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批评 | 朱康：《考工记》与机器时代的书写

  文艺批评祝大家元旦快乐！

编者按

朱康老师的新著《现实主义的变奏：当代视域中的文学批评与文化分析》近期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面世。本书重点讨论了“现实主义”作为一个理论概念、一种文学主张在当代中国的变奏历史。作者主要通过新中国早期至当下的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文学作品以及文化现象，勾勒了现实主义在当代中国文学文化叙述中的发展轨迹。作者试图从对文学批评、文化批评与现代性的理论分析入手，探讨现实主义与时代语境之间的生产关系，划分出社会主义农村叙事、社会主义城市叙事、时代的转型、新媒介时代的现实等四个现实主义演变阶段，用以历史性地深度描绘不同时代对于现实主义的召唤以及文学文化对于时代的形塑，呈现了不同阶段的当代中国文学文化叙事如何表征与构建国家、社会、现实、真实、媒介等话语。

文艺批评今日推送该书第四章第三节内容。内容标题为“'一部小小的营造史'——《考工记》与机器时代的书写”。朱康老师认为王安忆的小说《考工记》是“一部小小的营造史”，为“上世纪动荡的中国社会”中的一个“穿越时间的空间”所写的“一部小小的营造史”。王安忆所谓“围绕房屋修葺展开的故事”所围绕的，是器械时代的房屋在机器时代的修葺，而她用《考工记》所记录的，是一个“机器时代的缝隙”逐渐变窄的过程。这样“一部小小的营造史”最终是一部在制造之下营造的衰败与终结的历史。

本文摘自《现实主义的变奏：当代视域中的文学批评与文化分析》（朱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12月），感谢朱康老师授权文艺批评转载！

时值2021年元旦，恭祝大家元旦快乐！

《现实主义的变奏：当代视域中的文学批评与文化分析》

朱康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0-12

大时代呼唤真的批评家

朱康

“一部小小的营造史”

 ——《考工记》与机器时代的书写

《考工记》

作者: 王安忆
出版社: 花城出版社
出版年: 2018-9
页数: 272

2018年5月12日，王安忆于香港中文大学完成了她的长篇小说《考工记》。6月24日，在为该小说所作的跋中，王安忆解释了“考工记”这一标题的缘起与意义：

我将小说题作“考工记”，顾名思义，围绕修葺房屋展开的故事，又以《考工记》官书的身份，反讽小说稗史的性质，同时还因为房屋里的人——这个人的一生时间，倘若只是奔走修房，未免太托实了，也太简单，世事往往就是简单，小说可不是，小说应该有另一种人生，在个体中隐喻更多数。这个人在上世纪最为动荡的中国社会，磨砺和修炼自身，使之纳入穿越时间的空间，也许算得上一部小小的营造史。 [1] 

从“围绕修葺房屋展开的故事”开出了“一部小小的营造史”，这显然不是一座普通的房屋，在小说里，这是上海的一座有着漫长历史的巨大宅院：在乾隆年间“按宫内形制”建造的“正宗清代建筑”。在这里，王安忆为她自己的《考工记》的命名设定了三个理由：（一）房屋里的人作为小说里的人物修葺房屋的故事，（二）官书的身份对小说之作为稗史的反讽，（三）房屋里的人作为中国社会更多数的人的隐喻营造自身与空间的历史。这三个理由从字面上看呈现出语意的中断：理由（一）和理由（三）才有更为紧密的关联。但理由（二）在理由（一）与（三）之间的介入构建了一种辩证的逻辑，三个理由分别充当了正题、反题与合题：名为“考工记”的小说受到《考工记》这一官书的否定，经过综合之后形成了关于“考工”的正史。

《周礼·考工记》

一、王安忆《考工记》与《周礼·考工记》

不管王安忆如何在理由（一）中认定“考工记”与“围绕修葺房屋展开的故事”之间有一种“顾名思义”的关系，但显然，如同她1995年面世的长篇小说《长恨歌》，这部长篇小说《考工记》的标题产生于一个借用的行为。不同的是，上一次她借用的是唐代的诗歌，这一次她借用的是先秦的典籍；并且上一次的借用属于单一债务的类型，这一次的借用展开的则是一种三角债务的关系：所借用的对象本身来自于一次借用。事实上，当她强调历史上《考工记》有一种“官书的身份”，很容易让人想到郭沫若在1944年的一个论断：“《考工记》是春秋年间的齐国的官书。” [2] 不过，理由（三）中的“中国社会”一词表明，她所属意的不是诸侯的官书，而是朝廷的官书（这才具有“中国”这一普遍性的而非地方性的意义），因此应当如《隋书·经籍志》那样来讲述关于《考工记》的故事：

