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启讲坛|许宏：东亚青铜潮：前甲骨文时代的千年变局

主讲人：许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主持人：俞钢，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时间：2019年11月8日

地点：上海师范大学光启国际学者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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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场白

主持人：在座的各位，大家知道我们学校的“光启讲堂”是一个高端的学术交流平台。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再次请到了许宏老师给我们做演讲。许宏先生是考古学家，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研究员，而且他长期地在二里头担任考古工作队队长，所以既有丰富的经验，又有很多的学术思考。今天许宏先生主要是围绕着“东亚青铜潮：前甲骨文时代的千年变局”这个专题，来给大家做一个分享。我们对许先生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

许宏：谢谢主持人。我应该是第三次来上师大了，大概第一次是2015年，都是承蒙陈恒校长的热情邀约，跟上师大算是有缘分。这次给大家带来的题目，熟悉我的朋友应该已经知道这是我第四本小书的题目，这本书本来已经写了起码三年了。大家也知道由于我一直担任二里头考古队队长的工作，这本书的写作也就一直往后拖，现在终于把初稿交给出版社了。第一本小书《最早的中国》也要出新版，希望这四本一起，算作一个总汇。大家已经知道我的《何以中国》和《大都无城》这两本小书，出版社已经在封底注明了是“解读早期中国”系列，这基本上概括了我的学术生涯，我这一辈子的研究不可能超出“解读早期中国”这个范畴了。就我个人来说，熟悉我的朋友也都知道，我1999年开始担任二里头考古队队长的职务，到今年正好是20周年。在10月份，我们在河南洛阳召开了纪念二里头遗址科学发掘6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所以就我个人来说，2019年是总结之年和转型之年，我也愿意在这样的时点上就最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和大家做一个分享。

今天给大家讲的内容分三大块：东亚态势、青铜之路和全球视野。本来还可进一步细分，但是有些东西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总之要把这样一个大的态势、整个波澜壮阔的画卷呈现给大家。这里面的内容甚至已经远远超出我这本书的范畴了，我希望能在一个半小时的时间里面跟大家做一个分享，还希望能留一点时间大家一起交流讨论。

02

讲座环节：东亚态势

首先，说起东亚青铜潮，人们通常是从欧亚视角切入，究竟如何从全球文明史的角度来看早期中国呢？我们学术界已经悄然地把中国古代史分期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这样的经典话语系统，转换为从社会组织的角度做更平易的解读，即古国（邦国）、王国、帝国时代的话语系统。当然，这需要有一个过程。举个例子，中国国家博物馆在“古代中国陈列”大展里已经不使用经典的话语系统了，但是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复兴之路”大展中，我们仍然在用“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等话语，我觉得宣传的话语系统和学术话语系统共存，这本来就是我们学界和社会的重大进步。我们这代人都知道那个时代的郭沫若先生，由于他卓越的地位，所以他的学术观点可以占领教科书,而现在呈现出的百花齐放态势更让人欣喜。

从仰韶时代开始，东亚地区开始出现用铜的遗存。后来以青铜为主，青铜的诞生和使用都跟我们社会文化的变化是息息相关的，所以我们要在这样一个大的历史框架里面去理解它。

所谓中国的概念，大家知道我在两本小书《最早的中国》《何以中国》中，把“最早的中国”定义为东亚大陆最初出现的广域王权国家，也就意味着它不是原始的、最初的国家形态，而是一种国上之国，具有一定的排他性和唯一性，有了这个特质才能叫中国。在这之前，像良渚、陶寺、石峁等政治实体，在我看来，都是最早的中国诞生之前，东亚大陆满天星斗中最亮的几颗星。我们学界都说华夏族群多元一体，认为我们是从多元走向一体的，这种建构几乎没有争议。而在真正的作为政治实体的中国出现之前，如果把整个华夏文明比作一棵大树、一条大河的话，最早的中国之前是这棵大树分杈的阶段，或说是一条河流的支流部分，多元中没有任何一元能够被说成就是中国，那个时候没有一个大的核心文化出来，只有从二里头，从中原地区夏商周三代王朝文明开始,中国文明的主干或干流才开始出来了。

在这个过程中，像良渚这样在东亚大陆偏东的、偏早的区域文化跟青铜完全无缘，但是我们看偏西的、年代偏晚的像石峁和陶寺就可能受到了欧亚大陆青铜文化的影响。之所以说可能，是因为证据还在不断地收集，现在还没有形成极其完整的证据链，但是我们倾向于这样的解读。如果我们说整个东亚大陆在青铜时代之前可能存在一个玉器时代，到大禹的时候还是“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那么到了青铜潮进入东亚，开启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纪元，是不是意味着青铜催生了中国呢？也就是说青铜使东亚大陆被纳入了最早的世界体系，至少整个旧大陆开始连成一片。

