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 | 中国人为什么歧视商业？（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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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中国以后，秦始皇召开了一次御前会议。这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国务会议，直接决定了此后中国历史的发展走向。很幸运，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了这次会议的主要内容。今日读来，浮想联翩，厚重的历史感扑面而来。
秦国在很短的时间里打败吞并了六国，国土面积迅速扩大到原来的很多倍。怎么统治、管理这广大的国土，成了一个难题。秦始皇召开御前会议，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难题。
会上，丞相王绾等大多数官员的意思是，还得按照周朝建立时的老办法来，也就是分封制，把皇帝的兄弟、儿子们等分封到各地。否则这么大的国土，根本没办法统治。
只有廷尉李斯唱反调。李斯说：周朝分封出去的那些兄弟子侄，虽然都是一家人，但时间一长也就疏远了，后来更是像仇敌那样互相攻杀。周天子根本管不了。现在好不容易统一了，就应该实行中央直接管理的郡县制。只有这样，才能天下太平。
秦始皇拍板决定：李斯说得对。按李斯说的办。
在解释自己为何如此决定的时候，秦始皇说的那几句话，非常重要，值得原文照录：
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而求其宁息，岂不难哉！
（老百姓叫苦不迭的战乱，都是因为那些诸侯。靠着祖宗保佑，终于统一天下，如果再立诸侯王，就是又要打仗了。那样的话，想要天下太平，可就难了）
秦始皇在中国历史上的名声并不好，被认为是暴君。但是，仅从这几句话和他决定实行中央集权的郡县制，秦始皇就应该位列中国乃至世界最伟大的君主之列。在历史的转折关头，他准确把握住了历史的大趋势和自身的历史使命，作出了正确的抉择。
周朝人虽然提出了“天下”的观念，但并没有落实到政治制度上。周朝实行的，是和欧洲中世纪类似的封建制。这是原本意义上的封建制，层层分封，从上到下，大大小小的封建主分割政治权力。天子或国王只是地位最高、最受尊敬的那个封建主。他有自己的地盘，可以直接管辖。但对其他封建主的底盘，他并无直接的统治或管理权力。
夏商周三代，说是王朝，其实并不是统一的政治体，而是众多次级政治体的联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才说秦始皇第一次统一了天下。
郡县制并不是秦始皇或者秦国人的发明。在战国晚期，各国都在不同程度上实行了集权的郡县制。秦朝统一以后的郡县制，是战国以来各国郡县制的延续和扩大。
虽然如此，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还是更倾向于“复古”，主张继续实行周朝的分封制。秦丞相王绾和大多数官员的态度，就是这种心理的反映。实际上，一直到汉朝初年，人们还是普遍想要回到封建制。中央集权的郡县制，经过文帝景帝的削藩和七国之乱的残酷战争，到了汉武帝时才算真正稳固下来。
只有秦始皇和李斯等少数人，认识到了历史的大趋势。这个大趋势就是，中国在政治制度层面必须启动向“广土巨族”的努力，而绝不能再走封建制的回头路。各国分立、层层分封的封建制，就意味着“天下共苦战斗不休”。
想要天下太平，人民安居乐业，就必须实行中央集权，打造政治上统一的大国。秦朝的历史使命，就是启动这个过程，并世世代代坚持下去。
有人可能会说，你这也太肉麻了。照你这么说，秦始皇成“解放人民的大救星”了。你还能再肉麻一点儿嘛。
说秦始皇想要解放人民，你听着可能有点肉麻，但这的确就是事实。秦始皇统一天下以后，到处巡游，所到之处往往立下石碑，昭告天下。有一个名词，在各地碑文中反复出现，那就是“黔首”。在秦朝的官方文件中，黔首就是人民、民众的意思。
在峄山，碑文中有：“黔首康定，利泽长久”。
在琅琊台，碑文中有：“上农除末，黔首是富”“优恤黔首，朝夕不懈”“黔首安宁，不用兵革”。
在芝罘，碑文中有：“烹灭强暴，振救黔首”“黔首改化，远迩同度”。
在会稽，碑文中有：“黔首修洁，人乐同则，嘉保泰平”。
我觉得，这几篇两千多年前的碑文，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人民解放宣言”。底层人民的福祉，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成为国家、政权合法化的基础，成为最高统治者的奋斗目标。
当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们仍然匍匐在神权、王权的愚昧统治之下时，中国人已经建立起了以解放人民、造福社会为奋斗目标的政治制度。不得不赞叹中国在政治制度上的超级领先和高度文明。
