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批评 | 李静：现实与虚拟两端的“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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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自我：当代文化现象中的个体话语》，李静著，

2021年，文化艺术出版社

编者按

当代的共同体形式正在发生巨变，传统的集体组织形态，诸如单位、街道、社区、村镇，随着社会组织架构的调整、个体话语权重的增长、人口流动性的增加，正在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与此同时，互联网文化的崛起，及其塑造的高科技的“拟态环境”，为建构远距离的、云端的共同体，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条件。李静博士新作《更新自我：当代文化现象中的个体话语》通过择取与细读过去十年间中国大陆的文学与文化现象个案，探讨个体与共同体的辩证关系，进而分别描述当代共同体的若干形式及其可能性，着眼点包括现实与虚拟两端的“社群”、家庭、性别群体与乡村共同体等议题。

文艺批评今日推送《更新自我：当代文化现象中的个体话语》第四章《现实与虚拟两端的“社群”》以飨读者。本文聚焦于现实与虚拟两端的社群，分别选择长篇小说《桂香街》（2016）、音乐综艺《声入人心》（2018）、粉丝群体的情感劳动现象（2018—2020）为对象，钩沉居委会叙事背后的现实困境，逐层分析互联网上想象性亲密关系与趣缘文化的正反面影响。最终，这三个面向的讨论共同汇聚出一幅图景，即国家—资本—技术的三位一体，正在以超拔个人之上的伟力，塑造着我们时代的共同体形态。

本文收录于《更新自我：当代文化现象中的个体话语》，文化艺术出版社2021年版，感谢李静博士授权文艺批评发表！

李静

现实与虚拟两端的“社群”

第一节 居委会叙事的秘密

在当代文坛上，小说家范小青可谓纳附近入笔端的典型代表。早在20世纪80年代，扎根于苏州地域文化传统中的她，就已经凭借对吴越风情的细腻把握和对日常生活经验的敏锐感知，创作出了《裤裆巷风流记》等多部广受好评的“小巷文学”作品。进入90年代以后，她一度被视为“新写实”的代表性作家之一。不过需要说明的是，她的创作旨趣始终与以“原生态”“零意义”为主要特征的“新写实主义”保持着相当的距离；相反，她擅于将日常生活经验的表现与重大社会议题的讨论有机结合在一起——无论是儿女情长与旧城改造双线并进的《城市表情》，还是以人情百态为底色的官场小说《女同志》，抑或从个体生活史的角度审思赤脚医生历史和农村合作医疗进程的《赤脚医生万泉和》，都是象征了其创作风格日益圆润自如的重要作品。而这些作品也被批评界命名为“新世情小说”。如此指认,意在凸显其由人情通达世道的创作笔法，可谓切中肯綮。“世情小说”最易入手，却最难出彩，因为“世情”的呈现有赖于细节与局部的生动描摹,可如果仅有精致的细节与局部，又无法提升到把握 “世道人心”的层面。换句话说，好的“世情小说”必须是“以小见大”的。

范小青

而范小青的创作便正是如此。她多从小处着眼，描写的是个体的生活常态，从不刻意追求达成某种宏大叙述，但在其扎实细密的日常生活叙事中却往往可以显影出时代的风貌。范小青2016年完成的长篇力作《桂香街》依旧循此路径。这部作品瞩目于工作在最基层的“居委会干部”这一群体，通过对其琐碎芜杂的日常工作的再现，勾勒出了基层社群的人情百态与世事变迁。

《桂香街》以主人公林又红的身份错位为线索展开叙述。林又红的身份本是外企高管，却因食品安全事故而赋闲在家。原本不食人间烟火、日常生活全靠丈夫打点的她准备利用这难得的闲暇为全家做一顿晚饭，却怎么也打不着家中煤气。由于恰逢小区物业罢工，她不得不转向求助于此前从未打过交道的桂香街社区居委会。在前往居委会的路上,她意外地被误认作即将上任的居委会领导“蒋主任”。以此发端,她在阴差阳错中与居委会结下了不解之缘。此后,她在帮助居委会干部解决辖内小吃街的矛盾纠纷与经营管理难题的过程中，逐渐承担起“居委会主任”的重担，最后竟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全票当选为桂香街社区居委会主任。林又红不仅接受了这一“强加”的身份，还勤勤恳恳地为提高社区居民的生活水平与改善社区居民的生活环境做了大量工作。整部小说的重心便是展现她在“居委会主任”任上的主要经历。

《桂香街》

作者:范小青

出版社: 江苏文艺出版社
出版年: 2000-01

显然，范小青在《桂香街》中讲述的是一个主人公“变身”的故事。能力超群的林又红放弃了各大企业的竞相邀约，自愿选择到基层从事待遇差、收入低、担子重、责任大以及几乎没有任何上升空间的居委会工作。在某种程度上，这一颇具传奇色彩的情节设定作为整个故事的逻辑起点，是有违“常理”与“常态”的。而这种“反常”恰好为我们从更为内在的层面上打开这一文本提供了至关重要的线索。

主人公由公司高管“下行”/“下坠”为居委会主任的视角十分新奇。林又红一这位以往生活在完全与社会底层绝缘的世界中的女强人，在小说中如同突然被移植的一株奇珍异果，戛然中断了其既有的成长、教育与职业经历,开始在居委会的一方陋室中“为人民服务”。因此，她既被“新奇”的眼光打量，也同样以一种“新奇”的眼光注视着一个完全陌生的市井世界。当林又红完全适应了 “居委会主任”这一身份并与社区居民“打成一片”时，故事讲述中的诸种要素也进入了一种浑然一体的境界。可不能忘记的是,这真的是一部，或者只是一部关于干群关系，或者群众自治组织——“居委会”的本意与天职如此一种关于先进人物事迹的作品吗？整个故事的起点始终令人在感动之余疑窦丛生。林又红的“变身”固然十分“可爱”，可是这样的讲述在多大程度上又是“可信”的呢？她的“变身”有其可以自圆其说的发展逻辑，还是仅是一种偶然错位?

