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批评 | 孙先科：巴赫金的“语言形象”概念与小说阐释的新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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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本文是孙先科教授对于巴赫金的“语言形象”概念与小说阐释新范式的思考与研究。他认为小说批评实践和方法的多样化，包括精神分析、叙述学、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等在内的新方法的运用拓宽了小说批评的视阈和疆界, 极大地丰富了小说批评的批评语言。但是, 由于这些方法大都从哲学、人类学、语言学等相关学科中“拿来”, 而不是建基于对小说这一问题的本体论思考, 因此使用的过程中难免牵强附会、捉襟见肘。相比之下, 巴赫金所提出的“语言形象”及所衍生的相关批评概念或许具有更重要的“诗学”价值和更强大的阐释力。因此，对巴赫金所提出的“语言形象”及所衍生的相关批评概念进行理论上的探讨、总结和批评实践是非常有意义的。
本文原刊于《文艺理论研究》2005年第4期，收录于《河南社科名家文库·孙先科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20年），感谢孙先科老师授权文艺批评发表！
孙先科
巴赫金的“语言形象”概念与小说阐释的新范式
一
随着小说理论的丰富与增殖, 小说批评实践中的批评方法日益的多样化, 传统的社会历史批评之外, 精神分析、叙述学、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等新方法的运用拓宽了小说批评的视阈和疆界, 极大地丰富了小说批评的批评语言。但是, 由于这些方法大都从哲学、人类学、语言学等相关学科中“拿来”, 而不是建基于对小说这一问题的本体论思考, 因此使用的过程中难免牵强附会、捉襟见肘。相比之下, 巴赫金所提出的“语言形象”及所衍生的相关批评概念或许具有更重要的“诗学”价值和更强大的阐释力 。
巴赫金把现代小说在本质上看作是一个“杂语”的事实, 是不同的语言之间进行的“对话”, 他认为“真正的小说作品所要求的前提条件, 是语言的内在分野, 是语言中社会性的杂语现象, 还有其中独特的多声现象”。1基于此, 他为现代的小说修辞研究确定的基本任务与特点是研究“主题的对话化”, 而主题“可分解为社会杂语的涓涓细流”、“通过不同语言和话语得以展开”, 2基于同样的原因, 他既反对将小说看作非艺术性题材, 比如将小说与雄辩术等同起来;同时也坚决反对将其与诗歌等量齐观, 因为在他看来, 诗歌因“满足于一种语言和一个语言意识”而缺乏对话性。3从这种本质性的语言观出发, 巴赫金将小说这种体裁的核心课题概括为:“如何对语言进行艺术描绘的问题, 语言的形象问题”,“其特征不是人自身的形象, 而是语言的形象。可是, 语言要成为艺术形象, 必须要与说话人的形象结合, 成为说话人嘴里的话语。”4
正是由于巴赫金在本体论的意义上将现代小说看作是不同语言之间的对话, 而不是仅仅看作表达作者观念的一种载体, 一种采用了艺术形式的“独白”, 因此, 他的批评语汇中的最基本单位不是主人公 ———作品所描绘的人物形象, 而是“说话人”。二者的区别在于, 说话人既可以是作品的主人公,也可以不是主人公或其他人物形象, 而是作者, 或者说是“隐含作者” ;并不是所有的主人公都是“说话人”, 关键看他是否说出了自己的话语, 并与其他话语构成了对话关系。对这种“说话人”和他的话语, 巴赫金做出了三点明确的规定:
（1）说话人及其话语在小说中, 也是语言的及艺术的表现对象。说话人的语言在小说中, 不是简单的传达出来和复制出来, 而恰是艺术地描绘出来;并且和剧本不同, 又是靠语言( 作者的语言) 描绘的。不过, 说话人及其话语作为语言的表现对象, 应算是一种特殊的对象, 因为用语言来表现话语, 不同于表现其他的对象( 如不能说话的事物、现象、事件等) , 为此讲话和语言描绘要采用完全特殊的形式手法。
