其以85高龄,率领中山大学、华南师范大学的4名教授、博士生导师姚玳玫、陈希、吴敏、刘卫国,攻克了这一现代文学研究的重大课题。该书从构想到撰写、完成,历时十年,资料准备更是长达二十年之久。全书以学术发展进程为纲,采用史的编纂法,探源溯流,分别时期,记载和检视从1917年至2000年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和研究的成果,勾勒现代文学研究的脉络和走向,描绘艰辛与坎坷,展示业绩与风采,总结成就与不足,既宏观把握学术态势,又深入剖析典型学案,史论结合,取材宏富,探究精深,具有相当的开拓性和集大成意义。


文艺批评自7月2日起,陆续推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通史》的五卷序言以及黄修己教授为此书所撰写的总序。本篇为第二卷姚玳玫著《多元共生》的导言和目录,转载自公众号“虚响之音”,特此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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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批评 | 黄修己:《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通史》总序

文艺批评 | 刘卫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通史》第一卷导言及目录



 

姚玳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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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卷

《多元共生》


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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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姚玳玫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通史》


进入1920年代以后,一股质疑、反思、调整乃至试图扭转“五四”新文化方针路线的潮流悄然兴起。首先是新文化反对派的发难。1922年1月,《学衡》诸君有备而来,梅光迪的《评提倡新文化者》、胡先骕的《评〈尝试集〉》、吴宓的《论新文化运动》,以集体发言的阵容,言之有据的驳难,改变了原先新文化倡导期没有阻力、一路畅通的局面。1923年8月21-22日吴宓在上海章士钊主办的《新闻报》上发表《评新文化运动》,以他批阅大学生入学试卷为例,指出目前学生作文的白话、文言的运用都不理想,细算起来,恰好是胡适发动文学革命五年整——正是这群学生进入中学、乃至毕业、应试大学之时,其责任“应由适之全然负责”。可谓言之凿凿,有理有据。由此他重提文言优于白话之说。也于此时,教育总长章士钊在小学推动尊孔读经,利用手中权力,直接让时代轮子倒退。其次是新文化知识分子群体的分化、反思和调整。《新青年》的解体,马克思主义者与实验主义者的分道扬镳,标志着新文化人自我调整的开始。胡适办《读书杂志》,此为整理国故思路的发端。1923年1月《国学季刊》创刊,胡适在该刊《宣言》中提出整理国故的“三大主义”——清算旧文化的主张。此举旨在用实验主义的方法整理国故,区分精华与糟粕,在保留精华的基础上重建新文化。尽管胡适《〈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之类举措颇受质疑,这一主张还是得到若干稳重推进改革的新文化人的呼应。郑振铎主持下的《小说月报》展开“整理国故与新文学运动”的专题讨论,出版“整理和研究中国旧文学”的专号,是一种呼应;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研究,胡适的白话文学史、中国哲学史研究,是这方面的成果;周作人、顾颉刚等也赞同整理国故:“研究本国的古文学,不是国民的义务,乃是国民的权利。”整理国故是“要满足历史上的兴趣”。不少青年学生也由此转向学术,汇入“国故”潮流中。


从左至右:梅光迪 胡先骕 吴宓


某种程度上说,整理国故对新文化运动是一种反拨,一种调整。新文化人内部,对此也有异议者。郭沫若就很不以为然:“整理的事业,充其量只是一种报告,一种旧价值的重新评估,并不是一种新价值的创造。”茅盾也说,旧势力对新文学的反攻,正是新文学自己内部不巩固造成的。近两三年新文化运动的兴起,这是迈出了可喜的一步。但有人怀疑是否做“白话文”必须文言打底子,这是退了一步;当白话文根基尚未牢固时,有人又要搞所谓的“整理国故”,这算退了第二步。因此,整理国故的这一调整,如果分寸把握得不好,容易对新文化自身造成伤害。再次是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陈独秀等从《新青年》分化出来的马克思主义文化人,致力于倡导社会革命,以之替代文化改革。1923年《中国青年》、《向导》、《学生杂志》等联手的棒喝新诗人、抵制泰戈尔,扭转沉迷于自我的文学风气,对新文学青年作思想动员,培养社会革命的基础人群,已初见成效。至1925年前后,瞿秋白就指出,各阶层人群都在发生变化,“革命的小资产阶级及智识阶级也就逐渐显现他们的左倾,——最近半年来北京方面有《猛进杂志》、《莽原杂志》,上海方面有《洪水杂志》等等;至于国民党内如柳亚子、朱季恂、甘乃光、陈公博等居然形成强有力的左派,汪精卫、蒋介石等革命倾向之确定更不用说。”他所举的几份杂志都是当时激进的青年文学刊物,走文学创作、社会批评与群众运动相结合之路。社会革命之风气对新文化的渗合,改变着新文学的走势。


