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三年 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有什么变化？

    党的十九大报告对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和宏伟目标，从2020年到2035年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将我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其中，发展绿色金融成为“推进绿色发展”的重要手段，同时，为了“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必须“提高污染排放标准，强化排污者责任，健全环保信用评价、信息强制性披露、严惩重罚等制度。”从中可见，无论是“绿色金融发展”，还是健全“（企业）环保信息强制性披露”制度，无疑都剑指当前生态文明建设领域的各项改革措施，其中暗含的内在发展规律值得我们深入探索。

    复旦大学环境经济研究中心于2014年开始启动“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指数”的研究，主要针对环保部门界定的16个主要重污染行业，筛选出符合相应标准的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并建立了一整套评估评价重污染型上市公司对外披露各种环境信息程度的指标体系，经过3年的探索和连续跟踪，形成了能够体现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度的指数，以及连续3年（2014-2016）的评估结果。

    从生态环境管理体制改革的角度来看，2014-2016这三年恰恰也正是生态文明建设和改革风起云涌的时期，特别是，从2015年1月1日新《环境保护法》的生效，到2015年3月中央发布《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再到2015年10月中央提出绿色发展理念，最后到2016年3月，绿色发展纳入《十三五规划纲要》成为我国中长期发展的重要指导思想，等等。这一切有关生态文明建设的改革意见与措施都表明，生态文明建设将是一场真正触动生产者与消费者的绿色革命。

    对此，作为当前我国经济的重要主体，上市公司无疑也深处这场革命之中，并深受其影响。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生态环境管理体制改革的渐行渐近，尽管到目前为止，我们在企业环境规制层面上仍然缺乏明确清晰的环境信息披露规范，但“聪明”的企业无疑已经嗅到了一些味道，转而开始积极展开一些自愿性的环境信息披露。那么，这三年里，上市公司的环境信息披露情况究竟发生了什么？又出现怎么样的变化呢？这些现象将对政策制度带来怎样的影响？

    首先，研究表明作为重污染型的上市公司，在环境信息披露上总体表现不佳，按照百分制来计算，三年的总平均得分为39.18分，这个分值远没有达到及格线，这一方面固然说明企业在对外披露各种内部环境信息上缺乏主动性和积极性，另一方面也可从中看出，在相当于“自愿披露”的制度环境下，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缺乏“底线”标准。当然，从中反映出来的一个深层问题在于，大部分企业仍然将对外披露环境信息视为“负担”和“成本”，而不是“绿色的竞争力”，这与当前国际社会推行的“价值（道德）投资”理念和要求仍然相去甚远。其结果是，我们在源头上，也就是企业层面就无法为社会经济“供给”有效的环境信息，进而也就无法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足够的支撑。

    其次，在为数250个左右的全样本上市公司中，其环境信息披露水平在三年都显现出较大的“离散性”，也就是说，企业间环境信息披露水平的高低差别较大，三年里的最高分约为90分，而最低分才20分。一方面，较大离散性的成因与自愿性的披露制度有关，更重要的是，较大离散性意味着企业缺乏自律，在没有相应外部环境信息披露规制的条件下，市场极有可能在环境信息披露上存在“逆向选择”的可能，也就是“披露水平低”的企业拖累“披露水平高”的企业，打击其积极性，从而延缓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整体改善的速度。企业在环境信息披露行动上的高度差异化揭示了下一步开展环境信息强制性披露的必要性。

    最后，三年里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在行业上呈现出较为一致的趋势，那就是污染绝对规模较大的重污染行业的环境信息披露水平较高，主要有钢铁、石化、火电等，而污染绝对规模较小的行业在披露表现上则较差，主要有酿造、制药、发酵等。应该说，在自愿披露的制度环境下，行业层面所呈现的上述特征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生态文明建设与改革的某种成效，那就是，社会生态环境保护力度所呈现的明显上扬的“高压”态势，已经转换为某种“政治经济”信号，并陆续传递至重污染行业，受此影响，污染排放规模较大的行业自然首当其冲，除了规模影响因素外，研究也表明，这些行业在产权上的国有程度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行业特征显示，在运用制度和政策手段鼓励和规制企业开展更加积极的环境信息披露上，有必要考虑不同的行业性质，并根据行业性质来进行“分类管理”。