（2）小说中的说话人, 是具有重要的社会性的人, 是历史的具体而确定的人, 他的话语也是社会性的语言( 即使在萌芽状态), 不是“个人独特”的语言。对小说来说, 个人独特的性格、个人独特的命运, 以及完全取决于他们的个人话语, 本身是无足轻重的。主人公话语的特点, 总是希图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 具有社会的广泛性 ;这是一些潜在的语言。正是由于这个缘故, 主人公话语才能成为分化语言、带进杂语的一个因素 。
（3）小说中的说话人, 或多或少总是个思想家;他的话语总是思想的载体。一种特别的小说语言, 总意味着一种特别的观察世界的视角, 希冀获得社会意义的视角。正因为是思想的载体, 话语在小说中才能成为描绘的对象;也正因为此, 小说毫不担心会沦为空洞无物的文字游戏。5
《巴赫金全集》
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巴赫金对“说话人”及其话语的论述或许并不是完全成熟的, 会引起各种各样的争论, 其论点也有待进一步的论证、深化, 使其更严密 、更完整、更体系化。但是, 从已有论述的基本面貌来看, 其理论的独特性和原创性已经初步显露出来。若做简略的归理, 我以为以下三点是全新的和富有启示性的 :一 、以说话人及其话语作为小说叙事的基本结构单位和意义单位, 改变了仅仅将主人公作为叙事的结构与意义核心、而主人公仅是作者的“第二个自我”、在全面的意义上代替作者、是作者传声筒的美学观和阐释理念。说话人可以是主人公, 也可以不是;可以是作者, 也可以是更为隐蔽的“隐含作者”;主人公与作者完全可以、可能在不同的思想层面上进行“对话”( 思想、观念、意识不同甚至对立) 。“说话人”的关键标示是, 作为“语言”主体, 拥有自己独特的发言立场和话语方式,并在平等的立场上与其他语言主体进行对话。二、小说中的说话人是具有重要社会性的人,“或多或少总是个思想家” 。, 巴赫金特别强调了说话人的“社会性”与“思想性”, 并说“个人独特的性格 、个人独特的命运, 以及完全取决于他们的个人话语, 本身是无足轻重的”。这种表述似乎给人一种轻艺术、重思想与理念的极端倾向 。事实上, 巴赫金真正想强调的是, 说话人作为一种语言主体, 一定要体现这一主体具体的历史性, 他的社会性的“成长”以及这种“成长”所具有的社会意义,而不应该使说话人成为“为个性而个性的”的“恶劣的个性化”的个人。6三 、说话人及其话语应该被“艺术地描绘出来”而不是“简单地传达出来和复制出来”, 使其成为独特的“语言形象”, 它是思想的载体, 而不是思想本身 。
综合观之, 巴赫金尤其突出了“语言形象”作为思想史踪迹的重要意义, 但是, 如果认为巴赫金轻视了对小说人物的性格分析、文体分析和美学分析, 或者认为他干脆置“艺术”于不顾, 那将是一个巨大的误解, 巴赫金小说理论的革命性与创新性恰恰在于,“语言形象” ———说话人及其话语, 是构成小说这一重要文体修辞特色的基本对象和基本单位, 是小说的结构性因素, 而其功能和意义因素就是“思想”, 思想与艺术在巴赫金的小说话语中是二而一的存在物, 无法分割, 无法析离。或者说, 对小说修辞特色的分析, 就是对说话人及其话语的话语分析, 是艺术分析, 同时就是思想分析, 反过来, 对小说的思想分析, 又不能不是对小说的修辞分析, 对主人公及其话语的话语分析, 也即对小说的艺术分析。
二
以“语言形象”作为核心分析范畴———以“说话人”而不是以人物性格作为批评对象与分析单位、以“说话人”的话语而不是以“艺术形式”作为阐释目标, 其意义不仅仅是遣词造句或命名的区别, 更重要的是, 这种命名背后所隐含的批评范式的转换, 以及由此所延伸出来的批评范畴、阐释思路和阐释目标的巨大分野。
说话人作为“具有重要的社会性的人”和“思想家”, 对她的分析和阐释主要不是围绕“性格” 展开的, 像在“典型性”批评话语中所作那样, 取而代之的是对“说话人” ———作者或“隐含作者” 、主人公或其他人物形象、叙述人或视点人物, 总之, 所有在文本中具有言说主体地位的角色——— 语言意识的形成过程的分析, 即对说话人作为一个语言主体其“主体性”的“成长”过程的分析, 而个人独特的性格、个人独特的命运反而变成次等重要的事实, 或者像巴赫金所说“是无足轻重的” 。在这里, 主体及其“成长”取代性格、典型成为对小说进行阐释和分析的核心范畴。
