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批评 | 张松建：家园记忆与身份政治——马华诗人吕育陶的地方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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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severance Prevails

# 编者按

在人才辈出的马华诗坛，吕育陶才情不俗，颇得时誉，其创作在马华诗坛具有承先启后的意义。他的作品基本上属于政治抒情诗，视野广阔，关注公共领域，避免了写实主义的直抒胸臆、审美贫乏，迈向沉潜内敛、注重暗示象征的现代主义乃至于后现代方向，具有强烈的批评思考。张松建老师此文尝试运用文化地理学的相关理论概念，研讨马华诗人吕育陶的地方书写。一九七零年代以来，地理学逐步从传统学科建制得到解放，这一学科所取得的突破，为马华文学研究贡献了进路和可能性。张老师认为吕育陶的诗体现出惊人的创造力和批判性想象，将其作品合而观之，“抗争政治”可说是中心关怀，无论都市经验的再现还是童年故乡的追忆，乃至人情物理和生活感悟的描绘，常有政治讽喻在内。吕诗的地方想象不仅在于它表现出个体生命的成长主题、自我认同的形成以及马华族群的离散经验，以及批评全球化、现代性和发展主义的意识形态削弱了地方感，同样还在于其地方书写再现了马国华族的历史记忆，以及族群认同和国家认同间的深刻矛盾，加之写作技巧和语言的讲究，因而产生了强大的艺术力量。

本文收录于《重见家国：海外汉语文学新论》（张松建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感谢张松建老师对文艺批评的大力支持！

张松建

家园记忆与身份政治

马华诗人吕育陶的地方书写

文 / 张松建

引言：朝向“文化地理学”

本文尝试运用文化地理学的相关理论概念，研讨马华诗人吕育陶的地方书写。

马华诗人吕育陶

一九七零年代以来，文化/人文地理学走向蓬勃。学者们将地理学从传统学科建制中解放出来，把空间（space）、地方（place）、位置（location）、地景（landscape）等范畴置于中心地位，与情感、体验、价值、意义等人文范畴相结合，通向记忆、种族、权力、政治、认同等思考方向，为重新理解地理学与文化艺术之关联提供了新的批评界面。[1]如是，如何理解文学和地理的关系呢？英国学者克朗发现，文学中充满对空间现象进行描写的诗歌、小说、故事和传奇，体现了对空间现象进行理解和解释的努力；文学不能简单地视为是对某些地方的描绘，许多时候是文学作品说明创造了这些地方；地理学和文学同样是关于地方和空间的写作，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2]准此，我认为，人文地理学与文化地理学的兴起，亦为马华文学研究贡献了进路和可能性。[3]在人才辈出的马华诗坛，吕育陶才情不俗，颇得时誉。他祖籍广东顺德，1969年出生于马来西亚槟城首府乔治市，毕业于计算机科学系，目前就职于吉隆坡一家投资银行信息部。自一九八零年代至今，吕氏已经为马华现代诗奋斗了二十余年。其诗集《在我万能的想象王国》《黄袜子，自辩书》《寻家》[4]体现出惊人的创造力和批判性想象，把三部诗集合而观之，“抗争政治”可说是中心关怀，无论都市经验的再现还是童年故乡的追忆，乃至人情物理和生活感悟的描绘，常有政治讽喻在内。本文探讨吕育陶如何透过“地方书写”以表达华人社群的创伤记忆和认同政治，但在展开正式论述之前，有必要对相关的理论概念稍作介绍。

“空间”和“地方”是两个高度相关的关键词。福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一针见血地指出,长期以来，时间、历史、时段、序列在理论意识中占有不可摇动的霸权地位，扼杀了人们对空间、地理、区域和共时性的批判敏感性。[5]勒菲弗尔(Henri Lefebvre, 1901-1991)区分比较抽象的空间（绝对空间）以及有意义的生活空间（社会空间），空间的生产介入了政治、权力、意识形态的争斗。[6]苏贾(Edward Soja)把“第三空间”(Third Space)的概念发扬光大,认为作为社会过程的结果的物理学空间是第一空间，人的情感、欲望、价值、文化等构成了第二空间，至于人们的生活世界则构成“第三空间”。[7]段义孚区分空间和地方：地方表达了人类面对世界的态度，强调的是主体性和经验；空间适合空间科学和经济理性的抽象概念观察，地方适合价值与归属的讨论。[8]Cresswell指出，地方是人类创造的有意义空间，人以某种方式而依附其中的一个有意义的位置。空间有别于地方，被视为缺乏意义的领域。当人将意义投注于局部空间，然后以命名等方式依附其上，空间就变成了地方。[9]与“空间”和“地方”关系密切的词汇，还有离散(Diaspora)，这与马国华人的历史境遇以及吕育陶的家族记忆密切相关。离散源于希腊文diasperien, 由dia（跨越）和sperien（耕种或散播种子）两个词根构成。在古希腊与罗马时代，频繁战乱造成人民背乡离井、流离失所，此即离散之由来。在圣经教义中，离散指被逐出圣城而流落世界各地的犹太人。[10] William Safran把离散者定义为“外籍少数族群社区”，其特点如下：从中心到边缘的散居，家国记忆和神话，在东道国的疏离感，渴望最终回归，对家国的支持，被这种关系所定义的集体身份。[11]离散逼使人们重思国家和民族主义的规范准则，重构公民与民族-国家的种种关系；离散为霸权性的、同质化的全球化提供了无数的、移位的论争场所。[12]

上排依次为：

法国哲学家亨利·勒斐弗尔

美国学者爱德华·苏贾

下排依次为：

《The Production of Space（空间的生产）》，written by Henri Lefebvre, published by Wiley-Blackwell, translated by Donald Nicholson-Smith, 1992-4-8

《Thirdspace（第三空间）》，written by Edward W. Soja, published by Wiley-Blackwell, 1996-9-30

《Place：A Short Introduction（地方导论）》，written by Tim Cresswell, published by Wiley-Blackwell, 2004-4-8

回到正题上来。本文对吕育陶诗歌的地方想象展开分析，其一，认为它藉以表现个体生命的自我认同、家园情感和马华离散经验，批评全球化和发展主义抹平了区域差异、削弱了个人的地方之爱。其二，吕的地方书写再现了华族的创伤记忆，通向对制度化马来种族主义的批判，表达作者对民主文化、平等政治和普遍人权的憧憬。

一、家园、自我认同与地方感的生成

近代西方城市的出现，植根于历史进化论和启蒙主义的思想遗产。在现代主义者那里，城市因为丧失了自然节律以及它与大地的有机联系，其精神意义也就荡然无存了：“城市既容纳又组织生命能量。当这个容器在道德上处于完满状态时，物质的和精神的能量就以向心的方式和谐相处；当它在道德上有缺陷时，就离心离德，陷入一片混乱。在表面的秩序下面，总是藏着可能爆发出来的无序。”[13]都市生活的特质被认为是单调平庸、机械性的运动，缺乏激情、梦想和创造力。[14]吕育陶的地方书写，集中在他对吉隆坡和乔治市的文学想象。“双城”在吕诗中的形象不大相同。诗集《在我万能的想象王国》的不少诗篇传达诗人对吉隆坡的观感（虽然没有直呼其名），例如《末世纪寓言》、《紫外线》、《天地间只剩下无数根试管》、《G公寓》。这个城市充满喧嚣混乱，置身其中的诗人感到疏离感和末世感挥之不去。科幻寓言、超现实主义和反童话的形式，配合反浪漫、丑陋美学、语言魔术和去人性化的技艺[15]，表现城市人的情感空虚、道德缺陷以及诗人对失败政治的抗议。甚至连厕所、电梯、邮局、候机楼等空间都被形诸笔墨，这些都是以流动性、短暂、倏忽无常为特质的“非地方”(non-place) [16]。

