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批评 |李斌：年轻一代研究郭沫若的意义和可能性——读刘奎《诗人革命家:抗战时期的郭沫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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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批评

编者按

刘奎的著作《诗人革命家:抗战时期的郭沫若》由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出版，同为郭沫若研究专家，李斌藉此书评表达新一代“郭沫若研究”青年学人的观点与态度。在文中李斌回顾了郭沫若研究前三代学人的研究成果，以李斌、刘奎为主力的第四代郭沫若研究学人作为“后革命”一代，面临的研究更加复杂。像《诗人革命家》这样的书名即直接显示出这一代新学人研究郭沫若的问题意识所在：作为“后革命”的一代如何打开“革命者的历史遗产”。另外，当下青年学人具有打破专业壁垒的学术勇气和开阔视野，善于吸纳各方所长为已所用。相信以《诗人革命家》为代表的新一代的郭沫若研究成果，预示着郭沫若研究新的历史高度即将到来。

本文原载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0年第5期，转载自公众号“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特此感谢！

李斌

年轻一代研究郭沫若的意义和可能性 

——读刘奎《诗人革命家:抗战时期的郭沫若》 

之所以起这样一个正标题，因为刘奎的《诗人革命家:抗战时期的郭沫若》 (下文简称《诗人革命家》)代表了近年来郭沫若研究的高度，而这样的高度是由一位出生在“后革命”时代的“80后”学者所达到的。同为“80后”的我，和刘奎共享了这个时代的文化氛围、问题意识以及安身立命的方式，面临着共同的 困惑以及新的可能性，而且也都不再是少年了。当我们这一代讨论郭沫若的时候，我们究竟在讨论什么?

《诗人革命家》

刘奎

一

刘奎在《诗人革命家》的《后记》中认为:“即以郭沫若研究界的现状言，目前成果最著者也依旧是史料的辑佚、考辨与释读工作，像蔡震、魏建、廖久明等郭沫若研究专家依然在从事这方面的工作。” 1 对此，刘奎非常谦逊地表达了推崇和认可。但刘奎没有言明的，是他跟蔡震等人研究郭沫若的不同路径，这一不同，凸显了郭沫若研究者的代际差异。

郭沫若研究的真正展开，是在1978年郭沫若逝世之后。这四十年的郭沫若研究先后经历了四代学者。第一代是周扬、阳翰笙、林林等人，他们是郭沫若的同时代人，也是郭沫若的朋友。1978年之后，在文化领域的一些重要岗位任职的他们申报成立了郭沫若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发起组织了中国郭沫若研究会，为郭沫若研究提供了组织保障和政策支持。但他们事务繁忙、已届高龄，精力不济，很少从事具体的研究工作。第二代以林甘泉、黄侯兴、王锦厚等人为代表， 他们出生于上世纪30年代，在走上学术道路之前有着丰富的人生经历。1980年代郭沫若研究曾经经历了短暂的繁荣期，这一代人正是中坚和主力。他们编纂了《郭沫若全集》《郭沫若年谱》《郭沫若著译系年》等著作，奠定了郭沫若研究的基础。他们在进行郭沫若的文献史料的整理的同时，也并不放弃对有关郭沫若的重要问题的探讨，比如关于《女神》《屈原》等作品的艺术价值，郭沫若的泛神论思想，马克思主义理论对郭沫若的影响，郭沫若与中国社会史分期等。但关于郭沫若的文学研究和史学研究基本上各自为阵，文学研究受1980年代纯文学观念的影响，侧重于探讨郭沫若作品的艺术价值，史学研究则完全在史学史的框架下进行。第三代郭沫若研究者出生于1940—1960年代，以蔡震、魏建、李怡、廖久明等为代表。他们的学术起步是在1980年代，受时代风气的影响，他们刚起步时也写过很多问题意识鲜明的论文，虽然现在李怡、贾振勇等还坚持这样做，但新世纪以来，这一代学者大部分转向史料考证。在他们看来，在1980年代的氛围中写出的讨论作品思想或艺术价值的论文，可能会随着时代的变迁成为过眼云烟，而只有扎扎实实的史料考证才能传之久远。蔡震等人更多的是继承了实证派的传统，主要目的是追求郭沫若生平史料的完善，比如，“在现有史料中，包括郭沫若的自传中，所述史实、史事，时有史误出现。有历史空白点和史料的遗阕，自然需要拾遗补阙，而史实、史事的舛误，或者会致研究者‘误入歧途’，那就更需要对‘现成’的史料再做爬梳整理与考辨的工作” 2 。他们的代表性成果，是新出的五卷本《郭沫若年谱长编》和一些扎实的史料考证文章。对此，他们同代人是有所质疑的。陈晓春就曾指出:“我们和文献史料派一样痛感于郭沫若研究的裹足不前的现状，一样痛感于一些基本文献史料的错漏，但我们不认为‘见物不见人’的文献史料的搜集考证就能推动郭沫若研究的走向深入，历史学从本质上说仍然是人文的而非科学的，在历史研究中起关键作用的还是史家主体的理性批判精神，也就是综合理解力和感受力而形成的一种质疑和批判。” 3 我十分认同陈晓春的反思。史料是一切工作的基础，对于花费宝贵精力长期从事这种基础工作的学者，我和刘奎一样心怀敬仰。但这么多年来，对于郭沫若的不理解、质疑、非议，郭沫若研究界并不能做出有效回应，其成果不能解决大众关心的问题，逐渐引不起读书界的兴趣，自然也就边缘化了。在我看来，第三代郭沫若研究者将主要精力从事于文献史料整理工作，这夯实了郭沫若研究的基础，但郭沫若研究之所以边缘化，也跟他们只埋头于史料的考证而忽略探求郭沫若研究的可能性——缺少汪晖、钱理群、王富仁等学者在鲁迅研究中所做的类似的工作——密切相关。

