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精神病院当医生，其实病人比我更正常

3月30日是世界双相情感障碍日。今天《人民日报》发了一条微博，内容是如何识别双相情感障碍？

文中提到，双向情感障碍既有躁狂发作，也有抑郁发作；躁狂发作时，很少感觉累，甚至不睡觉也不觉得困；双相情感障碍不等于天才病。北京安定医院专家提醒，双相情感障碍易被漏诊误诊，从首次出现症状到确诊大约需要7~10年，早期识别很关键。

如果说抑郁症是情绪不小心跌入深坑，那么躁郁症的表现像是跳撑杆跳，在空中旋转后跌入深谷。双相情感障碍（躁郁症）的关键特征是极端的心境波动，即从躁狂高峰跌入抑郁低谷，并在之间波动。

“我在精神病院当医生，其实病人比我更正常。”穆戈根据亲身经历改编《疯人说：精神病院医生手记》一书，书中讲述了双相情感障碍、丧失宠物症候群、恋物癖、强迫症、抑郁症、妄想症、双重人格等一群活在深渊里的病人。作者以医者视角呈现普通人真实的心理困境，再现他们心理修复的过程。

以下是《大提琴家——双相情感障碍》选自《疯人说：精神病院医生手记》一书，让我们更了解双向情感障碍。

《疯人说：精神病院医生手记》穆戈著

金城出版社2021年6月版/49.80元

午休结束时，我看见三两个护士推推搡搡地往康复科走，她们面色潮红，脸上透着难掩的兴奋。

擦身而过时，我听到她们在说：“开始了，开始了，他又开始了！”我心里了然，知道她们要去干什么。她们去看一位病人，一位应当是整个医院里最受喜爱的病人。我走了两步，没按捺住好奇，也跟着去了。

前些日子，康复科来了位特殊的患者，一位大提琴家。说他特殊，不是因为职业，而是因为病种。他是双相情感障碍患者，这是一种在抑郁和躁狂之间来回交替的精神疾病。

从他的状态来看，其实不算特别严重，许多程度和他差不多的双相或抑郁患者会选择自主用药物干预，而不是住院。他却主动要求住院看管。他不符合重症，又拒绝去心身科，医院只得把他安排在不上不下的康复科。

我还记得他来门诊的那天，我跟着主任旁听。他清醒极了，知道自己身上发生了什么，也清楚该怎么解决。但那场门诊我没能听完，他礼貌地要求清场，我被请了出去，只有主任和他聊了许久。

我等在候诊室外，想着他优雅得体的模样和浓厚的艺术家气质。他出来后冲我歉意地笑了一下，这让我有些张皇。清场和隐私管理是病人问诊的权利，他完全不需要对我抱歉，该是我唐突了才对。

他说：“介意送我出去吗？”我摇头，立刻给他带路，先去药房，然后出院。其实没多少路，是他在照顾我的尴尬，让我总算能做点什么。

到门口，天下起了雨，是急雨，歪歪斜斜地打进来，被什么吸引了一般。我看他好像没带伞，问：“您要打个车吗？”他任雨斜在身上，望了会儿，笑道：“不用，太麻烦，谢谢你。”说完，他直挺挺地走进雨里，雨更大了些，像因融入了同类而壮大。因为清场了，我不知道主任对他病情的最终判断，也不知道他是否被收治入院。

他看起来太清醒了，又从事需要个人空间的艺术职业，我没想过他愿意住院，和别人共享病房。

一周后我在康复科见到他时，以为是看错了，可确确实实是他，他身边围着护士，她们正在说笑，我远远看了一眼，没有过去打招呼。

我去确认了他的病案，问主任他为什么需要住院。主任是重症临床一科的一把手，年过半百的小老头，总是一副严肃的模样，经常接诊VIP病人，就是他把这位演奏家安排在康复科的。主任只是抬了下眼皮，问：“你打听这个干什么？”

