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批评 | 孟庆澍：“反成长”、罪的观念与个人主义——重读《骆驼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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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 

作为现代文学的经典之作，《骆驼祥子》一直以其现实主义的视角和“京味”浓郁的风格著称。但在孟庆澍老师看来，老舍不仅借《骆驼祥子》批判现实，同时也寄寓了他对人性和宗教的哲学思辨。孟老师认为《骆驼祥子》具有“反成长”小说的典型特征，祥子在社会生活中逐渐妥协、溃败，最后毁灭恰是小说开头英雄形象的投射与反讽。小说因此可以被解释为“恶”不可逆转得战胜了“善”的故事。作者对基督教“罪”的观念的认信决定了小说内在的黑暗性。罪的根源在于人的自由意志，祥子因自由意志而成为强大的个体，也因滥用自由意志而犯罪，并必须为自己的决断与行动负全部责任，这才是“个人主义末路鬼”的深层意旨。因此，老舍语境中的个人主义乃是一个以神学/哲学的自由意志论为核心的多层结构的概念，承载了老舍对人的复杂性、人本身的力量与局限的形而上思考。

本文原刊于《文艺研究》2017年第3期。感谢作者孟庆澍老师授权“文艺批评”转载！

孟庆澍

一

一个不难发现却长期未被重视的现象是：由于与主人公的心智变化有如此密切的关系，《骆驼祥子》（以下简称《骆》）或许可以被视为“成长小说”（Bildungsroman）。参照狄尔泰关于这类小说的著名定义，《骆》完全可以归入这一小说类型[1]，而按照格里高利•卡斯托的分类，《骆》更接近于19世纪流行的、以司汤达《红与黑》、巴尔扎克《幻灭》为代表的成长小说，主题是讲述外省青年在资本主义城市中奋斗—幻灭的历史。这类成长小说与古典成长小说不同的是，抛弃了理想结局而选择人物的注定失败[2]。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类小说是“反”成长的。《骆》的“反成长”主题很明显，因为这部小说不是表现人的潜能如何在社会中得到实现，而是表现一个强有力的人如何在社会生活中逐渐妥协、溃败。从这一视角来观察，尽管事业上经历了小说家有意设计的“三起三落”，但祥子从刚入都市的纯真少年，最后堕落成为“个人主义的末路鬼”，却并不出人意料，而是呈现出了一条相当稳定的下滑线。在情节结构上，这也相当吻合成长小说的线性结构。老舍表现其“逆向成长”的意图，通过小说的几个重要节点清晰地呈现出来：失去洋车、与虎妞发生性关系、与虎妞结婚、与夏太太有染、得知小福子死去、出卖阮明。如果读者能注意到，在这些重要的人生转捩点上，老舍都以全知视角对祥子的内心活动进行充分描述，就会对小说家的主观意图有更清晰的领会：他过于强烈地想让读者了解祥子的思想和精神发生了哪些变化，以至于忽视了这种全知视角的讲述在具有引导性和确定性的同时，其实有伤于小说的真实性[3]。

正如狄尔泰所描绘的青年，老舍笔下的祥子也是在“幸福的晨曦中踏入生活”。不过，与古典成长小说中那些存在种种不足而有待成长的主人公不同，从故事一开始，祥子就已经接近于希腊英雄式的完人：

他的身量与筋肉都发展到年岁前边去；二十来的岁，他已经很高很大，虽然肢体还没被年月铸成一定的格局，可是已经像个成人了……扭头看看自己的肩，多么宽，多么威严！[4]

更重要的是，这个从乡村来到城市的青年，已经对自己的人生目标有了相当清晰和坚定的认识——买一辆属于自己的洋车，并且具备了实现这一目标的所有优良素质，这更像是古典成长小说结尾时主人公的状态。而在《骆》中，祥子的变化才刚刚开始。很快，祥子便实现了他的人生理想，买到了人生的第一辆车。他把这一天当作了自己的生日，人生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但如果情节按照祥子自己设想的，通过劳动继续攒钱买车，小说无疑将成为一篇农民进城发家致富的庸俗故事，而绝不会是一部深刻的经典之作。小说家必须让主人公经受考验，并在这一过程中发生深刻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必然将从祥子购得洋车、志得意满的人生状态开始，逐渐向下滑行。通过充满巧合和偶然因素的情节设计，老舍让祥子失去了他的爱车，并让他的圆满完整的灵肉结构产生了第一丝裂缝：他从乱兵中逃出，“带走”三匹骆驼。当然，按照叙述者的看法，“兵灾之后，什么事儿都不能按着常理儿说”，因此祥子的行为并不能算偷窃，但在众人的眼中，却也是“发了邪财”，而一向健壮的祥子，也在卖掉骆驼之后，病倒了三天。

▲ 《骆驼祥子》，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年

在洋车第一次得而复失之后，祥子的心理也发生了变化：以前不肯和老弱残兵抢座的他，现在“只管拉上买卖，不管别的，像一只饿疯的野兽”，因此“骆驼祥子的名誉远不及单是祥子的时候了”。但对于祥子来说，最重要的成长体验无疑是与虎妞的关系。正如一些研究者指出的，祥子与虎妞的关系而非洋车的“三起三落”才是整部小说的核心情节。当祥子看到夜灯下略施粉黛虎妞时，“觉得非常的奇怪”，出现了“慌乱”、“不好意思”、“茫然”、“发乱”、“苦恼”等以往从未有过的心理体验，他第一次喝了酒，并在酒精的帮助下有了全新的人生体验：

他不知为什么觉得非常痛快，大胆；极勇敢的要马上抓到一种新的经验与快乐。平日，他有点怕她；现在，她没有一点可怕的地方了。他自己反倒变成了有威严与力气的，似乎能把她当作个猫似的，拿到手中。