陈晓春的反思，伴随着第四代郭沫若研究者的出场。近年来，活跃于郭沫若研究界的是几位“80后”的青年学者，如果说郭沫若研究的回暖是学界的普遍观感的话，主要依据就是青年学者的成果，《诗人革命家》是主要代表。从这本著作中，我们也可以看出第四代郭沫若研究者，即我们这一代和前辈的区别来。

蔡震

李国华

以刘奎为代表的我们这一代郭沫若研究者并不排斥史料整理，相反，我们将史料的搜集、整理、考辨作为我们研究工作的出发点。刘奎十分重视史料工作，我们曾经一起收集过《郭沫若全集》的所有原刊文。吴晓东在《代序》中提醒:“在答辩会上，孙玉石老师特别指出，全书三十几万字，上千条注释，没有一个注取自《郭沫若全集》，而是全部来源于原刊和初版本。”(第6页)这虽然未免令人感觉有点洁癖，却体现了我们这一代对史料的高度重视。我还发现，《诗人革命家》多处参考了蔡震、廖久明等学者的史料考证成果，比如对郭沫若四字韵旧体诗的论述等，这说明我们这一代并不是要沙地建塔，而是要将我们的研究工作建立在前人已经达到的高度之上。但我们这一代却不满足于像第三代那样仅仅做史料工作，是不是返回第二代的研究路径了呢?也不是。《诗人革命家》的第四章是《学术研究的历史想象力》，讨论了郭沫若对墨家思想研究、儒家思想研究和《甲申三百年祭》的研究，这要搁在第二代学者那里，一位文学博士打破专业壁垒讨论史学方面的问题，那是不可想象的。当然，这可能引发新的问题，但这种打破专业壁垒的学术勇气恰恰体现了我们这一代学者的特点。我也注意到刘奎引用了不少英文著作，这也是不易从第二代、第三代学者的成果中发现的。郭沫若精通三门外语，在日本生活长达20年，长期阅读和翻译德国、美国、日本等国的学术著作和文学经典，如果研究者不进行跨语际、跨文化的阅读和思考，如何能够抵达郭沫若的精神内核呢?所以，以《诗人革命家》为代表的我们这一代的郭沫若研究成果，预示着郭沫若研究的新的历史高度即将到来。

