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宗神学的历史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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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封信

改革宗神学的历史之旅

智慧人受训诲，便得知识。

亲爱的耶西：

在日内瓦时，我沉浸在思想的历史长河之中。这里，让我们转换话题，回到你在第二封信中问我的那些问题,就是关于改革宗传统的历史和背景。这会帮助我们避免完全陷入改革宗神学救赎论（即关于拣选、预定和救赎)视角之中，尽管绝大多数人在听到加尔文主义时会认为这传统就只包括这些。事实上，这些主题仅仅是改革宗传统的一小部分（尽管是很关键的部分）,而改革宗传统本身具有更广博的视野。

在论述宗教改革的历史方面，很多人比我做得更好。[我推荐麦格拉思（Alister Mc Grath)的《基督教的危险观念》一书。]我在这里只是给你提供一个简赛的概括,特别是关于改革宗神学的历史。尽管这趋内容已经古旧了，但我认为，如果你可以读一趋收在沃菲尔德的《神学研究》中的论文,仍会受益很多。这本书包含关于路德的《九十五条论纲》的论文，以及关于改革宗神学在加尔文和后来的改教家那里发展的论文。

10月31日是我们庆祝宗教改革的日子。这是为了纪念在1517年的这一天，奥古斯丁修会的修士马丁•路德将他著名的《九十五条论纲》钉在德国维滕堡教会的大门上。这是一项激发辩论的举动，为抗议路德所目睹的正统基督教神学在中世纪教会中的堕落。因此，这一场抗议也被称为“改革抗罗宗宗教改革”（Protestant Reformation)也因此得名。在这次抗议之前以及之后，都有人提出类似主题上的辩论，包括胡斯(Jan Hus)、法雷尔（William Farel)和加尔文，加尔文这位法国人最后落脚于（或被硬拉到）日内瓦。

最开始的时候，改教家们的确是致力于改革信仰，而不是要搞分裂。但是，鉴于他们的极端立场(这与中世纪晚期的败坏和反宗教改革者的反应是成正比的），最终导致了一些新教会的产生，或者我们可以说，教会出现了一些新的分支。所以在宗教改革之后，出现了雜宗教会一自路德的鮮者梅兰希顿Philipp Mclanchthon)所牧游的教会—接苕又出接近加尔文主张的教会。宗教改革的一些影响力也在英格兰扎根，催生出安立‘诚会’即英格兰国教会。（他们的信纲通常称为“三十九条纲”，是对改革宗神学非常有力的陈述。多么盼望今天有更多的圣公会信徒真正相信它!）在宗教改革之后几十年中，历史神学方面出现了一些激动人心的发展，就是被称为“后宗教改革时期”的神学，或称为“抗罗宗经院神学”。到了I7、18世纪，特别是在欧洲大陆，改革宗神学因一些人如图勒林（Francis Turretin)等的著作而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我在加尔文神学院的同事理查德•穆勒(Richard Muller)就是研究这个领域的专家。

加尔文异象中的改革宗基督教信仰，尤其在尼德兰和苏格兰这两个地方扎下了根，这给我们带来了两种不同、但又相互关联的改革宗神学和实践。在尼德二出现的改革宗神学，通常被称为“荷兰改革宗”(这也是早期建立新阿姆斯特丹的美洲定居者的信仰，正因如此，改革宗教会在美国是最古老的教派）。正是^改革宗传统，留给我们—些最重要、意义最深远的改革宗信经和信条：《比利时信条》、《海德堡教》和《多特信条》。荷兰改革宗神学中，后来对其最清晰的表述者包括：凯波尔、巴文克（Hcrm Bavinck)和伯克富（Louis Bcrkhof)。也正是从这一改革宗神学传统中，产生了一些其他领域的学者，如穆尔（Richard Mouw)、普兰丁格（Alvin Plantinga)和沃特斯托夫（NicholasWolterstorff)。我希望你能越来越熟悉这些人的名字。今天与这个传统相关联的院校是加尔文学院和神学院，阿姆斯特丹的自由大学，还有一些在加拿大、南非和印度尼西亚的院校。也正是这个传统影响了一些新教宗派，如基督教改革宗教会(CRC)、美洲改革宗教会(RCA)和联合改革宗教会(URC)，联合改革宗教会是新近出自CRC的分支。(如果说弗雷姆能写出《梅钦的战士儿女》，那么凯波尔也同样有一群能征善战的后代。)

经诺克斯(JohnKnox)的影响,在苏格兰诞生了另外一支改革宗神学，其精华是《威斯敏斯特信条》和《威斯敏斯特大小要理问答》。正是从这一脉盎格鲁一撒克逊传统中，产生出一群清教徒神学家，如欧文、巴克斯特(RichardBaxter)以及爱德华兹。这传统的发展最终由美国的老普林斯顿传统表述出来，其领军人物即是我们之前已经熟悉的沃菲尔德、贺智等人。今天与此传统相关联的院校是威斯敏斯特神学院(由一批离开老普林斯顿的人于1929年建立）、改革宗神学院和圣约神学院。此外，这一传统还在另一些院校中扮演了令人惊讶的角色，如美南浸信会神学院，受这个传统影响的宗派包括美洲长老会(PCA)、正统长老会(opc)以及作为“主流”教派的美国长老会(PCUSA)。

可能让人很吃惊的一点是，荷兰和苏格兰这两支改革宗传统的交会非常少。（套用德尔图良句者名的问话雅典和耶路撒冷有什么相干呢?”我们可令以说阿姆斯特丹和爱丁堡有什么相干呢？大急流城和费城有什么相干呢?”）这两个传统曾经有过很多的交会。例如，伟大的圣经学者格尔哈达斯•沃斯(Geerhardus Vos)曾生长于大急流城，而在普林斯顿去世。范泰尔(Cornelius Van Til)的预设论看上去也是这两种传统交会的结果。薛华的文化批判也从这两种传统中获益。霍顿(Michael Horton)也曾畅游在这两种传统之中。但不幸的是，这两种传统更多时候就好像夜间的航船，彼此擦肩而过，但却没有发生交会。

我认为这种历史性追溯很重要，它能帮助你定位，看你进入的是哪一种改革宗传统:你所发现的加尔文主义，是从(广义的）苏格兰源头而来的，也带着老普林斯顿的印记。同样，我也是通过这个入口，进到一个广博的称为加尔文主义的传统中。但是，我希望你在把眼光放远的时候能了解到，改革宗传统远比苏格兰的加尔文主义更加广博。事实上，加尔文比苏格兰的加尔文主义要广博得多。

我很期待收到你的回信。你的生日快要到了，随信附上一件生曰礼物，是马斯登(George Marsden)的杰出传记《复兴神学家爱德华兹》。希望你喜欢！

祝好！

——选自《致年轻加尔文主义者的信》

 晓龙整理 小小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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