考古学是一门残酷的学问，考古发现随时会完善、订正甚至颠覆我们既有的认知。只要有考古新发现，我们就会把最早的金属制品发现的时间向前或者往后推。我们看最早的用铜的遗存还是在地中海东岸这一带，然后一点一点向埃及、中亚、印度等地逐渐渗入，横贯欧亚大草原，到东亚的时间较晚。我特别希望用一本学术性的小书将青铜潮做一个全面的梳理：它是怎么回事，从哪里起源的，到我们这里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的青铜冶铸技术是完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发明的，还是受到了外面已经有的青铜潮的影响，一波一波的浪潮如何推进？这些都要捋清楚。

接下来介绍一下北京大学陈建立教授的研究成果。他是冶金史专业出身。陈建立教授提出了中外冶金术交流史的三次浪潮，第一次就是我今天要讲的青铜这种高科技。高科技往往导致社会巨变，无论古今中外，这是非常有意思的。西北地区在仰韶文化时代，首先出现了令人瞩目的早期青铜制品。在青铜时代乃至更早的新石器时代后期，西北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

陈建立教授说的第二次浪潮就是钢铁。最早用铁的遗存在甘肃发现，它跟第一次浪潮有一点重合。我们看钢铁技术本土化的体现：甘肃磨沟发现了中国最早的人工冶铁制品，河北藁城发现了陨铁制品，西周时期的山西天马 — 曲村遗址，发现了中国最早的生铁残块。

我们考古所的郭物老师是做新疆考古的，现在还在新疆发掘。我们可以看他给出的新疆铁器以及冶铁技术可能的传播来源及路线。我们考古人在用这些考古证据来逐渐把这些关于冶金术传播的线条沟通贯穿起来。

陈建立先生说的第三次浪潮是唐代到明清时期出现的，包括白银的世界贸易、锌的冶炼和西传、白铜的冶炼和西传以及现代冶金技术的西来等问题。由上可知，金属潮一波一波地向东亚这里涌来，今天我们讲的就是第一次浪潮。

关于东亚青铜潮，它的潮头是什么，从什么地方开始诞生的又是怎样向外扩散的，我们可以先勾画出一个考古学所能观察到的现象及其演变脉络。

最早是公元前4700—前2700年这两千年，我把它叫作“原始铜合金”初现期。整个东亚大陆就在甘肃、陕西那一带发现了这么几个用铜的点，基本上是偏西北的。然后从“原始铜合金”初现到普遍性的用铜遗存的中断，中间经历了几百年，前面的东西跟后面的有没有关系还不好说，因为存在着几百年的断裂或者失传的情况。所以总体上来说，东亚大陆的青铜潮出现得偏晚，是到了距今4 000年前后才开始出现的。公元前2100—前1900年前后，东亚大陆进入了多种合金铸件尝试期，包括陕西神木石峁、山西襄汾陶寺等地都发现了铜制品，此外河南登封王城岗出现了中国最早的青铜容器的残片，但是什么容器还无法确定。各地都开始进行一些合金铸造工艺的尝试，但大多数应该失败了。

再往后200年，公元前1900—前1700年，这是二里头文化第二期之前的龙山时代末期。我们看到这个时候还是持续地有一些用铜遗存，仍属于多种合金铸件的尝试期。

到了二里头文化时期，公元前1700—前1500年，我们把这一阶段叫作复杂复合范铸件确立期。从这个时期开始有一些令我们惊叹的，用比较高的复杂复合范技术制造的礼容器和兵器出来了。西北的四坝文化，甘青地区的齐家文化晚期，内蒙古到辽西地区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和中原地区的二里头文化（二期以后），存在上述青铜文化的这四个地区应该是东亚地区最早进入青铜时代的，但是它们都不早于距今3 700年。大家注意这个年数并不算太早，我们可以跟域外的青铜文化再做比较。

再往后，公元前1550—前1350年左右，这200年大致属于二里岗文化时期或一般所说的商代早期，强势的青铜文化的核心开始出来了。如果说二里头贵族还是自娱自乐地做些青铜礼器自用，那么二里岗时期的青铜礼器则开始向外扩散，形成了一个东亚大陆青铜礼器的铸造中心，而且是唯一的中心。大家知道四川的三星堆文化（以那两个器物坑为代表）、铸造四羊方尊的湘江流域的青铜文化、江西的吴城文化（以新干大洋洲商墓为代表）、关中地区稍发达的商代青铜文化等，都是属于殷墟时期的。由于中原王朝高度发达的复合范青铜铸造技术的泄密和外传，导致多个青铜文化中心出现，至此改变了东亚大陆的国际局势。

我们再以东北地区为例，来看青铜潮的传播路向。从辽西山地开始，夏家店下层文化比较早，其位置偏西，离中原和欧亚大陆内陆比较近，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一点一点地往东北腹地扩展，逐渐到了辽东地区、松花江流域、嫩江流域直至鸭绿江流域，但图们江和三江平原一带，青铜潮在整个先秦时代则完全没有波及。这样我们就能看出青铜潮的态势：从早到晚，有一个从西向东、从南向北的态势，一点一点从西向东推，再向东就跟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连起来了。青铜潮到达半岛和列岛，已经相当于春秋战国时代，这是青铜潮向东波及的余绪。

