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批评 | 李松睿：遮帕麻的梦——关于现实主义的思考之四

文艺批评 2022-0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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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一直以来，现实主义被公认为能够完美复制现实的书写方式，“摹仿”生活世界被奉为现实主义文学之圭臬。然而，一个时代最好的现实主义文学所呈现的生活样貌经常大相径庭，其所描绘的生活远景与历史的发展走向也存在一定偏差。学者李松睿将以上矛盾作为思考的起点，通过分析古希腊哲学中对“摹仿”艺术的看法和与文学虚构类似的历史叙述与阐释，倒逼我们重新思考现实主义文学中“摹仿”与“真实”的含义。李老师指出，文学的“现实感”，不在于再现现实的程度，而源自它所描绘的理想生活远景与自身所处的时代发生共振，鼓舞着千万人投身到改变自身命运的洪流中去。在遮帕麻（中国云南阿昌族的创世史诗中的男神）的梦境中，那是上古先民对充满生机、和平宁静生活的憧憬；在赵树理的笔下，是中国农民对主宰自身命运的向往；而在《人生》里，是中国青年走出乡村、奔向世界的理想。这是现实主义文学打动人心之处，也是“真实”的力量之所在。

本文原刊于《小说评论》2020年第4期“李松睿专栏·漫谈现实主义文学”，转载自公众号“小说评论”，特此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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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松睿

遮帕麻的梦

关于现实主义的思考之四

一

从遮帕麻与大魔王腊訇的比武谈起

在《时间的诡计——关于现实主义的思考之三》一文中，笔者分析了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所描绘的生活远景与历史的发展走向发生偏离时，前者遭遇的尴尬与质疑。需要指出的是，这不仅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要面对这样的问题，几乎也是所有被打上“现实主义”标签的作品的宿命。毕竟，现实主义不断强调“摹仿”现实是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本，自然会“诱惑”读者去检验其与生活原貌之间的距离。不过，由此引申出来的问题是，如果现实主义真的如同很多人想象的那样，能够创造出一种完美复制现实的书写方式，那么在理论上，每个时代最优秀的现实主义小说所呈现的生活样貌，都应该是一样的，因为它们试图去摹仿的是同一个样本。如果生活前进的轨迹与作品所描绘的那个文学世界存在差异，那只能说明作家其实并未真正领悟到现实主义艺术的真谛，不过是个蹩脚的小说家。这样的观点虽然在理论上有一定道理，但却很难通过文学史实践进行验证。在19世纪，现实主义取得了辉煌灿烂的成就，涌现出太多优秀的作家，他们笔下的文学世界可以说完美再现了作家所身处的时代，以至于恩格斯会觉得巴尔扎克的作品“汇集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我从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诸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1】。然而，恩格斯这个夸张的说法还是会让人心生疑惑，难道文学的意义真的只是更好地完成“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的工作吗？19世纪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对生活的呈现各个不同、色彩斑斓，又有哪位可以称作是正确的呢？判断现实主义艺术成就优劣的标准，真的是复制生活的程度吗？

思考这样近乎无解的问题，或许需要求教于先民的智慧，例如中国云南阿昌族的创世史诗《遮帕麻与遮米麻》。就如同全世界各个民族的创世神话一样，《遮帕麻与遮米麻》也包含了诸如开天辟地、创造日月星辰和鸟兽鱼虫、确定自然界秩序、洪水神话、干旱神话等异常丰富的内容，里面蕴含着远古时代先民对其生活世界方方面面的理解。而与我们的讨论相关的，是其中创造了天地的男神遮帕麻与大魔王腊訇之间的对决【2】。这场比武的背景是，狂风吹破了东南西北四个方向的天空，使得天上降下洪水，大地成了一片汪洋。曾经用自己的毛发编制了大地的女神遮米麻身上只有当年剩下的三根地线，她用这三根地线织补好东、北、西三个方向的天空，对南方天空中的破洞感到束手无策。于是，遮帕麻决定到南方修建南天门，挡住从南面吹来的风雨。如同奥德修斯在归家途中被女神卡吕普索滞留了七年一样，修好了南天门的遮帕麻也于当地遇到了美丽的盐神桑姑尼，在后者的引诱下，遮帕麻深深地陷入情网，完全忘记了自己的家乡。此时，大魔王腊訇趁遮帕麻外出之机，开始肆虐乡里，在天空中放置了一个永远不落的假太阳，使得土地干涸，民不聊生。女神遮米麻挑战腊訇失败后，在小獭猫的帮助下，“翻了九十九座山，过了九十九条河，肉跑掉了九斤，皮磨破了九层”【3】，才把遮帕麻从南方请了回来，于是就有了遮帕麻与大魔王腊訇之间的对决。