二

刘奎在《诗人革命家》的《余论》中认为:“身处消费时代，如何打开郭沫若这个革命者的历史遗产，本来就是一个问题”，而他的种种努力，“也是处于‘后革命’语境中的我们，重拾郭沫若的某种不得已的途径。”(第392页)吴晓东在《代序》中亦说:“刘奎研究郭沫若的问题意识其实来自他这一代人所身处的‘后革命’的历史语境，他首先直面的问题，是他所隶属的一代年轻学人是否还能理解以及应该如何理解郭沫若这样的具有相当的历史复杂性和丰富性的革命作家。而直面郭沫若的复杂性和丰富性本身，或者把复杂性和丰富性作为一个前提性问题，构成的是刘奎所应对的基本课题，背后牵涉的是一代人理解20世纪中国革命史以及中国现代史本身这样的具有世纪性意义的大课题。”(第2页) 和吴晓东形成对话的，是刘奎在《后记》中透露的一个有意味的细节:王德威嘱咐他多向钱理群先生请教，“因为在他看来，可能只有钱老师那一代人才能够理解郭沫若的复杂性”。(第420页)刘奎以这本书回应了王德威的判断，而吴晓东则对此表示了理解和肯定。其实，出生于“后革命”时代的青年学者如何理解和打开郭沫若，这是否可能，不仅是这三位学者的核心关切，还是一个普遍的共享的时代观念。我在近年来的演讲和论文中，也多次提到“后革命时代如何评价郭沫若”、郭沫若与“短二十世纪”这样的问题。

郭沫若是《诗人革命家》的主要研究对象，但这本著作的问题意识却是“我 们这一代”如何打开“革命者的历史遗产”。生长于“后革命”时代的我们，为什么要讨论“革命者的历史遗产”，又为什么会选择郭沫若作为讨论这个大课题的媒介?以刘奎为代表的“我们这一代”在讨论这个大课题时，有哪些优势，又有哪些劣势?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讨论得如何?意义何在?这是我阅读《诗人革命家》时主要思考的问题。

郭沫若

阳翰笙

回顾历史，是为了更好地应对现实、设计未来。中国古代有资政通鉴的传统，郭沫若也曾在《中国古代社会史研究》中表示:“对于未来社会的待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 4 我们这一代年轻的文学研究者面对着资本主义的全球化，面对着复杂的国际关系、日益固化的阶层和贫富分化越来越严重的现实，有我们的困惑、思考和展望。面对着文学研究日益边缘化，我们不甘心，也进行了努力。努力的方向之一，就是从中国的20世纪，那样一个具有丰富性、复杂性和无限可能性的世纪中寻求经验。我们这一代和上一代研究者不同，我们重新正视革命历史。20世纪中国文学，最主要的不是现代派，而是“革 命者的历史遗产”。刘奎在《后记》中认为:“郭沫若于1978年过世，恰逢改革开放元年，其生平几乎与‘短20世纪’的历史相伴随，见证了中国革命的兴起、受挫、发展与消歇，几乎从始至终地参与了这个过程。”(第419页)这个说法当然是一个历史常识，但此处的强调，是想说明郭沫若代表“革命者的历史遗产”是合适的。在1980年代，我们在思想文化领域中有过一次明显的断裂。我们今天在学界占据主导的思想观念就是这次断裂的成果。曾经一度占据主流的“革命者的历史遗产”或者进入博物馆的库房，成为尘封的往事;或者成为被推倒的雕塑，任路人践踏而过。相反，一些曾经被淘汰的边缘作家和边缘现象在文献史料派和海外中国学的合力下被重新打捞起来。但这样我们就能真正和20世纪中国对话么?对此，刘奎是清醒的:“学界近年来便多将注意力转向边缘，尤其是海外中国学的影响，这种思路在瓦解革命的宏大叙事方面尤其有效，如杜赞奇的《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便试图从各类边缘重新讲述现代中国的故事，但这种解构色彩颇重的重新叙述，实际上很难真正切进中国现代问题的核心结构。”他不愿意这样，而是要探讨以郭沫若为代表的“这个‘主流’是如何生成的，其内景如何，有何历史经验等问题”。(第31、32页)

我们这一代有什么优势去打开“革命者的历史遗产”呢?刘奎在《绪论》中谈到1998年出版的《反思郭沫若》所代表的时代思潮时认为:“责难郭沫若成为一种习惯，但具体所指却并不明确，郭沫若逐渐变成一个文化标签，从一个历史人物，变成了人人均可臧否的文化符号。”(第8页)如果稍微熟悉这些年来关于郭沫若的大众舆论，我们将会承认刘奎揭示的是一个事实。作为《反思郭沫若》的推手和主要作者，陈明远、丁东等人受过革命的伤害，他们对革命中国有着伴随身体反应的痛苦记忆，和他们共享这一记忆的“归来者”“复出者”不在少数。郭沫若作为革命中国在文化领域的象征，成为他们“去革命化”行动中必然要推倒的对象。从这一角度来说，他们的“反思”很难说是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故而伪造材料者有之，偏听一面之词者有之。这样的“反思”迎合了“后革命”的时代氛围，不是对话，而是审判，体现的是胜利者的文化霸权。而出生在“后革命”时代的我们这一代则明显不同，我们对于革命中国没有那种痛苦的身体记忆，也就没有背上沉重的时代包袱，从而可以轻装上阵，坦然讨论革命，这也就具备了和“短二十世纪”中国理性对话的条件。

