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论 | 葛兆光 亚洲史的学术史：欧洲东方学、 日本东洋学与中国的亚洲史研究（上）

葛兆光

葛兆光，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及历史系特聘资深教授

葛兆光教授

亚洲史的学术史：

欧洲东方学、 日本东洋学与中国的亚洲史研究

摘要：这是一份讲义，主要讲述的是亚洲（或东亚）史研究领域的学术史。虽然在中国学界，以亚洲（或东亚）为单元的历史研究并没有成为显学，但19世纪以来，欧洲的东方学以及日本的东洋学，在种种因素的刺激下，先后形成了一种超越传统中国，视野扩大到亚洲（或东亚）的研究风气，并且曾经在20世纪影响了中国学界。这篇讲义就是对欧洲、日本以及中国的亚洲史研究及其背后的学术、文化与政治背景的分析。 

关键词：欧洲东方学  日本东洋学  亚洲史  东亚史  学术史

引言：明治维新与日本“东洋学”之兴起

 这一讲的主题，是有关亚洲/东亚史研究的学术史。我要和大家讨论三个问题：第一，亚洲史或者东亚史的研究，在东方和西方学术界是怎样形成的？第二，它为什么会形成？第三，从学术史上看，现在中国的亚洲或东亚史研究，还有什么问题？

我很早之前就讲过，讨论学术史不是为了怀旧，也不是为了表彰，而是要了解学术的变化，就像一句老话讲的“一代有一代之问题”，或者“一代有一代之方法”。我以前多次说过，学术史研究的目的有四，即看清转型、 背景、方向和路径。具体来说，第一，“转型”，通过学术史，了解今天的现代学术是怎样从过去的传统学术“转型”的。第二，“背景”，通过学术史了解这样的转型的背景或者动力是什么。是域外刺激？是政治危机？还是新资料发现？第三，“方向”，就是通过学术史的回顾，掌握当下学术研究的方向、理论、方法。什么重要？什么是前沿？什么是潮流？第四，“路径”，就是通过学术史的回顾和研究，探索学术研究未来的方向和路径是什么，什么才是可以持续发展的、有前景的领域。

回顾亚洲史或东亚史研究的形成与发展，我们看到，这一学术潮流是从东洋和西洋先开始的，这一点我们不能不承认。所以，我们先从东洋说起。

1853年7月8日，美国的佩里（Matthew Calbraith Perry）准将带领四艘军舰进入江户湾，迫使日本答应开放港口，这就是所谓的“黑船事件”。经过1853年到1868年，也就是所谓“幕末”时代，日本很快开国，进行以近代西方为效仿对象的改革，这就是“明治维新”。明治维新以后，简单地说，日本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出现了三大变化：（1）尊王攘夷。将权力逐渐从幕藩收归中央，当时维新人士提出尊王是为了攘夷，也就是通过建设富强的现代国家，以融入国际的方式，对抗来自国际的压力（具体策略包括“大政归还”与“撤藩置县”）。（2）确立神圣国家，为了强化帝国的神圣性，要树立国族之根本。这里包括神化万世一系的天皇系谱，以及通过“神佛分离”与 “祭政一致”确立日本国体的特殊性与文化独立性。（3）进入世界。一方面大量吸收西方的知识技术和文化，一方面努力捍卫本国的文化独特性，从所谓的“和魂汉才”转为“和魂洋才”。这刺激了日本的世界潮流与亚洲意识， 也塑造了日本的普遍价值和日本主义，形成非常纠结的国民意识形态。

也正是在这三个背景之下，日本有关亚洲/东亚的学术研究出现了重大的转型。其中，有三方面表现得格外明显，即学术取向上的“趋向现代”、 解释亚洲上的“与欧人争胜”和政治上的视东亚“有如国土”。

一、 趋向现代：明治以来的东洋学

首先，明治时代兴起的日本东洋学，是一种现代的学术研究，或者说是现代学术体制支持的，按照科学逻辑运作的学术研究。应该说，这种学术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西方刺激而产生的。

当时的西方，尤其是影响巨大的德国历史学，一方面固然在为民族国家书写历史谱系，另一方面则强调客观而理性的史料批评。大家可以注意到，当时日本学界很注重国际学术交流，很多人在德国、英国等地留过学。比如，开创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井上哲次郎（いのうえ てつじろう，1855— 1944）就在德国留过学；东洋史研究的重要开创者白鸟库吉（しらとり くら きち，1865—1942），在20世纪初两次在欧洲长期访学；著名的历史理论家坪井九马三（つぼい くめそう，1858—1936）也到德国、瑞士留过学。特别是明治年间，德国的历史学家李思（Ludwig Riess，1861—1928）在东京帝国大学教授史学理论，通过他传来的欧洲史学理论和方法，影响了很多学者。大家看看浮田和民（うきた かずたみ，1860—1946）的《史学通论》和《史学原论》就知道了，他是留美的，在耶鲁大学留学。因为中国的梁启超也受到浮田和民这本书的影响，所以可以说中国是通过日本转手，把西方史学理论引进中国了。当时，很多日本学者的历史学理论和方法，都带有强烈的欧美色彩。概言之，19世纪以德国的兰克史学为代表的西方现代史学，一方面强调客观、中立、史料和考据，另一方面强调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从后来者的角度看，这两方面都对日本产生了影响。

除了李思之外，还有另外两位美国学者直接在日本史上产生了影响。1877年，美国的考古学家和生物学家莫斯（Edward S. Morse，1838—1925） 对于日本石器时代遗迹的发掘和研究，在日本产生了很大震撼力。他用英文在东京大学发表了对武藏大森（在今东京吉祥寺一带）之贝塚的研究（Shell  Mounds of Omori），描述了古代日本的绳纹陶器。1879年，他的报告由矢田部良吉译成日文，题作《大森介墟古物篇》。莫斯的科学考古方法，深刻地影响了日本学界诸如坪井五郎等一批学者。而另一位美国考古学家高兰德 （William Gowland，1842—1922）关于古坟时代的考古和研究，更是对日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被称为日本考古学之父。因为他们客观的、讲究证据的、尽可能还原古代实况的研究方式，不仅示范了一种科学方法，而且在某种程度上颠覆了日本所谓的“神代史”，瓦解了早期用神话传说构造起来的系谱。

大家可能都知道，现代历史学一开始就有一种使命感，就是追求真相。真相、真相、还是真相！用真相瓦解神话，用真相揭破谎言。而且现代的历史学相信，历史是有真相的，历史学是能够发现真相的，历史学家依靠证据可以恢复真相。现在，这种自信和使命，也许在后现代理论那里，有点儿被质疑，但是在19、20世纪这种信念很强大，而且是历史学领域的大潮流。在这股潮流里，在日本也逐渐形成了一种追求“科学”的历史研究风气。在这股历史学潮流中，日本明治时代的东洋学根据这一科学、客观、中立的立场，出现了旨在瓦解过去东亚（中国、朝鲜和日本）传统的历史系谱，用西方近代的判断方式和概念工具，对东亚历史重新进行叙述和整编的取向。

这里举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例子，过去，中国一直依循三皇五帝到如今的历史脉络，朝鲜则有檀君和朱蒙的传说，日本则有神武天皇的传说，这都是“起源”神话，也就是构造出来的国家和民族的神话或者叫作神圣历史。可是，那珂通世（なか みちよ，1851—1908）《支那通史》（1888）就已经对此表示怀疑，指出三皇只不过是“后人徒设其名，以表三才开始之序也”。白鸟库吉则在明治二十七年（1894）写了《檀君考》，对朝鲜流传的早期神话加以批判，指出这是朝鲜半岛三国时代（高句丽、百济、新罗）为了统一重塑历史，从《魏书》里面找出一个“檀君王俭”，来证明自己的历史仿佛尧舜禹，比殷周之际的箕子要长。而檀君神话，可能来自佛教的牛头旃檀故事，在中国实际上是东晋咸安二年（373）至北齐天保二年（551）之间才形成的，那时在朝鲜半岛还是高句丽的鼎盛时代。同样，白鸟库吉还撰写了 《支那古传说之研究》和《关于尚书的高等研究》，他和那珂通世一样，质疑中国传说中的帝王尧、舜、禹，只不过是比附后世儒家所谓“三才”即天（天下为公）、人（孝顺伦理）、地（勤劳成长）三种价值。在这里，中国和朝鲜的“五千年文明和历史”都被他颠覆了；同样，他的私淑弟子津田左右吉（つだ そうきち，1873—1961）对于日本神代史、天皇万世一系的质疑，也同样颠覆了传说中的日本历史。而后来的今西龙（いちにし りゅう， 1875—1932）则更精细地考证了朝鲜的早期神话传说，在《檀君考》里面指 出，檀君不过是平壤一带的神话传说，原本只是地方性的，加上当地流行的萨满仪式，直到蒙元入侵的时候，为了鼓舞和动员高丽民众，建构自己的认同，檀君才被塑造成全民族的始祖。

