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批评 | 李斌：郭沫若1945年对苏联的观察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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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1945年，郭沫若应苏联科学院邀请，出席了苏联科学院建院220周年大会。他在此期间所写的日记，后经整理成为《苏联纪行》得以发表。《苏联纪行》出现于战后世界格局形成、中苏谈判、国内民主运动高涨的特殊历史节点中，并且其自身也是充满意义裂缝的独特文本，它呈现了中国左翼知识分子的代表郭沫若在民族复兴和共产主义的愿景下，对在帝国追求与国际道义承担的交织更迭下的战后苏联所表达的观察与思考、洞察与盲见，这无疑为重新考察共产主义运动曲折而复杂的历史进程提供了特殊案例。那么，郭沫若为什么要写作《苏联纪行》？他在《苏联纪行》中进行了哪些政治和文化思考？对此展开探讨，有助于深入理解郭沫若的思想发展和当时左翼知识分子的思想状态。

本文原刊于《文艺理论与批评》2018年第4期，转载自“文艺理论与批评”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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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时代呼唤真的批评家

李斌

郭沫若 1945 年对苏联的观察与思考

1945年5月，苏联科学院邀请郭沫若与丁西林作为中国科学文化界的代表一起出席苏联科学院建院220周年大会。在获得国民政府批准后，郭沫若于6月9日乘坐美国军用飞机离开重庆，途径昆明、印度、伊朗，6月25日抵达莫斯科。在苏联科学院、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等机构的安排下，郭沫若游览了斯大林格勒、列宁格勒、塔什干等地，参观了许多研究所、博物馆、集体农场、工厂、学校及名人故居，在科学院、东方大学等机构开展了学术交流，欣赏了苏联的话剧、舞蹈、绘画，并和苏联政府工作人员、科学家、作家、艺术家及鲍罗廷、李立三、约翰孙博士等各界人士进行了广泛接触。8月16日，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第二天，郭沫若乘飞机回国。

《苏联纪行》由郭沫若在他写于6月9日至8月16日日记的基础上整理成书。1945年10月10日起在《新华日报》连载后，又被上海《时代》杂志、香港《正报》杂志、延安《解放日报》等报刊转载，受到知识界的广泛关注。1946年3月，《苏联纪行》作为中苏文化协会研究委员会研究丛书第三种在上海中外出版社出版。苏联学者罗果夫将它翻译成俄文，郭沫若写了序言。俄文版删去途中部分，更名为《苏联五十天》。郭沫若仿照罗果夫的办法，将《苏联纪行》删节改版为《苏联五十天》由新中国书局1949年出版发行，发行地域主要为北平、天津等新解放区。1959年，《苏联纪行》经过修改后收入《沫若文集》第九卷。

194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终于取得了胜利，这也成为奠定战后国际世界格局的关键一年，国内各种力量在国际形势下围绕战后中国重建的主导权展开了激烈角力。作为著名左翼知识分子和当时国统区文化界的代表人物，郭沫若为什么要写作《苏联纪行》？他在《苏联纪行》中进行了哪些政治和文化思考？对此展开探讨，有助于深入理解郭沫若的思想发展和当时左翼知识分子的思想状态。

 一 

在《苏联五十天》的《序》中，郭沫若说：“我们对于苏联，知道得实在太少了。而污蔑苏联的宣传品却是满坑满谷，一曝十寒，我们是容易受蒙蔽的。我是凭着我的耳闻目见在写，而且是凭着了我的良心。有不愿受蒙蔽的朋友，请来读我这部书，一定会于你们有帮助的。”“我们英语文明浸润得已经太深，而英语文明是已经太老了。今后为了补救我们自己，对于苏联文化，无论自然科学或精神科学，都有加紧吸收的必要。”[1]

郭沫若写作该书的目的是为了告以苏联“真相”，并以“苏联文化”补救“英语文明”之弊。该书的隐含读者是明确的。大多数共产党员本来就亲苏，他们没有必要再通过该书来消除因反苏宣传而产生的“蒙蔽”。国民党顽固派对苏联天生反感，是反苏宣传的推手，当然不需要郭沫若来“启蒙”。《苏联纪行》的隐含读者可能是介于共产党和国民党顽固派之间的第三方面力量和国民党内的开明派。其中包括黄炎培、张澜、罗隆基、章伯钧、柳亚子、冯玉祥等人，尤其是罗隆基这样有英美派背景，又在当时民主运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的民主人士。

赴苏联前，郭沫若在国统区参与领导了一场比较重要的民主运动，那就是1945年2月《文化界时局进言》的发表。进言要求共商国是，结束党治，停止审查制度，惩治贪官，枪口一致对外，尤其是最后一条，要求“取缔对盟邦歧视之言论，采取对英、美、苏平行外交，以博得盟邦之信任与谅解”。沈钧儒、柳亚子、马寅初、茅盾、老舍等312位文化名人在这个进言上签了名。

进言在《新华日报》发表后，国民政府十分恼怒，他们采取各种手段要求签名人士发表声明收回自己的言论，或者在另一个相反的宣言上签名，但都没有成功。复旦大学教授费巩因为在这个进言上签名，被国民政府秘密杀害。

国民政府查出《文化界时局进言》的起草者是郭沫若后，于1945年3月解散了郭沫若担任主任的军委会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邓初民、黄炎培等人为郭沫若鸣不平。邓初民认为，当时没有左派和右派的区别，只有民主和法西斯的区别。在这种情况下，郭沫若收到了访问苏联的邀请。在郭沫若出行前，有200多人为他送行，侯外庐在会上发表讲话，希望郭沫若“携世界民主潮流之真谛，以供建国之参考”[2]。