范小青当然也清楚《桂香街》必须对此做出解释。她给出的理由有三。一是林又红在食品安全事故中“失业”，难得的闲暇使她有机会接触到陌生的社区生活,体验到完全不同的生活世界与生活方式。二是林又红的性格很适合从事居委会工作。她好强执拗、热心助人、富有公心且能力出众，因此在面对急需帮助的基层工作时难以做到无动于衷。三是林又红的闺蜜赵镜子为了让林又红远离她们共同爱着的男人江重阳，授意同样在居委会工作的“90后”外甥女陈菲千方百计地将林又红留在了居委会工作。也就是说,机遇、性格加“阴谋”,共同促成了林又红“变身”的发生。

然而,林又红虽然自诩“下岗女工”，但她何尝真的是以“女工”的身份“下岗？并且在她“下岗”之后,各大企业的邀约延揽也从未断绝。这便直接冲击了范小青设置的逻辑链条。更为重要的是，致力“写实”的《桂香街》在这一关系到整个故事能否真正成立的关键情节的处理上，又在多大程度上符合所“写”之“实”——亦即当下世情的“常理”与“常态”呢？

其实，在范小青的创作中，“下行”/ “下坠”的视角在她1997年出版的长篇小说《百日阳光》中就曾出现过。很有才华的研究生柏森林在那部作品中主动选择到基层参与乡镇企业的经营发展。放置在90年代的社会氛围与文化语境中理解这部作品，我们不会感受到故事的展开线索存在“错位”的危险。因为当时各界对于基层发展的确抱有普遍乐观的估计与期待,所以如此设置情节,也就合情合理。可是在《桂香街》问世的2016年，我们的现实又是如何的呢？

《百日阳光》

作者:范小青

出版社: 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年: 2016-11

在“并不可信”的阅读体验背后,实则关联着对于当前时代的社会政治状况与中国现实的普遍体认。在金融资本主义在全球已经占据绝对优势地位的当下，资本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扩大着自身。受此支配，各个社会阶层也就被越来越稳固地区别开来，阶层与阶层之间的分化日趋板结，社会流动性明显降低。在这一背景下，从底层“上升”至高层的渠道日益逼仄，而从高层“下坠”到底层则更是“反常”。通常而言，“下坠”现象的发生往往是外力造成的结果,而非林又红式的自愿选择,是故如果按照“现实主义”的原则进行衡量,也就不具备选题与取材的普遍性与代表性。而更加意味深长的是,连接林又红“下坠”的两端——外企与基层——正是金融资本主义所区别开来的社会阶层中最为悬殊的两极。《桂香街》本可以藉此“反差”/“反讽”的视角切入，成为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写实力作。但遗憾的是，对于外企与基层两极在当前整个社会结构中呈现的巨大张力以及由此延展出来可供讨论的问题空间，范小青显然并不在意。

或许在这一范小青的无意识之处，我们可以继续有意识地进行追问：之前全心全意服务于“外国资本”的林又红，是否可能毫无障碍地实现“变身”，仅由机遇、性格加“阴谋”三点原因,便成为了全心全意服务于“人民群众”的基层干部？

当然，我们无法完全排除这样的可能性，文学创作当然允许传奇与例外的存在。然而，倘若一部“写实”作品以此作为逻辑起点，却显得太过牵强。如果《桂香街》意在“传奇”，或者立意虚构，那么上述追问也就有些吹毛求疵了。可是范小青在创作这部小说时反复强调的，却正是她对于“写实”的高度追求。该书后记指出，小说的创作缘起是她受到了常州市吊桥路东头村社区居委会主任许巧珍先进事迹的感召。为此,她专程赴常州了解了许巧珍的先进事迹，并拜访了数十位老中青三代的居委会干部，做了大量实际的调研工作。以此观之，《桂香街》的创作可谓有所本，有所依。范小青以“万变不离其宗”概括其创作这部小说的宗旨。在她看来，“这个‘宗’就是大地，就是人民，就是许巧珍,就是常州市许许多多的居委会干部。在小说问世后接受访谈时,范小青也指出《桂香街》具有明确的写实追求，她所塑造的林又红正是千千万万的居委会千部的艺术化身。这也就决定了我们可以根据“写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对于这部小说加以审视。换句话说，对于林又红“变身”背后的逻辑链条是否成立的追问，也就可以成立了。

许巧珍

饶有意味的是，借助范小青的提示，通过对读许巧珍的事迹与林又红的故事，却不难发现许巧珍并不是林又红的原型，她的“艺术化身”在《桂香街》中另有其人，那便是一位在小说中仅出场了一次便去世了的居委会的“老主任”。正是由于这位“老主任”的去世，居委会主任一职才“虚位以待”。由于应当前来接任的“蒋主任”未能到任，这才有了林又红被错认为“蒋主任”，以至最终“变身”的故事。

行文至此，大概已经不再需要更多论证。我们可以明白：与许巧珍相比，林又红其实只是一位“虚构者”。所谓“虚构”，指的不是人物形象层面的虚构,而是这一形象得以成立的逻辑前提在根本上就是虚构出来的。这与《桂香街》的“写实”宗旨也就具有了内在冲突。

如果止步于此，那么或许已经可以指认范小青的这部新作至少在某些方面是不够成功的了。可是，评价尽管容易做出，困惑却还依旧存在——“写实主义”的“写实”追求，是否应当仅限于在作家提供的文本内部加以理解？在创作的“写实”之外，是否还有可能展开一种“写实”的阅读，亦即继续我们的追问，考察在范小青这一无意识的书写背后究竟还有什么真相可以被逼视出来？

为了解决这一困惑,我们必须重新回到故事本身。“错位者”林又红所面对的桂香街,其实是一个五方杂处、鱼龙混杂的超大社区。按照她的描述：

“

我们桂香街居委会的范围，那可比一个村要大得多，复杂得多……你放眼一望吧，东边一片，中高档住宅小区，别以为中高档住宅就没有问题，问题大了，就说我们丽都花园，物业和业主闹矛盾，闹得物业都罢工了，再说西边一块，老旧小区，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建造的，现在破旧不堪，原住房大部分已经搬走，留下的就是老人和没有工作能力的人，房子大多租给了外来打工的，所以这个地区人员是“五多”，老人多,病人多，外来人口多，困难人口多，还有一个，精神病多。

”

这段描写提示了桂香街社区的管理难度极高,这里不仅社区成员的组成阶层十分复杂，而且还有众多的流动人口。除此之外,围绕小吃街产生的问题，更是数不胜数，例如由于乱占街道设摊引发的城管与摊贩之间的长期矛盾，食品安全事故频发，以及如果轻易取缔则会导致大批的外来务工人员缺乏基本的生活保障等等。这些难题如潮水般地向林又红涌来，而在小说中她却神奇般地一件一件将之成功化解，桂香街社区也因此被评为了“先进”与“典型”。也就是说，林又红是一名完全合格与称职的基层干部。