这一类研究，对于现代历史学产生的影响，就是把传说和神话从历史里面驱逐出去。说到这里，也许大家会联想起中国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运动。东亚整个早期历史的再书写，把神话传说从历史里面驱逐出去，使原本神圣化的古代不再具有神圣性，打破古代（在中国是三代）黄金时代的想象。这其实可以看成是一个学术史上的大趋势，就是东亚历史学现代转 型的大趋势。

除此之外，明治时期日本的东洋学，出现的另一个很大转变是传统日本关于中国的学问（比如汉学），转化成具有现代性意味的东洋学。这里面包含了很多新趋向，其中最重要的是，更加注意史料的批判，更加注意中国的周边。由于涉及史料的视野超越了汉族中国经典，使得历史学更注重证据和更加科学化，这都是现代的学术意识。其中和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最有关系的，就是一方面超越汉族为主的传统中国，一方面超越王朝为中心的传统文献，把原来的中国史放大为东洋史。所以，我们应该承认，日本明治时期形成的东洋学是很现代的学术。现在流行一个词叫作“现代性”，这种追求客观、中立、科学的历史研究，相信历史有真相，相信这个真相可以被认识， 也可以说是历史学的现代性吧。

上面我讲的，好像主要是出自东京帝国大学那个学脉。其实应当说，在日本明治时代，不只是东京帝国大学一脉，也不只有西方现代史学的单一影响。其实，在日本现代东洋学里面，从京都帝国大学一脉那里，我们还可以看到来自中国的清代考据学的资源，也在起着催化转型的作用。换句话说，就是日本东洋学从日本“汉学”或者日本对于中国学术的传统知识中，也转化出来一种很“现代”的研究方法。

大家知道，日本汉学（かんがく）和我们现在讲的欧美汉学（sinology） 不完全一样。在日本语境中，它指的是对汉文典籍的学习和对儒家思想的研 究，这使得一部分日本学者，从这些知识传统中，直接继承了中国宋代、明代和清代的知识传统和问题意识。特别是有一部分人受清代学术影响，沿袭 了中国清代的考据学传统。到了明治时代，一些学者又把这些知识和方法， 与来自西洋的近代主义思路结合起来。其中，这一风气在日本东洋学里表现特别明显的，是所谓“京都学派”，即以狩野直喜（かの なおき，1868— 1947）、内藤湖南（ないと こなん，1866—1934）和藤田丰八（ふじだ とよ はち，1869—1928）为代表的一批人。

可以一提的是，中国学者罗振玉、王国维曾经长期住在京都，既深受日本京都东洋学的影响，也深刻地影响了京都东洋学。陈寅恪在《王观堂先生挽词》里说到王国维与罗振玉曾一道在京都，有两句是“东国儒英谁地主？藤田狩野内藤虎”，就是说的藤田丰八、狩野直喜和内藤虎次郎（湖南）。这批人跟东京那些受到欧洲学术风气影响的学者相比，好像有一点儿不 太一样，无论在学术方法上、研究重心上，还是价值判断上，都是如此。其中， 有三点很重要。第一，他们认为，现实中国虽然不好，但历史中国还是很好的，中国传统中的那些思想、知识和学术，还是很了不起的，像章学诚、崔述等，就很有科学精神。这一点与东京不太一样。第二，他们研究中国历史与文化，往往心中的问题意识来自日本的历史、社会和文化，以及中国传统的政治、 社会、思想、文学与日本的关系。第三，他们离明治时代的政治中心比较远，学术与政治的关系也比较淡，因此他们采取的似乎是一种更加中立、科学、强调理解的研究方式。他们将来自中国的这种考据学学术传统，与现代科学规范相结合， 形成后来所说的京都学派。后来，他们提出很多关于亚洲和中国的历史见解，比如“唐宋变革”“明清学术的近代色彩”“中古的贵族社会”等，都很有影响。

很多人都把学术史上日本的关东和关西，分成所谓东京学派和京都学派， 据说这是日本现代中国学的风景之一。但是，从根底里说，他们都是在明治大正时代大潮流之下形成的，相同的地方更多。怎么说呢？归纳起来有三点：（1）他们都开始不局限于传统历史文献，重视边缘资料与实地考察；（2）研究的视野，同样逐渐超越传统汉族中国或中央王朝，把满蒙回藏鲜甚至更远的东南亚、南亚和西亚纳入考察范围；（3）他们都越来越注重新问题和新观念。

京都帝国大学的学者和东京帝国大学的学者一样，也注意发掘西域、南海和满蒙的资料，像内藤湖南对满洲档案的注意就是一例，他曾经编辑了蒙文版的《蒙古源流》，也在日俄战争后在沈阳故宫发现《五体清文鉴》，还收集了很多满文老档案，出版了《满蒙丛书》；而狩野直喜更是日本最早研究敦煌文书的学者之一。1909年，敦煌发现古文书的消息，先是由于伯希和在北京的宣传，后是经过北京一家书店文求堂的日本老板田中庆太郎，以及中国学者罗振玉的介绍，狩野直喜就特别注意到敦煌文书的意义，他请罗振玉代拍了照片。这一年的11月，也就是伯希和透露消息的一个月以后，狩野直喜就率先在京都史学研究会第二届会议上举行了展览活动，引起当时京都很多学者（如小川琢治、富冈谦藏、滨田耕作、羽田亨、桑原骘藏等人）的注意，还约定分头研究，他本人开始了敦煌本《老子化胡经》的研究。第二年也就是1912年，他更亲自到欧洲调查敦煌文书。再过一年（1913），他在支那学会上做了《敦煌发掘物视察谈》的报告。到了1917年，他又在支那学会上做了《关于敦煌遗书》的报告，促进了日本学界对敦煌的关注。他自己则对敦煌文书里面的俗文学资料（比如变文），进行了深入的研究，1916年就发表过《支那俗文学史研究的资料》。大家可以联想到，当时在京都的罗振玉、王国维等，也都受了他的启发。狩野直喜等日本学者后来居上，在敦煌研究方面，反过来对中国学界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其实，明治、大正年间东京与京都的学风，未必那么截然两分，而是彼此交错，互相影响。像在京都任教的藤田丰八、桑原骘藏以及后来的羽田亨、矢野仁一、宫崎市定等，与东京究竟有多大区别？恐怕很难说。更何况他们都在明治、大正日本学术整体转型的大背景和大趋势里。当然，如果从学术特色上说，和东京帝国大学为中心的那些东洋史学者比起来，也许京都帝国大学的一部分学者，他们的主要学术贡献和研究特色不是满蒙回藏的研究，而是在传统中国的文献中不断发掘出有关中国的新资料。包括后来对中国影响很大的清代学术研究，例如对考据学者崔述的发掘和研究，对史学家章学诚的研究，以及当年胡适都曾经受到日本学者那珂通世和内藤湖南的启发和影响；而鲁迅撰写《中国小说史略》，虽然不应当说是“抄袭”日本成果，但也应该承认，确实受到过日本人盐谷温《中国小说概论》的启发。

以上，是日本东洋学转型的一个方面，大家如果有兴趣，我愿意向大家推荐一本老书：王古鲁《最近日人研究中国学术之一斑》。这部书现在没有重印是很奇怪的，在1936年它刚刚出版的时候，很多人都很重视，有过好些书评，虽然它主要是编译，也就是编译日本人自己的综述，但是王古鲁还 是做了一番整合和评论。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它的“附录”部分，题为 “明治维新以来日人研究中国学术之趋势”，里面有王古鲁自己的分析，很值得一看。

总而言之，明治、大正时期，是日本东洋学追求现代性的时代。换句话说，就是明治、大正时代的日本中国学，有意识地把传统中国影响下的学术 （汉学），转化为具有现代科学特质的东洋学，把单纯的汉族中国的文史研究，转化为对中国及其周边也就是“亚洲”的研究。这种转换不仅对当时的日本学界，也曾经对近代中国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 “与欧人争胜”：