汉时有李氏得《周官》（《周官》盖周公所制官政之法），上于河间献王，独阙《冬官》一篇。献王购以千金不得，遂取《考工记》以补其处，合成六篇奏之。至王莽时，刘歆始置博士，以行于世。 [3] 

《周官》即《周礼》，原有《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六篇，汉人取《考工记》补《周礼》所缺《冬官》，于是有《周礼·冬官考工记》，后来世人所谈论的《考工记》均是自《周礼》中得之。不过，当齐人作此书时，当汉人取此书时，此书尚未被命以它后来的名字。清人孙诒让《周礼正义》曰：

“冬官考工记第六”者，此西汉补阙时所题署也。……百工为太宰九职之一，此稽考其事，论而纪识之，故谓之《考工记》，亦以别于前五篇为古经也。 [4] 

《考工记》虽题为“考工记”，其文本中并无“考工”一词，因此孙诒让诂其所意谓——“稽考”“百工”以破其题。但后人在其进一步的考察中，则认为“考工记”的得名不在字义，而在史实，不在事功，而在职官，按照今人何堂坤的叙述，

秦至汉初，少府下设有“考工室”，武帝太初元年易名为“考工”。……《考工记》之名或许与此有关。 [5] 

——借用中的借用。《周礼·考工记》从齐人佚名的作品里借来了它的文本，王安忆的《考工记》则从《周礼·考工记》借来了它的文本的标题：从一个文本到另一个文本，每一个文本都处在与其他文本的关系之中。如果在借用之上再加一层借用，借用法国理论家热奈特（Gérard Genette）的概念来描述，这种关系亦即是跨文本性（transtextuality）。热奈特在《隐迹稿本》（Palimpsestes，1982）中将跨文本区分为五种类型，在从《周礼·考工记》到王安忆《考工记》的上下文里，正在运行的至少有其中的三种：互文本性（intertexuality，或译为“文本间性”）、副文本性（paratextuality）与超文本性（hypertextuality）。[6] 互文本性指的是一个文本对另一个文本的呈现（presence，包括引用quoting、剽窃plagiarism与暗指allusion），由此出发，《周礼·考工记》借来的文本蕴含着一种最高限度的互文本性。副文本性指的是一个文本与它的诸个副文本（paratexts，包括标题、副标题、序跋、插图等）的关系，据此观察，王安忆《考工记》借来的标题显示了一种具有典型意义的副文本性。

乔伊斯

关于副文本性，无论在《隐迹稿本》里，还是在后来专论此一主题的《门槛》（Seuils,1987）——这一标题的意思是，副文本是文本的门槛，是文本的内部和外部之间的一个不确定的地带——里，热奈特举的第一个例证都是乔伊斯（James Joyce）的《尤利西斯》（Ulysses），且都是从标题这一副文本开始——《门槛》导论第一个段落的最后一个句子是：“如果它没有被题为‘尤利西斯’，我们会如何阅读乔伊斯的《尤利西斯》？”[7] “尤利西斯”是荷马史诗《奥德赛》（Odyssey）的主人公奥德修斯（Odysseus）在罗马神话中所对应的英雄的名字，当乔伊斯以之为小说的标题，它就决定了这部小说被阅读的方式——

由于这部小说中没有人叫作“尤利西斯”，所以这个标题，虽然字面上并无关联，却必定具有一种象征的价值——例如，其主人公利奥波德·布鲁姆（Leopold Bloom），必定是一个奥德修斯式的（Odyssean）形象。[8] 

从“尤利西斯”的标题，可以推论出其主人公是一个“奥德修斯式的形象”：一个艰辛的漂泊者的形象，虽然布鲁姆不是航行海上，而是游荡在街头。这表明，这一标题把《奥德赛》的文本召入了《尤利西斯》的文本。由此来看，它不仅标识了这部小说的副文本性，同时还确认了这部小说的超文本性——后者意味着一个文本（作为超文本，hypertext）从另一个文本（作为原文本，hypotext）中诞生。在热奈特看来，《尤利西斯》就是对《奥德赛》进行直接的改造（transformation）之后所形成的超文本，在那里，乔伊斯以不同于荷马的风格叙述“尤利西斯”的故事，把《奥德赛》的情节模式搬到了20世纪的都柏林。