《桂香街》中写得最好的便是以酷似长篇电视连续剧式的镜头感与节奏感组织起来的一个又一个林又红解决问题的故事。居委会协调利益、化解矛盾、排忧解难的日常工作在这一过程中得以生动呈现。如果从表现居委会的日常状态的角度而言,小说的写实程度算是比较高。可正是这种“日常”状态的展现，却恰好构成了问题所在。使得居委会将桂香街社区从纷繁混乱的秩序中恢复正常的，不是“老主任”，而是林又红这位“下坠”到此的“新主任”。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林又红的工作方式完全不同于“老主任”，而在她的具体工作中表现出来的居委会这一基层组织的社会职能与社会地位,也已经与我们既往对于居委会的理解发生了很大变化。

在此，有必要引入相关的历史背景来加以说明。1949年以来，中国基层社会的政治生活主要在两个系统中进行。一是单位体制下的组织动员机制，二是居委会对“非单位人”的组织动员机制。其中，居委会实质上属于居民的自治组织，其宗旨在于服务群众，保障其基本的公共福利得以实现。时过境迁，伴随着单位体制的逐渐瓦解，单位的社会保障职能现在已经不复存在。相比之下，居委会作为“旧时代”的“幸存儿”，更多地承担起了过渡阶段“兜底”与维稳的政治任务。小说借居委会余主任之口道出：

“

如果小区的物业比较好，那他们不回来喊居委会,可是我们桂香街有许多老小区，20世纪七、八十年代造的那种,根本没有物业,也无人管理，有许多原单位都早已不存在了，或者合并到别的单位去了，没人管了,肯定要来找居委会的。

”

由此看来，当下的居委会已经很难再说是群众的自治组织,而是化身为兼具物业管理职能与部分行政职能的基层机构了。这便构成了“老主任”与林又红“新老交替”的历史背景。

在表面上看，在小说中是“老主任”与林又红完成了交接。但在实质上，却是两种不同性质的居委会在发生交替。对于社区中的弱势群体来说，他们最为迫切的心理需求可能是被类似居委会这样的机构“管理”与 “帮扶”，而不再是谋求自治。譬如，小吃街的很多商户为了维持基本的生活水准，不得不采取非法经营与恶性竞争的方式来“争利”。他们赚钱持家尚且艰难，遑论自我管理。因而无论是他们，还是其他社区居民都寄希望于居委会维持局面，所以小说中就出现了桂香街的居民们纷纷期待“蒋主任”到任,并把林又红一厢情愿地当作“蒋主任”的场景。换句话说，林又红是否是真的“蒋主任”对他们而言并不重要，因为“蒋主任”只是一个功能性的角色，是基层群众唯一可以频繁接触与依靠的“外力”。从这一点看，林又红一遍遍被误认为是“蒋主任”，其实真实地反映出了基层群众的现实需求。这就说明居委会与社区居民的关系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

同样可以说明这点的，还有在《桂香街》中“社区”共同体与“邻里”关系的缺位。原本应当通过自治达成的“守望相助”的共同体伦理被彼此之间高度原子化的“自私自利”的“精心计算”所取代。满足无数“单打独斗”又十分“难缠”的个体对于居委会提出的各种各样的需求，在小说中构成了居委会繁重芜杂的日常工作。居民与居委会之间的关系不再是一种自我管理式的组织生活，而成为了一种个体与外力之间单向度的帮扶结构，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关联被取消掉了。

值得注意的是，桂香街上种种复杂的矛盾都被林又红凭借个人关系“轻巧”地加以化解。例如，长期得不到审批的居委会扩建申请,伴随着林又红的到来，因为她的闺蜜的姐夫正是市政府分管城建规划的副秘书长便很快得到了解决。再如，贯穿全书的如何安置和管理小吃街摊贩的难题,便因林又红的初恋男友江重阳主动提供帮助而得以彻底解决。江重阳将其负责的金吉大厦的负一层和一层开放给小吃街商户，并且允诺他们先做生意后付房租。而为了避免食品安全事故的发生，江重阳又联系了知名品牌企业提供帮助，实现了第三方的统一进货与管理。问题虽然逐一得到化解,但林又红能够“为人民服务”的前提却是若干超脱于“人民群众”阶层之外的个人关系的存在。比如，江重阳不仅兼具智慧与实力，而且依旧深爱着林又红，如果没有他的帮助，小吃街的难题恐怕将会长久地存在下去，至少小说中没有给予其他可能的解决方式。换句话说，种种问题之所以到了林又红的手中都可以迎刃而解，靠的是她足够“高大上”的朋友圈。在这点上，我们可以相信范小青写出的是当下中国社会的真实。而正是这种真实，无疑值得我们深思。对于普通的居委会干部而言，显然不具备林又红如此优渥的个人条件。那么，如果作为“外力”的居委会干部不够强有力，居委会的日常工作是否还能正常开展？

对于小说中没有涉及的这一层面，我们姑且不做展开。回到林又红本身,不妨追问的是她的“强有力”的本质是什么？在《桂香街》中，绝大多数问题的解决靠的是以江重阳为代表的政商强人，那么林又红的基层管理权力其实也就是政商权力在居委会中的延伸。这当然是“老主任”不具备的条件，也是曾经作为基层自治组织的居委会不具有的性质。至此，小说讲述的已经不再是一个先进人物的个人故事，而是在无意之间揭示了居委会与居民关系的根本变化。这正是林又红这一“虚构者”带来的真相。

进一步来说，小说开头看似多余的引子，实则给我们透露了重要信息——江重阳祖上的显赫背景。他的母亲出身于当地的名门望族和官宦世家,所以江重阳是不折不扣的“乡贤”后代。而如今,江重阳同样是解决基层问题的“新乡贤”。在社会资本、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越来越高度集中于少数人手中的当下，能人政治/乡贤政治也就逐渐取代了群众自治，成为解决基层问题的“有效”方式。相比之下,百姓变得越来越被动，他们只能依赖“外力”的偶然而随机的救助,而不再能够真正自主地掌握自己的命运。

1963 年，柳青与皇甫村农民在田间交谈，

右一为梁生宝的原型王家斌

因此，“老主任”的去世与林又红的“错位”其实宣告了作为群众自治机构的居委会的“名存实亡”，从而打破了我们对人民群众、社区共同体以及居委会工作的温情想象，写出了基层群众的被动命运与资本支配下的能人政治/乡贤政治的潜滋暗长。假如范小青写的是许巧珍式的传统居委会干部的故事，反倒不能呈现上述“新常理”与“新常态”。正是在她的无意之间，“新世情”被她和盘托出。而这或许才是《桂香街》的真正意义所在。