欧洲东方学与日本东洋学的趋势

更重要的是第二方面，也就是当时欧洲所谓“东方学”对日本学界产生的刺激。

事实上，欧洲人的东方学在源头上，跟早期传教士对中国和日本的考察，以及新兴的人类学对亚洲的阐释分不开。18—19世纪欧洲东方学和传教士、人类学家、探险者都是彼此有关的。一方面，传教士了解中国和日本，跟一般意义上的中国学家，尤其是日本熟读中国经典的学者不一样，他 们往往带有传教信念，所以会深入边缘地方，下潜到基层社会，去了解跟经典中、文献中的中国不太一样的中国。另一方面，当时一些欧洲学者在亚洲探险，同时做人类学和文化学的比较，甚至进行地质、动植物、语言学的研究。当然有人说这是为殖民主义深入亚洲做准备，但在这个探险过程中，欧洲东方学者对中国及中国周边，比如印度支那半岛，以及蒙古、新疆、西 藏、云南这些地方，乃至所谓“亚洲内陆”，都有很多了解。这些学者包括李希霍芬、斯文·赫定，还有斯坦因、伯希和，以及一些俄国学人。欧洲人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对亚洲的了解，促使欧洲学者形成后来人们所说的“西域南海之学”，这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日本学界。

日本学界从一开始就有跟欧洲东方学争胜的心理。我曾经在《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中写道：“日本学者对于进入世界学术潮 流相当自信，他们甚至觉得，日本人比中国人更懂得西洋新方法，又比西洋人更善于阅读东洋文献，所以，日本才应当是‘东洋学’的前沿。”也就是说，在日本学界，有一个“究竟是谁更了解亚洲”的动力在里面，当然也有谁是亚洲的主人这个意识在里面。这很快就刺激出来一种学术倾向，日本也不再把汉族中国当作唯一的或主要的研究对象，而是把中国及其周边国家乃至整个亚洲，都放置在日本的所谓“东洋学”的研究范围内。

这里，我们不妨粗线条地回顾一下18世纪欧洲人对东亚史的认识。

葛兆光：《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

最早研究和撰写中国或者亚洲历史的，是来中国的传教士。在书写东方历史的欧洲来华传教士里面，有几个人很值得注意。首先，是法国传教士冯秉正（Joseph-Francois-Marie-Anne de Moyriac de Mailla，1669—1748）。他编写有《中国通史》12卷，唐代以前的部分，本来是对朱熹《通鉴纲目》的编译，唐代以后宋元的部分，则加上明代商辂《续通鉴纲目》，而明代以及明清之际的历史，主要是收集了明末清初的一些史料，加上传教士们自己的见闻。这部书编纂完成以后，在1737年，也就是乾隆二年送回法国。当时，法兰西金石考古文艺院秘书长准备出版这部大书，但是很不幸，这个秘书长很快去世了，而冯秉正也在十年以后去世，这部书的出版就搁置下来。一直到 1773年耶稣会解散后，人们于1775年在里昂的大学院（Grand College）图书馆发现了书稿，这才让它得以陆续出版（1777—1783）。后来，到了1785年， 又出版了第13卷，这不是冯秉正的著作，而是古罗歇神父的《中国志》（巴黎，1785年）。根据日本学者石田干之助（1891—1974）的说法，这部书一 出版，“不知为欧洲之中国史，尤其是不懂中文者的中国历史增添了多少知识！极大地推动了欧洲中国学日新月异”。后来，法国学者考狄（一译高第，Henri Cordier，1849—1925）的《中国通史》就受到他的很大影响。

但是如果注意看欧洲东方学的历史，我们会发现后来情况在逐渐变化。如果说这部《中国志》教给人们的还是传统知识，仍然局限在“传统的中央王朝”历史里面。那么，这个时代其他的法国传教士，则看到了汉族中国之外的情况有一些变化，明清易代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们看刘应 （Claude de Visdelou，1656—1737），他是康熙四十六年（1707）到中国来的， 那个时候中国已经是大清帝国了。他很敏感地注意到，书写东方历史不能仅仅围绕汉族中国和中央王朝，而要注意塞外和周边其他民族的历史。不过，由于流传的文字史料不足，他也强调汉文史料的重要性，他觉得“东方文库”里面，没有依靠中国的资料是一个遗憾，所以，他翻译了中国各部正史里面有关匈奴、突厥、契丹、蒙古的记载，又取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四裔 考》，编成《鞑靼史》（Historie de la Tartarie）四卷稿本。这个取向在稍稍晚 一些的传教士，比如宋君荣（Antoine Caubil，1689—1759）那里看得更清楚。他到中国来之后，不仅学了汉语，而且学习了满文。他在1739年出版了《蒙古史》（Historie de Gentchiscan et de Toute la dynastie des Mongous, Paris: De  l’imprimerie de Quillau，1739），虽然他还是主要利用清代学者邵远平的《续弘简录》即《元史类编》等资料，但他的关注焦点，显然并不是只有传统中央王朝了，也许是因为那个时代，中国已经是一个包括满蒙汉在内的庞大帝国，不能只关注汉族中国了。

有的学者把17世纪之后，欧洲传教士逐渐关注汉族中国之外所谓“四裔”的趋势，叫作“前民族志”（Proto-ethnography）观察。比如葡萄牙人曾德昭（Alvaro Semedo，1585—1658）的《大中国志》有关中国北方“鞑靼” 应分为东、北、西三部的说法，以及对满洲人的一些记载；意大利人卫匡国 （Martino Martini，1614—1661）的《鞑靼战纪》对所谓满洲鞑靼也就是女真后裔的记载，特别是对于明清易代，鞑靼统治中国的记载，也已经使得“没有历史的人民”或者“不为西方所知”的中国四裔即非汉族群，进入了西方学者的视野。应当说，再往后一些，上面我们提及刘应和宋君荣的那种研究趋势，或许在18世纪还未必开花，但是在19世纪则逐渐结果。可以说，欧洲东方学的巨大变化，出现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大家可以注意到，那个时 代英国、法国、德国、荷兰纷纷成立了东方学会或者亚洲学会，一大批很惊人的、有关亚洲史的学术成果产生出来了。

我们举两个19世纪上半叶欧洲东方学者的例子和一个文献的例子： 

1.法国人雷慕沙（Jean Pierre Abel Rémusat，1788—1832）。据说他身体极 差，而且很早就一只眼睛失明，但他是个神童，11岁的时候就自己编了一本 《神话小词典》，14岁就编过《英国皇室系谱》。1815年也就是清朝嘉庆二十 年，他27岁，担任法兰西学院特地创设的“汉学讲座”第一任教授，第二年就被选为法国著名的金石文学院的院士。

他 在1829年 出 版 了《 新 亚 细 亚 杂 纂 》 两 卷 本（Nouveaux Melange  asiatiques，2 tomes, Paris，1829）。大家注意，其中的第一卷，就包括对元代周达观《真腊风土记》的译注，根据清代邵远平《续弘简录》编译的《旭烈兀西征记》，根据元代马端临《文献通考》对西藏和中亚住民的研究，还有 对《马可波罗游记》的研究，关于日本的《小笠原岛志》，以及《基于回教文献之蒙古史》等；第二卷里面又有《蒙古皇帝海山论》，有关成吉思汗以 及其后的各色人包括回鹘出身的宰相统阿、蒙古将军速不歹等的人物论，佛图澄的传记，以及传教士人物等，当然也包括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些人物。

2.德国人克拉普罗特（Julius Heinrich Klaproth，1783—1835）。这是一个精通汉语、满语、回鹘文等语言的学者，他和雷慕沙都是欧洲亚细亚学会的发起 人。他在20岁左右就写了《中国佛教》《满清中国征服记》等论文。1806年他 23岁的时候到中国，开始收集汉、满、蒙、藏文资料。他曾经编纂过第一本德国图书馆中文藏书目录，出版过《亚细亚文学、历史、语言杂稿》（1810），也出版过汉文、回鹘文双语对照的《高昌译语》（1820）。其中，断定维吾尔人属 于突厥种的著名论文《畏兀儿言语文字考》，就是在1812年发表的。

