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批评 | 袁先欣：“声”的类型学——《狂人日记》与鲁迅的语言观

点击上方蓝字 ● 关注文艺批评

编者按

鲁迅的语言观联系着特殊的声音观，在鲁迅的早期和中晚期发生过重大转变，如何理解这一转变长期以来是鲁迅研究中的难题。本文作者袁先欣老师围绕着鲁迅对声音、个体与民族（群体）三者关系那种有别于胡适、柄谷行人的设想展开探讨。同时，袁先欣老师以重新解读《狂人日记》为出发点，提出鲁迅在《狂人日记》中设置了极为复杂的语言层次和机制，它同时质疑了文言和白话，而将理想的语言的核心置于主体“立诚”的强烈意志。这样的语言观和声音观不仅有别于胡适、陈独秀的白话论，而且构成了鲁迅从早期的文言复古转向白话乃至大众语背后一以贯之的逻辑，即在鲁迅的创作中所表现出的是对一种发自内心的、真诚的声音的追求，这个声音将自身放置在与群体的紧张关系中，在打破虚伪、沉闷的既有秩序的同时，召唤着另一个全新群体的到来。在这样的召唤之中，鲁迅也获得了一个极为特殊的立场：在这里，孤独的内心声音不再导向结构性的、压抑的现代民族国家制度下的原子个人，而构成对它的不断挑战；狂人的独语也不再是私人的心理困境，而构成了民族的寓言。

本文原刊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1年第10期，转载自公众号“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特此感谢！

袁先欣

“声”的类型学：

《狂人日记》与鲁迅的语言观

一

白话文体的“问题性”

1918年5月发表在《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上的《狂人日记》标示了一连串“起点”。对鲁迅本人而言，《狂人日记》的写作仅仅是一个“听将令”式 的偶然事件，他甚至没有在日记中留下关于写作《狂人日记》的只言片语，后世的文学史编纂者不得不依靠想象和虚构来逼近他写作时刻的心境。[1]然而，《狂人日记》发表所引发的后续是鲁迅远远没有预料到的。它迅速成为中国第一篇现代白话小说，中国现代文学最早的创作“实绩”，之后，更构成了作家鲁迅的文学起点。

《新青年》第四卷四五号书影

在这些互相重叠的“起点”之中，《狂人日记》所采用的“形式”也即白话文体，是一个广受注视的特征。按照严家炎的说法，“中国现代小说在鲁迅手中开始，又在鲁迅手中成熟” [2]，《狂人日记》的成熟不仅在于鲁迅的小说技法， 同时在于它为新文学提供了一种新的语言典范。在胡适的设想当中，新的白话文学也必然是“国语的文学” [3]，而1920年教育部通告国民学校改国文科为国语科，随后新文学作品大量进入国语教科书，到1950年代普通话确立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狂人日记》所为之奠基的，确乎不仅仅是现代中国文学，而且也是现代中国的新书面和口头语言。

在鲁迅看来，他以《狂人日记》为开端写下的一系列小说，显示了陈胡二人所号召的“文学革命”的实绩。[4]胡适本人也把包括《狂人日记》在内的鲁迅小说视为白话文学的重要成绩。[5]然而，如果说胡适和陈独秀“改良”乃至“革命”的主要诉求，在于破“死”文言难学难懂之弊，收“活”白话通俗平易之益，那么《狂人日记》虽然采取了白话的形式，却似乎仍谈不上通俗平易。Michael Hill研究了1930年代的汉字拉丁化运动中出现的拉丁化新文字版《狂人日记》后发现，与鲁迅的原文相较，经过拉丁化新文字改写的《狂人日记》删去了原文中许多偏书面化的词汇，代之以更为简单、口语的词汇，同时也将句式改造得更适应口头习惯，甚至连标题《狂人日记》也改为了更简单易懂的 Igo fungz di rhgi（一个疯子的日记）。[6]作为中国现代语言改革中最为 激进、最无限接近透明的“活口头”语言的试验方案之一，拉丁化新文字版的 《狂人日记》不得不做出相当程度的“改写”，恰恰从一个侧面显示出，鲁迅在《狂人日记》中所使用的语言，与胡适和陈独秀所梦想的那种平易、明了、通俗的文学语言之间，仍有一定距离。

