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晓声：以后的五个星期日，我们每天都能卖出十五板豆腐
3月16日，“人世间剧组声援吉林抗疫”话题登上微博热搜。作为《人世间》主要取景地的吉林省，正在经历考验。《人世间》导演、总制片人李路带领该剧演职人员声援家乡，为家乡鼓劲打气。
微博截图
自年初开播以来，《人世间》获得了高口碑。这部电视剧改编自茅盾文学奖得主梁晓声的同名作品，小说主要以平民周家的生活为线索，展现了中国社会近五十年的发展变迁。时代浪潮中，梁晓声书写了人与人的关系，写出了更多他者的命运。
近期，山东教育出版社推出了梁晓声的新作《我那些成长的烦恼》。该书也被视为“青少年版《人世间》”——梁晓声记录了从童年到少年时代的成长经历，其中多名人物是《人世间》中的人物原型。
“不论贫穷还是病患，不论缺煤还是少粮，不论家在这里还是那里，只要一家人相亲相爱，困难总是会被克服的。而只要我们对别人的帮助深怀感激，就会有更多热心的人愿意帮助我们——这是我从童年到少年的成长史证明了的……”梁晓声希望告诉小读者，成长是一个不断自我纠错的过程，也是一个逐渐明白责任的过程，而这一过程，离不开亲情、友情等种种爱的支撑。
在《我那些成长的烦恼》中，梁晓声记录了和同学一起卖豆腐的经历。一行4人推着小车穿行在小巷，沿街叫卖。
以下是《卖豆腐挣下了几个钱》，好书探发布全文，以飨读者。
《我那些成长的烦恼》梁晓声著
山东教育出版社2021年6月版/35.00元
《卖豆腐挣下了几个钱》
梁晓声/文
我已经是初二下学期的中学生了。
当春天来临时，哥哥住院了。
那是挺复杂的一个过程——哥哥的住院费是由大学和哈尔滨市民政局共同承担的，需要双方进行多次公函沟通，各方还要经过一道道审批手续。达成协议后，还要等。当年哈尔滨精神病院的床位有限，有一名病人出院才能有一名病人住院。
哥哥住院后，我对我们的家又进行了一次“面子工程”。首先，我再次将里屋外屋仔细粉刷了一遍。之后拆下钉在每一扇窗上的木条。哥哥在家时，怕他砸碎了窗子，伤着了自己或伤着了家人，不得不用木条将窗子封住了。我也将厨房里的炉灶拆了重砌了一次，它已经四处漏烟，锅台的砖早已松动，非重砌不可了。
后来我成为知青时，有次电影放映队的一间小屋里要砌炉子，但瓦工班一时派不出人——我就毛遂自荐充当瓦工，将炉子砌得挺美观。因为下乡之前我已有了实践经验啊。
杨志松听说我要对自己的家采取“大动作”，及时送来了小半桶水泥，那在当年是稀缺之物，是他家修房子剩下的。我做梦都梦到过水泥，视如珍宝，用得非常节省，没舍得用完。水泥抹过的锅台光亮平滑，成了厨房里的一道“风景”。
父亲的那些奖状，出于同样的安全考虑被从墙上取下，捆起来放在桌子底下了。在重新挂到墙上之前，母亲认认真真地将它们擦了一遍。大镜子已寄放在邻居家了，两个弟弟去取回来了。三弟和四弟，他俩还将里屋地板刷出木纹来了。我做过的某些家务，他俩也能主动做了，做得一点儿也不比我差。
我“捡回来”栽在小后院的两棵幼树，不但活了， 而且长势越来越好，新叶翠绿，已与后窗一般高了。坐在屋里，树衬窗，窗映树，赏心悦目。那是两棵“飞刀树”，秋天会结出像“飞去来器”般的种子。父亲用柳条编的篱笆，也嫩叶满枝，看去像树墙了。（飞去来器：又名回旋镖、自规器。最早是一种传统的狩猎工具。）
春夏相交之际，街道干部照例挨家挨户检查卫生， 他们已经许久没进过我家了——那次他们光临后，我家门上又出现了“卫生模范之家”的小红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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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又可以到街道小厂上班了。我也不再旷课了。我和两个弟弟对我们的家所进行的“面子工程”，都是在不影响学习的前提之下有步骤地完成的。