他最重要的著作是《亚细亚杂考》（Memoires ralatifs a I’Asie, contenant  des recherc heshistoriques, geographiques et philosophiques sur les peuples de  I’Orient, 3 tomes, Paris, 1826—1828）。其中，第一卷有《俄清国境考》《中国 纪录中的俄国》《蒙古可汗史：蒙古源流的批评》《台湾岛志》《台湾语汇》 《满族起源考》《鞑靼考》；第二卷有《蒙古所传佛经》《琉球诸岛志》《和阗 城的历史》《中日所绘制的印度地图》；第三卷有《中国的异名》《阿富汗族 的语言》《阿罗史密斯的亚洲地图》《大英博物馆藏日本所绘世界图》，以及有关满文的研究论文等。

3.以上是两个欧洲东方学者，我们大概可以看出他们的研究取向。下面是一部书，我们再从这部文献的研究中看看他们的兴趣在那里。这部书就是元代周达观的《真腊风土记》。

《真腊风土记》是元代温州人周达观在元成宗元贞元年（1295）奉命随团出使真腊之后，对真腊也就是今柬埔寨情况的记载，大约成书于14世纪初。因为周达观在真腊住了差不多一年，对当地情况有深入了解，这一文献是那个时代对柬埔寨唯一也是最可靠、最详细的记载，因此非常珍贵。中国学者研究不多，但自19世纪起，由于法国进入东南亚，所以法国学者一直非常关注这部文献。1819年，前面提到的雷慕沙根据《古今图书集成》本，翻译了这部文献，大家知道，这种涉及古代异邦的文献，有很多地名、人名、 风俗、事物，都是需要通过各种证据来考证的，所以这一翻译就等于是一次历史文献的考证；接着在1902年，著名的伯希和又根据《古今说海》对这部书做了译注，比雷慕沙的本子更为精审，这个译注由冯承钧翻译成中文，收在《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中。伯希和本来还想完成更加详细和周密的新译本，但是这个工作一直没有完成，直到他去世后的1951年，才由戴密微 （Paul Demiéville，1894—1979）和戈岱司（George Coedes, 1886—1969）续补并整理出来。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对于这些涉及中国四裔或者说亚洲的文献 与史地研究，有多么浓厚和持久的兴趣。

从以上这三个例子我们就可以看出，欧洲东方学的视野是整个亚洲，他们不仅对中国有兴趣，而且对整个亚洲都有兴趣。从19世纪到20世纪上半 叶，欧洲出现了很多杰出的东方学者，他们的研究范围都不局限在中国本部， 所以也不能说是汉学家，这里仅列举几位，他们主要来自法国、英国以及荷兰等国：

法国人儒莲（Stanislas A. Julien，1797—1873）翻译《大唐西域记》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 

法国人毕瓯（Édouard Biot，1803—1850）翻译《算法统宗》等。 

英国人玉尔（Henry Yule，1820—1889）在1871年就译注了《马可波罗 行纪》，又著有《东域记程录丛》，后由考狄修订。法国人考狄著有《中国学书目》。 

荷兰人高延（Jan Jakob Maria de Groot，1854—1921）著有《中国宗教系统》六卷本。 

法国人烈维（Sylvain Lévi，1863—1935）研究梵文、佛教和中印交通史。

其中，特别值得介绍的，是法国学者沙畹（Édouard Émmannuel  Chavannes，1865—1918）。他除了做过《史记》的翻译之外，还对汉族中国之外的中亚、印度、南海等区域的中西交通史，始终特别关注。他对《魏书·西戎传》（1905）、《后汉书·西域传》（1907）、《后汉书·班超班勇传》 等有关中西交通的文献，做过很深入的研究；在文献翻译上，除了他的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1894）法文译本获得“儒莲奖”之外，还有与人合译的《悟空行纪》（1895），北魏《宋云行纪》（1903）、宋初《继业行纪》 （1902、1904）以及宋代出使辽金的许亢宗《宣和乙巳奉使行程录》（1897—1898）、南宋淳熙年间周辉《北辕录》（1904）的译本；同时，他也对景教碑 （1897）、突厥12支（1906）、印度来华僧人僧会（1909）、求那跋摩（1904）、 阇那崛多（1905）进行过研究或考证。此外，如果你要了解今天的云南，也要看他当年对南诏德化碑等石刻资料（1900、1909）、丽江历史（1912）等的研究论述。大家可以思考，他的关注点在哪里？

法国学者沙畹（Édouard Émmannuel  Chavannes，1865—1918）

他还有三个著名的学生，也就是大家都熟悉的伯希和、马伯乐（Henri  Masparo，1883—1944）、葛兰言（Marcel Granet，1884—1940），他们大体上 都延续了这一路数。所以，欧洲19至20世纪的东方学有两大特点：第一是视野放大到整个亚洲。虽然中国研究还是大宗，但他们的视野早就已经扩大到整个亚洲，难怪后来冯承钧翻译欧洲学者的东方学研究论著集成，名字就叫作“西域南海史地译丛”。西域之学包括中亚、西亚、南亚，南海之学则涉及东亚和东南亚。第二是语言学的发达。无论在埃及、印度还是中国研究 上，欧洲学者的语言工具都格外出色，这是欧洲汉学和东方学的长处，他们不仅掌握汉语，而且掌握很多活的和死的亚洲语言，不仅有梵文、藏文、巴 利文、吐火罗文等，还包括东南亚的各种语文。

到了19世纪下半叶，俄国学者也投身亚洲研究的潮流。当时，俄罗斯逐渐并吞了中亚各国。1860年之后，它先后蚕食了现在的木鹿（Merv，又称 “马鲁”，在今土库曼斯坦）、布哈拉（Bukhara，在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Samarqand，在今乌兹别克斯坦）、希瓦（Xiva，在今乌兹别克斯坦，即 古代之花剌子模）等，领土从里海一直延伸到阿姆河，并且向南发展，寻求打通进入印度的通道。这种扩张趋势和早就在印度拥有利益的英国发生了冲 突，比如在阿富汗等地。当时，英国采取“前进政策”（forward policy），控制了整个克什米尔。1880年，英国又把阿富汗纳为保护国。在这种背景下， 英国人也好，俄国人也好，都对中亚、西藏、新疆、蒙古的民族、语言、历史产生极大的兴趣，很多探险者就出现在那个时代，好多旅行家就是探险家，旅行记就是考察报告，形成了一种对陌生、未知、荒蛮区域的探索风气。俄国人中间最重要的，就是有名的普尔热瓦尔斯基（Nikolay Mikhaylovich  Przhevalsky，1839—1888）上校，他曾在骑兵护送下，从西伯利亚出发，经过 新疆的罗布泊，越过昆仑山，进入青海和西藏，以及中亚地区。

这些当然是政治意图刺激下的探险活动。不过从学术史上看，在那个时代也就是19世纪，欧洲兴起的“亚洲”热，以及对陌生异邦的历史和语言的重视，带动了这一风气向学术研究方向发展。当时原著的校订、翻译、注释、 考证，成为东方学的“第一工作”，而阿拉伯文、突厥文、拉丁文、梵文、中 文、波斯文的文本被高度重视，也被大量翻译，逐渐刺激和探明了亚洲内部、 欧亚之间，特别是中国和欧洲之间那么广大的区域的交往及其影响。

俄国人后来居上，也很快加入了“亚洲研究”或者东方学研究。我不懂俄语，但是通过翻译的文献知道，俄国东方学也很值得注意。举一个例子，有一个学者中文名叫贝勒（Emil.V. Bretschneider, 1833—1901），就很值得我们加以关注。1866年，贝勒曾经作为医生在俄国驻大清国使馆工作，从 33岁一直到50岁，在中国住了17年。当时，他在北京东正教大主教的指导下，学习东方语言和知识，当时北京的东正教大主教帕拉迪乌斯（Paladius） 在中国生活30多年，很有学问。贝勒的一些论文刊在《皇家亚洲文会北华支会会刊》（Journal of North-China Branch of Royal Asiatic Society）上，比如《中亚与西亚中古时代之史地考》（1875）、《先辈欧洲人对中国植物的研究》 （1879）、《中国植物志》三篇（1881、1890、1894）等。他在植物、地图特 别是西域研究方面很有成就。此外，他对中西交通、中亚史地的研究也非常重要，在英文的《教务杂志》（Chinese Recorder）上，他写于1870年的《大 秦国》（“Ta-Ts’in Kuo”）一文率先指出中国古文献中的“大秦国”就是罗马， 这很正确；而他1870年写的《扶桑国，或谁发现美洲？》（“Fu-Sang, or Who  Discovered America?”），虽然不可靠，但也开启了后来所谓“中国发现美洲” 的话题；特别是他编的《中古中国西域旅行者纪行》（1875），有点类似王国维的《蒙古史料校注》，汇集了耶律楚材《西游录》、乌古孙仲端《北使记》、 丘处机（也就是长春真人）《西游记》、常德《西使记》、《元史·耶律希亮 传》等进行校注，但比起王国维的类似工作，要早了差不多40年。