巴赫金（1895-1975）
主体及其“成长”与性格和典型显然是隶属于不同批评范式中的概念, 它们得以提出的语境、所关涉的论域、突出的问题意识是不同的。或者说,两个美学范畴均建基于思想史背景中的主体论, 但主体性的内涵却存在着鲜明的分野。
性格论或者说典型观念形成的思想史背景是理性主义, 是现代的主体观( 它在哲学、法理、美学诸层面上和后现代“主体”成长所仰赖的语境是不同的) 。在哲学上, 尽管存在着英国经验理性主义和法国先验理性主义的不同, 但理性主义共同认为人是“我思”的主体, 是意识的主体, 具有可靠的思维能力, 可以获得可靠的关于世界的知识, 当然也包括关于人的知识, 就是说人同时可以将自己作为认识对象进行把握和认知。在法理上, 尽管存在像洛克和伏尔泰等人强调个人具有不可让渡的权利和霍布斯和卢梭等人强调社会契约、强调国家和社会的重要性之间的不同, 但在一个基本点上他们是相同的, 即认为个人与社会、个体与整体是不可通约的, 个人与社会、国家的关系, 个人与整体的关系成为法律和政治学说思考的核心。正是基于这种人是可靠的 、意识是可靠的, 人可以把握世界, 也可以被把握被分析;个人具有意志的自由, 但自由意志是在与社会的“交换”关系中实现的理性主义的哲学观, 成就了以认识论和辩证法为基础的现实主义的美学观, 黑格尔的“这一个”和马克思主义的“典型化”观念是这种现实主义美学观的核心范畴。
性格论和典型化批评范式所涉及的论域主要在社会学、伦理学、政治学、历史哲学等“外部的”属于社会“科学”的领域, 其突出的问题意识是社会批判意识, 即在个人/社会、个体/整体的结构性框架中, 通过叙述个人的受损或者毁灭, 展开对社会的批判。革命( 社会主义) 现实主义将这一结构进行翻转, 通过宣判个人主义与个性主义的不合法与失败, 预言 、宣告社会与政治“乌托邦”的光明前景, 社会批判意识被改造为个人批判意识 。无论是批判现实主义的个人本位的社会批判意识, 还是革命现实主义的社会与集体本位的个人批判意识, 两者均表现出强烈的政治意识。这种强烈的政治意识既表现在鲜明的非此即彼的思想倾向性, 也表现在其修辞风格上的强烈对比与叙事上的巨大张力, 诸如人物阵营的二元对立、非黑即白、非善即恶, 伦理意识与政治意识高度的一致性, 修辞符码政治化、道德化等等。
20世纪后现代主义的哲学与文化思潮对笛卡尔为代表的理性主义的主体观进行了强劲的反思与改造,“主体”获得了新的阐释、新的内涵。
《说话人及其话语》，孙先科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
一位研究福柯主体论哲学的学者说: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简单地把存在当作一个事实 (“我思”) , 把存在于个别主体( “我”) 和意识(“我思”) 等同起来, 这种理性主义认识论忽视了无意识现象( 梦和癫狂) 、共同体现象( 语言) 、和变动不居的存在状况( 历史经验) 。因此, 反笛卡尔主义是福柯的理性批判精神的理论基础和反人类学主体的生长点 。7另一位研究精神分析批评的学者在评述拉康的“主体”概念时说:
在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中,“自我”不再是一个核心概念, 取而代之的是他所称的 “主体”, 即意识和无意识活动的整个机制, 它由意识的、可知的心理与无意识、不可知的“它者”构成。……由此看来,主体不再是一种自我而是一种符号建构, 一种“语法化的”结构。这样, 主体以符号建构为媒介, 不仅打通主体与文化的通道, 而且与其他主体相联结, 从而使主体成为一种“文化符号”人。8
阿尔都塞则提出了“想象主体”的概念, 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揭示主体的生成过程。在他看来, 人处于各种关系的制约当中, 并没有统一的主体性;但是这并不是每个个体想象、体验自己的方式, 每个个体倾向于将自己想象为自由而自为的主体。而促使他们这样想象、这样思考的动力与影响因素就是“意识形态”。意识形态与国家机器采用暴力的方式对个体进行强制和监管不同, 它至少在表面上看来是以客观的、中立的方式进行“教化” 。这当然是一种假象。在这一点上, 伊格尔顿表述得更加清楚:
意识形态通常被感受为某种自然化和普遍化的过程 。……意识形态把事实上是党派的、论证的和特定历史阶段的价值, 显现为任何时代和地点都是如此的东西, 因而这些价值也就是自然的、不可避免地和不可改变的。9
无论是福柯从权力/主体的角度、拉康从语言/主体的角度还是阿尔都塞从意识形态/主体的角度, 后现代主义者所描绘的“主体”显然与理性主义的“我思”主体有了显著的不同。有学者认为, 后现代的主体哲学是此在的形而上学, 关注的是生存性, “围绕时间意识来描述人在周围世界、生活世界、文化世界中的处境, 其目标是为人及其生存显现当下的依据”, 这种后现代主体从身体、语言、他者三个层面解构了现代的“我思”主体。10这一描述是准确的, 后现代的主体观的确拓宽了主体的纬度, 个体在自然世界、生活世界、文化世界的“关系”中被定位, 使人类对自我的认知网络化、立体化了。尽管如此, 我们仍然不能完全认同后现代的主体观, 因为, 无论是福柯、拉康还是阿尔都塞显然都将人描绘为完全受动的生存个体, 被动地从语言、文化、权力、意识形态等宏观结构中接受影响, 被塑造为某种类型的“主体”。这显然绝对化了, 它无法解释相同语境中的个体何以千差万别这一简单的事实。在这一点上, 哈贝马斯的“实践理性”概念也许更具科学性, 也更有“善意”( 伦理上的建设性) 。哈贝马斯认为, 人的理性化包含了方向完全相反的两种运动, 一方面是人的“社会化”, 即被社会的语言规范、道德伦理规范“一体化和同化”。另一方面, 则是人的“个性化”, 即“自我同一性和主体意识, 即个性的形成”。11哈贝马斯的观点不仅为“人之为人”找到了“环境”的因素, 制约的因素, 也找到了主动地、积极的、成长的因素;不仅为语言、文化、生活等“语境”分析留下了余地, 也为个性、心理分析保留了空间。
《百年文潮丛书-颂祷与自诉》 孙先科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
如果说“意识”或“自我”等理性主义哲学、心理学范畴是构成“性格”和“典型”等美学范畴的基础的话, 那么,“无意识” 、“原型”、“神话思维”等精神分析学 、人类学 、文化人类学等的范畴是建构“主体及其成长”这一美学分析范畴的哲学与文化背景 。换句话说, 从人类学和精神分析学的角度, 将“人”主要理解( 描述) 为集体无意识、语言和神话原型所建构的产物, 是一种新的人文话语, 是阐释、回答人“是什么”的一种新的范式 。“主体及其成长”正是在这一新的范式、新的人文话语背景上“生长”出来的美学分析范畴。对哈贝马斯“实践理性”概念的引入, 显然能够避免将人过分的语境化———将人完全看作环境的产物而不具有任何主动性, 同时也避免了在美学上将“主体”过分的平面化、零散化,他对“个性化”维度的强调, 对“自我同一性”的关注与维护, 为主体的“成长”提供了美学上的支持, 为主体的分析和阐释赋予了心理的深度。
性格论与典型化话语涉及的主要论域是社会学、伦理学 、政治学、历史学等社会“科学”, “主体及其成长”所关涉的主要论域则是精神分析学、文化人类学、诗化哲学等纯粹的“人文”的和“想象”的领域。它的问题意识既不是社会批判, 也不是个人批判;或者说, 以“批判”相号召的鲜明的政治意识, 是理性主义、启蒙主义的现代性标志, 而“主体及其成长”话语的主要问题意识是人文观察和精神分析, 是对“人之为人”的历史分析、文化分析 、语言分析, 贯穿始终的是对人的“内在性”的关注, 精神“成长”的意识是这一人文话语的核心意识、核心关注。
正像性格作为“典型化”话语的核心分析范畴有其相关联、相匹配的其他范畴如“典型环境”、“细节真实”等一样, 在对“语言形象”的分析范式中,“主体及其成长”也有自己相匹配的相关性范畴。在这些范畴中, 身体、语言 、他者是特别重要的, 正是在与它们的“关系”中, “主体”的成长才是可以描述的,或者说,“主体”并不是别的什么玄虚之物, 而是语言、文化、意识形态在时间中所建构的身体, 因此, 从身体、语言与他者等角度展开的“主体及其成长”的分析, 是“语言形象”分析的第一个重要内容。
三