《黃襪子，自辯書》

作者：呂育陶

出版社: 有人出版社
出版年: 2008-4

诗集《黄袜子，自辩书》和《寻家》重现故园、家屋等更有情感归属的地方，乔治市的地景、风物和人情焕发出动人的声色。《餐桌》两首、《浮生》、《透过祖父的骨灰阁望出去》是含有成长主题的自传性文本，地方感透过词与物的组合而彰显，在个人生命成长的回顾中展示时空坐标中的自我认同。段义孚说：“地方以各种规模存在着。在一个极端，一把最喜欢的扶手椅是个地方；在另一个极端，整个地球也是地方。[17]按照常人的理解，“餐桌”作为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的对象，缺乏内在的诗意和美感，但在吕氏充满温情的笔下，它凝聚着家庭成员的伦理情感，蕴含个人从童年到中年的心路历程，可以说是一个具体而微的“地方”。《餐桌Ⅰ》的大部分诗句是从儿童视角描写“我”之日常生活的内容：一日三餐，与长辈在餐桌边欢聚的时光，无忧无虑的游戏。诗的结尾是这样的——

迁离天真的时光以后/餐桌是一片发亮的光盘存盘所有记忆/是一颗安眠药、止痛药/想起云端的祖父/姑婆/缺角的大碟子/又彷佛是一颗纽扣/牢牢/钉在最靠近胸口的地方//钉住，永远饱满的梦 [18]

语言简洁有力，围绕“餐桌”这个日常生活意象，编织有意味的细节，情感沉潜内敛，并无感伤浪漫之弊，结尾收束有力，带出哀乐中年的情怀。在《餐桌Ⅱ》中：大部分时间被单调乏味的工作所消耗，科技进步为生活带来方便，“餐桌”旁边再也没有童年时光和家园故土的欢乐，生活压力逼使人放弃了对理想事业的追寻——

角的锐气已被岁月/打磨得细滑/像巨木，被切割成板/压缩成餐桌/安守本分//日复一日/理想骰子般/在生活的棋盘一格一格滚动。[19]

“餐桌”这个中心意象反映主人公的生命成长、认识外部世界的过程，以及调整自我和现实关系的过程。两首《餐桌》中“地方感”的形成，有赖于整体性的对比结构。其一，视觉性的物体形状的对比。第一首诗中，与“圆”相关的意象出现九次，强调“和谐圆满”的生活理想。第二首诗中，圆形意象被长方形、正方形取代。透过视觉形象的转变，诗人暗示时间感的形成和身体主体的成长。其二，儿童和成人的动作对比。在《餐桌Ⅰ》中，“我”的跑进跑出的动作，描绘儿童自由自在的身心特征，这种日常生活的身体移动制造出“时空惯例”(time-space routine)，儿童对地方的情感依附由此产生。人文地理学家西蒙(David Seamon)说过，理解地方的关键成分之一是“身体移动性”(bodily mobility)，或者说，身体在空间中的日常移动，“由个人自己展开的身体或身体局部的任何空间移置(displacement)”，身体移动性在空间与时间里结合，产生了存在的内在性和强烈的地方感，那是一种地方内部的生活节奏的归属感。然而在《餐桌Ⅱ》中，成年的“我”被生活和工作中各种几何形状的物体和空间所限制，无法展开儿童般的身心自由移动，难以形成地方感。

《寻家》

作者：呂育陶

出版社：雪隆兴安会馆

出版年：2013

再看《浮生》的家园想象。“浮生”一词源于道家哲学，意指人生短暂虚浮，相关成语有“浮生若寄”、“浮生若梦”等。“浮生”较为陌生的含义是：植物浮在水面上生长，这给人以空间、无根和流动性的视觉印象。诗题兼有人生短暂和漂泊无根两层意思，作为家园故土的“槟城”铭刻生命成长中的生离和死别、眷念与忘却。开篇以不容置疑的判断句口气，陈说自我与故土的情感中断：“终于我确实有了不回岛城的理由/坚固，厚实如砖墙的理由”，“岛城”指的就是槟城，马国开埠最早的城市之一，也是离散华人的聚居地。从六十到七十年代，吕育陶在这里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代。随着诗行推进，“葛尼道”，“陇山堂邱公司”，“浦种”，“双威镇”等出现了；然而，地方感主要是地方的人事激发出来的亲密体验——

在内心城府幽深的王国/停着一辆车篮装满蔬菜鲜肉/菜市回来的斑驳脚车//他帮13岁的侄儿洗涤/汗臭的校服/她召一辆三轮车/接割盲肠的19岁侄儿出院//而去年死神突然拔除/她微弱如腕表的呼吸//当我合十，插上最后一炷香/我确实知道这岛/随着最后的家园飘散/在袅袅遗烟中/已沉落成旅游地图一个景点/右腹那道割盲肠的伤疤竟隐隐作痛 [20]

这首诗是一个自传性的文本，描绘了生动的日常生活细节，姑侄亲情感人至深，抒情主体的地方感被塑造出来。然则，一个卑微高尚的灵魂的离去，使得原先维系自我与岛城的那种情感纽带消逝于无形，这是诗人“不回岛城的理由”。第一节描写“我”不愿在节假日回乡，而宁愿呆在异乡空房中回忆往事，忍受生命被孤独感所蚕食。结尾写到，亲友告别人世，健在者星散各处，诗人顿悟：“浮生若寄/我也有了不流动的理由”。“袅袅遗烟”是祭祀的现实场景，隐喻子孙、后裔、继承人。在东亚传统父系社会中，男性子嗣有优先继承权，“香火”多指男性后人，所以“最后的家园飘散”除哀悼亡魂的意思之外，也暗示“生者”（作为家族继承人的“我”）之辗转迁徙的生活方式。“右腹那道割盲肠的伤疤竟隐隐作痛”是最光彩的语象(verbal icon)，这个语象自个人无意识中唤起一种无法言喻的亲密体验（intimate experience）。正如段义孚所言，亲密体验难以言喻而且短暂易逝，缺乏语词和图片的坚实性与客观性；但是“亲密体验深埋于我们内心的最深处，所以我们不但缺乏给它们提供形式的语词，而且我们甚至没有意识到它们的存在。当它们出于某些理由而闪现于我们的意识表面的时候，它们表示一种如此强烈的感受，以至于那些更加深思熟虑的行为也无法与之匹敌。”[21]诗中的“疼痛”不仅是疾病和手术带来的生理感觉，而且隐喻亲人去世造成的心理痛苦，更把“乡愁，是最高贵的痛苦”这种普遍的人类情感寓言化了。

《Space and Place：The Perspective of Experience（空间与地方：体验的视角）》

written by Yi-fu Tuan, published by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1-1-1

人对自己的家园故土(homeland)有深沉的依恋，怀旧乡愁是诗人的感觉结构。这种情操的特质是什么？是什么样的经验助长了这种归属感？人类在各种规模上创造地方，也生产出某种“家园感”(homeliness)。家，是一个在精神和物质上组织起来的空间单位，藉以满足人类的基本生物和社会需求，此外，还有崇高的美学-政治渴望和道德意义，“它是古老的宅邸，古老的邻里，故乡或祖国”[22]。《从祖父的骨灰阁望出去》写作者在2010年清明节回乡扫墓的见闻和思考——

一如鲑鱼，每年总从遥不知名的远方/逆游到最初的出生地/我穿越槟威大桥/经过淡水港、槟榔律/回去那年你牵着我小小身影的/吉灵万山/带来鲜花和水果//带来我童年/关仔角的草香/和一座蒸汽氤氲的茶楼/喧哗的回忆 [23]

这里运用远镜头手法，推出有可视性和公共意义的家园地景，它们经过回忆透镜的过滤而染上一种温馨明朗的色调。诗人的喃喃独语有哀伤的调子，但是冷静克制，不流于滥情，更有感染力。读者接触到包括语言、文化、信仰、习俗在内的槟城日常生活。“地方感”通过人群的日常生活而表演(performance)出来，只有真正参与这些表演，透过日常空间中的身体流动（mobility），人们得以确认地方、觉得自己真正是地方的一份子，从而与地方建立起亲密体验。[24]那些消失了的草香、蒸汽、喧哗，从时间川流中被召唤出来，这些气味、视觉和声音制造出一种“浩瀚的私密感”和“修复型怀旧”，诗人试图超越历史，重建失去的故土家园[25]。无疑，作为地方的家园是建构个体生命之自我认同的物质基础。接下来的诗句，证实吕氏具有超越一般诗人的批评想象——