祥子不仅在肉体上经验了从未有过的快乐，而且在精神层面也初次感受到了男性的“威严与力气”。在此之前，他只不过是个被虎妞雇佣的车夫，最底层的体力劳动者，但在这晚的性关系中，他们的关系颠倒过来。小说中那段极为优美而精彩的隐喻性描写，几乎就是祥子从男孩变为男人的胜利宣言。但就在这重要的成长环节之后，他的道德与身体的堤坝开始出现更加明显的裂缝——他的“头与喉中都有点发痛”。更糟糕的是，他觉得“疑惑，羞愧，难过，并且觉得有点危险”，意识到自己已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她把他由乡间带来的那点清凉劲儿毁尽了，他现在成了个偷娘们的人！”而且，这件事如同“心中的一个黑点儿”，“永远不能再洗去”。事实上，祥子与虎妞的性关系对于祥子的堕落确实起到决定性作用。从此之后，他成为一个道德上的不洁之人，并开始接受一些他以往所排斥的观念。他开始怀疑拉车这件事的神圣性，质疑自己的理想和处世原则：“对虎妞的要胁，似乎不必反抗了；反正自己跳不出圈儿去，什么样的娘们不可以要呢？况且她还许带过几辆车来呢，干吗不享几天现成的福！”他在发生本质性的变化，成为一个熟悉的陌生人：“一切任人摆布，他自己既像个旧的，又像是个新的，一个什么摆设，什么奇怪的东西；他不认识了自己。”不仅在精神上，婚姻使他的身体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在淋了一场暴雨之后，祥子得了一场缠绵日久的大病，他看着镜中的自己：“满脸胡子拉碴，太阳与腮都瘪进去，眼是两个深坑，那块疤上有好多皱纹！”祥子终于收获了象征成熟的“皱纹”，但这种成熟又恰恰来自于肉身的溃败，这一细节深具反讽意味。在与夏太太偷欢之后，祥子又染上了严重的性病，而对于这样以往“最怕最可耻的一件事”，祥子现在可以“打着哈哈似的泄露给大家”，而这些前辈则慷慨地向他传授着宝贵的人生经验。如小说家所愿，他终于成为无数普通车夫中的一个，完成了从英雄到凡人的“反成长”过程。小说明白地告诉读者：“祥子完全入了辙，他不比别的车夫好，也不比他们坏，就是那么个车夫样的车夫。”如同经典成长小说中的主人公，祥子“从青年时的理想和幻想转变到成熟时的清醒和实用主义”[5]，只不过这里的清醒带有几分黑色幽默的味道。

▲ 顾炳鑫绘《骆驼祥子》插图

但是，此时的祥子“还不能算是很坏”，他还残留着一丝尊严。在小说家看来，祥子还未彻底“成熟”，还未达到成长的目标。他使用了另一个女人作为情节因素，使之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当祥子听说小福子吊死在树林里之后，从人变成了野兽：

他吃，他喝，他嫖，他赌，他懒，他狡猾，因为他没了心，他的心被人家摘了去。他只剩下那个高大的肉架子，等着溃烂，预备着到乱死岗子去。

小说家在这里已经预言了祥子最后出卖阮明的结局：他为了钱而杀人，完成了从人到鬼的反成长过程。祥子出卖阮明，只不过是人物性格符合逻辑的发展。在这里，我们会发现祥子与巴赫金所强调的“成长中的人物形象”很是吻合：“这里主人公的形象，不是静态的统一体，而是动态的统一体。主人公本身、他的性格，在这一小说的公式中成了变数。主人公本身的变化具有了情节意义；与此相关，小说的情节也从根本上得到了再认识、再构建。”[6]虽然看起来，故事刚开始的英雄祥子与堕落成末路鬼的祥子乃是截然相反的两个人，但作为善恶两极的化身，他们其实是对立统一的整体，是作家所设计好的坐标系的正负两极。人物虽然发生了从善到恶的变化，但在叙事结构上，《骆》依然没有摆脱成长小说将主人公建构成为既成长变化又前后统一的自我主体的惯常模式[7]。

问题在于，老舍为什么要采取“反”成长小说的叙事模式？这部小说和老舍的其他长篇不同，并无太多说教，也没有集成经典成长小说的教化功能，其目的究竟何在？

二

为了回答上述问题，必须先解决以下问题：祥子为什么必然要“反”成长？老舍为什么不按照经典成长小说的情节模式，写一部农村青年的成功史？换言之，《骆》初版本的结尾为什么一定是阴暗和低沉的？老舍曾回忆，面对底层劳动者对祥子结局的质疑，他无言以对，并在解放后的修改中删去了最后一章。那么，如何解释老舍对普通劳动者充满同情，同时又必须将其毁灭的悖论？这是否意味着，在老舍看来祥子的堕落具有某种必然性？这种必然性又从何而来？

▲ 《骆驼祥子》被译为多种语言。图中分别为英语、法语、朝鲜语译本。

这其实是《骆》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关节。在1949年之后的中国学术界，主流的看法是将祥子堕落的原因归结为社会因素，以强调小说具有的现实批判性，并认为老舍藉此向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告别，并转而提倡集体主义。海外一些学者也持相近看法，如刘绍铭就认为社会环境是摧毁祥子的主要因素[8]；王润华指出祥子的堕落乃是乡村的淳朴原始人被现代都市文明所毁坏的结果[9]。近年来，学者开始摆脱固有研究范式的束缚，发掘出《骆》在现实主义美学之外的丰富内涵。不少学者都注意到“性”因素在小说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并认为老舍使用“神秘而不可知”的象征主义手法，“揭露人类心中的隐痛”，《骆》因此具有现代主义小说的一些特征。《骆》主题的复杂性与多义性，已经开始有所呈现。

