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批评 | 李松睿：守成与创新的变奏——2018年度现代文学研究综述

点击上方蓝字，关注文艺批评

编者按

经过了数十载的不断发展，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早已形成了自己固有的研究格局。本文从现代文学研究中的几个重要问题出发，对2018年度中国现代文学领域中有特色的研究进行梳理和总结。在本文中，李松睿老师以研究者的论文和专著为例，讨论了在现代文学研究中至关重要的研究方法和问题意识，并重点关注了当年的研究中“史料发掘与文献整理”的部分。后文则是选取了鲁迅、郭沫若等现代文学研究中的经典作家作品和现象，基于研究方法和问题意识等方面的发展和创新进行具体的梳理。李松睿老师认为，虽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2018年度并没有大的研究格局的改变，但在诸多方面有不少新的成果。研究者们的努力都是在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为这个学科在时机来临之时的新变做着准备工作。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或许可以用守成与创新的变奏来形容2018年度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本文原刊于《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感谢李松睿老师授权“文艺批评”转载！

大时代呼唤真的批评家

李松睿

守成与创新的变奏

2018年度现代文学研究综述

经过了数十载的不断发展，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早已形成了自己固有的学术传统、研究方法、治学思路、研究流派、学者梯队以及学术人才培养方式，所有这一切，都使得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已经高度成熟和体系化，任何关涉全局的变革和超越都必然是极其艰难的。毕竟，这个学科所涉及的时段只有短短的三十年，作家、作品、思潮、流派、思想史、社会史、传播媒介以及域外影响等方方面面的话题，都已经被一代又一代的研究者系统、全面地梳理、探究过一番，如果没有大的研究范式、学术理路的更替与变革，在这个空间“狭窄”并且已经充分耕耘过的领域，似乎很难再产生新的具有突破性的研究成果。纵观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最近几十年来的发展，无论是作家、作品论的不再流行，向晚清或当代的“越界”探究，还是注重对思想史的考察和梳理，抑或是从社会历史的视角反身考察文学作品，都显影了从业者试图拓展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疆域的努力，以及这背后所蕴藏的焦虑。人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但无法选择自己所身处的时代。在2018年度，现代文学研究者只能正视并接受他们所身处的研究领域的特点和现状，在持续地坚守中通过自己的努力推动这个学科的发展。下面，笔者将就目力所及，对本年度有特色的研究进行梳理和总结。

有关研究方法的探讨

1

或许正是由于中国现代文学这一学科的发展已经非常成熟，使得研究界一直在不断地反思学科内部惯常的研究方法，指出其中存在的各类弊病，展望新的学科发展的可能性。毕竟，文学研究者，就像所有人文社会科学的从业人员一样，在面对自己的研究对象时，永远无法做到超然冷静、绝对客观。他们总是带着自己的阅读趣味、政治立场、成长经历、知识结构、教育背景以及问题意识等一系列前理解，选择相应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方式，对研究对象展开探究和分析。因此，虽然研究方法可以大致分为几个较大的流派，并在长时间的发展中形成自身的传承关系，但其实每个研究者的研究方法、问题意识都不尽相同。于是，研究对象在不同研究方法的烛照之下，会呈现出差异性极大的面貌；而研究者在研究对象那里究竟能够发现哪些新东西，往往取决于他们所使用的研究方法、问题意识。

鉴于研究方法、问题意识的重要性，在中国现代文学这个高度成熟的学科里，开始不断有学者反思和思考已有的研究方式，并对新的学术发展方向予以展望。例如，季红真的论文《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1就以有关萧红的研究为例，指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者必须充分意识到方言或语言问题、文献的校勘问题、文献的可靠性问题、实地考察问题以及治学经验问题，等等。在季红真看来，今天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早已不能仅仅将治学材料、研究方法局限在文学文本周围，而是要广泛地借鉴语言学、历史学、民族学等其他学科的治学思路，尽可能多地征引相关的研究资料，才能真正推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发展。

萧红

与此类似的，还有孟庆澍的论文《“拟民族志”与“再历史化”——文学史研究二题》。在这篇文章中，作者认为由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往往与政治意识形态紧密结合，产生了种种因政治立场的不同而带来的难以说清的纷争，因此“有必要将一些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引入文学史研究，以增强其实证性与客观性”。孟庆澍指出，为了解决研究中存在的问题，研究者大多“有意识地采取与传统文史研究（以案头阅读为主）不同的民族志式的搜集资料方式（包括了口述史、访谈、问卷、个案调查等具体方法）”，这是“学界对目前文学史研究存在的问题与解决的方案，存在着某种以实事求是、‘自我客观化’为基石的共识”，而“在理论过剩、阐释过度的今天，另辟文学史研究的社会学（人类学）路径，将社会科学严谨求实的研究方法引入，并非不讲家法的旁门左道，反倒有可能是文学史研究重建学术可信度、可延续性的一条有效路径”。此外，面对文学史写作总会因为文学史观而或多或少地遗漏文学史事实的问题，孟庆澍提出要“将文学史从纯文学的迷思中打捞出来，重新恢复其历史生成物的多元属性，将其放回历史场域之中，再现文学发生发展的原生状态”2。显然，在这位研究者的理解中，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强调实证主义式的研究方法，是搁置学科内部的种种争论，绕开各式各样的研究“雷区”，帮助研究者抵达所谓“真理”或“历史真相”的坦途。只是值得进一步追问的是，放弃了对趣味、立场、价值之间的差异的讨论，单纯考虑对所谓历史事实的呈现和梳理，那么最后完成的文学史写作究竟还是不是“文学”史呢？

系统地总结这类实证化研究经验的，还有金宏宇的《考证学方法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作为长期关注中国现当代文学版本问题的专家，金宏宇在这篇文章中对考证学方法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启示、意义以及贡献进行了详细说明。值得注意的是，在指出现代文学研究中应该使用的诸如“书证、物证、人证、证词”3等各种类型的证据之后，金宏宇还总结了研究者运用这些证据所应该使用的诸如“逻辑思维法”“调查观察法”“数学考证法以”及“e考证法”等论证方法。这种非常具体详细地总结研究经验的文章，相信会对青年学者进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提供很多有益的帮助。而颇具症候性的是，金宏宇在文章中提出，考证性研究的“重点不是求取思想的深度，而是关乎知识的广度”，似乎印证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术界所谓“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的发展趋势4。