我觉得奇怪，我是个实习生，不懂就问很正常，主任怎么好像有点防备？我又想到了那日的清场，或许是涉及病人隐私，我不该过问。

我没继续问，倒是主任突然提了一句：“你别离他太近。”我追问：“为什么？”主任没再说什么，把我赶去看病案了。

没多久，我明白了主任的意思。

别离他太近，别对他好奇，你不知道你在凝视深渊。

我跟着护士们走去熟悉的病房，还没到，远远就听到里面慷慨激昂的声音。果然，这位双相患者进入了躁狂状态。

如往常一样，他的房间聚了四五个护士，都在“各司其职”，有些人在病房外频繁路过，有些人慢条斯理地照料着其他病人，名正言顺看管他的护士就自在得多，看他表情生动激昂，滔滔不绝地演讲。

她们用目光表达着迷恋，这不是秘密，整个康复科都喜欢他，如果人类有个穴位是专司喜欢的，那他一定不偏不倚地长在那里头。

但她们的迷恋里似乎又藏着别的什么，恐惧？抗拒？我不确定。

我也算名正言顺的那类，站在门边看，只要手上拿着病历本，再按出笔头，谁也不能把我从那里赶走。

大提琴家叫贺秉（化名），他此刻精神焕发，身上的病服也敛不去他的锋芒，他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仿佛自己是世界上最厉害的演奏家。他讲自己的演出，讲他那梦幻的第一次登台，讲冥冥中接收到从舞台灯光飘下来的启示——他被赋予了演奏终生的神旨。

我看着他的模样，哪有半点门诊时见过的谦和优雅，他的眼神火热得如一位吉卜赛女郎，而观众都是他虔诚的士兵，我仿佛听见《卡门》的奏乐响起了。

这是典型的躁狂状态，被称为“三高”：情绪高，思维反应快，行动速度快。他思维奔逸跳脱，语速极快，舌头跟不上脑子。

患者在躁狂时，自我感觉是极度良好的，他会觉得自己做什么都能成功，聪明至极，是个毋庸置疑的能力者。这和抑郁状态正好相反。抑郁是“三低”：情绪低落，思维缓慢，意志活动减弱。所以双相患者一旦从躁狂状态跌入抑郁状态时，绝望和消极感会因为反差大而更强烈，他们就更痛苦。

他看到我了，热情地招着手道：“来这里，过来听。”我控制住了自己的脚，没有过去，这个距离是条安全线。

他毫不在意，只是声音更大了些，让我这位不听话的观众能听得更清楚些。

贺秉说：“我可以用大提琴拉出人话来，抑扬顿挫一模一样，你们给我找把琴来，我拉给你们听，你们说什么我都拉给你们。我在台上表演过这个，你们能想象吗，那是交响音乐会，我却拥有无伴奏大提琴表演的机会，我和其他三位大提琴演奏家，他们不是碍手碍脚的人，我觉得不是，那样的合奏还不错。网站上有我的独奏，你们可以去听，虽然不及现场的万分之一，演奏一定要听现场的。朋友们，不要被数字压缩的产物的便捷所蛊惑，别成为懒人！懒人会失去一切感官！他们把享乐和感官搞混了，没有感官的享乐不是……对，你们去听吧，没办法，你们只能听网站上的了，但别评论，别评论，请当面对我说喜欢，然后将‘喜欢’从你们匮乏无脑的评论字眼里抹去，那太傻了说真的……”

他的注意力极快地从一件事飞跃到另一件事，护士们笑着应承，做他嚣张样子的俘虏，尽管我不觉得她们领会了，但不需要领会，她们只需要对他的魅力即时反馈就可以了。他们彼此满足着，像一道江南名菜——糯米莲藕，糯米填进莲藕，莲藕填进糯米，盘子都是齁甜的。

护士们是被前来查房的康复科医生赶回前台的，其中一位护士还理直气壮，说是贺秉不肯吃药，她才在这看着他好让他吃药。

患者躁狂时的服药依从性确实很差，因为他们不愿意从躁狂的巅峰体验中离开，任何人都无法抗拒躁狂时极度自信自得的舒适感。

护士们回了前台，劝服贺秉吃药的任务落在了康复科医生身上，她问贺秉：“怎么又不吃药？”贺秉笑道：“现在好像不需要。”

女医生说：“需不需要是我来决定的。”贺秉说：“可是吃药让我痛苦，我好不容易暂时结束那种糟糕的体验，你要把我再推回去吗？”我心下一凛，觉得贺秉太会拿捏人心了。女医生果然犹豫了，虽然那犹豫很短暂，几乎让人遗漏，但贺秉一定发现了。