四月，如是我回来/从你的骨灰阁望出去/小岛在渐次/改变脉络/海岸线填写得更偏远/许多高耸的理想林立/在局限的棋盘上/部分外商撤离/登陆不再是当年破落/灰蓝色的中国//1969年之后的/许多年/思维停滞不前如/升旗山缆车/压抑在内心谷底良久/一场怨气催动的热带风暴/两年前终于撤换了岛屿奴性的/政治生态//土库街、牛干冬、爱情巷/旧城区的路牌/添加中文后站得越发自信 [26]

槟城

对家园地景的近观，转换为对整个地方的政经形势的回顾：实用现代性和发展主义侵蚀了槟城的地景，虚假的经济繁荣，外商撤资，“五一三事件”后的族群撕裂，华社对尊严政治的要求，以及争夺话语权的初步胜利（林冠英当选槟州的首席部长后，下令把一些马来文的路牌添加中文名字）。私密的浩瀚感[27]原来一直隐伏在诗人的心间，现在通过孤独的沉思冥想而扩大助长，加上时间和空间、历史和地理在内心的集合冲撞，诗的主题从个人领域通向了充满紧张感的公共生活。然后，叙事视角又转到眼前，批判矛头指向了全球化浪潮——

故居面前

曾经舢舨出没的水道

已被覆盖成广场

冲泡星巴克的咖啡香

人们常对自己的住处或小时候住过的地方有种地方感，但是随着全球化势力侵蚀地方，产生均质的全球空间，而哀叹地方感的丧失，这是二十世纪东西方司空见惯的事。在这里，吕育陶以神来之笔，描绘跨国资本主义导致空间秩序的重整，家园地景开始让位于布尔乔亚的消费活动，“地方”被还原成一个空洞无意义的“空间”，诗人对地方抱有的情感依附随之破灭，文化地理学家Ralph所谓的“无地方性”(placelessness)至此产生了。

二、离散感性与地方之爱

吕诗中的地方感一方面来自他对家园故土的抒写，另一方面来自他对马国华人之离散经验的表征。从历史上看，吕育陶的出生地——槟城乔治市——本身就是一座离散城市。槟城又名槟州、槟榔屿，马来语是Pulau Pinang，意为“槟榔之岛”，英语为Penang，1957年独立以来，它是马国十三个联邦州属之一。槟城位于马来半岛西北，被槟威海峡分成两部分：槟岛和威省。1786年，英国人弗朗西斯·莱特（Francis Light，1740-1794）迫使吉打苏丹将槟城租借给英国东印度公司为海军基地，自任第一任总督，槟城从此沦为英国的远东殖民地上最早自由贸易港。1826年，英国殖民当局将槟城、新加坡、马六甲整合为“海峡殖民地”，华人谓之“三州府”。[28]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批中国人自华南移民到马来亚，在政治意识、经济发展、阶级结构、社会流动、文化教育等方面，形成了复杂斑驳的种族图景。[29]有些移民定居槟城，依靠地缘、血缘、姓缘、业缘、神缘的关系而形成了众多社团组织，遗留下大量的宗祠会馆、寺庙道观、文物古迹等文化资产。后来，槟城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从历史到当下，槟城华人的政治参与、文教事业、报章媒体、帮派政治、风俗民情经常成为学术研究的对象。[30]槟州政府在乔治市(George Town)，此乃殖民地时期为纪念英王乔治三世而命名，如今是马国第三大城市，华人占据总人口的40.9%。

1. 从离散到地方

马丁·海德格尔

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 1889-1976）认为，作为寓居的地方，是一种在精神上与哲学上，将自然与人类世界统一起来的努力，严格说来，真正的“存在”乃是扎根于地方的存在。家通常充当了地方的隐喻，也是地方的典范，人们在此会有情感依附和植根的感觉，比起任何其他地方，家更被视为意义中心、价值源泉与关照场域(field of care)。[31]吕育陶的《寻家》以简洁优雅的平静风格，叙述两代人在漂泊与定居、破碎与重建、死亡和生长的生命情景中，不断辗转挣扎，时时渴慕和追寻一个安稳的家。开篇叙述身体主体的跨国离散——

我们许诺中的杨桃树还没成形/它可以和荔枝/一起生长在岭南的气候/在增城或者顺德//但它没有荔枝娇贵的脾气/脱离那年黄花岗飞溅的鲜血和寒冬/来到暴晒、多雨的赤道 [32]

大量的地名出现了，包括“岭南”、“增城”、“顺德”、“黄花岗”、“赤道”（以及下面出现的“义福街”、“港仔墘”），说明人物的身体经常处于流动状态，正是通过日常空间中的身体流动以及经验感知，人与地方之间建立了亲密情感。套用人类学家达比的论述，这类描写特定地方的诗歌，“是个人的地名记忆，是对个人内心疏离或异化的认知，诗人试图通过确定自己在风景中的位置寻求庇护。定位的特性使人对暂时性的感受更加痛切，而这种定位记忆的痛切感说明记忆战胜了时间。”[33]诗人动情地写道，“你”为生计奔波，结婚生子，经援中国抗战事业、表现“远距民族主义”，经历丧妻丧子之痛，为照顾孙子付出晚年的心血，忍受贫病的生活，直至生命大限的来临——“当突如其来的血栓在脑部/阻断你黑白电视的人生/一片叶子落下/打在我必须独自长大的肩膀”。《寻家》的成长主题一目了然，“展示的是年轻主人公经历了某种切肤之痛的事件后，或改变了原有的世界观，或改变了自己的性格，或两者兼而有之；这种改变使他摆脱了童年的天真，并最终把他引向一个真实复杂的成人世界。”[34]接下来，作者转换了叙事角度，继续讲述“我”的成长史，最后以悲怆迷惘的情感结束全篇——

当我肩膀终于扛起/从前被米粒和成绩单拆散的房贷/飞升的地价却将住屋堆成/麻将细小的公寓，高举离地/赤道的日光如摩天轮，把阳台/恍惚布置成民初的天井/我们许诺中的杨桃树/还没寻获出生地 [35]

在物价飞涨中购置的“公寓”部分实现了故人的心愿，但是高悬的“家屋”失去了与土地和自然节律的联系，又因为缺乏人伦温情而显得空洞寂寞。赤道阳光制造出时空错置的幻觉，然而，过去习惯在天井生长的“杨桃树”，现在无法栖身于阳台上。“杨桃树”这个普通的热带树木，转化为文学地景和中心意象，在文本空间中不断游移，相互交织的多重涵义于焉浮起了：它是日常生活中一种实惠方便的消费品，凝聚着人们对安定幸福的家的渴望，隐喻南洋华人的离散身世，象征马国华人在种族主义化的社会结构中，孤独进退，彷徨无地。本诗运用象征暗示、密集意象和平稳沉着的诗句，叙说家族历史，思路清晰流畅，是其最吸引人的审美属性，也恰到好处地传达了思想主题。

《在我万能的想象王国》

作者：吕育陶

出版社：大将出版社

出版年：1999

所谓“地方感”，除了表达当事人的家园怀想之外，也包括把地方的历史沿革、离散华人的身世诉诸文学想象。《母亲的结婚照》并非自传，吕育陶以小说手法，虚构太平洋战争中一则家族故事，这是南洋万千离散华人的代表。回溯亲人之死、世事无常、日本侵略者的皇民化运动后，叙事者调转镜头，写岁月流转，父母年迈，战争记忆即将断绝；结果，一幅讽刺性的浮世绘出现了——

多年以后，我们以三洋清洗/衣裤上的汗渍/假借东芝的咽喉卡拉OK/万里长城龙的传人/用那申纽的微波炉烤焙番薯/以日本漆刷亮温柔的港湾/草原的尽头，零式战机随乌云远去之后/升起了/一群群孩子的遥控飞机/音乐声中/地球旋转成一个童年的/旋转木马//多年以后呵/向东的京城依旧/坚持以风粉饰往日的枪声/当人们疲于讨论/慰安妇与军妓的定义/掌声中，长老放起了2020个/热闹的气球——/就只有墙上那条路/可供捡拾一些时代的残骸 [36]