还有一件标志性的大事值得注意，这就是1890年《通报》（T’oung Pao） 的创刊。

法国东方学家考狄（高第）和荷兰学者施莱格尔（Gustav Schlegel， 1840—1903，曾任荷兰自然博物馆馆长、莱顿大学教授，研究中国与日本， 曾经编有《荷［兰］）汉词典》四卷本，也有关于天地会的著作），在莱顿创 立了《通报》这份东方学的杂志。在《通报》创刊的第1卷上，共发表了13 篇文章，其中12篇由考狄亲自撰写。这个杂志在此后的100多年里，一直到现在，始终是有关东亚或者亚洲研究的最重要刊物，而它最初的副标题，就是“东亚历史、语言、地理、人种志研究的档案”。

有关欧洲东方学这一方面，我想向大家郑重推荐冯承钧的《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有关西学和中外交通部分的若干篇提要。这些提要现在收入 《冯承钧学术著作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下册。这实际上 是一本很好的早期欧洲东方学的入门读物。它的前半部分，一一介绍了伯希和、沙畹、多桑、希勒格、色伽兰（谢阁兰）、烈维、费瑯等欧洲大学者的东方学著作，我们从中可以看到，欧洲东方学在19世纪到20世纪上半叶的大体趋向；中间的部分，是关于明清以来传教士著作的介绍，从里面可以看到西学传入中国的轨迹；再往后，则是中国学者对于中西交通史方面的研究， 这也是这一领域很好的简明学术史纲要。以前有成语叫作“按图索骥”，还有一句叫“顺藤摸瓜”，其实，冯承钧的这些提要就是一个很好的入门和进阶，如果你要粗粗了解，只需要看看提要；如果你想进一步深入研究，那你就按照提要，把原书找来仔细看看。

至此，在我这些粗略的介绍中，人们可以看到，19世纪蓬勃发展的欧洲东方学所发展出来的新领域和新兴趣，和中国、日本、朝鲜、越南依据经典汉文文献进行研究的传统领域是相当不同的，前者关注以下几方面：

1.西域与南海之学，地域范围包括蒙古、中亚与新疆、西藏、满 鲜、琉球与台湾、东南亚；

2.走进宗教与社会—佛教与道教、民间宗教、社会生活礼俗（如高延和禄是遒对中国民间信仰的研究，沙畹对道教泰山投简的研究等）；

3.历史与语言的结合—中亚、蒙古、满洲、西藏以及东南亚各种语言文字；

4.中国与周边之交往—旅行记、出使行纪、诸蕃志、殊域志、航海记录等；

5.边缘资料的发现—西域（中亚）南海（东南亚）的资料、敦煌文书和民间文献、异族语言的文献（如蒙古史）。

我想，这就是那个时代所谓“预流”之学问，或者说是“国际”的学问。那么，为什么这一学术取向，会成为潮流？一方面，当然是“形势比人强”，近代欧美列强的力量大，他们的学术取向也就成了潮流；另一方面， 这些又确实是东方人研究东方，所缺失的或落后的地方。正因如此，19世纪末，欧洲东方学给日本学者造成了巨大的刺激。原来，日本学界有一种固执观念，认为日本比欧洲人更懂得东亚，更懂中国，可是这个时候他们却发现，近代以来，特别是在西域、南海这些区域，由于工具、资料和方法上的差异，欧洲人比日本人早走了一步，这使得在理解“亚洲”和“中国”上，日本已经落后于欧洲。

欧洲东方学的刺激，应当是日本东洋史研究发生变化的一大背景。就这一点而言，如果看明治四十年（1907）白鸟库吉撰写的《亚洲研究为战后一大事业》，就可以看到他感到焦虑的是，英国除了在伦敦设立皇家亚洲学会， 还在印度、中国和韩国设立支部，发行杂志与调查报告；法国在巴黎建立了东方语言学校及亚洲学会，在越南的河内设立法国远东学院，发行考察远东与东南亚历史与文物的杂志；德国在柏林大学设立东方语言学校，发行了亚洲研究的刊物；俄国也因为领土大半在亚洲的缘故，亚洲研究更加兴盛，甚至在海参崴设立东方学院专门从事远东的研究调查。他在震惊之余，很感慨欧洲诸国亚洲研究的著作之多，“远在本国人梦想之外”。

据榎一雄（えのき かずお，1913—1989）回忆说，白鸟库吉还在高中读书的时候，就已经深受那珂通世的影响—那珂通世的意义，下文再仔细讲—他已经明确地意识到，东洋史不只是中国史，而是东洋各国的历史。那珂通世在明治二十七八年（1894、1895）也就是甲午战争前后，就意识到这一点。所以，白鸟库吉就立志要超越欧洲人，使得日本在亚洲史领域的研究水准也高于欧洲。有一个故事很有象征意义，据说桑原骘藏（くわば ら じつぞう，1871—1931）曾经从别人那里听说，法国学者沙畹不仅阅读过 《悟空行记》，而且在1895年就对这个唐代就在西域天竺居留达数十年的佛教僧人旅行记做过很好的译注和考证，而日本学者包括他本人，却连“悟空” 这个名字都没有听说过，因此大受震惊和刺激，觉得必须迎头赶上，和西人一较高下。因此，日本东洋学家们要努力通过和西方学术一致的工具、资料和方法，研究西方学界感兴趣的领域、课题和问题，使用和西方科学相同或相似的、被标榜为“中立”的所谓客观主义立场，来促进日本“东洋学”的形成。在这些方面，最重要的领域就是所谓“四裔之学”，而所谓“四裔之学”实际上就是亚洲区域的史地语文。

我们来看明治、大正年间这两个日本顶级学者的夫子自道。白鸟库吉《满鲜史研究的三十年》中说：

为了不输给欧美学者，我们建立了规模很大的东洋历史学会，与实业家、政治家携手，提倡根本的东洋研究的必要性。特别是，当时欧美人在东洋研究方面，多在中国、蒙古、中亚，确实其中有非常权威的成就，但是，在满洲和朝鲜研究上，却尚有未开拓处，因此，我们日本人必须要在欧洲人没有进入的满洲、朝鲜的历史地理方面，有自己的成果。

桑原骘藏《支那学研究者的任务》曾列举美国的柔克义（Rockhill，研究 西藏和蒙古佛教、文化、地理及《诸蕃志》《岛夷志略》等有关南海交通的文献）、英国的菲利普斯（Phillips，研究荷兰占领时期的台湾史及明代中国与南洋交通）、卫礼（Wylie，精通蒙古文、梵文、满文，研究传教士对中国的影响）、理雅各（Legge，研究和翻译中国经典）、俄国的贝勒（研究蒙古时 代）等人的成果，沉痛检讨“我国（日本）最大的失误，在于我国的支那学研究，还没有充分使用科学的方法”。

正是在这一学术史的大背景下，日本东洋学界，以东京帝国大学和白鸟库吉为代表，开始了与欧洲东方学争胜的努力。

一方面，东京帝国大学在哲学、和文学、汉文学之外，在1886年新设立 “博言学科”，也就是欧洲所谓Philology（1900年改为“言语学科”），在欧洲人巴兹尔·H.张伯伦（Basil H. Chamberlain）的推动下，发展文献学和语言学结合的方向（高楠顺次郎和上田万年是最早的博言学科教授）。另一方面， 佛教界的南条文雄、笠原研寿也去欧洲留学，学习当时德国和英国的比较宗教与比较语言，主攻梵文、藏文和巴利文。配合这一趋势，寺本雅婉等人也在政府支持下，到处收集满文、蒙文、藏文的大藏经，推动了各种语言之学的兴盛。而在考古方面，日本学者也开始把注意焦点，从中国扩大到整个东亚甚至亚洲，中村久四郎（なかやま きゅうしろう，1874—1961）曾经指出，明治四十年到大正初年，像关野贞、鸟居龙藏、滨田耕作等人，已经把考古的空间延伸到满洲、朝鲜、蒙古。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东方对欧洲文明有一些疑问，因此更要从东方自身寻找文明源头。为了回应和推翻瑞典学者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1874—1960）的“文化西来说”，他们对东亚整体的考古就更有兴趣，除了外蒙古、西伯利亚之外，他们对于古代朝鲜如汉代乐浪郡的考古、吉林集安的高句丽早期王陵的考古，都发展起来。