范小青的本意是歌颂基层工作者，弘扬主旋律与正能量。但她不自觉地“弃用”真实人物而“启用”虚构人物的写作策略,除却艺术创作上的考量之外，也显示出了将当下的现实生活直接艺术化的某种困境。这也启发我们在阅读类似的当代文本时必须将文本内外的因素勾连在一起进行考察。具体到《桂香街》而言，已故居委会主任许巧珍的先进事迹、林又红 的虚构故事以及范小青在不自觉中的采取写作策略，构成了小说的三个维度。林又红是走进老主任们(许巧珍们)经营的“居委会”的漫游者,也是口口相传却从未到来的“蒋主任”的虚拟替身。老主任象征着社区共同体的“历史传统”，而“蒋主任”则象征着试图接续这一历史传统的“主流意识形态”。小说以虚构的、不可信的“错位者”林又红终结了这一难以为继的历史传统，彰显出了传统居委会工作模式已经难以为继的现实困境。

在现实中“变身”与“错位”的余地比在文学中要小得多。但正是在小说创作享有的这一“特权”中，一个并不“可信”的人物道出了真相。概而言之，林又红仅靠个人能力是无法应对居委会的诸多事端的，在她背后真正发挥作用的是政商精英阶层。她其实只是精英阶层渗透到基层中的一个使者。她的使命便是宣告：作为群众自治与共同体保障的居委会早已名不副实,而一个集社会资本、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于一体的精英阶层正在全面接管、掌控与塑造我们身处的社群，乃至整个世界。

第二节 想象性亲密关系：新媒介

环境下的泛cp文化

伴随着互联网文化的发展，虚拟社群的影响，丝毫不亚于真实社群。这不，静悄悄地，cp文化攻破次元壁，来到了真实世界。cp（coupling），本来指的是二次元中粉丝自行配对同性或异性情侣，有时也泛指两人之间的亲密关系。时下,各类剧综节目里cp满天飞，而且也成为许多人描述现实生活中亲密关系的高频词，如果说我们进入了“泛cp文化”时代也不为过。对娱乐产业来说这是难得的福音，打造一对合适的cp，可以在短时间内引来流量和话题度，进而带来真金白银的市场红利。“无cp，无流量”已然成为金科玉律，而这也是粉丝经济的重要表征之一。2018年11月2日，湖南卫视推出了一档推广音乐剧和歌剧的声乐综艺节目《声入人心》，以“综艺”之形推广“艺术”之实，宣称要让高雅不再冬眠，坚信小众艺术亦能迎来春天。在如何推广和普及上，节目作了许多新的尝试，却也难逃（甚至有意迎合）cp文化和粉丝经济的逻辑。节目播出之初的收视率并不高，一度被视为“小糊综”，直到节目中后期在双云cp和各类热梗的加持下，才开始“拥有姓名”，甚至在“不花钱”的情况下屡上微博热搜。以“人”“梗”和“表情包”为中介，小众艺术向大众市场敞开怀抱。

《声入人心》海报

值得思考的问题是，在粉丝经济的时代里，如何推广小众艺术？如果不借助眼球经济的营销手段，小众艺术很难较快地打开局面和培育市场，事实上《声入人心》确实给许多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美感体验，激发了他们对于美声和音乐剧的兴趣；但如果过分倚重甚至“臣服”于包括cp文化在内的营销套路，是否会距离初衷越来越远，反倒被饭圈文化吞噬了呢？cp文化与小众艺术的碰撞，让我们去反思cp文化的界限。是时候停下来去想想，cp文化将把我们带向何处？

一、梅溪湖36子：全员cp从何来？

云次方、云云众深、深呼晰、风雨仝周、深山老琳、贾权中毒、宫锁程香、亦唱亦鹤……没错，你看到的不是乱码或错别字，而是《声入人心》全员cp名单的冰山一角。节目里，颜值、学历与音乐素养“三高”的36位成员被粉丝唤为“梅溪湖36子”（长沙梅溪湖为节目录制地）。节目虽已落幕近半月，但粉丝们“舞cp”的劲头却有增无减，36子之间无一不可相互配对，热门cp、冷门cp、沙雕cp仍在每日产出，欢乐无限。诚如粉丝所言，“这是一场搅和的盛会”。B站上的全员向视频已有不少，诸如《梅溪湖男团cp接龙·36个大猪蹄子的爱恨情仇》、《该来的总会来之MXH36子CP乱炖——情歌王》、《声入人心cp群像》等等，让人再次感慨“没有凑不了的cp，只有不够大的脑洞”。但像这种不靠硬凹或是明显的“拉郎配”还能源源不断地产出“合情合理”且规模庞大的全员cp（豆瓣“声入人心”小组里的cp名已经上百种），却也是少见的现象。令人好奇的是，全员cp感到底从何而来呢？

这首先源于节目“peace & love”的气质。不再动不动就battle，也不再是有你就没我，《声入人心》在赛制设计上的最大亮点即是“不淘汰”：36位成员根据各轮表现，在“首席”（6位）与“替补”（30位）之间轮换，全员悉数站满全程；尽管最终选出了6位“首席”，排名也不分先后。而最令观众难忘的，当然是作为整体的“梅溪湖36子”。三个月间，他们在封闭的环境里同吃同住，感情迅速升温。而且绝大多数的表演都需要他们分组排练，合作完成，在形式与核心价值取向上，最大程度地摒弃了“竞技”的痕迹。而他们之间的比拼，也被誉为“神仙打架”，亦即并非你死我活式的竞技，而是“凡人”看不懂的专业人士间的过招切磋，同时也是职业素养的优雅展示。在2019年1月18日的收官之夜，不少粉丝表示他们愿意为这一曲绝美的“社会主义兄弟情”而“泪洒梅溪湖，水漫金山寺”。节目最终达到如此效果，自然与节目组的有意引导（譬如剧本、剪辑与宣传）密不可分，但更主要的是源于广大粉丝的主动参与和自觉“共情”。一个饶有意味的现象是，即便有某些所谓的“黑料”爆出，绝大多数粉丝也选择不听不信，主动翻篇。他们选择相信的，毋宁说是一个“友爱的乌托邦”。

“梅溪湖36子”合影

由此抵达人心的，是梅溪湖36子的团结感和集体感。这当然得益于节目选择了“合唱”这一艺术形式，可以说“合唱”正是集体感的美学形式——“我融入一个声音的洪流，我们是一个伟大的心灵”。在《声入人心》中，只有前两期为成员独唱，从第三期至最后第十二期，表演形式基本为二重唱、三重唱、四重唱。合唱要求“和而不同”，但又“异中有同”，既各有个性，同时也彼此配合，最后作为一个“整体”面向观众。是否具备足够的默契与和谐感也就成为了一个“合唱”节目的品质保证。