史料发掘与文献整理

2

上文已经揭示，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这个学科中有关研究方法问题的讨论，有着鲜明的实证化倾向，似乎这是一条绕过研究“雷区”、寻找学科创新突破口的必由之路。近年来，这个学科的很多研究成果都来自这一路数的探究，大批作者投身到相关的研究当中，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及教育部立项的科研项目，很多也与此有关，这就使得实证化或历史化成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这些年来的发展趋势，这个学科甚至被有些研究者认为已经充分地“史学化”5。当然，也有学者对此持不同看法，例如钱文亮在2018年发表的论文《“史学化”还是“历史化”：也谈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新趋势》就是对这一问题的反思。钱文亮敏锐地指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实证化趋向其实更为复杂，并不能简单地判断为淡化思想、凸显学问，有些研究者所追求的历史化，背后有着米歇尔·福柯、弗雷德里克·杰姆逊等思想家的解构主义理论的影子。钱文亮认为，解构主义理论“彻底颠覆了传统研究所预设的那些哲学前提和所遵循的基本范式，犀利揭示了许多人们认为自然而然的概念实际上却是权力与统治的偶然的社会历史建构物，都是在某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通过某种话语的运作机制建构起来的，不同的话语背后潜藏着不同的建构和运作规则”6。从这个角度来看，很多研究者所采取的将研究对象历史化的思路，隐藏着与陈陈相因的各类意识形态和文学史定论对话的意图。

米歇尔·福柯

弗雷德里克·杰姆逊

不过无论如何，很多迹象都表明，单纯的所谓“文学性”似乎已经无法成为支撑这个学科发展的基础，必须要通过史料的整理、佚文的发掘、版本的考据等一系列历史学研究方法，才能证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存在的合法性。相比于20世纪80年代那种更强调“文学性”与“思想性”的研究方式，这样的变化使得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更倾向于学科内部的学理化建设，而放弃了对外在的社会生活的回应。这背后自然是由于大的社会环境、文化氛围的变化造成的，而孰优孰劣则只能依靠时间的流逝为我们提供答案。在这一趋势之下，其实每年都会常规性地出现大量新发现的手稿、作品、书信、日记等文献以及相关的解读文章，也不断有人校订同一部作品在不同版次之间所发生的一系列变化，而收录文献更全面、编校更为考究的作家文集或全集也不断出版……所有这一切，都使得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建立在更加坚实的基础之上，并为后世的研究者提供了巨大的便利。

2018年度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这方面其实也延续了以往的学术品格，不断向着尽可能还原文学史事实的方向迈进。例如，郜元宝的《北京鲁迅博物馆藏“周氏兄弟”中文剪报校改考释》7，对北京鲁博所藏“周氏兄弟”中文剪报的基本情况、研究现状做简单介绍后，具体呈现了其中对鲁迅作品初版本的校改情况，分析了这些校改与最终定本之间的关系，并尝试推测校改原因等问题。这一材料的考释，为研究界呈现了鲁迅作品的修改情况，颇具史料价值。袁洪权的《胡适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八日佚信及相关史实梳考》从《清华周刊》上发现一封此前不为各类胡适文集、全集收入的佚信，并围绕该信考证胡适的生平，成功地还原了这位文化名人在1931年前后的基本情况，“可为胡适年谱和胡适与清华大学史话的写作提供新的材料”8。吴宝林的《〈胡风日记·武汉一年〉史实考订及新发现——兼谈胡风“战时日记”的史料价值》通过对此前《新文学史料》上披露的胡风在武汉期间的日记进行考订，指出了初次发表时的注释中存在的一系列错误，并结合作者新发现的材料对相关历史事实予以说明。正如作者所言，这项研究“有助于研究者更准确地把握一个文学流派的形成过程和一些重大文学史事件和政治事件的脉络，并且极大提升胡风研究及七月派研究的历史品格”9。尧育飞的《〈李长之文集〉失收新诗文献辑论》发现了《李长之文集》未能收入的8首新诗、3首译诗以及1篇诗话，并分析了李长之这些作品的意义和价值。由于建立在新材料的贡献基础上，这篇论文能够帮助读者“管窥李长之的新诗贡献”，并有可能“重估他在中国新诗发展史上的位置”10。这类史料实证研究的背后，无疑是相关研究者付出的巨大努力和辛勤劳动。不过，读了很多这样的文章，不免让人觉得这一研究方式容易陷入了某种套路化的窠臼。先展示新发现的材料，然后在呈现相关史实的基础上对材料进行比对、释读，是惯常的写作路数，行文难免显得有些板滞。如何更加有效地利用新材料，在提供更为丰富、细腻的历史细节的同时，借助新发现的史料推进学术界对作家、作品的认识，提供与以往的学界定论不同的文学史图景，应该成为这类研究的发展方向。

《朱英诞集》/ 朱英诞 

长江文艺出版社 / 2018-4

本年度也有不少新整理的现代文学作家文集问世，其中令人印象较深的是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王泽龙教授主编的十卷本《朱英诞集》（长江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作为一位极具才华，且创作成果丰富的诗人、学者、翻译家，朱英诞在生前只出版过一部诗集，这多少是一件令人感到遗憾的事，也限制了诗人的文学史地位。因此，《朱英诞集》的编辑、出版，具有填补学术空白的重要意义，也必将推动相关研究的进展。需要指出的是，这部文集以极为严谨的方式编订而成，搜集到目前能够见到的朱英诞的新诗、旧体诗、散文、评论、研究以及翻译等各类作品，并按照诗人生前自行编订的作品集的顺序予以编排，而朱英诞并未能编订、发表的作品则按照时间排序。此外，《朱英诞集》尽可能详细、准确地注明了发表时间和刊物，对同一作品的不同版本，也不厌其烦地予以说明，使得整部作品集具有极强的学术含量。在全国出版社纷纷出版各类现代作家的选集或全集的语境下，《朱英诞集》的编辑出版无疑为业界确立了一个值得参照的标准。