如何来理解文学革命的倡导与文学革命的实绩之间的这种距离？尽管鲁迅后来作为白话文的激进拥护者形象广为人知，但仔细查考不难发现，他对白话文的态度其实也蕴含着许多微妙复杂之处。根据周作人的回忆，他1917年甫至北京时，“鲁迅曾以《新青年》数册见示，并且述许季茀的话道，‘这里边颇有些谬论，可以一驳’” [7]。可以说，鲁迅本人此时“对于文学革命即是改写白话文的问题”至少是“无甚兴趣”的。[8]正如周作人所提示的，鲁迅的这种淡漠应该与他的“民报社时代” [9]，也即与许寿裳、钱玄同等人共赴民报社从章太炎学习文字学，并在一系列论文和《域外小说集》中尝试“文学复古”试验的历史有关；但在木山英雄看来，在从“文学复古”到“文学革命”这一貌似奇崛的转折中，实际存在着某种逻辑关联，“文学复古”的设想中已经蕴含了促使鲁迅走向白话写作的“文学革命”的依据[10]。季剑青的论文也将鲁迅白话写作的起源追溯至他东京时期的文言试验，认为“鲁迅对‘声’的持久的敏感和探求”是把握鲁迅选择白话文还是文言文的关键，“鲁迅从文言写作转向白话写作，实际上是从对个 体‘心声’的传达转向对他人‘心声’的探索和召唤”[11]。

以上研究做出了关键性的开拓，但仍留下一些未尽的部分，有待进一步申发。一个没有在木山英雄和季剑青的讨论中得到充分展开的重要问题是：如何在声音与个体的关系图谱之中放置民族或群体想象的位置？在季剑青的分析之中，鲁迅为《域外小说集》翻译的安特来夫《谩》《默》和迦尔洵《四日》三篇小说所表现的是隔绝于他人的孤独个体的内心声音，这种隔绝对应了鲁迅此时选择的高度复古难解的文言形式，从而，《域外小说集》的失败可以隐喻性地被解读为文言复古的失败：孤独的内心无法经由繁难的“本字”传达给读者，只有在鲁迅转向白话之后，个体的“心声”才可能与他人发生联结[12]。但值得注意的是，对鲁迅本人而言，恰恰是在这些封闭和孤独的“心声”之中，蕴含着某种通往民族性、群体性的路径，并且这一思路并没有因为他1918年开始白话写作而发生重大改变。在1909年为《域外小说集》所写作的那篇简短而磅礴的序言中，鲁迅称这些孤独的“心声”为“邦国时期”的“大涛之微沤与”[13]，尽管遭遇了商业上的失败，鲁迅和周作人此后多年仍持续在教育部、北大同事之中赠送《域外小说集》[14]，1920年《域外小说集》在群益书店再版，以及鲁迅1921年开始以白话继续翻译安特来夫和迦尔洵的小说，都显示《域外小说集》中的孤独“心声”与他 1918年开始的白话创作之间复杂却清晰的承续关系。支持着鲁迅从“文学复古” 转向“文学革命”的，似乎恰恰是某种持续性的对于个体和民族关系的理解。

《域外小说集》，鲁迅 著

1909-03

在柄谷行人看来，对某种纯粹声音的找寻一方面是东西方现代民族形成过程中普遍存在的现象；另一方面，无限靠近声音的语言最有可能透明地展现个体 “内面”这一意识，实际是使得现代民族国家得以成立的某种意识形态装置[15]。在这个意义上，声音—个体—现代民族国家实际上构成了一个互相支撑的系统，对前二者的讨论不应该也无法避开最后一个因素的介入。对鲁迅而言，民族主义是他文学活动的根本前提，他对语言的思考和选择，以及对幽深个体经验的追寻，毋宁都是民族主义这一根本诉求的衍生物。但是，鲁迅对声音、个体与民族（群体）三者关系的设想，既有别于胡适那种通过某种透明的、具有高度交流性的共同语言达致民族共同体的方案，亦不同于柄谷行人所描述的声音—个体—现代民族国家的三位一体。这不仅是鲁迅语言观中最为难解的部分，而且构成了理解鲁迅文学和思想的重要线索。本文的基本目标也正在于对这一问题展开探讨。在下面的篇幅中，我将通过对《狂人日记》的重新解读，以及对鲁迅语言观形成过程的再追溯，尝试厘清鲁迅是在什么样的关系之中设想声音、个体与民族的，以及这一套动力机制如何影响了他的文学选择和道路。