自1980年代以来，对于郭沫若的“革命者”身份，大多数郭沫若研究者或者避而不谈，或者言之不详，这跟“后革命”时期的“去革命化”氛围是合拍的。现在，当我们这一代重新讨论作为“革命者”的郭沫若时，这本身就意味着郭沫若研究的重大突破。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作者: 郭沫若

出版社: 上海联合书店
出版时间:1930

三

从打开“革命者的历史遗产”这一角度阅读，这本著作带给我们很多惊喜。

正如我在前面讨论郭沫若研究的代际划分时所提到的，我欣赏刘奎根据自己打开“革命者的历史遗产”的需要，自由出入于新旧文学、学术著作和文学研究、文字表达和社会现实之间。其实，所谓新旧文学的畛域、文学作品和学术研究的区划，虽然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确实强调过，但在抗战时期则基本被打破了。研究抗战时期的文学和文化，可能和我们使用1980年代的认识装置去思考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情况不大一样，很多年轻学者的研究已经有所突破。何况对于郭沫若这样的“革命者”，他并不是要做一个纯粹的文学家或纯粹的学者，根据革命需要，他自由使用演讲、新诗、旧体诗词、戏剧创作、学术研究等多种表达方式。与其像我们的前辈那样，从这些文体各自内在的诗学规律去分门别类进行讨论，不如将这些文体向社会历史敞开。我们这一代对上一代学术的突破之一，就是打破了束缚在文学上的一系列自足性的观念，而将文本向社会和历史敞开。1980年代以来的文学研究，为了突破僵化的社会历史决定论，更强调文学本体， 强调各种文体内部的发展规律，所以有新诗史、小说史、话剧史、散文史之类的分文体的文学史的编撰，有对欧美新批评方法的借鉴。但到了我们这一代学者，面对的是越来越固化了的、缺乏活力的文体观念，越来越边缘化的文学史研究现状，于是我们有了突破主流研究，打开研究边界，让文学研究向历史和社会重新敞开的冲动。这次重新敞开，和1980年代以前的敞开不大一样，这次的敞开更多的是分享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各种批判理论资源。《诗人革命家》正是处于这一文学史研究的脉络之中。对此，刘奎是自觉的，他在《余论》中认为:“我们之所以重新回到抗战时期的郭沫若，将他彼时各种身份、表达与时代问题加以考察，并非是要为这个时代增加一个分裂的历史主体，或一堆难以拾掇的历史碎片。相反地，我们试图将郭沫若的每一种身份、每一种表达，都视为一种切入社会与时代问题的方式，或打入历史内部的一枚楔子，从整体上呈现一个与社会、历史有着密切关联的、有机的主体。”(第392页)在《诗人革命家》中，郭沫若的每一次“表达”都“与社会、历史有着密切关联”:比如讨论郭沫若的屈原言说，既向屈原研究的历史充分敞开，也放置在抗战时期屈原研究和诗人节活动的社会背景之中;讨论郭沫若抗战时期的诗词唱和，既放在文人士大夫的修禊、寿诗的传统之中，也放在陪都新文化人和清遗民、革命耆老杂处的社会现实之中。故而该书每一章都很精彩，都是对已有文学史研究框架和既成结论的突破，当然也是对郭沫若研究的突破。