《遮帕麻和遮米麻》

赵安贤等唱 / 兰克 / 杨智辉整理，

云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这个故事最具特色和想象力的地方，是遮帕麻与腊訇比武的方式。他们没有像后世《西游记》《封神榜》等神魔小说那样，以“一物降一物”的套路用仙术或法宝进行厮杀，而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揎拳捋袖，倒头便睡，开启了一场极具创意的比赛。原来，遮帕麻与腊訇约定，晚上双方一起睡下，第二天醒来时后分别陈述自己的梦境，再根据讲述内容的优劣决出胜负。先民如此解释这个同床异梦的故事：

在人神同住的时代，大家都认为，梦表面看来虚幻，其实是最真实的，做梦不受任何限制，在梦中可以到任何自由王国。【4】

在腊訇的梦中，他法力无边、力大无穷，可以随意让树木枯槁、生灵涂炭；而在遮帕麻的梦里，被腊訇的“假太阳晒死的树木，都活过来了，小鸟又飞回了树林，鱼儿在水里游来游去，世界充满了欢乐”【5】。听了遮帕麻对梦境的讲述，大魔王腊訇输得心服口服，不得不宣告自己的失败。腊訇梦想的生活里只有痛苦和杀戮，而遮帕麻则表达出了对生命与欢乐的向往，两相对照之下，显然是后者的梦境更具吸引力。由于梦中究竟发生了什么，只有做梦者本人才知道，因此，这场比赛的实质，是比较遮帕麻与腊訇对各自梦境的讲述。在这个意义上，这场发生在上古时代的比赛可以看作是一次文学批评实践，要评出“表面看来虚幻，其实是最真实的”梦境的优劣。先民不愿意用理论的语言表达自己的观点，而是选择将经验与智慧蕴藏在故事中，等待后人的理解与诠释。那么，《遮帕麻与遮米麻》在这里所说的“真实”究竟指什么？评价遮帕麻与腊訇梦境高下的标准又是什么？在笔者看来，既然先民将梦的“真实”与“自由王国”联系在一起，那么这里的“真实”就不是对现实生活的复制或摹仿，而是传达出对理想生活的憧憬。正是因为遮帕麻描绘了一个充满生机和希望的生活远景，他才赢得了竞赛的桂冠，哪怕在举办比赛的时刻，腊訇那颗永远不落的假太阳仍然让人类饱受旱灾之苦。这似乎是在暗示我们，对于“真实”与“摹仿”这类概念，应该以更加开放的看法，评价它的标准或许并非其与现实生活的走向是否相符，而是它能否提出更好的对于生活的构想。

二

“现实感”：理想生活的愿景

云南阿昌族的祖先对“真实”与“摹仿”这类概念的思考，在古希腊哲学中也有类似的回响。柏拉图在《理想国》第10卷中，借苏格拉底之口提出了那个著名的看法，即现实生活不过是作为“本质的形式或理念”的影子，而艺术家的创作其实是在摹仿生活“看上去的样子”，只与“隔真理两层的第三级事物相关”【6】。在这样的思路下，艺术家无论付出多大的努力去摹仿生活，其作品也不过是生活虚幻的影子，永远无法达至真理的境界。然而，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却对此提出异议。他举例说：“尽管我们在生活中讨厌看到某些实物，比如最讨人嫌的动物形体和尸体，但当我们观看此类物体的极其逼真的艺术再现时，却会产生一种快感。”【7】正是在这里，亚里士多德全然翻转了柏拉图的逻辑，艺术对生活的摹仿不再只能创造出生活的影子，恰恰相反，“极其逼真”的摹仿能够让艺术超越丑陋的现实生活，创造出更加美好的东西。正是基于这一理念，亚里士多德没有像柏拉图那样对荷马表示轻蔑，而是指出“在作《奥德赛》时，他没有把俄底修斯的每一个经历都收进诗里，例如，他没有提及俄底修斯在帕尔那索斯山上受伤以及在征集兵员时装疯一事——在此二者中，无论哪件事的发生都不会必然或可然地导致另一件事的发生——而是围绕一个我们这里所谈论的整一的行动完成了这部作品。……因此，正如在其他摹仿艺术里一部作品只摹仿一个事物，在诗里，情节既然是对行动的摹仿，就必须摹仿一个单一而完整的行动。”【8】可见，所谓摹仿并不是原封不动地复制生活的原貌，而是对生活进行改造、提炼、加工，将其内部的潜能予以激发，创造出一个完美的世界。这就是为什么亚里士多德会认为，“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经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诗是一种比历史更富哲学性、更严肃的艺术，因为诗倾向于表现带普遍性的事，而历史却倾向于记载具体事件”【9】。

