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批评 | 关爱和：钱玄同的学术精神与品格（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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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钱玄同是五四时期及后五四时代现代学人的重要代表，他以科学精神治学的身体力行，在五四时期学术路径的选择、学术范式的转换、学术体系现代转型的过程中具有典范的意义。关爱和老师在这篇长文中，立足于第一手史料的分析整理，全面且详细地梳理了钱玄同一生的学术追求、学术品格与学术成就。通过大量详实的史料，我们得以重返历史现场，在具体的时代语境中整体考察和把握钱玄同丰富的思想遗产。

本文原刊于《鲁迅研究月刊》2020年第11、12期，转载自“论文衡史”公众号，特此感谢！

关爱和

钱玄同的学术精神与品格（下）

疑古与祛魅

三

黎锦熙《钱玄同先生传》记述：

钱先生有两句名言：“考古务求其真，致用务求其适。”我常举以告学者。他之所以比专门“考古求真”的学者伟大些，宏通些，就在他还有这第二句；他对于这第二句的贡献，就在“国语运动”。【1】

“考古务求其真，致用务求其适”这两句原文，未曾见于钱玄同的著述之中。黎锦熙传记中引用之后，常被人用来转述以概括钱玄同的学术精神。“考古务求其真，致用务求其适”学术精神背后的学理支撑是尊重科学与实事求是。汉字汉语的改革，只有坚持自然进化、便利通行、自由表达的方向，才能适应现代生活，才能为语言的使用者所喜闻乐见，才具备走向规范与统一的基础。黎锦熙在国语运动的艰难实践中，体会到钱玄同坚持“致用务求其适”的宝贵。而在钱玄同五四之后所从事的经史研究中，则体现出“考古务求其真”的学术精神。

黎锦熙

 钱玄同的经史求真是从疑古与辨伪开始的。1921年新年伊始，钱玄同在《日记》中开启新年反思模式。此年反思的主题是自己“专发破坏之论”，当予纠正。因为“杀机一启，决无好理”，有悖学术自由学术多元的原则。如以宽容宽厚的态度看待学术界，则“彼研馈故纸，高者能作宋明儒者、清代朴学者，亦自有其价值，下焉者其白首勤劬之业，亦有裨于整理国故也。”【2】1月11日，购《崔东壁遗书》读过，以为崔述“此书实与《新学伪经考》同有摧陷廓清之功，而亦同有学圣之病。”【3】钱玄同把读崔述之书的心得写信告之于胡适：

你说崔东壁是二千年来的一个了不得的疑古大家，我也是这样的意思。我以为推倒汉人迂谬不通的经说，是宋儒；推倒秦汉以来传记中靠不住的事实，是崔述；推倒刘歆以来伪造的《古文经》，是康有为。但是宋儒推倒汉儒，自己取而代之，却仍是“以暴易暴”，“犹吾大夫崔子”。崔述推倒传记杂说，却又信《尚书》、《左传》之事实为实录。康有为推倒“古文经”，却又尊信“今文经”，——甚而至于尊信纬书。这都未免知二五而不知一十了！（或者竟是“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这继起而干他们之蛊的，我以为足下颇具此资格。若足下做上几年“仿泰西新法，独出心裁的新国故党”，我敢预言必大有造于国故界也。【4】

钱玄同此信中包含一个重要判断和一个重要主张：一个判断是崔述、康有为在经史辨伪方面各有大功，也各有局限。局限在于辨伪一书的同时，轻信其他古书；一个主张是呼吁“仿泰西新法，独出心裁的新国故党”出现。“仿泰西新法”，是五四之后一代学者超越前代学者的优势与凭籍所在，也是胡适、钱玄同心中的学术目标。1月28日，胡适致顾颉刚信，传递“宁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的古史观。【5】次日，胡适将钱玄同《论崔述书》附寄与顾颉刚。此时，刚刚毕业到新成立的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工作的顾颉刚，在胡适的指导下，计划编辑《辨伪丛刊》。以“疑古”为突破口的国故整理的风暴在悄悄聚集之中，始作俑者是胡适，主将是钱玄同、顾颉刚。1921年2月，钱玄同复信顾颉刚谈自己的经学观变化的过程：

我对于“经”，从一九〇九至一九一七，颇宗今文家言。我专宗今文，是从看了《新学伪经考》和《史记探源》而起：这两部书，我都是在一九一一年才看到的……康氏之《伪经考》，本因变法而作；崔师则是一个纯粹守家法之经学老儒，笃信今文过于天帝。他们一个是利用孔子，一个是抱残守缺……自从一九一七以来，思想改变，打破“家法”观念，觉得“今文家言”什九都不足信，但古文之为刘歆伪作，则至今仍依康崔之说，我总觉得他们关于这一点的考证是极精当的。我现在以为古文是假造的，今文是口说流行，失其真相的，两者都难凭信，不过比较起来，还是今文较可信些。【6】

顾颉刚

此年9月18日，钱玄同与胡适在中央公园论学，其当天的《日记》记载谈话要旨如下：

我和他谈到经典。我以为章炳麟师治经，笃信刘歆之伪古文，固非，但是他的治经的方法甚为不错。他只把经典当作一种古书看，不把彼当做甚么圣经看，他对于经典持批评的态度，不持崇拜的态度，这都是很正当的。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用汉学家的考证方法，攻驳刘歆之伪古文，方法谨严，证据确凿，我至今还很佩服此书。至于《孔子改制考》，则理宜分别观之，他说晚周诸子都托古改制是不错的，但如孔孟之“言必称尧舜”，自然可以说托古……胡君以吾说为然。【7】

以上两段引文，内涵十分丰富。首先是钱玄同本人的学术思想的变化过程：1906年前后先随章太炎学古文经学，1911年又从崔适学今文经学，五四时期认识到今古文经各自的局限。但在辨伪发动这件事上，得力于今文经学者居多。其次是对三位前辈的评价：章太炎与康有为是曾经风云一时，至今健在，尚有较大影响的今古文学两大学术流派的代表。崔适是以今文经学的继承者自居的一介书生，此时同在北大任教。章太炎治经史，遵循古文家路径，好处是把经典当作古书，不顶礼膜拜；坏处是不辨刘歆之伪古文。康有为倡维新，从今文经学说立场出发，证明古文为刘歆伪造，此举在学术史上有特殊的价值。儒家托古改制，言必称尧舜，多出于政治理想构建的需要，不足作为古史根据。崔适考辨精良，但纯粹守家法，“笃信今文过于天帝”。对于在“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旗帜下聚集起来的“新国故党”来说，章太炎把经典当古书，康有为以经书非信史、崔适所持考而后信的学术精神，都值得继承与发扬；而他们笃守家法，画地为牢的局限，又值得引为鉴戒。钱玄同深谙中国学术史，在评论各位经学大师路径得失的同时，在“仿泰西新法”外，为“新国故党”超越前辈、创新国故整理寻找到第二件法宝利器——超越旧学，摆脱“家法”，不以门派自限。“新国故党”进行的整理国故事业，需要以现代人的眼光，依据现代科学的方法，适应现代人的阅读需要。

为了标志自己新的学术方向确立，钱玄同自1921年起，开始使用“疑古玄同”的名字。此后数年，钱玄同在与顾颉刚讨论古书“辨伪”时，在切磋磨洗的学术讨论中，确认了第三件可供新国故党使用的法宝利器——国故整理从辨伪入手，“经”之辨伪与“子”同等重要，或且过之：

先生说，因为要研究历史，于是要搜集史料，审定史料；因为要搜集史料，审定史料，于是要“辨伪”。我以为这个意思是极对的。我并且以为不但历史，一切“国故”，要研究它们，总以辨伪为第一步。【8】

我以为“经”之辨伪与“子”有同等之重要，或且过之。因为“子”为前人所不看重，故治“子”者尚多取怀疑之态度；而“经”则自来为学者所尊崇，无论讲什么，总要征引它，信仰它。【9】

研究经史整理国故，从辨伪入手，经子同辨；摆脱“家法”，超越今文古文派的眼界轸域；仿泰西新法，独出心裁；三条在讨论中形成的定理，构成了钱玄同整理国故思想的核心。钱玄同1923年1月21日《日记》记载与日本学者今关寿麿谈话要点：“我们的使命，是打倒一切成见，为中国学术谋解放”。“我们只认方法，不认家法。”【10】顾颉刚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中回忆钱玄同学术主张对自己的影响时说：

玄同先生，我虽在《新青年》上久读他的文字，又同处在一校，可是没有认识；自与适之先生计画《辨伪丛刊》之后，始因他的表示赞同而相见面。在九年冬间，我初作辨伪工作的时候，原是专注目于伪史和伪书上；玄同先生却屡屡说起经书的本身和注解中有许多应辨的地方，使我感到经部方面也有可以扩充的境界。但我虽读过几部经书，也略略知道些经学的历史，并且痛恨经师的曲解已历多年，只因从来没有把经书专心研究过一种，所以对于他所说的话终有些隔膜。到这时，在《诗经》上用力了半年多，灼然知道从前人所作的经解真是昏乱割裂到了万分，在现在时候决不能再让这班经学上的偶像占据着地位和威权，因此，我立志要澄清谬妄的经说。