战后日本经济迅速复苏，向东南亚弱小国家大举倾销商品。1970年，马国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与日本发展密切的经贸关系，既为本国培养一批中产阶级，也为今后巫统的分裂埋下祸根。马哈蒂尔当选首相后，承诺让本国在2020年跻身于发达国家之列。吕育陶从个人角度叙写地方变迁，对照历史和现实，在批判日本军国主义的暴虐、新殖民主义的伎俩、官方机构对战争缺乏反省之外，也嘲讽了马国当局的历史健忘症和实用主义的新经济政策。这种批判性的历史意识和反思性的地方感，扩大了诗文本的修辞容量，编织出深邃广阔的思想空间。同时，历史与现实的对比、对实用主义政治的反讽、虚构人物故事的小说化情景、戏剧性独白的运用，这些成功的写作技巧，也令人赞叹。

大体而言，吕育陶可以说是一位“政治抒情诗”的写作高手，他书写地方感、历史记忆和身份认同，“政治性”渗透于诗的肌质，几乎无所不在[37]。为了达到政治批判的效果，他诉诸多方面的技巧，例如“小说化”。虚构叙事主体在他那里并不罕见。小说的叙事者不能完全等同于作者本人这个看法已被现代人普遍接受。小说倾向于“说谎的技艺”，而抒情诗中出现的“我”等同作者本人，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阅读程序。但是吕育陶的现代诗，有时伪托“自传”的形式——例如《母亲的结婚照》中的“母亲”，以及下文将会讨论的《独立日》中的“父亲”都是虚构的人物——制造“逼真性”的幻觉，展开抒情叙事和批评想象。[38]

2. 空间位移的新视野

不管是历史还是现实，离散经验是繁复多元的，身体主体跨越语言、地理、文化、民族-国家等多重疆界，面对自由和挑战性的未来，经历生理、心理的协调和重整，也要针对根源和路径、祖籍国与居住国之间的纠葛，寻找新的思考方向。《寻家》和《母亲的结婚照》书写家族离散和地方感之间的微妙关系。在全球化后殖民的境遇中，作为有文化水平和技术专才的第三代移民，吕育陶没有离散海外的生活经验，他的离散感性与长辈相比，别有一番滋味在内。有学者认为，离散的当代意义必须超越寂寞、悲情、苦难、怨怼等传统离散经验所造成的心理或情感反应，也必须超越中心与边缘、放逐与回归的二元对立思维。从花果飘零、叶落归根到落地生根、开枝散叶，乃至于甘愿以浮萍无根的世界公民自居，人们看到离散意义所反映的不同生活态度。公正地说，离散的环境也有助于激发人的创造性和想象力，它应该被发展为一种饶富批判意识的对话空间。这就是“离散的好处”。[39]

《李光耀回忆录：1923-1965》

作者：[新加坡] 李光耀

出版社：新加坡联合早报
出版年：1998-9-16

《李光耀回忆录：1965-2000》

作者：[新加坡] 李光耀

出版社：新加坡联合早报
出版年：2000

吕育陶曾被派驻到中国广州公干，这个短期的离散经验使他能够在一个陌生超然的地理空间，从“他者”的角度重新思考离散华人和马来西亚的族群政治。先看《一个马来西亚青年读李光耀回忆录——在广州》。李光耀的自传在当年出版后引起巨大的轰动，[40]新马分家、新加坡独立，南洋大学的创办和关闭，这些是与离散华人有关的大事，也是李氏政治生涯中的亮点。吕育陶身在广州，翻阅这部自传，回溯半个世纪前的南洋风云，也对马国当下的族群矛盾有所思考。他的目光游走于马来西亚、新加坡、中国之间，一个三边互动的共时性结构，一种历史与现实的对话关系，在文本中悄然展开了。首先叙述的是1965年新加坡被逐出马来西亚联邦，走上独立自主的道路；接着是在风声鹤唳中，一部分新马华人返归新中国，更多人选择结束离散，在本地定居。南洋华人创造的文化奇迹被吕育陶给予浓墨重彩的描绘——

高温的年代/我看见整个半岛的工蚁放下不识字的自己/相约把一天的粮食扛往南方/用如砖的意志构筑/南洋海岛上唯一的方块字大学//时日茫茫，在说英语的海风吹荡下/方块字退缩不停退缩成方言/大学，终被破墙而来用英语思考的一支钢笔没收/干枯成岛屿上一个疮疤 [41]

反讽性的隐喻、时空压缩、今昔对比、场景转换、反浪漫手法的自如运用，让这首诗产生强大的感染力。回顾历史，南洋各阶层华人同心同德，艰苦创办海外第一所华文大学——南洋大学，然而族群和国家的矛盾、文化和政治的冲突，导致南大最终被关闭，英文成为语言霸权，多变的教育政策让华族文化流离失所——这是新加坡华人、华文和华校所走过的崎岖复杂的历史道路。当然，诗人也没有忽视新加坡在政治强人治理下所取得的经济奇迹：“将领骑着岛屿在歧视的眼角下/长出广大的翅膀，盛大地飞翔……”那么，马来西亚的情形又是如何？从历史上看，这是一块缺乏平等的土地：“草木不准自由生长；野兽不准公平觅食”，那名“充满芒刺的将领”当年正是被人从此驱离。数十年后，这种制度化的种族主义仍是华人无法逃避的现实：“这是神赐给我们的土地/虽然我们，从不知晓如何使用锄头”。至于作为吕育陶之“祖籍国”的华夏神州，又是怎样一番风景呢？诗人从书本回到现实——

我合上不忍深究的年代/望着这急剧膨胀的都市/这世代，普通话和粤语不见得拦截/帝国般席卷过来的美元欧元日元韩元厂房/我深吸一口气，让帝国无边疆的空气/窜入我长期被压抑的肺囊//……我闭上双眼，一颗急速旋转的地球/逼近眼前，国界模糊不清/我听见大批轰隆的机群与船队绕过半岛/向东北挺进/一滴泪，掉落宁静的牧场/黄昏般慢慢转蓝 [42]

告别革命、走向开放的中国，正在快速进入“后社会主义”时代，都市化和商业化的潮流来势汹汹，全球化制造出一个同质化的世界，金钱、技术、人力、商品的跨国流动越来越容易，民族-国家的主权正在衰落。眼前的这个“帝国”不再是传统的帝国主义而是全球化的政治经济新秩序。[43]面对它的压迫和毁灭力量，诗人的态度模棱两可：一方面感觉到语言文化的无能为力，另一方面出于对马国政治的厌倦而憧憬全球化的解放力量。诗的最后写地球上的万国飞速发展，国家疆界模糊不清，区域贸易不分昼夜地进行；而马国仍旧是种族体制界线森严，毫无松动的迹象，宛如一片死寂的牧场。一念及此，诗人不禁洒下了感伤的泪水。从艺术技巧来看，诗人在新加坡、马来西亚、中国三国之间设置背景，产生历史纵深感。抒情主体的目光在纸上江山回顾前瞻，往返于历史与现实之际，文笔收放自如，感觉、情感、知性、象征与现实的创造性综合，使得诗歌具有雍容浩荡的气魄和绵密深邃的思想。

人文地理学家说过，地方不仅是世间事物，还是观看、认识和理解世界的方式。我们把世界视为囊括各种地方的世界时，就会看见不同的事物，人与地方之间的情感依附和关连，意义和经验的世界，这就是段义孚所谓的“地方之爱”（Topophilia）。有时，吕育陶从外围回望马来西亚，从他者的角度思考离散华人的境遇，这构成《月事》的主旨。诗中大量出现香港地名：“广九铁路”、“旺角”、“铜锣湾”、“重庆大厦”、“天星码头”、“尖沙咀”、“庙街”、“新界”、“罗湖”；然而，批评后现代城市并不是诗人的本意，他企图在对中国大陆、香港和马国进行对照的基础上，展开含蓄有力的政治讽喻——

我回望，看见加宽的关卡/大举渗透的人民币/悄然托起/这城市暗自下沉中的高楼，旅馆，商场//每月，我沿着广九铁路/经血般从封闭的社会主义子宫排出/到达资本主义的出海口/在30天签证的护照吻上/一个鲜红的印章/大口，大口饱吸同样养育我的自由空气/一朵云般回去赞词包围的都市/上班，写报告，看净化的无线晚间新闻/从网上电台收听家乡的粤语//每月，我打开护照/左边是中国，右边也是中国/合上/却是英女王，阿拉伯，爪哇，南洋猪仔，印度苦力/揉在一起的马来西亚 [44]