《理想国》

柏拉图著，

郭斌和、张竹明译，

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诗学》

亚里士多德著，

陈中梅译，

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

其实，不仅是艺术中的“摹仿”并不是要复制出一个与现实生活毫无二致的世界，哪怕是将还原“历史真相”看作安身立命之本的历史学，也并不追求原封不动地记录下所有事件。海登·怀特的看法就与亚里士多德极为相似，他指出：“所有的人类活动不都是历史，甚至所有已经记录的可以为后来人们说熟知的人类活动也并非都是历史。如果历史是所有人类发生的事件，如同所有的自然事件都被看作自然一样，那么它显然没有意义，也不可能全部被认知。和自然一样，历史，只有当它被选择地认知，只有把它分为不同的领域，只有辨别它们其中的元素，把这些元素统一为关系结构，而这些结构反过来以特殊的规则、原则和法律，来赋予它们确定的形式时，才能被认知。”【10】只不过传统的历史学家更愿意压低自身的叙述声音，尽可能仅仅陈列各类史料，把自己的工作视为“让事实自己说话”，最多也不过是在叙述的最后借助“太史公曰”或“臣光曰”这样的提示，低调地表达自己的看法。而经历了后现代主义思想洗礼的历史学家，则意识到编排、拣选历史事实，在叙述中将它们构建成一套逻辑关系顺畅、具有起承转合结构的话语本身，就已经是在表达历史写作者自身的观点与立场了。在这个意义上，事实其实永远沉默，说话的只是自觉或不自觉的历史学家而已。

与传统的历史学家类似，福楼拜这样的现实主义（也有人认为他属于自然主义）小说家没有像同时代的其他作家那样，总是按捺不住表达的冲动，要在讲述故事的同时跳出来点评人物的行为，表达自身的观点和道德立场，而是在创作中可能地降低叙述者的存在感，尽可能在作品中隐藏自己的观点，不干预、评点小说中的人物、事件。在谈及《包法利夫人》时，乔治·桑认为小说家不应该“把作品的道德和有益的意义神秘化”，并建议福楼拜要“多表白一下你的意见、人对女主人公和她丈夫和情人应有的意见”。对于这样的“忠告”，福楼拜直截了当地予以拒绝，在给乔治·桑的回信中宣称：“至于泄露我本人对我所创造的人物的意见：不，不，一千个不！我不承认我有这种权力。一本书应当具有品德，假如读者看不出来的话，若非读者愚蠢，便是从精确的观点看来，这本书是错误的。因为一件东西只要是真的，就是好的。”【11】不过在今天看来，福楼拜拒绝作者干预小说叙事、让生活呈现自身面貌的努力注定只是一厢情愿的执念。有研究者通过比较小说《情感教育》和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指出后者“是法国资产阶级的‘情感教育’，正如《情感教育》象征典型的法国高级资产阶级之一员的‘雾月十八日’”。“两部作品分别以不同的情节—结构描述了相同的发展模式：开始作为一个史诗般的或英勇的努力实现的价值——一方面是个人的，一方面是阶级的，经过一系列虚幻的成功和真实的失败，到最后为了与现实妥协而不得不放弃理想以及接受这种放弃的反讽性。”【12】因此，不管福楼拜是否承认（或是否意识到），其作品总是注入了作家对历史、社会、阶级等重大问题的思考。