东亚地区的这些用铜遗存究竟是怎么来的，跟外面有什么关系呢？中国学者开始做进一步的讨论，他们比较了中原的二里头文化与甘青地区的齐家文化的铜器：齐家由于位于西北地区，就要比二里头文化有更多的跟欧亚大草原和中亚地区相近的文化因素。这里举一个例子，塞伊玛 — 图尔宾诺文化的环首铜刀和管銎斧等，与齐家文化的同类器物很相似，而齐家文化在传播的过程中应起到了纽带的作用，在二里头也发现了类似的器物。可见青铜器及其铸造技术有一个一点一点从内亚地区向中国西北和中原地区推进的过程。

考古人的工作最像侦探，我们面临的就是支离破碎的案发现场，我们要找证据，而证据链是极其不足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工作就跟破案非常相像。

有学者注意到，在伊朗沙赫达德发现的爵形器、觚形器之类铜器，跟我们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爵和觚很像，但是因为距离太远，我们不能把相似性当作文化交流的直接证据，我们只能提示一种可能性。无论如何，这是很重要的线索。

当地学者和欧美学者，把出土上述铜器的文化遗存称为“巴克特里亚—马尔吉亚娜考古综合体”。无论如何，那里出了这些东西，而这些东西跟中国腹心地区的青铜容器比较像，最早是由美国学者把它们串联起来的。另外，我们发现在二里头出现的有些器物并不见于本土，像圆形铜器，其实是一种圆形牌饰，最初有学者管它叫铜镜，而最初的铜镜就是当作宗教法器来用的。南土库曼斯坦那边出土器物上的十字形图案，在二里头和二里岗文化中也有发现。

大家知道被誉为国宝级精品的兽面纹铜牌饰是二里头出土的，但也缺乏当地起源的线索。这样一来学者对于这类器物的来头就意见不一，用途就更不好说了：护腕、护心镜臂饰、马具、巫具（法器）说等，不一而足。有人认为是受山东龙山文化的影响，有人认为是从西北地区传来。上面的兽面究竟是什么，也无定论。是龙还是虎，是羊还是鹿，抑或鸟类？甚至有人认为是熊猫……所以说许多研究还停留在表面的推测和假说的层面。到目前为止，我们还不能排除任何假说所代表的可能性。无论是夏和商的问题，还是这兽面究竟表现的是什么，“不知道”“不好说”代表不同可能性的假说之间不是排他的。一般认为三星堆和甘肃天水采集的铜牌饰受到二里头文化的影响，但是也不能确定，因为那些都是采集品，我们搞不清它们的具体年代，所以对它们的源头也不好说。

尽管有一些域外的因素发挥了作用，青铜技术也可能是吸收了外来的影响，但二里头青铜文明的重要性在于，它把青铜这种当时的高科技首先用在了这个族群认为最重要的祭祀祖先用的青铜礼容器上，而没有把它做成工具和农具，那是要解决人和自然的关系；也没有把它像三星堆那样做成神树和面具，那是要解决人与神之间的关系。这说明他们最看重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什么是政治？政治就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艺术。中原最后能够脱颖而出，我觉得很大程度上不在于它有多高的生产技术（要说中原比南方农具好，农业技术高，还谈不上），而在于中原这群人代表了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注重祖先崇拜，压制神权、高扬王权，或者就是王权神权合一。包括良渚在内的若干区域文化都充满了浓厚的巫术色彩，这种社会一般很难延续下来，而中原地区这种重血缘、重祖先崇拜、重宗法的族群发展起来了，究竟为什么？这是我们一直在深深思考的问题。“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提高凝聚力的祭祀和绝对的打压能力必须有，“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由是，二里头这样的广域王权国家真正地脱颖而出。

二里头应该是接受了西北地区齐家文化的影响，间接地还有新疆地区青铜文化的影响，我把后两者叫作“饰用文化”，即把青铜用来制作个人装饰品或者日常用品。但是到了中原青铜用来制作礼器尤其是礼容器，即盛食器和酒器，这就是所谓的“吃喝文化”。用这套东西来祭祀祖先，礼容器成为中原王朝文明最本质的特征，这是它的创新，在技术演进基础上的精神层面的创新。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青铜兵器，有一种一开始我们管它叫钺、戚，其实属于斧类，现在基本上可以叫长身战斧，这是欧亚草原地区的制器风格，欧亚草原风格的战斧到了二里头的贵族墓葬里面了。类似的青铜器还有环首刀，也是欧亚草原风格的，这显现了什么问题？这个问题非常有意思。中国最早的青铜礼容器群和中国最早的近战兵器群都出在二里头，兵器和工具中有域外因素，是可以肯定的。