团结感和集体感还源自“校园”情境的设置。曲终落幕之时，节目成员和观众们一致认为这是一场毕业典礼，梅溪湖的冬令营要结束了。学校经常被描述为“象牙塔”，被认为是比“社会”更干净更本真的地方。但如果学校只被视为走向名利场或通往“人生巅峰”的某个环节，那么它将同样浸透着社会竞争的逻辑。早在1982年的《中国青年》杂志上，围绕着日益沉重的升学压力，就曾有过一场主题为“在竞争中能发展友谊吗？”的思想讨论。时隔近三十年之久，这所名叫梅溪湖的学校给出了自己的答案，而这得益于许多因素的叠加——36位成员或者已是行业佼佼者，或者是能力出众的名校学生，可谓各有天地，而且大都家境优渥，所以他们不必在一条独木桥上互相厮杀。更何况，他们有着相近的专业和共同的兴趣，自然拥有更多的共同语言与合作机会，便于他们形成更深的羁绊。收官之夜，出品人廖昌永一语中的：“我们听到的是友谊”。对于粉丝来说，此语非虚。

由此看来，充满团结感和集体感的《声入人心》确实为cp文化准备了一方沃土。志同道合的36子共同生活和歌唱的所有细节都可以被拿来作为素材。他们的演出、聚会、合影、表情包、小视频、社交平台上的互动，甚至同款穿着、一个眼神、某个亲密的动作，都能引发蝴蝶效应般的脑洞，似乎仅凭最微小的细节就可以脑补出一万篇同人文。cp文化的精髓正在于此，粉丝可以在原有信息的基础上自由解读、阐释和建构，毫无拘束地对人与人的关系展开想象。最常动用的手段就是“架空”（AU，alternate universe），把原有人物放入全新的故事设定中，在平行宇宙中发挥无限大的脑洞，如同捏造各种关系的魔术手，按照自己的意愿再创作。目前，B站上已经出现了《改革春风吹满地》、台湾偶像剧等新的打开方式，甚至编出了多集《云次方家庭剧》、大型史诗家庭伦理剧《梅溪湖的诱惑》等等。36子的和谐共处，为全员cp的狂欢铺平了道路，而36子的个人魅力也成为传递歌剧和音乐剧美感的人格化中介，为高度专业化的声乐艺术染上了烟火气。

二、“我们的情谊更重”：云次方＞cp？ 

在《声入人心》的数不完的cp中，云次方的热度最高，在微博超话的cp榜上一路直升。云次方（或名曰“双云cp”，粉丝自称为“云次方女孩”），指的是《声入人心》中阿云嘎和郑云龙两位成熟的音乐剧演员。他们是北京舞蹈学院音乐剧系2009级同班同寝的同学，对于这条感情线，节目组肯定不会放过。在第2期里，节目组安排了“首席复议”的环节，上演了兄弟对决、“王不见王”的情节。不过节目播出后，许多观众展开“考古式追星”，挖出了他们曾经的社交动态、毕业视频和演出视频等等，发现他们根本不是什么“塑料兄弟”，而是志趣相投的同道中人。在接下来的各期中，节目组乘着双云cp的翅膀，开始频繁“发糖”。二人也有机会合作演唱了多首音乐剧作品。有意思的是，第8期里阿云嘎、郑云龙和梁朋杰一起演唱了音乐剧选段《偿还》，用“3个人的舞台”讲述“2个人的故事”。由于双云默契度过高，生生把梁朋杰逼成了“梁多余”，被弹幕描述为目睹父母离婚现场的小朋友。演唱结束后出现了一幕名场面“嘎子绕梁”，即阿云嘎下意识地绕开了站在中间的梁朋杰去拥抱郑云龙。收官之夜，二人更是演唱了当年的毕业大戏《吉屋出租》中的曲目《I’ll cover you》（粉丝戏称为ICU），阿云嘎演唱女声angle的部分。二人当年曾在《吉屋出租》中献出了彼此的荧幕初吻，此番演唱，更是坐实了“这该死的甜美”。在节目后期，阿云嘎演唱组被全员cp化为“老云家”，阿云嘎和郑云龙被设定为一对老父母，竟与团队中的“四小只”给粉丝带来了奇妙的亲情感。双云cp勾连起友情、爱情、亲情等不同向度，可谓最大化地撑开了cp的伦理意涵。

音乐剧演员阿云嘎和郑云龙。因名字中都有“云”字，故cp名为“云次方”。

双云cp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本就有着十年友谊，有着共同的生活记忆和职业追求，因而也就不同于为了营销捆绑而成的cp。而且由于二人都是钢铁直男，最大限度地排除了cp所内含的“基”“腐”取向，更为纯粹地指向了兄弟情、灵魂伴侣或是纯粹友谊。日前在为《Elle》拍摄照片的过程中，阿云嘎给郑云龙挠痒痒的小细节令粉丝激动不已，越日常，越细节，就越能凸显真性情和点滴时光累积起来的默契感。更重要的是，双云cp是有“灵魂”的，具备引人向上的正能量（可以参考湖南卫视台长的嘉奖令），满足了粉丝们的期待和想象——势均力敌的同学兼战友十年来矢志不渝，为中国的音乐剧市场开疆辟土。理想主义情怀的注入，提升了这组cp的境界。

在cp粉圈有两首名曲，分别是《真相是假》和《真相是真》。这两首先后创作的歌曲用同样的旋律讲述了相反的故事。据两首歌的词作人阿鸣解释，前者讲的是“我喜欢的cp中的一位站在我对面跟我说，你看过的爱全都是假的，都是我演的”，所以才会出现如此扎心的歌词：“你爱过的少年全是假，你写的故事全是假，你珍藏的故事全是假，我并没有爱上他”；后者则是祝愿大家萌的cp都天长地久，“别去管流言蜚语，这爱情请一直相信”。亦真亦假的双重人格，正是cp粉的真实状态。完全倒向zqsg（真情实感）是非常危险的，一旦某天cp解体，受伤的只能是自己。但对于“云次方女孩”来说，“真相是真”，不容置疑。