Fredric Jameson曾在他那篇著名的论文中提出过一个观察：《狂人日记》内部包含着对欧美读者而言完全相悖的两种特质，一方面，《狂人日记》的故事是完全个体化的心理叙事；另一方面，它又构成整个民族的宏大预言。Jameson将这种二元性视作某种第三世界文学的特征，对第三世界的作者而言，个人的故事无法停留在纯粹私人经验的层面，它不可避免地要成为民族命运的承载和表现[16]。如果说，Jameson对同时包裹在《狂人日记》中的个体叙事与民族叙事如何成为可能的解释，是从不平衡的全球政治经济空间结构角度来展开的，那么本文在此则希望通过一个更为内在的方式，也即《狂人日记》所采用的语言形式及其文本机制，来切入这一问题。如前所述，语言与个体与民族之间的紧密关联是一种普遍的现代现象，尽管《狂人日记》采用白话的革新意义已经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这一形式在文本层面的运作机制如何创造出了《狂人日记》既作为个人心理故事，又作为民族寓言的特殊效果，仍是一个有待挖掘的话题。

二

疯癫的语言机制：再读《狂人日记》

在论及《狂人日记》的语言形式时，很多学者都已经注意到，鲁迅在小说中设置了分属白话和文言的两个叙事声音，其中属于狂人的声音是用白话来讲述的，而属于狂人对立面的那个“正常”世界则使用文言。中国大陆的传统解释框架一般认为，《狂人日记》这个文言小序与白话正文对峙的设置表现了鲁迅对中国封建传统的彻底否定，而随着1980年代以来旧鲁迅解释框架的松动以及海外研究的引介，人们则越来越注意到这个设置本身所具有的反讽和自我取消效果[17]。但值得指出的是，小说中文言和白话互相取消和否定的这一结构，其所具备的象征性之丰富程度，并不止于反封建主题的隐喻。在小说中，相对于表述规范社会秩序的文言，白话既是属于疯人的语言，同时也是说出了真理的语言，从而，正常与非正常、理性与疯狂的既定关系，经由语言的隐喻发生了颠倒。按照福柯的看法，“语言是疯癫的首要的和最终的结构，是疯癫的构成形式”，“疯癫的实质最终可以用某种话语的简单结构来确定”。[18]那么，在《狂人日记》中，既使得理性和疯狂区分开来，又使得二者关系发生颠倒的语言机制是什么呢？

要回答这一问题，首先需要把握狂人发狂的逻辑。狂人之“狂”，其核心在于狂人认定他周围看起来太平无事的世界实际充斥着“吃人”的行为。不过，“吃人”的论断并不是在小说的一开头就被提出来的，而是经历了一个累积和推进的过程。在日记正文的开头两个小节，首先让狂人觉察到异样的是 “赵家的狗”“看我两眼”，继而发展到白天上街时，赵贵翁和街上七八个人 “似乎怕我，似乎想害我”的奇怪眼神，以及他们交头接耳的议论。不解之下，狂人无法入睡，感到“凡事须得研究，才会明白”，这令他回想起昨天街上“最奇怪”的一幕[19]：

”

最奇怪的是昨天街上的那个女人，打他儿子，嘴里说道，“老子呀！我要咬你几口才出气！”他眼睛却看着我。我出了一惊，遮掩不住；那青面獠牙的一伙人，便都哄笑起来。[20]

这个场景中，与怪异的眼神交叠的是女人“我要咬你几口才出气”这句话，它在小说中第一次明确指向了“吃人”的关键意象，因此，此前众人的眼神和议论，虽然使狂人感到“怕”“纳罕而且伤心”，但只有在打儿子的女人面前，狂人才“遮掩不住”地“出了一惊”，引得众人哄笑起来。接下来，狂人继续回想起几天前的另一件事：狼子村的佃户来家中告荒，告诉大哥村里众人打死了一个大恶人并油煎炒食其心肝。此事给狂人造成的恐怖感受同样在于食人情节与某种“眼光”的重叠：“我插了一句嘴，佃户和大哥便都看我几眼。今天才晓得他们的眼光，全同外面那伙人一模一样。”咬人和吃人的对象虽然并不是狂人，但眼神却使狂人生出怀疑，“他们会吃人，就未必不会吃我”。狂人继续将“研究”转向历史，并有了更加令人震惊的发现：“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最终， “书上写着这许多字，佃户说了这许多话，却都笑吟吟的睁着怪眼睛看我”，书上的字、佃户的话与“怪眼睛”化为一体，狂人终于确认：“我也是人，他们想要吃我了！”[21]

