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换技术”错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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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些担心，担心未来的人们把中国自主创新工业化的历程，简化为黑白之争、正邪之争，并因此对“市场换技术”等政策大加挞伐、全面否定。事实上，虽然“市场换技术”后来被证明不是有利于自主创新的好政策，但公正的评价应该充分考虑当时的历史条件，而不是以事后诸葛亮的姿态求全责备。那不是认真的分析，那是肤浅的起哄。
本文的主要内容是说明“市场换技术”政策错在哪里，以及我国的企业和科研人员如何摸索出成功的自主创新之路。但我要先给“市场换技术”的政策说几句公道话。
大家不要忘记，19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全面铺开的时候，决策者面临的选择不是“市场换技术”还是“自主创新”，而是“全面放开市场”还是“市场换技术”。
当时，中国的工业技术水平相比发达先进国家落后很多，往往有代差，甚至有两代、三代的代差。而且，国家财力窘迫，迫切需要外来投资和技术支持。面对这种局面，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苏东转轨国家，选择的道路都是不设防的“全面放开市场”。
按照自由市场经济理论，放开市场，越彻底越好，越完全越好。理想状况是国家完全不干涉，任由外国投资进入本国市场。这才是真正的自由竞争和市场经济。
据说，在这种真正的市场经济制度下，由于竞争的激励作用，技术进步、产业升级、经济繁荣很快就会到来。国家要做的就是“无为而治”，管住自己想要到处插手的那支有形之手。任何试图干涉、控制这个过程的，都是错误的保护主义。保护主义必然带来低效率，抑制经济增长，妨碍人们过上好日子。
这套理论看上去逻辑严谨、论证充分，而且被那些发达先进国家大力推广。所谓“华盛顿共识”就是这些观念的大集合。很多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都接受了这些观念，不设防地“全面放开市场”。
其实，在理论上，当时我国辩不过“华盛顿共识”。但是，可能是基于深厚的政治智慧及其直觉，也可能是由于天生的、“不可救药”的独立自主意识，我国坚决拒绝了不设防的“全面放开市场”，而是采取了更稳妥、保持国家控制力的“市场换技术”。
“市场换技术”也开放市场，也接受外企投资，甚至热烈欢迎，但坚持相应的条件，绝不是“不设防”。这些条件包括：严格限制外资进入国计民生的关键行业，严格限制外商独资企业，要求中外合资创办企业，并且在合资企业里中方要保持控股，外企应该传授技术，要逐步提升零部件的“国产化”比例等等。
“市场换技术”坚持的这些条件，目的就在于在合资企业中创造出“贴身学习”“干中学”的条件和环境，提升我国自身的技术实力——开放市场，换来技术。
显然，“市场换技术”的初衷很好，有大局观，目标明确，宁可牺牲一些经济增长，也要确保中国自身的技术成长。事实上，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市场换技术”在我国是广受批评的——来自自由市场经济论者的批评。
批评者认为，“市场换技术”无异于保护主义，是落后的、封闭的计划经济残余，是在扭扭捏捏地建设市场经济，给国家干预市场打开了方便之门，也不利于外资顺畅进入中国，必然妨碍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增长。应该尽快把“市场换技术”改为不设防的“全面放开市场”。他们认为，越自由，越进步；彻底自由，则飞速进步。
有趣的是，到了今天，“市场换技术”又受到了来自另一方的批评。这些批评者认为，“市场换技术”过分迁就了外资，丧失了中国企业的很多重要权益，让中国企业成了外资的“打工仔”，结果不但让出了市场，还没有学到技术，可谓两头输。甚至有人认为，“市场换技术”就是大错误、大投降、大阴谋。
这两种批评，都是片面的。在1980年代的条件下，中国决策者能坚持“市场换技术”，而不是像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那样，不设防地“全面放开市场”，这是对国家高度负责的表现，其中包含了深厚的政治经验和智慧。在那个纷繁复杂的国际环境中，没被人“忽悠”，坚持走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实属难能可贵。
现在，时过境迁，当时的“问题情境”“真实选择”已经被人淡忘。这时，以事后诸葛亮的姿态，把“市场换技术”政策贬低为愚蠢乃至阴谋，这既不正确也不公正。当然，“市场换技术”确有种种缺陷，其中一些还很严重，但这些都是后来在实践中逐渐认识到的。这里面，没有什么惊天大阴谋。
本文要说的，就是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市场换技术”逐渐显露出来的种种弊端和缺陷。
