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批评 | 张松建：精进不息的开拓者——孙玉石先生的中国现代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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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玉石先生勤勉治学至今，在中国现代文学和新诗史的研究中取得了杰出的成就，在其漫长的学术生涯中，以无穷的精力开创新的领域，如今新诗研究领域中孙先生的“诗学四书”已是绕不开的标志性著作，后之来者必须在充分消化、吸收、辩难孙著的基础上，才能另起炉灶，再创典范。同时，孙先生切入新诗史和具体的诗歌文本采取宽广开放的理解方式和综合性的视野，其著作具有“范式”意义的思路和方法也影响了后来的一系列新诗研究著作。张松建老师从《中国初期象征派诗歌研究》和《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史论》两部力作的解读出发勾勒孙玉石先生的学思历程，深入明晰地阐述孙玉石先生著作的学术史意义及其治学观中值得学习的部分。

本文原刊于《新诗评论》2012年第1辑，感谢作者授权转载。

张松建

精进不息的开拓者

——孙玉石先生的中国现代诗研究

    孙玉石先生从事中国现代文学和新诗史的研究，迄今已逾四十年了。在漫长的学术生涯中，他以无穷的精力开创新的领域，取得了杰出的成就，在国内外学术界界产生了积极的反响。

孙玉石先生

     展读晚近出版的十七卷本《孙玉石文集》，孙先生的学思历程一目了然。我作为一名学术后进，近年来涉足新诗史和新诗理论的领域，像其他众多青年学子一样，也从孙著中获得了不少启发和灵感。《文集》最能代表孙先生学术成就的，我以为乃是“诗学四书”：《<野草>研究》、《中国初期象征派诗歌研究》、《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史论》、《中国现代解诗学的理论与实践》。这四本书的论题、视野和方法不尽相同：有的属于作品专论，有的是流派研究，有的侧重于理论建构。《<野草>研究》出版于三十年前，迄今仍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作品。因为鲁迅去世后的半个世纪内，关于《野草》的研究专著并不多见，优秀者更少。那些学者对这本艰深伟大的著作，要么望洋兴叹，一笔带过；要么稍加涉猎，简单评价，谈不上有什么开创性的成果，而孙先生则通过多年的勤勉思考，为这个重要领域贡献了一本精审扎实的专著。不仅如此。孙先生的现代解诗学也是一个重大的发现。古人相信诗是一种神秘之物，不可解释，而且没有固定答案，所谓“诗无达诂”是也。古代解诗学只是知人论世、美刺、点评、笺注而已，缺乏科学性、理论性、系统性的方法论。“五四”以来的中国学者例如朱光潜等人，受到西方文学理论和英美新批评的启发，从现代知识体系和理论方法出发研究诗歌，相信诗是一种独立自足的意义结构，一种可以进行分析的审美客体，解诗可以是一种科学的活动。准此，孙先生经过孜孜兀兀的努力，总结和阐发了由朱自清、闻一多、朱光潜开创的“现代解诗学”的构想，从纵横两个方向重建了这种解诗学在理论和实践上的特征，其价值和意义，自不待言。

《<野草>研究》

孙玉石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

《中国初期象征派诗歌研究》

孙玉石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

《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史论》

 孙玉石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中国现代解诗学的理论与实践》   孙玉石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诗学四书”）

     《中国初期象征派诗歌研究》和《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史论》是两部精心结撰的力作。这两本书具有紧密的衔接关系，因为从时间和性质上看来，象征派本来是现代主义链条上的一个重要环节，而前一本书的理论方法在后一本书中得到展开、推进和深化。这两本著作的学术史意义，值得在此稍加叙述。《中国初期象征派诗歌研究》出版于1981年，属于“填补空白”之作。在此书诞生之前，新诗史研究经常走向作家作品论的形式，学者们对文学流派的丰富性和多样性缺乏认识。彼时的现代文学术界，颇受“左倾”教条的束缚，不少人坚持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定为文坛正宗和主流，把其他流派被视为末流、支流甚至逆流，罔顾后者存在的价值。当此之际，孙先生显出可贵的学术勇气。他正确指出：“艺术发展中的‘逆流’和自然现象中的‘逆流’，不完全一样。它要复杂得多。我们不能把那些艺术上的‘逆流’或‘支流’的现象都加以无原则的肯定和追捧，也不能简单地用政治斗争中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的概念，来轻易地匡束文学流派中各种复杂奇异的现象。”[1] 孙先生从鲁迅对俄国诗人勃洛克的评语中得到启发，认为象征主义固然起源于异邦，但是其表现方法具有普适性的意义，它超越了时空限制而被中国诗人所挪借、移植和再创造，因此，学者们在研究新诗史的时候应该打破教条主义的偏见，“象征主义和写实主义、浪漫主义，在诗的艺术表现中，不是水火不相容，它们是可以融汇为一的。运用象征主义的方法创作的作品，同样可以表现历史的本质和真实。”明乎此，孙先生勉力钩沉史料，勾勒出以李金发为代表，包括穆木天、王独清、冯乃超、胡也频、石民、姚蓬子在内的象征派诗歌的一个完整谱系，恢复了他们的合法性、历史地位和本来面目，劳苦功高，端的令人敬佩。