而更加有趣的是，当虚构的小说与权威的历史阐释采用相同的方式进行叙述时，似乎倒逼我们去重新思考现实主义文学中的“摹仿”与“真实”的含义。在本文开头引用的恩格斯那段对巴尔扎克的著名评论中，对现实主义小说艺术成就的最高褒扬，是其对生活的描绘，可以达到、乃至超越“职业的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所做的切实性工作。这一论述的潜台词是：小说家的事业本来只与虚构有关，地位自然不会很高；历史学家的研究却因为与现实生活更为切近，具有更高的价值；而现实主义文学由于能够超越自身的局限性，获得本应由史学著作取得的成就，所以才需要特别予以的表彰。因此，对于恩格斯来说，现实主义通过“摹仿”捕获的“真实”，是成功地在文学文本中把握现实生活，就如同史学家们历来所做的工作那样。然而问题在于，当福楼拜的《情感教育》和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都选择以“模拟成长小说”【13】的模式进行叙述，甚至后者实际上是在“摹仿”文学时，恩格斯的说法就成了建立在沙滩上的城堡，开始让人心生疑惑。如果现实主义小说是因为像历史学那样忠实于现实生活才取得了令人敬仰的成就，那么一旦史学叙述本身其实只是在“摹仿”文学，又该如何理解现实主义文学的价值？

《情感教育》

居斯塔夫·福楼拜著，李健吾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卡尔·马克思著，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

后现代主义小说家朱利安·巴恩斯在小说《10½章世界史》中思考这一问题时，也表达了自己的困惑。小说的叙述者表示，“客观真实是无法得到的，某一事件发生时，我们会有众多的主观真实，经过我们评点之后编成历史，编成某种在上帝看来是‘实际’发生的情况。这一上帝眼里的版本是虚假的——可爱诱人但毫无可能的虚假”【14】。面对其实不可能完全抵达真实的现实主义文学或历史学，读者在对其进行评判时，似乎很难去计算该文本有多大的比例来自于虚构，又有多少成分是在“摹仿”现实生活。我们能够说有43%的内容符合生活原貌的作品，艺术价值一定会高于现实所占比例只有41%的小说吗？对于这样的问题，先民的智慧如果不是最佳的回答，至少也提供了一个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案。正像上文所分析的那样，在遮帕麻和大魔王腊訇那场发生在远古的对决中，他们各自陈述梦境的比赛方式，与其说是在较量双方的魔法、力量，不如说是在进行文学创作，这场比赛其实可以看成是一次文学评奖。而评选优秀作品的标准，显然不是两种梦境哪个更加符合实际生活，而是哪个梦境更具有吸引。大魔王腊訇对自己梦境的陈述，透露出他其实是个缺乏想象力的庸人（神），那个严格复制当时生灵涂炭惨状的梦境根本无法获得评委（先民）的首肯；而遮帕麻则描绘了一幅充满生机、令人向往的未来图景，成功地打动了先民，让后者判定那个虽然虚假但却美好的生活远景为最佳故事，把胜利冠冕戴在了遮帕麻的头上。或许我们可以说，真正决定现实主义文学优劣的，并不是在多大程度上复制出现实生活（这本身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是提出一个有吸引力、使人愿意相信的对理想生活的构想。在笔者看来，正是这份生活远景，而不是作品尽可能地贴近所谓现实生活，才让现实主义文学真正获得了所谓“现实感”。

三

“历史真相”的迷思

虽然我们在理论层面上意识到现实主义文学的“真实”概念，更多是指对生活的构想和预期，但非常遗憾，在具体的文学阅读过程中，绝大多数人还是会愿意按照“摹仿”的本义，将“真实”与实际的社会生活联系起来。在狄更斯这样的作家以几乎歇斯底里的方式反复声称自己笔下的全部描写都与真实一般无二的情况下【15】，我们又怎能阻止读者以生活本身为标尺去检验现实主义文学的成色呢？特别是那些天真（或者说理想）的读者，会径直认为触动自己心灵的作品是来自于现实生活本身。这种如醉如痴的阅读状态固然说明作品取得了极为出色的艺术效果，但有时也会让写作者感到哭笑不得。比如，茅盾的长篇小说《腐蚀》（1941）就由于采用了18世纪欧洲文学中常见的书信日记体小说的结构，以拾得一本日记为引子展开叙述，让很多为女主人公赵惠明的命运扼腕叹息的读者信以为真，甚至纷纷写信向茅盾询问：“《腐蚀》当真是你从防空洞中得到的一册日记么？赵惠明何以如此粗心竟把日记遗失在防空洞？赵惠明后来命运如何？”【16】

