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批评 | 谢有顺：通俗与通雅同样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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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近年来，随着新的作家和新的写作类型的兴起，文学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尤其是网络的出现以及普及，使得大众写作成为可能。越来越多的读者通过文化消费反过来影响文化创造，这使简单地拒斥以读者为主体的通俗文学，推崇以艺术探索为主体的纯文学写作,已无法适应时代的变迁。谢有顺老师认为，评价作品的标准不在文本通俗与否，而在于作品是否具有创造性，是否能吸引人、感动人，并且文学经验的书写、传递和共享，要求作者与读者之间进行合作。文学经典是在通俗性与艺术性的统一之中实现的，这需要作家讲述并完成好一个故事，写出有普遍性的情感和价值认同，以及创新文学话语方式。通雅正是这样以通俗的形式，再加上艺术探索，实现了对通俗的超越。只有将通俗与通雅并重，走“雅俗同欢，智愚同赏”的艺术道路，文学创作才能适应时代，接纳更多的写作类型，从而更好地影响公众。

本文原刊于《文艺争鸣》2020年第7期，转载自公众号“文艺争鸣”，特此感谢！

大时代呼唤真的批评家

谢有顺

通俗与通雅同样重要

这些年，文学正在发生巨变。很多新作家、新写作类型的兴起，都在挑战我们固有的审美趣味和精神认同，尤其由网络这一新的介质所带来的写作变化，既扩大了文学的边界，也迫使我们重新思考文学与读者、文学与商业之间的关系。在此之前，传统作家的出道与成熟，都和杂志社、批评家、文学史这三方面力量对他们的塑造紧密相关，但这种模式，对许多新一代作家，尤其是对网络作家，已然失效。他们进入大众的视野，几乎不是通过杂志社筛选或批评家阐释出来的，也不太考虑文学史写不写或如何写他们，他们更在意的是读者和作品的销量（点击率）。

这个写作群体极为庞大，不能无视它的存在。以读者为主体，以创造读者所喜欢的文学世界为目的的作家作品，我们习惯称之为大众文学或通俗文学，它带有鲜明的商业与消费主义特征，创生的也是一种新的写作与交流模式。过去我们认为，写小说、讲故事起源于闲暇，现在很可能是起源于商业；过去我们认为，写作诞生于“孤独的个人”，现在很多写作者不再沉迷于个体的孤独体验，而更多是追求共享、互动，甚至读者的回应会决定他的故事往何处走：假如有很多读者希望女主角一直活着，作者就不会让女主角死去。这其实有点像传统意义上的说书，听众的反应会影响说书者往哪方面用力，在哪些情节上多加逗留。大家普遍认为，听众越多，读者越多，作品就越通俗。

在传统的文学观念中，若说一个作家的作品很通俗、大众，多数作家会觉得是在骂他，至少是一个贬抑性评价；纯文学作家以艺术创新为追求，读者的多寡并不重要，他们相信，创新和探索本身可以引导、改造读者的艺术趣味——不断把新的艺术可能性，通过写作实践变成一个时代的艺术常识，这是文学发展的内在逻辑。但重艺术探索而轻读者的写作思潮，往往把艺术性与大众性对立起来，无视文学与读者的紧张关系，这种观念同样需要反思。在艺术创新的道路上，忽视文学的大众认同，文学可能会失去基本的传播效应。

文学经验的书写、传递和共享，必须通过作者与读者的合作来完成，偏向任何一方，都会使文学的生态失衡。当文学的艺术趣味隔绝于普通读者，难免曲高和寡、自得其乐；可文学过度迁就读者，也会失去艺术的难度，成为逐利的庸俗之作。尽管陈平原认为，通俗小说与高雅小说的对峙，是20世纪中国小说发展的一种重要动力，但在之前多数文学史的论述中，通俗文学是没什么地位的——这也未必公平。中国小说起源于说书，本属于通俗文学一类，今天的作家恐惧“通俗”二字实无必要。事实上，文学写作，特别是小说写作，适度强调大众和通俗的特征，建立起以读者为中心的写作观念，并无什么不好，“话须通俗方传远，语必关风始动人”，能把小说写得通俗，本身也是一种本事。

