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的深层规律 ——曹丕的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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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魏取汉家天下，表面上是汉献帝禅让，拱手把皇位让给了曹丕。但人人都知道，那其实是曹家阴谋篡权的结果。曹操“名为汉相，实为汉贼”，实际控制了政权。汉献帝早就是个名义皇帝。到了曹丕，更进一步，把汉献帝拨拉下来，自己直接坐上了皇位。
因此，虽然曹丕自称“禅让”，但后世史家却刻意称之为“禅代”，不承认有什么“让”。不过，“禅代”总比“武代”“攘夺”要平稳，所以还可以留个“禅”字。
禅位典礼后，曹丕对群臣说：“舜、禹之事，吾知之矣。”这句话成了笑柄。大家都认为，曹丕一不小心说出了大实话，不但承认自己的皇位是阴谋夺来的，顺便也揭穿了，上古传说中的尧舜禹禅让之事，其实也差不多。
可是，如果细读史书，并对历史来一番理解性的想象，就会发现，曹丕那句话，也可以做出不同的解释，比如可以解释为：典礼完成后，曹丕终于松了一口气，认为自己成功复制了尧舜禹之事，再现了上古不用武力、不流血、不作恶、和平交接政权的盛举。
从这个角度，就能理解曹丕为什么在禅代过程中那么“折腾”了。曹操死后，曹丕继承了魏王的位子。这时候，曹家已经牢牢控制了中央政权。废除汉献帝，取而代之，就是个手续而已。但曹丕足足“折腾”了九个多月。汉献帝四次下禅位诏书，群臣数十次上表劝进。曹丕一再推辞不受。其间，大家写了一大堆劝进-推辞-再劝进的文书，充满了各种大词和虚情假意，肉麻得很。
一般认为，曹丕如此折腾，无非一个“装”字。但如果说完全是“装”，有些事情不好解释，比如一个挺重要的细节。
上古传说，尧舜禅让之时，尧把自己的两个女儿许配给舜。为了显示自己这次是和尧舜一样的禅让，曹丕来个完全复制，也娶了汉献帝的两个女儿。
这事的别扭之处在于，此前，曹操曾经把自己的三个女儿嫁给汉献帝。所以，汉献帝的女儿，即使不是曹操的女儿、曹丕的姐妹生出来的，按备份算，曹丕也是她们的舅舅。舅舅娶了外甥女，还娶了俩，这在高度重视家庭伦理的中原地区，可谓别扭至极。
曹丕不顾别扭，坚持把模仿进行到底，务求事事逼真，连细节也不放过，并且，特意安排汉献帝在禅位诏书中写下此事：“釐降二女，以嫔于魏。”
熟悉《尚书》的人——后汉、曹魏那些大臣，肯定都熟悉——立刻就能看出，“釐降二女，以嫔于魏”这句话就是《尚书·尧典》中“釐降二女于妫汭，嫔于虞”的套牌。曹丕的良苦用心，一望可知。
除了虚名以外，在现实层面，曹丕也有明显的动作，那就是优待汉献帝。汉献帝刘协这人可不简单。曹操生前，他曾经几次联系大臣，想要干掉曹操这个“汉贼”，光复汉室。虽然事不成，但毕竟他曾经是大汉天子啊。这个人活一天，曹魏政权就不安一天。后世很多这种情况，都是斩草除根地杀光，但曹丕明令优待刘协，待遇高于诸侯王，而且，已经不是皇帝的刘协，还有祭天之权，也就是还有天子的象征地位。
曹丕之子曹睿，也就是魏明帝，深得其老爹之心，继续优待汉献帝。汉献帝去世时，曹睿力排众议，坚持对汉献帝以帝王之礼而不是诸侯之礼葬之，并且，给刘协的谥号是“献”——所以史称汉献帝。可能有人望文生义，认为这是指代汉献帝把政权“献”给了曹魏。其实不然。按照谥法，“献”是“聪明睿哲”之意。这是一个好谥号。