从生态和生业的角度看，东亚大陆腹地基本上是定居农业文化系统。长城地带或者是半月形文化传播带，或者是英国牛津大学罗森教授所说的“中国弧”，属于半农半牧文化系统。再往外基本上就是欧亚大草原的牧业系统了。牧业文化系统出现青铜冶铸技术的时间在欧亚大草原是比较早的，到了中原地区已经是距今4 000年前后了。在以牧业文化系统和半农半牧文化系统为主的区域，作为身份地位象征物的礼器的种类与定居农业文化系统不同，尽管它们之间也有一定的交流关系。比如权杖就仅限于前两者，而在定居农业文化区就很少发现，这一区域的礼器是盛食器和酒器，以鼎和爵为代表。基本上是这样一个大的脉络，当然这里面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做。打通当代国界限制的、全球视野下的文明比较研究就更难，所以不少问题都有待于进一步梳理，需要更多的原始资料和数据来支撑目前的推断。

03

讲座环节：青铜之路

牧业文化系统与定居农业文化系统交流的一个例子是青铜倒钩铜矛。这种铜矛及其相似品较为集中地分布于中原及其西北和以北地区，比如青海、陕西、山西、辽宁和河南等地。据研究，这种独具特色的铜矛属于塞伊玛 —图尔宾诺文化（或称为塞伊玛 — 图尔宾诺现象），这是广泛分布于欧亚草原东部的一种青铜时代的考古学文化。它最初在阿尔泰山一带异军突起，随后沿森林草原地带的主要河流向西伯利亚平原、乌拉尔山和东欧平原传播，向南则到了新疆乃至东亚内地。而上述倒钩铜矛应该就是该文化南向扩散的余波。经过仔细分析，我们发现，塞伊玛 — 图尔宾诺文化倒钩铜矛显现出作为武器的实用性特征，而中国境内的阔叶铜矛宽大圆钝，很可能变为具有仪仗性的礼器。可知这类铜矛在东向传播的过程中已不是被当作实用兵器，而是在“拿来”的过程中被加以改造、产生变异，属于本土“仿制品”，融进了自身意识形态的需求。

另一个例子是带有动物头饰的刀的分布。牧业文明的人群喜欢用动物的头作为刀柄装饰，从乌拉尔山以西一直向东，到贝加尔湖，再到中国的北方地区，甚至中原地区，都有零星的发现，基本上是这样一个传播的脉络。

南乌拉尔及邻近地区发现的安德罗诺沃文化，有很多是半定居或者非定居的遗址，所以不容易发现，堆积特别薄，因为人群一直处于畜牧和游牧或者是半游牧的状态，移动性非常大，不像我们中原的都邑作为都城可延续二三百年，这也是我们寻找青铜文化传播路径、脉络非常困难的一个地方。

回到中原腹地，山西襄汾陶寺大家非常熟悉，它是延续几百年的大的中心聚落，这里发现了东亚地区最早的用复合范铸造的铜器。包括红铜铃，还有一个容器残片，可能是盆的口沿，但是它没有能跟三代王朝的青铜礼容器接续上的东西。有铜器未做礼器，甚至这些是不是此地做的都不知道，因为陶寺没有发现铸铜作坊遗址。

位于陕北的神木石峁遗址，邻近鄂尔多斯，是近年发现的北方地区最大的龙山时代中心聚落，石头砌筑的城垣围起的面积达400多万平方米。这里发现了大量玉器，也有小型铜器和制作铜刀的石范出土，其中传出石峁遗址的铜齿轮形器与陶寺遗址所出相近。石人像等显现出与内亚地区的文化交流关系。在大型台基的护墙上发现的兽面、人面、动物等精美石雕，又与长江中游后石家河文化的玉雕，及二里头文化的龙形器、商周青铜器的兽面纹母题等很相像。这些非常有意思，许多细节有待于进一步的探究，也提出了很多新问题。石峁遗址的重要意义在于使我们对中国古代文明形成中的多元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同时，它也是沟通欧亚大草原与中原地区古代文化交流的纽带和桥梁。

有学者通过跨区域研究把跟东亚地区相关联的早期文明分成三大块，即亚洲中部互动圈、北亚互动圈和史前中国互动圈。其中亚洲中部互动圈包括从两河流域到中亚地区一直到印度河流域的区域文化。北亚互动圈指的是乌拉尔山以东，南至天山山脉，北至西伯利亚林区，直到蒙古草原的广大地域，包括安德罗诺沃文化和前面讲的出有倒钩铜矛的塞伊玛 — 图尔宾诺文化等。这两大文化互动圈通过中国的北方地区跟史前中国互动圈相关联，上述石峁遗址恰好就处于北亚互动圈与史前中国互动圈之间。一定要把早期中国放在这样大的视野下才能看清楚。

而在龙山时代，史前中国文化圈又可分为西北的高地龙山社会和东南的低地龙山社会，而二里头恰好处于其间。所谓“杂交出高度文明”，这就是两大板块碰撞的结果。中间的中原合金实验区得地利之便，使得最为兴盛发达的、代表中国古代青铜文明水平的复合范铸造技术率先在中原光大起来。