《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

作者：(意)奈格里、 (美)哈特

译者：杨建国、范一亭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年：2005-01

《文化与帝国主义》

作者：(美)爱德华·W·萨义德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译者：李琨
出版年：2003-10

祖籍国的地方“广州”被性别化了，女性生理周期是离散华人的身世隐喻，也许还带有一点“血浓于水”的寓意。“人民币”和“封闭”的意象说明社会主义中国的经济崛起和威权政治，“出海口”和“空气”暗示资本主义香港的开放和自由。与此对照，吉隆坡是一个道德欠缺、政治失败的城市，诗人在重复的、机械性的日常生活中产生出无法遏制的乡愁。吕育陶在马来西亚的护照、盖在上面的广州和香港的海关图章，这三者之间建立一种隐秘的历史联系，虚实交加，以小见大，由近至远，浓缩马国过去数百年的殖民统治和种族混杂的历史，以及华人社群的离散经验。这就是萨义德所说的“重迭的领土，交织的历史”[45]。

三、地方作为“事件”

一九六零年代之后，“认同”从哲学和人类学的层面过渡到社会、国族和文化属性的层面，人们认识到，在身份和认同之间存在着不固定性和多元混杂的性格。保罗·利柯(Paul Ricoeur)指出，“认同”基本上有两种类型。其一是“固定认同”，也就是自我在某一个既定的传统与地理环境下，被赋予认定之身份，进而由镜像式的心理投射赋予自我定位，这种认同基本上是一种固定不变的身份属性。另一种认同则是通过文化建构、叙事体和时间的积累，产生时空脉络中对应关系下的“叙述认同”，它必须通过主体的叙述以再现自我，并在不断的建构与斡旋过程中方能形成。[46]可以说，吕育陶的现代诗写作，追忆童年往事和槟城经验所形成的时空感受与自我意识，是一种相对比较简单的“固定认同”，而他对离散华人之历史记忆和国家认同的描绘，则是一种含有文化象征意涵的“叙述认同”。

1. 在地化与（反）认同

马来西亚有热带雨林地景，多元种族与文化混杂，曾是葡萄牙、荷兰、英国、日本等殖民帝国与本地发生互动的接触区(contact zone)，离散族群对文化、政治的辩难，常有繁复动人的故事。论及海外华人的认同，王赓武指出，无论海外华人族群的规模是大或是小，也不管他们在居住国总人口中所占比例是多或是少，关键在于他们如何运用历史来向本族群成员以及向非华人同胞或居住国政府表达自己的愿望和身份，或者换言之，关键在于海外华人族群是否有能力促使绝大多数的成员认同本族群，抑或认同于居住国，或者二者皆予以认同。[47]二次世界大战后，东南亚民族解放运动和建国运动走向蓬勃。新马华人面临的一个抉择是：回归中国，还是定居本地？《南洋商报》和《星洲日报》等报章的民意调查显示，90%以上的华人选择落地生根，融入新马本地的社会文化中，他们纷纷获得居住国的公民权。[48]1947-1948年的马华文坛，南来作家和本地作家针对“马华文艺独特性”爆发了激烈论辩。

马来西亚位置图

马华文学的本土性确认经历了一个漫长艰难的历程。早期的“神州诗社”诸子，回望中国原乡，充满身份焦虑和回归冲动。到了吕育陶这里，本土认同更加自觉而且强烈，没有回归故国原乡的热情。尽管吕育陶流露本土认同，不过这种认同是一种爱恨交加的矛盾态度。《后马来西亚人组曲》第三部分写友人准备移民外国，作者前往机场送行，他拒绝步其后尘，宁愿选择落地生根。诗中反复出现宣誓性的句子：“我还是选择定居于此”，“但我坚持不离弃这行星”，结尾的四个字另起一行，字与字中间空出一格，制造一字一顿的庄重语气——

C，我决定留守于此/让我生于斯、长于斯/葬于斯/当我死后，亲爱的C/如果你回来/不妨顺手摘一朵木槿花/我，以及这行星全部不同肤色的居民//都 在 里 头 [49]

Massey的《全球地方感》(A Global Sense of Place, 1997)认为，地方是一个开放、混种、相互联结的流动的产物，它是路径(routes)而非根源(roots)，因此质疑了地方作为关系到根深蒂固而且本真性之认同感的意义核心。[50]不过，马国华人之本土认同的吊诡在于：尽管他们早已反离散、本土化了而且取得了公民权，成为第二、第三、第四代乃至于更多代的移民后裔，但他们的国家认同不被马国政府承认。吕育陶偏爱的两个意象：“盆栽”与“牧场”，最能说明这种认同悖论。下面是《一个马来西亚青年读李光耀回忆录——在广州》的两个片段——

那时我谙母语或不谙母语的族人/在各自多汗的梦境里/蒲公英般飘坠/一面巨大的红旗自东方缓缓升起/更多人选择盆栽/……/在半岛，我的上司、教授、邻人、情敌/仍困在一个防守森严的牧场/主人刻意回避狗看门、马拉车/经济学简单的道理/“内在的威胁，远胜于尊严……”/风暴后的牧场继续收留/大片长不出好风景的土壤/更多栅栏设立保护 [51]

“盆栽”和“牧场”不是物质现实而是符号地景，隐喻华人的历史境遇和现实状况。“牧场”就是马来西亚，它无视华人的贡献，奉行等级森严的马来人至上主义，资源分配实行种族配额（“固打制”）。针对这种制度化的种族歧视，吕育陶大加鞭挞“……然而在这里/文明的最终目标/将是让黄牛和黑牛/也可以要求根据族群的多寡/分配粮草”。[52]盆栽这个微观的“离散地景”[53]投射一系列复杂的隐喻涵义：被动性、无力感、平等自由的匮乏，以及主体性的丧失，它不止隐喻华人从祖籍地上被放逐，也暗示他们与出生地/居住国的剥离。“盆栽”不能像其他花木那样，自由置身于自然中享受阳光雨露，它们被园丁识别和挑选，切断了与大地的联系，被暴力之手肆意模塑，栖身在狭小的空间，默默接受别人居高临下的凝视、把玩和指指点点，任何自由生长的枝桠都会被毫不留情地剪除。这个意象深刻有力地揭露了马国华人被他者化、边缘化的命运。在盆栽和牧场等虚拟地景中遭遇的权力关系，证实了Cresswell的论断：“大部分的地方书写都把重点放在意义和经验上。地方是我们使世界变得有意义，以及我们经验世界的方式。基本上，地方是在权力脉络中被赋予意义的空间。”[54]

《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

作者: Tim Cresswell

出版社: 群學出版有限公司
译者: 王志弘 / 徐苔玲
出版年: 2006-12

2. 历史梦魇与书写的力量

在吕氏的诗中，地方不但是个人生命史的开端、家族血缘的纽带、归属感和自我认同的所在，而且也是不平等的权力结构中的事件/实践，所以不难理解，即使那些书写街市、道路、地方的诗歌，也往往蕴含激烈的政治憧憬。Cresswell认为，“将地方设想成是被表演和实践出来的，有助于我们以彻底开放而非本质化的方式来思考地方，人群不断透过实践来争斗和重新想象地方。地方是认同的创作性生产原料，而不是先验的认同标签。地方替创造性社会实践提供了可能性的条件。就在这个意义上，地方变成了一种事件，而不是植根于真实性观念的稳固存在论事物。作为事件的地方，特征是开放和改变，而不是界限和永恒。”[55]从这个角度来看，吕育陶回溯历史长河，通过记忆的技艺(the art of memory)，把吉隆坡乃至于整个马来西亚这些地方给予“事件化”的处理，这当然是一种更深邃的“地方感”。