《真相是假》

《真相是真》

与此呼应，B站上为云次方剪辑的《真相是真》，被网友誉为“同人视频巅峰之作”。在一次观众见面会上，阿云嘎——视频中的正主——看过这段视频后说出了令粉丝尖叫的金句：“我们没有你们想的那个方向”，“其实你们可以想象美好也是一件挺好的事情，但我们的情意更重。”至此，云次方超出了普通cp的意义，它指向的是最为真诚纯粹的友情。粉丝对双云的迷恋，一方面出于对“高山流水觅知音”的向往与想象，一方面正是被这平凡时光中异常坚固的“不平凡”和漫长的相知相守所打动。

cp文化本来解放了受众的想象力，但实际上却很容易套路化。当我们用cp去描述各种亲密关系时，其实是把不同情感之间的差异抹平了，非常方便地把它们装进cp的“懒人包”中。粉丝对cp的爱慕，业已成为粉丝经济时代盈利的重要渠道，换言之，“情感”与“关系”也可以成为一种商品，而商品的一大特性正是抽象化，可以用一般等价物来换取。过度炒作cp是迎合市场的表现，但如果我们不使用cp这样的词，又能用什么词来描摹人性最美好的感情呢?比如“社会主义兄弟情”“伯牙子期”这样带有革命传统或传统文化色彩的替换词语也时有出现，虽然夹杂着另一种文化想象的冲动，但并没有跳脱出cp文化的情感反应方式。此外，又该如何感知和表达不同的亲密关系呢？除了“甜”，人性的美好就没有别的况味吗？如何消化美好感情的坎坷甚至终结呢？或许在泛cp文化的时代里，需要持有一份别样的清醒，培育面对不同情感的感受力与描述能力。

三、cp文化将我们带向何处？

豆瓣“声入人心”小组（简称“声组”）组规里有一条很值得关注：

“

声组本质是围绕声入人心和梅溪湖36子展开讨论的小组，友情向cp在内但不是声组的全部，我们相信且理解大家的cp都是基于成员之间的友情在自由发挥，但仍有少部分组员，未将组规及新手手册认真阅读及理解；且小组内容是公开的，不注册不进组也可以浏览，如果满屏cp,可能会导致他们误判节目性质，忽略成员的专业水平，这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

因而在讨论中，请一定谨慎用词勿过界，诸如女化成员（不论正反向！）情侣、婚礼、份子钱、攻受等同人BL向明显的标题及内容，管理组发现会直接删除，现在看不到爱情向的cp帖是声组大家一起努力的结果，大家自发劝删举报，管理组及时联系删除，现在没有不代表这种导向不存在，还需要大家一起控制。

”

可以看到，许多粉丝在努力抵制过度cp化的倾向，强调“舞cp”的伦理界限，担心满屏cp会掩盖节目本身的性质。如前文写道，《声入人心》宣称要普及歌剧和音乐剧，但在具体手段上少不了有迎合市场之举。通过打造cp，登上微博热搜，与热门节目捆绑，才可以分得部分流量。比如湖南卫视跨年演唱会上，几位成员被安排演唱抖音神曲，被粉丝认为是“焚琴煮鹤”“神仙历劫”。这当然是出于节目组和选手的理性考量，但却透露出许多无奈。《声入人心》可以被看作是带有“速成”性质的推广活动，一方面功不可没，对于小众艺术的大众化做出了有益尝试，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也是某种社会“病症”的体现。早在“五四”时期，蔡元培就曾设想“以美育代宗教”，强调“美育”对于人格养成的重要作用。但由于长期的应试教育和实用主义导向，艺术教育做得远远不够，甚至连许多基本常识都尚未普及，国内的音乐市场也很不健全。不少人担忧《声入人心》最终只能捧红个别演员，而不能真正普及艺术，不是没有道理的。

如此立说，不是为了否定cp文化，它的出现甚至是某种必然，关键在于我们是满足于沉醉其中，还是尝试做出进一步的思考。之前有文章引用过知乎上“为什么要写同人文”的一个回答：“我在黄昏偷走了他们创造的人物，但是我会在天亮之前归还。”快感主要源于自由选择和自由创造，嗑cp就是因为好玩或是觉得美好，情愿“为爱发电”，靠自己快乐。cp粉知道美梦终会结束，但起码在梦里是真实快乐过的。cp可以是假的，但体验是无比真实的。既然真实世界充满压力和陷阱，我们对此又无能为力，那为何不自己去寻找一处美好的所在？这确实是互联网时代里一种相当便捷和安全的自娱方式，有其相当的合理性。不过，无论是出于无聊，还是出于对美好感情的追求，或是出于对更好自我的期待，它们都共同指向了生活中自觉或不自觉的“情感匮乏”和共同体的消逝。在所谓的“语境坍塌”（context collapse）之后，我们靠着几个人设就可以在内心演出一台大戏，其他皆可不必关心。

《粉丝文化读本》

作者:陶东风 主编
出版社: 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 2009-02

在描述当今社会的人际关系时，“原子化”、“个人主义”与“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已是我们耳熟能详的语汇。我们对此无可奈何，但内心深处的叩问也同样无法回避：作为社会性的动物，自己与他人是什么关系？人究竟应当如何与他人相处，人与人之间的共同体又应当怎样建立？同时，互联网又将无穷远方的无数人推到我们的眼前，在媒介营造的“拟态环境”中，我们与真实而又虚无的对象发生着化合反应，投注我们的情感。事情正在起变化，真相是真也是假。就像cp粉最忌讳zqsg（真情实感），我们与他人还可以建立结结实实的美好情谊吗？

从这个角度看，《声入人心》有其启发之处。如果说云次方提供了一个想象友情的最佳范本，那这个范本告诉我们的就是，如果两个不同的个体相知、相惜、相爱，那么他们便可以拥有包容对方差异性的“共同世界”，那么这个“两”/cp就成为了理想社会的一个最小模型。或者更大胆地说，借用法国哲学家巴迪欧的思路，两个人的爱是最小的共产主义单位，是通往自由和解放的必要程序。这样的爱是可持续的，不会随随便便be(bad ending的简写)，它可以在瞬间产生，也可以持续十年，甚至直到永远。这样的团结也是有机的，它源于真正的互相欣赏与主体意志，而不靠外在的规约。也许重要的不是去追究成员间的关系是否真的如此“笙磬同音”，而是许多人愿意相信和支持这样的集体情感。

在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那里，不同的职业群体是个人与现代国家之间的中介，是实现社会团结的纽带。在《声入人心》里，这些声乐事业的从业者们，被共同的志趣和职业目标团结起来，暂时中断了成王败寇的竞争逻辑，让我们看到某种共同进步、共同成长、共同生活的希望，这也正是观众们称之为“冬日限定份温暖”的缘故吧。也就是说，在cp乱飞的时代迷雾中，如果能生长出真正的感情，进而用感情、事业/职业/兴趣将人们连接起来，也许是超越cp文化和单一商业逻辑的可能途径。

《社会分工论》

作者:（法）涂尔干著 

       渠敬东译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出版年: 2020-06

节目结束后，成员简弘亦制作、廖昌永和36子全员参与演唱的歌曲《不说再见》正式发布。随后，《声入人心》粉丝制作的企划应援曲《他日相逢》发布。据说，《他日相逢》是由遍布20余个国家的281名粉丝合力完成的。从线上到线下，从“不说再见”到“他日相逢”，正对应了《声入人心》主题曲的歌词“一唱一和之间，把活着映得漂亮”。许多类似于此的趣缘群体正在我们周围集结——这漂亮，需要他人的映衬。