鲁迅研究的发展

3

由于鲁迅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的崇高地位，使得有关这位作家的研究历来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重中之重。尽管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有研究者将鲁迅研究比喻为一座“肃穆的‘古堡’”11，来暗指其内部的僵化和自成体系，尽管不断有人感慨与鲁迅有关的题目已经做尽了，很难再有新的突破，但每年都会涌现出大量以鲁迅为主题的研究成果，每年也都会有新人参与到鲁迅研究的队伍中来。自然，2018年度也不例外，更何况本年度还恰好距离鲁迅发表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整整一百年，不少地方都举行了大型研讨会予以隆重纪念12。笔者在中国知网上以“鲁迅”为主题词，查询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的相关论文，竟然有1576篇之多，让人惊异于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的巨大影响和对研究人员持久的吸引力。

《鲁迅全集》/ 鲁迅 

人民文学出版社 / 2005-11

有关域外的鲁迅研究，值得一提的研究成果是范劲的论文《鲁迅研究在德国》13。这篇论文概述了鲁迅在德国汉学界的研究史，首先指出德国汉学界对中国文化的关注，从最初集中讨论孔子以及这个形象所代表的儒家文化传统，在“二战”后逐渐转移到鲁迅以及他所代表的现代中国文化。接下来，范劲呈现了东西德学者在阐释鲁迅过程中的不同思路，即东德学者更注重将鲁迅塑造为一个革命者的形象，而西德学者则更愿意在鲁迅身上看到诸如彷徨、绝望、多疑以及反讽等因素，力图塑造一个更为复杂的鲁迅形象。最后，作者进一步分析了“冷战”结束、东西德合并以后，德国学界如何在现代性的意义上重新理解鲁迅。这篇论文不仅为中国读者勾勒出鲁迅在德国汉学界的接受情况，并显影了这样的事实：研究者身处的社会历史背景、问题意识会深刻地影响他们对研究对象的理解与判断。

对鲁迅思想发展历程进行梳理和探究，历来都是鲁迅研究的重点和难点，产生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只是在今天的学科发展环境下，仅仅依靠鲁迅自己的文字进行研究，已经很难再有新的发现。因此，很多研究者选择回归历史语境，考察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外部背景，试图借助不同的材料和视角，呈现出鲁迅思想发展过程中新的面向。例如，邱焕星的论文《当思想革命遭遇国民革命——中期鲁迅与文学政治传统的创造》，就在借助对国民革命时期独特的社会思想氛围的考察，在鲁迅研究界通常划分的秉持进化论思想的“前期鲁迅”和向马克思主义靠拢的“后期鲁迅”之外，提出了“中期鲁迅”的命题，为理解鲁迅思想变化的历程提供了更为细腻、曲折的面向。此外，钟诚的专著《进化、革命与复仇——“政治鲁迅”的诞生》（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亦是一部值得关注的研究成果。这位有着政治哲学背景的研究者以充满辩证法味道的方式探讨鲁迅，认为作家早年信奉的“人国”理想与民族国家的现实构成一对矛盾，二者的辩证运动构成了鲁迅政治观中的悖论。最终的结果是，鲁迅既希望深度介入政治，又无法接受政治内部运作的各种“规则”和“潜规则”，陷入两难的境地。该书的论述与大多数鲁迅研究著作迥异，对鲁迅形象的塑造也颇有新意。这再次证明，研究者只能看到其知识结构允许他们看到的东西，新的理论和新的视野总能为研究对象增添新的面向。

《进化、革命与复仇》 / 钟诚 

北京大学出版社 / 2018-7-25

借助新材料或新史料重新理解鲁迅作品或“还原”鲁迅的本意，廓清学界已有的定见，亦是鲁迅研究中常见的思路。在2018年度，这个方向的研究也产生了不少值得关注的成果。除了上文提及的郜元宝的《北京鲁迅博物馆藏“周氏兄弟”中文剪报校改考释》，还有汪卫东的《〈狂人日记〉影响材源新考》14。汪卫东对鲁迅的著名作品《狂人日记》接受外国文学影响的情况提出了新的见解。与以往学界较多注意鲁迅的《狂人日记》与果戈理的同名作品之间的影响关系不同，汪卫东通过对无极的《狂人论》和留日时期鲁迅阅读的各类期刊的分析，有说服力地证明了日本作家二叶亭四迷翻译的高尔基的小说《二狂人》（通译为《错误》）与果戈理的《狂人日记》共同对鲁迅的创作产生了影响。此外，宋声泉的论文《鲁迅〈汉文学史纲要〉命名新解》也很有价值。宋声泉在这篇文章中处理了一个极为细小的话题：《汉文学史纲要》一书曾有数次改动，即“鲁迅在厦门大学编撰讲义之初，原本定名为《中国文学史略》，后随课名的改动而易作《汉文学史纲要》，至中山大学任教时，再加限定，自题为《古代汉文学史纲要》。可见，《古代汉文学史纲要》是鲁迅最为认可的讲义名称”15。作者由此进一步思考，鲁迅笔下的“古代”究竟应该怎么理解，将“中国文学”更名为“汉文学”，背后的目的又是什么。通过一系列考证，宋声泉指出，鲁迅受北京大学教学体制的影响，其笔下的“古代”指从上古到汉代这段历史时期，区别于“中古”和“近代”。而由于对广大少数民族文学的关注，促使鲁迅使用“汉文学”这样的概念。这样的研究乍看上会显得细小、琐碎，但却通过一点一滴的扎实努力，不断为我们还原出一个真实的鲁迅形象。无论是从研究态度来看，还是从对学界的贡献来看，这样的研究方式都值得读者敬佩。