《腐蚀》

茅盾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初版1984八印

此处当然没有嘲笑这些天真的读者的意思，那种阅读文学的虔敬态度让人不由自主地心生敬意，但是，如果专业研究者也混淆了现实主义文学与社会生活之间的界限，用二者之间的距离质疑作品的艺术价值，甚至苛责作家的道德水准，则令人感到有些遗憾。近些年，伴随着研究界越来越重视与现当代文学相关的史料，很多现实主义作品的本事或原型被发掘出来，如何解释这两者之间的差异就成了一个必须面对的问题。这一点，在学界近来对赵树理的经典小说《小二黑结婚》（1943）的解读中表现得较为典型。由于赵树理秉持“问题小说”的创作理念，尝试用文学创作的方式解决生活中遇到的各类问题，使得其作品大多有着生活原型，与社会现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小二黑结婚》也不例外。有关这部作品与其原型之间存在差异，其实早就为人熟知。1949年，董均伦就指出小二黑和小芹的原型岳冬至和智英祥（一说智英贤）并没有像小说所写的那样迎来大团圆的结局，“岳冬至和智英祥的恋爱本来是合法的，但社会上连他俩的家庭在内没有一个人同情。斗争会叫岳冬至承认错误，正是叫他把对的承认成错的，事后村里人虽然也说不该打死他，却赞成教训他”【17】。只是随着2006年《大众收藏》杂志在征集藏品时，发现了一张山西省左权县政府法庭1943年6月5日签发的岳冬至一案的判决书，才吸引研究者开始重新讨论《小二黑结婚》与故事原型之间的关系。在这张判决书中，法庭对案件的定性是“争风嫖娼”，给如何理解岳冬至、智英祥的道德品质留下了空间。判决书的收藏者王艾甫甚至认为：“他（岳冬至——引者注）和智英祥的恋情是自由恋爱不假，但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却是不被认可的，甚至是不道德的。即使在今天，这样的事情也被认为是不道德的。‘智英祥在村里的名声不好。你们想想，整天周围有那么多结了婚和没结婚的后生围着，这名声怎么能好？她就不是一个规矩人！’”【18】所有这一切，都说明赵树理在创作过程中对生活原型进行了巨大的加工。有些研究者甚至根据这一点，指责赵树理小说的现实主义品质，表示“虽然我们不能要求作家的创作都要严格地还原历史，成为历史事件的文学复刻，而且《小二黑结婚》作为一个小说文本自然也谈不上故意的隐瞒与欺骗，但是，小说以对带有政治权威的政策性史实的文学重述取代另一种鲜活而又发人深思的历史真相之再现，其中文学独立品格的遗失是不容置疑的。更为重要的是，赵树理的这种叙事经由‘赵树理方向’的推广，开始了中国文学一段并不光彩的历史”【19】。

指责赵树理的小说遮蔽了“另一种鲜活而又发人深思的历史真相”，显然是将现实主义文学的基础，锚定在复制现实生活之上，要求文学尽量尊重“历史真相”，对虚构与加工采取了排斥的态度。在笔者看来，这其实是一种对所谓“历史真相”的迷思，如果我们接受先民在《遮帕麻与遮米麻》中蕴藏的智慧，以更加开放的心态思考“真实”的含义，不把“摹仿”理解为复制现实，而是将其视为表达对理想生活的憧憬，就会对赵树理的写作持更加积极的态度。其实，赵树理不仅是在《小二黑结婚》中大幅度改写了岳冬至与智英祥的故事，而且拒绝在小说里运用现实主义文学常规的书写方式。他没有交代刘家峧村的地理环境和村规民俗，也没有尝试将男女主人公塑造成有着鲜明性格的典型人物，他甚至没有向读者透露小芹、小二黑内心深处的任何消息，以至于读完这部小说，人们完全无法感知巨大的社会压力在两个年轻人的情感世界所激起的惊涛骇浪。这也造成杰克·贝尔登这类对现实主义持固定看法的读者，会觉得赵树理“对于故事情节只是进行白描，人物常常是贴上姓名标签的苍白模型，不具特色，性格得不到充分的展开”【20】。不过换个角度来看，虽然赵树理没有写出男女主人公的内心世界，但却重点呈现了伴随着共产党政权对乡村社会结构的改造，刘家峧村中封建势力（三仙姑、二诸葛）和反动势力（金旺、兴旺兄弟）的败落，以小二黑、小芹为代表的新兴力量的崛起。赵树理这样的描写方式，无疑在表达着劳动人民改变自己地位、开启新生活的愿景。更重要的是，这种对理想生活的构想诞生在20世纪40年代，那个时代的中国正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无数中国农民像小二黑、小芹那样，意识到绵延千年的悲惨生活应该被改变，而且正在被改变。文学所描绘的理想生活与自身所处的时代发生共振，鼓舞着千万人投身到改变自身命运的洪流中去，这才是现实主义文学打动人心之处，才是“真实”的力量之所在。