当时中国的民主力量特别希望了解苏联，侯外庐的发言代表了大多数民主人士的希求。郭沫若回国后，“朋友们很关切，在种种场合要我作报告，我作过了，而且翻来覆去地作过了。”他在这些报告中讲苏联的民主、苏联的男女平等、苏联的集体农场等。“朋友们不能满足——事实上是我不能使他们满足，还望我写些东西出来。大约以为我还有什么好的资料保留着的吧。”[3]这无疑是该书的重要催生因素。可以说，《苏联纪行》是当时民主人士认为国民党式的治国理念没办法进行下去了，而且有机会去探索一种新的国家和政权组织形式的背景下产生的。二战后期，苏联是中国的盟国，向苏联学习，也有合法性。

《苏联纪行》采用日记体裁，有两个主要原因。首要原因在于该书确实是在日记的基础上整理而成，郭沫若从苏联归国后立即投入了战后民主运动，他没有功夫像茅盾那样在《苏联日记》的基础上再系统地、分门别类地写作《苏联见闻录》和《杂谈苏联》。更重要的原因当是郭沫若有意为之，日记体、书信体比其他任何体裁都更能给人一种“真实”感，深谙浪漫主义文学传统的郭沫若再次熟练地运用这种体裁，以增强他书写苏联见闻时“耳闻目见”与“良心”的说服力。

《苏联纪行》发表前，按照郭沫若的习惯，他对原始日记应该有过整理，至于如何删减，由于他习惯于自传写作后不再保留日记，在见不到日记原貌的情况下，只能存而不论。不过明确郭沫若整理日记的时间也有帮助。《苏联纪行》1945年10月10日在《新华日报》开始连载。这一天是“双十协定”签订的时间；1946年1月22日连载完毕，当天郭沫若出席旧政协纲领组第4次会议。这正是战后短暂的和平期，是战后民主政治较有希望，也是第三方面民主人士最为活跃、在政治上最受尊重的时期。郭沫若将苏联“真相”写给第三方面民主人士看，有着他在政治上的明确目的。

《苏联纪行》在收入1959年出版的《沫若文集》时有修改。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改动，是对齐赫文斯基的称呼由“先生”改为“同志”。齐赫文斯基抗战时期在重庆工作过，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苏联驻华大使馆参赞，跟郭沫若私交甚好。1945年他在苏联科学院参与接待了郭沫若。“先生”一词在古代汉语中含义复杂，民国时期，“‘先生’是我国日常生活中最常用的称谓语”，而“同志”这一称谓则“具有浓厚的政治气息”[4]。在20世纪，中国的“同志”一词来自于日语，而这个日语词则译自英语“comrade”，“狭义是特指同一政党的成员，广义则指具有共同的政治理想、或为共同事业而奋斗的人群”[5]。在现代中国，“同志”称谓局限于“革命团体内部成员之间”[6]，具有“浓厚的革命情感”[7]。大革命期间，郭沫若和苏联人是同志，新中国成立后，他跟苏联人也是同志。但在这个特殊时刻，他们之间是“先生”。“先生”的身份表明了苏联人接待郭沫若的方式。郭沫若和很多资产阶级国家的科学家、历史学家一样被邀请参加这个活动，他去乌兹别克加盟共和国，是和英国一个主教约翰孙博士同行。也就是说，苏联人没有将他当成革命团体内部的成员。

1945 年，郭沫若访问苏联乌兹别克加盟共和国

当时中苏之间正在进行中苏条约的谈判。中国代表团成员熊式辉在苏联告诉了郭沫若日本要投降的消息。熊式辉曾经是著名的反共人士，1931年担任江西省政府主席，很有“政绩”。他主张从“政治”上围剿苏区，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与被迫长征，跟他有很大关系。跟熊式辉一同出现的是沈鸿烈，他曾担任青岛市长和山东省长，也是坚定的反共人士。郭沫若跟这些人在苏联见面，也说明了当时他在苏联人眼中的身份。

这个身份，也是郭沫若要展示给他的读者的。他的读者主要是第三方面人士，如果这些人到苏联，也是以这种身份被苏联接待。所以《苏联纪行》和它的读者的关系拉得很近，这有助于读者接受其所介绍的苏联。

 二 

郭沫若是著名的左派文人，早在北伐战争前，他就敬仰列宁、向往苏联，抗战时期，他是重庆文化界最有名的亲苏亲共者之一。而苏联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巨大贡献和经济建设取得的成就是不争的事实。所以郭沫若在《苏联纪行》中并不掩饰自己的立场和态度。

苏联是郭沫若的精神故乡，“能够到苏联，自然是多年的宿愿。”[8]所以他一到达莫斯科，就兴奋得如同回到老家：“在照片和电影里面久已熟悉了的红场，克里姆林宫的尖塔，尖塔顶上的金星红星，都呈着欢喜的颜色在表示欢迎，好像在说：‘老乡，你来了！’”“是的，我来了。我确是到了莫斯科，就好像回到了自己的老家一样。我当然不懂话，但当一个赤子初到他的家的时候，他能懂话吗？”[9]这跟郭沫若此前在文章和演讲中对待苏联的态度是一致的。

访苏期间，郭沫若时刻系念祖国，他不时对比苏联和中国，苏联的成就让他对中国的现状充满焦虑。6月27日，郭沫若被引导参观了列宁格勒附近的普尔珂夫山，“才见到战事的激烈和德寇的凶顽，同时也才见到苏联人民和红军的英勇。山川草木和我的故国很相仿佛，尤其是仿佛江南的风光，我到了这儿，也就仿佛到了江南。像这样战斗激烈的地方，在江南也有不少，但到今八年了，我们还没有把日寇赶走，我们的同胞还在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因此在我钦佩苏联的人民和红军的另一面，我深深感觉着惭愧。”[10]在乌兹别克参观期间，他“清晨独步园中，忧国之念不可遏止。国在人为，乌兹白克在帝俄时代乃受高度压制之殖民地，革命以后不足三十年，羁绊解除，人民康乐，羡慕何可极？而返观我国，则外患未除，内忧未已，水深火热，地狱无殊，我虽遨游天外，能无介然于怀？”[11]在约翰孙博士的欢送会上，一向率真的郭沫若却高兴不起来，“我自己心里委实是有不能释放的隐忧。我羡慕苏联人民和苏联作家，他们的国是建成功了，战是抗胜利了，他们能够由衷的快乐。但是，我能够吗？”[12]这是真挚情感的流露，同时这也是为了诉诸该书的隐含读者，因为他们正处于同一情感结构之中，《苏联纪行》如此进入对苏联经验的汲取也就更易被它的读者所接受。