《汉文学史纲要》 / 鲁迅

上海古籍出版社 / 2005-8

有关鲁迅的小说、散文、杂文等作品的讨论，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早已汗牛充栋，不时能听到有些治鲁迅研究的学者发出“题目做尽了”的感慨。不过，鲁迅毕竟是一位思想内涵深刻、兴趣异常广泛的大师级作家，其思想内部总会为那些做好充分知识准备的研究者留下进一步探究的空间。孙郁的《鲁迅：在金石、考古之趣的背后》16就是这样的研究。一般情况下，现代文学研究者往往由于知识结构的限制，对所谓“回心”时期的鲁迅倾心的金石、考古方面的兴趣无从置喙。而孙郁则独辟蹊径，梳理了鲁迅生命中对金石与考古的兴趣，并特别注重对比鲁迅与同时代历史研究者之间的不同，指出鲁迅对金石、考古的研究并不注重学术性，而是更多地将其对艺术的兴趣灌注其中。值得注意的是，鲁迅在这些方面的知识积累（或者用孙郁的术语“暗功夫”），在某些情况下也会渗透到其学术著作、杂文等的写作中去。

与孙郁的研究方式类似，涂昕同样利用自己独特的生命体验和学术兴趣，展现出鲁迅生命的另一个面向。作为在豆瓣网上小有名气的“植物达人”，涂昕在论文《从“相互主体性”观照鲁迅的博物学视野》中带着自己对花花草草、坛坛罐罐的满腔热情，注意到贯穿鲁迅生命始终的博物学视野，并从这个视角出发，分析鲁迅文学写作的特点。例如，她对比了周作人的《乌篷船》与鲁迅的《好的故事》对景物的描写，发现前者观察的特点是整饬、严密，而后者则更注重参差和凌乱，不愿意人为地为自然分类设限，试图“呈现出大自然本身的那种狂野、杂乱，以及从中透露出来的生气”17，一下子揭示出鲁迅思维中那些此前不为人注意的特点。

此外，陈平原的《“思乡的蛊惑”与“生活之艺术”——周氏兄弟与现代中国散文》18也是一篇带有浓重个人风格的文章。作者从2013年的一场拍卖会起笔，叙述鲁迅、周作人不同的人生道路与选择，兄弟失和之后两人在报刊上的相互呼应，以及以“思乡的蛊惑”与“生活之艺术”为主题的不同散文创作路数。文章以极为潇洒的方式，抓住鲁迅、周作人散文写作的关键性特征，勾勒出中国现代散文发展的不同方向。这样的文章将轻逸与洞见有机地结合起来，显示出作者出色的才情与学养。

作为亮点的郭沫若研究

4

郭沫若研究无疑是近年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一大亮点，因此有必要单独予以讨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郭沫若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出现了较大幅度的滑坡，不少研究者对这位在文学、历史学、考古学等领域颇有建树的大师提出质疑，以种种或真或假的史料、逸闻将其勾勒为一个在历次政治格局变动中见风使舵的投机分子。在这一思维定势的影响下，郭沫若成了一个“品行恶劣”的“小人”，相关研究长期得不到学界的重视，缺乏活力，也无法提供推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发展的标志性研究成果。值得注意的是，最近三四年来，一批年轻的郭沫若研究者开始有意识地与学术界长期形成的这一偏见对话，用一系列扎实的史料、逻辑严密的论证，批驳各种以讹传讹的虚假信息，为郭沫若进行辩护，并推动相关研究的发展。在2018年度，最引入瞩目的郭沫若研究成果当属李斌的《建立在伪史料基础上的“晚年郭沫若”研究》19、《陈明远与层累的“郭沫若现象”》20、《“妖魔化”郭沫若是拒绝与中国的“短二十世纪”对话》21等论文。这一系列文章均以严肃认真的态度，用扎实的史料和事实说话，对诸如《蒋委员长会见记》的写作背景、黄淳浩编《郭沫若书信集》中所收郭沫若致陈明远的57封信的真伪问题、伪诗《毛主席赛过我亲爷爷》等广为流传的谣言进行辨析，试图还原出一个真实的郭沫若形象，并为净化网络生态、廓清谣言以及抵制历史虚无主义做出了重要贡献。此外，李斌还对形成使这类伪史料能够流传甚广的社会氛围的原因予以分析，并指出其对学术研究的危害。这类辨伪的研究虽然只是抵制了谣言的流行，并没有为学术界提供新的知识，但其意义却无论如何也不能低估。特别是对郭沫若研究来说，由于这个研究对象长期被刻意抹黑，使得相关研究的推进较为困难，也很少有新的研究者加入到研究队伍中去。只有驱散围绕在郭沫若身边的种种谣言，才能吸引新的研究者参与到郭沫若研究的事业中来，为学术研究的正常发展提供健康的社会氛围。

郭沫若

而在有关郭沫若的具体研究中，在2018年度也有颇多亮点。蔡震的论文《郭沫若民族复兴思想形成的文化背景》对郭沫若留日时期的思想背景予以考察，认为“日本近代以来社会转型过程中对待儒家思想文化的姿态和价值评判，直接影响到他面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时思考问题的方式以及价值取向”22，因此，郭沫若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与“五四”知识分子大多激烈地抨击传统不同，而是更倾向于复兴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李斌的《女神之光——郭沫若传》（作家出版社2018年版）是一部资料极为详实的传记作品。作者曾参与《郭沫若年谱长编》的编纂工作，并利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郭沫若纪念馆工作的便利条件，阅读了郭沫若未刊文稿和往来书信，使得这部传记作品的写作建立在极为扎实的文献基础之上。与此前出版的若干部郭沫若传或偏于文学，或偏于历史学，无法为读者提供郭沫若思想全貌的情况不同，这部近50万字的传记尽可能全面地呈现传主的生平和学术思想，堪称近年来最优秀的郭沫若传记作品。刘奎的《有经有权：郭沫若与毛泽东文艺体系的传播与建立》23从阐释郭沫若提出的“有经有权”这一观点的内涵及相关争论出发，分析了郭沫若为毛泽东文艺思想在国统区的传播与接受所做的工作，将此前研究界仅仅模糊了解的情况梳理得极为清晰。2018年9月，中国郭沫若研究会、《历史研究》编辑部和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主办的中国郭沫若研究会第四届青年论坛在西安召开，与会学者就“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再解读”“郭沫若的历史人物研究”“侯外庐眼中的郭沫若”“各类‘郭沫若奖’的考察”以及“郭沫若抗战时期的文学活动”等主题展开讨论，产生了很有新意的研究成果。从这次会议的效果来看，青年论坛这一形式可以起到很好的培养研究队伍的作用，值得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推广。此外，美国布兰代斯大学王璞的专著《革命的可译性：郭沫若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化》（The Translatability of Revolution: Guo Moruo and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Cultur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8）亦是本年度出版的重要著作，值得关注。