    除了以上的共性外，三年时间里，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情况也出现了某些积极的变化。其中最为主要的积极变化在于，在所研究的重污染行业中，上市公司的环境信息披露水平正在发生积极的改善。尽管三年的平均水平较低，但如果比较三年的绩效，仍然可以发现，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得分逐年提高，从2014年的36分到2015年的39分，再到2016年的41分，也就是说，在相同的衡量指标下，三年里的环境信息披露水平提高了15%左右，这一提高程度显然是不能忽略掉的。出现这一积极变化的最主要因素恐怕还是与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氛围有关，事实上，研究表明，正是在2014-2015年期间，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与改革进程才真正开始加速，这样的加速通过经济（成本收益）、行政（绩效考核）、法律（环境诉讼）以及舆论（新闻监督）等等各种渠道传递给市场主体，影响其各种决策，有关环境规制与政府角色影响的初步研究证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行为决策也恰恰是受到了生态文明建设进程的影响，进而发生了改变。除此之外，在行业的平均水平上，也呈现出积极的一面，平均得分低于30分的行业从2014年和2015年的3个和4个减至2016年的1个（发酵），也就是说，受外部环保规制的影响，处在下游的重污染行业也都开始逐渐重视起环境信息披露工作，改善其绿色的透明度。

    近3年来的这些变化显然对我国开展进一步的环境信息披露制度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一方面，随着国家加快发展绿色金融，推进资本金融部门在绿色发展领域上的创新和应用，包括银行等在内的金融机构开展绿色金融市场业务，对企业环境信息与数据产生了大量的需求，但目前企业层面的环境信息供给严重不足，这一“供需”之间的缺口已经开始制约我国绿色金融改革与创新的进一步发展。探索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内在规律显然有助于我们缓解这一矛盾，使得环境信息与数据可以更好地服务于绿色金融的发展。

    另一方面，理论与实务部门都已经开始意识到建立科学环境信息披露制度的重要性，尤其是在现阶段通过部门间的协作共同推动强制性的环境信息披露制度的重要性。2017年6月，环保部就与证监会签署了有关推动企业环境信息强制性披露制度的合作协议，并制定了相关的时间表，预计在3年内首先在上市公司范围实现强制性信息披露制度的全覆盖，，同时，部分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进一步在探索中小企业（非上市公司）的环境信息披露制度建设，这些都说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制度建设将步入一个重要的关键时期。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的主动性和自愿性显然将成为建立这一强制性披露制度的重要考量。

    最后，在制度出激发企业的积极性后，下一步需要考虑的就是企业的能力问题。研究表明，在企业努力改变理念，积极主动披露环境信息的大背景下，同步提高企业在环境信息披露上能力，以及提高企业所披露环境信息在全社会范围内的共享程度，使得信息可以跑起来将成为挖掘和开发环境信息和数据生产力的重要问题，而要做到这一点，显然将在很大程度上对第三方的市场专业机构发展提出迫切要求。

    总之，近3年里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工作上的现状及进展都给我们开展环境信息披露的制度建设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为环境信息和数据服务绿色金融发展、服务绿色发展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参考。

信息披露短板等仍是制约责任投资主要障碍  

来源：证券时报

    在日前召开的第五届中国责任投资论坛年会上，与会代表认为，我国责任投资还处于发展初期，目前推广责任投资的主要障碍仍是缺少规范的ESG(环境、社会、治理)信息披露规则、上市公司ESG相关信息不完整或可信度不高、缺乏客观公正的第三方ESG评价服务，投资机构自身对ESG认识不足等。

    ESG责任投资，最早起源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宗教信仰，经过宗教信仰投资偏好，社会公众运动，绿色消费和生产的需求演变，不断由下而上的催生市场化的责任投资行为，以环境保护、社会正义和公司治理为核心的责任投资逐渐成为一种主流。自首只社会责任基金成立，将责任投资这一概念引入中国近十年来，截至目前，中国基金市场与责任投资相关的基金数量已经达到了62只，资产净值规模已经超过500亿元。

    由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牵头的研究表明，在权益投资和债券组合中纳入了ESG因素之后，长期业绩表现优于同期指数。中基协副秘书长陈春艳表示，责任投资并不是慈善式的绿色优惠，而是一种规避风险、获得长期稳定回报的投资工具。

    她的说法也得到了行业人士的认同。兴全基金是国内最早推行责任投资理念的机构之一。兴全基金副总经理杨卫东在会上介绍到，目前成立三年以上的26只社会责任基金三年区间复权单位净值平均增长率跑赢同期上证指数8个百分点。兴全社会责任基金自成立以来的年化回报达到16.5%，今年以来的最高回报达到42%。不仅如此，在过去五年的牛熊转换中，兴全社会责任也表现出稳健的优势，成为为数不多的每年都超越业绩比较基准的偏股型基金之一。