正是从中国未来如何建设出发，郭沫若如同学生一样，处处想从苏联学到东西：“我自己是抱着唐僧取经到西天去的精神到苏联去的”[13]，“我是怀抱着玄奘赴印度时的那样的心情来的”[14]。“苏联值得学习的东西太多了”[15]。

但无可讳言的是，郭沫若对苏联的理解其实到苏联之前就已经成型了。他在苏联的见闻大多只是印证了他已有的理解。他认为苏联能够取得巨大成就，在于人民做了国家的主人。他到苏联的第三天，就在苏联科学院的祝辞中说，苏联之所以能够在不足三十年的时间建立了光辉灿烂的社会主义国家，不足四年打败了最凶顽的德国法西斯，是因为在苏联，“科学是纯粹为人民服务的，科学和人民结合了。这便增加了科学的力量，也增加了人民的力量。这便是苏联的建国成功和抗战胜利的一个主要的因素。”[16]6月28日，郭沫若在东方学院又说：“科学要为人民服务，科学才能获得正常的发展。人民要被科学武装，人民才会发挥伟大的力量。这科学与人民的结合，只有在苏联是确实地做到了。”[17]

从人民主人翁地位这一理解出发，他时刻注意到苏联工人农民的精神风貌。他在乌兹别克发现：“农民能欣赏近代音乐，这程度之高是足以惊人的。”[18]苏联工人喜欢看戏，在剧院周围到处都有人问郭沫若手中的票是否出售。郭沫若感叹说：“我真是很爱慕这样的国民，他们真正了解对于人生必要的娱乐。这自然也是物质条件使他们这样的，他们的生活有保障，工作有保障，做了好多工便有好多报酬，医疗助产是官费，用不着有了今天愁明天，得到甘肃望西蜀。他们所得到的报酬自然便会要求正当的享受了。葛天氏之民欤？无怀氏之民欤？这是古人的乌托邦式的想象，而在苏联则是现实。”[19]苏联的工人农民之所以如此幸福，得益于政府的关怀：“工人的福利是照顾得很周到的。工厂之外有花园设备，树木繁茂，浑如公园。”[20]

当郭沫若参观完乌兹别克和斯大林格勒后，他总结说：“我们看到苏联红军的英勇，而同时也看到了苏联人民和苏联学者的英勇。尤其在我自己，因为是中国人，更增加了无限的景仰和勇气。中国还在日寇的铁蹄下，为什么我们不能够象保卫斯大林格勒的英雄们一样，把祖国解放出来？中国也建设了三十多年，为什么我们不能够象乌兹白克的人民一样，把祖国建设成和平幸福的国家？能够的！但需要一个前提，便是国家要真正成为人民的国家，人民然后才能够拿出自己的力量。”[21]

当郭沫若极力赞美苏联工人农民的精神风貌和福利待遇时，他可能并没有看到苏联的另一面。我们可以通过和纪德观察的对比来说明。纪德在1930年代参观了苏联，尽管他也在少先营里看到“孩子们都很漂亮，营养良好（每天吃五顿饭），受到很好的照顾，甚至受到宠爱”，苏联的“文化公园”里“到处是一片热情洋溢的欢乐景象”，但他也发现了苏联人“异乎寻常的懒惰”[22]。像郭沫若一样，纪德也参观了集体农场，但他考察的出发点并不在于表面的经济数据，而是关心“人们怎样改造人，人们把人改造得怎样了”[23]。从这一角度出发，纪德发现“每一住所都是一模一样，完全可以互换，连集体农庄的庄员们也是一模一样，可以调换，如果他们互相换一下位置也不会被人察觉的”，“他们的卧室只是睡觉的窝而已”，“众人的幸福是以每个人的非个性化取得的，众人的幸福是以牺牲个人而得到。为了得到幸福，就得听话、随大流。”[24]显然，相比于郭沫若，纪德从另一个角度看到了苏联阳光下的阴影。

郭沫若显然体会到了苏联物质的匮乏，比如他归国前想在莫斯科为孩子们买些玩具，“但因战事关系，玩具多停止生产。”他还想买一只皮箱，“亦不可得”。对此，郭沫若解释说：“这些现象并不表示着苏联物质的彻底缺乏，而是表示着生产计划和管制的彻底严密。”[25]纪德也注意到了苏联日常生活所需物品的匮乏，“连吃饱都成问题”[26]，但他更关注在这种匮乏面前苏联人民和政府的态度。他观察到：“这里，重要的是让人们相信，他们在等待更好的日子来临时，已经过上了好日子，别的地方的人们都不如他们幸福。只有倍加小心地阻止与外界（我指的是境外）的交流才能做到这一点。由于阻止了和外界的联系，在同等生活状况下，甚至明显低下的情况下，俄国工人仍认为他们的生活是幸福的，比法国工人幸福得多。他们的幸福是建立在期望、信任和无知之上。”[27]正是这种因无知而产生的心满意足，使得苏联丧失了对自己发展模式的反省能力。事实上，苏联后来的崩溃跟片面发展重工业，不重视人民的日常物质生活的满足有很大关系。