判断一部作品好还是不好，标准不在通俗与否，而是要看这部作品是否有创造性，是否能吸引人、感动人。金庸小说取的是武侠这一通俗样式，但他创新了武侠小说的故事方式、人物关系和文化空间；二月河写的是帝王小说，却以文学的方式重新讲述了一种实证与虚构相结合的历史；《明朝那些事儿》并无多少了不起的史识，可话语方式的新颖、好读，是它拥有众多读者的关键；《三体》中的人物形象饱满度或许不够，但小说的思力和格局，却非一般作家所具有的；而《斗罗大陆》奇特的想象方式、《琅琊榜》里对复仇与情义的重释，表明网络文学最具读者影响力的部分，也须有开新的一面。

这些通俗性、大众性作品最大的特点，就是共享、互动，容易为各类读者所接受，也容易与影视、动漫、游戏等联动而构成文化产业链——这是一个新的文学社群，它不仅可以把作者与读者联结起来，还可以把想象世界与文化产业联结起来。“文不能通而俗可通”，以可通之“俗”来健全文化传播的样式，培育读者的文化情怀，这种与大众的沟通和连接能力，是纯文学所难以代替的。钱谷融曾说，“中国的通俗文学……多少年来在我们人民生活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看重的正是它的“可读性和趣味性”。

但重视可读性、趣味性，并非全然以迎合读者为指归。大众性如果没有艺术性的规约，在流于轻浅、好读、有趣的同时，也可能迅速类型化、模式化，直至读者彻底丧失对这一类作品的兴趣。金庸、梁羽生、古龙之后，已无武侠小说潮，穿越、奇幻、宫斗类等网文、网剧严重同质化，热度很快消退，都可视为这方面的镜鉴。越来越多的写作者开始意识到，在中国，其实并不缺读者，缺的是有效、稳定的读者。尤其当收费阅读开始常态化之后，通过通俗化与大众化的写作努力所团结起来的读者，更需要通过艺术的感染和塑造，把他们留住。有了艺术的独特光彩，一部作品才会被不断地重读——而经得起反复重读的作品，慢慢就成了经典。

金庸、梁羽生和古龙

从这个意义上说，通俗文学、大众文学同样要有大的艺术抱负，只有通俗性与艺术性相统一，才能成就真正的经典。而要实现这二者的统一，我以为，下面三点值得重视。

首先是要讲述并完成好一个故事。故事是一个民族情感和记忆的最好载体，讲故事和听故事也是人类精神生活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克罗奇说，“没有叙事，就没有历史”，人类的经验、记忆和想象，多数是通过叙事来完成的，叙事最基本的单元，正是各种各样的故事。读者在阅读这些故事时，会觉得自己的生活边界延展了，那些看起来与他毫无关系的想象图景和人物命运，会不断唤醒他的经验，激发他的回忆，很多已然忘却的精神积存会从阅读的间隙涌起，人生就会有许多全新的美妙感受。王安忆说，初学写作的人，通常想法很多而笔力不逮。他们有很多东西想表达，却找不到恰当的形式——也就是故事。他们往往设置一个看起来了不得的终点，急急忙忙不管不顾地飞奔过去。但王安忆常常劝告写作者，小说所看重的恰恰不是那个终点，而是过程。而所谓完成一个故事，其实就是对这个过程的琢磨和推敲。

抓住故事，就抓住了文学影响大众的核心。很多读者众多的写作，成功的秘诀正是掌握了故事这一密码，从而让读者一参与到故事的进程之中就欲罢不能；而影响更为广泛的电影、电视视、网剧，甚至好的相声小品、广告词、旅游解说词，用的也多是故事资源。网络作家就普遍谙熟这些。什么玄幻、穿越、架空、仙侠、科幻、神话等类型，不过是他们的写作角度，核心还是讲述一个读者爱看的故事。但故事最大的局限性就是容易套路化、模式化，很多写作的跟风现象就源于这种故事复制。

好的作家不仅讲故事，他也思考故事，让读者在消遣、娱乐的同时，也获得精神启悟。契诃夫说，“新手永远应当凭独创的作品开始他的事业”。“独创”就是发现。科学家通过实证和技术不断发现新的世界，作家通过想象和虚构不断发现新的人生。很多通俗文学流于俗套，本质上是发现力不够——故事陈旧，讲故事的方式也了无新意。发现一个好的故事，对这个故事进行艺术设计，并在故事中完成一种精神构造，这是小说写作的魂。