在此，狂人逐渐得出“吃人”结论的过程，实际上也是狂人对语言的理解一步步偏离其原初的指向和语境，并在“怪眼睛”的暗示下，将自身替换为 “吃”的对象的过程。狂人的疯狂因而本质上是一种语言紊乱，他无法再辨认出不同言说的具体对象，而是将许多不同的“吃”的语言符号从其语境中抽出，连缀成一张巨大的网络，将包括自己在内的所有人置入其中。如果借用索绪尔语言学的概念，那么也可以说，语言的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对应关系在狂人这里破裂了，狂人不是在约定俗成的意指关系当中来理解他所听到和看到的种 种“咬”和“吃”的，不同的与“吃”相关的能指在狂人脑中汇聚为一个巨大的集合，构成“吃人”存在的佐证。在小说后续的部分，这种语言紊乱的机制继续发挥作用，进一步佐证了狂人的“吃人”发现。医生嘱咐大哥赶快让狂人吃药，被狂人理解为催促大哥吃人的暗语；大哥讲书时曾提到过“易子而食” 的历史故事和“食肉寝皮”的修辞，则使得狂人相信大哥也在吃人。[22]

《疯癫与文明》

 [法] 米歇尔·福柯 著

刘北成 / 杨远婴 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01

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中指出，“疯癫是从人与真理的关系被搅得模糊不清的地方开始的”，疯癫也是人与真理的关系形态，不过是那些被放逐到理性之外的形态，在表面的混乱、谵妄和幻觉之下，疯癫实际还隐藏着一个“活跃的理性”的层面，在此，逻辑上坚定自信的话语“在紧密相连的判断和推理中展开”[23]。从这样的角度来看，语言的紊乱只是狂人疯狂的第一个层面，在此之下还有另一套坚实的结构。如果说，语言紊乱指的是狂人无法再在约定俗成的关系当中把握和接受所指与能指之间的对应关系，那么值得注意的是，使得既定的所指与能指关系崩溃的，恰恰是狂人的另一种极为强烈的欲望，也即探索各种符号的表面含义背后所隐藏真相的欲望。狂人不断地追问人们奇怪的眼神、笑容、窃窃私语之中藏着什么别样的“心思”，这引导狂人走向了对语言本身的怀疑：

”

照我自己想，虽然不是恶人，自从踹了古家的簿子，可就难说了。他们似乎别有心思，我全猜不出。况且他们一翻脸，便说人是恶人。我还记得大哥教我做论，无论怎样好人，翻他几句，他便打上几个圈；原谅坏人几句，他便说“翻天妙手，与众不同”。我那里猜得到他们的心思，究竟 怎样……[24]

善与恶不再是基于固定的伦理道德标准而给出的客观评价，而变成了取决于“他们”好恶“心思”的任意标签。狂人回忆大哥教他做论的情形，尤其鲜明地展现了语言自身的翻覆变化如何与语言的对象脱节。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重新来理解狂人从“仁义道德”的字缝中看出满纸“吃人”的那个惊人时刻：“仁义道德”的语言符号不再指向人与人之间的仁爱与正义，更可怕的是，隐藏在“仁义道德”的能指背后的真实讯息是“吃人”。狂人不仅拆毁了“仁义道德”原有的能指与所指对应关系，而且建立起新的与“吃人”所指 的对应关系。戳穿旧有语言系统的虚伪性和遮蔽性，并在此基础之上重新发现语言符号所指向的真正含义，因而构成了对中国传统伦理制度残酷性的批判和揭破的前提条件。小说开头所建立起来的那个文言—理性对立于白话—疯狂的既定秩序，也在这个瞬间被颠倒过来，经由文言所表述的那个理性有序的世界，不过是某种虚假的掩饰；而狂人只有通过白话，才能够穿透烟雾一般的符号屏障，道出“吃人”的真相。

质疑和拆毁旧的语言系统，重建真实的符号能指与所指关系，这构成了推动《狂人日记》叙事的一种隐性逻辑。也就是说，《狂人日记》所发出的激烈的社会、历史和文化批判声音，是与某种重建语言的诉求相表里的。然而，如何理解鲁迅在《狂人日记》中所发出的这种重建语言的诉求？一个较容易设想的解释是，它构成了对胡适和陈独秀“文学革命”打倒文言、标举白话号召的呼应。的确，《狂人日记》中，文言与白话的关系经由狂人发现“吃人”真相而被颠倒过来，其实是以小说叙事的方式确立了白话的合法性。与此同时，鲁迅与陈胡也都认可，白话是属“真”、属“诚”的语言形式，而文言则矫饰、虚伪。但值得注意的是，《狂人日记》中，那个经由狂人的十三段日记而展开的白话世界并不纯粹是狂人自己的声音，其他层次和元素也同样羼入其中。