我也一心想要考上哈尔滨师范学校了。我旷课太多，要使成绩来个飞跃几乎不可能。我请求树起每天放学后帮我补补几何课，他高兴地答应了，当补课老师当得特别认真。
初一时我曾是班里的卫生委员，负责给每个卫生值日小组评分。一天，在上学途中我对树起说：“以后上学你别找我了。”他奇怪地问我为什么？
我说：“想想很惭愧，初一上学期以后，我就再没当过卫生委员，尽管现在是别的同学当了，但我还是想每天早点儿到班里，做一名义务卫生值日员，弥补我的遗憾，也回报老师同学们对我的关心。”
树起说：“这我太赞成了，可跟咱俩一块儿还是不一块儿上学有什么关系啊？我每天提前半小时找你不就是了嘛！”
我说：“你愿意那样我当然高兴啦！”
他说：“‘老单’现在不仅是文体委员，她把卫生委员也兼起来了，要不要也约上她呢？”
因为单砚文那种“假小子”性格，树起经常很哥们儿地叫她“老单”。
我说：“知道的人还是越少越好。”
教室每天早上变得比以往干净了，这当然逃不过单砚文的眼睛。不久她就发现了我和树起的“秘密行动”，也加入进来。我们三个的行动很快被更多的同学知道了，班主任孙老师在周末的班务会上表扬了我们，这使我们三个的友谊更深了。
想来，那是我上中学后第一次当众受到表扬，心情愉快了好几天。
徐彦却很有意见，对我和树起发牢骚：“怎么，我不是你俩朋友了？从啥时候起，你俩眼里只有单砚文没有我了？”
我俩就都向他认错，保证再有什么秘密行动绝不瞒着他。
《我那些成长的烦恼》插图
某个星期天，正子哥到我家来了，是来求我的—— 他上班那家豆腐坊给了他一项任务，每个周日加一次班， 卖完十板豆腐，早卖完早结束，晚卖完晚结束。以前他们豆腐坊只做豆腐，不卖豆腐，使附近的居民很有意见。所以，豆腐坊也卖豆腐了，这一举措很受居民的拥护。也不仅他得加班，师傅们每天晚上也轮次加班一小时， 只不过因为他是徒弟，占用星期日的事就是他躲不掉的了。而且还不是在豆腐坊门前卖，是要推着三轮平板车走街串巷地吆喝着卖。他说他整天做豆腐做烦了，星期日再见到豆腐头晕眼花的，问我愿不愿意在星期日替他卖豆腐。
母亲问：“你觉得你弟行吗？”
正子哥说：“我觉得没问题。每板豆腐都是切好的， 卖起来很简单，他可以让三弟一块去帮他。”
母亲又问：“你们豆腐坊的领导会同意吗？”
正子哥说：“那是有加班报酬的，一板五分钱， 原则上不许外人代替，那成了变相雇工了。但如果我说绍生是我表弟，那就是另一码事了，属于亲戚之间互相帮忙。”
他搂了我的肩一下，与我轻轻碰了一下头，亲昵地说：“咱俩不是比表兄弟还亲吗？”
我说：“那是！”
母亲说：“你二弟学习刚有点儿进步，我怕他因为卖豆腐又影响学习了。”
我听正子哥说有钱可挣，内心早已兴奋起来，赶紧说：“妈，绝不会的！我要和树起一块儿卖！他经常帮我补课，我应该报答他，好事儿不能忘了朋友！”
正子哥说：“这话我爱听！” 母亲只有笑笑，不再说什么。当天晚上我去到树起家，将好事告诉了他。他高兴地说：“愿意愿意！我不嫌丢脸，也不嫌挣得少。勤工俭学嘛，正当的事啊！不过，再不能瞒着徐彦了。”
我说：“他爸妈不会允许他卖豆腐吧？”
他说：“肯定的呀，但咱俩可别再惹他不高兴啊！” 我同意了树起的主张，星期一在学校里告诉了徐彦。
徐彦笑着说：“我不在乎挣不挣钱。我爸妈每月给我的零花钱花不完，我图的是和你俩在一起那份儿愉快。”
树起和我是上学放学的路伴，日久天长成为朋友是自然而然的事，没成为朋友倒奇怪了。徐彦跟我俩成为朋友却另当别论，因为他一向独来独往，寡言少语，与我和树起的性格大不相同，居然也成了我俩的朋友，似乎只能用“缘”来解释了。