《苏联纪行》在《新华日报》上连载

《苏联纪行》始终强调人民民主，认为这是跟英美的资本主义民主的本质区别，比如作者认为英美与乌兹别克加盟共和国之间的区别在于：“前者是资本家做主人，而后者的主人就是工人。”[28]中共一直以来的重要政治主张是确立工农阶级的领导地位，人民民主是中共对战后新民主主义社会规划的关键。郭沫若在《苏联纪行》中力图用事实说明，苏联正是因为有了人民民主，才有了对战争创伤的有效恢复和科学文化的高度繁荣，苏联的成功得力于人民主人翁地位的确立。《苏联纪行》实际上是要告诉它的隐含读者，共产党国家不仅能够战胜法西斯，而且能够达到建成国家的繁荣这一抗战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孜孜以求的目标，这无疑是为中共在国共谈判和政协会议上增加筹码。只有明确这一写作目的，才能理解郭沫若在《苏联纪行》中表达的过于热情的赞誉之词，也才能理解郭沫若为什么急于发现和介绍苏联值得学习的经验，而对于中国作为后发国家，如何规避苏联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上的缺陷则缺乏更深层次的思考。

 三 

郭沫若访苏期间，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宋子文正带领中国代表团和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代表团在莫斯科开展有关战后中国政治走向及中苏关系的重要谈判。

郭沫若跟中国代表团有过多次接触，并在《苏联纪行》中有所记载。6月27日，郭沫若抵达苏联的第三天，就在列宁格勒市长的欢迎宴会上听朱庆永说：“宋院长已经由重庆起飞。”[29]6月29日傍晚，齐赫文斯基陪同郭沫若去观剧，他说：“今天是最后一次奉陪，明天宋院长要到，外交部的事情要忙个不了。”[30]6月30日，郭沫若和丁西林随同中国驻苏大使馆工作人员前往机场迎接宋子文一行，他在机场见到了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和外交部次长索洛夫斯基等重要人士。“三点一刻钟的时候，空中有拍音，飞机果然到了。迎接的人簇拥上去。握手，握手，握手。”“宋先生当场广播了，也翻译了。仪仗队严整步伐，致敬。”丁西林很激动地告诉郭沫若：“难得我们碰着了这样的一个场面。”[31]当晚，郭沫若被接到克林姆林宫参加欢迎宴会。欢迎宴会约40席，每席30人，郭沫若入坐第25席。在这次宴会上，郭沫若见到了斯大林，对他充沛的精力和“一句话也没有说”的笃定留下了深刻印象。7月1日，郭沫若观看了国家剧院专为招待宋子文及中国代表团所表演的芭蕾舞。3日，郭沫若参加了莫洛托夫招待中国代表团的宴会。此后，宋子文等人在莫斯科谈判，而郭沫若则被邀请至斯大林格勒和塔什干等地参观。7月19日，当郭沫若返回莫斯科时，“闻中苏两国曾发表共同声明，宋院长已于五时前离莫斯科返国，等柏林会议结束后，还要再来继续谈判。”[32]7月30日，郭沫若记载：“密斯胡来，言王世杰改任外交部长，不久将和宋子文同来，继续中苏谈判。大使馆里面的人好多都搬出来住旅馆，以便腾出房间供使节团住宿。”[33]事实上，宋子文和王世杰等人8月5日方从重庆启程，7日抵达莫斯科，当晚就与斯大林等举行谈判。第二天郭沫若在食堂吃早餐时遇到中国代表团蒋经国、卜道明等人，从他们那里他才知道美国在日本广岛投下了第一枚原子弹。8月9日早餐时，郭沫若遇到代表团熊式辉等人，知道了苏联对日宣战的消息。8月15日，郭沫若“晨往首都大旅社访朱君，得知上午十时，宋院长与美国大使哈立曼同机赴美。近日大使馆工作甚为忙碌，昨夜工作至四时以后，闻中苏友好条约业已签字。”“午后得知中国使节团明晨启程，我可同机起飞，仍经由德黑兰、加尔各答回国。”[34]

从这些记载可知，郭沫若赶到苏联的第六天就去机场参加了欢迎宋子文的仪式，后来又随中国代表团同机回国。他在苏联的时间和中苏谈判的时间基本重合，但他和宋子文及后来在条约上签字的外交部长王世杰都没有任何交流，他是中苏谈判的局外人。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

正如论者所说，这次中苏谈判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既是一个不平等的外交条约，又是一个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蒋介石若干要求的政治条约”[35]。国民政府以承认外蒙古独立为代价，换取苏联对中国新疆、东三省主权的承认和对国民党“一个政府一个军队”的承诺。在这次谈判中，斯大林明确说：“关于中国之共产党，吾人并不予以支持，亦并无支持彼等之意向，吾人认为中国只有一个政府，如在中国国内有另一政府，自称为政府，此当应由中国自身解决之问题。关于援助一点，蒋委员长谓应给予中央政府，吾人以往即已如此”[36]。也就是说，斯大林为了苏联的国家利益牺牲了中国共产党的利益，国民政府为了在跟中国共产党的斗争中取胜而牺牲了中国的国家利益，中国共产党成了这次谈判的最大牺牲者。美国为了争取苏联出兵、迅速结束对日作战，对这一条约表示赞赏和认可。虽然后来斯大林并没有遵守不支持中共的承诺，但当时条约的签订让中共的处境变得十分被动，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则志得意满起来。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在公布前是保密的，郭沫若不可能知道谈判的具体内容，但从熊式辉、沈鸿烈等反共顽固派的出现来看，他可能也从中嗅到了某种气味。何况当时就连中共也只是希望以联合政府的方式解决国共两党的政治纠纷。在此情况下，郭沫若对中国前途的设想，显然不可能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共和国。