西方学者的研究已给我们勾画出了一个大致清晰的金属冶铸技术扩散的图景.首先是原金属时代，即最早开始有金属制品的时代，相当于公元前9—前6千纪。然后是红铜时代，约公元前5千纪；再往下是早期青铜时代，约公元前4千纪，那个时候我们还处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仰韶时代，东南地区良渚文化开始登场，但完全不知道用铜，偏西北的个别文化稍微知道一点但又失传了。然后是青铜时代中期，约公元前3千纪，我们的东亚腹地一带进入龙山时代，开始了原始铜合金的尝试期。而从公元前3到前2千纪，整个欧亚大陆进入青铜时代晚期，东亚地区的若干考古学文化才进入青铜时代，仍有相当一部分区域无缘于青铜时代。东亚大陆青铜潮的原委，还有待于详细勾画。中国学者的发现与探索，应该可以贡献于全球青铜文明的研究和冶金史的建构。

铜质有銎战斧东传的路线，就很能说明这一问题。这种器物最初见于多瑙河以东区域的纯铜时代遗存中，随后普遍见于第聂伯河至高加索山脉以东的早期青铜时代遗存，再向东一直传到阿尔泰山脉至蒙古高原一带，时间跨度是公元前5千纪后半期至前3千纪末。

在这样一个从西到东可能的传播路线上，先是最简单的环首刀到有銎战斧，到陶寺文化简单复合范的铜铃，然后才是二里头稍复杂的单扉铜铃，复杂复合范铸造的青铜爵、斝等礼容器，最后是高度复杂的司母戊大方鼎，这样的青铜铸造技术复杂化的过程是有一定的线索可寻的。总体上看，最早是公元前1万年前后在地中海东岸一带开始出现用铜遗存，然后一点一点向外扩散，公元前4000年以前大体限于欧亚大陆西部、中部和非洲北部。就东向传播而言，新疆地区至黄河中游一带最早的用铜遗存大致相当于公元前2000年前后，而在东亚地区，最早进入青铜时代的有河西走廊的四坝文化、甘青地区齐家文化晚期、内蒙东部至辽西地区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和中原地区的二里头文化，其进入青铜时代的时间都不早于公元前1700年。二里岗文化晚期，中原青铜文明推进到山东地区，已晚至公元前1400年前后。至于朝鲜半岛进入青铜时代则相当于公元前1千纪的春秋时期，而金属文明潮推进到日本列岛已经相当于战国时期了。日本没有经历过单纯的青铜时代，因为青铜器和铁器及其冶铸技术是大体同时进入日本列岛的。如果认为中国青铜文明是土生土长、本土起源的话，就把欧亚青铜潮这个脉络打断了，所以中国的出土材料非常重要。就现有的材料和研究成果看，整个青铜潮西风东渐的过程，中国这个东亚腹心地区是一个重要的链条。

刚才给大家介绍的是塞伊玛 — 图尔宾诺跨文化现象、安德罗诺沃文化，以及稍晚一点的卡拉苏克文化更进一步地向外扩散。著名考古学家、吉林大学林沄教授打过一个很好的比方，他说以内亚草原为中心的青铜文化向四外辐射，就像一个大漩涡向外洒着飞沫，外围一些青铜文化的产生都应是这些飞沫的组成部分。而刚才给大家说的东亚大陆四个最早进入青铜时代的考古学文化，分别是四坝文化、齐家文化（晚期）、夏家店下层文化和二里头文化（二至四期），都不早于公元前1700年，现在看来，它们也都应是这些“飞沫”向外飞洒的结果。

伴随着青铜潮，从龙山时代到殷墟时代，小麦、绵羊、黄牛，车、马、用马驾车，用骨头占卜的习俗，甚至大规模杀殉的习俗，带四条墓道的大墓，甚至甲骨文，我们都还没有在中原地区找到它们源自本土的清晰的线索，许多应该是外来的。如果说这些东西不属于中国的话，那么什么是中国的呢？我们说中国与外部一直有着密切的交流，中国从来就没有自外于世界，尤其是青铜潮。西方学者早就编有一本文集 — 《世界体系：500年还是5000年？》。500年是大航海时代及其引发的工业革命，5 000年则是青铜贸易与青铜文明的大交流。甚至广义的全球化，是否可上溯到人类出非洲？现代人压倒性地向全球摊开扩散，然后才有了10万年以来的波澜壮阔的人类史，大历史的研究方法越来越受到重视。任何具体的区域性和专题性研究都要放在全球史这个大的背景框架里面去看。而全球史概念的提出和研究的展开，也就半个多世纪。甚至200年之前，我们根本不知道外面还有如此丰富的世界。所以说为什么历史要重写，史料和史观都非常重要。我们在考古学上的发现，也一直在改写我们的历史。文化认同是不是应该建立在科学理性的基础上？这是每一个中国文化人都必须严肃思考的问题。