一般看来，老舍是一个世俗性特别强的作家。他的作品大多属于现实主义范畴，热衷于社会现实、文化、政治层面的描写，相对缺乏对人性的深度描绘和哲学性思辨。不过现在看来，这种观点或许是一种误解。事实上，老舍最喜欢的《神曲》就采取了中古梦幻文学的形式，是一部带有宗教色彩的、有着丰富意义的寓言。他欣赏的小说家康拉德也带有浓厚的现代主义风格。即使老舍的写作从总体上仍不可避免地被归入写实主义的范畴，《猫城记》和新诗《鬼曲》的存在，也已证明老舍的写实主义其内涵是极为复杂和多样的，而寓言性、抽象性、哲学性的内容，完全可以与其照相式社会描摹并存。只不过老舍对北京社会风物志式的细腻描写，以及传统的全知视角叙事方式，掩盖了小说的寓言性、抽象性内涵，使之不易被批评者发现。事实上，今天不少学者已经注意到老舍小说艺术的复杂性是不能以“现实主义”一言以蔽之的。蓝棣之就认为，老舍在写《骆驼祥子》时“不是‘再现’生活的作家”[10]。徐德明也指出《骆驼祥子》受到现代主义的影响，因而是一个“生命寓言”：“现实主义批评理论无法完整地揭示《骆驼祥子》的意义。”[11]这些观点拓展了此后研究者的思路。在我看来，《骆》在叙事层面采取了“反成长”小说的情节模式，而在主题层面，是一部思考善恶问题，并进而涉及“罪”的观念的带有宗教色彩的小说。老舍曾评价康拉德“不只是个残酷的观察者，他有自己的道德标准与人生哲理，在写实的背景后有个生命的解释与对于海上一切的认识”[12]。无独有偶，在写实主义的外衣下面，老舍自己同样“有个生命的解释”。

从成长小说的情节结构来看，《骆》可以被解释为一个“恶”逐渐地、不可逆转地战胜“善”的故事，这也决定了小说内在的黑暗性。小说一开始，已经预示了车夫们青年时代的光荣“丝毫不能减少将来的黑暗”，他们走的是一条死亡/毁灭之路。祥子的人生转折，也总是伴随着内心激烈的善恶缠斗。作家常常将祥子放在极端的环境中，去拷问他的良知。他让祥子处在社会的最底层：“要立在人间的最低处，等着一切人一切法一切困苦的打击。”善与恶的心灵斗争无时无刻不在祥子的脑海中出现——在积蓄被侦探敲诈之后，他甚至曾想到对他最好的曹先生家里去拿几样东西，以弥补自己的损失。到小说的最后，老舍甚至有意设计祥子出卖阮明的情节，以显示祥子已成为“恶”的化身。祥子当然是老舍虚构的人物，但在这一人物身上也有老舍的自我投射。他将祥子置于道德的困境与两难中，思考人物的内心抉择。从始至终，一个强大的叙述声音跟随着主人公，这个叙述者无所不知，并对祥子的堕落进行着严厉的判决。因此，可以说《骆驼祥子》是老舍系统思考“善”与“恶”的一部小说。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骆》没有明确的时代背景，祥子也没有确凿的来历。因为作者思考的是带有普遍性的、超时代的人性问题，在本质上，这是一部“向内发展”的、带有宗教思辨色彩而非讨论社会问题的小说，具有概念化的抽象性和普遍性[13]。

不过，一个新的问题是，我们该如何理解小说里的“恶”？它究竟是来自社会外部环境，还是出自人性本身？按照以前的社会/政治分析，祥子的堕落显然与社会环境有关，抢掠的乱兵与狡诈的侦探都是导致祥子失去洋车的直接原因。但必须看到，祥子的洋车被乱兵抢去其实有很大的偶然性。倘若克制住自己的虚荣心和侥幸心理，不冒险出城，祥子不会失去洋车。而更有意味的细节是，跟踪曹先生的孙侦探竟然就是抓祥子到西山的孙排长，而且他竟然还记得祥子！这种巧合并不符合现实主义写作的真实性原则，却无意中暴露了老舍的一种想法：即所谓的社会恶势力如兵、官等，他们都是同一类人，只是抽象的恶的不同化身而已。因此，这里需要重视的乃是老舍所思考的抽象的、概念化的、伦理学意义上的“恶”。

▲ 电影《骆驼祥子》（1982）中的祥子和虎妞

除此之外，小说中还有一些恶人，如杨太太、虎妞、刘四、陈二奶奶、夏太太等。他们也是“恶”的一部分，同时也是促使祥子从善变恶的重要因素。不过我们不应将之简单地视为外部的恶。如前所述，在这些人当中，虎妞、夏太太所代表的性关系在祥子的毁灭过程中起到最关键的作用。但谁也无法否认，如果把“性”视为恶的重要肇因，那么来自祥子自身的性欲，便是隐藏在内心的恶。祥子真正的毁灭者不是女人所象征的引诱，而是自己的欲望。他在面对虎妞时，“不知为什么觉得非常痛快，大胆；极勇敢的要马上抓到一种新的经验与快乐”。虽然对祥子而言，他认为与虎妞的性关系是出自虎妞的“骗诱”，但由于这种关系与自己的本能欲望无法分割，因此“到底这样的关系不能随便的忘记，就是想把它放在一旁，它自自然然会在心中盘旋，像生了根似的”，恶的根苗正埋在于他的心中。在祥子与虎妞的关系中，评论者多注意到蛛网小虫的比喻，以此证明祥子的被动，但细读这句心理描写——“他对她，对自己，对现在与将来，都没办法，仿佛是碰在蛛网上的一个小虫，想挣扎已经来不及了”——便会发现，不仅虎妞，“自己”和命运都是困住祥子的蛛网。仅仅把恶归结为虎妞的圈套是不够的，恶还是性欲、人性的弱点以及由此带来的宿命感。在祥子初次性体验的第二天，他的欲望更被激发起来：