赵树理

《赵树理全集》

赵树理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

四

刘巧珍的牙齿与全球视野

可见，现实主义文学尝试捕获的“真实”，包含了两方面含义，一是要表达出对理想生活状态的构想；二是这种生活远景要符合时代的要求。也就是说，现实主义在特定时刻，将读者尚未用语言捕捉到的梦想、追求、憧憬，以文学的方式表现出来，它就已经达至了“真实”，这与其是否严格地复制现实并没有太大关系。因此，现实主义并非一套特定的描写现实生活的方法，哪怕是面对同样的生活内容，也必须呈现出时代特征以及人在那个时代对生活的憧憬。关于这一点，或许简单比较一下《小二黑结婚》和路遥的《人生》（1982）就可以予以说明。赵树理是一个对男女爱情没有太大兴趣的作家，他在整篇小说中只用短短的一句话描写了小二黑和小芹的身体接触：“小芹一个人悄悄跑到前庄上去找小二黑，恰在路上碰到小二黑去找她，两个就悄悄拉着手到一个大窑里去商量对付三仙姑的法子。”【21】面对家庭与村庄的巨大压力，两个年轻人在甜蜜的时光也不得不去商量应对的办法。有趣的是，四十年过去了，高加林与刘巧珍的恋爱竟然还是遭遇了来自家庭与村庄的重重阻力，让人不由得感慨传统习俗的顽固。虽然两个人第一次表白爱情后就依偎在了一起，但高加林不得不嘱咐刘巧珍：“不要给你家里人说。记着，谁也不要让知道！”如果说两个时代的描写有什么不同，那就是高加林让巧珍严守秘密后，马上就郑重其事地说：“以后，你要刷牙哩……”【22】考虑到两个人刚刚经历了幸福的初吻，高加林对刘巧珍牙齿的挑剔不仅不合时宜，而且显得有些残酷。好在刘巧珍不以为意，激动地说：“你说什么我都听……”在《小二黑结婚》里，改变自己受压迫的地位，收获自主的婚姻，就是男女主人公对理想生活的全部憧憬，他们根本没有余暇将目光望向刘家峧之外。因此，赵树理仅用一句“过门之后，小两口都十分得意，邻居们都说是村里第一对好夫妻”【23】，就结束了小说的叙述。然而高加林的一句“你要刷牙哩”却表明，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乡村，早已不是一个封闭的世界。所谓“文明”的生活方式以及它所象征的广阔天地，不断诱惑着农村青年，使得高家村显得狭小、闭塞，根本无处安置高加林的理想生活。可以说，刘巧珍的牙齿标记这两个人生活方式、思想状态的巨大差异，在这对恋人中间刻下了深深裂痕，预示着日后悲剧的发生。正像路遥所写的，每当高加林感到激动的时候，“他的眼前马上飞动起无数彩色的画面；无数他最喜欢的音乐旋律也在耳边响起；而眼前真实的山、水、大地反倒变得虚幻了”【24】。显然，高加林早就获得思考宏大问题的全球视野，对他来说，身边的乡村生活其实并不真切，远方的世界才更具有现实感。

在这里将两个相隔甚远的作品放在一起进行讨论，一方面是为了说明现实主义文学必须将自己时代的生活理想充分表达出来；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路遥创作的一大特点，就是利用自己广泛的阅读储备，在作品里不断征用各类文学资源，并注入对自己所身处的时代的理解。要真正理解路遥的写作，必须对这些地方予以挖掘。例如，路遥对高加林、刘巧珍在村子里公开自己恋情的描写：

他俩肩并肩从村中的小路上向川道里走去。两个人都感到新奇、激动，连一句话也不说；也不好意思相互看一眼。这是人生最富有的一刻。……他们要把自己的幸福向整个世界公开展示。他们现在更多的感受是一种庄严和骄傲。【25】

这段文字，很自然地让人想到冯沅君1923年的小说《旅行》中的著名段落：

我很想拉他的手，但是我不敢，我只敢在间或车上的电灯被震动而失去它的光的时候，因为我害怕那些搭客的注意。可是我们又自己觉得很骄傲的，我们不客气的以全车中最尊贵的人自命。他们那些人不尽是举止粗野，毫不文雅，其中也有很阔气的，而他们所以仆仆风尘的目的是要完成名利的使命，我们的目的却是要完成爱的使命。【26】