《尤利西斯》

《周礼·考工记》之于王安忆《考工记》，其实就犹如《奥德赛》之于《尤利西斯》，而且还不像后者那样需要罗马神话作为其间的中介。在热奈特的描述里，标题的第一个功能是指称（Designation），即作为一本书的“名字”而“尽可能精确地指称它，而没有什么混淆的风险”，[9] 从而确认它的身份或同一性（Identity）。但王安忆显然在主动地迎接混淆，她对于“考工记”的借用使得这一“名字”原有的稳定的指称关系发生了动摇与分裂，而通过这一“名字”，《周礼·考工记》成为她的小说文本的一个隐藏的部分，成为她的小说文本的原文本。由此，与《尤利西斯》一样，王安忆《考工记》的主人公，那个“房屋里的人”陈书玉，必定是一个“考工”式的形象，小说的标题必定具有一种象征的价值，虽然这一标题与它指称的小说文本并无字面的关联，且这种无关联性从第1节第一句话就被清晰地揭示，因为这个来自汉代的“名字”现在被搬到了20世纪的上海：

一九四四年秋末，陈书玉历尽周折，回到南市的老宅。……抬头望，分明是上海的天空，鳞次栉比的天际线，一层层围拢。[10] 

而在第2节第一句话可以看到这种字面上的无关联性的进一步加深：

人们称陈书玉“小开”。上海地方，“小开”的本意是老板的儿子，泛指豪门富户的子弟，陈书玉大约属后者。……到他这一辈，有出去做事的，并非出于生计，而是现代教育的缘故。

这位接受了现代教育的“小开”，后来从事了教育，从第7节“阿陈往立志小学报到”开始，从1950年开始，他做了教师——小学算术教师，一直到第25节“陈书玉六十岁，人生一个甲子”，“他呈上退休报告”。作为主人公，作为在整部小说的第一句话里就出现的人物，作为离标题这一“门槛”最近的名字，陈书玉处在错位之中：现代和古代的错位，“小开”-教师与“考工”的错位。而“考工”还是另一种错位的指示符：汉代和周代的错位，“考工”与“司空”的错位。《周礼·考工记》起首有语云：“国有六职，百工与居一焉。”汉代大儒郑玄在《周礼注》中为之注曰：

百工，司空事官之属。于天地四时之职，亦处其一也。司空，掌营城郭，建都邑，立社稷宗庙，造宫室车服器械，监百工者。[11] 

《周礼·考工记》填补了《周礼·冬官司空》的空缺，郑玄《周礼注》中的“司空”使“考工”成为了空缺。并且，在郑玄那里，司空之所为不止是营造，在他的《三礼目录》中还可以看到司空是：

象冬所立官也。是官名司空者，冬闭藏万物，天子立司空，使掌邦事，亦所以富立家，使民无空者也。[12] 

司空是一种远高于考工的官阶，有着远高于考工的职责，在汉代，考工只是“少府之属官也，主作器械”。清人江永因此作了更为严苛的判断：

冬官掌事，而事不止工事。考工是工人之号，而工人非官。 [13] 

在这里，考工甚至都不是对百工的稽考，而只是百工本身。

——连续的，且不断被强化的错位。“小开”-教师与“考工”的错位关联着，同时也模仿着“考工”与“司空”的错位，由此在“小开”-教师的位置上隐现着“考工”与“司空”的踪迹：器械，百工，甚或——邦事。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才可以说，小说《考工记》是“一部小小的营造史”，为“上世纪动荡的中国社会”中的一个“穿越时间的空间”所写的“一部小小的营造史”。

二、考工学与考工术

如果从王安忆写作《考工记》的年份向上追溯120年，“考工”正是另一个世纪的“动荡的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的话题。1898年1月27日，清政府总理衙门与礼部向光绪上折请于科举考试中开设经济特科，提出以内政、外交、理财、经武、格物、考工六事合为一科，而关于第六事曰：

六曰考工，凡考求名物、象数、制造、工程诸学者隶之。 [14]