马国政府宣称马来人是受命于神的土地之子（土著），这种建立在种族主义基础上的虚妄的本真性论述，把种族配额、差别待遇给予合法化了，处处宣扬马来民族主义，马来人享有制度化的特权，包括华人、印度人和其他少数族裔都被他者化、边缘化了，这种“差别化的公民权”让马国华人大受其害，他们萌生出对于平等政治和尊严政治的强烈渴望。吕育陶诗中经常出现“平等”这个词汇。所谓“平等”（equality），根据威廉斯的研究，从历史上看有两个主要派别：其一是平等化的过程，其基本前提是所有人是“生而平等”的；其二是废除天生特权的过程，其前提是所有的人要有“起点的平等”。[56]吕育陶理解的平等囊括了这两种含义：所有的人不管肤色和种族如何，理应一律平等；固打制（Quota system）纯粹根据肤色和种族来分配社会资源，首先造成了“起点”的不平等，遑论后天环境添加的更多不平等因素。对于吕育陶等马国华人来说，生为华人似乎具有某种天生的原罪感，其国家认同不被强势族群所承认和尊重。所以，面对陈腐保守的种族主义政治、法律制度和意识形态教条，华社竭力争取“承认的政治”(politics of recognition)。政治——无论在宏观或微观的层面——几乎是吕育陶之压倒一切的中心关怀，即便那些关于亲情、爱情、友情和日常生活的书写，也渗透了深浅不一的政治批判。其实，这种反抒情反浪漫的风格乃是诗人的一贯追求，下面是他的自述——

写了二十多年的诗，好像从来没有风花雪月过，也没有率性过、浪漫过、诗人过，只像铅笔般，静夜里释放自己的心情。写诗于我，彷佛是种和自己对话的方式，寂静的书房里，在层层构思和推敲中，洋葱般拨开表皮，我更加接近那个平日忽略的自己。在诗自设的宇宙里，那个我可能比平日的力量百倍大，肢体不断长出新武器，也可能比平时渺小，露水般匍匐在城市的后巷。[57]

1969年——吕育陶出生的这一年——的5月13日，马来西亚爆发了大规模的种族暴乱，史称“五·一三事件”。按照官方解释，事件起因于执政党和反对党针对选举结果的争端，后来扩大化了，造成马来人与华人之间的严重冲突，华人成为受害主体。[58]然而，最近的解密档显示，这次事件绝非自发的种族暴乱而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旨在夺取第一总理东姑·阿都拉曼的权力，遏止华人持续上升的政治势力。[59]阿玛蒂亚·森分析过身份与暴力的关系。他说，单一身份非常易于加以鼓吹和操纵，“出于暴力目的而鼓吹单一身份的人采取了这样的形式，他们首先根据特别的目的而挑选出一个身份群体——直接与当下暴力目的相关，然后通过片面的强调和煽动来抹杀人们的其他各种归属和关系。”[60]正是由于被灌输了“单一身份”这种幼稚粗糙的意识形态，“五一三”事件中的马来人才会对华人大开杀戒。这次事件促使马国政府开始实施长达二十年的新经济政策，以消除马来人和其他族群的经济差异，给马来人赋予更多的制度化特权。同时，马国政府也嫁祸于马共，对其展开长达二十年的清剿，操纵民众对于国内外政治的恐惧感，维持公共秩序和自身统治的合法化。

《513解密文件：1969年大马种族暴乱》

作者：柯嘉逊

译者：杨培根

出版社：人民之声

出版年：2007

臭名昭著的“五一三事件”加剧了华族和马来族的紧张关系，成为华人社群无法抹去的创伤记忆，也是吕育陶一再碰触的敏感题材。《独立日》诉诸叙事、见证与受难者话语，把“五一三”事件和“国庆节”联系起来，批评马国政府违背当年的种族平等诺言。1957年8月31日，马来亚联合邦结束了长达446年（1511-1957）的殖民统治时期，宣布主权独立，东姑·阿都拉曼和人民群众在独立广场高喊七声“默迪卡”（马来语，独立），从此以后，8月31日被定为马来西亚的国庆节。然而数十年过去了，华人的政治生态如何呢？这首诗开篇写国庆节早晨，国营电台（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照旧粉饰太平；接下来，诗中出现密集而迫人的意象，历史大事纷至沓来：被殖民帝国压迫的黑暗历史，二战期间遭到日本军国主义的荼毒，1957年的国家独立，政府与马共的旷日持久的武力冲突，新经济政策导致贫富分化，固打制造成难以修复的族群裂痕，终于，“五一三”的历史幽灵被召唤出来了——

……在独立日/之后的某个雨日/纷纷抽出长矛巴冷刀辩论真理。父亲和华人的血缝在同一/个刀口上/木槿花的红。淌血的街道/军警的皮靴硬生生把械斗的巨响/踩入泥土的肉里。独立日，在人生的平原尽头/松脱的土壤升起都是无色无味的灵魂/当年唯一的一次争执已然长大成一棵木麻黄/血迹伤痂结成漫天褐黄的枯叶/在类似秋天的早晨，飘然凋落 [61]

马来西亚国花：木槿

木槿又名“朱槿”，马来文为Bunga Raya，十二世纪前经由贸易活动而由华南地区传入马来半岛，在一九六零年被官方确认为马来亚的国花，华人常以“大红花”呼之。“红色”代表勇敢，强大的生命力与惊人的繁殖力，象征马来西亚及其子民的生生不息。五个花瓣代表马来西亚的国家原则（马来文：Rukunegara），即，“信奉上苍、忠于君国，维护宪法、尊崇法治、培养德行”。[62]然而，“五一三”事件宣告了国家原则的破产，木槿花浸染了华人之血。在独立日，吕育陶重叙历史，彻底颠覆官方对于“五一三”惨案的叙事霸权，致力于构造一种“反话语”(counter-discourse)和“反记忆”(counter-memory)：无辜受难者长眠于地下，渺小的灵魂如同轻飘飘的空气，仇恨的种子长成参天大树，枯叶在风中无声飘落——这首诗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哀悼文本”，假借私人哀悼(private mourning)的抒情诗形式，通向公共哀悼(public mourning)的方向，铭刻“五一三事件”的纪念碑意义。罗兰·巴特说过：“当政治的和社会的现象伸展入文学意识领域后，就产生了一种介于战斗者和作家之间的新兴作者，他从前者取得了道义承担者的理想形象，从后者取得了这样的认识，即写出的作品就是一种行动。”[63]毫无疑问，在吕育陶那里，写作就是一种行动，诗歌就是“行动中的美学”。

3. 从“路街时空体”到“想象的共同体”

巴赫金发明“时空体”(chronotope)的概念，这个词汇由希腊语的“chrono”（时间）和“tope”（空间）两个词构成，强调时间与空间相互联系、不可分割，时间的标志要展现在空间，空间通过时间来理解和衡量。巴赫金分析几种典型的时空体，其中之一即是“道路”，这是一个偶然邂逅的位置(location)，一个公共记忆场所（memory sites）——

在这个时空相会体中，有许多各色人物的空间路途和时间进程交错相遇；这里有一切阶层、身份、信仰、民族、年龄的代表。在这里，通常被社会等级和遥远空间分割的人，偶然相遇到一起；在这里，人们命运和生活的空间系列和时间系列，带着复杂而具体的社会性隔阂，不同一般地结合起来；社会性隔阂在这里得到了克服。这里是时间起始之点和事件结束之处。[64]

更准确地说,这里所谓的“道路”应包括“街道”(street)和“马路”(road)，前者浓缩历史、文化、习俗、生活世界等宽泛的涵义，是一种具有独特身世和鲜明性格的“地方”。后者有时与街道的地方涵义相互重迭，有时甚至仅有交通运输上的狭窄涵义，是以短暂、流动、倏忽无常为特质的“非地方”。在这里，我觉得可以把马路和街道合并为“路街”，这是见于中国南方省份的一个词汇。以“路街时空体”的概念阅读《梁宇皋路》,也许会有新发现。梁宇皋（1888-1963）出生于霹雳州，早年游学英国，曾加入新加坡的同盟会，1948年被委为马来亚联合邦立法议员，翌年成为马华公会的创办人之一。1957年，马来亚独立，梁氏当选为马六甲州长，两年后出任司法部长，还在马华公会担任总秘书。1960年，梁宇皋参与起草《达立教育报告书》，结果与“华社族魂”林连玉（1901-1985）展开笔战，被斥为出卖华文教育的“民族败类”。[65]八打灵有一条马路，乃是官方当年以其姓氏而命名的，就在吕育陶住家附近。在这首诗的开头，“我”驱车寻访这条马路，遥想历史风云，梁林的激烈交锋，梁氏以官方名义，“压垮华文中学的牌坊”，“扭断华文中学的脖子”，结果是官位上升、名声下落。2012年，梁氏亡故半个世纪后，华文教育的现状如何？诗的末尾这样写道——