左翼文学研究的三种方式

5

左翼文学研究虽然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的寂寞之后，但伴随着“再解读”思潮的兴起，研究者开始不是仅仅在“纯文学”的意义上批判左翼文学存在的种种弊病，而是从现代性的视野出发，将其放置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组成的社会文化场域中予以理解，发现其蕴含的价值。于是，左翼文学研究逐渐成为近二十年来的现代文学研究中的热点，产生了极为丰富的研究成果。或许可以用2018年度发表的三篇有关延安文学的研究，简要说明这些年左翼文学研究的三个发展方向。第一篇，是路杨的论文《“表情”以“达意”——论新秧歌运动的形式机制》24。这篇文章通过逐一分析《兄妹开荒》《刘二起家》以及《十二把镰刀》等秧歌剧作品，发现左翼文艺工作者逐渐创造了一种“共情”的形式机制，即通过戏剧作品充分调动观众的情感，使他们将剧中人的故事，感同身受为自己的故事，并由此激发出参加革命的热情。虽然她在论文中没有详细说明自己的理论方法，但这样研究恰恰暗合国际学术界极为流行“情感转向”，再次说明借助新的视野总能够在旧话题中发现新的问题。当然，这样说并非在指责路杨生硬搬用西方理论，她的论述其实是建立在对文本与史料的细腻分析之上的，颇有说服力。在这里只是以路杨的这篇文章为例，说明左翼文学研究中借鉴新理论发现新问题的研究思路。

第二篇，是秦林芳的论文《解放区“演大戏”现象的演变与意义》25。在通行的文学史叙述中，解放区“演大戏”现象出现于“整风运动”前，在毛泽东《讲话》发表之后，则成为一种被批判的“落后”现象，很快就被更能为广大工农兵群众喜闻乐见的民间文艺形式所取代。这样的历史叙述当然没有错，只是显得过于平顺，似乎“熨平”了历史发展过程中所有的曲折和坎坷。秦林芳显然不满足于这样的文学史叙述，通过考察延安当时大量的原始报刊文献，他发现无论是在毛泽东《讲话》发表前还是发表后，延安文艺界对“演大戏”现象的评价始终存在着肯定与否定两种声音，只是后来由上级主管部门定性才结束了争论。这样的研究虽然没有颠覆既往的研究，但却利用详实的史料功夫，为历史提供了无数更为丰富的细节，这也是近年来左翼文学研究中的一个主要研究思路。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 毛泽东

人民出版社 / 1975-12

第三篇，是熊庆元的论文《歌舞成剧：延安秧歌剧的形式政治——以〈兄妹开荒〉的艺术革新为例》。熊庆元充分发挥自身知识结构的独特优势，从音乐、舞蹈以及戏剧等三个不同的视角，考察秧歌剧《兄妹开荒》在艺术革新上的特点和意义。这位研究者指出，在音乐层面上，《兄妹开荒》充分吸纳了传统眉户和练嘴子等民间曲艺形式，并加以灵活应用，使得新的艺术形式既能让观众感到亲切，又能匹配“关于劳动、性别、动员等现代革命政治的内容”。在舞蹈层面上，熊庆元在指出《兄妹开荒》的舞形设计借鉴了道教祭祀仪式的同时，指出解放区戏剧运动具有注重综合音乐、舞蹈、戏剧等多种艺术形式的整体性特征。而在戏剧层面上，这位研究者则发现主创人员在讨论《兄妹开荒》的表演时，要么将秧歌剧理解为“以歌舞为基础的新型戏剧”26，要么将其视为某种新型话剧。二者之间的矛盾和张力深刻影响了此后中国当代戏剧的发展。

如果说路杨的论文借鉴新的理论视野拓展了研究思路，秦林芳的研究通过对历史细节的发掘丰富了文学史图景，那么熊庆元的文章则以跨学科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传统文学研究方法的盲区，打开了研究者的视野。非常有趣的是，这三篇论文处理研究对象的思路，恰好代表了今天左翼文学研究最经常使用的三种研究方法。甚至可以说，绝大多数相关领域的研究都是沿着上述三条路线设置问题、组织材料乃至得出结论的。如何在这些已经非常成熟的研究路径上有所突破，开创新的研究方法，或许是今后左翼文学研究应该着重用力的方向。

新诗研究的突破

6

新诗研究一向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热门话题。毕竟，这一文体在“五四”时期的成功，本身就是白话文学革命胜利的象征。不过，由于现代新诗在诞生之初，就将其安身立命的基础建立在对传统格律诗歌的反叛之上，使得很多诗人更注重对形式的破坏，相对来说建构新形式的努力并不成功。正如我们在一百年来的现代白话诗歌史上所看到的，诸如新格律诗之类的有关新诗形式建构的种种努力，始终是“空对空”的理论探讨，即便有个别诗人在创作中尝试予以实践，但一方面很难形成风气，另一方面，读者往往只有在阅读了创作谈之类的文字后，回过头来再去读诗，才能领悟诗人在形式建构上所做出的努力。这多少是一个令人感到遗憾的现状。因此，对于已有百年历史的中国现代白话诗来说，诗人与佳作其实一直层出不穷，从无匮乏，但有关诗艺的探讨似乎只是停留在诗人个人的经验之上，难以成为理论积淀并为后世诗人提供可以借鉴的东西。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白话新诗亟待在理论层面上对诗歌艺术进行提炼和总结。