在经济特科之下而“考求名物、象数、制造、工程诸学”，“考工”当然亦宜以“学”名之：1894年的安徽中江书院，已有“对于中外新旧之学术综合条理”而分出的“考工学”一科。与之相对，《周礼·考工记》的“营城郭……造宫室车服器械”，所形成的只是以“营造”为手段的“考工术”而已。然而经济特科之下的“考工”被守旧者批评为“奇技淫巧”，时正在上海江南制造局任职，即将在4年后以小说家形象出现的吴趼人，因作《考工》一文提出了反批评：

《周礼》冬官有专职，考工有专书，古圣人之治天下，固未尝须臾忘工艺也。……要必事不离经者，胡为乎而必以奇技淫巧，而屏斥之不遑也哉？……文墨之士乌足以知制造之艰难？彼西人出一技、制一器，贩运至中国，莫不诧为鬼斧神工者，其亦知试制之初，曾极其几何聪明智虑，得始其法？……西人之新法，不足为腐儒道。 [15]

吴趼人借助于《周礼·考工记》对“工艺”的肯定来为考工学辩护，不过当他将自己的结论确定在“制造”，确定在“西人之新法”，“工艺”就走入了与自身对立的“工业”的位置。在考工诸学中，吴趼人尤重制造之学，在《考工》一文后吴趼人又专作《制造》一文来描述它运行的方式。所谓“制造”即“机器制造”，“西人出一技、制一器”，所制的是机器，而

机器者，器械之母；器械者，机器之子。……母众则子亦众，然后可臻不可胜用之盛，而制造之事乃毕，而制造之明效大验乃见。 [16]

在《周礼·考工记》里的“考工”所“主作”的或“司空”所“造”的“器械”之外，出现了在“制造”的视域中作为“机器之子”的“器械”，或者说“机械”。母子关系的隐喻表明，“考工”在一个转折的时刻出现了一种分裂的形态，在那里并存着两个相互关联、相互照应但具有等级差异的序列：一边是考工学、工业、制造、机器、器械（机械）；另一边是考工术、工艺、营造、器械。

1898年的吴趼人预言了2018年的王安忆，因为吴趼人所描述的考工学与考工术对峙的局面，一直延续至王安忆的《考工记》里主人公陈书玉的成长期。在这一时期，虽然考工学已被易名为“工科”，但“奇技淫巧”这一评语却并无改变，在小说的第2节里，它为这位可能出生于1924年（王安忆并没有指明这一时刻）的“小开”陈书玉规定了第一个具有自我意识的肖像。陈书玉为了交友而进大学读书，却只是陷入了失望，因为他“读的是交通大学铁道系”，属工科，而

工科是西学的概念，中国道统中属奇技淫巧，……工科生天性又呆板，缺乏生活的兴味，谈话不出三句半就到了机械的动力世界。

他虽然没有强烈的读书与学位的热情，且读铁道系也只读了一年的时间（大约在1939-1940年间）， [17] 但“机械的动力世界”却已进入他的精神世界，成为他内在的观察装置，以致在小说第5节，约为1948年，当他在同属“小开”的朋友大虞的红木铺里看到一座运转失灵的、从葡萄牙人手里收下的西洋钟，他拆出机芯——

知道齿轮的咬合与传送还有效。他是学工的出身，动力的基本原理其实差不多。铁道是个庞然大物，分工成无数的局部，而这个小芯子，却是整体。他被完整的精密度迷住了，领略到机械的趣味……

他对机芯精密度的着迷，略似于“彼西人出一技、出一器”而“诧为鬼斧神工”的情境，随后他便在大虞的红木铺里做起修理钟表的营生。虽至此时他才“领略到机械的趣味”，但其实他对机芯的描述方式却又早已存在于他对他家的房屋的感受之中。在小说第1节，1944年秋天的夜晚，经过两年半在外的漂泊，他回到上海南市的老宅，在“发觉”了宅院防火墙的“肃穆的静美”之后，“听到老房子的低语”——

这幢木结构的宅院，……榫头和榫眼，梁和椽，斗和拱，板壁和板壁，缝对缝，咬合了几百年，还在继续咬合。小孩子的梦魇里，就像一具巨大的活物。

如果按照《周礼·考工记》的相关叙述，宅院应该关联着“宫室车服器械”里的“宫室”，就像陈书玉的同为“小开”的朋友、在美术学校听过课程的“大木匠”大虞看它时，想到的是“中国的斗拱一网打尽”“古希腊建筑历史”里的“多立克柱式，爱奥尼亚柱式，科林斯柱式”。但陈书玉却从“宫室”转移到“器械”，他注意到的是宅院分享了钟表机芯的齿轮的“咬合”，只还缺少齿轮的“传送”。在这里，陈书玉显然是透过“机械的动力世界”在观看这座木结构的宅院，从而赋予它一种杂糅的、过渡的或者说是二重性的形态：它是宫室，又是器械，且不仅是考工术层面上的器械，还是考工学意义上的器械——机械，不过是一种不完整的机械，一种缺少机械动力的机械。“考工”的两个具有等级差异的序列在同一件器械上相遇，这件器械的二重性因此使王安忆《考工记》的标题成为一个二重性的标题：“考工（术）记”与“考工（学）记”。