我也很欣赏刘奎注意到“郭沫若作为一个个体，其思想上的内在延续性” (第264页)，从而从“浪漫的情感政治学”的角度对郭沫若所做的统摄，这不仅是一次打通郭沫若在抗战时期各种表达方式的努力，也是一次打通五四运动时期、流亡日本时期、抗战时期，即整个现代文学三十年中的郭沫若的努力。刘奎认为，郭沫若在抗战初期的身份转化，“是伴随着浪漫激情的复归完成的。如果联系到1920年代中后期他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转向，不难发现这二者之间的某种悖论式关联，即，他从文学转向革命，是借助对浪漫主义的批判才得以完成，而此时却需要重新激活体内的浪漫情感，以重新回到政治实践和社会活动领域，抒情不仅不再是革命的阻力，反而是一种有机的理论。那么，该如何理解浪漫激情在话语实践与政治实践这两个不同的领域中所扮演的不同角色?为何在郭沫若这里激情不再是走向政治实践的障碍，它是如何从小资情调转化为实践动力的?抗战时期的郭沫若所体现的情感和政治间的关系，与革命文学时期乃至‘五四’时期的相关讨论之间，又有何对话关系，只有厘清这些问题，我们对抗战期间的郭沫若的政治实践与历史选择，才会有更为明晰的把握”(第36页)。这样的问题意识，不仅十分重要，而且从某种角度上说符合郭沫若的实际状态。刘奎由此出发，将《屈原》界定为“情感教育剧”，并从“声韵共同体”的角度探讨郭沫若与重庆士林之间的唱和，而且多次运用比兴的传统和郭沫若的表达做一个“历史对位法”。这都属于卓见。而强调浪漫主义或者说情感力量在作为革命者的郭沫若身上的重要性，从某种角度上说，可能正是切中了中国左翼文化人的本质。正如刘奎所说:“中国的左翼浪漫派的特点在于，其抒情的政治能量不是停留于历史想象，也不仅仅是被革命话语所征用，而是以抒情的主体投入到革命实践之中。”(第59页)刘奎的探索，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讨论中国革命和浪漫主义的关系。

《郭沫若百年诞辰纪念文集》

出版社: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时间:1994

面对“革命者的历史遗产”，我们这一代和1980年代以前的研究不同，我们不愿意对“革命者”做本质化的理解，而是充分重视“革命者”的复杂性。《诗人革命家》中的很多论述，比如郭沫若从“有经有权”的角度解读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郭沫若在对儒学的推崇中所体现出的“革命士大夫”的一面，郭沫若对“本土革命道统的建设”(第288页)的独特性等，都体现了刘奎对作为“革命者”的郭沫若的复杂性的探讨。只有面对这一复杂性，辨析这一复杂性，才能真正打开“革命者的历史遗产”。

四

在《诗人革命家》中，郭沫若的身份一方面是“革命者”，另一方面又是“无党派民主人士”“中间势力”(第313页)，这两者虽然并不矛盾，却值得研究。正是从“无党派民主人士”“中间势力”这一身份出发，刘奎不信任郭沫若、阳翰笙等人的抗战回忆录，认为他们对于国民政府的怨气更多是出于后设的 历史视野，所以是“为抗战初期的政治活动洗白”“尽力将这段历史洗白”(第 75页)。他还从郭沫若删改前的拥护蒋介石的文字中，得出“就郭沫若抗战初期的话语与政治实践来看，将其置于国民党左派的传统来考察也未尝不可”(第77 页)。甚至“在大后方左翼文学的脉络之内，也可能独立生长出工农兵文艺，或者说，国统区或国民党也可以有自己的工农兵文艺”。(第71页)对此，我的看法不大一样。全面抗战爆发后，郭沫若别妇抛雏回到国内，很快就处于中共的影响之下。从现在已知的材料可以肯定，他虽然公开的身份是无党派民主人士，但更重要的身份是中共的秘密党员。郭沫若纪念馆后罩房“妈妈屋”展厅展出了一封邓颖超1938年给于立群的信的复印件。邓颖超告诉于立群，她和郭沫若介绍她入党了。这是郭沫若是中共党员的最直接证据，因为按照党内规定，他只有自己是一名中共党员，才可能介绍另一个人入党。据郭平英多方调查，郭沫若在抗战时期作为中共的秘密党员，接受周恩来的单线领导，以代号K缴纳党费。5 清楚了郭沫若这一身份，我们对于郭沫若、阳翰笙的抗战回忆录是否“尽力将这段历史洗白”，就可以多一份同情的理解。作为中共秘密党员的郭沫若，和“国民党左派的传统”尽管有很多相似处，但也有本质的不同。大后方的左翼文学，是由郭沫若这样的中共秘密党员甚至公开的中共党员领导的，从这个脉络中生长出来 的“工农兵文艺”，可能和延安的“工农兵文艺”有所区别，但不能由此等同于 “国统区或国民党也可以有自己的工农兵文艺”。国统区尤其是陪都重庆的政治力量复杂交错，不能认为其中的文化实践不属于共产党就属于国民党，更不能认为在国统区发生的文化应该归属于国民党。