“说话人”的话语作为“语言形象”分析的另一个重要范畴, 也有其独特的 、不同于纯粹的“形式”分析或“艺术”分析的特殊内涵与特殊思路。对“话语”最简洁、也最科学地解释或许就是“某人所说的话”, 但具体到文学话语, 或者更具体地说到小说作为一种特殊的话语方式, 对它的理解和阐释就要复杂得多。巴赫金将一部长篇小说从修辞类型上分为五个部分 :
1、作者直接的文学叙述( 包括各种各样的类别) ;
2、对各种日常口语叙述的摹拟( 故事体) ;
3、对各种半规范( 笔语) 性日常叙述( 书信、日记等)的摹拟;
4、各种规范的但非艺术性的作者话语( 道德的和哲理的话语、科学论述、演讲申说、民俗描写、简要通知等等) ;
5、主人公带有修辞个性的话语 。12
《中国近现代文学转捩点研究》，刘增杰、孙先科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年
但在我看来, 小说中说话人话语的真正复杂性还不在于修辞类型上的多变和混杂———具有相关性的知识并仔细分辨, 对各种修辞类型进行甄别和分析毕竟还是容易做到的, 真正的复杂性在于:
（一）说话人作为发言的主体, 他的外在身份(政治的、道德的 、文化的、性别的 、种族的身份等等) 和他在文本中的位置性( 隐匿作者、叙述人、主人公、叙述焦点的承托人, 或者是仅仅作为一个次要的人物被他人称述等) 均不同程度上决定了说话人话语的性质与份量 。因此, 小说对说话人身份的文化想象、政治、道德定位, 以及说话人在文本中的位置性就是话语分析的重要组成部分。举例来说, 50、60 年代的“革命历史小说”作为一种“宏大叙事”, 它的叙述人普遍的取全知全能的外视角, 以一种庄严的政治身份( 我们/他们是宏大叙事称述的基本语式) 讲述“重大的”的历史事件, 通过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故事或“胜王败贼”的战争故事宣示压迫/反抗、斗争/胜利 、“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历史动力学和历史的必然论。而80 年代后期开始的“新历史小说”显然是以“小叙事”作为自己的解构策略, 有意识的将妓女 、小妾、土匪、奴仆等边缘政治身份和边缘文化身份的人物置于文本的显豁地位, 让他( 或她) 讲述家庭里巷、青楼瓦肆、边寨山野中的吃喝拉撒、婚丧嫁娶、兄弟睨墙、姑嫂反目、妻妾争宠、叔嫂偷欢, 在如此凡俗的生活中, 历史的踪迹变得异常虚无缥缈———历史只有在改朝换代、政党更迭、战争胜败等重大的事变中才得以呈现, 一旦历史变成常人百姓口耳相传的生活琐事, 变成个人记忆中的“杯水风波”, 它就不成其为历史( History) , 而变成了“他( 她) 的故事( his-story)”。由此看来, 说话人( 他或她, 我们或他们) 的身份问题、他在文本中的位置性是举足轻重的, 是一个需要在话语分析中细加考量的因素。
（二）说话人说了“什么”固然是重要的, 但说话人“如何说”也许更为重要。尤其应该注意的是, 说话人“说话”使用的多是带修辞性的文学语言, 本质上是隐喻性的、文化性的, 而不是日常性的、交流性的;对说话人话语中隐喻性、文化性符码的分析是复杂的、困难的, 也是异常重要的。弗洛伊德将文学看作是一场“白日梦”;荣格在人类学的研究中, 发现了“集体无意识”, 并认为这 “集体无意识”由多种多样的“原型意象”所构成。昆德拉用“模糊性”来界定塞万提斯等人的文学精神, 他认为是他们取得了最高的文学成就;认为最优秀的作品是“道德审判被延期的领地”;他有时用“幽默”这一特殊的美学范畴来概括欧洲近代以来的最优秀的文学精神, 并认为正是这种 “幽默”的精神与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以后日益膨胀的工具理性相对抗, 欧洲才成其为一个健康的、合理的欧洲 。13表述各种各样, 但共同涉及到的一个问题是, 文学就其最根本的“语言”特性而言, 它不是透明的, 不是工具性的、交流性的;而是模糊的、想象的 、幻想性的语言, 里面充满了梦呓的、隐喻的、神话的意象、原型和符码。显然, 正是这种“模糊的”、文化的语言, 而不是明晰的、科学的、工具性的语言更多的包含着特定民族、社会 、集团 、阶层的精神、灵魂颤动的信息与时代心理微妙的波动, 因此, 对文学话语中“语言意象”的分析是文学阐释活动中更本真、贴己的一部分。