当王安忆自称这是一个“围绕房屋修葺展开的故事”，她是在把自己的小说确定为“考工（术）记”。不过，在这部总计6章27节、故事时间长达57年（1944-2000）的小说里，与“修葺”有关的第一个故事——“补瓦”发生在第18与19节（约为1965年）；与“修葺”有关的第二个故事——“修复原状”开始于第24节（约为1979年）。在“修葺”之前的2/3篇幅里，这首先是一个发现与认识房屋的故事，且一直到“修葺”开始，仍然有发现与认识在持续。如在第4节里，约为1945年的时候，陈书玉

看出老宅的美。他向来不喜欢中国建筑的形制，……[现在]忽就领略到一种萧瑟的肃穆的姿容。

从一处“老宅”直接扩大到“中国建筑的形制”，王安忆把一个个例擢升到了普遍性的层次，由此接续《周礼·考工记》，并倒用它的这一命题：

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 [18]

《周礼·考工记》要在天、地、材、工四个条件之上制作出良器，王安忆的《考工记》则是从良器中逆推出它所蕴涵的时、气、美、巧。第1节里“木结构”的“咬合”展现着工巧，第4节里砖雕的“细巧”——陈书玉的祖父由此“判定出自清人之手”——言说了天时，宅子的“正北正南”的方向——“上海地方，设在江湾滩涂，高低左右难以取直”，而“从这宅子的形制，却可推出中轴线来”——指示着地气，而到第26节，在陈书玉60岁的年纪（1984年），大虞向他证明了材美，其时宅院已颓圮，惟陈书玉居住的主楼勉强可支撑，大虞说——

你家宅子用的几柱楠木，天生不筑蚁穴。陈书玉“哦”了一声，想大虞才是这宅子的知己，他枉担了虚名，身在其中，隔心隔肺。

在这里，在这全书接近完成的章节，宅子作为良器在陈书玉的认识中得到了完成，而大虞充当了这一认识完成的中介。

当陈书玉赋予大虞以“宅子的知己”的身份（identity），他并没有使这一身份获得同一（identity），而是揭示了它的分割的形态：他自己“担了虚名”。其实对于读者而言，或者说在叙述人的叙述之中，大虞从第5节（约为1948年）“一回来到陈书玉家，颇有惊艳之感”就已经处在“宅子的知己”的位置，而那时的陈书玉对自家房屋的价值还是“浑然不觉的样子”。在1949年之后，陈书玉作为“房屋里的人”，承担着由于“有产”而形成的政治压力，一直要到第24节（约为1979年），当名为“阿小”的学生告诉他“这一幢宅子，在上海称得上文物”，“应该问政府收回房产，修复原状”时，陈书玉才——

不由感到诧异了，一辈子都在苦恼，如何从宅子里脱身，它是它，自己是自己，原来，原来还有这样一说！

阿小将宅子看作陈书玉的对象，陈书玉却将宅子看作与自身交互的主体。在这里，陈书玉不仅在生活中而且在精神上成了“房屋里的人”——不再是“它是它，自己是自己”，那就是：它就是自己。

三、机器时代与机器时代的缝隙

宅子、大虞、陈书玉，在这个三角关系中，前两者从未变动，变动的是陈书玉与这两点之间的主观距离：他通过大虞才完全认识了宅子，他在宅子中才真正发现了自己；或者说，他通过房屋外的大虞，确立了房屋里的自己；再或者说，大虞有着“宅子的知己”的实，责着宅子的名，而他担了“宅子的知己”的名，负着宅子的实（阿小将在第25节向他指出“名和实之关系”）。以宅子为参照点，陈书玉与大虞虽是两个角色，在叙事的展开中却共享同一个身份，同一种功能：大虞是陈书玉的一个转喻性的形象，或者说，他构成了陈书玉的分身。王安忆在《〈考工记〉跋》中说“这个人的一生时间……奔走修房”，但其实陈书玉只承担了其中的“奔走”（且未用一生的时间），而把“修房”指派给了大虞，在全书的最后一个章节——第27节可以看到，在大约1992年的时候，当他家宅院有可能作为文物来修葺，陈书玉去找大虞，因为