7月26日，李立三晚上六点前往拜访郭沫若，告诉他工党在英国选举中胜出，郭沫若认为“这是一件出人意外的事”[37]。7月28日，郭沫若对英国选举的消息进行了详细述评：英国工党在选举中得到389席，保守党只得到180席，工党领袖阿特里(ClementRichard Attlee，现在通常译为艾德礼）组阁。郭沫若由此联想到一战结束后，工党也曾登台，但他们迅速右倾，终究被人民所抛弃。这次工党胜利，又是一次考验。“假如它的领导者们又照着麦克唐纳的步骤走去，为政权而出卖政见，那将来所受到的裁判，必然会更加严烈的。”郭沫若认为，这次工党的胜利，“是英国人民的意志表现。保守党的政策不能解决战后的问题，人民便自然地背弃了它”；“人民有权利的国家，毕竟是可以羡慕。”[38]

英国工党于1900年由英国工会职工大会发起成立，最初名为英国劳工代表委员会，1906年正式使用工党的名称。该党的初衷是由劳工势力联合起来对付资产阶级政府，1918年党章承诺集体所有权，表达了它的社会主义理念。20年代它曾两次执政，但后来其组织的内阁分裂，麦克唐纳组织了大联合政府，违背了工人阶级利益。这次工党重新执政，艾德礼内阁从立法和制度等方面推动了英国的福利体系建设，使得工人阶级在养老、就医、子女入学等方面有所保障。

显然，英国大选结果令郭沫若十分激动。在他看来，中国未来的道路，可能是议会制的，也就是国民党、共产党、民盟等在民主国家的框架下平等竞争，英国工党的胜出，可能是中共在战后民主中国的出路。这一理念，郭沫若坚持了一年多，在1946年10月10日，郭沫若在纪念双十节的文章中更是明确提出：“大战后被解放的国家，如法国，捷克，波兰，南斯拉夫等，共产党都和其它党派共同组织着联合政权。就是昨天的敌人，如意大利，如德国，如日本，共产党都已经有了参政的机会。各党派的联合政权是这次大战后所产生的新式的民主政治，在我认为和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的道路正深相契合。”[39]郭沫若的这一政治观点也为当时多数左翼人士所共享，茅盾在欢送郭沫若赴苏的大会上发言说，“盼郭氏能往欧洲解放国家考察，特别法国重新建国以后之人民要求改革，要求真正民主之情形足资参考，举凡政治经济社会制度之改革的值得留意。”[40]郭沫若赴苏，茅盾却叮嘱其考察法国等国家，这充分说明当时茅盾和郭沫若相似，认为战后中国政治制度可能是西欧式的，而并非苏联式的。

 四 

当时的苏联一方面是追求领土扩张和国际地位的大国，有帝国主义的一面；另一方面是国际共运的实际领导者，有国际主义的一面。作为有着帝国追求的国家，它需要在国与国的空间中求发展，跟一些资产阶级国家结成良好的关系甚至是同盟，这就必然要损害这些资产阶级国家中的无产阶级的利益，但同时，它又在道义上要解放全世界的无产者。苏联必然要面对帝国追求和国际道义承担这一难以解决的矛盾。

1926年底至1927年初，德国左翼知识分子本雅明访问苏联，有很多敏锐的观察。他发现当时苏联“革命工作向技术工作转化”，“已使每位共产党员明白了这一点，此刻的革命工作不是斗争，不是内战，而是电气化、运河开凿、工厂建设。”同时，“政府对外寻求和平，以便与帝国主义国家签订贸易合同。不过，其主要还是力图（在内政方面）搁置军事共产主义，寻求暂时的阶级和平，尽可能使公民的生活去政治化。年轻人却在先锋组织，在共青团接受‘革命的’教育。这意味着，革命的事物并非作为经验，而是作为口号为其所接受。”[41]1935年，纪德访苏，他发现：“今天，在苏联，人们所说的‘反革命’恰恰正是革命的精神，正是砸碎腐朽的旧沙皇制度的催化剂。人们希望看到人与人之间洋溢着爱，或者至少人人心中都迫切地盼望公正。但是一当大功告成，革命胜利了，大局稳定了，再也不谈这些了，再也不需要曾经激励过革命先驱们的那种激情了，这种革命激情成为一种累赘，就好像使用过了不再派用场的东西似的。”[42]本雅明和纪德所观察到的这些现象，在郭沫若《苏联纪行》中可以得到部分印证。

在《苏联纪行》中，郭沫若写到鲍罗廷、维经斯基、李立三等曾经在中国从事过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人物。维经斯基曾帮助中共建党，鲍罗廷和李立三是中国大革命时期最有权势的左派人物之一。当郭沫若与他们在莫斯科见面时，共产国际已经解散，他们风光不再。

李立三

7月2日，郭沫若写道：“伏伊丁斯基博士（Voitinsky）来电话，约明日午前十时来访。适胡世杰在室，我向他探问，才知道伏伊丁斯基博士在约飞之后曾经到中国做过代表，现任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43]第二天，伏伊丁斯基亲自来约郭沫若去演讲，郭沫若应允。7月5日，“四时四十分顷齐先生又来，同往历史研究所。那是在一座大厦的二楼上，在一间会议室中由伏伊丁斯基博士主席。伏博士先把研究所的业绩简单地陈述了一遍，关于东方的历史主要的是研究近代史。太平天国的运动、辛亥革命、太平洋问题等，是各位研究员的中心问题。接着便是我的报告。我主要的说到抗战以来的历史研究，通史的酝酿，古代社会的争辩，历代农民革命运动的关心，封建制长期停滞的探源。”[44]可见他们主要就历史研究进行了交流。

从郭沫若对胡世杰的询问来看，他显然不知道伏伊丁斯基就是在国际共运史上赫赫有名的维经斯基。《郭沫若全集》注释者、俄国文学专家戈宝权注解说：“伏伊丁斯基(Г.H.Вoйтинский,1893-1953),中文名吴廷康，苏联汉学家。一九二二至一九二七年任共产国际远东部主任。”[45]维经斯基1920年起就在共产国际远东部工作。1920年4月，他率领俄共（布）党员小组来到中国，先后跟李大钊和陈独秀等人接触，帮助成立中国共产党，并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间进行了积极的沟通工作。他后来出席了中共四大、五大，对国共合作和大革命有一定影响。大革命失败后，维经斯基回到苏联，转而从事教育和研究工作。