奇怪的是，他越想躲避她，同时也越想遇到她，天越黑，这个想头越来的厉害……渺茫的他觉到一种比自己还更有力气的劲头儿，把他要揉成一个圆球，抛到一团烈火里去；他没法阻止住自己的前进。

他又绕回西安门来，这次他不想再迟疑，要直入公堂的找她去。她已不是任何人，她只是个女子。他全身都热起来。

性欲在给祥子带来美好的同时，已经成为他体内无法控制的“恶”的一部分。两年后，祥子又面对夏太太，此时祥子已懂得人伦之事，“晓得妇女的厉害，也晓得妇女的好处”。就在这个关键时刻，仍是性本能的驱使使他做没出息的事，“而在这没出息的事里藏着最大的欢乐——也许是最大的苦恼，谁管它”！祥子已经被自己的性欲所控制，失去了理性，“只剩下可以大可以小的一口热气，撑着他的全体”。

由于性在小说中起到如此重要的作用，以至于在左翼批评家许杰看来，老舍对性的渲染“似乎还过分了些”，他并不赞同老舍把性的因素强调为祥子走上堕落之路的决定性因素的做法。当然，如果按照左翼文学理论来分析，突出这部小说否定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鼓吹集体主义的时候，老舍对性的强调就显得更不合逻辑，更难以理解。就像许杰所质问的：“这样加重着性生活对于个人主义的毁灭的强调，这样的描写环境来决定个人性格，对于社会病态的解剖，对于个人主义的出路和中国社会的前途，能算是公允的吗？”[14]但如果我们不从单纯的政治化批评模式来认识老舍对性的强调，就会发现后者其实关系着老舍对人性中善恶问题的深刻思考。徐德明认为，老舍叙述的重心是“性关系”，也是“生命的相互作用”，虎妞和祥子之间确实有一种“噬的关系”，既是身体的也是心灵的[15]。这一观点给我以启发：由于性是“生命的相互作用”，因此不能认为祥子在性关系中是被动的、消极的，自身的欲望是导致他堕落的重要因素；其次，虎妞这个不像女人而更带男人气质的老姑娘，或许可以看作是祥子本能欲望的投射，或可以视为性欲的象征。小说里，虎妞死去之后，她的形象仍在夏太太、白面口袋等身上反复出现——虎妞其实是祥子内心欲望的镜像，而祥子被虎妞（夏太太）所裹挟沉沦，也意味着真正吞噬祥子的其实是他自己无法控制的欲望。

对性的认识，涉及到老舍对欲望和对人性本身的认识。恶来自于性欲，也就意味着“恶”是来自于欲望本身、人性本身，是内在于人性的。小说中有一段情节值得注意——祥子遇到了刘四爷，但没有告诉他虎妞的埋葬地。祥子用残忍来回敬残忍，用恶来惩罚恶。在这里，善与恶的界限彻底消失了。祥子以为“战胜了刘四便是战胜了一切”，他通过报复，迎来了重新做人的希望：“心中觉得舒畅的发热，处处是光，照亮了自己的将来……从此烟酒不动，祥子要重打鼓另开张，照旧去努力自强，今天战胜了刘四，永远战胜刘四；刘四的诅咒适足以教祥子更成功，更有希望。”看起来，祥子似乎在向善回归：

看看自己的手脚，祥子不还是很年轻么？祥子将要永远年轻，教虎妞死，刘四死，而祥子活着，快活的，要强的，活着——恶人都会遭报，都会死，那抢他车的大兵，不给仆人饭吃的杨太太，欺骗他压迫他的虎妞，轻看他的刘四，诈他钱的孙侦探，愚弄他的陈二奶奶，诱惑他的夏太太……都会死，只有忠诚的祥子活着，永远的活着！

读者不难发现叙述者语调的意味深长——身体得了性病的祥子不可能“永远年轻”，而且他对自己的理想也谈不上“忠诚”，这类夸张的词语分明透露出一丝尖刻的反讽：祥子关于善战胜恶的幻想只是一个天真的泡影，他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本身就是恶的一部分，他不可能获得新生，就好像心中的污点不可能洗去一样，重新成家立业的理想只不过是虚幻的泡沫，以恶制恶，永远不可能通向善。祥子的堕落过程表明，完美的人性是不存在的，而衰弱和腐坏才是绝对的。在此，老舍表现出对于善的深刻质疑和对于恶的透辟理解——导致祥子堕落的恶，并非是外部的社会因素（不良政治和阶级压迫），也并非虎妞等“资产阶级老女子”的引诱（蓝棣之），也并非现代城市文明（王润华），而是来自欲望和意愿本身，这是人无法逃脱的宿命。

我注意到，老舍对善恶问题的思考或许受到了但丁《神曲》的影响。《神曲》是一部典型的宗教文学作品，而老舍自称“但丁迷”，对这部作品很熟悉。在他看来，《神曲》恰恰是一部讨论宗教哲学问题的“灵的文学”：“它使我明白了肉体与灵魂的关系，也使我明白了文艺的真正的深度。”[16]1942年，老舍在汉藏教理院谈到《神曲》：