十二年二月中，玄同先生给我一封长信，论经部的辨伪。我和他已经一年不相通问了，忽然接读这一封痛快淋漓的长信，很使我精神上得着一种兴奋。我就抽出一个星期日的整天工夫，写了一通复书，除讲《诗经》的工作之外，又把一年来所积的古史见解写出了一个大概。想不到这一个概要就成了后来种种讨论的骨干！四月中，适之先生到上海来，他编辑的《读书杂志》需要稿件，嘱我赶作一文。我想我答玄同先生的信已经寄了两个月，还没有得到回音，不知道他对于我的意见究竟作何批评，很想借此逼上一逼，就把讨论古史的一段文字钞出寄去。这文在《杂志》第九期中发表之后，果然第十期上就有他的很长的回答：他赞同我的对于古史的意见，更把《六经》的真相和孔子与《六经》的关系说了许多从来未有的实话。【11】

1923年2月，钱玄同寄顾颉刚的信，题为《论〈诗〉说及群经辨伪书》。文中称赞顾颉刚关于《诗》的研究甚为精彩，希望此类“离经叛道”、“非圣无法”的论文分些给胡适任主任编辑、钱玄同、周作人等任编辑的《国学季刊》，免得它渐渐地“遗老化”。然后再次强调辨伪群经比辨伪诸子更为重要，“离经叛道”的责任更重：

我以为不把“六经”与“孔丘”分家，则“孔教”总不容易打倒的；不把“经”中有许多伪史这个意思说明，则周代——及其以前——的历史永远是讲不好的。【12】

顾颉刚1923年5月发表在《读书杂志》第九期的论文题为《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论文“把一年来所积的古史见解写出了一个大概”，提出著名的“古史层累说”：

我很想做一篇《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把传说中的古史的经历详细一说。这有三个意思。第一，可以说明“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如这封信里说的，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时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到秦有三皇，到汉以后有盘古等。第二，可以说明“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如舜，在孔子时只是一个“无为而治”的圣君，到《尧典》就成了一个“家齐而后国治”的圣人，到孟子时就成了一个孝子的模范了。第三，我们在这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我们即不能知道东周时的东周史，也至少能知道战国时的东周史；我们即不能知道夏、商时的夏、商史，也至少能知道东周时的夏、商史。【13】

“古史层累说”是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的理论基石。“古史层累说”的发表，在当时的史学界，是一种石破天惊的历史观，也是古史探源操作性很强的思想与方法。顾颉刚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讲述：“层累说”的灵感来源于中国考古学的成就，来源于中国学界辨证伪古史方面的努力。钱玄同看到顾氏“古史层累说”，非常高兴，遂于5月25日复信顾颉刚给予高度赞扬：

先生所说“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一个意见，真是精当绝伦。举尧、舜、禹、稷及三皇、五帝、三代相承的传说为证，我看了之后，惟有欢喜赞叹，希望先生用这方法，常常考查，多多发明，廓清云雾，斩尽葛藤，使后来学子不致再被一切伪史所蒙。【14】

钱玄同的复信发表在《读史杂志》第十期上。1923年提出“古史层累说”的顾颉刚31岁，毕业刚刚三年。钱玄同时年37岁，在北大任教10年。钱对学生辈分的顾颉刚，总以先生相称。这种礼遇与尊敬的背后，显示得是一种敬重学术的价值观。《钱玄同日记》1923年3月22日记载读顾氏《<诗经>的厄运与幸运》的感受：“颉刚之疑古的精神极炽烈，而考证的眼光又极敏锐，故每有论断，无不精当之至，尚在适之、任公之上。此等人材极不易得，若设法使其经济宽裕，生活安全，则以彼之天才，对于整理国故，必有绝大之贡献。”【15】志同道合的学者之间的砥砺激励，往往擦出思想的火花。而胡适、钱玄同的耳提面命与青睐褒扬，也是顾颉刚脱颖而出的学术环境条件。

钱玄同在上述与顾颉刚的信中，还详谈了他对六经的认识。其主要观点如下：一是六经于孔子无涉。孔丘无删述或制作“六经”之事。《诗》、《书》、《礼》、《易》、《春秋》“本是各不相干的五部书”。六经并称，“当在战国之末”。“六经”之名，初见于《庄子·天运篇》。二是托古的伪书伪解，也极有研究的必要和价值，不可一味骂倒。“至如《易》之《彖》、《象》、《系辞传》，如《小戴礼记》中之《礼运》、《中庸》、《大学》诸篇，如《春秋》之《公羊传》与《繁露》，如《周礼》，这都是极有价值的‘托古’著作。但不能因其有价值便说是姬旦、孔丘所作，也不能因其非姬旦、孔丘所作便说是无价值。”【16】今人辨伪，学习姚际恒、崔述、康有为那样“疑古”的求真态度，而不必像他们那样一味痛骂伪书。三是中国经学史，汉代经学研究最为混乱：

二千年中的学者对于“六经”的研究，以汉儒为最糟。他们不但没有把真伪辨别清楚，他们自己还要作伪。他们不但没有把文句解释明白，他们自己的文理大都是不通的。无论今文家、古文家，都是“一丘之貉”。什么禘袷、明堂、封建、井田、宫室、祭器等等，人各一说，而且一个人还要自相矛盾，这可见他们全是望文生训，闭眼胡说。清儒以为汉儒去先秦未远，其说必有所受，于是专心来给他们考证疏解，想出种种方法来替他们圆谎，其实是上了他们的当了！毛亨(?)的文理最不通，郑玄的学问最芜杂，他俩注《诗经》，闹的笑话真是不少。郑玄以后直到贾公彦、孔颖达诸人，不过将废话越说越多罢了。中唐以后，曙光渐见，如李翱、韩愈之于《论语》，啖助、赵匡、陆淳之于《春秋》，刘知几之于《尚书》、《春秋》，都能不为旧说所蒙，开宋明以来疑经的先路。宋儒所言经义，大都是将他们自己的学说套在古经的身上，无论好坏，总之十有七八非古经所本有。但如欧阳修、郑樵、朱熹、叶适诸人的辨伪，成绩却是很大。他们还有一种好处，是求文理通顺；不但朱熹注《四书》很讲究文理，就是被大家目为“陋儒”的蔡沈和陈澔，他们注解《尚书》和《礼记》也比“伪孔安国”和郑玄要通得多。从清初到现代，既有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俞樾、孙诒让、章太炎师诸人讲通文义，又有阎若璩、姚际恒、崔述、康有为诸人的推翻伪经，这几部古书（“六经”）的真相渐渐地可以拨云雾而见青天了。但以前的学者无论如何大胆疑古，总不免被成见所囿。先生说，“崔述著书的目的是要替古圣人揭出他们的圣道王功，辨伪只是手段”，真是一针见血之论。姚、康诸人也是这样。所以他们总要留下一团最厚最黑的云雾，不肯使青天全见的。我们现在应该更进一步，将这团最厚最黑的云雾尽力拨除。【17】

顾颉刚编《古史辨》第二册，北京朴社1930年版

秦、汉是中国经学史发展的重要时期。清代乾嘉学术，崇尚古训，尤其是惠栋为代表的吴派，在“凡汉皆好”的信仰下，一切务在恢复汉人的说法。钱玄同从辨伪入手，宣布汉代经学最为混乱，不辨真伪，还有意作伪，对流行于清代学界宗经尊汉的学术风气，是一次否定和清理。顾颉刚在《<古史辨>第二册自序》中自我学术定位是“研究战国秦汉思想史和学术史”，“破坏假的上古史，建设真的中古史。”【18】在钱玄同、顾颉刚手中，辨伪依然只是手段，是一种拨除云雾、打破旧学格局、去伪存真的国故整理，当然也包含建立新史学新学术的积极愿望。钱玄同在辨伪中证明六经与孔子无关。总围绕着“不把‘六经’与‘孔丘’分家，则‘孔教’总不容易打倒的”判断；顾颉刚在辨伪中爬梳古史的线索，力图让世人明了“古史靠得住的有几？”辨伪者企望在能够建构起充满科学精神与现代意识、足以和西方学术接轨，承载现代中国人生存发展需要的新学术、新史学、新文学之前，做一番破坏与清理工作：打破数千年以经学为核心、以孔子为教主、今古文画地自守、师说家法陈陈相因的思想体系与学术格局，把浩如烟海的经、史、子、集之书，还原整理成有价值可使用的砖瓦石料，以待输入学理、再造文明者出现。辨伪者担任的是清道夫职责，辨伪的主要学术职能就是存真祛魅。

《疑古玄同》

作者: 钱玄同 
出版社: 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 2010-11

 十年后的1931年，顾颉刚的《古史辨》出版到了第三册。顾氏作《〈古史辨〉第三册自序》云：

这第三册《古史辨》分为上下两编：上编是讨论《周易》的，下编是讨论《诗三百篇》的；多数是这十年来的作品，可以见出近年的人们对于这二书的态度。其编纂的次序，以性质属于破坏的居前，属于建设的居后。于《易》则破坏其伏羲、神农的圣经的地位而建设其卜筮的地位；于《诗》则破坏其文、武、周公的圣经的地位而建设其乐歌的地位。但此处说建设，请读者莫误会为我们自己的创造。《易》本来是卜筮，《诗》本来是乐歌，我们不过为它们洗刷出原来的面目而已；所以这里所云建设的意义只是“恢复”，而所谓破坏也只等于扫除尘障。此等见解都是发端于宋代的，在朱熹的文集和语录里常有这类的话。我们用了现代的智识引而伸之，就觉得新意义是很多的了。【19】