7月23日，郭沫若参加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举办的约翰孙主教欢送会，遇见鲍罗廷。“将近二十年不见面了，起初我没有认出他，是他自己先向我寒暄。他说，他年纪已经老了，而我却丝毫也没有变。鲍先生倒看不出什么老相，比北伐当年似乎更加壮健。上唇上隆起着的一簇焦黄色的胡须，似乎也更加有力。他在主编着英文的《莫斯科报》，这是我在莫斯科所能阅读的唯一的报纸，我感谢了他。他似乎有点回避我的神气，和我没有说上几句话又走开了。我很想对他说，‘中国的人民是记得你的，并没有把你忘记’；但没有得到说出的机会。”[46]

鲍罗廷于1923年9月受苏联政府派遣，担任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不久被聘为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顾问，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参与起草了国民党一大文件，并在大革命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郭沫若和他在此时认识并有所接触。后来蒋介石背叛革命，鲍罗廷于1927年6月被武汉国民政府解除职务，10月回到苏联，不久他在共产国际中的职务被停止。

鲍罗廷

维经斯基和鲍罗廷在中国的失败，当然有其个人原因，但主要责任却不是他们能够承担的。当时新生的中共还不成熟，中国不完全具备革命条件，以及莫斯科支持蒋介石等因素导致了他们的失败，但他们却承担了失败的责任。在中共六大上，瞿秋白和共产国际政治书记处第一书记布哈林都批评了鲍罗廷，诸如只相信谈判、不发动群众、隐匿共产国际的指示等等，而事实上正如后来研究者所说：“布哈林的批评是不实事求是的，因为鲍罗廷不少错误就是来源于共产国际的错误指示。”[47]1930年春，苏联的中国学术调查研究所主持召开关于陈独秀所犯错误的讨论会，与会者批评了维经斯基和鲍罗廷，要求他们为“陈独秀主义”的错误负责。维经斯基做了公开检讨。

7月4日，李立三主动给郭沫若打来电话，要求见面。晚上21点左右，李立三来了，郭沫若写道：

十八年不见，他比从前消瘦了好些。他说我的相貌一点也没有变，这应该是不可能的事。立三在苏联已经十五年了，已娶妻生一女，女已二岁。他在外文书籍出版部做工作，《俄罗斯人物》和《考验》都是他所翻译的。他很思念国内的朋友，差不多的旧友，他都殷殷地问到了。

我们同到高尔基大街去散步。他指着一座大厦给我看，他说：“这是以前的第三国际招待所，现在改作别用了。恩来来时，是住过的。那时候，这条大街，还没有好多大的建筑，现在是大厦凌云，鳞次栉比了。”[48]

十八年前，即1927年，在当年召开的中共五届一中全会上，李立三当选政治局委员，兼任中央工人运动委员会负责人。7月，他进入中共中央常委会，参与领导了著名的南昌起义。郭沫若也参加了南昌起义并担任了宣传委员会主席。李立三后来曾短暂担任过中共中央的实际负责人，1930年因“左”倾冒险主义被调离主要领导岗位。同年年底赴莫斯科，开始了15年的旅居生活。1938年，李立三因苏联肃反蒙冤入狱，在狱中度过了21个月，出狱后被停止党籍，在共产国际秘书曼努依斯基帮助下担任苏联外国文书籍出版社中文部校对员。郭沫若这时见到李立三，正是李立三生命的低谷期。他住在莫斯科郊外，坐地铁得40分钟，所以他陪郭沫若散完步立即就往家里赶。

无论是维经斯基、鲍罗廷还是李立三，都是大革命时期的风云人物，他们努力推动国际共运的工作，致力于中国共产党的发展。郭沫若是在大革命时期崛起于中国政坛的新星，但随着大革命的失败而受挫，被迫流亡海外。郭沫若跟这三位人物的命运是相似的，他们如今都远离了政治中心，从事文化工作。鲍罗廷和李立三只是作为报社或出版社的编辑，维经斯基则是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负责人。也就是说，政治不需要他们了。当写到李立三指认第三国际所在地、鲍罗廷似乎有意回避时，郭沫若只是做了客观记述，没做任何评论，但这些事情本身就充满了今昔之感。

还有一人可能是例外，那就是索洛夫斯基。他在大革命时期曾作为国际工会的书记到过中国，郭沫若在武汉听过他的演讲，现在担任苏联外交部次长，参与了中苏条约的谈判。索洛夫斯基从国际主义者变成维护苏联国家利益的官员，这种身份的蜕变，使他在苏联政界站稳了脚跟。郭沫若在斯大林招待各国文化人的宴会上看见了他，记得他在武汉的演讲，但并没有主动打招呼。

郭沫若记录下的其他见闻也表明，苏联人有着大国沙文主义情结，且有走向新的战争的可能。

郭沫若参观乌兹别克历史博物馆时发现：“与中国有关系之古物甚罕，仅于历代货币中发现‘崇宁通宝’一枚，崇宁乃宋徽宗年号。但乌兹白克在汉为罽宾，在隋为漕国，应该还有早于宋徽宗时的东西，或许有而未及陈列的吧？有全部用绿色细宝石所嵌成的马具，颇多。此种嵌石细工，据说明者云‘为乌兹白克民族所独有，四世纪时输入中国’。但在中国战国时代的古物中已有嵌石细工的实例，虽然没有这样的精巧。这种细工为战国前所无，当系输入，但无须乎等待四世纪。疑是前四世纪之误，但问诸说明者，亦未得其究竟。”[49]其实这充分体现了乌兹别克博物馆在历史叙述中的民族主义情感。但郭沫若对这种民族主义情感的体悟不够，误以为他们是无意为之，弄错了史实。

