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铁军：绝不写自己没有体验的东西

2022年11月20日，由中国作家协会、北京市委宣传部、湖南省委宣传部共同主办的“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奖之夜”将在北京举行。届时，第八届鲁迅文学奖35位获奖者将齐聚一堂，在颁奖礼上领受中国文学最高荣誉。

获得第八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翻译奖的杨铁军也将到场。他的经历堪称“奇特”：当杨铁军发现博士阶段的理论学习脱离文学性，意味今后从事教学工作可能让他更加远离“写作”时，他果断转到了计算机专业。进入计算机行业后，他很快恢复写作，并在工作之余翻译诗歌。

在杨铁军看来，翻译也是写作的一部分，是一项可以“拓宽视野、锤炼语言”的事业。他最新翻译的美国诗人罗伯特·洛威尔的《生活研究暨致联邦死者》已经交稿，正等待面世。

以下为杨铁军接受访谈的全文。

杨铁军，山西芮城人。出版有诗集《且向前》《和一个声音的对话》。翻译著作包括弗罗斯特《林间空地》，谢默斯·希尼《电灯光》，佩索阿《想象一朵未来的玫瑰 》（获选 2019年深圳读书月“年度十大好书”），特德·休斯《诗的锻造》，沃尔科特《奥麦罗斯》（获得2019年袁可嘉诗歌奖·翻译奖，第八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翻译奖），《阿肯色证言》等。

杨铁军：翻译是一项拓宽视野、锤炼语言的事业

#01

“对我最重要的，始终是写作”

Q：我发现您的求学经历里非常有趣的一点是，您在美国读比较文学博士的时候转向了计算机专业，是什么原因让您做出这么大跨度的转变？事实上，您在转行后，仍然从事诗歌写作和翻译，这是不是意味着您热爱的始终是文学？您在访谈里谈到，你厌恶的不是文学，而是文学理论，它戕害了您对写作的热爱。

杨铁军：那时候我在爱荷华大学的比较文学系已经读了四年，课程基本都已修完，就差毕业论文了，但我对自己所学的东西越来越感到厌烦。四年里所学的大量理论，包括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文化研究、解构主义、人类学等，有一个共同的前提，即不存在文学性。文学研究关心的是文本所反映的具体历史境况下的权力关系。既然文学性不存在，那么写诗有什么意义呢？只是给理论提供剖析的文本？那做广告，甚至写小纸条岂不是更好？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出国四五年，几乎没写什么诗，觉得自己陷入了极度的焦虑。对我最重要的始终是写作。自从我开始写诗以来，生活中的一切都是围绕着写作进行的，我想象不出不写作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既然写作遇到了麻烦，那么肯定需要一个“合理”的解释。于是“理所当然”地把问题归咎于与写作相互冲突的那些文学理论。其实后来想，这也许只是一个潜意识里的借口，虽然这个借口有其现实的紧迫性和合理性。写作上的焦虑，以及我对所学理论的不满导致的焦虑，交织在一起，越来越强烈，互为因果，也无法去细究了。

Q：您会感谢当时做出的这个决定吗？如果没有转行，您觉得现在的自己大概会怎样生活？

杨铁军：如果没有改行，我大概率会在美国的某所大学里教书，或许之后也会回到国内大学教书，写作大概也会继续，但是作品的面貌应该会有很大的不同吧。

那时候的选择，现在想来其实不是选择，在我现在的认识里，生命就是一条路，虽然这条路是曲折的，似乎还有很多岔路，但是你的选择其实一开始就已经做好了，除非你每次都掷硬币解决问题。即使掷硬币，也是一样，马拉美有一本诗集题目就叫做《骰子一掷……》,很多事一开始就已经决定了，只是到生命的后期你才能翻牌而已。

Q：我个人非常佩服您。您是运城地区的高考文科状元，先是学习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后来又轻松跨入计算机行业。这两个专业好似分列文理科两极，一端需要极强的感性思维，另一端则需要极强的理性思维。两者在您身上会发生冲突吗，您怎么协调这两种思维的差异？

杨铁军：我之所以不学比较文学，就是觉得我所学的东西和我的写作之间，有解决不了的矛盾。改行计算机后，很快就恢复了写作,也许并不是巧合。写作状态好的时候，往往也是工作效率高的时候。所以，我并没有强烈地感觉到两者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至少对我来说，基本都是想象中的。当然，后来我回国到上海以后，工作繁忙，强度太大，两者确实有时间上的冲突。

Q：创作和翻译，都是从阅读开始的。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上诗歌的？可以分享下您最早的阅读记忆吗？

杨铁军：我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大二的时候开始写诗。大学期间看了大量的西方文学，尤其是“现代派”文学，当时能找到的几乎都看过，对西方的哲学也有很大的兴趣。对我影响最大的是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每天看一二百页，花了大约半年的时间看完，其间还模仿普鲁斯特写了一些观察性的文字。当然读的比较多的还是诗歌翻译。

我一开始写诗，学的是里尔克的物像诗，然后很快就转到了T.S.艾略特、布罗茨基，学他们的语气和说话方式。我很喜欢布罗茨基分节的沉思诗，后来写诗，很多时候也以之为楷模，写出了自己的东西。

Q：后来翻译诗歌，基于怎样的契机？从一开始，您把翻译当作个人爱好，还是说把它作为一项可以持续终生的事业？

杨铁军：大学的时候我就翻译过美国诗人阿胥伯莱，但是当时英语水平太有限，那种翻译基本没有意义。真正开始翻译是很后来的事，那时候我已在美国工作多年，一度迷上了弗罗斯特，每晚睡前都要捧着他的书看一些，于是就试着译了几首，贴在网上，经北大葡语系的闵雪飞推荐，上海九久文化的何家炜邀约，出了一本弗罗斯特诗选。