把《周易》从伏羲、神农的“圣经”的地位拉下，还原其卜筮的地位；把《诗》从文、武、周公的“圣经”的地位拉下，还原其乐歌的地位。学术建设的意义是恢复本面，破坏的意义是扫除尘障。许多见解发端于古人，辨伪者以现代的知识整理与点化，便赋予旧说以新的生命。在上述的三层意思中，拉下神坛是“祛魅”，扫除尘障“是存真”，以“现代的智识引而伸之”，则是“输入学理、再造文明”的尝试。在此序中，顾颉刚还有几个方面的基本表述可以让我们对“古史辨”学者以更多的“同情性理解”：

学问之大像一个海，个人之小像一粒粟……处于现在时代，研究学问除了分工之外再没有别的办法。【20】

我们研究史学的人，应当看一切东西都成史料，不管它是直接的或间接的；只要间接的经过精密的审查，舍伪而存真，何尝不与直接的同其价值。况且既有间接的史料存在，而我们懒于收拾，搁置不谈，无法把它使用，也何尝是史学界的光荣？【21】

我们一方面要急进，一方面又要缓进；急进的是问题的提出，缓进的是问题的解决。【22】

20世纪20年代，古史辨派的的出现，是中国史学界的一股旋风。它所显现的“重新评定一切”的学术力量，掀起了影响深远的学术风暴。其学术结论，可以存疑商榷。但其学术精神，却是活力四射的。自1912年共和肇始，蔡元培做教育总长时取消经学科后，在现代学科增殖分化十分迅速的情况下，处在旧时代学术中心的经学，经历了主体瓦解，向史学、文学、哲学等学科开枝散叶的过程。许多有关中国学术的专门史出现，但均与经学缠绕。1919年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出版时，胡适以明变、求因、评判概括哲学史研究的目的。而达于明变、求因、评判学术目的的基础是述学。述学的过程，经历搜集史料、审定史料、贯穿领会、有条理的系统表达等阶段。史料辨伪是学术研究最初最重要的一步。由于经学在传统学术中的中心地位，经的面目更加复杂，经的辨伪就显得更为重要。这是钱玄同在辨伪之风初起，多次提醒顾颉刚重视经学辨伪的原因所在。

同样是十年后的1931年，钱玄同为方国瑜标点本《新学伪经考》作序，重提辨伪在历史学科中的重要性，重提在经学的研究中坚持实事求是，破除“师说”、“家法”：

凡治历史科学，第一步必要的工作是“审查史料的真伪”，简称可曰“辨伪”。要是不经过这步工作，“任何材料都供挦扯”，则结果尽可闹到“下笔干言，离题万里”，说得“像杀有介事”，其实“满不是那么一回事”。

过去的学术界，是被“宗经”的思想支配的。而自宋以来多数学者所宗之经，则更是杂凑之书，就是流俗所谓《十三经》也者。所以无论治文学的，治历史的，治政治的，乃至治其他种种国故的，无不宗经——宗《十三经》。他们尽管不信任“史”和“集”，甚至不信任“子”，但一定信任“经”。因为信任“经”的缘故，于是认为“经”中所有的一定是最真实的史料，一定可以采用的。譬如治文学的，对于《尚书》的《益稷》中的帝舜及皋陶之歌，认为真是虞代文学了；对于《五子之歌》，认为真是夏代文学了。又如治历史的，什么伏羲画八卦呀；什么尧舜禅让啊，什么禹治洪水呀，认为是古代的真历史了。又如治政治的，对于《周礼》，认为真是周代的官制；对于井田，认为古代真有那样的田制。其他如风俗、礼仪、神话、圣迹，凡“经”中所有的，或解经的先生们所说过的，一一皆看做最可靠的真史料，任意挦扯，尽力采用。——这种情形，不但过去的学术界是这样；你看，现代新出的书，关于国故方面的材料，除了一二种特别的，能根据甲骨刻辞、尊彝铭文，及新发掘得的古器物来讲古史外，一般的《中国文学史》不是依然大谈其《五子之歌》吗？一般的《中国历史》不是依然谈三皇五帝，谈周公作《周礼》吗？所以我以为我们现在对于治国故的人们，应该供给他们许多辨伪的材料；而辨伪“经”的材料，比辨伪“史”、伪“子”、伪“集”的材料，尤其应该特别注重。【23】

我以为我们今后对于过去的一切笺、注、解、疏，不管它是今文说或古文说，汉儒说或宋儒说或清儒说，正注或杂说，都可以资我们的参考及采取……我们今后解经，应该以“实事求是”为鹄的，而绝对破除“师说”“家法”这些分门别户，是丹非素，出主入奴的陋见！【24】

钱玄同手迹

把经史子集，笺注解疏，都看作研究史料，超越师说家法，以“实事求是”为鹄的，重新评判，重新发现，这正是后五四时代新一代学者的学术价值观。辨伪十年，但真正改变学术界陈陈相因的风气，仍是任重道远。顾颉刚在《<古史辨>第三册自序》结语处说道：

十余年前，初喊出“整理国故”的口号时，好像这是一件不难的工作，不干则已，一干则就可以干了的。我在此种空气之下，踊跃用命，也想一口气把中国古史弄个明白，便开始从几部古书里直接证明尧、舜、禹等的真相。现在看来，真是太幼稚，太汗漫了！近年每逢别人询问“你的研究古史的工作怎样了”时，我即答说：“我不敢普泛的研究古史了，我只敢用我的全力到几部古书上。”实在，这并非胆怯；如果，不自认定了一个小范围去做深入的工作，便没有前进的可能了！我自信，这一种觉悟是有益的。

我们虽只讨论古书和古史，但这个态度如果像浪花般渐渐地扩大出去，可以影响于他种学术上，更影响于一般社会上。大家不想速成，不想不劳而获，不想一个人包揽精力不能顾注的地盘，而惟终身孜孜于几件工作，切实地负责，真实地有成就，那么，这个可怜的中国，虽日在狂风怒涛的打击之中，自然渐渐地显现光明而有获救的希望了！【25】

十年中，以辨伪为突破口，以为中国学术谋解放为目标的国故整理，影响深远。在五四以后纷至沓来的新思潮的推动下，中国的现代学术转型大大加快：史学、文学、哲学、考古学、政治学等学科分类，代替了经、史、子、集的四库分类，中国学科体系的初建悄悄萌生；由社会阅读和大学教育需要而产生的以明变、求因、评判为学术目标自成系统的述学之作，数量上越来越多于序、跋、笺注、评点的著作，新的知识体系和学术体系在中国的学术经验学术土壤上缓缓生长；北大、清华、师大、燕大等高校培养的新生代学者纷纷涌现。他们如顾颉刚所希望的“认定了一个小范围去做深入的工作”，在新辟学科的的各个领域学有专攻各有建树。进入30年代，国故整理由一种思潮运动，回归到正常的分工合作、日积月累的学术研究状态。我们读钱玄同30年代《日记》中关于新生代学者如过江之鲫拜访请益的记载，我们就可以知道“整理国故”的接力已经在运转之中。而新生代的出现和成长，使中国现代学术体系学术话语体系的建构初现轮廓。

敬业与忠事

四

在一般人的阅读经验中，钱玄同是一个态度激烈、立论偏颇之人。如五四时期，其在《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的通信中有“欲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文”一类的话；【26】五四后整理国故，又有“旧文化虽然不必一定把它的全数扔下毛厕，却总应该把它的极大多数束之高阁”的宏论。【27】1934年，钱玄同有诗贺周作人五十岁生日，诗中的颈联颔联云：“腐心桐选祛邪鬼，切齿纲伦斩毒蛇。读史敢言无舜禹，谈音尚欲析遮麻。”【28】诗中自嘲并不回避个人与世俗的忤逆。与钱玄同交往最多的周作人认为；钱玄同是一个为人善良和平，办事颇得要领的人。周作人《钱玄同的复古与反复古》一文中回忆说：

因为据我所知道，在所谓新文化运动中间，主张反孔教最为激烈，而且到后来没有变更的，莫过于他了。思想既然如此“偏激”，这是他自己所承认的，那么他的脾气一定很是乖僻吧？可是事实乃大大不然。他对人十分和平，相见总是笑嘻嘻的。诚然他有他的特殊脾气，假如要他去叩见“大人先生”，那么他听见名字，便会老实不客气地骂起来，叫说话的人下不来台。若是平常作为友人来往，那是和平不过的。他论古严格，若是和他商量现实问题，却又是最通人情世故，了解事情的中道的人。

玄同所主张常涉两极端，因为求彻底，故不免发生障碍，犹之直站不动与两脚并跳，济不得事，欲前进还只有用两脚前后走动。他的言行因此不免有些矛盾地方。如他主张废汉字，用罗马字拼法，而自己仍旧喜欢写“唐人写经”体的字。他的性格谨严峻烈，平易诙谐，都集在一起。虽然这里他有自己人与“不相干”的人的区分，但或者也可以说是一例。他的性情奇特，因此常被人误解，或加以谩骂攻击。【29】