但另一处细节却让郭沫若有所警醒。他在斯大林格勒参观时，有一位政府委员询问他伏尔加河与长江谁更大，郭沫若说是长江，这位委员很傲慢地“表示着失望的神气，说：不行，不行，一定是伏尔加河大，伏尔加大！”[50]

郭沫若还发现，苏联对原子武器高度重视。8月2日傍晚，郭沫若一行“路过莫斯科大学时，杨新松把招生牌示中有‘原子核物理’一项指示给我看。他对我说，苏联的理化科学家正集中精力研究原子能，要用很大的力量来把原子核冲破，因而也谈到了宇宙线的问题”[51]。在美国朝广岛投下原子弹后，郭沫若“听说莫斯科的电台不断的广播原子弹的威力”（这句话在后来收入《沫若文集》时删掉了）。

与莫斯科宣扬核武器的威力不同，郭沫若却想到了广岛的自然风光和原子弹下的人民：“它是在濑户内海的边上，附近有一个有名的宫岛，是日本三大名胜之一，风景很不错。市内河道颇多，日本人称之为东方威尼司。”“那儿有一座师范大学，经常有中国留学生在那儿肄业。这次假使还有人在那儿，当然也会同归于尽了。”[52]克制的叙述语调难掩郭沫若对广岛的同情和对日本人民及中国留学生的关心。发动侵略战争的是日本军阀，日本人民也是战争的受难者。郭沫若的同情和苏联电台对核武威力的宣传，充分体现了国际主义思想和大国沙文主义的区别。

郭沫若记录的苏联见闻表明，苏联人对现代中国并不了解，苏联学者对现代中国的文化和社会也缺乏研究。

郭沫若去托尔斯泰故居，托尔斯泰长子塞格尔说美国人现在帮助中国了，这是很好的事情。郭沫若却说美国人帮助的是中国政府而不是中国人民，托尔斯泰长子却追问，难道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不是一回事么？我们不清楚塞格尔是不是共产党员，但这件事说明，在普通苏联人那里，国家利益等同于人民利益，也就是说阶级和国际共运的思想无处可寻。而郭沫若对此的纠正，说明郭沫若很在意这个区别。

1952 年 4 月,郭沫若在莫斯科接受斯大林国际和平奖,

颁奖者为斯大林国际和平奖金委员会主席斯科贝尔琴

郭沫若发现，苏联文化界对现代中国尤其是左翼中国的文化和文学并不熟悉。在科学院“首屈一指的汉学大家”阿列克赛也夫院士是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科学院院长科马洛夫院士研究过中国的《本草纲目》，苏联驻华大使彼得罗夫是研究王弼的古典学学者，乌兹别克加盟共和国外交部长对梅兰芳尤其感兴趣，其他对梅兰芳感兴趣的苏联文化界人士大有人在。这说明苏联对传统中国是熟悉的，但对现代中国文化是隔膜的。这种疏远，可能会给苏联的对华关系造成一定的影响，郭沫若对此流露出了一定的担心：“这在尊重民族形式的苏联是应该的，但我们在这儿似乎应该有一番更迂回的内省。我们的旧东西自然是好，这就是所谓‘国粹’，我们早已经知道保存；但我们反映新时代，表现新生活的东西，却还没有充分的被人重视的分两。我们究竟应该怎么样？”[53]

7月27日，郭沫若在苏联对外文化协会做了《中国文学的两条路线》的演讲。演讲说：“文学的起源是集体创作，集体享受，集体保有的。自从社会内部有了分化，文学也就有了分化。一般的所谓正统文学是走上层路线，愈走愈狭隘，愈走愈板滞。而集体创作，集体享受，集体保有者则留在民间，走着下层路线。这种作品每为正统文学所不齿，以为不足以登大雅之堂。但等正统文学走到绝路的时候，却又每每仰借这不足以登大雅之堂者来输血，而等到这不足以登大雅之堂者一登上了大雅之堂的时候，便又愈走愈狭隘，愈走愈板滞。中国的文学，返复地走着这样迂回的路。我们的努力是要使我们的文学成为人民的文学，永远走着它本来的路向。”[54]郭沫若的演讲似乎是对文学发展规律的学术总结，但事实上是在跟阿列克赛也夫院士等人对话。因为当时中国的左翼文艺和解放区文艺大都致力于普及工作，以群众喜闻乐见为创作目标。苏联人集中关注中国的经典作品和高雅文艺，而对民间文艺和新兴的现代文学关注不够，这可能会导致两国人民之间不能相互理解。这正是具有国际主义情怀的郭沫若所担心的。

 余论 

1945年，在苏联击败了德国法西斯，中国抗战处于胜利前夕的特殊时间节点，郭沫若受邀访问苏联。一位长期信仰共产主义的文化战士终于来到了他的精神故乡，这一现实碰撞所产生的独特火花值得高度关注。但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把《苏联纪行》归入郭沫若的自传作品，仅将其作为郭沫若生平的文献史料，而忽略了其所体现的特殊症候。

当时，苏联成功奠定了它在二战后国际秩序中的大国地位，对于渴望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具有天然的吸引力。以郭沫若为代表的大多数中国左翼知识分子，对于像苏联那样的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制度尚不敢奢望，只是希望通过民主协商的办法，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一个西欧式的民主国家。作为在1945年逐渐达到高潮的国内民主运动的重要领袖，郭沫若访问苏联的重要任务是向民盟等活跃在重庆民主战线上的人士传递共产党执政的优越性这一讯息，以此为中共在民主协商中争取筹码。当郭沫若抱着这一特殊目的到访苏联后，他笔下的苏联到处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苏联人民当家做主，苏联知识分子和科学家受到空前尊重，苏联工人农民的生活和精神享受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苏联纪行》的叙述者一方面欢欣鼓舞，另一方面也为中国的落后状态忧心忡忡。