在禅代过程中大费周章，在各种细节上全面模仿尧舜禹，实实在在地优待汉献帝，曹丕父子这些做法，目的在于，他们真心想把夺汉家天下这事打造为符合儒家理想的“禅让”。他们深知，这是事关曹魏政权合法性、正当性的头等大事。
说到禅让，上古有尧舜禹禅让的传说。这个传说与其说是真实的历史，不如说是儒家的政治理想，体现了儒家对完美政治的想象和向往。
在真实的历史中，第一次“禅让”，应该算是王莽那一次。但王莽弄得一塌糊涂，并且很快败亡，大家也就不承认他的这次“禅让”。因此，王莽“禅让”中的种种做法，后世不但不能效仿，而且避之唯恐不及。曹魏代汉这次“禅让”才算是真正的第一次。可供曹丕效仿的先例，只有上古的尧舜禹了。
新手加上第一次，总是让人很紧张，担心做得不到位漏了怯，或者得不到众人的支持。这才是曹丕为了禅位“折腾”了九个多月，尽量完整复制各种细节，坚持优待汉献帝的主要原因。并且，事成以后，不禁说出那句著名的话：尧舜禹禅让到底是怎么回事，我算是知道啦。
“禅让”新手曹丕的焦虑，除了是因为第一次以外，其实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这就说到了中国历史的一个深层规律。
汉朝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朝代之一，在典章制度、文化传统等很多方面奠定了中原汉人政权的基本模式。而且，在汉朝，儒家学说和现实政治全面结合、深度结合，给中国创造出一套完整而坚实的观念伦理。用当时的话来说就是：“汉家君天下四百许年，恩泽深渥，兆民戴之来久。”
可是，到了东汉末年，党锢之祸，朋党之争，外戚宦官杀来杀去，加之黄巾军造反，天下一片混乱。曾经坚实稳固的观念基础，被动摇了，甚至有坍塌覆灭的危险。
大汉王朝兴盛时，人们有稳定可靠的观念，外儒内法，上有皇帝，下有世族，社会的方方面都有稳定的秩序。人们对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谁是正经人，谁是刁徒恶人，有明确的判断依据。
到了汉末天下大乱，这一切也都跟着乱了套。袁绍袁术这些豪族世家子弟，以往是人人尊敬的国之栋梁，现在却成了拥兵一方杀人如麻的军阀；曹操这种“阉宦之后”，以往人人看不起，现在却成了中原之主；乱世之中，按照儒家的信条规规矩矩地生活，很可能沦为鱼肉。只有兵不厌诈、诡计多端，才能在乱世中苟活乃至出人头地。
民间有个说法：少不读水浒，老不读三国。这就是因为，三国时代，充满了各种阴险狡诈、阴谋诡计、尔虞我骗，一切从实用出发，理想道德被弃如敝履。那是一个各方面都刷新底线的时代。人到老年，本来就气血两亏，无力和人正面较量，容易走上耍弄心机之路，再天天看三国，就更是一路不回头了。
所以，对生活在汉末三国天下大乱中的人来说，他们期盼的，除了政治上的国家统一和不再打仗的和平以外，还需要重建国家的观念和伦理。国家，不仅仅是一套硬件和制度，更重要的，是要有作为聚合剂的稳固观念和伦理。
从这个角度来说，国家更类似于有机体或者生物，而并非只是个机器。机器没有内在的生命力，只要把零件备齐，正确组合起来，就能成为正常运转的机器。而生物的核心特征就在于有“生命力”。你不能像装配一部机器那样用零部件“装配”出一个活的生物。你没办法赋予他“生命力”。
同理，国家要想真正成为人类共同体，除了要建立种种制度、机构以外，还需要创造出国家内在的“生命力”，也就是观念和伦理，或者称为道统。没有这些，纵使有了一大堆制度和机构，国家也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类共同体，而无异于一所纸房子，稍有风吹雨打，就会倾覆消亡。