外商投资进入中国之初，他们当然很想要建立独资企业，完全控制生产和营销。但我国坚持“市场让技术”，要求必须建立合资企业。在汽车行业中，还要求中方占股必须超过一半。很多人以为，只要合资企业建立起来，在中国生产制造，相关的技术早晚会被合资企业中的中方技术人员学会。那么大的工厂，天天生产，怎么可能严格保密呢？
这种想法典型反映出无法摆脱的一种困境——作为落后方，我们不但不理解先进技术的种种内部细节，更重要的是，我们不理解新技术产生和管理的具体过程。现代工业技术已经发展到非常复杂的地步。如果先进一方不主动传授，落后一方即使天天生产，也很难掌握那些先进技术。我们想象中的“引进-消化-吸收”的过程，其实是一厢情愿，基本不会实现。
这其中的关键在于：技术能力和生产能力是两码事。
以汽车工业为例。
现在大家提起合资汽车品牌，往往想到的大众、丰田、本田这些品牌。其实，中国第一个合资汽车品牌是北京汽车制造（“北汽”）和美国AMC合资的北京吉普项目。
当时，国家推动建立汽车合资企业的首要目标，是想要节省进口汽车所需的巨额外汇。大量进口汽车，消耗了巨额外汇，国家不堪重负，想要进口替代，在国内生产汽车，缓解外汇紧缺的燃眉之急。
为此，国家甚至提出要在一汽、二汽以外，专门建立中外合资的“三汽”。但是，由于我国坚持“市场换技术”，和世界各大汽车公司洽谈了一番，他们谁也不愿意向中国转让技术。
谈来谈去，总算和美国AMC公司谈妥了，于是，就有了北京吉普这个合资项目。当时，“北汽”生产的212越野车，在我国部队和基层政府中广泛使用，但212技术已经落后。我国希望通过北京吉普项目引进美国技术，研发212的升级产品213越野车。
说好了“市场换技术”，合资企业建立起来以后，中方工程师就开始研发、设计213越野车，并使用了一些美方的技术。设计初步方案出来以后，拿去和美国人商量。美国人开列出一大堆“问题”，意思就是太难太费劲，你们还是别折腾了，老老实实生产我们美国的现成车型吧。结果，213越野车的开发就此夭折。
问题的关键在于，当时我国急迫想要“进口替代”，以节省外汇，这样一来，在具体合作中就经常要做出妥协和让步——毕竟是我们有求于人家。让来让去，原来设想的“市场换技术”就成了空话。现实中，就是按照美国图纸生产他们的现成车型——切诺基越野车。
不但是简单按照图纸生产，而且主要零部件都从美国进口，也就是所谓CKD（Completely Knock Down）生产，说白了就是组装。美国人很想要CKD生产。CKD生产之下，他们不但卖汽车能挣钱，卖零部件的利润更大。
让中方难以接受的是，进口CKD的各种零部件，同样要花大量外汇——甚至花得更多。建立合资企业，首要的目标就是进口替代，节省外汇。可在CKD生产方式之下，连节省外汇的目标都达不到。引进技术等等，就更别提了。
由于这个原因，还闹过一场风波。1985年底，美方自作主张，发来一大批CKD组件。这批进口并没有事先申请到外汇指标，北汽方面因此无法支付货款。美方大怒，大造舆论，到处说中国没有契约精神，不按合同付款，欺负合资外方，中国改革开放要倒退等等。
一时闹得沸沸扬扬，有了国际影响，国家只好特批外汇，支付了这批零部件的货款。不过这样一来，中方在合资企业中的“话语权”就更小了。这以后，美方在技术引进上更加无所作为。北京吉普只是简单组装生产切诺基。
更有讽刺性的是，切诺基这款车，在市场上卖得并不好。在很长时间里，北京吉普的主要利润来源还是老产品212越野车。即使如此，美方也始终不愿意参与对212的技术改进。他们卖切诺基的零部件就能赚到钱。至于中方是否学到了技术，Who cares？
在汽车行业的“市场换技术”中，我国为了确保学到技术，把当时国内骨干的汽车企业中技术能力最强的部分拿去合资，有的企业，甚至刻意剥离那些比较弱、比较差的部分，换句话说，选出了最好的学生和外国人组建合资企业。
一汽、上汽、二汽等等都是如此。但是，在合资生产的过程中，我们逐渐认识到，作为掌握技术的外方，他们有无数种办法阻止中国工程师学到技术。类似北京吉普的那种情况，后来一再上演。
外方的主要办法包括：
一、隔离法
把中方企业原有的开发生产能力和合资企业的生产制造隔离开。上汽引入桑塔纳以后，原有的“上海”车型，和桑塔纳的生产线完全分开。由于两种车技术差距很大，“上海”车型渐渐衰落，优秀的人才为了提高收入，也纷纷加入桑塔纳部分。久而久之，“上海”这个汽车品牌就消失了。
中国汽车合资多年以后，原有的汽车品牌几乎消失殆尽。“红旗”是唯一的幸存者。原来设想的利用外方技术升级、拓展自己的产品，全都落空。合资企业实际上成了跨国汽车的生产车间，不再具有自己的研发能力。
二、图纸都不完整
这一点可能出乎很多人的意料。虽然合资企业是按照外方提供的图纸生产，但外方提供的图纸，往往经过精心安排，只留下生产制造的部分，抽去了产品设计和工程开发的部分。某些日韩企业甚至直接在图纸上“开天窗”，尽量不让中方看到技术开发设计环节的内容。
因此，合资企业即使生产某种汽车多年，对该汽车的技术往往仍然不了解，得到的技术信息是支离破碎的。2004年，在一次公开讨论中，有人尖锐地指出：上海大众生产桑塔纳已经将近20年，居然连桑塔纳汽车的完整零部件清单都不掌握。这是因为，很多零部件是被“打包”进口的，并直接进入生产线上安装。中方无从了解其中细节。
封凯栋：《潮起：中国创新型企业的诞生》，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3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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