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农业革命——铁器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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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铁器，很多人肯定以为，铁制农具的出现，是农业革命中划时代的大事，甚至就是农业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了铁制农具，农业生产的效率大幅提升，农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可实际上，铁器对农业的作用，和人们的想象，有很大不同
上一篇文章的重点是指出革命三个最重要的因素：种什么、什么时候种、基础水利建设。这三个“革命性”问题，太过“低调”，以往往往被人忽略，实际上，解决这三个问题的过程，是农业革命的主要内容。这才是农业诞生真正的过程。
这其中并不包含铁器。铁制农具的出现，虽然是重大进步，但相比那三个问题的解决，重要性要小得多。铁制农具算不上农业革命的组成部分，只能算作革命基本完成以后的继续优化和改进。
为什么这么说呢？首要理由是：铁器对农业的作用，起初并不是在铁制农具上。
农业诞生以后，最初的农人，主要用石制农具，少数人可能用青铜农具。后来，有了冶铁技术，铁进入了人类社会。不过，虽然有了铁，但最初的冶铁技术很粗糙，做出来的铁制品也非常昂贵，不可能用来做普通人的农具。
大多数新技术都是这样。刚产生时，技术比较初期，产量很低，产品很昂贵，只有少数人才能用得起。计算机刚出现时，是只有政府部门、大企业才用得起的庞然大物。几十年后，出现了PC（个人计算机），计算机才成为普通人都能使用的新工具。在这方面，铁器也是一样。
而且，对于在田间耕作的农民来说，石制农具和铁制农具用起来固然有差异，但差异并没有那么大。不要把最初的铁器想象成我们现在见到的锋利锃亮的精钢。最初的铁器，很粗糙，比石器当然好，但也没好到哪里去。重要的是，在田间翻土、耕地这些劳作，对工具的要求并不很高。农民普遍使用铁器，要晚得多。
铁器对农业的作用，在其他方面。
中国考古发现的最早的铁器，是春秋时期的。会不会有更早的铁器，不确定。但可以确定的是，农业的起源要早得多。也就是说，在很长时间里，农业耕作使用的主要是石器。那么，春秋时期的铁器，主要用在什么地方呢？
当然，首先是用来做兵器。打仗、国防，永远是最重要的事情。各种新技术无不最先用于战争和军队。到今天仍然如此。
除了战争之外，铁器还用在哪里呢？
春秋时期，中国出现了一个新现象，那就是开始兴修大型水利工程。之前虽有大禹治水的传说，但没有大型水利工程。上一篇文章说到了，最初的农业水利建设，主要是排水和平整土地，而不是大型水利工程。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大型水利工程。秦国有都江堰、郑国渠、灵渠这三大水利工程。之所以在这个时期出现大型水利工程，技术层面的原因，就是因为有了铁器。
在日常田间农业劳动中，铁器和石器的效率差距并不大。但是，对兴修大型水利工程来说，铁器和石器的效率差距可就非常大了。简单地翻翻土、耕耕地，铁器的优势不大，但是挖深沟、疏浚河流、建大坝，铁器可就比石器厉害多了。实际上，如果只有石器，根本就想不到修建那么大的水利工程——这正是春秋之前没有大型水利工程的原因。
而且，大型水利工程由国家主持修建。政府工程，对成本不敏感，对效果很重视。铁器初期昂贵的价格，对国家来说，不是不可克服的难题。因此，铁器对农业最初的作用，主要是用于国家主导的大型水利工程。
这些大型水利工程建成以后，明显改善了当地的农业耕作条件，让农业生产上一个台阶。都江堰建成以后，成都平原从过去的沼泽遍地变成天府之国。郑国渠开通以后，关中平原沃野千里。秦国的粮食产量大增，国力也随之大增。
这里要强调的是，虽然大型水利工程对农业作用很大，但农业技术本身在这个时期并无大的变化。水资源的供给稳定优化了。这不是农业本身的技术进步，这是外部环境的进步，更准确地说，是国家能力的提升。
换个角度来说就是，这个时期，农业的进步主要体现在规模扩大，也就是开发利用的可耕地越来越多，而不是亩产量的提高。这个时期农业的进步，不是革命，而是推广。实际上，接下来两千多年中国农业的进步，基本都是这种推广，而不是革命。农业革命，早已结束。
这里辨析的重点是，作为一种技术革命、产业革命的农业革命，其边界在哪里？
铁制农具作为一种新工具，当然能提升生产效率，但是，铁制农具出现前后，农民在田间耕作的方式，没什么区别，同样的翻土、播种、除草、施肥、收割。铁制农具让每个步骤都更轻松、更高效，但并没有本质提升。亩产量也没有因为使用铁制农具都大幅提升。所以这不能算作是革命。