论古严格，涉今变通。敬业于教职、忠事于师友，钱玄同是一个性格谨严峻烈，做事执着坚韧，富有事业心与亲和力的学者。我们可以从师辈、友辈、后辈的学术交往的特殊角度，更进一步窥知钱玄同的学术路径、学术境界及学术品格。

钱玄同尊为老师的两位人物，是章太炎、崔适，两位均出自俞樾门下。钱玄同1905年12月随兄钱恂全家到日本东京，次年入早稻田大学师范科。此年，章太炎到东京办《民报》。钱玄同读章太炎文章，甚为佩服，以为“《民报》自太炎来后，固大放异彩，一至于此，真令人佩服。”【30】钱玄同1907年加入同盟会，并在章太炎处认识刘师培。《钱玄同日记》1908年3月22日有“上午与未生至太炎处。意欲请太炎来讲国学（先讲小学），炎首肯”【31】记载，应是正式从章氏学的开始。4月11日起，章太炎的讲习活动由清风亭改在大成中学进行，课程主要有音韵、《说文》部首、《庄子》、《文心雕龙》、《文史通义》等。稍后，章太炎长婿龚宝铨出面与章太炎商谈，会稽周氏兄弟及其友数人要来听讲，希望另设一班。章太炎答应在其《民报》寓所另设讲坛，7月11日开讲。听讲者有周树人、周作人、许寿裳、钱家治，原来在大成中学听讲的龚宝铨、钱玄同、朱希祖、朱宗莱也来《民报》班听讲。共8人，周日上午为讲学时间。讲授功课《说文》外有《汉书》、《文心雕龙》、《文史通义》。10月底，《民报》被封，章太炎强争无果，索性以讲学传道疏解郁闷。

钱玄同在日本期间，是章门弟子中与章太炎来往甚为密切者。时常帮老师印书抄书，偶尔夜宿章家，《日记》中有多处与章氏讨论学术的记载。吴稚晖在“苏报案”中，与章太炎有过节。钱讥笑吴在巴黎所编《新世纪》主张用万国新语代汉字，是发疯可笑之事。【32】又称赞章太炎《四惑论》，“此文若出，足箝《新世纪》诸獠之口矣！”【33】钱评论同在早稻田大学学习的张继，其与太炎的信中，心醉欧风，是狗屁不值的东西。【34】平日交往，师生意见相同时候，则其乐融融：“午后，至师处，谈及中国文学史中有价值能独立之文人，都计得一百九十人（目另列）”。【35】钱玄同的主张也常常被章师纠正。如与章太炎论文字书写，“主张废楷用篆说，炎师不甚许可，意其难行也。”【36】“与师言礼仪必须复古，师言惟祭礼则今日万不能行，盖房子构造法大异也。又如士相见礼，虚文太多，可从省。”【37】又留心记述太炎讲学的精彩之处：如记太炎讲叙录之学时，把千年古籍传播之功归孔子、刘向、冯道三人，有“今世四部不能返为七略”的论断。【38】又记章太炎为朱希祖篆书《说文序》，“颇改本字”，钱甚为狐疑。章告之“许氏书彼既以正名自任，不应俗借杂糅”，【39】故可代其改本字。钱玄同恍然大悟，思忖如自己做字典，也可以循此办理。

1908年3月至1910年3月的两年间，是钱玄同一生中与章太炎相处的最长时段。源于个人学术兴趣，加上章师耳提面命的学术指引，钱玄同1909年初，在《日记》中大致确立了研求国学的学术志向：“余今年廿三岁。回忆自十二岁丧父以来，忽忽十年，所作所为，无一是处。今幸迷途之未远，迷阳之可复，故今岁以后，当壹志国学，以为保持种性，拥护民德计。其有余暇，或治他国文字。”【40】次年9月14日《日记》，又有“我所喜者固在小学”的表述。【41】在异国他乡但国学氛围十分浓厚的日本，钱玄同这一时期的《日记》及与友人书中集中表达了如下学术思考：

一、如何以学术保教保国？钱玄同与友人论世界文明古国，以为历史莫古于中国，文明莫备于中国：

然声名文物，一坏于唐，再坏于宋，沿及元、明，逮至本朝，虽中经乾、嘉诸儒之提倡，而意只在考古，不在复古，且髡发左衽，形式已变，故学术虽复昌明，而仍无裨于实际。十稔以还，东西留学生，上海僮仆，学堂洋奴，相继辈起，首倡废国文，废旧书之论，而退率遂大剧。近来莘莘髦士，试作便条且多不通者矣，此诚可叹，亦可见文化之易移乃如是也。愚谓立国之本要在教育，果使学术修明，必赖文字正确，士生今日，诚能潜心正名之事，实为扼要之所在也。文字一灭，国必致亡。借观印度、波兰，可为殷鉴。若云文字纵亡，语言犹生，未易废也，此亦不然。今之语言渐不典则，犹赖有文字以匡之。若弃文存语，是无皮之毛，无往不可附也。故今日急务，实在复保氏之教为最要。【42】

钱玄同鄙夷地把主张文法、词语的更新使用，以日本为师者，称之为“东学党”：

故今后童子宜将古书多读。至欧洲之学，宜径用原书，万勿乞灵于日籍也。日本之学多属稗贩，东涂西抹，有何足道！思之以益重我学拉丁文之心矣。余以谓欲学欧文，必从拉丁入手，始为有本之学。【43】

中国古书每每不施句度，此实最不便者矣……愚谓今后刊书，无论自作、刊古，概当施点。惟浓圈密点则必当禁绝，此实批时文之法以及东洋小鬼之刻书耳，必当禁绝之也。【44】

钱玄同认为：乾嘉学术，意只在考古，不在复古，弊在无裨于实际；风水轮换，当下流行的废国文，废旧书之论，则蕴含着民族文化危机。对这种危机，钱玄同有“文字一灭，国必致亡”，“弃文存语，是无皮之毛，无往不可附也”的判断。【45】这一判断，与五四时期钱玄同“欲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文”的言论，大相径庭。五四时，钱氏把“废汉文”作为“废孔学”前提条件，更近于一种激愤之辞。而钱玄同的其他设想，如“欲学欧文，必从拉丁入手”的想法，在“国语革命”的拼音方案得以落实；古书施以句读，禁绝浓圈密点，也在五四后渐成图书规范。

二、如何兼通今古文学？清代学术，乾嘉时期有汉学、宋学壁垒，汉学中有分吴派、皖派之分，道、咸之后又有今古文迭兴代起。建构现代学术体系，首先是决意走出师说家法的轸域，其次才能超越旧说旧学的视野。钱玄同随章太炎学古文经，知古文经有训诂名物之长，也知古文经缺通经致用之力。钱玄同对刘逢禄、龚自珍的今文经学有兴趣，在章太炎处得今文经学者皮锡瑞《经学历史》读之，《日记》中遂有“章师尊崇古文，于皮书眉端多驳斥语，要之亦多不足以折服之之语”的感叹。【46】钱氏认为：今文经“通经致用”的学术精神被康、梁运用到极致，不能说不是今文经学的长处。作为光宣年间治故籍学术者，需见贤思齐，兼及今古文法。钱玄同这一时期，别出心裁地表彰“通知两汉师法”的乡先贤戴望：

戴子高有诗云：“巨儒二百载林立，吾独倾心大小庄，亦有北方颜李学，天衢朗朗日重光。”盖戴先生为陈奂、宋于廷弟子，通知两汉师法，知素王改周受命之说，欲明孔门微言大义以致之用故云。然吾意庄、刘之学诠明圣义，颜、李之学实明圣事，盖此皆孔学之真传也。戴氏独能窥见，不特为吾乡之巨儒（迥非严元照、俞樾之仅知训诂名物者比矣），亦国朝三百年来独见圣学之全者欤？（颜、李与庄、刘皆各得其半，先生出，乃集其大成云）。汉、唐训诂，固为诠释古书，然所明者，经训而非经义。吾谓诚有人等，合乾、嘉诸儒之经训，今文学派之经义，而以颜、李之毅力行之：则圣学昌明不难复睹矣。

颜氏生当明季，实学久沦，复不肯看书，此是其失。至谓“尧、舜诸圣人所据何书”，殊不知尧、舜为制礼、乐制度之人，前此草昧未开，自我作古也。若吾侪今日既欲学尧、舜之学，乌可不治古书乎？特不可沉溺于典籍而不从事实习耳。【47】

博取古文经训诂名物之长，今文经通经致用之长，颜元、李塨知行合一之长，是初入治故籍之道的钱玄同心中的至境。治古书，不沉溺于典籍，重视从事实习，读此《日记》，可以知道其“考古务求其真，致用务求其适”学术精神的根据和来源。已回家乡任教的钱玄同在1912年11月10日的《日记》再记对颜、李的敬重及个人为人立世的行为准则道：