《新青年》杂志

《莽原》杂志


这种变化在悄然进行着,至1925年“五卅”上海工人运动爆发,1927年“四一二”蒋介石“清党”,社会局势急剧变化,国共两党的矛盾迅速表面化,对社会出路和制度的选择,成为两党纷争的关键性问题,阶级斗争一说被摆到桌面上。这一变化在新文学领域的直接表现是,1928年1月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轰然而至。


在中国新文学史上,1928年是特殊的一年。革命文学运动高调兴起的第一个举措,就是清算五四新文化,尚未站稳脚跟的新文学马上面临改道换辙的局面。革命文学运动,从文化改革到社会革命的目标转换,对文学重新定义的性质更新,文学以“阶级论”替换“人性论”的价值重建,从选材到创作方法的革命性奔赴,都是釜底抽薪式的扭转。在这种局面之下,新文学家群体的分化,就是道不同不相与谋的分途。整体而言,革命文学运动声音虽大,毕竟仍是少数革命青年人的作为,从五四走过来的被排除在“革命”行列之外的新文学作者依然占绝大多数。在文坛形势急剧陡转的背景下,多数人在沉默中观望,且走且看。1928年3月朱自清在《一般》上发表长文《哪里走?》以致四位朋友的信为形式,表达他内心的惶惑和不安:“现在的思想界,我竟大大地隔膜了;就如无源的水一样,教它如何能够滔滔地长流呢?”作为一个严谨的学者,他深究思想的来龙去脉,发现自新文化运动发生这十年来,社会变化有“三个步骤”:“从自我的解放到国家的解放,从国家的解放到ClassStruggle;从另一面看,也可以说是从思想的革命到政治的革命,从政治的革命到经济的革命。”“在第一步骤里,我们要的是解放,有的是自由,做的是学理的研究;在第二、第三步骤里,我们要的是革命,有的是专制的党,做的是军事行动及党纲、主义的宣传。这两种精神的差异,也许就是理想与实际的差异。”他说:“在解放的时期,我们所发见的是个人价值。我们诅咒家庭,诅咒社会,要将个人抬在一切的上面,作宇宙的中心。我们说,个人是一切评价的标准;认清了这标准,我们要重新评定一切传统的价值。这是文学,哲学全盛的日子。……社会科学虽也被重视,而与文学、哲学相比,却远不能及。……三四年来,社会科学的书籍,特别是关于社会革命的,销场渐渐地增广了,文学,哲学反倒被压下去了;直到革命暴发为止。”他道出了当时绝大多数新文学知识分子对现实的惶惑和忧虑。1928年之后,新文化知识分子面临多种选择。血腥现实面前的政治选择姑且不论,局势的急剧变化也使文化改革遇上瓶颈。“五四”思想文化启蒙思路,在严酷现实面前,显得空洞、高蹈,有失迫切的现实感。何去何从,正遇进退两难之境。1928年革命文学运动的掀起,文学工具论的张扬,几乎撼动了五四“人的文学”基本价值根基。“人的文学”观念在新的形势下也发生内涵的质变,经历了一个更为复杂、迂回、多种意见相抗衡的重建过程。在这种背景下,第二个十年的新文学批评和研究重新起步。


朱自清


这一是个群龙无首、多元共生的时期。不同文学观念在抗衡中并没有互相取代,而是各行其是。相对宽松的政治文化环境,带来了新文学实践的多元形态:繁杂的、多面的、多层的,多方砥砺共生的。直至全面“抗战”爆发之前,新文学并没有形成大一统的局面,它是开放式的,在外部环境与内在坚持的互动中耦合生成。其生成过程并非清晰的、线性的、充满目的性和必然性的,而是错综的、迂回的、多线头的、充满偶然性和随机性的,一种过程性、细节化、多元互动式的垒建和确立。将该时段的文学批评研究摆在这一格局中,其繁复情形也显然。


现代文学批评研究历史本属于学术史的问题,但在中国20世纪20、30年代那种多事之秋,关于文学的纯粹的学术批评研究很难存在,政治社会环境始终是一种制约和规定,甚至从思想观念到方法方式主导性地引领这一时期文学批评研究的方向。充分考虑这种复杂性,考虑社会政治现实对学术研究的全面渗透和制约,才能把握这段历史的真实底蕴。


福柯的“谱系学”、“知识考古学”研究方法,给本著以启发。福柯认为,所谓“谱系学”,是“要将一切已经过去的事件都保持在它们特有的散布状态上;……它要发现,真理或存在并不位于我们所知和我们所是的根源,而是位于诸多偶然事件的外部”。(福柯《尼采·谱系学·历史学》)本著努力摆脱“我们所知和我们所是”的历史结论的干扰,逐一检视“散布状态”的历史碎片,以“个案史”为基础,缕析各条线索的来龙去脉,描述特定情景中各方批评研究的冲突和耦合的情形,还原新文学批评研究实践的复杂面貌,考索诸种事相前后的关联性关系,在此基础上,形成该段文学研究史的主体脉络线索。