当然，刘奎此处对郭沫若身份的判定，是源自1980年代以来的多数郭沫若研究成果，并不能由他独自负责。但这暴露出我们这一代进入历史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劣势。历史上很多事情留下了档案和文字记载，但很多事情没有留下记载，在“后革命”时期出生的我们，对于“革命”只能依据文字记载去把握，那我们对于革命的复杂性究竟能够理解到什么程度呢?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对于阳翰笙等革命亲历者的回忆，应该抱有更多的敬畏，而不是急于做出判断。

《女神之光：郭沫若传》

作者: 李斌

出版社: 作家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8-11-1

刘奎希望从“碎片”中形成“有机的主体”，这是否成功，我觉得可以继续探讨。《诗人革命家》以问题为结构，扇形般展开，优势是展示了这个主体的不同侧面，但这个主体既然是“有机”的，就要有成长的过程，而《诗人革命家》却让人看不出郭沫若这个“有机的主体”的成长过程。这可能跟刘奎过于借重文学社会学这一研究方法有关。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学社会学可以说是一种反作家论的研究方法，作家论强调主体的成长过程，而借重文学社会学的学者对于某一横截面，也就是主体的某一次“表达”，能够熟练使用理论和史料，在文本和社会历史之间来回出入，让主体和历史社会相互敞开，但对于主体是如何成长的，也就是不同“表达”之间的纵向联系，则往往缺乏深究。对于具体作家或者历史人物的研究，文学社会学和传统作家论的结合，可能是一条值得探讨的路径。

刘奎提出的作为“有机的主体”的郭沫若，按照本书的论旨来说，核心在于“浪漫的情感政治学”，我虽然在上文称赞这一提法的有效性，但这一有效性是有它的限度的。我觉得这是一种过于文学化的指认。吴晓东先生在《代序》中认为:“刘奎对‘诗人革命家’的形象设定，也使作为一个文学家的郭沫若显示出独特意义，最终事关我们对文学史研究的本体价值的体认。”(第6页)他从“文学家的郭沫若”这一角度来理解“诗人革命家”，这是符合《诗人革命家》的实际的，而在我看来，挑出“文学家的郭沫若”未尝不可，但有可能在具体展 开中带上我们这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因专业自恋而产生的盲见。如何界定郭沫若的身份，这是郭沫若研究中的核心问题之一，十分困难。李国华用“革命队伍中人” :6 来解读像郭沫若、赵树理那样的作家，这可以将郭沫若和其他作家区别开来，但只是对我们文学研究者而言具有有效性，对于近代史或中共党史研究者来说，郭沫若和叶挺等人都是“革命队伍中人”，这怎么区分呢?“诗人革命家”这一概念把“诗人”和“革命家”这两个郭沫若最重要的身份做了整合，也取得了一些突破。但一方面，我们不能说郭沫若在抗战时期的学术研究完全是“诗人”式的;另一方面，究竟怎么去理解“诗人革命家”这个词呢?相对于吴晓东和刘奎对“诗人”的强调，我更想强调“革命家”的一面。当刘奎强调“浪漫的情感政治学”时，我却想到了转向马克思主义者之后的郭沫若高度的组织纪律性。7

对于郭沫若身份命名的困难性，恰好说明了郭沫若的复杂性和可能性，刘奎探索到问题的核心，而且做出了有理有据的阐释，体现了直面困难的学术勇气，也取得了很大的突破。我之所以提出部分保留意见，将郭沫若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更直接地展示出来，是想说明郭沫若研究的空间仍然十分巨大，如何清理以郭沫若为代表的“革命者的历史遗产”，我们还有很多工作可做。

本文原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0年第5期

诗人革命家：抗战时期的郭沫若

作者: 刘奎 

出版社: 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 2019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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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刘奎:《后记》，《诗人革命家:抗战时期的郭沫若》，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416~417页。下文引用该书时，仅在文中用括号注明页码。

2 蔡震:《绪言:于细微处看历史》，《郭沫若生平史料摭拾》，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3年版，第3页。

3 陈晓春:《郭沫若研究与文献史料工作的反思——以〈女神〉研究为例》，《郭沫若学刊》2016年第4期。

4 郭沫若:《序》，《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上海联合书店1930年版，第1页。

5 郭平英:《一个共产党员的泰然》，《郭沫若百年诞辰纪念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

6 李国华:《如何研究“革命队伍中人”?——从李斌〈女神之光:郭沫若传〉谈起》，《文艺理论与批评》2019年第1期。

7 李斌:《河上肇早期学说、苏俄道路与郭沫若的思想转变》，《文学评论》201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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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 | 掉了脑袋的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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