其次是要写出有普遍性的情感和价值认同。以俗生活为底子，贴近大众的情感，价值观平正而容易理解，有此三点，就能获得最广泛的阅读认同——当然，真正的文学远不止于此。现在一些文学写作，流于怪、奇、险，故作高深或过度偏激，读者的共鸣很少，甚至还会让人觉得你不知所云。不要把文学探索都理解为是新奇和小众的，研究大众的情感构成和价值谱系，也是文学探索之一种。《歌德谈话录》里记载有这样的故事。歌德让他的学生出席一个贵族聚会，学生说：“我不喜欢他们。”歌德回答说：“你要成为一个写作者，就要跟各种各样的人保持接触，这样才可以去研究和了解他们的一切特点。……你必须投入广大的世界里，不管你是喜欢还是不喜欢。”研究并写好哪怕是自己不喜欢的人，让自己的写作进入一个更广大的世界，这就是“通”；“通而为一”之后，你会发现人心和世界远比我们想象的要丰富和复杂。

歌德与《歌德谈话录》

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去了解更多的人，体察更多人喜欢什么、热爱什么，这不是对读者妥协，而是让文学作为人类普遍的声音，能传得更远，为更多人所听见。民众并非人人都有文化自觉、文化自省精神，他们常常也是在一种茫然、困惑、无所着落的处境里到处寻找价值认同；遇见了好的小说、好的影视剧，他们会为之入迷，为之垂泪，激起的正是他们内心的那份认同感。马克思说：“人不仅通过思维，而且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确实，“肯定”未必都是来自他者的评价，也可能是来自自我认同。通俗文学越是能写出普遍性的情感和价值，读者的自我认同就越高，代入感就越强；先获得读者的认同，再谈影响读者、改造读者，这不仅是通俗文学的写作路径，也可为一切文学写作所借鉴。

再者是要创新话语方式，尤其是要打磨语言。很多人对类型写作、畅销书写作评价不高，就因为这些作品的话语方式雷同，语言比较粗糙，艺术上不够精致，对事物、感觉的捕捉和刻画不够细腻、准确。读者对一部作品的阅读信任，是从一个细节一个细节中累积起来的，语言的漏洞、不当出现多了，就会瓦解这种信任。但很多以读者、销量为中心的通俗类写作，重心都放在了情节和冲突上，悬念一个接一个，叙事密不透风，而真正能让人咀嚼、流连的段落却太少了，语言上更是乏善可陈。文学首先是语言的艺术，语言禁不起琢磨，作品就没有回味空间。汪曾祺就是一位语言风格独特的作家，他说：“读者读一篇小说，首先被感染的是语言。我们不能说这张画画得不错，就是色彩和线条差一点；这支曲子不错，就是旋律和节奏差一点。我们也不能说这篇小说写得不错，就是语言差一点。这句话是不能成立的。”这样的写作劝告，值得所有写作者铭记。

有了语言的自觉，就会去追求话语方式的创新。从什么角度来叙述，选择什么样的叙述者，以何种声口、腔调来推进叙事，什么样的语言风格才是大众喜欢而又不失文学个性的，等等，这些艺术考量，也会直接影响一部作品的品质和风格。

当然，文学写作作为个体创造，不能要求整齐划一，也无法让每一种写作都通俗易懂，广受欢迎。只是，当一个大众写作的时代来临，越来越多的读者通过文化消费反过来影响文化创造的时候，文学写作（主要是指小说写作）与其简单地拒斥大众性和通俗性，还不如通过对它的锻造和提升，试着走通一条“雅俗同欢，智愚同赏”的艺术道路，这既能接纳更多写作类型，也能使文学更好地影响公众。

布罗茨基

而到了这个层面，即便写的是通俗文学，实际上也已超越了通俗文学。像曹雪芹、金庸，像毛姆、村上春树等人的小说，都有通俗文学的壳，但他们又不仅追求可读性、趣味性，而且不断拓展小说的写法，不断呈现对自我与世界的反思。这是他们的写作最具价值的部分。真正的文学，是在灵魂深处升腾起来的对自我的重新确认。“艺术会自主或不自主地在人身上激起他的独特性、个性、独处性等感觉，使他由一个社会动物变为一个个体。”（布罗茨基语）许多的时候，以通俗的形式，同时能更新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并创造出新的孤独的个体，甚至能激发我们重新定义文学的冲动——这就是所谓的通雅。大俗若雅，大雅若俗，故通俗与通雅同样重要，它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真正的艺术总是具有极大的包容性的。

本文原刊于《文艺争鸣》2020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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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法国梧桐

图源｜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