其中，明治、大正年间最值得注意的，当然是白鸟库吉的研究成就。他最引人瞩目的学术成就，基本都是围绕着中国四裔展开的历史与语言研究。例如他在赫尔辛基世界东方学会上引起轰动的报告《突厥阙特勤碑铭考》和 《匈奴及东胡诸族语言考》（发表于1900年圣彼得堡的《学士院杂志》第13卷 第2期），1902年在德国汉堡世界东方学会上获得好评的《关于乌孙的考察》 和《朝鲜古代王号考》，1922年在巴黎亚细亚学会百年纪念会上发表的《匈奴起源考》等，都属于这一类论著。正如市村瓒次郎所说，白鸟库吉的研究囊括“东南西北”，东是朝鲜、满洲和日本，南是东南亚，西是中亚和西南亚的民族，北是蒙古。如果大家有兴趣，不妨看看他的论著。他的一些论著分别由王古鲁和方壮猷翻译，很早就在中国出版了。王古鲁翻译的《塞外史地论文译丛》，收有白鸟库吉著名的《条支国考》《大秦及拂冧国考》；方壮猷翻译的《东胡民族考》，收有《东胡考》《乌桓鲜卑考》《羯胡考》等，都是有关中古中国影响甚大的北方非汉族有关族源与文化问题的考证。

白鸟库吉，日本东洋史学界泰斗

让我们具体看一个例子。你如果读《东胡民族考》里白鸟库吉的各篇论文，就会发现他对“东胡”的研究相当深入。首先，他对欧洲东方学家们把“东胡”整个说成“通古斯”族，是相当不赞成的。比如雷慕沙、克拉普罗特等把东胡说成是蔓衍于西伯利亚和中国东北民族的总称，但是，他引用《史记·匈奴列传》和其他资料证明，早期的“东胡”只是中原汉人对北方匈奴以东部族的称呼，大体上在宣化（今河北）以东、沈辽（今辽宁）以 北，他们和匈奴/蒙古人有关，因为在东方，所以叫作“东胡”，并不在西伯 利亚。他特别指出，古代族群的名称，开始往往是“一地方之小名”，只是因为历史变化或势力扩张，“遂成一国一洲之总称”，就像邪马台变成日本之名、鞑靼变成蒙古之名，所以考察“东胡”也要注意历史变化。其次，他非常仔细地考证了属于东胡的乌丸（乌桓）、鲜卑、揭胡、蠕蠕、吐谷浑等族群的起源和位置，这一点虽然主要依赖中古中国的文献，但也充分使用当时留下的各种语词，进行对比和考证。再次，他充分运用突厥、蒙古、回鹘、契丹、西夏、女真等语文，特别是突厥各部的语言资料，对北方胡人各种姓氏进行考证，如慕容、拓跋、秃髪、宇文、乞伏、地豆于等。比如“慕容”这个姓氏，他破除了古代中国人望文生义，把慕容解释为“步摇”或 “爱慕美颜”的说法，指出慕容氏出自“西喇木伦至义州”即右北平到上谷 一带，发展到东北靠近朝鲜的区域，所以他们用“燕”这个名称。慕容是胡语即古文献中之“莫舆”，应当是Ba-yan的汉语写法，在突厥、蒙古、通古斯语中，就是“富裕”的意思，它原来是一个部族酋长的美称，后来成为一个族群的姓氏，这一说法很有意思。又比如说，羯胡的石勒，《魏书》卷九五说他小字“匍勒”，白鸟库吉则注意到《北史》卷九八《高车传》里面记载大和年间（487）豆仑西迁，自立为王，记载中有一句，“国人号之曰侯娄匍勒，犹魏言大天子也”。他敏感地注意到这个词，因为高车是突厥系的族群， 因此从突厥语来看，“大”就是ulu或者ulug，即“侯娄”，而君长或王，突厥 语是baj或beg或big，所以，他断定“匍勒”或即高车语的bejlik或者beglik。石勒的小字，也是大王或者天子的意思。他进一步说明，匈奴、突厥、通古斯语是互通词言，也就是有血缘关系的。这种充分运用历史文献和历史语言知识的考证方法，正是研究中古民族史的不二法门，所以，他在当时东西学界的声誉很高，成为中国周边历史、民族和地理研究的权威学者。

白鸟本人的学术研究成绩当然很大，但是从学术史上看，他最重要的作用是作为日本东洋学的领导者和组织者。正如羽田亨（はねだ とおる， 1882—1955）回忆白鸟库吉一生事迹时所说，“振兴我国的东洋学，使之达到甚至超过世界学界之水准，乃是白鸟库吉博士的夙愿”。他列举白鸟库吉的功绩，包括：（1）组织亚细亚学会，并在明治四十一年（1908）和东洋协会调查部合作，出版学术报告，后来在明治四十四年（1911）改为《东洋学报》；（2）明治四十一年推动满铁株式会社进行满鲜历史地理的调查，编辑了《白山黑水文库》，出版《满洲历史地理》（包括德文版）、《朝鲜历史地理》；（3）大 正十三年（1924），他推动岩崎家建立了“东洋文库”并亲自担任理事和研究部长等。

在白鸟库吉之后，当过京都大学校长的羽田亨成了这一趋势的领袖人物。用石田干之助的话说，羽田亨推动了日本学界“注意中亚探险队的发现与成果，也注意到敦煌、高昌、龟兹、于阗遗址出土的如流沙坠简、石室遗书，以及这些发现带来的新方法，努力使用语言学知识，灵活地使用新出的残简逸籍，并介绍西方人的新材料和新研究，为我国学界注入了新的活力。特别是入主京都大学，为这个大学带来新风气，尤其是将敦煌学带入了京都大学。这是20世纪初以来世界中国学的新潮流和新趋势，也是任何中亚、远东研究者不得不接触的新学问，也就是陈寅恪教授所谓的‘预流’，否则就 会‘不入流’”。

当时日本东洋学界对亚洲或者东亚史的研究，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四裔之学”，成为一股很大的潮流。我们举一些例子，比如前面提到过的，和罗振玉、王国维都是好友的藤田丰八，他在中国待过十几年，汉语很好。他主要关注的就是西域和南海之学，尤其是东西交涉的历史。他对在敦煌发现的 《慧超往五天竺国传》做过笺释，对元代汪大渊记载海外各国情形的重要文献《岛夷志略》做过研究，就是因为这些文献是有关中外之间交通，是涉及中国之外史地的。他最重要的著作，当然是两卷本《东西交涉史研究》（1932— 1933），分为《南海篇》和《西域篇》，其中，尤其是1932年先行出版的《南海篇》，收录了二十几篇论文，更是这一领域必读的著作。有一些内容非常精彩，比如，他比桑原骘藏更早指出蒲寿庚是大食（阿拉伯）人，并且说明因为他并没有汉族中国人的认同感，做着宋朝的官儿，却帮助了蒙元入主中国；又比如，他还考证了五代十国时期，南汉的先祖刘谦，也是大食人，这一点是他最先发现，当然后来陈寅恪等有一些修正和补充（可以看陈寅恪的《刘复愚遗文中年月及其不祀祖问题》）。不过也有人不同意，这可以另外讨论。所以，江上波夫（えがみ なみお，1906—2002）介绍说，藤田特别关注的，首先就是东西之间的交通路线和要冲，如城镇、港口，以及国与国之间的历史地理；其次是国与国之间的贸易、殖民、物产、生活；再次是中亚和北亚游牧民族的起源、移动、王号、军队等。此外，像稍稍晚一点的池内宏（いけうち ひろし，1878—1952），是研究东亚如朝鲜史、日本史的 大学者，前面提到的今西龙（いちにし りゅう，1875—1932）则是研究朝鲜史的大学者。而再晚一点的，像原田淑人（はらだ よしと，1885—1974）对明代蒙古的研究和对满蒙的考古发掘；石浜纯太郎（いしはま じゅんたろ う，1888—1968）精于西夏、藏和满的历史和语言之研究；和田清（わだ せ い，1890—1963）精于满洲和蒙古的研究。这些学者的学术，都呈现了明治、 大正时代日本东洋学的取向。