西洋古代希腊罗马的文艺作品，都不曾说到“灵魂”这东西……虽罗马文学里有少数的作品说到“地狱”这个名字，但只是渺渺茫茫的一个阴影，并未说出人死以后，为什么会生到地狱了去？既生到地狱里去了，其中生活又是怎样？只是隐隐约约的道出个地狱的名罢了。到了但丁的时候，他就谈到地狱及地狱中怎么样了，这在他最伟大最著名的《神曲》作品中，第一部就是讲的地狱，可以想见他是一个天主教的教徒，但天主教所奉的《圣经》里并未说到地狱的情形怎样，可是信奉该教的但丁，却离开了《圣经》，大谈特谈其地狱的景况，描写其地狱的惨状……[17]

他又说，《神曲》开始谈人世间之外的“灵魂”，扩大了文学写作的范围，对于欧洲文化是个最大的贡献，“因为说到‘灵魂’自然使人知所恐惧，知所希求”。他提出：“中国现在需要一个像但丁这样的人出来，从灵的文学着手，将良心之门打开，使人人都过着灵的生活，使大家都拿出良心来”[18]。同年，老舍再次谈《神曲》，表达了相近的意思：

荷马的史诗里有神有人，可是缺乏一个有组织的地狱。《神曲》里却天地人都有详尽的描写，但丁会把你带到光明的天堂，再引入火花如雪的地狱，告诉你神道与人道的微妙关系，指给你善与恶，智与愚，邪与正的分别与果报……《神曲》里什么都有，而且什么都有组织，有理由，有因果。[19]

请注意上述两段引文中反复出现的几个词：灵魂、地狱、果报、理由、因果。显然，作为基督徒的老舍对《神曲》中的宗教思想有深刻的理解。回过头来，我们再看老舍写作《骆驼祥子》的动机，他非常明白地指出，自己观察的并不是车夫外在的“那些小事情”，而是“要由车夫的内心状态观察到地狱究竟是什么样子。车夫外表上的一切，都必有生活与生命上的根据”[20]。这是一句非常关键但常被研究者误读的话。人们常以为老舍是在写实主义的层面，从社会批判的角度来理解“地狱”，而忽视了“地狱”这个词与《神曲》中的宗教思想、“罪”的观念之间的联系，忽视了“地狱”一词所蕴含的心理、伦理、宗教内涵。在但丁看来，《神曲》的主题是“表现死后灵魂的状况”，“从寓言来看全诗，就是人凭自由意志去行善行恶，理应受到公道的奖惩。”朱光潜认为，这里体现的是所谓“诗的公道”说（也即善恶报应说）[21]。反观《骆驼祥子》，不正是在思考善与恶的问题，并描绘了祥子如何因为本性中的“恶”而受到了最严厉的惩罚吗？

▲ 《神曲》，但丁 著，王维克 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

从老舍在汉藏教理院的演讲可知，他对《神曲》中的地狱景况非常熟悉。《神曲·地狱篇》对地狱中灵魂所犯的罪行和承受的痛苦有清晰的分类。田德望在《神曲·译本序》中谈到，关于罪的类别和轻重，但丁是以亚里士多德的《尼克马可伦理学》和《政治学》中有关的学说为理论根据。我们发现，《骆》中主要人物的恶都可以归入《神曲》中地狱罪行的分类。如祥子的贪色、贪婪、欺诈，虎妞的纵欲、贪食，刘四的贪财吝啬，阮明的欺诈等。在《神曲·炼狱篇》中，在进炼狱之前，天使在但丁的额头刻了七个P字，并说：“你到了里面，要注意洗掉这些伤痕。”[22]P是拉丁文peccatum（罪）的第一个字母，七个P字代表教会规定的七种大罪：骄傲、忌妒、愤怒、怠惰、贪财、贪食、贪色[23]。而祥子、虎妞等人所表现出的恶行，也都在这著名的“七宗罪”之列。如果我们细读文本，就会发现这并非偶然的巧合。小说家刻意凸显了虎妞的馋和懒：“饭菜而外，她还得吃零食，肚子越显形，她就觉得越须多吃好东西；不能亏着嘴。她不但随时的买零七八碎的，而且嘱咐祥子每天给她带回点儿来。”虎妞的贪食和懒惰来自于她的财富，但老舍已经在小说中预示了她必将为自己的罪受到惩罚——“她的优越正是她的祸患”。祥子被自己的情欲所虏获，更是小说浓墨重彩表现的重点。每个读者都不会忘记小说中震撼人心的一幕：祥子与虎妞结婚，成为情欲的奴隶后，在酷暑和暴雨中挣扎拉车，承受苦役。这很容易使我们联想到《神曲·地狱篇》中，犯了邪淫罪者的灵魂被地狱里的狂飙吹来吹去，永远不得安息的场景。在基督教神学看来，骄傲、贪食、贪色等皆是严重的死罪，因为它“直接抵挡神的爱与意志”，“与神的恩典隔绝”[24]。老舍曾说，《骆》是想写出一个“最真确的人”，而这个人“不但吃的苦，喝的苦，连一阵风，一场雨，也给他的神经以无情的苦刑”[25]。事实上，这里的“苦”不仅指祥子的世间苦，也指祥子所犯的重罪及应受的惩罚。

这并不是老舍第一次在文本深层借鉴《神曲》的主题和结构，20世纪30年代是他模仿《神曲》的高峰期。他曾承认，《猫城记》类似于但丁的“游地狱”，只不过没有达到但丁的水准[26]。1934年，老舍在长诗片段《鬼曲》（这首诗的名字显然与《神曲》有关）的“诗末说明”中写的一段话，更耐人寻味：