半世纪后的圣诞节早晨/我沿着谷歌地图/抵达/结局已然写就/华文退守到水道边/国族单色的教育法令/横写的街名/Jalan Leong Yew Koh [66]

梁宇皋路既是一个地方也是一个事件；这个凝聚历史沧桑的时空体，展示阶级与种族的地理，它唤出了华人社群的历史记忆，以及凝聚在这记忆当中的不屈不挠的抗争政治。

最后，让我以对短诗《历史折断的地方——给苏丹街》的分析和讨论结束这篇论文。苏丹街（Jalan Sultan）和茨厂街是吉隆坡的唐人街，与吉隆坡开埠、华人移民史、辛亥革命、太平洋战争、反殖独立运动等历史事件密切相关，此地保留了大量的文物、古迹、景观、建筑，是一个繁华的商业街道和旅游观光的中心，能够唤起华人的历史记忆和文化认同感。近年来据传政府要征用土地、拆迁苏丹街老店，实施捷运计划，结果遭到了包括数百市民的示威抗议，纷纷呼吁保护这条百年老街——[67]

吉隆坡 苏丹街

老街原本沉沉睡去/梦着19世纪的吉隆坡/土灰色的锡矿场、客工/茶馆、木茨厂/客家语广东话的乡音 [68]

殖民地时代的马来亚，锡矿开采业发达，吸引大批中国人南来，辛苦打拼。苏丹街这个地方聚集了大量中国客工，籍贯各异，语言混杂，这是日常生活的所在地，他们通过在这个街道时空体中的身体自由移动，锚定了他们对于这座城市的感知地图，也塑造了吉隆坡作为离散城市的特质。到了二十一世纪，发展主义、商品拜物教、现代性和全球化，跨越民族-国家的疆界，摧毁了人们对苏丹街的地方感。然而在怨怼的传统离散情绪之外，吕育陶惊异地发现，从四面八方涌来的“祈求城市画笔”的百姓，包括不同的种族身份（“马来鼓”、“唢呐”、“木吉他”）、职业地位（“甲必丹”、“灯笼”、“舞者”）和宗教信仰（“法师”、“师父”、“伊斯兰宗教师”），这预示危急时刻的希望和可能性——

直到午夜，散场的人群/遇上涌往大宝森节庆典的/兴都教徒/穿过老街/所有人同时发现/一个不曾分化/真实的马来西亚

英国诗人艾略特(T. S. Eliot, 1888-1965) 区分过诗中的三种声音，“第一种声音是诗人对自己说话——或者是不对任何人说话的声音。第二种是诗人对听众——不论是多是少——讲话的声音。第三种是当诗人试图创造一个用韵文说话的戏剧人时自己的声音。”[69]吕育陶那些简洁优美、朴素真挚的小诗——例如，《浮生》、《从祖父的骨灰阁望出去》、《餐桌》、《寻家》等——是私密化的小叙事，是诗人面对自己的喃喃独语。而在这首诗中，吕氏的抒情声音已不再是只对自己说话；相反，他放弃了怨怼自怜的情绪，面对冥冥之中不分种族的同胞，发出抗争的声音，这就是艾略特说的第二种声音。吉隆坡的苏丹街承担文化叙事和身份建构的功能。正是全球化、现代性和跨国资本主义势力这些共同的敌人，把马国的“所有人”牢牢地团结在一起，激发大家去想象一个共同体，那就是“五一三”事件之前的马来西亚，一个多元种族和谐共处的国度。毫无疑问，这是未来中的过去，也是过去中的未来。

如上所述，吕氏的地方书写展示一个饶富批判性的文学空间：其一，它表现个体生命的成长主题、自我认同的形成以及马华族群的离散经验，批评全球化、现代性和发展主义的意识形态削弱了地方感。其二，这类地方书写再现马国华族的历史记忆，以及族群认同和国家认同间的深刻矛盾；诗人批判制度化马来种族主义，表达对平等政治、尊严政治的憧憬与抗争。吕氏现代诗的创作特质在马华诗坛中非常明显，具有承先启后的意义。他的作品基本上属于政治抒情诗，视野广阔，关注公共领域，避免了写实主义的直抒胸臆、审美贫乏，迈向沉潜内敛、注重暗示象征的现代主义乃至于后现代方向，具有强烈的批评思考。在具体的写作技巧上，他经营小说化场景，移入戏剧性独白，讲究叙事性和抒情性的结合，在历史和现实的对比中产生紧张感和反讽效果，追求复杂深刻的思想，把感觉、印象、情绪、观念进行繁复的综合，而以简洁优美的语言出之——凡此种种，无不使得吕的抒情诗，雍容浩荡，深邃绵密，产生了强大的艺术力量。

本文收录于《重见家国：海外汉语文学新论》

（张松建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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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John Barrell, The Idea of Landscape and the Sense of Place, 1730-184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2); Alan Gussow, A Sense of Place: The Artist and the American Land (New York: Seaburry, 1974); Yi-Fu Tuan, Space and Place: the Perspective of Experience (Minneapolis, MI: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77)；Barbara Bender ed., Landscape: Politics and Perspective (Oxford: Berg Publishers, 1993); W. J. T. Mitchell ed., Landscape and Power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Chris Fitter, Poetry, Space, Landscape: Toward a New Theor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Simon Schama, Landscape and Memory (London: Vintage, 1995); Wendy Joy Darby, Landscape and Identity: Geographies of Nation and Class in England (Oxford: Berg, 2000); Pamela J. Stewart and Andrew Strathern eds., Landscape, Memory and History: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 (Sterling, VA: Pluto Press, 2003) ; Niamh Moore and Yvonne Whelan eds., Heritage, Memory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Cultural Landscape (Burlington, VT: Ashgate Publishing Company, 2007); Attie de Lange et al. eds., Literary Landscape: From Modernism to Postcolonialism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Divya Praful Tolia-Kelly, Landscape, Race and Memory: Material Ecologies of Citizenship (Burlington, VT: Ashgate Publishing Company, 2010)；迈克·克朗著，杨淑华、宋慧敏译：《文化地理学》（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Tim Cresswell著，王志宏、徐苔玲译：《地方：记忆、想象与认同》（台北：群学出版社，2006年）。

[2] 迈克·克朗著，杨淑华、宋慧敏译：《文化地理学》，第39-42页。

[3] 王德威以台湾作家陈映真和马华作家李天葆为例，说明华语文学的兴起及其动能，参看《文学地理与国族想象：台湾的鲁迅，南洋的张爱玲》，台北《中国现代文学》第22期(2012年12月),第11-38页。

[4] 吕育陶：《在我万能的想象王国》（吉隆坡：千秋事业社，1999年）；《黄袜子，自辩书》（吉隆坡：有人出版社，2008年）；《寻家》（吉隆坡：雪隆兴安会馆，2014年）。

[5] 苏贾著，王文斌译：《后现代地理学：重申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空间》（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15页。

[6] Henri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trans. by Donald Nicholson-Smith (Cambridge, MA: Blackwell, 1991).

[7] 苏贾著，陆扬译：《第三空间：去往洛杉矶和其他真实和想象地方的旅程》（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

[8] Yi-Fu Tuan, Space and Place, p.6.

[9] Tim Cresswell著，王志宏、徐苔玲译：《地方：记忆、想象与认同》，第19页。

[10] Jana Evans Braziel and Anita Mannur, “Nation, Migration, Globalization: Points of Contention in Diaspora Studies,” in Jana Evans Braziel and Anita Mannur eds., Theorizing Diaspora (Malden, MA: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3), pp.1-2.