女医生说：“短期的痛苦和长期的痛苦你选择哪个？你来这里是希望寻求帮助的，那你得习惯延迟满足。”贺秉说：“怎么总有人让我延迟满足。”女医生说：“总有人，是指谁？”贺秉笑眯眯地说：“那些把我推入深渊的人。”女医生说：“贺秉，我们讨论过这个问题，没有谁把你推入深渊，是你自己走下去的，你现在希望再走出来对吗？”贺秉点头。

女医生说：“你发现依靠自己办不到，所以来找了我们，我十分赞赏你的选择，这需要很大的勇气，但你若只想依赖我们的力量，自己却停滞不前，你的勇气就毫无作用，你甘心吗？你不是一个孱弱的人。”贺秉说：“您高看我了，万一我是呢。”女医生说：“那就把高看变成事实，现在吃药？”贺秉说：“可我故事才讲到一半，吃了药，就讲不完了。你听我讲完，我再吃，可以吗？”

女医生又犹豫了，贺秉熟稔地见缝插针问道：“我推荐给你的歌单听了吗？你最喜欢哪支曲子？”女医生顺着他聊下去了。

贺秉成功地为自己迎来了新的观众，他又激昂起来，却与方才同护士讲话时的嚣张恣意不同，多了一分谦逊可爱，阅历丰富的女医生显然很吃这一套。

贺秉游刃有余，他似乎总能叫任何一个前来探究他的人被他俘虏，面对兔子女士，他是嚣张傲娇的狮子；面对豹子女士，他是狡黠讨喜的狐狸。论如何博取欢心，他像一位心理学博士，但又那么真诚，只要在他面前，看着他的眼睛，你相信什么都是真的。

他的笑是真的，痛苦也是真的，谁也无法坐视不理。我没再听下去，离开了，不知道贺秉的故事究竟讲了多久，才肯吃药。

隔天，贺秉就陷入了抑郁，我并没有去探望他，我是从护士和同事的状态上感知到他抑郁的。实习生同事忧心忡忡，整个上午病案没有翻过一页，我问她怎么了，她说贺秉抑郁了。我好笑道：“他抑郁，你绝望什么啊。”她说：“不知道，就看他那样，心情好差啊……我都要抑郁了。”

下班前我去康复科还病历本，一进去就被前台的低气压镇住了，没有一个人说话，动作都很缓慢，空气中有被什么碾碎过的压抑感。我问：“你们怎么了？”护士们没心情搭理我：“贺秉抑郁了。”

他抑郁不是很正常吗？他不抑郁在这待着干吗？你们见过的抑郁患者还少吗？你们能专业点吗？我忍着没把这些话问出来，想起了主任说的“别离他太近”。

护士说：“李医生已经进去一个多小时了，怎么还没出来，这次这么严重吗？”

李医生是昨天劝贺秉吃药，专门负责他的那位康复科女医生。我蹙眉，一个小时，就是心理咨询都已经超时了，她不该还在里面。有一位能如此影响医务人员的患者，我不知这是好是坏。一位极富魅力的患者，“魅力”会大于“患者”。可奇怪的是，这群说着担心的护士们，谁都没有真的去看望贺秉，什么东西把她们拘在这里，我确信不是什么爱岗心一类的东西。

我问她们：“你们为什么不自己去看呢？”护士们陷入了奇怪的安静，其中一位叹气道：“去多了要着魔的，真的是恨不得替他疼……贺秉这个人，有点可怕。”另一位护士道：“要是真陷进去那可麻烦大了，迷恋还不打紧，心疼多了，真是要出事的。”

我倒是有点惊讶，原来她们是知道“别离他太近”这一点的。又一位护士故作打趣道：“我只是单纯怕他这会儿的样子劝退我，难得有个赏心悦目的患者，我可不想被这一眼毁了。”

她们东拉西扯了几句，又安静下来，仿佛所有对话都是沉默的倒计时，终点依旧是无声的恍惚，她们陷入了某种类似集体焦虑中。

我有时觉得，她们的这种焦虑，或许是对生命之神的一种探究，她们看到了旺盛和毁灭的力量在一个人身上同时出现，她们摸到了可能关于精神本质的东西，并恐惧于此——她们处于哪，又将去向哪。