下一个星期日上午，我们三个按正子哥要求的时间出现在豆腐坊外，正子哥已等在那儿了。他领我们进了豆腐坊，将我们介绍给师傅们。我和徐彦脸形相似，正子哥就说徐彦是他大表弟，我是他二表弟。
树起不待介绍到自己，主动说：“我和他俩是发小。”一位师傅开玩笑地说：“总共才挣五角的事儿，你们三个不会由于分得不公打起来吗？”
树起说：“我们三个不是冲钱来的，是要补上勤工俭学这一课。”
那位师傅夸他真会说话，其他师傅都笑了。正子哥用他的大搪瓷缸子请我们三个喝豆浆，说是头一锅，专为我们三个留在盆里的。
我和树起都是第一次喝豆浆，虽然没糖加，那也还是非常爱喝，如饮所谓“琼浆”。徐彦家住的离市里近， 市里的饭店每卖油条和豆浆，喝豆浆对徐彦是较经常的事。但连他也承认那豆浆确实好喝，一比就比出来了， 饭店卖的豆浆分明是兑了水的。
我们三个品尝过豆浆后，开始推着三轮平板车去卖豆腐。不能一下子就往车上放十板豆腐，那样分量太重了，摞起来也太高，会使车不稳。先放了五板，并且带上了一只小凳，卖时我们三个中得有一个站在小凳上， 否则还是不能顺利地铲起豆腐来。
正子哥跟了我们一段路，问我们到底行不行。我说：“有什么不行的？你放心回家吧。”
正子哥走后，我们三个做了分工。徐彦说他只管推车，不管卖的事，尤其不能指望他吆喝，他是无论如何喊不出口的。我收钱，树起个子比我高，给豆腐是他的事。至于吆喝，则是我俩共同之事。
分工一经明确，我俩就你一声我一声地沿街吆喝起来。这使徐彦笑出了声，夸我俩的声调配合得好。
如今想来，那非常像现在的蔬菜进社区，豆腐坊的利民举措由我们三名中学生具体来实行了，所到之处果然大受欢迎。
《我那些成长的烦恼》插图
不知不觉我们已将五板豆腐卖完了，赶紧回豆腐坊又装上了五板。再接着卖时，就得去往另一条街了。因为前一条街上的人家要买的差不多都买了。走走停停， 进大院穿胡同的，不知不觉到了单砚文家那儿，而且被她撞见了。
“你们三个这是搞什么景儿啊？合法呀还是不合法呀？”她“友邦惊诧”地大声嚷嚷。
由我向她解释了是怎么回事。
她问：“我家的豆腐票已经用完了，能不能给我个面子，也卖给我几块呢？”
“这我可做不了主。”树起说完看我。
我没料到她会提那种请求，犹犹豫豫的一时不知该怎么表态。
徐彦笑着说：“我看行！豆腐坊的人不是只点钱不看票嘛！一张票两块豆腐， 少收两张票多大点儿事呀！”
树起又说：“我发现咱们一离开，有位师傅把满满一纸箱的票都倒炉子里了，他们保留那么多票完全没用嘛！”
我想也是，大包大揽地说：“四块六块随你买，一切责任我负了。”
她高兴地跑回家去取盆，而我们卖给了她六块豆腐。她并不白得好处，也扯开她的女高音嗓子帮我和树起招徕，一时几乎将左邻右舍都喊出来了。我们没挪窝，坐地在那儿就卖光了三板豆腐。
她对卖豆腐这事来了兴趣，觉得自己如果不插一腿， 她的某种能力就被埋没了似的。“这种事儿，我一出马， 一个顶俩！”
她说她父亲正好在家，她离家多久都放心，非要和我们接着去卖剩下的两板豆腐。这是我没什么理由拒绝的，也只得同意了。
我和树起的叫卖声很单调，他一声我一声只喊“豆腐”二字而已。单砚文一加入，那就叫真的招徕了。
“卖豆腐啦！新压出来的大块儿豆腐呀！热热乎乎的大豆腐呀！快做午饭啦，买回家正好赶上吃呀！卖……豆腐……啦……”她喊得特来劲儿。
树起批评地说：“你那么喊不行，一会儿不就把嗓子喊哑了？”
“老单”却说：“你喊你的，我喊我的，你别管我怎么喊。能帮你们快点儿把剩下的两板豆腐卖出去我就有功！……”
我悄悄问树起：“这下钱可怎么分啊？”
树起爽快地说：“你看‘老单’喊得多投入啊，不平分她一份儿不妥吧？”
徐彦听到了，撇清地说：“钱的事可与我无关啊， 我什么都没听到。”
还多亏有单砚文帮着叫卖，剩下的两板也很快卖完了。时间还早，我们四个互相看看，都有点儿意犹未尽。树起说：“要不，问问豆腐坊的人，看同不同意再帮他们卖五板？”