[11] William Safran, “Diasporas in Modern Societies: Myths of Homeland and Return,” Diaspora 1.1 (1991): pp. 83-99.

[12] Jana Evans Braziel and Anita Mannur, “Nation, Migration, Globalization: Points of Contention in Diaspora Studies,” in Theorizing Diaspora, pp.7-12.

[13] 利罕著，吴子枫译：《文学中的城市：知识与文化的历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80页。

[14] 海默尔著，王志宏译：《日常生活与文化理论导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

[15] 关于丑陋的美学和语言魔术，参看弗里德里希著，李双志译：《现代诗歌的结构——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中期的抒情诗》（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年）；关于艺术的“去人性化”现象，参看伊加塞特著，莫娅妮译：《艺术的去人性化》（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年）。

[16]人类学家Marc Auge提出“非地方”的概念，它包括流通空间（高速公路、航空路线），消费（百货公司、超级市场）与传媒（电话、传真、电视、有线电视网），它们是大家不必生活在一起、就可以共存和同居的空间，与特殊历史和传统无关，是临时、短暂、瞬间的位置，是以移动性为特色的无根地方，基本上是旅行者的空间。参看im Cresswell著，王志宏、徐苔玲译：《地方：记忆、想象与认同》，第78页。

[17] Yi-Fu Tuan, Space and Place, 1977, P. 149.

[18] 吕育陶：《餐桌Ⅰ》，收入《寻家》，第14-15页。

[19] 同上，第17-18页。

[20] 吕育陶：《浮生》，收入《黄袜子，自辩书》，第116-117 页。

[21] Yi-Fu Tuan, Space and Place, pp. 136-137.

[22] Yi-Fu Tuan, Space and Place, p.3.

[23] 吕育陶：《从祖父的骨灰阁望出去》，收入《寻家》，第10页。

[24] P. Gustafson, “Roots and Routes: Explor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lace Attachment and Mobility,” Environment and Behavior 33 (September 2001): pp.667-686.

[25] 有学者发明“修复型怀旧”和“反思型怀旧”的概念，认为前者强调怀旧中的“旧”，重建失去的家园和弥补记忆中的空缺，表现在对过去的纪念碑的完整重建；后者注重怀旧的“怀”，亦即怀想与遗失，记忆的不完备的过程，怀旧者在废墟上徘徊，在时间和历史的斑斑锈迹上、在另外的地方和另外的时间的梦境中徘徊。博伊姆著，杨德友译：《怀旧的未来》（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年），第46-47页。

[26] 吕育陶：《从祖父的骨灰阁望出去》，收入《寻家》，第10-11页。

[27] 巴什拉著，龚卓军 王静慧译：《空间诗学》（台北：张老师文化工作室，2003年），第279-311页。

[28] 谢诗坚编著：《槟城华人两百年》（槟城：韩江学院、韩江华人文化馆，2012年）。

[29] 林水檺 骆静山合编：《马来西亚华人史》（吉隆坡：马来西亚留台校友会联合总会，1984年）。

[30] 张少宽：《槟榔屿华人史话续编》（槟城：南洋田野研究室，2003）；陈剑虹 黄贤强主编：《槟榔屿华人研究》（槟城/新加坡：韩江华人文化馆，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2005年）。

[31] Tim Cresswell著，王志宏、徐苔玲译：《地方：记忆、想象与认同》，第38页。

[32] 吕育陶：《寻家》，收入《寻家》，第19页。

[33] 达比著，张箭飞、赵红英译：《风景与认同：英国民族与阶级地理》（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86页。

[34] 转引自张德明：《流散族群的身份建构》（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40页。

[35] 吕育陶：《寻家》，收入《寻家》，第21页。

[36] 吕育陶：《母亲的结婚照》，收入《在我万能的想象王国》，第114-115页。

[37] 这里所谓的政治既包括政党政治、国家政治、议会政治等传统政治学(politics)的层面，也包括政治哲学家阿伦特以及文学理论家伊格尔顿的看法，把“政治的”(political)理解为一群人言说和行动的“生活方式”，参看阿伦特著，王寅丽译：《人的境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集团，2009年），第14-17页；伊格尔顿著，王逢振译：《当代西方文学理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281页。

[38] 因为这是文学写作而非纪实性的文献材料，以想象性(imagination)、虚构性(fictionality)和创造性(invention)为突出特征，通过文字组织而再现历史，它是意义自足的审美客体，一种“虚假陈述”(pseudo-statement)，不可当做传记来阅读。参看韦勒克 沃伦著，刘象愚等译：《文学理论（修订版）》（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16页；瑞恰慈著，徐葆耕编：《瑞恰慈：科学与诗》（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8-45页。

[39] 李有成：《离散》（台北：允晨文化出版社，2013年），第33-40页。

[40] 李光耀：《李光耀回忆录（1923-1965）》（新加坡：联合早报出版社，1998年）；《李光耀回忆录（1965-2000）》（新加坡：联合早报出版社，2000年）。

[41] 吕育陶：《一个马来西亚青年读李光耀回忆录——在广州》，收入《黄袜子，自辩书》，第72页。

[42] 同上，第72-73页。

[43] 哈特 奈格里著，杨建国 范一亭译：《帝国》（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

[44] 吕育陶：《月事》，收入《黄袜子，自辩书》，第109-110页。

[45] 萨义德著，李鲲译：《文化与帝国主义》（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一章。

[46] 廖炳惠编著：《关键词200》（台北：麦田出版社，2003年），页135。

[47] 刘宏 黄坚立主编：《海外华人研究的大视野与新方向：王赓武教授论文选》（新加坡：八方文化创作室，2002年），第36页。

[48] 崔贵强：《新马华人国家认同的转向（1945-1959》修订本（新加坡：青年书局，2007年）。

[49] 吕育陶：《后马来西亚人组曲》，收入氏著：《在我万能的想象王国》，第112页。

[50] Tim Cresswell著，王志宏 徐苔玲译：《地方：记忆、想象与认同》，第24页。

[51] 吕育陶：《一个马来西亚青年读李光耀回忆录——在广州》，收入《黄袜子，自辩书》，第71、73页。

[52] 吕育陶：《后马来西亚人组曲》，收入氏著：《在我万能的想象王国》，第108页。

[53] 关于“离散地景”的详细论述，参看Divya Praful Tolia-Kelly, Landscape, Race and Memory: Material Ecologies of Citizenship 之第四章Diaspora landscape。

[54] Tim Cresswell著，王志宏、徐苔玲译：《地方：记忆、想象与认同》，第22-23页。

[55] 同上，第67页。

[56] 威廉斯著，刘建基译：《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153页。

[57] 吕育陶：《寻家》后记。

[58] Tunku Abdul Rahman, May 13, Before and After (Kuala Lumpur: Utusan Melayu Press, 1969).

[59] Kua Kia Soong, May 13: Declassified Documents on the Malaysian Riots of 1969 (Petaling Jaya: Suaram, 2007).

[60] 阿玛蒂亚·森著，李风华译：《身份与暴力——命运的幻象》（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52页。

[61] 吕育陶：《独立日》，收入氏著：《在我万能的想象王国》，第129-130页。

[62] 参看维基百科词典（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C%B1%E6%A7%BF）。

[63] 巴特著，李幼蒸译：《写作的零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5页。

[64] 张德明：《从岛国到帝国——近现代英国旅行文学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61页。

[65] 参看何启良主编：《百年寻绎：马新历史人物研究》（八达灵：拉曼大学中华研究中心，2013年）。

[66] 吕育陶：《梁宇皋路》，收入氏著：《寻家》，第62页。

[67] 参看新浪网新闻报导《马来西亚苏丹街多个建筑被拆，200人游行捍卫》，时间是2013年10月28日，网址在http://news.sina.com.cn/o/p/2013-10-28/150728552241.shtml

[68] 吕育陶：《历史折断的地方——给苏丹街》，收入氏著：《寻家》，第58页。

[69] 艾略特：《诗中的三种声音》，王恩衷编译：《艾略特诗学文集》（北京：中国国际文化公司，1988年）。

 书籍简介 

《重见家国》

作者：张松建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副标题：海外汉语文学新论
出版年：2019-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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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玉宇灵空

图源｜作者、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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