余生平极服膺颜、李学说，昌明礼教。顾闻章先生之言日：丁乱世，则放弃礼法，未可非也。惟修明礼教者，当如颜、李，不可饰伪；放弃礼法当如嵇、阮，不可嫖赌云。丁兹乱世，余固以服膺颜、李者，举止辄如嵇、阮也。【48】

修明礼教，当如颜、李，不可饰伪；放弃礼法，当如嵇、阮，不可嫖赌。这种励志式的修身法则，也基本被钱玄同身体力行于事业与社会生活中。

1910年2月，钱玄同决定回国。回国前，参与陶成章主办、章太炎主稿的《教育今语杂志》的创办。钱玄同用文言作《刊行<教育今语杂志>之缘起》，提出“本杂志以保存国故，振兴学艺，提倡平民普及教育为宗旨”，【49】用白话作《中国文字略说》一文，后发表在4月29日发行的《教育今语杂志》，被收入《章太炎的白话文》中。3月4日《日记》记载与章太炎告别的情况道：“访师，请其书字，因书近作诗二首，并写扇面一页。”【50】结束了与章太炎密切相处说学请益的时光。回国后，钱玄同先后任教于海宁中学、嘉兴中学、吴兴中学。为了兼得今文经学的学术精髓，1911年2月，钱玄同在吴兴拜访崔适。其1931年《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记述崔适学术路径及拜师请益过程：

在三十年前，对于《新学伪经考》因仔细研究的结果而极端尊信，且更进一步而发挥光大其说者，以我所知，唯有先师崔觯甫（适）先生一人。崔君受业于俞曲园（樾）先生之门，治经本宗郑学，不分今古；后于俞氏处得读康氏这书，大为佩服，说它“字字精确”，“古今无比”，于是力排伪古，专宗今文。他于一九一一年（辛亥）二月甘五日第一次给我的信中说：“《新学伪经考》字字精确，自汉以来未有能及之者。”

玄同于一九一一年二月谒崔君请业，始得借读《新学伪经考》，细细籀绎，觉得崔君对于康氏之推崇实不为过。玄同自此也笃信“古文经为刘歆所伪造”之说，认为康、崔两君推翻伪古的著作在考证学上的价值，较阎若璩的《尚书古文疏证》犹远过之。自一九一一（辛亥）至一九一三（民国二），此三年中，玄同时向崔君质疑请益；一九一四年（民国三）二月，以札问安，遂自称“弟子”。【51】

喜小学，兼修今古文、学颜、李而不饰伪，学嵇、阮而谨修身。好像一切的准备刚刚就绪，钱玄同便迎来了人生的高光时刻。1913年9月，时年27岁的钱玄同随钱恂来到北京，开始了在师大与北大的教书生涯。章太炎1911年11月从日本回国，周旋于政治漩涡之中。做了袁世凯政府东北筹边使官职很快辞去。后因以大总统勋章作为扇坠大闹总统府而被软禁于北京，长达三年，直到1916年6月袁世凯去世。软禁中的章太炎可以著书讲学。钱玄同1915年1月12日的《日记》记曰：“至尹默处，复至章师处，师谓拟编《群经大义》数篇入《訄书》。《訄书》体例为谈经、说史、论政诸文，其论小学、论文学、论玄学则为式相轮奂云。”【52】1月17日记曰：“晨访崔师，旋至章师处，见警确已撤去。师今日欣然起床。旋夷初来，谈至傍晚始归。”【53】崔师即为崔适。崔适1914年起到北大中国哲学门任讲师，讲授公羊学。钱玄同1914年9月18日《日记》记崔适言：“《左氏》不特书法全非，即事实亦不足信”。“春秋以前，《诗》《书》《礼》《乐》皆古书，为孔子所修，非孔子所作。孔子果作，何以三百篇非一律？康门以三代事实为依托，实中西学之毒。”【54】9月19日记读崔适《春秋复始》的收获，1915年1月4日《日记》称赞崔适“群经皆有古注、今注，凡成一家言者，必有极是之处，亦有极不是之处，互相比较，是非立见”为通人之论。【55】1916年1月6日《日记》比较廖平、康有为、崔适学术之长，自言“余平生于学，喜言通。士生今日，贵乎择善而从，惟求其是，故不可暖暖昧昧守一先生之说也。”【56】

1920年北大以公羊学不足以列入哲学系科目，将崔适解聘，改任预科国文教员。1924年8月崔适在贫困中死于湖州会馆。钱玄同帮助筹钱办理后事，并谋由北大出版遗著。1932年3月，章太炎避沪难来北京，师生已分别16年之久。钱玄同3月2日《日记》记曰：

午回家，饭毕，即访幼渔，与同至花园饭店访老夫子，别来十六年矣。近来态度如旧，益为和蔼，背颇驼，惟发剪极短，与当年披发大不相同。季刚亦在，检斋亦在。政客一大帮，与辛亥冬与哈同花园时颇相像。询知师实避沪难而来也。四时许，朱、马、钱、黄、吴、师六人乘汽车逛中南海公园。六时雅于大陆春。【57】

此后，众弟子安排章太炎到师大、北大演讲。时章太炎鼻病已重，在京盘桓两月有余后，5月21日返回南方。章太炎返回南方的消息是吴检斋写信告知钱的。而此次师生分别，竞成永诀。章太炎离开北京后，钱玄同、吴承仕发起，章氏学生集资刊刻《章氏丛书续编》。1936年6月14日苏州来电告太炎去世，马裕藻、许寿裳、吴承仕、周作人、沈兼土、钱玄同共同送挽幛，排名严格依年龄为序。挽联书为“素王之功，不在禹下；明德之后，必有达人。”9月4日上午，借孔德学校与章门弟子、再传弟子召开北平追悼会。追悼会由朱希祖主持，钱玄同略述章太炎文、史、儒、玄四学之要点。

1936年，章太炎追悼会合影，前排左二为钱玄同

钱玄同在两个老师生老病死的事务处理过程中，体现出“有事弟子服其劳”的忠事品格。其在《新青年》编辑和国语运动中，同样表现出合作敬业的精神。在《新青年》时代，陈独秀、胡适是思想革命与文学革命的旗手，钱玄同加入新青年团队投名状，是在与陈独秀的通信中，拥护思想革命、文学革命。钱的通信与陈独秀谈孔教与伦理革命，谈应用文、翻译文体的改革；与胡适谈反对用典，讨论明清白话小说价值。参与《新青年》编辑后，是回复读者来信最勤的记者。为扩大杂志的影响，钱邀请周树人、周作人给《新青年》写稿，以“桐城谬种，选学妖孽”冠名文学革命的对象，策划“双簧信”引起更大的社会关注。这些举动都体现出钱玄同的团队配合与打硬仗的精神。钱氏过激言辞的背后，陈独秀认为是“石条压驼背”的策略，胡适认为和陈独秀同是一种“悍”的做派，鲁迅则看做是白话文“围魏救赵”的战术。没有钱玄同，《新青年》没有那么多脍炙人口的故事，没有那么多脱颖而出的锋芒，没有那么多对陈、胡两位主将倡言的唱诺与响应，没有那么多诸如应用文、标点符号类拾遗补缺的方案与细心。《新青年》改办方案在陈、胡短兵相接时，钱玄同写信给鲁迅：“我对于此事，绝不愿为左右袒。若问我的良心，则以为适之所主张者较为近是。”【58】以胡适主张为是，是因为胡适不同意《新青年》成为一个谈政治的杂志。而轮到钱1925年以后因溥仪迁出故宫而批评复辟复古大谈政治的时候，又深感陈独秀当年批孔教的话沉着痛快，鞭辟入里。对胡适1919年《新思潮的意义》中提出的“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十六字真言，1923年《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提倡以“重新评估一切价值”为标志的尼采思想，钱玄同是心有灵犀的。他领导的国语运动，他身体力行的以辨伪为切入口的整理国故，是他心心念念要做的新文化事业，也是对胡适后五四时代主张的一种落实一种响应。钱玄同1925年与胡适的信中，说起吴宓等人在《学衡》上发表的文章思想混乱的情况，有了一段“咱们”、“我们”、“他们”的区分，有了一段对胡适恨铁不成钢的埋怨：

我知道你老先生对于这类文章一定又要起“不值得一驳”底心思。但我觉得它实在有些陷溺人心底功效；我是时时刻刻希望你来打些思想界底防毒针和消毒针。虽然我们（不是咱们，所以是指“我们”和“他们”而言，而“你”不在内）近来所发表的文章不能使你满意，但我们实在希望你也来做“思想界底医生”。我底意思，也不至于如吴老先生那样激烈，以为“整理国故”便不应该。但我对于你确有些“不足”（不是“不满意”）之想，便是好久不看见你做“思想界底医生”了。我希望你做《中国哲学史》、我希望你做《中国佛学史》、我希望你做《国语文学史》，但我尤其希望你做《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科学与人生观〉序》这类性质底文章。钱玄同是“银样蜡枪头”，心有余而力没有（还配不上说“不足”），尽管叫嚣跳突，发一阵子牢骚，不过赢得一班猪猡冷笑几声而已，所以不得不希望思想学问都很优越的人们来于一下子。鲁迅、吴稚晖诸人以外，我总还希望有胡适之其人也来出马也。【59】

