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规划学会：节后复工复产对各城市疫情传播风险的评估

导读

本文基于百度迁徙数据、《中国统计年鉴（2018）》中各地级市以上城市的常住人口规模、全市医院床位数、职业（助理）医师数，以及互联网地图中的火车站、地铁、公交站点、企业位置点等三大类数据，对节后复工背景下可能产生的城市疫情传播风险进行评估，并提出相关应对建议。

作者 

林文棋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城市规划新技术应用学术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总规划师、技术创新中心执行主任

李颖、陈会宴、谢信哲

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技术创新中心规划师

新冠肺炎疫情的集中爆发恰逢我国农历春节，期间的全国大迁徙至少在两个方面对我国造成系统性深远影响。一方面，疫情经由春运返乡人群在各城市间形成扩散，给城市造成交叉传播风险；另一方面，节后人口复工回流给各城市带来了聚集性传播风险。

春节前后人口迁徙造成的疫情扩散潜在风险识别

湖北省特别是作为“九省通衢”的武汉，人口迁出主要目的地对全国辐射面非常广。节前有大量从武汉迁入人口的城市，遍布我国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以及中原城市群。截至2月9日，各城市确诊病例数量仍与春节前来自武汉的迁入人口规模存在较强相关性，各地以输入型病例为主。此外，湖北孝感、黄冈与长株潭地区、珠三角地区迁徙联系紧密；恩施、宜昌等城市与重庆市等西南方向地区联系紧密，总的来说湖北省内各城市均已深度融入全国人口流动网络（图1）。

图1 2020年1月“武汉迁入规模”较大城市人口流动联系图

（节点大小表示从武汉迁入人口规模指数，颜色表示迁徙联系集群）—作者自绘

疫情爆发时期恰逢春运全国人口大规模返乡，全国不少城市既迎来了大量从武汉迁入的人口，同时也接收了不少从武汉以外其他城市回来的人口，造成较大交叉传播风险。这种交叉传播风险高发的城市包括北京、广州、深圳、成都、重庆、上海、杭州、西安、郑州等直辖市、一线城市和省会城市，以及河南省的周口、商丘、湖南省的邵阳、安徽省的阜阳等劳动力输出型地区（图2）。

图2 2020年1月1日-2月4日“武汉迁入规模”较大城市春运人口流动联系图

（节点大小表示从武汉外其他城市迁入人口规模指数合计，颜色表示迁徙联系集群）—作者自绘

目前2020年春运刚刚结束，与2019年春运规律相比，受疫情影响，全国大多数城市都推迟了复工日期，有的甚至不止一次延后了复工时间，因此原本应该在农历初六、七出现的“回流”高峰得到了抑制，整个节后春运期间并未出现明显的集中返程高峰，交通表现相对比较平稳。但不可避免的是，在目前需要“一手抓防疫、一手抓生产”的特殊形势下，大量的人将陆续返程复工，这将在一定程度上带来疫情传播的风险（图3）。

图3 2019、2020春运期间人口流动统计图

（全国总迁入与迁出基本持平，趋势线基本重叠）—作者自绘

从“复工回流”可能造成的风险来看，值得关注的重点城市是春节前迁出人口去向地与迁入人口去向地存在较大规模交叉的城市。这些迁出人口既有春节期间在家乡被传染的风险，也有节后复工回流过程中将传染风险带回迁出地的风险。这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中原城市群中的较多城市，春节前有大量从武汉回乡人员，同时也是中国其他许多城市人口春节回乡的目的地，因此，春节后的“复工回流”可能会使中原城市群在春节期间产生较大的交叉传播风险，从而进一步向长三角、京津冀、成渝与关中城市群扩散。所以该城市群中的枢纽城市郑州需格外重视防疫工作。

复工后城市本地疫情风险与抵抗力识别

由于疫情传播在公共聚集性空间风险更大，故以潜在传播风险（重点城市回流规模、常住人口数量）、传播途径（公交、地铁、火车站数量与公司企业数量等）与医疗抵抗性（医疗床位数、执业（助理）医师数等）作为关键指标，来评估各重点城市风险与抵抗力。

首先，从回流人口规模与重点城市常住人口的比值来看，该比值较高的城市大多分布于珠三角地区，如广州、深圳、东莞、佛山、惠州与中山，广东省外地城市包括郑州、嘉兴与厦门等地。这些城市与地区人员回流迁徙带来的疫情传播风险较大，应在区域性交通场站做好返程人员体温监测，格外关注回流人口是否存在被感染问题，切实落实返程人员隔离期满再复工的措施，避免扩大传播范围。

图4 各重点城市（TOP30）潜在传播风险评估图–作者自绘

其次，从传播途径来看，公交、地铁、火车站与企业在各城市复工后会不可避免地造成聚集风险。因此，上述设施场所密度较高的上海、北京、深圳、广州等一线城市，应高度注意人员聚集造成的传播风险，落实好交通场所和企业办公生产环境消毒工作。同时，做好企业复工申请和每日登记工作，确保复工企业的员工人身安全和办公生产安全。此外，还应通过街道社区、园区管委会等基层管理机制，尽量鼓励远程办公或轮班制工作方式，避免由于人员聚集造成的传播扩散。

图5 各重点城市（TOP30）潜在传播途径评估图—作者自绘

最后，从医疗床位数、执业（助理）医师数来看，城市的这两项数据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其在遭遇突发疫情后的可抗性，指标越高则风险越低，反之则高。就当前数据来看，惠州、厦门、中山等具有较高复工回流人群带来传播风险的城市，两项可抗性指标均较低，存在很大风险。故而需提前做好医疗物资与防护措施储备以及医疗人员应急组织方案，以提升疫情风险可抗性。

图6 各重点城市（BOTTOM30）疫情抵抗力评估图—作者自绘

总的来说，超大城市中，北京、上海等潜在传播风险高，且复工后必要性聚集场所传播途径较多。这些城市相对来说医疗应对能力较强，但由于目前这些城市特别是北京和上海驰援湖北的力度较大，抽调了大量的医疗专家和医疗物资，因此须格外加强重点群体管控，减少行走的传染源，减少人群流动和密切接触，完善防控措施，防止出现疫情在湖北之外大规模转移的情况。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深圳、佛山、周口、合肥、宁波等地均面临较大的潜在传播风险，医疗资源抵抗力也有所不足。因此，上述城市除了要做好回流人员巡查和落实隔离工作外，还需重点加强医护方面的防疫准备工作，做好医疗物资储备和疫情突发的医疗资源调度方案。

图7 疫情风险及应对力评估图，点大小表示传播途径—作者自绘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研究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工作时的讲话中指出，疫情特别严重的地区要集中精力抓好疫情防控工作，其他地区要在做好防控工作的同时统筹抓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特别是要抓好涉及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的重点任务，不能有缓一缓、等一等的思想。因此，我们要在做好防控工作的前提下，全力支持和组织推动各类生产企业复工复产；也要在各城市迎来回流人员、积极帮助企业开工复工的同时，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做好做足相应预案，谨慎应对各种可能存在的风险，压实防疫安全责任，确保城市平稳有序运转。

（清华同衡技术创新中心吴纳维、孙小明、李靖亦对文章内容有重要贡献）

来源 | 中国城市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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