因此，摆在三国时代曹操、司马懿这些政治家面前的“历史使命”，除了要在政治上统一天下以外，还必须在汉末的“观念废墟”上重建一个大帝国所必须的观念和伦理，接续大汉王朝的道统。
这才是曹丕孜孜以求“禅让”的最大原因。让世人接受曹魏政权来自儒家理想的“禅让”，而不是阴谋夺权，才能让曹魏国家建立在儒家的观念基础上，从而在全面恢复帝国上迈出坚实的一步。
但能否做到这一点，曹丕心里很没底，他有深深的焦虑。
之所以心里没底，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曹操属于“阉宦之后”，曹家不属于豪族世家之列。汉末天下大乱以来，豪族世家的经济、政治、军事实力都被削弱，但他们在观念、道德上的优势地位还很强，掌握着道统。要想真正重建帝国的观念和伦理，接续大汉王朝的道统，曹家必须赢得世家大族的真心支持。
曹丕亦步亦趋地搞“禅让”。其子曹睿苦心孤诣地优待汉献帝，都是想要提升自己的观念品味，逐渐摆脱曹操“阉宦之后”、小人得志、暴发户的形象，赢得世家大族的认同和支持，从而在法统和道统都实现统一。只有这样，曹魏帝国才有望国祚绵长。
应该承认，曹丕、曹睿等人在这方面很努力，做得也不错，但是，他们的寿命都不够长。曹丕去世时才四十岁，皇位只坐了七年。曹睿更是命短，虽然在位十二年，但只活了三十六岁。
曹魏几个皇帝都很短命，就让曹魏政权没有时间去赢得世家大族的支持，来不及重新打造帝国的道统，所以，虽然他们在政治上统一了中原，但并没能完成历史赋予他们的使命。
没有重建帝国的道统，没有完成历史使命，结果就是统治的基础很脆弱，如果遇到内部外部的重大敌手，就很难抵挡。
而司马懿父子“三马同槽”，就是来自曹魏政权内部政权的重大敌手。虽然也是经过多年经营，但从整体上来说，司马氏取代曹魏政权，并不很难，甚至可说轻松。
而司马氏，作为河内大族，虽然不是当时的顶尖豪族，但也算是其中一分子，在赢得豪族世家的支持上，比曹家的优势大得多。同时，司马氏也充分认识到了重建道统、恢复帝国观念伦理的极端重要性，晋朝建立以后，高举“孝”的大旗，在恢复儒家学说上付出了很大努力。
当然，虽说付出了很大努力，但晋朝也不算成功。加之东汉以后，佛教等外来观念开始冲击中原，北方多个少数民族也大规模南下。重建大汉王朝那种稳固可靠的道统，成为困难得多的任务。而这个任务一天不完成，中华帝国就一天不能真正复兴。
这个任务的最终完成，足足用了三四百年，一直到融合了北方武人的强悍、南方文人的文化、中原固有的儒家法家、西来的佛教等等各方面为一体的隋唐帝国出现，中华帝国才真正完成了统一和复兴。中国的历史也由此翻开了全新的一页。
回顾中华帝国历史上的几次沉沦和复兴，可以看出一个隐藏在深处的历史规律：对于一个国家，尤其是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重建、复兴不仅体现在物质和制度上，更体现在观念、伦理，也就是道统上。二者缺一不可。国家的生命力，不仅来自于外在的政治、经济建设，更来自于内在的精神、观念建设。
为国家创造出新的精神、观念，接续国家的道统，让国家重新焕发出生命力，是一个长期存在的历史使命。这个历史使命，在每一个历史转折点，都摆在当时的政治家和人民面前。区别在于，有时候，完成得好；有时候，完成得不好。
这就是中国这个国家的深层历史规律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