根据文贵良的总结，十三段日记作为狂人的白话叙事，其中包含着几种语言形态：“狂人白话、日常白话和书面文言，其中狂人白话是基本形态，指的是狂人的叙述语言和说话语言；日常白话则指狂人周围其他人的口头语言。”[25]事实上，在《狂人日记》的小说主体也即十三段日记中，尽管虚伪的文言世界作为狂人的对立面一直是推动小说叙事的核心元素，但狂人与周围人之间的冲突，主要呈现为狂人的口头语言与周围人的口头语言之间的不可交流，而这两种语言形态在小说中都是以白话的方式出现的。在这个意义上，狂人之外的语言世界，无论其是文言还是白话，都是虚伪和具有欺骗性的；狂人首先从对打孩子的女人和来告荒的佃户的话产生疑窦，继而发展为对包括文言在内的整个语言系统的怀疑，显示出对狂人而言，文言和白话的形式差别并不是关键。尤其具有意味的是，与前面狂人在历史满纸的“仁义道德”字缝中看出“吃人”的情节相对应，狂人在小说的第八小节与某位奇怪人物发生了一场口头冲突。这位没有名字、面目模糊、带着虚伪笑容的人物倏忽而来，又在冲突的高潮处神秘消失，似乎预示着狂人所针对的并不是某个具体角色，而是某种类型的代表。双方的对话都以白话形式展开，在狂人的追问下，无名氏尽管尝试了种种策略岔开和躲避话题，却节节败退，最终只能恼羞成怒地取消狂人言说的权利：“我不同你讲这些道理；总之你不该说，你说便是你错！”[26]不久之后，狂人试图开诚布公地与大哥谈心，他准备了《狂人日记》中篇幅最长、最总括也最“理性”地交代狂人历史和现实认识的一段白话“告白”，以劝转大哥放弃吃人，但换来的回答只是大哥“满脸变成青色”，并当着围观的众人称狂人为“疯子”。[27]这是小说正文中唯一一次清楚地对狂人之疯狂进行了命名和指认的时刻，而这个关键的命名所使用的词汇，恰恰是白话的（疯子）而非文言的（狂人）。

鲁迅在《狂人日记》中设置了极为复杂的语言层次，其中，不仅文言与白话在发生对立，狂人的白话与周围其他人所说的日常白话也处在对立关系之中。这个设置实际上预示着，鲁迅并不像胡适和陈独秀那样对白话抱有某种天真的认同和期待，相反，他相信白话本身同样是可能被运用于虚伪和欺骗、与文言的系统同流合污的。第八段日记中狂人与无名氏的辩论，最为清晰地呈现了这两种白话类型的核心差异：如果说狂人所执着的，是吃人行为的存在与否以及与之相关的基本伦理判断，那么无名氏则试图通过将话语限定在具体的时间和空间之内，来逃避狂人的追问。两人的对话所暴露出来的困境恰恰是，一方面，白话相对于文言而言，的确具备更真实的符号能指与所指关系，这也正是为什么无名氏面对狂人的提问无法提出另一套欺骗性的表述方式，而只能不断迂回来回避问题；但另一方面，作为一种语言形式的白话可能发挥出的效力极大地受制于言说者本人的意志，即便是白话的使用者，也可以采取“不说”的策略，使得白话屈从于虚伪与矫饰的现实制度。在这个意义上，白话作为一套可能刺破虚假表象、重新建立起语言符号真实的能指和所指关系的装置，必须有言说者本人重建真实语言的强烈意志为基本前提。

三

“声”的类型学：语言、个人与民族

正是在对言说者本人意志的强调之上，鲁迅的语言观和胡适、陈独秀的语言观之间出现了微妙但关键的差异。按照胡适的设想，具有合法性的“活” 文学一方面是“通俗行远之文学”，另一方面是与英、意等国一样的“言文合一之国语”的先声。[28]对语言“通俗行远”的要求，毋宁是为了保障在某个特定共同体内部成员之间的最大程度的有效交流。与此同时，正如他将德、英、法等国的历史轨辙视作中国榜样所昭示的，胡适的语言方案背后实际隐藏的是一个按照现代西欧样式想象出来的民族国家共同体，其中，边界明确的地理空间、现代国家制度、共同市场、共同文化等因素是这个共同体的基本特征，对 “言文合一”“通俗行远”的语言追求，既是这样一种民族想象的结果，也是促使其化为现实的途径。在这个意义上，胡适所渴望的白话是一种民族的语言，尽管白话的形式来自于明清小说和佛家语录，但对胡适而言，赋予其真正内涵的是一个清晰的现代民族国家议程。胡适通过将白话与文言叙述为活文字与死文字关系所试图实现的，其实是中国从旧的天下帝国式样的共同体朝向现代民族国家共同体的更新。如果说胡适心目中的白话文学是某种表现了现代民族国家内部成员共同声音的文学，那么对鲁迅而言，经由对言说者本人意志的关注，这个共同的声音同样可能被编制到一个欺骗性的结构中去这一事实，构成了一个必须要面对的问题。鲁迅在《狂人日记》中提出的从而是一种有别于胡适方案的声音模式：狂人发出的是一个始终忠于自我、不折本心的强大个人声音，这个声音不仅戳破了旧式的文言世界的语言神话，它同样也撕开了看似 真诚、实则仍是伪饰的日常白话语言的包装。