《知识考古学》

作者:  [法] 米歇尔·福柯

出版社: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原作名: L'Archéologie du savoir

译者: 谢强 / 马月

出版年: 2003-01

页数: 235


本著共四章:《重建理论地基:新文学批评的多元格局》《“作家论”热潮中的作家经典化实践》《新文学文体形式批评及美学规则构建》《“史”的构建与新文学的知识图谱确立》,从该时段文学批评/研究的基本形态、“作家论”的作家历史定位、文学文体研究的规则构建、新文学史的历史编排等四个角度来展开,在勾勒历史基本结构线索的同时,尽可能让历史细节浮现出来。本著不预设1928-1937年的现代文学批评研究有某种达成一致的目标奔赴,对那种由后见之明而带来的一刀切的宏论保持警觉。让各方批评/研究的声音有存在的一席之位,呈现该十年现代文学研究史丰富复杂的面貌,是本著的目标所在。


本文选自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通史》第二卷

《多元共生》







目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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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言


第一章  重建地基:新文学理论批评的多元格局

第一节 扭转与坚持:1928年之后的新文学生态

一、强势扭转:以清算“五四”作家起步

二、重新定义“文学”:革命文学理论的提出

三、自我反省:《地泉》五序言的调整

四、时代潮流裹挟下的各方坚持

五、文艺自由论辩背景下多元局面的确立

第二节 确立新坐标:社会/历史批评引领主流

一、阶级论的登台:钱杏邨与革命文学批评

二、“为人生”传统的延伸:茅盾的社会/历史批评

三、“左翼”文艺批评路线的形成:从瞿秋白到冯雪峰

四、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落实:从胡风到周扬

第三节 站在自由的角度:新文学理论批评的另一面

一、呼吁文学纪律:梁实秋的文艺理论

二、建构诗学理论:从朱光潜到梁宗岱

三、以个人的方式介入现实:沈从文的文学批评

四、我说我话:李健吾/李长之的体验式批评

五、新文学学理研究的开端:朱自清的《纲要》


第二章 “作家论”热潮中的作家经典化实践

第一节  “鲁迅”热点、“鲁迅”定位及其经典化实践

一、众声交汇中的“鲁迅”热点和“鲁迅”定位

二、走进深层:鲁迅作品的文本细读与艺术评论

三、小品文热中的“鲁迅”笔法和“鲁迅”象征

四、进入“文学史”:关于鲁迅的史学定位

五、盖棺之论与鲁迅学的起步

第二节 自我阐释与他人论述:“周作人”的经典化构建

一、唱和、生成:苦雨斋文化圈的自我彰显

二、论辩的效应:两种“周作人论”的交锋及协调

三、“一座孤傲的山峰”:小品文标杆形象的确立

第三节 “作家论”热潮中的新文学家等级化实践

一、时代性思想性价值优先的“作家论”主流

二、作家论写作中的几个典型个案

三、以“女”为群的“女作家论”

第四节 为历史留“传”

一、记人叙事之风的流行

二、亦评亦传:关于作家的多重叙述

三、社会热点与传记写作:以“丁玲事件”为例

四、自传的史学意识和多样化实践


第三章:新文学文体形式批评的美学规则构建

第一节 小说文体批评的规则化实践

一、“现实主义”笔法在小说美学等级中的优势地位

二、从形式着眼:抒情小说批评的“艺术至上”取向

三、构建小说学:以“巴金”、“老舍”、“新感觉派”研究为例

第二节 散文新秩序的确立

一、为现代散文溯源:散文新秩序的前期工作

二、文体包含思想:杂文与小品文的价值论辩

三、散文个案研究与个人的“散文史”

第三节 新诗价值再衡定与1930年代的新诗批评

一、诗论诗学的多元交汇和诗群的理论表达

二、诗评的参与:诗的观念开拓和规则确立

三、中国诗歌会理论批评的另开路径

第四节 现代剧批评和研究的起步

一、超越或推进:戏剧运动的理论探讨

二、新剧批评的多元形态

三、规范与反规范:“曹禺”现象讨论及戏剧范式重建


第四章 “史”的构建与新文学的知识图谱确立

第一节 撰史:新文学的秩序设计

一、初期新文学撰史的两种框架:运动史与创作史

二、新文学运动史的率先引领

三、梳理细节:新文学创作史的艺术倚重

四、大学课堂上的“新文学史”

五、保守主义者的另建规则:钱基博的撰史

第二节 专题研究:新文学历史化、制度化的初期实践

一、专题史研究的立场和角度

二、社团、地域研究的历史构想

三、年度研究:编结历史时间之网

第三节 《中国新文学大系》:绘制新文学的历史图景

一、搭建历史框架:理论、史料集《导论》的铺排

二、从不同角度切入:三卷小说集《导论》的各有说法

三、筑构新文学多个侧面:散文、诗、戏剧诸集《导论》的叙述

四、“选本”的历史考虑与个人角度


余 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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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 | life扣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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