在梦里，我见着很多鬼头鬼脑的人与事。我要描写他们，并且判断他们。假如有点思想的话，就在这“判断”里。我不能叫这些鬼头鬼脑的人与事就那么“人”似的，“事”似的；我判定，并且惩罚。有点像《神曲》中的“地狱”。但只有“地狱”而无“天堂”等。[27]

这一段夫子自道，虽然表明写诗的意图，但拿来对照两年后所写的《骆》，却有着令人吃惊的高度吻合：在《骆》中那个居高临下、既悲悯又严厉的全知叙述者，不正是判定小说人物的“恶”并给予最终惩罚（毁灭）的人吗？而祥子等人从理想人格堕入深渊，承受劳苦、死亡的痛苦，不正是只有“地狱”而无“天堂”吗？在这样带有强烈宗教色彩的、反映基督教“罪”的观念的写作背景下，老舍怎么可能向解放后的读者解释清楚，他为何没有给祥子一条出路？他当然只能感到“非常惭愧！”[28]

如果上述推论可以成立，那么可以认为，在社会批判、文化反思的表层之下，《骆》以“反成长”小说的叙事模式，讲述了一个恶战胜了善的宗教故事，进而讨论了更加复杂的罪的观念。认识到这一点对于研究者是很必要的，因为它使我们能注意《骆》文本深处的形而上意味，而这在以往的研究中显然是被忽视了。

三

揭示《骆》对“罪”的思辨，一个重要的功能是有助于人们重新认识小说的主题。通行的看法是，对个人主义的反思是《骆》的深层主旨之一。在小说尾声，祥子连贼也当不成：

只有他自己会给自己挣饭吃，没有任何别的依赖与援助。他为自己努力，也为自己完成了死亡。他等着吸那最后的一口气，他是个还有口气的死鬼，个人主义是他的灵魂。这个灵魂将随着他的身体一齐烂化在泥土中。

当然，还有那个最著名的结论：“个人主义的末路鬼”。在老舍这一时期的作品中，个人主义反复出现了很多次。1933年11月，老舍在评论臧克家的《烙印》时曾说，他愿意让生命“又臭又硬”，臧克家便是“硬得厉害”：“这个硬劲里藏着个人主义的一些石头子儿。‘什么都由我承当，’是浪漫主义里那点豪气与刚硬”[29]。在执教山大时候所写的讲义中，老舍谈到现代主义文艺，其中也说到个人主义：“这是资本主义，物质生活，与个人主义的混战时代；在这时只能由混沌，而艺术家们以个人所具有的世界观想冲破这个混沌，可是大家都没能成功。他们的失败即是因为把物质主义与精神主义妥协起来，把个人主义与社会生活妥协起来，而没有具体的明确的办法。”[30]在与宋之的合作的剧本《国家至上》里，主人公张老师也是一个“个人主义的英雄”[31]。可见，在这一时期的老舍文本中，个人主义是少数来自西方而又不是在讽刺意味上使用的新概念之一，老舍在使用这个概念时是很谨慎、斟酌的。在特定的政治语境中，个人主义是与集体主义相对立的必须否定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这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主导了学界对《骆驼祥子》中个人主义的认识。例如，王瑶对“个人主义的末路鬼”的解释，是“宣布了企图用个人奋斗来解放自己的道路的破产”，而老车夫的“蚂蚱”比喻，也就和这里的个人主义联系在一起，“仍然可以看作是老舍探索劳动人民解放道路所得出的一个崭新的结论”[32]。王瑶的看法影响深远，此后不论是教材还是专著，大都认为老舍通过祥子的悲剧宣布了“个人主义”的失败，以及集体斗争的必要，并进而宣称老舍这时已经发生了向左翼靠拢的思想转变。有趣的是，持反共立场的夏志清也是在这一层面上理解老舍的“个人主义”：“在《离婚》里，老舍斥责中国人胆小怯弱，叫他们加强英雄作为，所以还很个人主义。但是在《牛天赐传》里，他就表示很怀疑，在一个普遍腐败的社会里，个人英雄主义究竟有什么用。到了《骆驼祥子》，老舍就积极地主张集体行动的必要了。没有具体证明，很难说老舍得到这样的结论是自动的还是受了左派的压力。”[33]夏志清认为，老舍同情怜悯祥子，“但到结尾时硬被变成讽喻个人主义的形相。我们读到他最后堕落的故事的时候，意识到作者插进了讽刺手法，这和小说主体的同情旨趣是不相符合的”。之所以这样，是因为老舍“另一方面却也对于个人英雄主义的爱国公式表示不满。这当然还不符合左派观点，但显示老舍已经开始非难带有自由主义味道的个人主义”[34]。显然，他也认为老舍在这部小说中批评了个人主义，而转向了集体主义。如果我们联系到抗战期间写的《国家至上》里那个带着个人主义标签的主人公张老师，幻想着“个人单干”而非回汉团结抗日，老舍文本中的个人主义具有与集体主义相对的贬义，似乎是可以确定无疑的。然而，这是老舍的个人主义的全部含义吗？

回到《骆》罪的主题上来，我们会发现，老舍对个人主义的思考与基督教的自由意志论有关。在基督教神学理论中，罪来自于人的自由意志。奥古斯丁认为，上帝是至善的，作为被造物的人只是相对的善；人的本质中有恶，恶源自人的自由意志：“我发现恶并非实体，而是败坏的意志叛离了最高的本体，即是叛离了你天主，而自趋于下流。”[35]他在《论自由意志》中指出，自由意志本身并不是罪恶，上帝将自由意志赋予人，是为了让人正当的生活，而不是让人犯罪，但“自由的恩宠不可避免地包含了受诱惑与犯罪的危险”[36]。人之所以犯罪，就是滥用自由意志的结果。当代神学理论也认为，“犯罪的可能性在于人在世上对自由意志的运用”，因为人的自由行为所追求的必然是“美善的事物”（goodness），但因为人的有限理性和意志永远不能完全把握无限的美善，因此，对真正美善的追求往往会滑向貌似美善（实为罪恶）[37]。所以奥古斯丁将“伦理的恶”看成是真正的恶，因为它是人的意志选择的结果。没有人的自由意志，就不可能有原罪，也不可能引发出其他罪恶。当然，人凭借自由意志做出选择，也就应该为后果负责。