单砚文也说：“卖得还没过瘾。” 我就说由我来问。豆腐坊的会计婶听了我的话立刻表示没有问题，说我们替他们就近卖得多，领导还会表扬他们呢！
单砚文机灵得很，抓住机会发表起异议来。她说每卖一板才五分钱，太亏待我们了！如果仅仅是他们的人守在豆腐坊外边卖，才不会两个多小时就卖完了十板豆腐！
会计婶愣了一下，问她觉得多少钱才合适。她说卖出一板怎么也得让我们得一角钱。她倒敢要！
我和树起和徐彦都吃惊得吐出了舌头。
会计婶冷下脸说：“绝对不可以！一块豆腐才二分钱，一板豆腐一百块，总共才能卖出两元钱，岂能让你们轻轻松松就把一角钱赚去了？”
单砚文一听这话也耷拉下了脑袋。
不料会计婶又说：“八分钱可以考虑。”
形势变得太快，我们三个还没来得及做出反应，单砚文抢先说：“一言为定，互不反悔！”
再卖完五板，就不那么容易了，时间同样用去了两个多小时，走得离豆腐坊也远多了。
下午一点多时，我们终于交了差，会计婶给我们打了一张盖有公章的玖角钱的欠条。
以后的五个星期日，我们“四人联盟”每天都能卖出十五板豆腐，有时卖得轻轻松松，有时则卖得相当辛苦。为了不影响学习，还能多卖我们也不多卖。
《我那些成长的烦恼》内页
唯一意外的事是，在别的街区卖时，被我们班的另一名女生看到了，尽管单砚文嘱咐她别在班里传，我们三个男生一个女生卖豆腐的事还是在班里成了别的同学的笑谈。
单砚文替我们三个起到了“灭火”的作用，谁笑话我们她跟谁辩论，高谈阔论，力陈利用星期日做有利于群众的事，收下微不足道的报酬一点儿都不丢人。
有的同学也反驳她，质问她我们为什么不像雷锋那样做纯粹的好事。
伶牙俐齿的单砚文也有被辩得哑口无言之时。竟是徐彦替她解了围，也替我们“四人联盟”正了名。
他慢条斯理地说：“工人加班还给加班费吧？学生义务劳动还管饭吧？我们替豆腐坊卖豆腐他们可没管我们饭，我们每人吃一顿三角钱的饭不算大吃大喝吧？这跟纯粹的义务劳动有什么不同？现在是社会主义还不是共产主义吧？有偿的劳动才是普遍现象吧？不管什么人，只要做的是有利于群众的事，受到三角钱的鼓励完全应该吧？……”
当时是课间，就快响上课铃了，班里的同学都没想到，一向“闷葫芦”似的徐彦，竟能摆出那么一套硬道理。
孙老师已经进入了教室，也听到了徐彦的话。她没说话，只是微笑着听。
后来，我们卖豆腐的事结束了——被豆腐坊内部一名老师傅的家属接替了。那老师傅家生活困难，我们没任何理由与他争。并且我们也快进行期中考试了，结束得心甘情愿。
单砚文提议用我们挣到的钱为班里买两把笤帚，剩下的钱平分。这也是我的想法，举双手赞成。
徐彦仍坚持不要一分钱。
我们为班里买笤帚的做法，受到了孙老师的表扬。徐彦高兴地说：“受表扬的感觉还真挺好。”
而我和树起和单砚文，也只不过各分到了一元几角钱。我们三个一块儿请徐彦看了一场电影，吃了一支奶油冰棍。
我将一元钱交给母亲时，母亲说：“妈不要了。妈又开始工作了，家里不太缺钱了，你自己留着吧。”
我就用一元多钱买了四本小人书。我已经有了几本小人书了，希望能在初中毕业前拥有十本，就像大人为自己定了一个攒钱的钱数似的。虽然我已经开始爱看成人书籍，但与小人书仍有割舍不断的亲情。也可以说， 小人书对我来说象征着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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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山东教育出版社
初审：江玉婷
复审：张中江
终审：张维特
排版｜童 尚
好书探，我们绝不放过一本好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