值得欣慰的是，在2018年度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涌现出不少在诗歌艺术层面上对中国现代白话诗进行理论总结的佳作。以李章斌的《重审卞之琳诗歌与诗论的节奏问题》为例，在这篇令人印象深刻的论文中，作者认为诸如闻一多、朱湘、孙大雨以及卞之琳等人对新格律诗的讨论，并没有对节奏、格律、韵律等概念进行清晰的界定，而且具体的讨论常常落入到对所谓音步、音尺以及顿等问题的窠臼之中。由于音步、音尺以及顿的划分往往混乱、模糊，缺乏统一的标准，使得所谓新格律很难真正落实到实处，最终成了诗人个人的创作尝试，难以积淀为深入人心的固定形式。李章斌的贡献在于，他虽然认为卞之琳的诗论存在着种种问题，但他发现卞之琳的诗歌创作超越了其理论言说，娴熟地运用诸如对称、重复、分行、标点等形式手段，创造出朗朗上口、富有韵律的优秀诗作。由此出发，李章斌认为可以从卞之琳的创作实践出发，重新总结和反思有关格律、节奏、韵律的经验。作者最后指出，卞之琳的诗歌与诗论说明，“节奏并非是‘一个’单一本质的现象，而是‘一群’现象，可以区分为广义节奏、韵律、格律三个层次。只有清晰地区分这些层次，才能够着手去分析自由诗的韵律和(广义的)节奏问题，去解决过去由于概念混乱、认知模糊所带来的种种迷思和歧解，并展望一种新的节奏理念和韵律学体系”27。这篇论文一方面勾连着中国新诗的创作实践，另一方面则延伸到对理论问题的深入探讨，堪称新诗形式研究的重要收获，作者能够凭借它获得2018年度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可谓名至实归。

卞之琳

与李章斌的文章类似的，还有王泽龙、高周权的论文《中国现代诗歌分行研究的现状与思考》以及王雪松的论文《现代汉语虚词与中国现代诗歌节奏》28。前者从“诗形审美、节奏建构、跨行艺术三个维度检视现代诗歌分行研究的历史与现状”29，以颇为细腻的方式呈现了中国现代诗学研究中对分行这一诗歌写作艺术的思考。这篇论文不仅是对新诗艺术的学术性清理，对当代诗歌写作亦有较高的借鉴价值。而后者发现，伴随着白话诗歌的兴起，原本并不入诗的虚词开始成为诗歌写作语言，并由此为中国现代诗歌带来了全新的语感和节奏。例如，各类虚词的使用，就极大改变了白话新诗的节奏划分、音韵节奏、拟音节奏、语意节奏以及情绪节奏等。

卢桢的《域外行旅与中国新诗的发生》30也是一篇非常精彩的论文。作者认为，域外旅行影响甚至改变了很多诗人认识和感觉世界的方式，激活了他们的想象力和审美情趣，促使其在“他者”的文化视阈中反思本土经验，表达前所未有的新异感受，进而确立与时代文化语境相对应的主体意识和情感理念。同时，域外旅行的经验使得很多诗作在抒情视角、意象谱系、语感节奏等方面发生变化，是建构新的诗歌美学的重要力量之一，更有效地推动了中国新诗的发生，并为新诗的精神实质与方法生成带来了持续性的影响。

戴望舒

黄药眠

此外，曲楠的论文《“谣曲”的发现：西班牙内战诗体与中国新诗的战时转型》31也是2018年度新诗研究中值得关注的研究成果。曲楠注意到，以戴望舒、黄药眠、孙用、芳信为代表的一批中国知识分子参与到对西班牙内战时期流行的“谣曲”的介绍和推广事业中去。中国与西班牙共同面对的革命与战争的语境，使得中国诗人与西班牙诗人在“谣曲”这一形式上产生共鸣。这一诗体形式，更促使中国新诗的写作从为了读者“看”，转变成为了读者“听”，这使得新诗的写作策略、传播方式都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此后的诗歌发展道路。

重要作家及文本、现象研究

7

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对经典的作家、作品以及文化思潮、文学现象的反复重读、重释，历来是这个学科重要的学术增长点。从某种角度来看，这一路数的研究是中国现代文学这个学科的安身立命之本。毕竟，经典作品之所以能够成为经典，就在于其内部存在着极为丰富的阐释空间，能够在反复的重读、重释中呈现出多层次的涵义；而文学研究的魅力和价值，也正是从全新的视角出发，在作品的字里行间中解读出新的意义，为经典之作增色，使那些名不见经传的作品焕发出新的光彩。如果说文学史是一个由作家、作品、文化思潮以及文学现象这类“群星”构成的浩瀚天宇，那么文学研究者与经典之间的互动正是不断地调整“群星”之间的位置关系以及明暗对比，为读者呈现出反复变化、不停流转的“星图”。中国现代文学这个已经高度成熟的学科之所以还能够具有活力，不断发展，或许正是由于文学史的宇宙尚未僵化，“群星”还在彼此引力场的相互作用下处在动态关系当中。2018年度，很多学者都对作家、作品、文学现象做出了全新的阐释，为文学史“星图”的绘制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毛泽东1942年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文献，深刻地影响了此后中国文学的发展方向，并在后来很多研究者的讨论中被指认为中国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分水岭。张旭东《“革命机器”与“普遍的启蒙”——〈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历史语境及政治哲学内涵再思考》从20世纪40年代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历史语境着手，重新阐发《讲话》对于中国革命的意义。张旭东指出，《讲话》的文艺观内在于“革命机器”的政治逻辑和战争逻辑，提供了政治自律性内部对文艺的规定，同时也为日后的国家—社会关系中重建文艺的一般关系提供了契机。在具体的论述中，张旭东着重阐发《讲话》文艺观所包含的文化政治内涵，试图在当代语境下对毛泽东的“普遍的启蒙”观念做出进一步的阐发，指出文艺文化工作者作为革命机器的一部分，承担着教育者和服务者的双重功能，其先锋性和终极意义取决于他们同历史总体性的关系。虽然看上去，张旭东从事的是某种历史性研究，但其问题意识却带有鲜明的时代性，即通过回到40年代来重新思考当下文艺的处境，这也就是作者在文章中所说的，研究《讲话》是为了“促使我们在今天的环境和历史条件下，面对新的挑战，像历史上的革命者和新文艺的创造者那样去分析和思考，去实践并探索实践的理论化”32。