青铜铸造技术传播到了中国后，有一个“中国化”的过程，其中“模范”一词是最能显现中国特色的。内模外范，用复合范的方法铸造青铜礼器必不可少。还有“陶冶”一词，为什么冶和陶连在一起使用？因为古代中国人善于制作陶器，尤其是以模子制陶有悠久的传统，大量使用陶范，才能出神入化地制作出精美的青铜礼器，这些都是塑造中国人性格和精神的途径，通过引进基础上的技术创新，甚至精神层面上的一些创新，中国古代青铜文明得以走上了一条跟其他文明不同的道路。比如青铜重器就被赋予了权力、政治和御人之术的含义，是王权的象征。

04

讲座环节：全球视野

最后，从全球文明史的视角看来，我们就可以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早期中国是单纯土生土长的，还是完全外来的？可以说，它既不是单纯土生土长的，也不是完全外来的，而是在积极地吸收消化外来优秀文化因素的基础上，又融进了自己的特色，然后有一定的技术乃至精神层面的创新，到最后诞生出了独一无二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青铜文明。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脉络。我们经历了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工业化时代和信息时代，我们说在这里面，每每是高科技导致了社会的巨变，这是从古到今一直可以看到的。

我们看现在有很多全球通史、全球文明史的书，大都是欧美学者写的，许多数据资料还在不断地更新，一直有改写、修订的必要。关于东亚地区文明潮和国家起源的研究，还属于薄弱环节，甚至有大量空白需要填补，偏于谨慎的学者苦于材料不足，所以无法做更深入的研究。中国学者学术视野的不断放宽，从田野考古到综合研究的持续努力，已使得我们有了更多的自信，我们应该为建构全球文明史，甚至建构哲学社会科学的一般法则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我也愿意和诸位老师、诸位朋友共勉，在大家的共同关注下，我们把早期中国的研究乃至全球文明史视角下的东亚文明史的研究进一步推向深入。谢谢大家！

05

问答互动环节

主持人：许先生做了一个非常精彩的讲演，趁今天这个机会，大家想想看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当面请教一下许先生。

提问：许老师您好，我是认同青铜文化受到外来影响的。我的问题是，它是通过什么方式，由谁传进来的？谢谢！

许宏：这个问题问到点子上去了。著名考古学家张忠培先生有一句话：考古人是干嘛的？就是要代死人说话，把死人说活。这是我们考古人的追求，甚至是终极理想，但同时是一件很难的事。我们谈东亚青铜潮，不可能说到人，因为后面因素太复杂，我们只能说它文化因素的相似性，至于它是怎么来的只能做出推断。现在看来，我们倾向于什么呢？我们一般不大倾向于它是一个小分队、突击队，经过长途跋涉一下从高加索山脉那边跑过来，这种可能性是很小的，大量的应该是接力式的。比如说彩陶的传播，我们不认为它后面有什么政治因素，而是像货郎挑担子似的，山这边一帮人使用这种彩陶，然后交易也好、交流也好，过到山那边去，被另外的族群吸收接纳，这样一点一点传播开来。以时间换空间，没有什么是传播不了的。据研究，旧石器时代的人，一年平均的移动速度是4到5公里，人类得以出非洲，包括青铜潮由西而东渐，就应是不同的人群一点一点地接受邻居的文化因素的影响，欧亚大草原起到了一个大通道的作用。

说到人群，大家知道像我们现在所在的长江流域是北纬30度左右，包括印度河文明、两河流域还有埃及基本上都是偏南的，一般定居农耕文明的人口都是安土重迁的，不愿意出远门，甚至大西南悬崖村那么不方便的地方都不愿意搬下来。偏北的欧亚大草原有一些流动性很强的、军事化的畜牧、游牧和半游牧的人群，流动性比较强的人群就会像泥鳅似地搅动，使文化因素从一个点传播到另外一些点，住得偏南的定居的人群受益于他们。在这里面有和平的、贸易或文化上的交流，当然也有血雨腥风。一波一波北方来的族群，大量地混血，把原来中原地区的土著向南驱赶成为客家人。但是没有这些大交流就没有古代中国乃至当代中国，所以背后肯定是人携带这些文化因素过来的，但是具体怎么样呢？作为考古人会偏保守一点，只能说我们看到的是这些物，这些物的背后可能显现人的交流、沟通，甚至人直接过来了，都不排除这种可能。

提问：许老师好，感谢您用图文并茂的形式展现了早期欧亚大陆各方面的传播。您在讲座中多采用流行的考古学文化的概念，二里头也是同样采用二里头的说法，您之前提到关于它的争论，史前时期是考古学家说了算，因为文献非常少，甚至可以说没有。但是到了有一定文献记载的时代，比如说到了陶寺和石峁，很多考古学家在讨论遗址的族群归属。我想问的问题是，这种考古学家说的某某文化，以文化来命名的遗址与王朝话语体系下的族群属性，是如何对话的？