 目下，擅通古建筑的木匠日益减少，新式木工都有新式武器，电锯电刨枪钉，离攻木之本越行越远，如要修旧如旧，必大虞一辈人可以胜任。

“攻木”，《周礼·考工记》有所谓“攻木之工七”。大虞正属于《周礼·考工记》所说的“攻木之工”，当然也属于它所说的“百工”，符合它给“百工”所下的定义——“审曲面埶，以饬五材，以辨民器”。而陈书玉作为大虞的正身，占据的是《周礼·考工记》为“工”所下的另一个定义——“知者创物，巧者述之，守之世”。[19] 郑玄在此注曰“父子世以相教”，但在陈书玉那里，向他“述之”的有祖父和大伯而没有父亲。陈书玉“守之”之“世”不在“父子”，而在新旧与古今，就如在12节里，1958年，在“大炼钢铁”的背景下，陈书玉将自身确定为

 跨越新旧两朝的人，就像化蛹的蛾子，经历着嬗变。新时代总是有生机，旧的呢，却在坍塌，腐朽，最后变成废墟。

或如在第13节，1959年，大虞在陈书玉的宅院里向陈书玉分析明、清、民国匠作与风气的差异，陈书玉

或如在第13节，1959年，大虞在陈书玉的宅院里向陈书玉分析明、清、民国匠作与风气的差异，陈书玉

操着“新知识，新手艺”的“旧时代的人”，这是陈书玉所理解的他与大虞的共同形象——一种过渡：从古代到现代的过渡，从旧时代到新时代的过渡，从考工术到考工学的过渡，从器械到机器的过渡。而在这过渡的区间里，只是有“现代艺术教育的背景”（且是“旁听”）的大虞更靠近考工术，更靠近器械，而真正被纳入过现代工科教育的陈书玉更靠近考工学，更靠近机器。

在陈书玉这1959年的回忆里，他在1948年修钟表时所着迷的“齿轮的咬合与传送”只剩下“齿轮传送”。“咬合”没有丢失，只是回到了“木结构的宅院”，与正在他们眼前的“齿轮传送”的机器对峙。就在陈书玉陷入回忆的这一节，1958年，这宅院被他交给政府做了瓶盖厂的厂房，其西侧、北楼与东院分别成为第一、二、三车间：“原材料……到一车间裁成长条；长条送入二车间压成圆形；再往三车间冲床上，最后完成瓶盖；……全线贯通。”机器进入了陈书玉的房屋，并在车间与车间之间——当然也是在机器与机器之间——形成了“传送”，陈书玉的房屋因而进入了一种新的杂糅的、过渡的或者说二重性的形态之中：它是宅院，又是厂房，作为器械的装置却成为机器的包覆。一个怀抱着机器的器械，一个暂时取得平衡而充满悖论与冲突的结构。大虞因而从“五行”的辩证法与循环论来推测这宅院的命运，在刚才的这个1959年的片断里，当他看见机器的运送碾碎了地坪的几块青石板，他以“术士”般的神秘口吻宣称：

这木质的建造，到底抵不住铁物，五行里不是说“金克木”？……唯有如此，宅子才得保全，也未可知。

然而大虞终只是“攻木之工”，善于从“材”的角度考察对象，于是，机器在他那里只是“铁物”。按照“五行”的“金克木”的逻辑，可以看到“木质”为“铁物”所克制，但这一逻辑克制不了的是“建造”。——与“建造”相对应的是“制造”，“这木质的建造”真正抵不住的是机器的“制造”，是“制造之明效”。因此才会有一个时刻，王安忆让陈书玉无意识地透过历史的辩证法与规律论来偷窥这宅院当前的场景，在1960年的一个深夜，他从梦中醒来在宅院里游弋——