▲ 奥古斯丁（公元354—430）

在《骆》中，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祥子有着强烈的自由意志，而这种自由意志恰恰带来双重效应：一方面，他对自我的信念是异常坚定的，确信能够成为自己的主人，“自己为自己立法”；另一方面，由于以自己为神，“爱自己而轻视上帝”[38]，自由意志的滥用与失控必然会导致罪恶的发生。祥子最大的愿望就是买一辆属于自己的车，当一个自己养活自己的车夫。这其实是追求独立的自我，买车的过程也可以理解为寻找另一个自我，使自我实现独立、自由和统一的过程，这是他的终极目的。我们看小说中的描写，洋车分明就是祥子的另一个自我：

那辆车也真是可爱，拉过了半年来的，仿佛处处都有了知觉与感情，祥子的一扭腰，一蹲腿，或者一直脊背，它都就马上应合着，给祥子以最顺心的帮助，他与它之间没有一点隔膜别扭的地方。

表面看，这是表现祥子对车的感情，内在则是说明车不仅是外在于身体的物，而是像祥子的手脚一样，是其身体的一部分，是自我力量的对象化和象征，是掌控自我、追求自由的人的意志的目标。但正如奥古斯丁所说：“我们所以作恶的原因是自由意志。”祥子正是在他对洋车的狂热的、宗教式的信仰中，在他对自身性欲的放纵中，逐渐滥用其自由意志——他与虎妞、夏太太的苟合、出卖阮明，都并非被人强迫，而是权衡之后的自由选择，他也因此而受到严厉的惩罚。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才能理解老舍为什么说：“他的命可以毁在自己手里，再也不为任何人牺牲什么。为个人努力的也知道怎样毁灭个人，这是个人主义的两端。”自由意志既是祥子成为强大个体的依据，同时也是罪的根源与肇因，而这恰恰是老舍个人主义的核心要旨。

事实上，从哲学史来看，基督教的自由意志论正是近代个人主义的思想源头之一。从奥古斯丁到阿奎那，神学家大多都强调上帝的至善，而将世间的恶归诸人的自由意志，这既是出于建立神正论的需要，同时也强调了人因自由意志而在格位上与万物有别，具有“绝对的尊严、权利和责任”[39]，从而埋下了近世个人主义的种子。中世纪后期的意大利，布克哈特所说的“个人的完美化”已经开始出现，人们开始追求“最高的个人发展”[40]。作为“第一个探索自己的灵魂的人”[41]，但丁通过《神曲》体现了早期人文主义者对个人精神的重视，而整部宗教诗的主题，“就是人凭自由意志去行善行恶，理应受到公道的奖惩”[42]。在这里，但丁对自由意志的关注正是为了破除中世纪教会神学的蒙昧主义与禁欲主义，强调人的理性、自主和自我选择的重要性，正因为如此，布克哈特才说“在他的一切作品中洋溢着个人的力量”[43]。罗伦佐·瓦拉、皮科等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对自由意志的论证，使得个人“变成了一个欢迎人们去探索和发现的，广阔、复杂而丰富的独立世界”[44]。这种早期个人主义的发展并非偶然，而是一种历史的必然，“经过意大利文化的传递，然后注入欧洲其他民族”[45]。其后，从伊拉斯谟、路德、卢梭到康德，自由意志始终都是个人自主、自律、平等、尊严等命题的理论支点，他们围绕这些问题的阐释，构成了欧洲近世个人主义重要的组成部分。

因此，从这一哲学谱系来看，老舍所谓的个人主义，其基本内容便是基督教神学论述中的自由意志。它的核心理念乃是上帝将自由意志赋予人，人便具有了自由决断的权利，人有能力完全只根据自己的意志去决断生活、行动，而且这种权能是一种绝对权利，由于每个人以自己意志而不必以其他任何人的意志为依据去行动，因此他的存在便以自身为目的，这便是每个人的绝对尊严之所在。同时，由于人的一切行动都来自他的意志决断，他也必须绝对地接受和承担自己行动的后果[46]。祥子的自由意志使他成为强有力的独立个体，但其罪恶和毁灭也来自自由意志，这才是“个人主义的末路鬼”的真实含义，也是老舍塑造了一个近乎完美的祥子却又令其毁灭的内在原因。无独有偶，虎妞的所做作为都出自她的自由意志，她既通过精心谋划得到了祥子，又因为嫉妒和贪吃而送掉了性命。小说人物的成功或失败，存在或毁灭，都来自于他/她的意志和决断，也都应由他/她自身负责。个人的独立不得不依靠自由意志，但自由意志又是恶的根源并导致人的最终败坏，这也给小说增添了浓重的决定论色彩。

自由意志论使老舍对个人的存在与命运产生了矛盾的心态。奥古斯丁既认为自由意志是上帝赋予人的一种中等之善，使人比世间万物更尊贵，又认为由于自由决断导致的原罪，使人丧失了行善的意志能力，即使人仍有自由意志，也只有犯罪的自由[47]。因此，老舍一方面塑造了许多骄傲强硬的、有着强大自由意志的“个人主义者”；另一方面又对人的努力与挣扎抱有一种悲观主义和虚无主义的态度，他作品中内在的悲凉或许正来自于此。