羽田亨曾经总结说，这一时期日本东洋学的一些进步表现在：（1）东方 新的考古资料与诸文献的研究（如阙特勤碑）；（2）古代语文的发现（如回鹘文、吐火罗文、西夏文）；（3）西域各国的人种的研究；（4）各种非汉族宗教文 献的新发现（如摩尼教经典）；（5）粟特文化对东方的影响；（6）回鹘文化的东渐。另外一个著名学者宫崎市定（みやざき いちさだ，1901—1995）也总结过明治大正时代东洋学的变化，从明治时代的那珂通世《支那通史》、桑原骘藏《中等东洋史》，到大正年间桑原骘藏《中等教育东洋史教科书》，当然也包括其他东洋史著作，这时日本逐渐明确了亚洲史就是东洋史的重要性， 也逐渐区分了单纯的中国史和东洋史，“中国史以记述中国自身沿革为最终目标，东洋史要解明东洋所包含的所有民族的命运”。

这个逐渐发展的历史学取向，就意味着要把研究视野从汉族中国拓展开，逐渐关注到整个东亚，甚至整个亚洲；把过去纯粹依赖文献进行的历史研究，变成结合考古学和语言学的历史研究。而现代形态的“东亚/亚洲史” 的研究，在日本就是这样在明治、大正年间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的。

三、 “有如国土”：明治大正时代日本的侵略野心与学术取向之关系

我如此强调日本东洋史研究者在超越汉族中国的历史研究方面的作用，并不是说同时代的中国学者，就不关注汉族中国之外的历史、地理与文化。事实上，从19世纪中叶以后，中国也有后来叫作“西北史地之学”和“补订 重修元史”的学术潮流。正如王国维所说，“道咸以降，涂辙稍变。言经者及今文，考史者兼辽金元，治地理者逮四裔，务为前人所不为。虽承乾嘉专门之学，然亦逆睹世变，有国初诸老经世之志”。所以，王国维才说“道咸以降之学新”。这个观察，不是只有王国维一个人有，陈寅恪后来也说，晚清的学风“治经颇尚公羊春秋，乙部之学则喜谈西北史地”。并且指出，公羊学后来变成改制疑古，和浪漫的文学与变幻的政治连在一起，倒是西北史地之学比较接近朴学，将来可能“惊雷破柱，怒涛振海”。

为什么那个时候西北史地之学也开始兴盛呢？这大概和当时大清朝的周边环境刺激有关。大家知道，从康熙到乾隆，清朝开疆拓土，最终把西域、 西藏并入大清，使异域变成了新疆。但是，乾隆盛世之后，国势渐渐衰退， 俄国、英国等新帝国对中亚、新疆一带虎视眈眈，而大清帝国的理藩院，经营这一片新的土地，却捉襟见肘，力不从心。刚好，这时有一些知识人，由于各种机缘，到了新疆或者关注西北。于是，开始有一些西北史地著作出现，对原来属于异族殊方的边疆地区，进行了初具规模的研究，也撰写了不 少著作。比如：

刘统勋（1698—1773）《钦定皇舆西域图志》。

七十一（姓尼玛查，字椿园，？—1785 ？）《西域闻见录》（包括 《新疆纪略》《外藩纪略》《西陲纪事本末》《回疆风土记》《军台道理表》） 

祁韵士（1751—1815）《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 

祁韵士、祁隽藻（1793—1866）撰，张穆改订《皇朝藩部要略》 

松筠（1752—1835）《伊犁总统事略》 

徐松（1781—1848）《西域水道记》

魏源（1794—1857）《圣武记》 

张穆（1805—1849）《蒙古游牧记》 

何秋涛（1824—1862）《朔方备乘》

一直到光绪年间，还有韩善徽的《蒙古纪事本末》四卷出现。

至于重修元史的，除了众所周知的学者钱大昕之外，另有邵远平《续弘简录》即《元史类编》、汪辉祖《元史本证》、魏源《元史新编》。到了晚清民初，出现了域内域外的各种新史料，除了早先张穆从《永乐大典》中辑出来的《元朝秘史》、清初萨冈根据蒙文藏文资料撰写的《蒙古源流》之外，人们又看到了海外文献和论著（如波斯人拉施特哀丁的《史集》、蒙古人阿卜而嘎锡《突厥世系考》、法国人多桑《蒙古史》、西域人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等），于是又出现了不少有关蒙元历史的新著。比如洪钧（1839—1893） 在光绪三年（1877年）出使俄国，看到了很多新史料，于是撰写了《元史译文证补》30卷，他采用了国外的新资料，对蒙元帝国的初期历史（主要是太祖、太宗、定宗、宪宗这四朝的历史）做了补正。此后，屠寄（1856—1921） 撰《蒙兀儿史记》，用纪传体对开国武功和西域汗国的历史做了系统叙述；柯劭忞（1850—1933）撰《新元史》257卷，整个重写重编了蒙元史（1922年 出版后，曾作为正史）；沈曾植（1850—1922）撰《蒙古源流笺证》，对原有文献做了精细的考证。如果我们再加上姚莹（1785—1853）《康輶纪行》15卷对西藏史地的记载，李文田（1834—1895）《元秘史注》15卷对蒙古早期历史的疏证，就可以看到那个时代，也就是道光、咸丰、同治以后，一直到民国初年，中国学界已经有了西北史地和异族历史的研究风气。

不过值得深思的是，晚清中国学术大势，并没有像陈寅恪所说的那样， 能够“惊雷破柱，怒涛振海”，这些超越中国本部的学术研究最终重返书斋， 成了“绝学”。前几年有一个年轻学者研究清代西北史地之学的著作，书名就叫《绝域与绝学》，绝域是指遥远的西域新疆，绝学就是西北史地之学。

这是为什么呢？我尝试做一个解释。

一般来说，现代的学术和政治，确实应当有一些距离，否则学术被政治纠缠和干扰，往往不能做到客观、中立和科学。但从学术史上看，人文学术的盛衰成败，又常常与政治分不开。什么是知识分子？按照爱德华·W. 萨义德（Edward W. Said）《知识分子论》的说法，知识分子就应当是在体制之外不断给他捣乱和批评的，换句话说，知识分子就是批评者。政治制度的实际变化，固然有执政的政治家的努力，学院的学者往往插不上手，不过如果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有问题，知识分子就要说话了，他的批评就像通常所说的啄木鸟，把有害的病虫剔除，让政治重返清明公正。历史学也是这样，历史学家可以通过历史知识，对现实政治表示支持、修正或反对，而现实政治有了历史知识的支持，就拥有历史合理性也就是权威性；如果现实政治没有历史知识的支持，那么它就没有合理性、权威性。由于政治影响每一个人，所以，政治在某种意义上，会对历史研究产生影响，历史研究也会对政治产生很大的作用，而在这种双向作用的过程中，学者也会经由政治关怀和社会影响，对学术方向有所引领或限制。以前，傅斯年就说过，“学问不应多受政治之支配，固然矣。然若以一种无聊之学问，其恶影响及于政治，自当在取缔之例”。其实，学术与政治之间，从来就没有绝对的界限，尤其是涉及国家、民族和认同的历史学，这是没有办法的。

中国的西北史地之学、重建蒙元史之学，并没有进入公众关注的政治领域，也没有和社会关怀挂上钩，却渐渐成为所谓“绝学”。什么是“绝学”？意味着它很难，会的人很少，阳春白雪，只是书斋的学问，也就是所谓荒江野老的素心之学。可是，日本的东洋学之所以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却是因为它和日本明治大正时代的政治有着紧密关联，具体说来，就是明治维新成功以后，东洋学的趋势，和日本试图成为东亚盟主，因而产生的领土要求和侵略野心，两者刚好合拍，政治和学术互相激荡，使得东洋学成为“显学”。大家知道，日本在1894年甲午战争打败清朝之前，就已经对中国有很大的心理优势，因为它觉得自己已经成为东方最先进的国家了，所以它从一开始就对中国带有一种蔑视。日本当时的普遍心理，就是觉得历史中国和文化中国是很不错的，但现实中国是很差的。所以，它在通过明治维新成为现代化世界强国以后，就对中国产生了很强烈的傲慢意识，甚至认为，中国应该被瓜分，而日本一定要参与对中国的瓜分。日本近代思想的奠基者之一福泽谕吉 （ふくざわ ゆきち，1835—1901）—就是1万日元钞票上印了头像的那一 位，在1898年发表《十四年前的支那分割论》时就说，他早在14年前的1884 年就预见中国会被瓜分，所以日本应该参与。中岛端、有贺长雄、大隈重信等人，无论对中国的感情是好是坏，都持有这种看法。