夜虫在光赤的脚踝扑翅，这生物的种群认真追溯，大约可到史前，繁衍至今，机器时代的缝隙里，伺机而动。他也听见这宅子的呼吸，一吞一吐，一起一伏。

“机器时代”——在这里，通过与“旧”作比较才能标识的“新时代”，得到了从其自身而来的实质性命名。而在这一词语的周围，宅子与夜虫被放置在一起并有了呼吸，它因此而成了一个同样可追溯到“史前”的物种：“机器时代”的“史前”，用同一种构词法来命名，亦即是器械时代。这是在第14节，总计27节的小说的正中间的一节，“机器时代”一词在这里的出现因此就有了一种笼罩全篇及全篇所涵盖的整个历史长度的意义，而事实上，从第5节陈书玉拆解来自葡萄牙人的西洋钟开始，从第1节他的祖父房里摆着意大利朝贡来的自鸣钟开始，“机器时代”其实就已经获得了标识。而之所以那时这一名称还没有浮入陈书玉的意识，显然是因为“机器时代”还没有变成宰制一切的力量，因为他正处在“机器时代的缝隙”，这“缝隙”宽到“机器时代”还压迫不到他的意识。在这一意义上，王安忆所谓“围绕房屋修葺展开的故事”所围绕的，是器械时代的房屋在机器时代的修葺，而她用《考工记》所记录的，是一个“机器时代的缝隙”逐渐变窄的过程。在1944年，这缝隙的宽度还是整座房屋的跨度；在1958年“大炼钢铁”之后，当宅院成为厂房，这缝隙的宽度就只是房屋墙壁的厚度：墙壁的外面是机器时代，墙壁的里面是机器，而——

“机器是无情的”。这是阿小的话，而阿小在这部小说中是一个只出现了两节——第24节和第25节——的人物。他在1977年恢复高考之后经过两次高考失败，于1979年来陈书玉这里接受高考数学辅导，陈书玉看到他的“眼睛特别明亮”——

对着这一双眼睛，他都有些胆寒，仿佛被看穿一切。同时呢，又生出喜欢。（第24节）

阿小宣称“对工业有畏惧之心”，但他高考及第，却“入交大船舶系”，与陈书玉从师生变成校友，而陈书玉忆起自己“当年在交大本部，求学只一年光景，然后到重庆小龙坎，再有一年”的经历，感慨他与阿小

都是错了时辰的学生。他说，不喜欢工业，却报船舶专业。青年校友道，因船舶有一种辽阔的景象，与海洋联系在一起。他笑道，当年学的铁道，可一生中只出过两次远门，大部时间，都守在这座旧宅子里。（第25节）

交大的“船舶系”在当时的全称是“船舶制造系”，而陈书玉当年不止“学的铁道”，在重庆小龙坎，他“入读的是新科目‘航运’”（第3节）。从“航运”到“船舶”，这是从船舶的运用到船舶的制造，从“子”到“母”，从机械到机器。而他与阿小共享的同一个“错了时辰的学生”的身份，他因阿小的眼睛而生出的“胆寒”与“喜欢”，以及前文引述过的阿小要他修复房屋时他对自己的重新发现，都表明他与阿小之间有一种神秘的、隐秘的关联。阿小是陈书玉的另一个转喻性的形象，或者说，是陈书玉的另一个分身，他为穿过大虞和陈书玉的那条过渡的道路标识了目的地：大虞更靠近器械，陈书玉更靠近机器，而阿小就站在机器的一边——以“不喜欢工业”的态度进入到工业制造的场域：无情地面对无情的机器。所以才会有这样的变化：当陈书玉于1984年退休之后为将其宅子纳入文物系统而奔走，阿小却再也没有了踪迹。在这一意义上，阿小是陈书玉可能但未能也无能实现的自己：他当年学的铁道，只能通到他的旧宅子里。

从“铁道”到“宅子”。陈书玉终只是过渡中的一个过渡性人物，从器械时代到机器时代变化的历史，在陈书玉人生的最后阶段，被他颠倒成了从机器到器械的意识。在1984-2000年间，在这部小说的第25节的尾部到第27节，当陈书玉以“工科出身”而查阅“地方志、家谱、掌故风物琐记”，“为宅子修撰一份文字”，并“循迹现代上海的前史”（第26节），他的宅子在瓶盖厂扩容又搬迁之后，直接承受着机器与机器时代的压力，随着“机器时代的缝隙”的日渐狭窄而日渐颓圮，直至“这宅子日夜在碎下来，碎成齑粉”（第27节）。尤其是，在小说的开头，在1944年，“宅院里的一壁防火墙”经历了战火“竟然还在”，“万事万物都在转移变化，偏偏它不移不变”，而到了2000年，小说的最后一句话——