日记体的《苏联纪行》固然有向读者保证所记内容真实性的功效，但“有闻必录”的方式却使其本身充满了意义缝隙，很多呈现的事实常溢出作者的意图之外。

郭沫若主观上要向国内的民主人士传递苏联的成功与优越，苏联也要向郭沫若展示这一面。但事实上苏联日常生活用品匮乏、苏联人民少有个性化的表达，郭沫若对此虽然尽力做出符合苏联逻辑的解释，但冷静的读者却从中看出计划经济和强大的政治规训可能存在着一定的问题。中国左翼知识分子长期将苏联当成革命的故乡，苏联帮助中国建立了共产党组织，实现了国共第一次合作，支持了北伐和大革命，郭沫若对苏联的亲近，既是出于信仰，也有历史依据。但经历了二战的苏联却有了很大变化。苏联朝野对中国左翼文化并不了解，他们重视的是传统中国，郭沫若对此比较敏感，特意在苏联学界交流了中国现代的学术和文艺创作的进展。通过《苏联纪行》，读者发现：鲍罗廷、维经斯基这些长期从事国际共运的人不再处于权力中心，中国工人运动的领袖李立三在苏联也仅免于饥饿之虞；苏联政府高度重视中苏谈判，作为中国民主运动重要领袖的郭沫若，虽然恰好也在苏联，但完全是局外人；苏联朝野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崇拜武力。对于上述情况，《苏联纪行》仅有事实呈现，叙述者出乎意料地保持了沉默，没有任何情感抒发和议论。这些溢出作者主观意图的大量细节，恰好说明在目的过于明显的访问中，郭沫若对当时苏联的最新动向缺乏深入观察的准备，对共产主义运动的未来缺乏纵深思考的能力。

《苏联纪行》作为在战后世界格局形成、中苏谈判、国内民主运动高涨的特殊历史节点下出现、自身充满意义缝隙的独特文本，呈现了中国左翼知识分子的代表郭沫若在民族复兴和共产主义的愿景下，对在帝国追求与国际道义承担的交织更迭下的战后苏联所表达的观察与思考、洞察与盲见，无疑为我们重新考察共产主义运动曲折而复杂的历史进程提供了特殊案例。

本文原刊于《文艺理论与批评》2018年第4期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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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郭沫若：《序》，《苏联五十天》，新中国出版社，1949年，第1-2页。

[2] 《在赴苏欢送茶会上致答词》，曾健戎编：《郭沫若在重庆》，青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74页。

[3] 郭沫若：《前记》，《苏联纪行》，中外出版社，1946年，第3页。

[4] 陈慧：《“先生”称谓研究》，武汉大学2005年硕士论文，第9、11页。

[5] 王枫、李树新：《“同志”称谓的历史嬗变及其语义特征》，《内蒙古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

[6] 唐颖、曲晶：《“同志”称谓的源流及其演变原因》，《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第3期。

[7] 王斐：《“同志”的含义及其变迁》，《团结报》，2016年12月22日。

[8] 郭沫若：《前记》，《苏联纪行》，第4页。

[9] 郭沫若：《苏联纪行》，第48页。

[10] 同上，第59页。

[11] 同上，第113页。

[12] 同上，第142-143页。

[13] 郭沫若：《前记》，《苏联纪行》，第2页。

[14] 郭沫若：《苏联纪行》，第66页。

[15] 郭沫若：《前记》，《苏联纪行》，第3页。

[16] 郭沫若：《苏联纪行》，第56页。

[17] 同上，第67页。

[18] 同上，第126页。

[19] 同上，第87页。

[20] 同上，第116页。

[21] 同上，第137页。

[22] 纪德：《访苏联归来》，《纪德文集·游记卷》，由权、朱静等译，花城出版社，2001年，第8、19页。

[23] 同上，第14页。

[24] 同上，第21页。

[25] 郭沫若：《苏联纪行》，第214-215页。

[26] 纪德：《访苏联归来》，《纪德文集·游记卷》，第8、18页。

[27] 同上，第23-24页。

[28] 郭沫若：《苏联纪行》，第116页。

[29] 郭沫若：《苏联纪行》，第65页。

[30] 同上，第73页。

[31] 同上，第77页。

[32] 同上，第134-135页。

[33] 同上，第158页。柏林会议，即波茨坦会议。

[34] 同上，第215-216页。

[35] 邓野：《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1944-1946年间国共政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13页。

[36] 1945年7月9日宋子文与斯大林谈判记录，《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2），第611-620页。转引自邓野：《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1944-1946年间国共政争》，第140页。

[37] 郭沫若：《苏联纪行》，第150页。

[38] 同上，第153页。最后一句在1959年冷战背景下被删除了。

[39] 郭沫若：《怎样使双十节更值得纪念》，上海《民主》周刊第2卷第1、2期合刊，1946年10月。

[40] 《在赴苏欢送茶会上致答词》，《郭沫若在重庆》，第373页。

[41] 瓦尔特·本雅明：《莫斯科日记》，郑霞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50、91页。

[42] 纪德：《访苏联归来》，《纪德文集·游记卷》，第32页。

[43] 郭沫若：《苏联纪行》，第84-85页。约飞，通常译作越飞，十月革命后曾任驻华代表。

[44] 同上，第91页。

[45] 郭沫若《苏联纪行》注释，《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第340页。

[46] 郭沫若：《苏联纪行》，第142页。

[47] 中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中共党史人物传·统战与国际友人卷·下》（精选本第16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第491页。

[48] 郭沫若：《苏联纪行》，第88-89页。

[49] 郭沫若：《苏联纪行》，第126-127页。

[50] 同上，第98页。

[51] 同上，第168页。

[52] 同上，第97页。

[53] 郭沫若：《苏联纪行》，第143-144页。

[54] 同上，第1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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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法国梧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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