《中国初期象征派诗歌研究》

孙玉石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勃洛克

      至于《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史论》，更有可圈可点之处。众所周知，八十年代是一个告别革命、转向改革的年代，在经济领域是全球化、市场化和消费主义，在思想文化领域则是一个“文化热”的年代。关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和文艺理论的译介，方兴未艾，如火如荼；同时，对审美自主性的追求、对政治意识形态的反叛，奠基为一个时代的主旋律，由此，文艺界呈现出对“现代主义”的热情，并不奇怪。应该说，此前学术界也注意到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存在，但多是对于“现代派”作家作品之类的零星研究，随着“象征派诗歌”进入人们的视野以及《九叶集》在八十年代初期的热销，人们又发现和追认了“中国新诗派”这个现代主义流派。孙先生从总体上思索了中国新诗三十年的潮流，“从众多的艺术流派的竞相发展中，发现了一个过去曾经得到肯定性的承认与论述，而自50年代初开始，多年来被文学史家们所忽略或贬低的一个事实：由象征主义为滥觞的现代主义的诗歌思潮，是中国现代诗发展中的一个客观存在的历史潮流。”于是，勾画中国现代主义诗潮之完整谱系和演进链条的时机，于焉而兴了；而重新看待这一潮流在整个中国新诗史中的位置，也水到渠成了。孙先生认为，这个潮流经历了荒芜幼稚的萌芽期、广泛的创造和深化的开拓这三个历史阶段，它“同以郭沫若为代表的浪漫主义诗潮，以艾青所代表的现实主义诗潮，一起构成了三十年里中国新诗发展的历史洪流。对于新诗中象征主义、现代主义潮流的发掘与描绘、审视与评价，是恢复中国现代诗歌发展历史本来面目的应尽的指责。”《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史论》可称为一部视野开阔、体大思精的著述：不仅勾画了一九四九年之前的整个中国现代主义新诗的历史脉络和演变趋势，紧密围绕着二十年代的“象征派”、三十年代的“现代派”、四十年代的“中国新诗派”这三条线索展开分析，兼顾诗歌文本分析、诗人心态研究、诗歌理论阐释，努力寻求中外诗歌艺术的融汇点，其终极旨归乃是构想建一种抱负远大的“东方现代诗”。此书与蓝棣之的相关研究一道构成了这一领域最有代表性的先行研究。对审美自主性的强调、对现代主义之重要性的凸显，使得两书在中国当代学术史上的位置更加显豁。之后，新诗研究的重心转向了具有现代主义色彩的作家、作品、流派、社团、刊物的研究，这与孙先生等前辈的先鞭着人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史论》