贺秉在这里就是这么一位特殊的病人，大家都迷恋他，又抗拒他，想接近，又害怕接近，始终在清醒和浑浊间来回刺探，像个无伤大雅的游戏。

每当他开始躁狂，康复科就如同沐浴在狂欢的酒神祭中，他疯癫，她们就陪他摘掉脑子；每当他陷入抑郁，康复科就裹在溃烂的羊脂里，眼睛淹没了，思想窒息，神经游不出去，身体泡得萎缩。

贺秉每周有一次拉大提琴的机会，两个小时，在医院的戏剧心理治疗室，这是他哀求了许久得来的。大提琴算高危物品，不允许有冲动倾向的患者接触，躁狂状态是典型的冲动时刻。

但贺秉的表现太好了，他的职业又特殊，不能长时间荒废大提琴，而且碰不到琴会加重他的抑郁。总之不论因为什么，医院都对他网开一面了，允许他在躁狂和抑郁的间歇期去拉琴，但他似乎觉得这很寻常。

贺秉在处于躁狂状态时曾说过：“天赋者拥有特权不是吗？规则应当不断地向天赋者妥协。”他说这话时，是一种睥睨天地的语气，但饶是如此，也不让人厌恶，而是令人瞩目。李医生放弃了与他沟通这个机会多么来之不易，只让他谨记慎行，别给她惹麻烦。

跟贺秉打交道久了，李医生也用贺秉的方式去牵制他，一种以自己为筹码的手段。

假如贺秉说：“我不想吃药，你忍心让我吃了药再回到痛苦吗？”李医生会说：“你拉大提琴若是出了事，我要负全责，你忍心让我因为你受责难吗？”那瞬间，贺秉的脸上似乎出现了抗拒，他显然不愿意背负责任，但那抗拒稍纵即逝。李医生为贺秉拉琴出了很大力，还挨了批评，我看见她被康复科主任叫去办公室，她面容颓丧，门没关严，一瞥间，我看到她捂着脸对主任崩溃道：“我好像疯了一样。”

贺秉第一次去拉大提琴时，我和实习生同事跟着去了，同行的除了李医生，还有社工科的两位男性医生。

处在躁狂和抑郁间歇期的贺秉，恢复了我初见他时的优雅谦和，眸光清冽又清醒，好像连同那位躁狂时的自己都一同宽容了。

我当时不太理解为何要去这么多人，可两位社工似乎挺紧张地盯住贺秉，连主任都半道来看了一会儿。贺秉进房间第一句话是：“没有镜子吗？”李医生一愣，道：“没有。”

贺秉没说什么，熟练地调了弦，坐下开始拉琴。我感到李医生松了口气，她似乎是怕贺秉对琴或椅子或这个房间——对她的任何一项安排感到不满。

但贺秉什么都没说，闲适地拉起了琴，安然接受了这一切，他确实体贴而绅士。如果说他躁狂的状态是吸引人，那他拉琴的时候，你会相信他躁狂时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

他拉了一组巴赫的《无伴奏大提琴曲》，拉到后面，他开始过分激昂起来，我不清楚是曲子本身如此还是他的状态问题，我明显感受到李医生的僵硬，她似乎下个瞬间就要冲上前去阻止他。

贺秉拉了两个小时，没有谁上前阻拦，他停下来时，喘着气，面色红润，目光赤红，像是抵达了高潮，战栗不已。

我明白过来，他在拉琴的时候进入躁狂了。他似乎下意识去找什么，但没找到。后来我才知道，他在找镜子。

他许久没有从椅子上站起来，在某个瞬间，我眼睁睁地看着他开始陷入绝望，那个过程触目惊心，我不知道原来有人崩溃起来，是这么迅猛而无声的。

贺秉是被两名社工扶回去的，我没再跟着，没敢跟着。实习生同事回去之后就有些着魔，她哭了，眼泪哗哗地掉，我不知如何安慰，傻愣在那里。我一直认为，在音乐会上哭泣的人，别去碰她。她哭了许久，忽然疯魔般地盯住自己的手腕，将指甲横了上去。

我看着她，状如寻常地轻拍她一下说：“你在干什么？”她回神般拿开了指甲，仿佛被烫到了一样。她似乎也觉得自己不正常，说：“就……想知道一下那种绝望是什么感觉……真的有这么绝望吗？”