钱玄同的团队精神，使他有着敏感的“我们”、“他们”的意识。钱对于胡适做“思想界底医生”、写作多种著述的希望，是盼望更是信任。而胡适不久也由“不谈政治”走向“参与政治”，留下半部哲学史和半部文学史，成为学术史上的遗憾。

钱玄同与周氏兄弟的交往饶有意味。钱玄同的父亲钱振常举人出身，曾任礼部主事、绍兴书院山长。蔡元培在绍兴书院读过书，很得钱振常的赏识。钱玄同的夫人徐绾贞为绍兴人。这一切都在无形中拉近了钱玄同与周氏兄弟的距离。钱玄同1908年在日本参加《民报》讲习班上与周氏兄弟结识。民国初年以后，鲁迅、钱玄同、周作人陆续到北京，分别供职于教育部与北大。周氏兄弟住在绍兴会馆。于是有了1917年8月钱玄同与鲁迅在S会馆关于“铁屋子的对话”，于是有了1918年《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上署名为“鲁迅”的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周作人有条不紊地做着翻译的事情，与鲁迅、钱玄同一同批评旧剧，写作随感录。陈独秀1937年11月写作的《我对于鲁迅之认识》评价《新青年》时期的周氏兄弟云：“鲁迅先生和他的弟弟启明先生，都是《新青年》作者之一人，虽然不是最主要的作者，发表的文字也很不少，尤其是启明先生；然而他们两位，都有他们自己独立的思想，不是因为附和《新青年》作者中那一个人而参加的，所以他们的作品在《新青年》中特别有价值。”【60】1923年周氏兄弟失和后，钱玄同与兄弟二人均保持联系，共同支持“语丝社”。其中，与周作人交往密于鲁迅。钱玄同与周作人见面多在周家或聚餐的场合，与鲁迅交集晤面仅在北大。其1925年4月24日记：“鲁迅所办之《莽原周刊》于今日出版。下午在北大晤鲁。据别人说，他近来愤慨之至，大有鼓吹革命之意云。”【61】在女师大风潮与反章士钊的立场上，钱玄同与周氏兄弟一致，并以辞去女师大教职表示抗议。鲁迅离开北京后，联系渐少，但1927年以前，钱玄同言行中一直对鲁迅保持称赞与友好的态度。1929年5月，鲁迅回北京到孔德学校，与钱玄同有一次不愉快的偶遇，事情的经过，钱玄同在1936年10月鲁迅去世后所写的《我对于周豫才君之追忆与略评》中有详细记述。1932年11月7日钱玄同《日记》始有“购得鲁迅之《三闲集》与《二心集》，躺床阅之，实在感到他的无聊、无赖、无耻”的文字。【62】这些文字表明两个昔日的朋友渐行渐远。钱玄同与周作人的个人关系一直很好，在留京的文人中近于惺惺相惜，相濡为沫。钱玄同1939年1月去世，周作人1939年年底出任伪职。钱玄同不死，可能是唯一能改变这一事件发生的人选。但历史无法假设。

周作人《钱玄同的复古与反复古》手稿

钱玄同的领导力与学术亲和力，还表现在国语运动同人的学术合作中。据黎锦熙《钱玄同先生传》回忆，钱玄同初应北大之聘，见胡以鲁开出“国语学”课程，不以为然，怒曰“国语学算什么功课？”【63】但不久便从善如流，1917年成为国语研究会会员，担任编辑主任，参与编写国语教科书。1919年，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成立，成为1920年教育部把小学“国文科”改为“国语科”的推动力量。1918年，在北京审查吴稚晖《国音字典》方案，钱玄同虽认为字音规定的太俗而不合于古，但不固执其见，《国音字典》得以通过。《字典》公布后，东南教育界持有不同意见，钱玄同坚持通过后就不可变更，而稍后着手又另起炉灶，编辑《国音常用字汇》。此《字汇》完全改用北京字音为标准，比《国音字典》更俗而不合于古。吴稚晖编的《国音字典》1920年实施，12年后，钱玄同主编的《国音常用字汇》取而代之。《字汇》完全改用北京字音为标准，比《国音字典》更俗而不合于古，体现出“致用务求其适”价值取向，也体现出国语运动建设中国新文字的宏伟志向。钱玄同1923年宣布“文字革命”后，还极力推动文字拼音化，制定国语罗马字。其依靠的工作平台一是教育部国语会，主要参与人有钱玄同、黎锦熙、汪怡等。每年召开工作会议，每人提出工作议案，通过后实施。其《日记》记1931年1月4日第9次常会情况如下：

开第九次常务委员常会，七个委员（钱玄同、黎锦熙、汪怡、魏建功、陈懋治、沈颐、白涤洲）和两个 （萧家霖、赵元任），除赵以外全到，开会已十二时，报告经济状况未毕，即至大陆春聚餐。我去年年底有四个提案：（一）办《国语》（旬刊），由白主持。（二）改《国语旬刊》为《国语研究》，仍由魏主持（月刊）。此二皆由京华出版。（三）改国音字母讲习所为国语讲习所，略如十年前的办法，二个月毕业。（四）设国语文献馆作为编《国语运动史》之准备。于席间通过。【64】

这种工作制度运用于办理文字革命事宜，民主高效。钱玄同也与上述数人建立了良好的工作关系，相互间拾遗补缺、相互配合，形成国语改革的学术高地。1925年刘半农从欧洲回国后，又有“数人会”，专谈语言音韵问题。每周聚餐，轮流主席。国语罗马字问题就是在数人会上议论20余次，指定赵元任主稿而成的。意见分歧时，票决决定。用罗马字母形成中国字的拼音文字，也是钱玄同五四时期提倡“世界语”方案感到难以实施之后的一次改弦易张。“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1928年由蔡元培领导的大学院公布后，因缺乏实施的条件而被搁置。钱玄同、黎锦熙又去分别研究简体字和注音汉字，钱认为简体字和注音汉字是推进教育、唤起民众的两个车轮。1934年，刘半农、白涤洲相继染病去世，钱玄同甚为悲痛，有诗记曰：“二子虽早逝，犹有著作遗；研新或理旧，于世良有裨。人生若朝露，为学贵及时。逝者长已矣！生者当力追。”【65】以后众人继续编辑可以全面体现文字革命的思想成果《中国大辞典》。为集中精力做辞典，钱玄同甚至有辞去北大教职之想：

近日满腹伤感，颇思辞典处若能弄到一笔钱，让我得一大学教授之俸金，专事编纂形音一方面，而将师大之某职竟辞去，至少教四小时书，北大不教，如此则于人于已两尚有益，因固定时间当浅近，恐不能矣！编字典虽用心，但可以躺卧而为之，且不拘时间，较教书为好些也，但不知办得到否耳？【66】

从事以学术服务社会服务大众的工作，在钱玄同时代，是本职工作之外的费心费力自讨苦吃的事情。不避艰难，求有所成，完全出于对国语统一推广事业的追求，出于民众教育民族强盛的家国情怀。钱玄同的文字革命事业，不为学院派大佬所理解，于是有了与同门黄侃当着老师章太炎的面而发生的一场冲突。钱玄同1932年3月12日的《日记》记载如下：

大风竟日。午回家，即至幼渔家，他约叔平与我同访太炎也。三时往，又是宾客满堂。我忽与季刚龃龉，因他称我为“二疯”，问我近治音韵有何心得，我答以无（我们的新方法，审音，实事求是而不主宗主，皆与季刚不合者，如何可以对他说！）。他忽然不耐烦的说：“新文学，注音字母，白话文，屁话。”我闻“屁话”二字大怒，告之日：“这是天经地义！我们道不同不相为谋，不必谈。”喧哗了一场，殊可笑。【67】

争吵在章太炎的干预下终止。钱、黄争吵有同门相轻意气用事的原因，也因学院派与国语运动参与者学术价值取向的差异所致，即钱氏所言“道不同不相为谋”者也。

黄侃

 黄侃与钱玄同同是章太炎在日本的学生。但黄侃未曽参与讲习班，是以文与章太炎相识结交。章太炎《新方言》1908年出版时，请刘师培、黄侃作序，此后黄侃位列章氏门墙，执弟子礼。1919年刘师培去世前不久，黄侃因向刘问经学，刘师培主动策划拜师之礼，黄又成为刘师培“年相若”的学生。黄侃1935年10月去世，章太炎为黄墓志铭称其“尤精治古韵。始从余问，后自为家法。”黄生前，章太炎借太平天国诸王号分封弟子，钱玄同1935年6月30日的《日记》有如下记录：

黄侃——天王

汪东——东王（杨秀清）

钱玄同——南王（萧朝贵）

朱希祖——西王（冯云山）

吴承仕——北王（韦昌辉）【68】

章太炎此弟子名单，除朱希祖从事史学外，均在各大学从事文字音韵教学研究。钱玄同1935年后，重新确定以小学为主业，经学、疑古为副业的专业研究方向。其1935年4月12日《日记》中所记向教育部提交的“教员研究题目”共8项，前六项为文字声韵的研究，后二项今文经学及经真伪研究。【69】1938年10月23日《日记》记载：“近两旬来，时时翻阅段《说文》、朱《说文》、王《广雅》三书，此三书置床头。昨日又翻《字诂》及《文府》，吾自此决以释䉉为业矣。至于饼斋及疑古两学，当以为副业。”【70】