（三）从个体创作的微观角度来说, 小说的文体、布局与结构是作者( 说话人是作者) 话语的一部分, 是“有意味的形式”, 是一种意义结构;从文艺社会学、文化学的宏观角度来说, 小说的文体、布局、结构又和社会、历史的变迁相联系, 是人类、国家、民族心智、灵魂、精神流变的外化形式, 是一种宏观的意义结构。耿占春在他的《叙事美学》中说 :“一个认真的小说写作者所渴求的可能不是叙述对象的真实, 但他无疑对叙述形式的真实性和现实感有着极为敏感的意识。一个小说家可能不是一个社会学家, 但他无疑知道一种别人不甚了了的`叙述形式的社会学' 。他知道一种小说的叙述形式或叙事结构与历史的或社会结构之间的微妙联系。” 14安德烈·莫罗亚将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的结构称作是“与大教堂一样简单、稳重”, 并借普鲁斯特的话说:“当你对我谈到大教堂的时候, 你的妙语有时使我大为感动 。你直觉到我从未跟人说过的第一次形诸笔墨的事情:我曾经想为我的书的每一部分选用如下标题 :大门、后殿彩画玻璃窗, 等等 。我将为你证明, 这些作品唯一的优点在于他们全体, 包括每个细微的部分都十分结实, 而批评家们偏偏责备我缺乏总体构思。” 莫罗亚将小说中写到斯万的女儿希尔贝特嫁给盖尔芒特家的圣卢在结构上称作这座大教堂的“圆拱”, 并且这样描述“大教堂”竣工的意义:“圆拱从而连接起来, 大教堂于是竣工。到这个时候, 作者作为艺术家和作为人同时得救。从那么多的世界里涌现出一个绝对世界了。” 15在这里, 莫罗亚显然想表明, “大教堂”既是《追忆似水年华》的形式结构, 同时又是它的意义结构, 而且, 这种意义对于作者、对于“人” 、对于“世界”是同样重要的。
《叙述的意味》，孙先科著
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年版
基于上述理解, 小说研究对说话人话语的分析当然应当重视巴赫金所提及的诸多修辞类型, 如作者直接的叙述话语、主人公带修辞性的个人话语等, 尤其是文本中的书信、日记等半规范性的日常叙述, 以及道德、哲理话语、民俗描写、科学论证等规范的但非艺术性的作者话语的分析, 因为他们以特殊的方式参与了文本的意义建构;同时应该重视、甚至更重视从上述三点进行的修辞分析, 因为它们作为文本中结构性的修辞单位, 以更艺术化的、更具想象力、更具原创性的方式支撑起文本的意义世界, 那是一个真正的意义的迷宫。
四
20世纪80 年代以前, 尽管对小说文本的解读方式存在区别, 但就宏观而言, 较成熟的批评范式不外乎两种 :一种是思想内容/艺术特点这一传统的阐释结构, 二是占主导地位的“典型性”批评话语, 即性格/思想的批评范式———通过对人物形象典型性格的分析, 进入社会、历史 、文化分析和阐释模式。80年代以后, 形形色色的新理论 、新方法的“拿来”, 使小说批评的途径变得更宽阔。精神分析批评将作家主体与人物主体的研究推进到“潜意识”领域, 原型研究将对形象的当下分析与历史 、文化、神话结合起来, 揭示出文学想象与文化记忆的深层关系, 结构主义将文学文本看作一个“长句子”, 致力于寻求千差万别的文本之间的共同的“句法结构”, 叙述学理论为文学文本的分析提供了技术与策略上的帮助等等, 这些新理论新方法无疑都对小说批评提供了新的语言因素, 是对小说批评语汇的丰富。但是这些新理论、新方法从哲学、语言学、心理学等相关学科中“拿来”、借用, 不是对小说的本体性思考, 因此, 只在某一个局部, 如主题学、形象研究 、文体研究等相关的层面上对小说研究有所推进, 而对小说研究的整体批评范式并没有根本的更新、改变。
相比之下, 巴赫金的“语言形象”概念及其衍生的概念对小说批评具有更重要的意义。一、巴赫金将小说在本体论意义上看作是不同语言对话的一个场所, 是为不同的( 社会性的) 语言意识争论、辩驳提供可能的独一无二的文体。“语言形象”的提出, 在美学上为小说这一文体找出了它的核心范畴,小说文体的独特性被凸现出来。二、“语言形象”分析, 是一种话语分析, 既是对不同的社会语言进行的定性分析, 也是对语言方式( 想象及表意方式) 的艺术分析, 既有美学价值也具有思想史、灵魂史的价值。三、“语言形象”衍生出的批评方法与批评范畴(“说话人”与“说话人”的话语) 不仅具有方法论意义上的可操作性, 而且可以避免内容/形式二元论的僵硬、隔膜。总之, 巴赫金的“语言形象”概念启示了我们一个对小说进行阐释的新的范式, 尝试对它进行理论上的探讨、总结和批评实践是非常有意义的。