第三节 “偶像”的吸纳：情感动

员与资本运作

趣缘纽带，为共同体的建立提供了崭新途径。但是如果趣味变成资本的“生意经”，那就需要另外辨析其规则与影响。2020年上半年，两档女团选秀节目《青春有你2》《创造营2020》，以及前文所讨论过的、展现“30+女性”的《乘风破浪的姐姐》渐次落下帷幕。一时间，全民选秀的潮头涌动。以2018年为界标，《偶像练习生》《创造101》等节目直接推动了养成类偶像选拔模式大规模出圈。经过两年的反复发酵，这一模式的国民化程度越来越高，观众的辐射面、参与度远非往日能及。

在娱乐产业中，高关注意味着高回报。虽然上述节目各有巧思，但在基本架构与商业策略上可谓一脉相承，其中的关键之一，便是引入竞争淘汰机制，极力鼓动各位选手的粉丝群体出资，支持自家偶像成功出道（即从练习生成为正式艺人）。其中，也就出现了“粉圈集资文化”的身影。所谓“集资文化”，是指粉丝个人或粉丝组织通过集资的方式为偶像投票，购买广告位、代言产品、专辑、生日礼物或是从事公益活动等。其实质，相当于以“众筹”的方式为偶像购买“成功”。

对于粉丝群体以外的人来说，集资的举动是疯狂且难解的。但对局内人来说，却有着强劲的内在动力，从中体验到难得的参与感与成就感。值得追问的是，这样的情感投入是如何发生的，又产生了什么影响呢？“集资”之举不仅关联着节目组、冠名商的商业变现、偶像的商业价值，更牵动着无数粉丝的“真情实感”。就这样，情感与资本互为表里，难以分割，也为我们提供了理解当代文化的重要视角。

一、偶像的“吸纳”

“偶像”的本义，是指用木头或泥土等塑造的、供迷信的人敬奉的人像，泛指人们崇拜的对象。1920年，郭沫若作诗《我是一个偶像崇拜者》，以肆恣的笔触写下“我崇拜偶像破坏者，崇拜我！”事实上，偶像破坏者一直是极少数的，每个时代都在生产自己的偶像及其崇拜者。在现代娱乐产业体系下，偶像（idol）的生产，业已成为一条流水线，特定的人格形象成为了流水线上的商品。更准确地说，娱乐工业中的“偶像”专指形象阳光健康，在歌唱、表演或综艺等方面有一定专长的艺人。他们的职业性，体现在能够维持充满魅力的人设，进而赢得粉丝的喜爱。而粉丝也经常将自己的偶像称为“爱豆”（即idol的音译）。

目前已为国内观众熟知的练习生制度、选秀模式等，乃是日韩娱乐工业的舶来品。这套体系与传统明星制度的核心区别之一，在于“养成”的概念。与高高在上的明星相比，偶像/爱豆与普通人一样，都离不开刻苦练习的成长过程。因此，偶像与粉丝之间的距离感被大幅缩减，其中最具代表的便是SNH48的“握手见面会”。通过身体的直接接触，粉丝获得了专属的亲密体验。亲密感与参与感，是偶像经济的重要环节。回顾国内流行的几档综艺选秀节目，它们分别这样称呼观众：“全民制作人”（《偶像练习生》，2018）、“女团创始人”（《创造101》，2018）、“青春制作人”（《青春有你2》，2020）等，无不在强调观众的主导地位。获取主导权的具体途径，便是通过充值平台会员、购买产品等为选手投票，比如《青春有你2》的设置中，需要通过购买冠名商的牛奶来换取奶卡，参与投票。实际上，投票过程的信息公开度是极不透明的，因此节目组时常被质疑有“做票”的嫌疑。民主参与虽不能完全兑现，但并未太过妨碍粉丝参与其间的快感。

《创造101》

《偶像练习生》

《青春有你2》

歌里唱道，“爱是天时地利的迷信”，而粉丝对于偶像的爱，也类似于某种迷信。难怪乎有人调侃集资行为无异于缴纳“香火钱”，用来供奉各自的“神”。正如《破壁书》中指出：“粉丝与爱豆之间的关系相当密切，且多数抱有‘爱豆的造神过程有我们一份’的想法，而爱豆也多被教导‘粉丝即上帝’的理念，‘违逆粉丝就意味着背叛’这一爱豆与粉丝组成的情感共同体。”情感共同体，实则是一条从生产到消费的完整产业链。偶像被当作一件标准产品生产和包装，而粉丝也被吸纳其中，以其消费能力驱动偶像经济的运转。

这里的吸纳，是自发的、强烈的以及全身心的。粉丝在这个“共同体”中移情与共情，或是在偶像身上看到与自己的相同之处（比如杨超越的废柴属性与普通人的自我认知），或是看到自己所缺失的部分（比如追梦的励志修辞令人心生向往），或是在偶像的成功中获得热血感与欣慰……这样的吸纳往往也是封闭的，而且被加入了太多的主观想象，无异于自我建造的“乌托邦”。局外人的不解甚至鄙视，都不会影响他们对自家爱豆的喜爱，反而是激发他们持续“助力”的动力所在。

二、流量景观与数据民工

在人们的观感中，明星与偶像/爱豆的区别在于是否拥有过硬的实力与作品。与前者充实饱满的“个性”相比，后者更接近于讨人喜爱的“符号”，它的价值体现在粉丝的数量、黏性与购买力。而这一切都可以体现在数据上：无论是选秀节目的票数、粉丝集资榜的金额数，还是微博超话榜的排名、代言产品的销量，全部都可以被标注为精确的数字。数字，意味着全部的价值。明星观念与偶像观念的冲突，最为激烈地体现在2019年周杰伦与蔡徐坤两家粉丝在微博超话打榜，争夺榜单第一的事件中。该事件发生的动因便在于人们对于畸形造星体制下数据假象的不满。数据漂亮与实力优越，“面子”与“里子”，日渐分道扬镳。

马克思在对商品拜物教的批判中指出，物与物的关系掩盖了人与人的关系。如今又升级出了数据拜物教，数据的高低象征着偶像的价值。居伊·德波在《景观社会》的开篇便写道：

“

在现代生产条件占统治地位的各个社会中，整个社会生活显示为一种巨大的景观的积累。直接经历过的一切都已经离我们而去，进入了一种表现。

”