如何来理解鲁迅在《狂人日记》中提出的这种声音模式？它的思想源头起于何处，鲁迅又如何在这样一种构想中摆放个人和民族的位置及关系？要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必须回到作者“鲁迅”出现之前，也即“鲁迅”的前史当中去找寻。事实上，早在东京时期，鲁迅就提出过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心声”：“盖人文之留遗后世者，最有力莫如心声。”[29]“心声”一方面是文学的起源，另一方面是“诚于中而有言”的产物，在鲁迅看来，发自内心的声音乃“离伪诈者”，能够使得个体获得真正的自我意识，从而打破人群的“黮暗”[30]。鲁迅也区分了属诚的心声和污浊的“恶声”，后者“靡然合趣，万喙同鸣，鸣又不揆诸心，仅从人而发若机括”[31]，也就是说，鲁迅认为群体的声音往往是机械、被动的“伪声”，真诚的声音必须源自强烈的个人意志或深刻的内心感受。尽管鲁迅此后经历了早期梦想的破灭和十年的沉默，但我们仍不难看出《狂人日记》与鲁迅早年的语言和声音观念之间的直接承继关系。正如前文所分析的，《狂人日记》当中真正的冲突并不发生在文言和白话之间，而发生在真诚的个体声音与虚伪矫饰的群体性语言系统之间——不论这个系统所采取的是文言还是白话的形式。

《摩罗诗力说》，鲁迅

1908年，《河南》杂志

鲁迅将个体的声音与群体的声音对立起来，但这同时又带来了另一个疑问：正如Fredric Jameson曾经论及的，狂人如此孤独、与周围格格不入的声音，如何理解它最终可能转变为一个民族寓言呢？与鲁迅设想个体声音与群体声音的关系类似，鲁迅思想中确实长期存在着一个悖论式的结构，在1907年写作的《摩罗诗力说》中，鲁迅一方面高度赞扬和标榜了对立于庸众的独异个人、“精神界之战士”，另一方面又期待着这些精神界战士能“援吾人出于荒寒”，救民众于大厦将倾之际。[32]在李欧梵看来，包括狂人在内的许多鲁迅小说人物都可被看作摩罗诗人们的后代，但狂人的声音不得不以疯人之语的形式表达出来，这最终阻断了其信息传递给一般民众的可能。[33]的确，在《狂人日记》中，狂人与周围人的对立达到了似乎无法逾越的极端程度，但值得注意的是，鲁迅从来都不是在共识的意义上设想个体和群体之间的理想关系的。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批判了 “据群学见地以观诗者”，他所激赏的裴伦不是表现“人类之普遍观念”的桂冠诗人，而是“超脱古范，直抒所信，其文章无不函刚健抗拒破坏挑战之声”的摩罗诗人[34]，因为他们能够“不为顺世和乐之音”，以此“撄人心”、破“污浊之平和。”[35]精神界战士对于群体的存在价值因而不在于表达某种共同、普遍的东西，相反，而应当对群体已经形成的观念、习俗、制度等提出挑战与冲击，并寄望以此为出发，一个全新的民族群体可能诞生出来。

也就是说，在当下这一时间限度之中，鲁迅将个体与群体置于对立的关系之中，但他同时寄望于诚挚的个体声音能够冲破陈腐虚伪的群体形态，使得一种全新的民族群体可能出现在未来。未来这个时间向度，是使得鲁迅笔下的精神界战士们可能跨越独异个人与庸众之间的鸿沟，共同融入一个民族的或群体的议程中去的关键。在1908年发表的《破恶声论》中，鲁迅如此写道：“吾未绝大冀于方来，则思聆知者之心声而相观其内曜。……人群有是，乃如雷霆发于孟春，而百卉为之萌动，曙色东作，深夜逝矣。”[36]《狂人日记》的结尾，狂人在接连发现了周围的人吃人、自己的家人吃人、自己大约也吃过人，而陷入几近彻底的绝望之际，最后一点微薄的希望也寄托于“救救孩子”，也即对于未来的拯救之上。在此，“救救孩子”的呼喊不仅是狂人朝向他所置身于的小说世界所发出的最后声音，而且也是作者鲁迅直接对读者们所发出的“呐喊”，未来的时间向度同时在小说时间和鲁迅及其读者所处的现实时间中展开，独异个人与庸众之间令人绝望的对立，通过时间维度上的置换而最终可能被超越。