本文原刊于《文艺理论研究》2005年第4期，收录于《河南社科名家文库·孙先科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20年）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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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三卷, 第 43 页, 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8 年版。
2同上, 第 41 页。
3同上, 第 66 页。
4同上, 第 122—123 页。
5同上, 第 119 页。
6恩格斯:《恩格斯致斐·拉萨尔》,《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 第 344 页, 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
7莫伟民:《主体的命运》, 第 68 页, 上海三联书店 1996 年版。
8方成:《精神分析与后现代批评话语》, 第 50 —51 页,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 年版。
9转引自汪民安主编的《身体的文化政治学》, 第 132 页,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10杨大春:《主体形而上学解体的三个纬度》,《新华文摘》2003 年第 3 期。
11《二十世纪欧美文论名著博览》, 第 245 页,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12 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三卷, 第 40 页, 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8 年版。
13昆德拉对“模糊性”的提法见他的《小说是让人发现事物的模糊性》,“世界文论” ( 6) ,《小说的艺术》, 第 67 页,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5 年版。其他提法参见他的《被背叛的遗嘱》牛津大学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14耿占春:《叙事美学》第 3 页, 郑州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15安德烈·莫罗亚:《追忆似水年华·序》,《追忆似水年华》第 6—7 页, 译林出版社 1994 年版。
书籍内容简介及目录
《河南社科名家文库·孙先科卷》 孙先科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2020年版
《河南社科名家文库——孙先科卷》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汇聚了孙先科教授多年研究成果的精华，共收录了32篇高质量学术论文，并向读者展现了经典作家研究、经典作品细读、小说思潮研究和批评范式研究。书中，孙先科教授将其学术研究分为三个阶段：批评时期、历史化转向、贯通“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新尝试。同时他还以散文式的笔触回忆了自己的成长背景、学习经历以及对学习和科研的感悟、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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