《钱玄同日记》

作者: 杨天石 主编 
出版社: 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 2014-8

 收入《钱玄同文集》中的学术论著共四种，分别为《文字学音篇》、《国音沿革六讲》、《说文段注小笺》、《说文部首今读》。黎锦熙《钱玄同先生传》中记述前两本音韵学著作的情况道：

文字音韵之学，在钱先生自是中心的“本行”，尤其是音韵学，章、黄没后，已成国中唯一的灵光，可是他的专著极少，民六在北大初教此门，编的两大册《音韵学讲义》，排比旧说，略加评按，他早已不要了；后来节编为《文字学音篇》（北大排印本），不久他又不满意，常说要大改一下子才正式出版，但终于没有动手；民九在教育部国语讲习所编有一部《国音沿革六讲》（排印本），也不是他的定本。他教授音韵学二十年，参稽甚广，剖析极精，酌古准今，日新月异，所以十余年来，索性不编讲义，只印制几种重要的表，以便随时演述其所新获与其创见；最后几年，连这些表也不要了，全凭口说，任人笔记。

他治文字音韵学的根柢，固然是从他章老师处培植得来的，但我以为若编一部《语文学案》，《余杭学案》系统下的钱玄同，定须另辟《吴兴学案》，因为他确能自创系统，青胜于蓝。【71】

黎锦熙总结钱玄同音韵学方面的贡献，主要是将现代语言理论方法引入古音沿革变化描述，力图建立上推周汉、下核现代方音的大时代的音系系统，使这一系统既能据后推前，理清古音变化；又古为今用，指导国语定音。清初学者如顾、江、段、戴、孔、王等，根据《广韵》考察古韵，其贡献在于考明音类；清末学者邹汉勋、黄以周、章太炎、黄侃诸氏，渐知各据自己方言，其贡献在借汉字来譬况古代的音读；五四后汪荣宝、林语堂、魏建功、罗常培、李方桂、王静如诸氏，多能根据发音部位说明声音转变之路径，用音标标识音读。上述西方语言学描述方法的参与，可以使古韵的描述更加准确，也可以纠正前人的古韵音读、古韵分类的讹误。钱玄同1934年12月17日在《师大月刊》发表的《古韵廿八部音读之假定》，吸收晚近学术界研究成果，成为最早利用国际音标，建立了自己的古音韵音读分类的一次尝试。黎锦熙评价钱玄同方案说：“韵部”、“声纽”、“声调”三种成分，要合起来才算一个字“音”的全体，每种成分在古音的研究上又各有“类”与“值”两方面，钱先生是穷“类”以定“值”的，不是徒知据后推前，率尔猜想“音值”的，虽也确有承于师，有徵于友，而其才力独到处，可以自创师传矣。在逐步确认建立古韵音读分类的基础上，研究区分声钮、韵母，区分“四呼”“四等”，钱玄同的国语团队结合国语推广工作，尝试用音标标示古音，以代替《广韵》的反切识音。借鉴西方语言学理论与方法，集思广益，团队作战，用前人没有使用的方法，到达前人到达的学术领域，把书斋的古音韵研究与社会的国语革命的目标结合，钱玄同获得了“一览众山小”的自信与底气。

根据学科发展的需要，钱玄同把清代学术中的“小学”，即中国语言文字学，分为声韵（即音韵）、形体（六书）、义训（训诂）、文法四个部分。钱玄同的《文字学音篇》、《国音沿革六讲》讲音韵，《说文段注小笺》、《说文部首今读》则为研究形体之作。钱玄同关于“六书”的见解，未及成书，其思想成果多次在与黎锦熙的“雅谈”中披露：

他专用历史的态度，既不“泥古”，亦不“蔑古”，真“疑古精神，“考古求真”之成绩也。可是他又只有说无书，连论文都没有发表过。（民二十二，他的《〈说文〉部首今读表》和《〈说文〉音符今读表》都已成稿，可惜没有付印，因为他要自己誊写作景印本也：这两表是他对《说文》“致用求适”方面的成绩。）他和我“雅”谈十年，此学亦是谈资，我眼见他日有进境，因为他见闻广博，新发现的实物和时贤的新说，他都能得风气之先，而又能定得失之准。他的新获与创见实在太多，“雅”谈的最后年余，我常给他作系统的归纳，遂商一种“六书新说”，一切例证，由他充实：分析条理，我任参订。但他总不能执笔（他说一动手就头晕），其时《国语辞典》要出版了，我就先把这六书新说的纲要写在序里（文云：“旧时所谓‘六书’，今当据汉字演进之历史真相而定一新说：一日指事，二曰象形，三日会意，此皆图象文字，是主‘形’的，故这三‘书’可统于‘象形’：四日假借，五曰转注，六日谐声，此皆音标文字，是主‘音’的：故这三‘书’可统以‘假借’，‘假借’者，假借字形以表语音者也。析之则六，统之则二，曰‘象形’与‘假借’而已。”六书新说的特点，只在“转注”的新说，只有一句话：“转注”就是“谐声”。不过这两种造字法的手续不同：①就“假借”字加上表意义的“偏旁”便是“转注”，（关于这一点，钱先生在甲骨铜器文中搜举例证甚多。）这种“偏旁”，就可叫做“注义符号”；②就“象形”字加上表声音的“音符”（即旧所谓“声母”）便是“谐声”，此即“谐声”旧说，但这种音符。也可叫做“注音符号”，不过比现在注音符号用拼音制度的不同而已。这样的“转注”新说，《国语辞典序》中说得较详，但例证全在钱先生脑子里，呜呼！不可得矣！【72】

黎锦熙盼望钱玄同阐释其“六书新说”时候，钱玄同的健康已经每况愈下。1935年1月22日，钱玄同在《日记》中记载：下午一时到西车站送黎锦熙、汪怡去南京教育部递送《简体字表》，然后到琉璃厂购物，忽觉心慌意乱，右眼看不清东西。【73】《日记》中所记这次病变，后诊断为网膜炎，加上血压居高不下，钱玄同看书写字变得日益艰难。其后《日记》中关于“精神不振”、“头有眩象”、“身甚惫，竟逛不动厂甸”的记载越来越多。这些标志着钱的生命周期已进入到多事之秋。此时，大辞典的编写还远远没有成功，“简体字”方案需要修改，《章氏丛书续编》的事情，老夫子还在频频催问。在病疴沉重、诸事鞅掌的情况下，钱玄同却出人意料地接手了一件劳心费力的事情：编辑《刘申叔先生遗书》。

编辑刘师培遗书的事情起于1934年。山西籍官僚南桂馨与刘师培为旧好，拟出资出版刘氏遗著，委托郑裕孚代理。黎锦熙《钱玄同先生传》记述其事道：

到民廿三，有南桂馨先生发起编印他的老友刘申叔师培先生的遗书，和我接洽，我急报告钱先生请其参加搜辑，他慨允，岂料后来竟是钱先生给他一手编成的。因为除《国粹学报》、《左庵文集》等和直接向仪征刘家征得的遗稿之外，大部分都是钱先生旧存与逛厂甸陆续得采的材料。我于“七七”事变后离平时，《刘申叔先生遗书》只差两三种未印成，而钱先生所编全书的日次，体例精严，曾与我几经商改，算定稿据最近张饼家先生的报告：“未印竣的有一种是讲三《礼》的，为了此书，他翻阅三《礼》一类的书来校订原稿上的错误，这位时常患血压高的钱先生，在情绪极形恶劣之下，还如是之孜孜不倦！”刘先生是四代家传治《春秋左氏传》之“古文”经学家，是清末的革命党，又转变为清臣端方的侦探，入民国又为拥袁为帝的六君子之一，正当五四运动时没于北大教授任内；是章太炎先生“道不同”的旧交，是黄季刚先生“年相若”的老师。而钱先生这几年病中还如此出力给这位故友编校遗书，就可见他不分门户，不计短长之纯粹的“文献”精神了。【74】

《钱玄同文集》中有近70封书信是写给郑裕孚，均涉编辑遗文之事。最后一封写于1938年3月1日。此时距钱玄同去世仅有10个月。郑裕孚请人代笔写作《刘申叔先生遗书》的跋文，跋文描述钱玄同与刘师培的关系用了“服膺”、“拜见”等语，为钱玄同所不能接受。钱玄同要求改易。其申述理由如下：

弟与申叔，朋友也，非师生也，亦非前辈后学也。少读其文，固尝受其影响，然自申叔于戊申冬回国以后直至己未冬作古，此十余年中，弟对于申叔之学，说老实话，多半不同意，非因其晚节有亏也，实因其思想守旧，其对于国学之见解与方法，均非弟所佩服也。近二十年来，弟读书稍多，不特对于申叔所论，不同意处甚多，即对于先师章公太炎之著作，亦多有不敢苟同者矣。

近二十年来，国学方面之研究，有突飞之进步，章刘诸公在距今前二十年至前三十年间，实有重大发明，理宜表彰，但亦不可太过。三十年前之老辈，惟梁任公在近二十年中仍有进步，最可佩服，其他则均已落伍矣。【75】