她摇头，似乎想甩开这些念头：“我跟疯了一样。”听到这句，我眼里，她的脸和李医生对着康复科主任崩溃的脸重合了。

偶然的机会，我终于见到了一次贺秉的抑郁状态。我当时是去访谈他房间另一位病人的，刚进去，就走不动路了，我的目光定在了贺秉身上，我无法形容那种痛苦具象化后的模样。他脆弱极了，好像空气里只要再多一口呼吸，就能把他压垮。我也不自觉屏住了呼吸。护士们、实习生同事和李医生着魔般感同身受，我领会了，这样一个在躁狂状态时张扬到极致的魅力者所展现出的脆弱，能把人逼疯。

我想起了护士们的话：“你恨不得替他去痛啊……太可怕了。”没错，我面前有一只被雨淋湿的小狗，而我手上恰好有毛巾，有什么办法能阻止我上前替它擦干？他的哭声听着很像大提琴，让我想起了实习生同事贴近手腕的指甲。抑郁者把深渊展现给人们看，他们不得不看那些原始的黑暗，于是他们背过身去，假装看不到。而抑郁的演奏家，把深渊演奏给人们听，他们终于从大提琴悲怆的声音里听到了原始的黑暗，去到比荒芜更荒芜的地方，所以他们不得不去思考，去共情。像那个缩回去的好奇的指甲，我朝着黑暗摸索一步，然后落荒而逃。

没几天，我听说李医生不再是贺秉的主治医师了，她主动要求的，换了一位黄医生。我看着那位黄医生，觉得她不过是下一个李医生。

趁李医生休假前我去找了她，她的状态似乎不太好，但轻松了不少。我问她贺秉为什么想住院。李医生说：“你主任没让你别好奇吗？”我有些窘，还是问：“他是不是想自杀？”李医生没否认：“他是有严重的自杀意向，他怕自己哪天没忍住自杀了，所以要求住院管理。”

我点头，双相是所有心境障碍中自杀率最高的，超过重度抑郁，在那样两极的反复中交替极乐和极悲，痛苦会被无限放大，撑不下来太正常了。

我说：“他想自杀，为什么来寻求帮助？我是说，他明明可以顺应自己。”李医生没回答，我就这么等着她。良久，李医生说：“他死不了。”我十分不解。李医生说：“他觉得死了，遗体就不美了，他不能接受这点。”我愣了好一会儿。李医生接着说：“他就是怕失手杀了自己，产生了不美的遗体，所以要求住院管理。”

我恍然大悟道：“所以他不是怕死，而是怕遗体不美？”李医生说：“这要怎么说得清。因为怕遗体不美，所以不敢死，可他的抑郁症让他又想死，他在这两种反差的情绪里煎熬着。”我说：“无论什么死法，只要是死了，他就觉得遗体不美？”李医生“嗯”了一声。

我一时不知该说什么，不可思议的是，李医生的这个描述竟然让我觉得很惊艳，而不是忧虑。

贺秉接受了一次转病房问诊，看是否有必要从康复科转入重症男病区。这次他没有要求清场，我旁听了，实习生同事没敢来，她开始有意识地回避贺秉。这是一次常规问检，我没有准备笔记本，怕冒犯他，很老实地旁听。

来的贺秉是间歇期的贺秉，温和有礼，主任按精神检查的标准顺序查问了意识、感知觉、思维、情感、意志、行为等问题。

主任问：“一个人时会听到什么声音吗？”

贺秉说：“没有。”

主任问：“吃饭嘴里有怪味？”

贺秉说：“没有。”

主任问：“身上感觉小虫爬？”

贺秉说：“没有。”

主任问：“看东西会忽大忽小吗？”

贺秉说：“不会。”

主任问：“自己的脸一直在变？”

贺秉说：“没有。”

主任问：“时间会忽快忽慢吗？”

贺秉听到这，似乎是觉得问题滑稽，笑了一声。这笑声明明带着冒犯的意思，但就是让人讨厌不起来。

主任问完了例行问题，在电子病历里写上“未引出错觉、幻觉，未见明显思维联想障碍”，然后开始问个人化的问题。

主任说：“平常喜欢在什么位置拉大提琴？舞台之外的时候。”我听到这句，愣了一下，想起我考研面试时，主考老师问我：“平常习惯在什么位置写作？”