孙玉石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现代诗的情感与形式》

蓝棣之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

     无论作家作品论还是诗歌流派研究，孙先生的学术述作，风格一以贯之：那就是，论从史出，严谨的历史主义态度，注重原始史料的发掘和运用，拒绝依赖现成的史料、文集或者选本，更不屑于以论代史和以论带史。凡拜读过孙著的读者，莫不惊叹孙先生在整理浩瀚的史籍时体现出来的惊人的诚意、细致和耐心，这一点把古代学者的博雅传统发挥得淋漓尽致了。从最早的《中国初期象征派诗歌研究》到最近的《中国新诗总系》第2卷，数十年当中，孙先生以巨大的忍耐力和一往情深的自信，整理数量巨大的、零散杂乱的第一手史料，为论点之说服力提供了强大的支持，真正做到了言必有据、无征不信。即此一项，就是一种最艰难也最重要的业绩。我们知道，汉代经学大师郑玄、何休、马融、许慎等人，博稽群籍，遍校群经，他们在校雠学上的成就，早已载之史册。清代乾嘉学派之惠栋、戴震、钱大昕、阎若璩、段玉裁、王氏父子的朴学功夫，也树立了光辉典范。在现代中国学术史上，朱自清、闻一多、冯至等学者也对文献学做出了有目共睹的贡献。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西学东渐，各色理论应接不暇，不少学者贪便宜，求捷径，不肯在文献上下功夫，这种学风的结果如何，可想而知。孙先生致力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凡数十年，他在文献学上的巨大付出，造成了大气磅礴而又厚实绵密的学术个性。《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史论》初版于1999年，其学术史地位早有定论。《中国初期象征派诗歌研究》在1981年问世，迄今仍是这个领域最重要的参考书之一，套用钱钟书《谈艺录》中的话：“三十年来，著述薪积，何意此书，未遭弃置”，我想，个中原因，不言自明。至于孙先生的《中国新诗总系》、《<野草>研究》、《中国现代解诗学的理论与实践》，其对文献学的钟情和贡献，亦无需多言。

《中国新诗总系》

总主编：谢冕
出版社: 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年: 2010-09
页数: 6820

     更值得叹赏的，乃是孙著的具有“范式”意义的思路和方法。《中国初期象征派诗歌研究》对于流派研究的重要性、审美自主性和历史化的强调，极为明显而自觉，这在文革刚结束后的中国学术界，实已非同寻常。譬如，孙先生发现了李金发挪借法国象征派诗歌艺术以表达一己的颓废感怀、幻美追求、青春热力和异国情调。一方面，孙先生从第一手资料的钩沉、排比和分析入手，对于李金发的思想道路、创作历程和诗歌艺术做了精细绵密的分析，揭示了这个不为人知、然而意义重大的秘密，重新界定了李金发及象征派的开创性功绩及其存在和发展的权力。另一方面，即使是在那些细腻敏锐的、经常是才气横溢的文本细读之中，孙先生也经常提醒人们注意：象征派诗歌“在艺术上新的探索和他们诗篇颓废狭窄的内容、晦涩艰深的艺术方法是伴随一起而来的。”准此，他把这一流派放回到当时的社会文化语境中进行比较分析，通过呈现它们自身的美学理念和修辞技艺来证明其存在和消失的理由，这正如他的精准邃密的观察：“李金发的诗的创作数量远远超过他的艺术才华和创造的能力。模仿与因袭已经成了他艺术创作新的桎梏。他不仅模仿别人而且模仿自己。他的艺术想象与表现方法已经陷入自己习惯的轨道，而到了捉襟见肘的窘地。”[2] 当然，孙先生这种不断历史化的努力、强调流派研究的意义、重视边缘和弱势文学的用心，同时也伴随着他对于审美自主性、内在理路或者文学自律的自觉意识。孙先生深刻地指出，有必要在内因和外因相互交织的框架中，把新诗流派的兴起和发展放置在一个三边互动的结构中——

一个新诗流派的产生和发展，固然离不开政治变革和社会的政治思潮的影响，但是，这只是外部的因素。这个因素很重要，有时往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是，还必须看到，决定事物性质的往往是它的内部矛盾运动。外因通过内因发生作用。没有内因的矛盾运动，也就没有纷繁复杂的新诗流派的出现。

新诗流派产生和发展的内因是什么呢？我以为包括有三个方面的因素：

（一）艺术内部矛盾运动的发展趋势；

（二）诗人思想与美学观点的偏爱倾向；

（三）读者审美要求的舆论制约。

在这三个互相联系而又各自独立发生作用的因素中，艺术内部矛盾运动的发展趋势，是起主要作用的因素，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这是由艺术本身发展的特点所决定的。[3]