甜蜜、幸福的爱情让两个时代的年轻人都感到异常骄傲，如果说有什么不同，那就是在“五四”时期，爱构成了新青年们对生活的全部憧憬，除此之外，别无所求；而对于80年代的年轻人来说，爱在他们对生活的构想中只占有极为微小的部分，他们要不断算计、反复权衡，为自己攫取更多的现实利益。《人生》这样描写黄亚萍对爱情的考量：“在同等条件下，把加林和克南放在她爱情的天平上称一下，克南的分量显然远远比不上加林了……”【27】在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家那里，有时仅仅寥寥数笔就写出了那个时代的典型特征。此处的“称”字，写尽了80年代青年对待爱情的态度。他们不再像“五四”时代的前辈那样，为了爱情勇敢、冲动、不计后果，而是精心计算爱情中的利弊得失。高加林、黄亚萍等人在天平上的反复称重，把爱情这种最难以用理性进行分析的情感问题，转化成了便于精确计算的数学问题和经济问题。他们在小说中经历的悲欢离合，都与此有着直接关联。说得极端些，80年代的青年简直就是冯沅君笔下那些“仆仆风尘的目的是要完成名利的使命”的人。而这种精于算计的心理特征，也使得这些年轻人成了西美尔意义上的现代人【28】，为迎接即将到来的商品经济大潮提前进行了心理建设。

这类借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相关资源，传达出新的生活构想的写法，在路遥笔下还有很多。例如，作家描写高加林与黄亚萍聊天时的段落：

他们在一张椅子上坐下来，马上东拉西扯地又谈起了国际问题。这方面加林比较特长，从波兰“团结工会”说到霍梅尼和已在法国政治避难的伊朗前总统尼萨德尔；然后又谈到里根决定美国本土生产和存储中子弹在欧洲和苏联引起的反响。最后，还详细地给亚萍讲了一条并不为一般公众所关注的国际消息：关于美国机场塔台工作人员罢工的情况，以及美国政府对这次罢工的强硬态度和欧洲、欧洲以外一些国家机场塔台工作人员支持美国同行的行动……亚萍听得津津有味，秀丽的脸庞对着加林的脸，热烈的目光一直爱慕和敬佩地盯着他。【29】

这个段落的描写也并非无源之水，它似乎是在直接戏仿丁玲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1948）中的一段描写：

文采同志……不得不详细的分析目前的时局。他讲了国民党地区的民主运动，和兵心厌战，又讲了美国人民和苏联的强大。他从高树勋讲到刘善本，从美国记者斯诺、史沫特莱，讲到马西努，又讲到闻一多、李公朴的被暗杀。最后才讲到四平街的保卫战，以及大同外围的战斗。说八路军已经把大同包围起来了，最多半个月就可以拿下来。这些讲话是有意义的，有些人听得很有趣。可惜的是讲得比较深，名词太多，听不懂，时间太长，精神支不住，到后来又有许多人睡着了。【30】

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里，文采同志是共产党干部的反面典型，他在工作中脱离实际，不善于回应人民群众的关切，总是试图用文件和书本解决现实中的问题，最终处处碰壁，造成土改工作无法顺利展开。这段引文值得我们关注的，是聆听文采同志演讲的农民的反应。文采同志对解放战争时期国际国内局势的分析和介绍，呈现了一幅具有宏阔视野的生活图景，这当然是重要的，也具有一定的意义。然而，无论是美国记者斯诺、史沫特莱，还是马西努、闻一多、李公朴，都根本不在暖水屯村民所憧憬的理想生活的范围内，听众也感受不到那些辽远的是是非非与其生活世界之间的关联，以至于最后“许多人睡着了”。在这里，丁玲作为一位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家，准确地意识到40年代农民所憧憬的生活其实坐落在乡土故园，他们根本无暇去了解“美国人民和苏联”究竟如何强大，因此将那个无力描绘一幅对农民来说具有吸引力的生活图景的干部，塑造成了一个近乎小丑的可笑人物。