由于时代氛围的熏染，老舍的个人主义当然不会是纯然的神学—哲学概念，而必然是糅合了社会政治内容的多层结构的混杂概念。最表层也最显在的，是强调个人奋斗、个人抗争、独善其身，是集体主义的反义；其次，它也指从个人奋斗而来的个人精神气质，如老舍所说臧克家身上的“豪气”与“刚硬”，以及《国家至上》里张老师的固执、倔强。因此，在老舍的语境里，个人主义也是一个以自尊、自信、自强、自傲为核心的伦理学、心理学概念。最后，它来自于基督教神学中的自由意志论，并决定着老舍对人的复杂性、人本身的力量与局限的终极思考。个人凭自由意志抉择与行动，并为此负全部责任。老舍对“什么都由我承当”、“要强”、“硬气”的赞许，对个人奋斗的复杂态度，对“个人主义的末路鬼”的悲悯，以及1966年夏天的决断与行动，或许放在这一层面才能得到准确的理解。

本文原刊于《文艺研究》2017年第3期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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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国家主义政治学说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批准号：12CZW065）成果

[1]狄尔泰：《体验与诗：莱辛·歌德·诺瓦利斯·荷尔德林》，胡其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323页。

[2]Gregory Castle,Reading the Modernist Bildungsroman, Gaine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2006, pp.14-15.

[3]布斯：《小说修辞学》，华明、胡晓苏、周宪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5—46页。

[4]老舍：《骆驼祥子》，《老舍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215页。以下所引《骆驼祥子》原文均出于此。

[5]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3卷，白春仁、晓河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31页。

[6]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3卷，第230页。

[7]王炎：《小说的时间性与现代性》，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年版，第66页。

[8]王德威：《写实主义小说的虚构：茅盾，老舍，沈从文》，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62—163页。

[9]王润华：《老舍小说新论》，学林出版社1995年版，第142—143页。

[10]蓝棣之：《现代文学经典：症候式分析》，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2页。

[11]徐德明：《〈骆驼祥子〉和现实主义批评的傲慢与偏见》，《世纪之初读老舍》，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86页。

[12]老舍：《一个近代最伟大的境界与人格的创造者——我最爱的作家——康拉得》，《老舍全集》第17卷，第88页。

[13]巴人和蓝棣之都提到，祥子带有明显的说教和理念化的倾向，是“抽象的和概念化的人物”（参见巴人《文学初步》，海燕书店1950年版；蓝棣之《现代文学经典：症候式分析》）。

[14]许杰：《论〈骆驼祥子〉》，载《文艺新辑》第1辑，1948年10月。

[15]徐德明《〈骆驼祥子〉和现实主义批评的傲慢与偏见》，《世纪之初读老舍》，第294页。

[16]老舍：《写与读》，《老舍全集》第17卷，第461页。

[17]老舍：《灵的文学与佛教》，《老舍全集》第17卷，第286—287页。

[18]老舍：《灵的文学与佛教》，《老舍全集》第17卷，第289页。

[19]老舍：《〈神曲〉》，《老舍全集》第17卷，第340页。

[20]老舍：《我怎样写〈骆驼祥子〉》，《老舍全集》第17卷，第466页。“地狱”一词在《骆》文本中反复出现，如“他仿佛就是在地狱里也能作个好鬼似的”，见《骆》第6页。

[21]转引自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36页。

[22]但丁：《神曲·炼狱篇》，田德望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00页。

[23]但丁：《神曲·炼狱篇》，第108页。

[24] 唐索深：《基督教神学导论》，余亮译，美国对华交流联会资助发行，2013年版，第107页。

[25]老舍：《我怎样写〈骆驼祥子〉》，《老舍全集》第17卷，第466页。

[26]老舍：《我怎样写〈离婚〉》，《老舍全集》第16卷，第189页。

[27]老舍：《鬼曲》，《老舍全集》第13卷，第439页。

[28]老舍：《〈骆驼祥子〉后记》，《老舍全集》第17卷，第668页。

[29]老舍：《臧克家的〈烙印〉》，《老舍全集》第17卷，第53页。

[30]老舍：《〈文艺思潮〉讲义》，《老舍全集》第17卷，第82—83页。

[31]老舍、宋之的：《国家至上》，《老舍剧作全集》第3卷，中国戏剧出版社1982年版，第350页。

[32]王瑶：《老舍〈骆驼祥子〉略说》，《王瑶全集》第5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513页。

[33]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53页。

[34]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第156—159页。

[35]奥古斯丁：《忏悔录》，周士良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30页。

[36]转引自白舍客《基督宗教伦理学》第1卷，静也、常弘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51页。

[37]白舍客：《基督宗教伦理学》第1卷，第329页。

[38]奥古斯丁：《上帝之城：驳异教徒》中，吴飞译，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225页。

[39]黄裕生：《原罪与自由意志——论奥古斯丁的罪—责伦理学》，载《浙江学刊》2003年第2期。

[40]雅各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何新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30页。

[41]雅各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第307页。

[42]出自但丁给斯卡拉大亲王的信（转引自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上，第136页）。

[43]雅各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第131页。

[44]丹尼尔·沙拉汉：《个人主义的谱系》，储智勇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5年版，第75页。

[45]史蒂文·卢克斯：《个人主义》，阎克文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3页。

[46]黄裕生：《原罪与自由意志——论奥古斯丁的罪—责伦理学》，载《浙江学刊》2003年第2期。

[47]奥尔森：《基督教神学思想史》，吴瑞诚、徐成德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88—2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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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蜉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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