我顿了一会儿才回答：“床上，靠着。”我至今不知道他问这个的意义，但这个问题似乎有助于他看穿我，他问了相当多这样让我惴惴不安的问题，感觉他能从我任何一个回答里轻易获取令我羞耻的底细。那场面试让我有了心理阴影，在学院看到那位老师我都会低头走。

贺秉显然比我镇定多了，他毫不犹豫道：“镜子前。”主任问：“为什么是镜子前？”贺秉说：“我喜欢看自己拉琴，以一个观众的身份。”

主任说：“可以详细说说那时的体验吗？”贺秉想了想，说：“我坐在镜子前，很大的镜子，能把我和我的背景全都囊括，我看着自己，一边拉琴，一边幻想我在乐曲高潮中死去的样子，清醒后，看到自己还活着，后悔极了，又有些庆幸，没看到我丑陋的尸体。”

房间陷入了一刻安静。主任很快淡定地把问询继续下去了，我在一旁听得如坠云雾，心不在焉。结束前，主任问：“你现在还是想死吗？”贺秉说得很真诚：“想啊。”

我跟主任请求能访谈贺秉，本以为要费一番嘴皮子，没想到主任一口答应了。

主任说：“你知道儿童性教育科普的重要性之一是什么吗？”他跳跃的思维让我显得有些笨拙，但我还是老老实实地回答：“越压制越好奇，与其让孩子通过私人或不正当渠道去满足好奇，不如直截了当告诉他，一旦意识到性不是一件不可言说的事，好奇心就不会那么蹦跶。”

小老头两手一摊，耸肩道：“去吧，孩子。”我抱着本子去了，挑的是患者活动时间，病房里就他一个人，间歇期的他让我没那么紧张。我见着他就先鞠躬：“老师您好，我是医院的实习生，专业是心理学，对您很好奇，想与您交流一下，希望不会冒犯到您。”贺秉语气浅淡，浅淡里似有一分不以为然:“心理学？”

我知道许多艺术家对心理学都有些诟病，可能是将精神量化的学科让他们自由的灵魂深感抵触。科学界就相反，他们永远嫌心理学量化得不够彻底，可检验性不够高。哲学家的诟病可能就简单得多，单纯嫌它浅薄而已。

我真诚道：“对，如果在交流过程中您感到任何不适，您随时可以终止交流。”贺秉问：“为什么对我好奇？”我说：“艺术家离我的生活不那么近。”贺秉说：“你迷恋艺术家啊。”我说：“未知全貌，不敢说迷恋。”贺秉问：“你应该毫不犹豫地说是，否则我是为什么而演奏？”

我没回答他，只是拿出手机说：“老师，我可以录音吗？”贺秉沉默片刻，温和地摇头：“最好不要，手机的录音音质都很差，我不希望我的声音以这种音质呈现。”我立刻收了手机说：“您拉大提琴，对嗓音也很关注啊？”

“众多乐器中，大提琴的声音是最接近人声的，所以听起来，它总是如泣如诉。”他指了指自己的喉咙，继续道，“人人这儿都有一把‘大提琴’，请谅解。”

我点头如捣蒜，寒暄得差不多了，我打算抛弃所有心理预设或是问话技巧类的东西，直接进入正题。

我做咨询时比较怕遇到的，是我人生阅历无法覆盖到的人，我不能在这些人手上讨到一点好，在他们眼里我浅薄得如同襁褓婴儿，贺秉显然正是这一类人。那怎么办呢？只有真诚了，真诚地袒露我的愚蠢，并不可耻。

我开始提问：“老师，您说独自演奏时喜欢对着镜子，这句话让我想到了一个人，他叫纳西索斯，您或许自己有想到过吗？”纳西索斯是希腊神话里自恋的神，爱上了自己在水中的倒影。贺秉笑了，说：“你是想说我自恋？”

我解释道：“就是想到了，来征询一下您……想知道，您不想见到的丑陋尸体，是真实的自己，还是镜子里的自己。”

自杀干预的第一课，就是不要讳忌和自杀意向者讨论自杀的问题，不只要问，还可以详细地讨论，知道他的自杀决定到哪一步了，只是个想法，还是准备好操作的工具了，或是已经实际操作过了。不同阶段的自杀者危险性也不同，已经实践过一次自杀的人，无疑是最危险的。贺秉这次沉默了片刻才道：“这倒是个有意思的问题，我没有想过。”