两相对照之下，我们会发现路遥的描写意味深长。男主人公高加林其实和丁玲笔下的文采同志一样，喜欢阅读报纸上的时事新闻，并乐于和别人分享自己对相关内容的分析。而高加林的幸运在于，黄亚萍没有像40年代的暖水屯村民那样，对这类时事新闻毫无兴趣，而是“听得津津有味”，用“热烈的目光”看着高谈阔论的高加林，佩服得五体投地。在这里，路遥借用丁玲描写过的场景，准确写出了80年代年轻人对生活的憧憬。高加林、黄亚萍从来没有觉得自己的生活将被禁锢在出生的那个地方，始终梦想着走向外面的广阔天地。团结工会、霍梅尼、尼萨德尔、里根以及美国机场所表征的世界，并没有外在于这些年轻人的梦想，恰恰相反，这些本来就是他们理想生活的一部分，自然会“听得津津有味”。高加林、黄亚萍们正在和那个时代的中国一起，义无反顾地走在拥抱全球化的大路上。在这个意义上，小说《人生》准确预测了中国社会未来的发展走向。经常听到有读者抱怨路遥的作品情节老套、写法陈旧，这么说并非全无道理，正如笔者在上文分析的，路遥笔下的很多段落会让人联想起前辈作家的描写，给人似曾相识的感觉。不过我们必须注意到，路遥创作的精彩之处，是哪怕他借用了前人作品中的桥段、描写，但只需寥寥数笔的改动，他就写出了一代乡村青年在80年代对理想生活的梦想与追求，让无数读者在高加林的身上认出了自己。这也就难怪《人生》《平凡的世界》这样的作品能够在读者的心灵世界激起巨大的情感波澜，成为人们发自内心去热爱的杰作了。

《人生》

路遥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1982年版

《平凡的世界》

路遥著，

陕西旅游出版社、

经济日报出版社1986年版

结语

英国批评家詹姆斯·伍德认为，“现实主义，虽然变换着形式，虽然往往挂了不同名字，从来都是小说的底色，自有这种形式起便是如此。……在所有小说中，那些令我们突然心头一震，突然感动的瞬间，必然和我们笨拙地称之为‘真’或‘实’的东西有关”【31】。的确，如果我们把现实主义理解为对生活的呈现和捕捉，那么几乎在文学这种事物诞生的那一刻，它就已经出现了，并在此后数千年的历史中演化为各种不同形态。正如奥尔巴赫在《摹仿论》中揭示的，从荷马史诗《奥德赛》、《圣经·旧约》，到莎士比亚《哈姆雷特》，再到司汤达《红与黑》、伍尔芙《到灯塔去》，那些产生自不同时代的经典名作的书写方式各不相同，但都是对各自时代理想生活的理解和向往。如果真实并不来自某种复制现实的固定方式，那么詹姆斯·伍德所说的那种让读者感到“心头一震”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在遮帕麻的梦境中，那是上古先民对充满生机、和平宁静生活的憧憬；在赵树理的笔下，那是中国农民对主宰自身命运的向往；而在《人生》里，那是中国青年走出乡村、奔向世界的理想。正是这些对理想生活方式的构想，让读者在每一次阅读的过程中，都能“听”到作品背后所凝聚的千万人的呼喊。这份共鸣及其蕴含的巨大能量，自然会让读者遭遇“突然感动的瞬间”，有时甚至会迸发出改写现实的力量。说到底，现实主义文学的“真”或“实”，其实是来自于真实的梦想，而非对现实生活的严格复制。

本文原刊于《小说评论》2020年第4期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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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德]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85页。

【2】《遮帕麻与遮米麻》以两种形式流传，一种是散文体，讲述方式较为随意；一种是韵文体，由阿昌族专门的念经人“活祀”在特定的宗教仪式或民俗活动中以阿昌古语念诵。两种形式的《遮帕麻与遮米麻》的故事情节基本框架相同，部分细节有微小的出入。本文的分析依据散文体《遮帕麻与遮米麻》。

【3】赵安贤讲述、杨叶生翻译、智克整理：《遮帕麻与遮米麻》，《山茶》1981年第2期。

【4】赵安贤讲述、杨叶生翻译、智克整理：《遮帕麻与遮米麻》，《山茶》1981年第2期。

【5】赵安贤讲述、杨叶生翻译、智克整理：《遮帕麻与遮米麻》，《山茶》1981年第2期。

【6】 [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390—399页。

【7】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诗学》，陈中梅译注，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47页。

【8】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诗学》，陈中梅译注，第78页。

【9】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诗学》，陈中梅译注，第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