大家都知道，日本很早就认为，17世纪中叶明清中国的变化，就是“华夷变态”，也就是中华变成了夷狄。所以在他们心目中，一直有一种想法， 就是长城以内18省的明代疆域是“中国”，而包揽满蒙回藏鲜的清代疆域， 则未必是“中国”。这种日本传统的中国观念，在明治、大正时期，随着日本国力增强，变成所谓“支那非（现代）国家论”或“中国唯本部论”。这种论调在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期的日本非常流行。因此，他们对“中国本部”之外的一些地方，尤其是已被日本控制的朝鲜，毗邻朝鲜的满洲，与满洲相连的蒙古，当然还有已经被割去的台湾，都怀有极大兴趣，甚至产生了 “如同国土”的感觉。这种国家政治意义上的兴趣恰恰与学术上受到欧洲 东方学影响的“四裔之学”风气互相结合，推动了明治大正年间对鲜、满、 蒙，甚至回、藏的研究热潮。

关于这一政治与学术潮流，我们不妨看几则日本的史料：

中野正刚（耕堂）《大国、大国民、大人物—排除满蒙放弃论》 （1895） 

福泽谕吉《十四年前的支那分割论》（1898） 

中岛端《支那分割的命运》（1912） 

浮田和民《支那的未来》（1913） 

酒卷贞一郎《支那分割论》（1917）

特别可以代表日本东洋学这一政治趋向的，就是东京的白鸟库吉和京都的内藤湖南两位大人物。白鸟库吉在明治、大正年间推动满、鲜、蒙研究， 就和日本对朝鲜、满洲、蒙古这一线区域对日本的安全与利益考虑相关，所以，他在1915年创刊的《满蒙研究汇报》第1号（1915年11月1日）“发刊词”中说，“满蒙于我（日本），一为北门之锁钥，一为东洋和平之保障，今满洲为欧亚联络最捷径，在未来东亚文明接触圈，况我于满洲投入战费二十亿，人命牺牲五六万以上，我国民岂可轻忽视之？”这个意思他在《满洲历 史地理》的序文中又一次说到，“（朝鲜）半岛对于我国（日本）来说，有着密接之关系，古今无异，而半岛上的风云变幻，又往往来自满洲的旷野，因此，满洲也与我国国运消长息息相关，同样古今如一，从这一点思考，查明这一区域的民族竞争之真相，就非常必要”。同样，内藤湖南的《支那论》（1913）也与他对现实国家与区域的关怀相关。他的一个重要想法，就是断定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负担不了庞大帝国疆域的维持，所以中国的领土应该缩小，不能被“五族共和”这样的空头理论绑架，而要基于实力考量，宁愿一时失去领土而求得内部统一。这里隐含的，一方面当然就有把满蒙回藏不当作“中国”的意思，而另一方面，则是暗示日本对这些区域和族群负有某种使命。内藤湖南是一个把政治和学术结合得很密切的学者，他的这些论著和思路，把日本东洋学里有关中国四裔研究兴趣的政治意图，说得相当明白。

这样我们就可以明白，日本明治、大正时代东洋学的兴趣点为什么从朝鲜、满洲、蒙古这个路线过来？白鸟库吉为代表的一批顶尖东洋学家，为什么要与满铁株式会社合作，进行满鲜历史与地理的研究？为什么到了二战之中，东亚的历史视野会扩大为“大东亚”？有关这个问题的研究很多，日本学者自己也有很多反思。我就不多讲了。这种有关中国四裔研究的政 治意味，到了二战前后，就促成了隐含侵略意味的“大东亚论”。

下面我们来看几个典型的例子。

1.和田清（わだ せい，1890—1963）在《关于“支那”及“支那人”二 词的本义》（1942年1月与2月）中就认为，“蒙古、满洲、西藏在过去，与中国并非一国，人种不同，语言不同，文字和宗教也不同，风俗习惯也不同，历史和传统更是有差异。从满洲兴起的大清帝国统一，才归到一起，没有理由把这些一样地说成是‘支那’或‘支那人’，这无需论证，不言自明”。

2.矢野仁一（やの じんいち，1872—1970）的《大东亚史的构想》。这 是二战中东洋史学界最引人瞩目的所谓“大东亚”理论。作为日本战时文部省主办的文化讲座之记录，矢野仁一在该书中提出了逐级放大的“大东亚史”。他说，“大东亚史的范围即‘大东亚共荣圈’之范围，包括：（1）以日 本为主，包括朝鲜、台湾、琉球的历史；（2）至今作为东洋史对象之中国中心及周边地区；（3）中国文化与政治范围之外，受到印度、阿拉伯文化影响的区域；（4）中国影响范围之外的，南方印度支那诸国”。

3.宫崎市定的《亚洲史概说》。据宫崎市定后来的自述，这个亚洲史研究著作形成的经过是和二战分不开的。昭和十三年（1938），在内阁直属的企画院下设立东亚研究所，总裁为近卫文麿，第一部长是陆军中将林桂，第二部长是海军中将原敢二郎。其中，原敢二郎是京都大学东洋史权威原胜郎的弟弟，由于这一关系，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都接受了编写新历史书的任务。当时，宫崎市定和安部健夫都是年轻的助理教授，也都参加了这一计划。最初进行的调查和编写，包括“异民族的支那统治策”“中国的边境统治策”“列强对中国势力渗透的历史”，后来，大家可能都看到过其中一部分成果，就是那部收录了19篇论文的《异民族支那统治史》。这一著作很明显是为日本统治中国服务的，它的《序》里就很坦白地说，“回顾各个王朝统治中国的历史痕迹，无论其巧拙得失、成败利钝，都不能一概而论。但对于承担了大东亚建设任务、需要确立民族对策，而中国问题又是将来最大悬案的日本来说，毫无疑问有着重大启示”。这部书后来有中文译本，是由韩润棠等翻译，孙毓棠修订的，1964年由商务印书馆作为内部读物出版。这之后，到了昭和十七年（1942），文部省又计划编《国史概要》之姐妹篇《大东亚史》。先是任命东大出身的铃木俊为委员，后又对山本达郎（京大）、安部健夫与宫崎市定有所任命，以东大池内宏与京大羽田亨为监修。

政界和学界毕竟还是不同的。当时，日本文部省最大的着眼点是“树立新的皇国史观为基础的新史学，不只是让日本国民，也让大东亚共荣圈多民族阅读，洗净迄今为止在日本思想界流毒甚深甚广以西洋诸国阴谋为基础的史学思想之流弊”。并且要求，历史年代指标依“皇纪”，要排斥作为西洋观念尖兵的西历，因为西历是杀害全世界的元凶。可是，东京大学的池内宏和京都大学的羽田亨等人并不同意日本文部省之意见，争论中最大的焦点是，文部省提出的“所谓大东亚史，作为缅甸以东的东亚范围，这一历史必须构想为是日本精神自东而起，逐次广被”。学者们觉得，这种与历史常识相悖的说法可能成为笑谈。反复争议之后，他们提出不依文部省之说，而作为替代方案的，是“把东亚史范围扩大到亚洲史，把亚洲文化认为是由西亚发生，由丝绸之路向东传播，但每向东进，则被净化成优质文化，最后，在日本形成冠绝世界之优秀文化，在如今则转头向西前进……”。这一方案得到池内、羽田支持，文部省则勉强被说服。宫崎市定的《亚洲史概说》的正编，其实，就是二战时期计划编写的《大东亚史》之开端部分。在 宫崎看来，“亚洲史绝非东洋史的放大，日本史、中国史是一个民族史，但东洋史可以说是一个文明史。前者是起着自我之确定之作用，但亚洲史绝非自我确定。因为它是多民族之集合，从这一意义上说，亚洲史与世界史是同一性质”。

我们可以看到，由于怀有某种强烈的政治意图，在大东亚主义的支持和刺激下，一方面日本有关东亚和亚洲的历史研究蓬勃发展起来，它不再是书斋案头的绝学，另一方面这些研究也掺入了很浓重的侵略性意味，这样，就把学术研究和帝国政治的战车绑在一起了。

这种历史学取向，一直到二战之后，才得到彻底改变。

|本文刊于《世界历史评论》2021年夏季号，作者葛兆光，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及历史系特聘资深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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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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