我说：“我也只是瞎想，您一方面想死，这种想法对自我是有强烈破坏性的，可另一方面又不愿意破坏身体形象，这其中有明显的矛盾，除了审美原因……单从我的专业角度，我想会不会是您想杀死的是真实的自己，而想保护的是镜中的自己。毕竟镜中的自己，只是身体形象的化身。或者倒过来，您其实厌恶身体形象？想杀的是镜中的自己？”贺秉陷入了长久的沉默。“我不是道林·格雷。”

我局促不安起来：“这只是我不成熟的猜测，我觉得也许跟您讨论一下这些问题，对您理清楚矛盾有帮助，我不确定您的抑郁是否包括这种自我拉扯的痛苦，所以擅自决定跟您聊这些……您完全可以忽略它们，我只是个不成熟的实习生，我的话没什么分量。”

贺秉恍惚片刻，看着我笑了笑说：“没事，在我还不成熟的时候，也很喜欢到处给人拉琴，特别喜欢给前辈拉琴，等着他们评价我。”我顿时松了口气，觉得他给了我讲下去的勇气，贺秉真的太温柔了。我闭了闭眼，心一横，决定继续说下去，可接下来的话可能更冒犯。

我说：“老师，您似乎很喜欢笑。”贺秉说：“这有什么奇怪吗？”我说：“就是觉得您笑得越好看，您在抑郁状态时让别人越崩溃。”“别人。”贺秉咀嚼了一下这两个字，浅笑轻言，“我还得为别人负责吗？”

我说：“老师，您或许听说过反社会人格障碍吗？”贺秉说：“略有所闻，你说说？”我说：“反社会人格有一种核心特质，叫精神变态，这是个术语名词，和常态作区分而已，没有冒犯的意思。”

贺秉看着我，示意我说下去。我说：“‘精神变态’的特征是，喜欢欺骗，不愿承担责任，无道德感，追求刺激。反社会人格者都是极具欺骗性的，更好理解的说法是，他们其实都很有魅力，很聪明，能让听他们说话的人都相信他们所说为真，轻而易举被他们骗到，反社会人格者是非常擅长博取欢心的。”

贺秉说：“那他们似乎很适合做演员。”我一愣，说：“……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的说法，也挺有意思的。”贺秉说：“然后呢，好欺骗，擅长博取欢心，你觉得我是？”

我说：“因为有研究发现，男性的反社会人格特质和女性的自恋人格特质之间是有关联的，有学者认为反社会人格和自恋型人格只是同一个人格在不同性别上的表征……就是想说，精神变态的特质和自恋特质，也许是有关系的。”贺秉歪着头道：“而我好像都具备，所以你怀疑我反社会啊？”

我摇头，讨好道：“不是，我说这个主要是想问，精神变态的好欺骗，都是有目的的，或许是为了骗取钱财，或许是获取精神刺激，老师，您的目的是什么呢？”贺秉看着我。

我说：“您来这里，是希望我们帮您什么？”我继续道：“您想让这些对您迷恋不已的人，帮您取消自杀念头，保住美的身体，还是，您希望她们帮您克服不美的念头，送您去死？”

贺秉盯住我许久，笑问：“我不能是单纯来治疗双相的吗？没了这病，这些念头自然迎刃而解了。”我站了片刻，朝他鞠了一躬，说：“如果是这样，请您原谅我所有冒犯的猜测。”贺秉看了我一会，又道：“我既然来了医院，医院会同意第二种选择，让我去死？”他的语气有些奇怪，有些讽刺反问，又似乎带着认真。

我立刻摇头。贺秉没说什么，但他的表情似乎跟我透了底。我恍惚着想，李医生知道吗？主任知道吗？贺秉来这里，不是来找医生的，可能是来找凶手杀死自己的。离开前，他撑着下巴忽然对我说道：“但你好像不是来劝我的。”我僵了一下，慌不择路地逃跑，那一刻，我隐隐意识到，我好像犯了一个错误。

“开始了，开始了，他又开始了。”这一天，熟悉的声音响起，贺秉的演出时间又到了，但这次好像不是在躁狂期。

我问走得急促的护士：“这回又怎么了？”护士说：“外面下雨了，他说想去外面拉琴，正闹着呢，黄医生劝不住他。”我看了看外面的瓢泼大雨，想起初见他时，他走入雨里的样子，他似乎很喜欢雨。