吴晓东的著作《1930年代的沪上文学风景》（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是一部在方法论上极富创新性的研究成果。虽然这部著作与大多数讨论20世纪3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的研究一样，主要讨论上海作家的生存语境，对作品的形式展开分析，并呈现思想内涵与价值意义，但吴晓东显然不满足于常规的研究方式。在处理研究对象时，吴晓东没有直接从作家、作品入手进行分析，而是首先以广告或图片为切入口，然后再对研究对象展开讨论。例如，在该书《“一·二八”事件与战争文学热》一节中，吴晓东没有直接分析1932年“一·二八”事件后中国作家以空前的热情书写战争的文学史事实，而是首先从《现代》杂志上刊登的《上海抗日血战史》一书的广告入手，在此基础上再分析这一时期左翼作家、自由主义作家以及民族主义作家纷纷书写战争的情况。这样做的好处，是通过插入来自旧报刊中的广告和图片，可以最大限度地容纳来自历史现场的声音。虽然在本质上，文学史的叙述总是研究者带着后见之明向历史深处的眺望，但吴晓东通过引入广告和图片，则尽可能地激活了那些早已逝去的人与事，呈现了当时人们对作家、作品以及文学现象的最初印象。相比于传统的文学史写作方式，这样的研究带有某种古今对话的特征，具有较强的复调性。在文学史写作越来越同质化的今天，这类具有创造力的探索令人印象深刻。

《1930年代的沪上文学风景》 / 吴晓东

北京大学出版社 / 2018-7-1

另一项颇有价值的研究，是邱雪松的论文《“启蒙”与“生意”之间——“五四”新文化与出版业关系考论》。这篇文章将陈独秀和群益书社合作出版《新青年》杂志、创造社出版部以及开明书店视为历史的关节点，勾勒出“五四”新文化运动如何逐渐获得文化影响力，并成功地将这种影响力“变现”，在文化市场上取得成功的过程。最终，正是伴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强力推动，使得民国出版业形成了“古旧书业、大型综合出版社、中小型新文化出版社三分天下的格局”33。这篇论文显然受到美国学者罗伯特·达恩顿《启蒙运动的生意——〈百科全书〉出版史（1775—1800）》（顾杭、叶桐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一书的影响，尝试将崇高的精神启蒙，“还原”为一门追逐利润的生意。由于借助大量出版史方面的材料，使得邱雪松在这篇论文中呈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思想层面之外的另一幅面孔，为学界塑造出一个更加立体、多元的“五四”形象。

沈从文研究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学科中的热点，每年都能够产生大量研究成果，2018年恰逢沈从文逝世三十周年，各地举办了不少纪念性活动。例如，2018年10月，吉首大学、湖南省文联、湖南省作协就联合主办了“2018年沈从文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而本年度引起广泛关注的沈从文研究，当属张新颖的新著《沈从文的前半生（1902—1948）》（上海三联书店2018年版），和他重新修订的著作《沈从文的后半生（1948—1988）》（上海三联书店2018年版）。在这两本书中，张新颖以极为谦卑的姿态书写沈从文的一生，主要使用沈从文本人的文字串联起他的人生经历，并参照其他人对沈从文的回忆与评论，尽可能地把研究者自己隐藏在众多史料的背后，进入到“忘我”乃至“无我”的状态。初看此书，读者会发现满眼都是非常熟悉的沈从文的文字和相关的各种回忆材料，让人有些把握不住作者的叙述，就好像迷失在一片云雾弥漫的森林，其中的每一棵树走近了都能辨认清楚，但却无从寻找前进的方向。不过读过几十页之后，读者发现那些原本枯燥的史料经过作者的一番剪裁，重新焕发出夺目的光彩，让人不忍释卷。张新颖似乎用微弱的烛火，在那座森林中标示出一条曲曲折折的小径，通过它，读者能够慢慢地走出迷雾，走进沈从文的世界。哪怕暂时抛开学术价值不谈，仅就写作方法来看，张新颖的这两部沈从文传也极富启示意义。

《沈从文的前半生 : 1902-1948》

《沈从文的后半生 : 1948-1988》

此外，还有一些论文也推动了沈从文研究的发展。以姜涛的论文《“重写湘西”与沈从文40年代的文学困境——以〈云庐纪事〉为中心的讨论》34为例，这篇文章以沈从文写于抗战时期的小说《云庐纪事》为切入点，结合作家在战争年代对国家、民族、社会等问题的观察，分析沈从文有关政治的思考如何与其文学写作互动。不过，沈从文在40年代的确“想”了很多，但却很少“写”出一部完整的作品，常常陷入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思》中所说的“方其搦翰，气倍辞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的状态。这就使得姜涛对沈从文所“思”的分析，常常游离于作家真正所“写”，这无疑是研究沈从文这一时期写作的难点之一。考虑到很多研究者不断将沈从文的作品塑造为封闭、纯美的世外桃源，姜涛努力将沈从文的文学世界打开，使其敞向广阔的社会生活，显然开启了一个值得跟进的研究方向，相信这一路数的研究会产生极为丰硕的成果。

在丁玲研究领域，2018年度出现了较为密集的讨论，先是在6月，中国丁玲研究会、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文艺争鸣》杂志社联合主办了“丁玲文学现代性”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丁玲研究会第七届第一次常务理事会；在11月先后有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河北省社会科学院联合主办的“纪念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创作七十周年学术研讨会”和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主办的“丁玲与上海”学术研讨会暨第三届丁玲研究青年论坛。这些会议促使研究者围绕丁玲展开思考和探究，自然能够推动相关研究的发展，也产生了一批具有较高学术质量的成果。例如，何吉贤的论文《“流动”的主体和知识分子改造的“典型”——1940—1950年代转变之际的丁玲》，敏锐地捕捉到战争年代对于丁玲思想转变的特殊意义，提出丁玲“处在战争和频繁流动的条件和状态下，战争带来的组织化、军事化要求，流动状态下对经验和主体生成的冲击和重组需引起重视”35。何吉贤还极为细腻地利用丁玲本人和周边人物的相关材料，分析了丁玲在20世纪40年代转变的具体过程，并触及到知识分子在向革命阶级靠拢过程中的激动、困惑、不解以及坚持。对于理解中国革命与中国知识分子的关系，这篇文章提供了一个极为典型的案例。与何吉贤研究思路类似的，还有孙尧天的论文《浪漫的与现实的：革命语境中的内在冲突——丁玲〈在医院中〉的症候式解读》。孙尧天认为：“晚清有改革者呼唤破除伦常，到五四时期这一思潮愈演愈烈，发展出极端的个人主义，而这种文化和历史真空中的个人极容易产生自怨自伤的浪漫情绪，丁玲早期创作的莎菲即是这种典型。30年代，“左转”的知识分子努力向革命靠近，但关于自我如何融入革命这一问题始终被搁置，在延安整风期间才得到了重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实践为浪漫的自我提供了新的精神归属，要求对个人的情感结构进行彻底改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实践为浪漫的自我提供了新的精神归属，要求对个人的情感结构进行彻底改造。《在医院中》的陆萍即是处在这种改造来临之前的时刻。”36在这里，孙尧天的观点超越了那种将《在医院中》的主人公陆萍的遭遇，解读为个性自由的知识分子无法忍受革命律令的典型的“成见”，而是在知识分子追求自我改造的视域中理解陆萍的困境，打开了文本内部的丰富性，也为理解丁玲本人思想的复杂性提供了切入口。