在此还有必要加以说明的另一个问题是鲁迅的时间意识。作为在严译《天演论》的氛围中成长起来的一代，鲁迅和胡适均深受进化论影响，在他们二人的著作和思想中，进化论式的语汇皆不胜枚举。但在胡适那里，“历史进化”往往意味着一条步骤清晰、不容置疑的发展轨迹，正如拉丁文必然要被英、法、德、 意等民族语言取代一样，普遍的帝国也必然要转变为现代式样的民族国家。[37]相对而言，虽然鲁迅坦承自己直到1928年被创造社“挤”着阅读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之前，一直处在进化论的笼罩之下[38]，他的进化论观念却是极其朴素的，仅仅是将来必然胜于过去、年轻人必然胜过老年人这样一种确信而已。鲁迅终其一生几乎不曾提出过任何确定性的未来方案，进化论所赋予他的，毋宁是某种质疑成规、拆毁过去的激情。即便在尚且做着“将来的好梦”的青年时代，鲁迅最为具体的未来设想也不过是“盖惟声发自心，朕归于我，而人始自有己；人各有己，而群之大觉近矣”[39]。群之大觉“近矣”而非“至矣”，恰恰说明了这一方案的未完成性。更大的程度上，鲁迅是从一个反叛现在的角度出发，来设想“心声” 和摩罗诗人们的。在《摩罗诗力说》的结尾，鲁迅引用了俄国作家柯罗连科写作的故事，少年在西伯利亚的冰天雪地中读到樱花树上声音婉转的黄鸟，陷入沉思。或者可以说，鲁迅希望摩罗诗人们的“心声”所扮演的，正是黄鸟一般“破中国之萧条”的“先觉之声”的角色。

陈独秀

胡适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重新来理解鲁迅的声音和语言观念。鲁迅开始用白话写作小说，与其说是服膺于胡适、陈独秀所描绘的未来蓝图，不如说是鲁迅看中了白话写作在当时氛围之下所具备的巨大冲击性和反叛性。正如狂人的内心声音构成了刺破他周围种种虚伪的语言幕帐的匕首，主要以白话写作的 《狂人日记》对1918年的中国而言，同样是一个揭示了其思想、文化、制度等方面形形色色“瞒”与“骗”的赤诚之声。声音言说者强烈的个人意志表露，不是为了彰显自我的存在，而是为了形成与某种既成秩序以及其支撑它的权力结构之间的对抗关系。这样一种声音—个人—民族关系的构想，同样有别于柄谷行人所描绘的屈服于民族国家压抑性制度的孤独个人：在柄谷行人那里，透明的声音所表达的个人内面实际是某种社会介入和社会改革尝试遭遇挫折的产物，因此，转向个体内面看似是对威权性的国家制度的背离，却毋宁在实际效果上使它进一步稳固下来。[40]然而，对鲁迅而言，以高度个性化的声音为媒介所不断激发和展开的对抗关系才是最关键的。

1925年，当白话文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不再是文化界和知识界的边缘力量，而逐渐成为主流为越来越多人所接纳之时，鲁迅却在《二十四孝图》中如此写道：“我总要上下四方寻求，得到一种最黑，最黑，最黑的咒文，先来诅咒一切反对白话，妨害白话者。”[41]稍早些时候，他也因《京报》的“青年必读书”征文时答以“要少—— 或者竟不—— 读中国书”，而引发轩然大波。[42]表面上看来，在白话文和新文化运动已经大获成功的时刻，鲁迅如此激烈的言论显得没有必要甚或不合时宜，但此时为鲁迅所忧虑的，却恰恰是在“白话渐渐通行了，势不可遏”之时，“有些人便一转而引为自己之功，美其名曰‘新文化运动’”。[43]换言之，鲁迅意识到白话正在逐渐被编织进入一种新的制度性结构之中，它最初出现时所具备的挑战现实的巨大能量正在逐渐失去。鲁迅所不惜为之“诅咒”来保护的白话文因此并不单纯是某种语言形式，而是这一形式对“可诅咒的”既成秩序展开反叛和对抗的可能。