这种政治制度的领先和高度文明，核心要点在于，在政治上实现了从“私”到“公”的突破和跨越。把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利益和政治权力实现了绑定。从此，在治国平天下的逻辑中，就内含有解放人民、以民为本的核心要素。政治权力的“公”，有了明确的指向和目标。
层层分封的封建制度，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私政治”。在这种私政治下，各国的王、诸侯、士大夫等各级封建主的家事和他们的政治统治，是一码事。“宰相”这个职务的起源，就是贵族家里的管家，管理包括宰牲口这样的贵族私事，后来演变成了政府公职。
在“私政治”下，政治并不是一个整体，而是无数私政治碎片组成的拼盘，天下兴亡就成为无人关心之事。理论上周天子应该管这事。但私政治决定了，他有心无力，管不了。于是，各诸侯国内部的贵族，各诸侯国之间，为了争权夺利，就战斗不休。这就是春秋战国。
秦统一天下以后，成了天下之主，当然就要负起天下之责。“广土巨族”终于有了相对应的政治体系，开始发育成长。从这一刻开始，秦国的“私政治”也就转变成了秦朝、秦帝国的“公政治”。区别于此前的诸侯分立，中央集权的皇帝制度实际上一种以“公”为目标和政治制度。到了西汉，就有了“天下为公”的观念。
当然，任何政治制度都有理想态和堕落态。理想态决定了制度的上限，堕落态则决定了社会何时崩溃瓦解。
对于皇帝制度来说，理想态就是皇帝真正做到“天下为公”，根据社会和民众的整体利益、长远利益、根本利益来统治。如果有必要，皇帝要和底层民众联合起来，对抗和压制社会中间阶层中逐渐滋生出来的种种“私”。
堕落态则是，皇帝只看到自己的私利，忘掉了公益，不再以大局为重，甚至和社会中间阶层的种种“私”沆瀣一气，勾结起来共同压迫社会底层的广大民众。这时候，就该改朝换代了。
在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政治哲学中，对皇帝和最高统治者的要求是，必须以“天下为公”的精神和原则来统治。皇帝就代表了“公”。所以，对中国的社会精英来说，忠君并不是忠于某个人，而是忠于这个最伟大的事业——为保持和拓展“广土巨族”而奋斗终身。
所以，在中国的文化和传统中，“公”是最高价值，“私”必然处于被压制、被控制的地位和状态。一心为公具有崇高的道德地位，而自私自利则成为道德批判的对象。
对中国的社会精英来说，没有什么比为国家奋斗更重要、更值得投入的事业了。对他们来说，历史使命就是：在打造“广土巨族”这项伟大事业中，接过历史接力棒，跑好，并传给后人。在皇帝时代，就表现为忠君爱国、精忠报国。
理解了这个文化传统，也只理解中国人为什么歧视商业了。
商业和商人对经济发展当然作用巨大，中国历史上也早就有繁荣发达的商业，但以“天下为公”的视角来看，商业和商人对“私利”赤裸裸地追求，显然是瓦解而不是团结社会的力量。如果任由商业发展，甚至允许这种“私”的意识取代“天下为公”的观念，广土巨族也就难以维持、趋于解体了。
如果奋斗目标就是收益最大化、效率最大化，当然不能歧视商业和商人，甚至要尊重和提升他们。但如果奋斗目标是天下为公、广土巨族，那么，对商业和商人的歧视和压制，恐怕是必须的。所以，中国的正史很少提及商人。虽然社会离不开商业，但在观念上，却长期保持对商业和商人的歧视和压制。
实际上，到今天这种观念仍然有很大的合理性。商业、金融这些领域，固然不可缺少，但任由商业逻辑到处横行，鼓吹经济利益至上，鼓吹个人利益至上，虚化、丑化社会利益，社会的解体和人群的对立也就为之不远了。
更重要的是，对中国精英来说，在治国平天下中大展宏图，当然要比斤斤计较的商业，崇高伟大多了，吸引力大多了。
所以，中国政府从来都不是那种“守夜人”式的政府，而是以天下为己任的事业型、建设型的有为政府。“广土巨族”可不是自然而然就能生长出来的，而是几十上百代中国人持续努力的结果。
如果中国人没有把这项事业作为最伟大、最重要的事业去追求、去奋斗，而是热衷于商业等个人性的事业，东亚大陆是不会有这么一个“广土巨族”的。
这就是中国人歧视商业和其他各种“私”事业的根本原因所在。这种歧视，并非来自对经济活动的抗拒或者反对，而是来自对更伟大事业的向往和追求。中国的精英们，在内心深处已经早已被植入“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执念。对这些人来说，即使去做商业，即使很成功，内心深处也多少会有一些遗憾和怅惘。
实际上，即使到了今天市场经济为主的社会环境中，中国这个“广土巨族”提供的在超级大平台上奋斗的机会，才真正吸引了那些最优秀的精英。在这种超级大平台上奋斗，或许个人经济收益不如直接去做商业，但那种独有的成就感和满足感，是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都难以或者无法提供的。
“广土巨族”中成长起来的人，天生就带有鸿鹄之志。就算没有机会施展，他们也天生就知道什么是伟大崇高，什么是平凡琐碎。
中国人歧视商业，说到底就是一句话：曾经沧海难为水。我们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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