结  语

End

综上所述，虽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2018年度并没有大的研究格局的改变，但无论是方法论的探讨，还是新史料的发掘，抑或是作家、作品以及文学现象的重读与重释，都有不少新的发现和推进，涌现出很多值得称道的研究成果。通过阅读本年度的研究著作也可以看出，研究者们正通过尝试借鉴新的理论、采用跨学科式的研究方法，构筑新的问题意识和观察视角，努力突破目前已经高度稳定的文学史图景。虽然这项工作暂时还远远没有完成，但所有这些努力其实都是在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为这个学科在时机来临之时的新变做着准备工作。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或许可以用守成与创新的变奏来形容2018年度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本文原刊于《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

注释

向上滑动查看更多⬆

1、季红真：《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载《东岳论丛》2018年第6期。

2、孟庆澍：《“拟民族志”与“再历史化”——文学史研究二题》，载《文艺评论》2018年第5期。

3、金宏宇：《考证学方法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载《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12期。

4、李泽厚：《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与陈明的对谈》，《李泽厚访谈录·九十年代》，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145页。

5、参见郜元宝《“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史学化趋势》，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年第2期。

6、钱文亮：《“史学化”还是“历史化”：也谈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新趋势》，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8年第2期。

7、郜元宝：《北京鲁迅博物馆藏“周氏兄弟”中文剪报校改考释》，载《鲁迅研究月刊》2018年第11期。

8、袁洪权：《胡适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八日佚信及相关史实梳考》，载《新文学史料》2018年第4期。

9、吴宝林：《〈胡风日记·武汉一年〉史实考订及新发现——兼谈胡风“战时日记”的史料价值》，载《新文学史料》2018年第4期。

10、尧育飞：《〈李长之文集〉失收新诗文献辑论》，载《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

11、参见汪晖《鲁迅研究的历史批判》，载《文学评论》1988年第6期。

12、例如，2018年11月4日，浙江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所就主办了“纪念鲁迅《狂人日记》发表100周年学术研讨会”。

13、范劲：《鲁迅研究在德国》，载《文艺研究》2018年第1期。

14、汪卫东：《〈狂人日记〉影响材源新考》，载《文学评论》2018年第5期。

15、宋声泉：《鲁迅〈汉文学史纲要〉命名新解》，载《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

16、孙郁：《鲁迅：在金石、考古之趣的背后》，载《文学评论》2018年第2期。

17、涂昕：《从“相互主体性”观照鲁迅的博物学视野》，载《文艺研究》2018年第3期。

18、陈平原：《“思乡的蛊惑”与“生活之艺术”——周氏兄弟与现代中国散文》，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8年第1期。

19、李斌：《建立在伪史料基础上的“晚年郭沫若”研究》，载《当代文坛》2018年第1期。

20、李斌：《陈明远与层累的“郭沫若现象”》，载《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

21、李斌：《“妖魔化”郭沫若是拒绝与中国的“短二十世纪”对话》，载《东方学刊》2018年冬季号。

22、蔡震：《郭沫若民族复兴思想形成的文化背景》，载《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

23、刘奎：《有经有权：郭沫若与毛泽东文艺体系的传播与建立》，载《东岳论丛》2018年第1期。

24、路杨：《“表情”以“达意”——论新秧歌运动的形式机制》，载《文艺研究》2018年第11期。

25、秦林芳：《解放区“演大戏”现象的演变与意义》，载《江苏社会科学》2018年第4期。

26、熊庆元：《歌舞成剧：延安秧歌剧的形式政治——以〈兄妹开荒〉的艺术革新为例》，载《文艺研究》2018年第11期。

27、李章斌：《重审卞之琳诗歌与诗论的节奏问题》，载《文艺研究》2018年第5期。

28、王雪松：《现代汉语虚词与中国现代诗歌节奏》，载《文艺研究》2018年第5期。

29、王泽龙、高周权：《中国现代诗歌分行研究的现状与思考》，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

30、卢桢：《域外行旅与中国新诗的发生》，载《文艺研究》2018年第9期。

31、曲楠：《“谣曲”的发现：西班牙内战诗体与中国新诗的战时转型》，载《文学评论》2018年第1期。

32、张旭东：《“革命机器”与“普遍的启蒙”——〈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历史语境及政治哲学内涵再思考》，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8年第4期。

33、邱雪松：《“启蒙”与“生意”之间——“五四”新文化与出版业关系论》，载《文艺研究》2018年第7期。

34、姜涛：《“重写湘西”与沈从文40年代的文学困境——以〈云庐纪事〉为中心的讨论》，载《文学评论》2018年第4期。

35、何吉贤：《“流动”的主体和知识分子改造的“典型”——1940—1950年代变之际的丁玲》，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8年第4期。

36、孙尧天：《浪漫的与现实的：革命语境中的内在冲突——丁玲〈在医院中〉的症候式解读》，载《文艺理论与批评》2018年第1期。

明日推送

滕威

一九七七年的逃亡 

解读阿德里安·卡塔埃诺《逃亡纪事》

或许你还想看

长按关注

欲转载本公号文章，

请后台留言申请，

转载请注明来源。

本期编辑 | 陶令篱边色

图源 | 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