另一个值得分析的例子是鲁迅晚年对于大众语乃至汉字拉丁化运动的提倡与推动。在一般的解释里，鲁迅晚年的这些主张，毋宁表明了他已经放弃了早年的 “复古”尝试，越来越倾心于语言的平易通俗。但应当注意的是，晚年的鲁迅在大力提倡和推动大众语的同时，也在为“不像吃茶淘饭一样几口可以咽完，却须费牙来嚼一嚼”的“硬译”辩护[44]。甚至在鲁迅看来，“大众并不如读书人所想象的愚蠢”，创制中的大众语的来源应该同时包括“白话、翻译、欧化语法，新字眼”[45]，因此，通过创造一种新的属于大众的语言，既打破1930年代读经复古 的反动氛围，又拒绝充当“大众的新帮闲”，拒绝直接延续大众已有的语言，构成了鲁迅真正的关切所在。 

鲁迅的声音和语言观在早期和中后期所发生的巨大转折经常令人迷惑不解。然而，在这个看似突兀的转折之中，实际隐藏着一贯的逻辑：对一种发自内心的、真诚的声音的追求，这个声音将自身放置在与群体的紧张关系中，在打破虚伪、沉闷的既有秩序的同时，召唤着另一个全新群体的到来。终其一生，鲁迅尽管对于这个要被召唤出来的群体并没有过具体细致的设想，但他对这个真诚的、叛逆声音的执着却是始终如一的。这个声音使得鲁迅写出了以《狂人日记》为始的一系列小说，也使得鲁迅获得了一个极为特殊的立场：在这里，孤独的内心声音不再导向结构性的、压抑的现代民族国家制度下的原子个人，而构成对它的不断挑战；狂人的独语也不再是私人的心理困境，而构成了民族的寓言。

本文原刊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1年第10期

注释:（上下滑动查看更多）

[1]在王德威编纂的 A New Liter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中，王德威特地邀请了小说家哈金 来“重构”鲁迅写作《狂人日记》的晚上。See A New Liter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ed.  by David Der-Wei Wang, Belknap Press: An Imprint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p.6.

[2]严家炎：《〈呐喊〉〈彷徨〉对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贡献》，严家炎：《二十世纪中国 文学精神：严家炎自选集》，人民日报出版社2013年版，第97页。 

[3]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年版，第45页。 

[4]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年版，第246页。 

[5]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3卷，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年版，第263页。 

[6]Michael Hill, “New Script and a New ‘Madman’s Diary.’”,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Vol. 27, No. 1, 2015, pp. 91~95.  

[7][9]周作人：《知堂回忆录》下，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424、424页。 

[8]周作人：《鲁迅的故家》，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357页。 

[10]木山英雄：《从文言到口语——中国文学的一个断面》《“文学复古”与“文学革 命”》，《文学复古与文学革命——木山英雄中国现代文学思想论集》，赵京华编 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8~125、223~238页。 

[11][12] 季剑青：《“声”之探求：鲁迅白话写作的起源》，《文学评论》2018年第3期。 

[13]鲁迅：《域外小说集·序言》，《鲁迅全集》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8页。 

[14]参见张丽华《文类的越境旅行：以鲁迅〈狂人日记〉与安特来夫〈心〉的对读为中 心》，刘东编：《中国学术》（总第三十一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157~158页。 

[15][40]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赵京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 版，第35~68、194~196，27~34页。 

[16]弗雷德里克·杰姆逊：《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张京媛译， 《当代电影》1989年第6期。 

[17]李欧梵：《铁屋中的呐喊》，尹慧珉译，岳麓书社1999年版，第59~63页；钱理群、薛 毅：《〈狂人日记〉细读》，《鲁迅研究月刊》1994年第11期，第13~15页。 

[18][23]福柯：《疯癫与文明》，刘北成、杨远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 第91，88、95页。 

[19][20][21][22][24][26][27]鲁迅：《狂人日记》，《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第444~446、446、445~447、448~449、446、451、452~453页。 

[25]文贵良：《语言否定性与〈狂人日记〉的诞生》，《鲁迅研究月刊》2013年第8期。 

[28][37]胡适：《文学改良刍议》，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年版，第14、14~15页。 

[29][32][34][35]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 65、102、74~75、68~70页。

[30][31][36][39]鲁迅：《破恶声论》，《鲁迅全集》第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5、 26、25、26页。

[33]参见李欧梵《铁屋中的呐喊》，尹慧珉译，岳麓书社1999年版，第82~83页。 

[38]鲁迅：《三闲集·序言》，《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页。 

[41]鲁迅：《〈二十四孝图〉》，《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58页。 

[42]鲁迅：《青年必读书》，《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页。 

[43]鲁迅：《写在〈坟〉后面》，《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01页。 

[44]鲁迅：《关于翻译的通信》，《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 391页。 

[45]鲁迅：《门外文谈》，《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3页。

或许你想看

（点击文字查看更多内容）

本期编辑 | 勤雯

图源 | 网络

            长按关注

欲转载本公号文章

请后台留言申请

转载请注明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