为了打造傲人的数据景观与良好的偶像“表现”，粉丝们化身为勤勤恳恳的数据民工，每日按照琐碎繁杂的程序开展打榜投票等各种活动。而且，单打独斗的劳动显然效率很低，于是“集资”这样的组织形式应运而生，以便“集中力量办大事”，更明确地预估体量，更稳妥地为偶像换取成功。粉丝个人基于信任关系，将资金汇集到后援会或粉头手中，由他们来运筹帷幄（这其中隐藏着缺乏监管的灰色地带）。粉丝个人在这一“依附”行为中也收获了一定的归属感。

在数据至上、流量第一的逻辑下，很难避免“作弊”行为的发生。比如在选秀比赛中，如果某位练习生的粉丝群体购买力特别强，就可以一人投多票，即便该练习生的实力较弱、“德不配位”，也完全可以顺利出道。比如杨超越在节目中曾公开回应过排名质疑：“我粉丝给我投的，我就坐在那儿。”在以“变现”为目标的选秀场上，没有人会拒绝这样的粉丝效应。再比如，从《青春有你2》成团出道的“THE 9”就引发了争议。节目中刘雨昕的票数最高，因而是该团体的C位，但是在成团后的亮相中，却被粉丝质疑镜头不够多，对不起他们的“出钱出力”。还有粉丝质疑别人“偷换”了她的剧本，赢得了过多的曝光度。总之，如果衡量标准只有数据、镜头数、表演时长，各家粉丝群体为此的battle也就屡见不鲜了，甚至经常出现人身攻击、网络暴力等情况，对青少年粉丝的影响尤其负面。以“爱”为名，却难逃负面情绪、难以平衡的胜负欲与各种触碰道德底线的行为，这无疑是当下急需应对的现实问题。

三、资本与情感的双向驱动

粉圈内部的battle，正是资本所乐见的情感动员方式。比如在选秀节目中，刻意呈现选手如何努力，却又遭遇到各种坎坷，就可以成功地刺激粉丝为他/她拉票、投资。偶像与粉丝之间不断互虐，才可以刺激投资行为，拉动消费增长。近年来的选秀综艺，无不以情感营销作为重点。它们的核心概念是“梦想”“青春”“独立”“自由”“不懈努力”等等，资本搭台，情感作戏，尽力吸纳更多路人“转粉”，加入到这场盛大的造梦游戏中。谈及梦幻，形形色色的靓男俊女，各种各样的人格类型，与人形版的“迪士尼”并没有区别。《创造营2020》一开场，便是梦幻的城堡与游乐场。妹妹们的梦想，在想象之境起飞。

鲍德里亚认为我们生活的每个地方，都处在审美光环之下，日常消费品总是与奢侈、奇异、美、浪漫等美好的词汇联系在一起，而它们原本的用途或功能反倒不甚重要。消费活动日渐审美化，人们已经相当厌烦电视广告夸张、露骨的推销方式，却对审美化的、作用于情感、欲望与无意识的营销方式难以抗拒。选秀节目中的妹妹们，在镜头滤镜下犹如初生嫩芽，惹人垂怜。她们泪眼缠绵地诉说着梦想，渴望被更多的人看到，而被打动的人们心甘情愿地掏出自己的腰包，名曰为梦助力。以梦为马，资本造出“新神”。庙内香火不绝，善男信女乐意为自己的信仰买单。

鲍德里亚

如此看来，《共产党宣言》中的论断需要重新审视：资产阶级“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金钱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关系了。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中。”今时今日，资本却比任何时候都期待“情感的神圣发作”，一旦“动情”，便是获利的契机，而且从未如此“体面”而又隐蔽。在此意义上，马克思的论断还是没有过时：在资本运作的后台，依旧写着大大的“不许入内”。

集资文化正是情感与资本双向驱动的典型。一个有趣的例证是，曾与虞书欣合作过的演员刘奕畅在其微博发布了为她购买的冠名商牛奶照片，照片中成箱的牛奶如同彩色城墙一般。刘奕畅所配的文字是：“做朋友最重要的就是讲义气。”朋友义气，唯有以经济行为表现，而粉丝与爱豆的“情感共同体”也只能以集资打投来维系。资本的逐利之旅，就这样再次戴上了温情脉脉的面纱。

本文收录于《更新自我：当代文化现象中的个体话语》，文化艺术出版社2021年版。

▲ 李静《更新自我》

内容简介

本书通过择取与细读过去十年间中国大陆的文学与文化现象个案，书写与再现“自我”的当代经验史。主要内容包括三个层次：

其一，在一个愈加原子化、科层化以及电子化的生活世界中，文学与文化文本是如何想象与塑造“自我”的，而“自我”又是如何与公共政治、历史记忆、革命传统建立关联的。

其二，结合具体个案，探讨个体与共同体的辩证关系，进而分别描述当代共同体的若干形式及其可能性，着眼点包括现实与虚拟两端的“社群”、家庭、性别群体与乡村共同体等。

其三，本书希望通过经验分析，触摸正在巨变中的文化生产机制，涉及语言美学、文化生产驱动力、新的写作行动等多个方面，进而探究文化机制下的“人的再生产”这一重大议题，由此开启对于“更新自我”的切实追寻。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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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当代生活的思想价值

第一编  细描自我经验

第一章  喜恶之间的主体型塑

第一节  “快乐至上”的文化症状 

第二节  弃绝尘世与灵魂救赎

第三节  “我们与恶的距离”：道德的社会谱系

第二章  自我的公共感知与表达

第一节  以人民之名，讲述官场故事

第二节  阅兵式背后的抗战记忆

第三章  来自内面的革命史

第一节  “回望”革命时代的家史

第二节  养生、情欲与革命的对峙

第三节  抒情传统论述与革命叙事新变

第二编  共同体的形式及可能

第四章  现实与虚拟两端的“社群”

第一节  居委会叙事的秘密

第二节  想象性亲密关系：新媒介环境下的泛CP文化

第三节  “偶像”的吸纳：情感动员与资本运作

第五章  家庭与性别的新议题

第一节 “大团圆结局”的失效与新家庭理想

第二节  女性沟通机制的柔性力量

第六章  在文学中描画“新农村”

第一节  故人乡土的“人性原理”

第二节  知识视角下的当代农村书写

第三编  新文化机制与人的再生产

第七章  新机制

第一节  制造喜剧的“前世今生”

第二节  观众亦导演：当“脑补”成为生产力

第三节  “议题化”潮流及其弊端

第八章  新美学

第一节  新说唱与青年表达

第二节  新工人艺术团的造音实践

第九章  新思想

第一节  作为行动的“新女性写作”

第二节  文学研究者与人文学工作方式的养成

结语  互联网时代的人文批评何以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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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素静

图源｜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