为避免社会误读，钱玄同抱病写作《刘申叔先生遗书序》，3月底初稿，12月续写，未及补充原稿阙处而于1939年1月17日脑溢血去世。钱氏序文有三个要点：

第一要点是论述最近五十年学术变迁。钱氏认为：最近五十余年，为中国学术思想之革新时代。其中，对于国故研究之新运动，进步最速，贡献最多，影响于社会政治思想文化者亦最巨。此新运动当分为两期：第一期始于1884年，此年康有为著《礼运注》。第二期始于1917年，此年《新青年》在北京编辑。第二期较第一期，研究之方法更为精密，研究之结论更为正确。第一期国故研究，旨在邃密旧学，深沉新知，以启牖颛蒙，拯救危亡，可称为黎明运动。在此国故黎明运动中最为卓特者，有康有为、宋衡、谭嗣同、梁启超、严复、夏曾佑、章太炎、孙诒让、蔡元培、刘师培、王国维、崔适，计十二人。钱玄同1937年3月12日《日记》初选为十五人，定稿成文时去掉了黄遵宪、唐才常、皮锡瑞。

第二要点是概述刘师培学术贡献。刘师培在黎明时期12个学者中，最为年轻。其著述主要在1903—1919年间。刘师培十数年著述生涯，以1908年为界限，“前期以实事求是为鹄，近于戴学，后期以笃信古义为鸽，近于惠学；又前期趋于革新，后期趋于循旧”。刘师培著述，最精要者有四事：“一为论古今学术思想，二为论小学，三为论经学，四为校释群书”。【76】刘君论古今学术思想之文，皆前期所作。其论“最能综贯群书，推十合一，故精义极多”。“刘君于声音训诂，最能观其会通。”前期研究小学，揭橥三义：（一）就字音推求字义。（二）用中国文字证明社会学者所阐发古代社会之状况。（三）用古语明今言，亦用今言通古语。此三义皆极精卓。关于文字应用者，“刘君以为宜减省汉字点画，宜添造新字，宜改易不适用之旧训，宜提倡白话文。凡此数端，甚为切要，近二十年来均次第着手进行，刘君于三十年前已能见到。”至于后期，亦揭三义，多与前期相反。一是“对于《说文》，主张墨守，毋稍违叛。”二是“对于同音通用之字主张于《说文》中寻求本字。”三是“对于新增事物，主张于《说文》取义训相当之古字名之，而反对添造新字新词。”刘君于经学，“虽偏重古文，实亦左右采获，不欲专己守残也”。“盖刘君前期解经，喜实事求是，喜阐发经中粹言，故虽偏重古文，偏重左氏，偏重汉儒经说，实亦不专以此自限也。逮及后期，笃信汉儒经说甚坚。”【77】

第三要点是申明自己的学术经历及对刘师培学术的取舍。钱自述自成童至今，最嗜小学及经学。然“对于学术思想之变迁，实茫无所知也。”读梁启超、章太炎、刘师培、夏曾佑的书，始知国学梗概。梁、章、夏皆为前辈，钱与刘年相近，且有世谊。但与刘谈论，获益甚多，刘前期著作，钱尝尽读。钱玄同对刘师培前期的小学三义的功课，校释群书的垂范，及其古今学术思想的论述，均感精义甚多，间有不同意者。唯钱氏论经学，则与刘君所见绝异。原因在于钱氏坚信所谓古文经典悉为刘歆所造之赝鼎。又以为唐宋以来不用汉儒旧说而自创新义者，其见解胜于汉儒者甚多。此意至今犹然，且持之益坚。所以对刘师培以古文家立场解经及贬斥宋元明儒的话，“皆不谓然”。【78】

此文甚为重要，原因在于它是钱玄同精细的辨章学术之作，也是他生命最后阶段的卒章显志之作。其对刘师培学术的评价，言简意赅，切中肯綮。对自己从刘氏学术中得到的教益及个人与其学术旨趣的不同，坦率陈言，真实可信。更重要的是钱玄同对中国晚清到民国学术思想的革新做了一个明确的阶段划分：1917年前，是十二位第一代学人引领学术革新潮流的黎明运动时期，他们“方面广博，波澜壮阔，沾溉来学，实无穷极。”1917年以后，国故研究运动进入第二个时期。第二期较第一期，“研究之方法更为精密，研究之结论更为正确”，且“方在进展之途中”，【79】其收获与前途无量。与黎明运动中的十二位前辈相比，1917年之后国故研究的后生，拥有更多的科学精神与重估一切价值的勇气，经历过更多的现代学术训练，具备更多的解决学术问题的思路与方法。中国学术的现代化就是在如此后浪推前浪中得以推进发展的。

结语

五

钱玄同52年的生命历程，从前清走到民国，生活在新旧大时代的交替之中。风云变幻，白云苍狗，其一直被时代的潮头所裹挟，从未退后，从未缺席。由辛亥革命前同情维新，保皇复古的思想，一变而为五四新思想新文学的拥护者参与者，再变而为后五四时代共和体制与价值观的维护者捍卫者，思想随时代进步，学术引领着学界。钱玄同在日本留学时读书立志，以为“丁兹乱世，余固以服膺颜、李者，举止辄如嵇、阮也。”【80】服膺颜、李，勤奋做事；效仿嵇、阮，清峻做人。钱玄同“丁兹乱世”中种种选择，履行了所立志向。钱玄同1933年写信与黎锦熙、罗常培，惊叹国难深矣，吾辈只能以学术报国，自励自警。信末引清初刘献廷的话：“‘人苟不能斡旋气运，徒以其知能为一身家之谋，则不得谓之人。’吾当以此为座右铭。”【81】斡旋气运，学术报国，成为钱玄同身丁乱世做事做人的标杆。钱玄同生命的最后几年，有无法摆脱的病痛伴随，也有无法摆脱的炮火惊梦。1933年2月热河沦陷，钱玄同曾把眷属送到上海，自己也做好南下的准备。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北师大西迁，钱玄同因病留在北京。是年春，恢复旧名“钱夏”以名志。与流亡中的黎锦熙信，表示“钱玄同决不污伪命。”【82】学者的风骨气节，可触摸，可想见。

在学术上，钱玄同也处在代际交替中。按照其《刘申叔先生遗书序》的分期，钱玄同属于1917年以后登上学坛的学人。1917年后引领学术风气第二代学人，大多有留学的经历，接受过西方学术的观念方法，同时在国故研究方面也深受第一代学者学术思想的影响。钱玄同喜小学，在日本从章太炎学，是一种幸运。而读书过程中，觉今文经学学理可弥补古文经学不足，因而又有拜崔适为师的行为。第二代学者大多在大学任职。大学知识传授的方式与师徒传授不同，大学意义上的“师门”与师徒传授的“师门”也多有不同。随着知识传授与学术转型的需要，加上五四“重新评价一切”价值观的滥觞，打破师门家法，破除尊经征圣传统，重估国故价值，建构知识体系与研究体系，成为第二代学人必然所面临的问题。钱玄同以“辨伪”为入手处的经史子集研究，以音韵文字沿革研究为入手处的国语统一目标，都构成了中国学术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节点，构成了思想与学术祛魅、语言现代化等民族复兴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黎锦熙用“考古务求其真，致用务求其适”概括钱玄同的学术精神，是十分妥帖的。国故整理中的求真，国语推广中的求适，体现着清儒以来“实事求是”的学术精髓，也透露出五四时期“再造文明”的宏大格局。

钱玄同是五四时期及后五四时代现代学人的重要代表。这个时代和晚清一样，波澜壮阔。知人论世，在理解与同情的基础上，重返历史的现场，一定会有更大更重要的学术收获。

本文原载于《鲁迅研究月刊》2020年第11、12期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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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63】【71】【72】【74】【82】沈永宝编：《钱玄同印象》，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第76、18—21、43、79、86、78、60页。

【2】【3】【7】【10】【15】【30】【31】【32】【33】【34】【35】【36】【37】【38】【39】【40】【41】【42】【43】【44】【45】【46】【47】【48】【50】【52】【53】【54】【55】【56】【57】【61】【62】【64】【66】【67】【68】【69】【70】【73】【80】杨天石主编：《钱玄同日记》，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67、370、378—379、505、522、89、123、130、133、137、180、145、159、185、155、145、174、187、211—212、213、187、210、204、236、217、278、279、274、277、285、849、634、889、780—781、1071、851、1111、1093、1359、1066、236页。

【4】【6】【8】【9】【12】【14】【16】【17】【23】【24】【51】【76】【77】【78】【79】《钱玄同文集》第四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23、225、224、228、233—234、235、249、249—250、135—137、217—219、133—134、319—321、322—325、326—328、319—320页．

【5】《胡适年谱》，安徽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190页。

【11】【13】【18】【19】【20】【21】【22】【25】顾随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顾颉刚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15、41、222、224、228、228、229、227页。

【26】《钱玄同文集》第一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62页。

【27】【28】【49】【65】《钱玄同文集》第二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3、325、312、302页。

【58】【59】【75】《钱玄同文集》第六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114—115、299—300页。

【60】《陈独秀文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550页。

【81】《钱玄同文集》第三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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