许宏：这个问题非常好，这是理论方法的问题。我这次到上海来要做三场讲座，讲座内容完全不一样。明天在复旦大学的讲座就会花相当的时间来谈这个问题，因为明天的题目是“中国青铜时代考古纵横谈”，可以展开谈“原史时代”的概念。但是我特别愿意回答这位同学提的问题。

我们说麻烦就麻烦在这里，如果从史料上划分的话，我们根据文字材料的有无及其使用程度，可以把整个中国古代史分成三大阶段。第一，史前时期，完全没有文字，用的都是考古学的话语系统，比较好说。第三个是历史时期，也就是信史时期，文献很丰富了，也比较好理解。大家都熟悉史前和历史时期，一般说史前紧接着就是历史了，这是二分法。这样的话，如果我让诸位来回答二里头究竟是历史时期还是史前时期？答案肯定是史前时期，绝不是历史时期，因为那些明确的、历史信息丰富的文书根本没有出现。我们现在越来越倾向于在史前和历史时期中间，同意西方学者的分期方法，加上一个“原史（proto-history）时期”。这个词是日本学者造的，我觉得非常合适，但是比较遗憾的是它跟我们“原始社会”的“原始”发音上相同，所以不太好用。“原史时期”说的就是文字材料已经零星出现或被后世记载了，但是还不足以解明文字持有者的身份或者提供详细历史信息的这么一个阶段。“原史时期”，即使中国学者逐渐认可这一阶段了，但是怎么划分，意见还不一致，有的倾向于粗分，比如说整个夏商周三代属于“原史时期”。我个人倾向于从殷墟开始进入历史（信史）时期，就是说甲骨文那种具有内证性、自证性的文书材料一旦出来，我觉得就是一个质的变化，它已经可以证明殷墟是商王朝晚期了，所以我把信史和原史的分界划在这里。而上限则是龙山时代晚期，从陶寺到石峁到二里头，甚至二里岗时期都要划到“原史时期”里面去。徐旭生先生在70多年以前，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里面有这样的推断：“我国，从现在的历史发展看，只有到殷墟时代（盘庚迁殷约当公元前一千三百年的开始时），才能算作进入狭义的历史时代。此前约一千余年，文献中还保存一些传说，年代不很可考，我们只能把它叫作传说时代。”这样的论断到目前为止还是成立的，根本没有任何的考古或文献材料能够推翻和颠覆，这就是我所坚持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文献史学与考古学两大话语系统只有到了殷墟才能够合流，在这之前任何企图把考古学遗存和文献记载对号入座式的研究都只能看作是推论和假说，只能代表着可能性，都不能成为定论。但是现在大家知道学界有一种声音，甚至是我们的资深学者都说信史时代已经可以提早到尧的时段，我个人是接受不了的，因为作为学者我们应该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真理再往前走一步就是谬误。例如二里头，我们要是说二里头文化的话就是指的那批东西，这个是没有异议的；但是如果说夏，这是哪位学者口中的夏，则完全不一样。它一旦进入与历史文献相比附的话语系统就是一种朦胧模糊的，偏于混乱的状态。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二里头就是二里头，二里头文化是对田野考古材料的归纳，是偏于客观的，而夏等国族概念是阐释层面的，是带有极大的不确定性的。二里头遗址博物馆刚建成，我们都特别呼吁在这个博物馆中应该告诉我们的公众，尤其是文化人，为什么这个问题说不清楚，而不是给一个标准答案式的解读。从同学们上大学开始，我们的老师就一直在纠偏，因为我们从小学到中学一直受着标准答案式的教育，上了大学老师才教我们该怎么样看这些问题，为什么这些问题说不清楚。史学理论、方法论层面上的研讨使我们的思维复杂化，越是这样是不是才意味着我们越能走近历史的真实？