那堵防火墙歪斜了，随时可倾倒下来，就像一面巨大的白旗。

“白旗”，王安忆《考工记》的这最后一个词语，为全书提供了最后一个感伤的意象，但也因此为全书笼上了最后一抹辩证的气息：这是“宅子”向“铁道”打出的白旗，器械向机器打出的白旗，考工术向考工学打出的白旗。“围绕房屋修葺展开的故事”，最终是房屋未得甚至不得修葺的故事；“一部小小的营造史”最终是一部在制造之下营造的衰败与终结的历史。

本文摘自《现实主义的变奏：当代视域中的文学批评与文化分析》朱康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12月）。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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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王安忆：《〈考工记〉跋》，《考工记》，台湾麦田出版公司，2018年版，第279页。

[2] 郭沫若：《古代社会研究的自我批判》，《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1页。

[3] [唐]魏征、令狐德棻：《隋书》，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925页。

[4] [清] 孙诒让：《周礼正义》第13册，王文锦、陈玉霞点校，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101页。

[5] 何堂坤：《〈考工记〉提要》，任继愈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典籍通汇·技术卷》第一册，1994年版，第2页。

[6] [法]热奈特：《隐迹稿本》，《热奈特论文选》，史忠义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68-77页。

[7] [8] [9] Genette, Gérard: Paratexts: Thresholds of Interpretation, translated by Jane E. Lewi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2, p.83, p.79.

[10] 王安忆：《考工记》，《花城》2018年第5期；又见，王安忆：《考工记》，花城出版社，2018年。以下凡引述该小说原文，均只在文中或在引文后标注节数，不再另行加注。

[11] [12] [18] [19]  [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055页、第1054页、第1060页、第1056-1057页。

同上，第1054页。

[13] [清]江永：《周礼疑义举要》，中华书局，1985年，第61页。

[14] 《总理衙门、礼部遵议开设经济特科折》，汤志钧、陈祖恩、汤仁泽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戊戌时期》，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56页。

[15] [16] 吴趼人：《趼呓外编》，《吴趼人全集》第8卷，第87-88页、第89页。

[17] 王安忆在小说第二节里写道：“倘若时间充裕，凭他的单纯诚挚，或许能交到一二个知己，可惜‘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学校就计划南迁。……迁走的又只电机和机械两个专业……”淞沪会战爆发于1937年，交通大学迁走电机和机械两个专业在1940年，其时陈书玉的年龄应分别为13岁与16岁。

《现实主义的变奏：当代视域中的文学批评与文化分析》

作者：朱康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年：2020-12

页数：390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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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文学批评、文化分析与现代性的历史  1

第一节  文学批评与“认识型”  5

第二节  文化分析与现代性的生产方式  11

第三节  文学形式的意识形态  27

第二章  现实主义与迎向社会主义的农村叙事：

以赵树理为例  41

第一节  通俗化与伦理世界的重建

——《小二黑结婚》与“新启蒙”  43

第二节  “能说的”小说与“作快板的话”

——《“锻炼锻炼”》与小说的文类学  60

第三节  现实的“限度”与“必要的步骤”

——《“锻炼锻炼”》与小说的政治学  91

第四节 “反映现实”与“反映人民内部矛盾”

——《“锻炼锻炼”》与批评的政治学  121

第三章  现实主义与建设中的社会主义城市  161

第一节  “改造城市”与“被城市改造”

——《我们夫妇之间》中的生活伦理  163

第二节  “现在是我们的世界”

——《小艾》、《十八春》与自我的救赎  186

第三节  劳动、闲暇与技术发明

——《春暖时节》中的工作伦理  198

第四节  “另一种战场”

——《霓虹灯下的哨兵》与空间的斗争  221

第四章  现实主义与时代的转型  249

第一节  “时间啊，停住”

——《恋爱的季节》与总体性生活的转化  251

第二节  隐身衣与分身术

——《望春风》与虚构之下的现实  269

第三节  “一部小小的营造史”

——《考工记》与机器时代的书写  281

第四节  “充满生命活力的现实的界”

——《考工记》与都市的修炼场  304

第五章  现实概念的褶皱与新媒介时代的现实  335

第一节  世界的地形志和现实的面相学

——一个理论的讨论  337

第二节  真实与真实的幻象

——视觉时代的媒介化生活  356

第三节  “正在写作的我们自身”

——“互联网”与“互联网+”时代的多重现实  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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