    但中基协的另一份调查中则发现，ESG责任投资普及到整个行业的比例还比较低。陈春艳介绍，近期协会向一些大型公募基金、券商资管、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开展了"ESG责任投资情况调查"问卷，在发放问卷的对象中，公募基金作为大众理财和资产管理行业的标杆，参与程度比较高，问卷的回收率达到87%，而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的参与程度要低。

    从调查结果来看，90%机构支持将ESG原则作为投资策略的基本原则之一，但在ESG投资策略中，只有57%的机构在投资决策中会考虑ESG因素，只有1%的机构已在公司层面制定ESG战略。

    调查问卷反馈，推广责任投资的主要障碍仍是缺少规范的ESG(环境、社会、治理)信息披露规则、上市公司ESG相关信息不完整或可信度不高、缺乏客观公正的第三方ESG评价服务，投资机构自身对ESG认识不足等。

    陈春艳强调，责任投资是我国资产管理行业的必然选择和发展趋势，推动责任投资，要进一步达成行业共识，形成社会合力，夯实ESG应用的基础环境建设和制度设计，促进责任投资理念的真正落地。

    作为行业自律组织，中基协一直在全力推动行业践行ESG责任投资。陈春艳透露，中基协正在与权威机构合作探索研究上市公司ESG评价指标体系，目的是为机构投资者实施ESG提供参考，引导上市公司进行ESG信息披露，目前研究已取得阶段性进展。

    截至2017年6月底，包括基金、资金信托、银行、保险资管等全社会各类资管产品规模达到97.81万亿元。其中，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自律管理下的资管规模达52万亿元，占整个资管行业的半壁江山。基金行业作为责任投资重要参与方的作用不容忽视。

    此外，保险资金作为另一重要投资主体，保险资金运用的监管部门在逐步开放保险资金投资基础设施、不动产和股权的过程中，始终把社会责任放在重要位置。

    中国保险资产管理业协会副秘书长刘传葵介绍，截至2016年底，保险资金实体项目投资中涉及绿色产业项目有180个，投资规模5093亿元，项目个数占比达到33%，投资规模占比达到40%，项目涵盖了清洁交通、清洁能源、资源节约与循环利用、污染防治等多个领域。同时，保险资金还积极投资了绿色金融债券和绿色企业债券等，发挥了保险资金应有的责任和担当。

    刘传葵表示，下一步，保险资金在继续践行责任投资的过程中，将重点关注三个方向：一是注重体现社会价值，确保保险资金不投资国家产业政策限制的项目和高污染、高耗能行业，在实现投资项目商业价值的同时，更多关注社会价值，实现保险资金市场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统一。二是从推进供给侧改革发力，引导保险资金支持绿色产业发展。探索通过股权、债权、产业基金、私募基金、资产支持计划、PPP等多种形式，为节能环保、新能源汽车、生态农业等绿色产业、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支持。三是优化资产配置结构，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环保、清洁能源，绿色建筑，绿色交通等绿色领域的投资市场，产业投资基金、绿色债券蓬勃兴起。保险资金在风险可控的基础上，要把握绿色经济发展中的重大机遇，顺势而为，加大绿色投资，开展价值投资和长期投资，合理分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实现经济与金融的良性循环、健康发展。

    央行特别顾问、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主任马骏提出了八项推进中国资产管理绿色化的建议，包括建立和完善上市公司强制性环境信息披露制度，宣传绿色投资可提升长期回报理念，政府背景的长期机构投资者应该率先开展绿色投资，鼓励绿色金融产品开发，支持第三方机构对绿色资产评级和评估，强化环境风险分析能力的建设，鼓励我国机构投资者披露环境信息，以及鼓励我国机构投资者采纳责任投资原则等。

    根据人民银行等六部委共同发布的《关于构建绿色金融的指导意见》，未来三年内，A股上市公司将分三个阶段逐步建立强制性环境信息披露制度。另据马骏透露，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现在正在组织银行、基金、保险业开展环境压力测试的研究工作，不久将出版相关的研究报告，应该会给业界提供一些方法和工具。 

来源：环境经济观察  作者:李志青&经济日报。我们对文中观点保持中立，仅供学习参考、交流之目的，如有侵犯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及时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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