我把翻译看作我写作的一部分，所以严格说来，翻译不是“个人爱好”，而是一项拓宽自己视野、锤炼自己语言的事业。

《奥麦罗斯》中译本书影

#02

在“史诗已死”的时代，复活长诗的生命力

Q：您翻译了沃尔科特、弗罗斯特、谢默斯·希尼、佩索阿、特德·休斯……这些诗人跨越整个二十世纪，风格有很大的不同。在选择上，您是否有自己的特殊考虑？

杨铁军：这些人的共同点在于，都在不同层面对我有挑战性，都可以让我从中学到一些东西。

Q：《奥麦罗斯》在2019年就获得了第四届袁可嘉诗歌奖·翻译奖，今年又获得第八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翻译奖，您有想过该书会得到这样高的荣誉吗？这些奖项对您又有何种意义？

杨铁军：完全没想到，之所以能获奖，可能还是得益于沃尔科特这本书的魅力吧。这些奖对我的意义还是很大的，是对我多年努力的肯定，让我更有把事情做好的动力了。

Q：《奥麦罗斯》是一部真正的史诗，堪称“现代版的奥德修斯漫游记”。请您谈谈这部诗集最让您惊叹的地方吧？

杨铁军：从写作的角度来说，和很多大诗人一样，沃尔科特把握住了自己的文化处境和现实遭遇，这是很多人终其一生都无法做到的。这种把握是沃尔科特诗学的根本所在。有了这种把握，不管他写的是史诗，还是短制，都能立得住。

Q：如果从现代诗歌史的角度来考察，《奥麦罗斯》处在怎样的位置？沃尔科特当初为何要创作这样一部鸿篇巨制？

杨铁军：《奥麦罗斯》的可贵之处在于，它在一个“史诗已死”的时代，复活了长诗的生命力，拓宽了长诗的道路，把“长诗”从艾略特的枷锁中解放出来。

从沃尔科特的诗学发展上来看，他很早就找到了自己的主题，但在形式上，却一直在求变。他是一个不知疲倦、不断开拓的诗人。《奥麦罗斯》并不是沃尔科特的第一部长诗，却是他最成功的作品。可能就是因为他在其中给一贯的主题赋予了一个完美的形式吧。这部史诗有一个荷马史诗和加勒比现实的叠映结构。这种结构很有匠心，但又显得很自然，很理所当然。结合沃尔科特的一贯诗学来看，与其说这种“匹配”的完美是一种诗学的偶然，是“妙手偶得之”，不如说是沃尔科特一生诗学追求的必然结果，是“瓜熟蒂落”。

#03

“这些年的写作讲究具体可感”

Q：您曾在文章里写到，自己早期的诗歌从抽象入手，把物减缩为观念的图像，后来开始“恋物”，把情感投射到物上。诗歌史上，是否存在偏好抽象与偏好具体两条诗学路径，这与法德欧陆哲学重思辨、英美分析哲学重经验是否又有关系？

杨铁军：我早期的诗歌受里尔克的影响，物的意义在于其象征，也就是其非物的层面。后来我成了经验主义者，看重的是物的质感，所以我渐渐远离法、德的抽象和浪漫，偏好英美的智性经验主义。以前我写花不是花，写树不是树，现在我写花，就是一朵具体的花，写树，就是一棵具体的树。比如河桦，在我回国前几年的诗里经常出现，因为我每天散步都会碰到。我这些年的写作讲究具体可感，“以修辞立其诚”，绝不写自己没有体验的东西。

Q：许多诗人都身兼译者的身份，“诗人译诗”已经成为一种传统。您觉得相较于专业译者，诗人在翻译诗歌时具有何种优势？

杨铁军：“诗人译诗”的优势在于对汉语诗歌语言的把握，如果这位诗人能写出像样的诗的话，那么他翻译的时候走偏的可能性肯定会小一些。

不过诗人翻译的劣势也许更引人注目，因为很多诗人其实外语并不过关，有的更是差得很远，对原文的理解有偏差不说，更可怕的是有些人对诗有一种预设，认为诗就得让人看不懂，如果读者能读懂，就不算好诗。在这种理念的支配下，他们完美地误读了原文，并以之自傲。

Q：在您看来，在翻译和引介外国诗歌方面，中国文学界还能做哪些工作？让“中国文学走出去”还有哪些路要走？

杨铁军：现在我们对外国诗歌的翻译还停留在“重量不重质”的阶段，这个好像是大家的共识吧，希望不久的将来会有一种两者并重的出版机制。

我觉得“中国文学走出去”本身也需要反思。从实际操作层面来看，无论是自己推介还是外国汉学家翻译中国文学，除了解决“有无”的问题，还要考虑扩大文化影响力同时可能产生的误读。我们能做的是立足于自己，写出好作品。

Q：最近一段时间您有在翻译的新作品或即将出版的新书吗？

杨铁军：我最近交稿了洛威尔的《生活研究暨致联邦死者》，应该很快就会出版。

Q：您打算一直从事诗歌翻译吗？是否想过涉足其他文类，比如小说、散文？

杨铁军：是的，我还会继续翻译诗歌，不过，我也不排斥翻译其他文类，如果有合适机会的话。

来源：中国作家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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