      这段话清晰地体现出作者之清明的理性、辩证的精神和透彻的历史理解力。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孙先生在疏解诗歌文本的时候，走的不是单个的“作家作品论”这种习见的路子，而是按照王瑶先生指示的方法，抓住主要的文学现象展开论述，从大处着眼，努力把握某一个时期的重大问题和脉络。孙先生在研究具体的作家作品、或者一个时期的诗歌现象时，总是乐意从文学史的视角进行整体把握之，或者换句话说，就是在从事批评实践的时候，有意识地带入文学史的眼光。应该说，朱自清先生的《新诗杂话》走的就是这种路子，这比袁可嘉的“新诗现代化”论述更有整体意识和历史感。不仅如此。孙先生的新诗研究的另一大特色是：结合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既有外部的历史文化语境的缕述，也有对于经典文本的审美素质的洞察，实际上，这是一种结合了文本、历史和理论的方法。按照孙先生的说法，就是“文化的”（空间的）、“历史的”（时间的）、“审美的”（本体的）三个视角的融合，这三个视角其实也就是三个“同心圆”，孙先生采取宽广开放的理解方式和综合性的视野，切入新诗史和具体的诗歌文本。进而言之，所谓“文化的视角”，指的就是把诗当作一种文化现象来接受、从多层文化的侧面来理解一首诗的内涵、从文化心态的角度探勘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所谓“历史的视角”，就是勾勒现代主义诗潮的完整历史脉络、把研究对象放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中进去思考和判断、在普遍联系的关系网络中寻找研究对象的历史参照系，同时拒绝克罗齐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说法；至于“审美的视角”，除了摆脱理论先行、尊重诗人的自我创造性之外，还必须深入诗歌的语言、意象、情感、心理乃至潜意识，理顺诗歌文本的内在逻辑和诗人的思维走向，真正把握住诗人的审美追求和作品的深层意蕴，“努力去做一种诗人创作的‘还原’的工作”。不过，我有点担心的是，孙先生重视艺术发展史的“连贯性和内聚力”，致力于“完整”谱系的建构，他勾勒出“象征派”、“现代派”、“中国新诗派”这三条线索，作为中国现代主义诗潮的叙事单元，这固然是一条宏观、整体的把握方式。但是，这有可能在强调了连续性和整一性之外，而忽视了文学史中的断裂、停滞、倒退、重复的一面，把复杂的文学现象框定在一个固定模式中。同时如果以“萌芽”、“诞生”、“成熟”这种生物学的类比来叙述文学史，也会落入一种目的论的历史叙事中，韦勒克曾经剖析过这种演变论的缺失，值得我们思考。[4]

《批评的概念》

雷内·韦勒克著 

张金言译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1999-12-1版

     在孙先生关于现代主义诗潮的研究著述中，我们多次发现他采用了比较诗学和影响研究的方法，目的在于求得一个最高的诗学理想，那就是“中西诗学的融合”。非常明确，在全球化的历史处境中、在后殖民理论蓬勃的时代，这种“融合论”强调的乃是民族本位和文化身份之重要，以及把中国性和现代性的交织互动视为最高的愿景，它影响了后来的一系列新诗研究著作，甚至在后来的关于百年新诗的语言问题、关于穆旦与中国性的争论中，也透露出身份政治的消息。孙先生认为，这种中西诗艺融合的愿景，在三十年代的“现代派”那里体现得很明显。因为戴望舒、卞之琳、何其芳、林庚、废名等人的诗歌艺术，“内接中国传统诗歌注重含蓄内蕴的一路”（主要是晚唐五代的诗词意境），“外近世界诗歌以新的艺术方法贴近现代生活脉搏的新潮”（主要是后期象征主义和意象派诗歌），从而达到了“化欧”与“化古”的相融合的艺术境界。这毋宁说是十多年前孙先生自己的诗学理想的表达。本书第十一章“结语：东方现代诗的构想和建设”包含着许多真知灼见，融会了孙先生多年以来的深入思考，而翔实的史料排比和精密的理论分析，在在令人叹赏。孙先生认为，在现代新诗三十年的发展历程中，理论家对中西诗艺融合的探索，从“五四”直到“四九”，不绝如缕，甚至连袁可嘉的新诗现代化也是一种融合——

到了这里，“现实、象征、玄学”的高度综合，既不单纯是西方诗艺的复述，也不单是传统诗艺的回响，“五四”以来对中外诗艺的融合，由于高度的综合，已进入艺术创造的无差别境界——东西融合而浑然难分的艺术境地。它使异域现代诗的艺术探求和传统诗歌的艺术魅力，在新的观念与运作中达到了交汇。混沌经过淘洗已经升华为一种新的纯净。“现实”、“象征”、“玄学”这些概念已经注入了东西诗艺血液汇流之后的新的内涵。……（中略）我们可以这样说，“现实、象征、玄学”这一综合论新诗本体观的提出及实践，完成了西方现代诗沿着东方民族自身特定的生活环境、知识者文化心态与独特审美原则制约的艺术轨道的转变与渗透。吸收西方与回归传统在现实与象征完美统一的层面上得到实现。[5]