我有一句话听起来比较悲观，那就是：我们永远也不可能获知当时的真相，但仍然怀着最大限度迫近历史真实的执着。愿与大家共勉。

提问：我比较好奇的是考古学家在二里头有没有找到人的遗骨，有没有做过分子人类学的测试？以及青铜是不是传承自陶鬲，陶鬲是不是中国圈文化独有的？谢谢！

许宏：很多人问二里头人有没有测过DNA，因为它对骨骼和牙齿标本的要求比较高，有的样品测不出来。但我们已经有了初步的检测报告，大家可以参考我和袁靖教授主编的《二里头考古六十年》一书。大家知道我的前同事唐际根老师有一个回答，殷墟分子人类学DNA的测定一直受到大家关注，有网友还说我们考古学者有意隐瞒了这些数据，实际上不是。这个问题是很复杂的，我们测的数据只能代表取样那位的个体情况，而不能用这个个体来替代他所属的整个群体。另外分子人类学取样分析也有一些误差。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们知道依国际学界的研究成果，像黄种人、白种人、黑种人这种用体质人类学观察的外在指标来划分人群的方式已经被认为是不可取的，族群划分的主要依据是文化认同层面的不同。人类的DNA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根本就不存在生物学上人类群团之间的巨大差异，所以人种上的差异应该被淡化。所以你说的殷墟人，从体质人类学来看，在民国时期就被测出来有高加索人和黑人等，这一点都不奇怪。妇好作为女将带兵，其墓葬中随葬大量的兵器，甚至整个殷墟文化跟二里头和二里岗文化相比，就有浓重的北方因素甚至内亚因素，殷墟王族有没有可能在骨血中有外来因素，这些都不能完全说有或者没有，非常复杂。关键的问题是，我们受好多技术上的和标本取样层面的限制，得出来的一些结论具有相对性。但往往这些问题一传播到网上去，有公众参与就容易被非学术化。我们说分子人类学分析的结果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但是很有可能某些结论就被放大了。比如西来说，究竟是什么西来？是人的西来还是文化因素的西来？尤其是有些网友根本不跟你讲学理，所以我们非常苦恼。但是作为学者我们肯定会谨慎，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我们还在积累这些证据，各种可能性都不能排除。说到二里头人的DNA，有朋友试图以此解决夏商分界问题，但问题似乎没那么简单。我们说你把夏、商两族说的你死我活的，其实我们可以说二里头很有可能见证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改朝换代 — 夏商更替，但是夏、商两个集团用的炊具食具不就是河南大碗和河北大碗的差别吗？我们大部分人认可商族是从邯郸、安阳那边过来的，而夏是河南土著，那夏商不就是河南人和河北人的差别吗？有老师带着外国学生到我们二里头考古队陈列室看陶器，老师问这些学生，你们看这些陶器一样吗？这些陶器被我们中国学者区分为夏文化系统、先商文化等，认为区别非常清楚，但那些学生的回答是都一样，都是灰陶、绳纹、三足器这套东西嘛。这不就是跟我们眼中的人种一样，我们看非洲兄弟可能分不出哪个是哪个，而人家看我们东亚人，什么日本人、韩国人、中国人，可能也根本分辨不出来，这不就是一个观察视野的差别吗？所以说从某种意义上讲，夏、商何尝不是同源的呢？

至于陶鬲问题，三个空足的炊器为鬲，三个实足的为鼎。总体上看，中国东南地区用鼎，西北地区用鬲，而二里头正好地处中原地区，鼎、鬲兼有，最后是鼎占了上风，当然铜鬲也有。要说为什么只有这一片区域用鼎、鬲呢？鼎鬲一般是炊器，做饭烧水用的，炊器的形态取决于食物的形态，吃小米、大米的炊器和吃小麦的不一样。后来进入东亚的小麦，同样是做成面，欧亚大陆西部地区是烘烤成面包或馕等，形成了西方的饮食文化；而我们这边是煮面条或蒸成了馍，形成了东方饮食文化。蒸和煮这两大烹饪方式，使得我们发明了、形成了独特的炊器文化。所以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许多东西是我们独有的，原因就在于此，也就是说任何东西一进到了我们这样的文化圈，到了东亚腹地这个地方，它都要因地制宜地发生变化，适应这个环境。任何历史悲喜剧都是在地理这个大舞台上上演的，基本上可以做这样的解读。

主持人：限于时间的关系，我们的互动告一段落。请允许我说几句，其实我们做学生的时候最感兴趣的就是上古史，总是充满着好奇，但每次问老师，老师的回答都是不一样的，最后甚至回答不出来了，所以我们就觉得“怎么上古史的问题老师都讲不清楚”。而且由于很多书是从考古的一些发现当中得出的一些自己的认识，所以我们在接触、阅读的时候就觉得非常困难，努力地想要去了解它。然后就觉得里面充满着谜团，虽然看了很多书，看了很多的考古报告，好像还是搞不清楚。我觉得许先生长期在二里头考古发掘，在野外很辛苦。我也去过埃及，在那里看到英国的考古队、德国的考古队条件也很差，很艰难，但考古出来的一些东西对我们的历史认知，对全球文明史的意义也是很大的。

以往我们利用考古报告是作为点上的一种需要，比如我要证明一个什么东西，除了文献以外是不是还有考古报告，这样我才可以心里踏实一点。但是今天许先生的讲演把点连起来成为一个面了，即在原来的基础上做了一个更深层的理解和认识。之前我们读书的时候都是点上的读，现在的考古学者则在全球的视野下把这些点连起来，通过对它的流动性的研究来看全球文明的走向趋势。所谓的全球化、所谓的世界史、所谓的中国史，其实这里面虽然是一个词的问题，其中的内涵是不一样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许先生今天的讲座可以给我们开启思路，也可以使我们对考古学更感兴趣。我想考古学确实是令人感兴趣的，当然这个和我们对于一般文物的认识是两回事。我觉得从全球化的视野来理解的话，许先生给我们做了一个非常生动，而且很精彩的讲座，有很多他独到的见解，我们也期待许先生能够不断出新的成果，给我们带来更多了解全球文明的精神食粮，感谢他今天的讲座！         

编辑：张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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