一个使用石制农具的农民，和一个使用铁制农具的农民，很容易彼此理解和沟通。前者学习效仿后者，也很容易，甚至就是一瞬间的事——给他一把铁锄头，他立刻就会用了。
但是，一个渔猎采集者和一个农民之间，却很难彼此理解和沟通。从一个渔猎采集者变成农民，中间有漫长的学习过程。而群体的这种转变，更加困难，可能需要上千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所以，从渔猎采集到农业，是农业革命。而铁器的出现，只能算是优化和改进，算不上什么高大上的革命。
也就是说，农业革命的边界，或者说结束点，其实很早。最晚到周朝，农业就定型了。接下来要做的和能做的，就是种种优化和改进。铁制农具的出现，算是比较大的一项优化改进，此外还有水车、犁、轮耕、耕牛等等。相比农业革命的颠覆性进步，这些只能算是优化改进。
有“历史虚无主义者”感叹，中国社会就是死水一潭，毫无进步。汉朝的农业和清朝的农业看上去简直没什么区别。这么长的时间，居然进步这么小。真是可悲又可叹。
历史虚无主义者的错误在于，他不明白什么是技术/产业革命。作为技术/产业革命，农业革命确实很早就结束了。当革命完成以后，人们能做的，就只有局部的优化和改进。这和制度或文化无关，和人种、宗教等等更是扯不上关系。革命性的进步，在历史上从来都不是平均分布的，而是突发和短暂的。在革命之间，是漫长的停滞和等待。
一万多年以前，农业革命出现了，解决了“种什么”“什么时候种”“基础水利建设”这三大问题以后，农业革命就宣告胜利。人类完成了一次技术“大跃进”，从此进入了农业社会。
从那时算起，不仅中国，全世界的技术发展都基本停滞。技术的再次“大跃进”，要等到工业革命。在此之前，无论多么刻苦或聪明，人们能做的，只有零碎的技术优化和改进。指望着技术革命三五年、十来年就来一次，这是外行的臆想。
不过，除了零碎的技术优化和改进以外，在革命之间的停滞期，人类还有一项重要的事情可做，那就是现有技术水平下的推广。
前文说了，铁器出现以后，最初对农业的作用并不是直接用于田间耕作，而是用于国家主导的大型水利工程建设。换个角度看这事，就会意识到，这实际上就是一种“农业技术推广”，把农业革命带来的技术进步，推广到“流域”的大范围。没有这些大型水利工程，农业只能在适合耕作的小块土地上进行。有了这些大型水利工程，整个流域范围的土地都可以开发为耕地。
并非偶然的是，春秋战国，既是大型水利工程建设开始的时期，也是国家之间竞争越来越激烈的时期。中国大地上那些早期国家，类似于古希腊的城邦，呈点状散布在大地上。国与国之间，是大片的未开拓的荒地。铁器、大型水利工程，让这些荒地依次被开发，国与国之间渐渐直接相邻。
荒地开采殆尽，土地增量没有了，进入存量竞争。那么，接下来就要互相攻伐、兼并、大打出手了。这就是在农业技术推广背景下人类政治层面的变化。
逐渐开发北方的荒地，这是农业革命定型、结束以后的第一波“技术推广”。农业技术更重要的推广，是后来在中国的南方。
南方的开发晚于北方，一个主要原因是南方气候湿热，植被比北方茂密得多。面对南方丛生的密林，古人只能一筹莫展望而兴叹。要等到有了铁器以后，才有可能开发南方那些密林。
这个过程恰好和汉末天下大乱以来的“衣冠南渡”重合。南下的中原人，不但给南方带去了先进的政治制度和发达的文化，还带去了铁制农具和耕作技术。就这样，经过几轮“衣冠南渡”以后，中国南方被开发出来。
南方的水热条件比北方好得多，一旦完成了开发，南方的后续发展，就要比北方强劲得多。果然，到了唐宋时期，南北方的经济发展就发生了逆转，南方超过了北方，一直到今天，中国经济都是南强于北。
在由北向南的“技术推广”过程中，现象是类似的：农业耕作技术本身并没有大的变化，变化的是规模，是原有的技术在更广大的范围内推广应用。
那种认为中国古代社会长期停滞的观点，之所以是错误的，就是他们只看到了农业技术本身的停滞，但没有看到农业生产在空间上的大幅推广。事实上，中国几千年的农业发展，主要就是把农业技术从关中黄河流域，推广到几乎整个东亚大陆。这个成就是世界级的，非常伟大，可歌可颂。
回顾中国农业的这个历程，能看出一个重要规律：在技术/产业革命之间的停滞期，人们能做的，就是推广既有的技术。在这个阶段，偏执地想要真正意义上的技术突破，是徒劳的，是注定要失望的。不同的历史阶段，有不同的历史任务。在这个阶段，历史任务就是推广，而不是所谓的创新。
接下来，就要展开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的比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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