      其实，袁可嘉的“综合论”讲求中西方之间的会通，不免仍带有本质主义的嫌疑，甚至“综合”也可能是一个临时性的、缺乏内在深度的概念。为了勾勒出一条清晰的、连续的、完整的历史线索，袁可嘉的论说似乎被理想化了。在缕述了新诗现代化的七个原则之后，袁可嘉郑重其事地向古典和传统致敬：“新的文学批评必须克尽职责；它必须从新的批评角度用新的批评语言对古代诗歌——我们的宝藏——予以重新估价，指出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分析其决不仅仅是否定的伟大价值。”[6] 不过总体看来，我觉得袁可嘉的“新诗现代化”方案的内在紧张在于：一方面，他对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中提出的见解服膺拳拳，意识到除去西洋现代诗的影响之外，也应重视中国古典的创造性转化；另一方面，他的二十余篇批评文字在连篇累牍地援引西洋现代诗学之外，罕见关于如何重估传统与转化传统的进一步论述。那么，袁氏何以无力从事这种“现代转化”的学术工程呢？推究原因，这可能是由于他当时年龄尚轻（二十五、六岁左右），知识源流偏向于西方现代文学，远远称不上“学贯中西”、“博古通今”，他面对浩无际涯的古典学术和诗学传统，缺乏前辈学者的美学判断与理论鉴知。也许可以这样说，袁氏的论述带有强烈的价值预设和理论先见：前提是西方文学知识和价值标准的普适性，在规划新诗现代化方案时首先想到的是西方典范的挪借，“传统”之于袁可嘉没有成为“被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当他向艾略特的《传统与个人才能》致敬时，才被动唤起了对传统之重要性的认知，因此不得不浮光掠影地在行文中加以提及。在他的时间序列中，本土传统落后于西方经验，后者被优先考虑，两者构成了不对称的关系。因此，我的总体感觉是，袁可嘉的新诗现代化论述不是回归传统和中西诗艺的融合，而是传统诗学的缺席和西方理论的完胜。

袁可嘉

T.S.艾略特

     当下致力于新诗研究的学者们，在作家作品、流派、文类、社团、印刷文化等大宗论述之外，或可另辟创意的空间，追寻新的进路和可能性。例如，超越流派研究、断代研究、作家作品研究、文学史研究的现有模式，在新诗现代性的整体格局中，发现和勾勒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或文学现象，把众多竞争性的声音纳入一个共时性和历时性相交织的动态结构中，观察、描述和诠释这一现象或问题的不断变化的历史踪迹，从而为重新理解新诗史提供新的讨论框架和思考角度。或者研究现代中国抒情诗的结构，或者探勘新诗语言观的流变，或者从思想文化史的角度切入文本，或者把一部作品、一本书、一篇文章的结构作为单位，或者考察翻译在新诗史中的地位和功能，等等，这些也许是行之有效、富有潜力的课题。

    虽然我有方法论上的异见和几点不成熟的倡议，但无可否认的是，孙先生的新诗研究仍是迄今为止这个领域中最有分量的著述之一，他在学术史上的开创性贡献，他的淹博渊通的学识，他的许多无法忘怀的贡献，这里限于篇幅，无法一一列举。毫无疑问，从新中国成立直到现在，孙先生的“诗学四书”已是绕不开的标志性著作了，后之来者必须在充分消化、吸收、辩难孙著的基础上，始能另起炉灶，再创典范。而尤其令人感佩的是，近年来，孙先生更埋首穷究新诗史料、修正前论、精进不息，诚所谓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这使我们有更加充分的理由相信：孙先生未来的著述，必当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本文原刊于北京大学《新诗评论》2012年第1辑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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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孙玉石：《中国初期象征派诗歌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之“写在前面”。

 [2] 孙玉石：《中国初期象征派诗歌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16-117页。

[3] 前揭书，第12页。

[4] 韦勒克：《文学史上的演变概念》，雷内·韦勒克著，张金言译：《批评的概念》（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9年），第34-49页。

[5] 孙玉石：《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史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485页。

[6] 袁可嘉：《新诗现代化——新传统的寻求》，载天津《大公报》副刊“星期文艺”第25期（1947年3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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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云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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