今天本来也是他一周一次的拉琴时间。我到那里时，他们似乎已经谈妥了，只是要换一个拉琴地点。换哪里好呢，哪里既能看到雨又不会吵到别人。我谨慎地开口：“要不就去实习生休息室那里？离病区挺远的，那儿有个小花园。”

事情很快就这么定下了。我拿着钥匙跟他们同去，摆椅子，摆谱，找避免琴被雨淋到的最佳位置。谱被贺秉潇洒地移开了，他叉开腿，坐上去，摆好琴就开始演奏，琴声混着雨声，我觉得这一幕太疯狂了。

这么多的医护人员，怎么能让一个患者如此称心如意呢？他是怎么做到的，好神奇。

雨越来越大，他越拉越欢畅，琴声听着不似以往的悲怆，他拉出了祭典的味道。但他没能拉多久，雨太大了，还时不时打雷，雨飘进来打到琴上了。

我们只得再次转移地点，回到戏剧心理治疗室。进去时，我惊讶地发现那儿摆着一面镜子，虽然不大，不像贺秉说过的能容纳他和他的背景，但也足以容纳他自己了。他第一次拉琴之后，我没再跟着来过，所以不知道这面镜子何时摆在这儿的，看贺秉习以为常的模样，该是很久了。椅子就置于那面镜子前，贺秉走过去，坐下，继续刚才的音乐，乐声却从祭典般的欢快变成了月下独酌的凄楚，悲怆感又蔓延开来。

也许是大提琴的特质，再喜悦的曲子都能拉得很悲伤。我听他拉得越来越急，越来越急，我的脑海中有了一些画面，像是《欢乐颂》，人们在酒神祭上撕裂自己身体的画面。我有了不好的预感，只能紧盯着他，在旁的两名社工也往前走了一步，面带防备。然后在某一时刻，我什么都听不到了，只能看到黄医生面色惊恐地张大嘴喊着什么，两名社工冲上前去。

贺秉在乐曲高潮中，忽然面目狰狞地折断琴弓，朝自己的胸口狠狠扎去。慌乱，挣扎，制伏，所有一切在我眼里都成了慢动作，我愣在那里，不会动了。贺秉在尖叫，用他曾说过的第二把“大提琴”，发出了可怕的、非人的声音。他没有成功，他被拦了下来，社工的手被断裂的琴弓扎伤了。

贺秉不再被允许拉琴。贺秉开始计划出院。贺秉的经纪人来和医院周旋这些事，医院以他有严重自杀倾向为理由不肯放行。贺秉的粉丝给医院寄来了恐吓信。贺秉成功出院了。

他出院那天，又是雨天，他一如往昔，直挺挺地走入了雨里，像赴一场雨的约会。他的深渊依旧在他脚下，只是我看不到了，医院看不到了。

我有个朋友，写作上天分很高，她曾常年处于死亡阴影中，总是想死去。她认为死亡倾向是不可纠正的，是终极的，它像个巨人那样横亘在她的头顶，她时刻受着死亡的恐吓，需要做些事来缓冲这种恐吓。死亡的威胁有时会成为她的写作趣味，她也会为了写作而放大这种趣味，但死亡比写作大。讨论两者的关系时，她说：“写作就好像是一个露台，令人感受自己的夕阳，然后才能对黑夜抹去一点恐惧。”

刚认识时，我还会像其他人一样劝她，可收效甚微，后来有一日，我对她说：“你想死就死吧，在死之前，尽可能地留下作品，等你觉得留够了，就去死吧。”

她哭了，说我的话让她第一次从死亡阴影中有了解脱，她从没有对任何一句死亡劝解产生过反应。

从那天起，我好像就失去了劝慰一个想死的人的能力。她现在过得很好，刚从北大中文系硕士毕业，成了一名图书编辑，尽管死亡这个巨人依旧在她身边，但她不那么无力了，活得很阳光，文字作品也更加宽厚有力量。

也许这些艺术追求者们，和生命争夺的不是死亡，而只是一个，邂逅死亡的权利。

来源：苍衣社

初审：江玉婷

复审：张中江

终审：张维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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