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论 | 王晋新：情感与真实——诺特克所述“查理曼之泪”之辨析
王晋新，东北师范大学世界文明史研究中心教授。
史料乃史学研究最为要紧之基石，亦为史家治史过程中最为关切之物。正所谓：“言必有据，无征不信。”虽从事西方中古史教学、研究已有数十载时光，然笔者却几乎未曾对各种相关史料有过辨识、考证的实践经历。近些年来，在笔者对加洛林时代各类史料文献的研读、迻译工作中，大量与史料辨析相关的问题涌现出来。诺特克所述的一则叙事 — “查理曼之泪”便是其中之一。在参照其他相关史料之记载和借鉴现代学术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笔者力图从作者、文本等多个层次、多种维度出发，对这则叙事是否信实加以辨识；同时又将其置于当时的历史情境之中，对其所蕴含的深层含义加以揭示，以期有助于把握加洛林王朝的本真状态以及丰富我们的历史认识。
01 问题的由来
9世纪所形成的查理曼及虔诚者路易的诸种传记著述中，有数则关于查理曼“痛哭流涕”的记载。笔者印象最深的则是“结舌者”诺特克（Notker the Stammerer）在《查理大帝之业绩》第2卷第14章所载的一段叙事。
查理大帝在巡行至那尔滂高卢（Narbonnese Gaul）的一座城市时，一伙诺曼海盗驾船突然抵达此地。当其部众一时难以辨别这些不速之客的身份时，极其睿智的查理则迅速断定这是一伙凶险的敌人……其麾下部众迅速出击。那些诺曼人一发现他们常常称之为“铁锤”（the Hammer）的那位查理就在此地，便仓皇逃离。当将士们返回禀报时，却发现：
最为虔诚、公正和热诚的查理伫立在东窗之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他默默无语，流下了无数眼泪，而当时无人敢上前加以劝阻。最后，他向自己那些身经百战、铁石心肠的贵族们，就自己为何有如此举止和潸然泪下的缘由做了解释。他说：“忠实的伙伴们，你们知道我这般悲伤地流泪是为何故吗？这并非是惧怕那帮微不足道的小蟊贼会以某种方式对我本人加以伤害。而是一想到我尚存活于世之时，他们竟然就敢侵扰这片海岸的确令我深感悲伤。而当预计他们将给我的后世子孙及其臣民造成巨大危害的时候，我更是忧心忡忡，伤悲不已。”
走上讲台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笔者苦于有关西方中古时代史料的匮乏。故而，往往一觅得相关史料便赶紧用于教学之中。上述这段史料就是其中之一。只是近些年，笔者发现这段叙事存在诸多令人疑惑之处，值得加以探究、澄清。最早引发笔者对这段叙事真实与否之疑惑的缘由，是托马斯 · 诺贝尔教授在其所迻译的“结舌者”诺特克著述英译本第2卷第14章中，对“那些诺曼人已经发现他们常常称之为‘铁锤’的那位查理就在此地，便以一种前所未见的速度迅速地撤离了……”一句行文所添加的注释，他说：“实际上，查理曼祖父名字也是‘查理’，时人称其为‘铁锤’。”那么问题就出现了，诺特克叙事中的这位“查理”究竟是谁？是“查理曼”还是“查理 · 马特”？该如何解读诺贝尔这则注释的含义呢？是否可以认为此乃一则犯有“张冠李戴”式错误的历史叙事呢？
在反复阅读、揣摩之后，笔者认为这条注释含义当如此解读：诺贝尔认为此段叙事的主人公是查理曼，这从注释中“实际上……”一语的弦外之音便可看出。只不过诺特克在人物称谓上有所混淆，即将祖父的称谓冠在了孙子的头上。故而，有必要以注释方式加以指出。当然这一结论能否成立，尚需以各种充分、细密的辨析、论证为支撑。同时，随着将时间、空间和文本以及情势等要素慢慢地带入思考之后，笔者感到最初这个小小的疑惑逐渐演化为一个更大的疑惑，即诺特克的此段叙事究竟是否真实？
02 史实真伪之辨析
（一） 时间、空间之辨析
最初，笔者将探究目光置于如下一点上：从诺特克著述文本中寻觅各种与此有关的时间和空间要素、信息和线索，力图建构起一个历史的时空坐标，进而为真伪判定提供一个起码的基础、前提。诺特克叙事中的确含有与此相关的各种内容，如在时间上，他有这样的交代：“就在皇帝准备终结与匈奴人的战争并接受了上文所提及的各个民族的归附之时，诺曼人杀了出来，对法兰克人和高卢人造成了极大的骚扰。”在空间上也做了“在巡视全国各地过程中，查理有一次出人预料地突然驾临高卢那尔滂的一座城市巡视”的表述。
为了判明查理 · 马特是否与诺曼人有过这种相遇或类似的接触，笔者首先查阅了学界普遍认为同查理 · 马特时代密切相关的两种法兰克史料，即《法兰克史书》（Liber Historiae Francorum）和《弗莱德加编年史续编》（The Fourth Book of the Continuations of the Chronicle of Fredegar），以及当代学术著作《查理 · 马特时代》。结果未觅得任何相关记载。虽然据《弗莱德加编年史续编》之纪事，查理 · 马特的确到过位于法兰克南方的那尔滂。但其行迹和作为却与诺特克的叙事内容毫不相干：他不是到此地巡视，而是对其发动围攻；更没有发生与诺曼人相遇的事件。
继而，笔者又对有关加洛林王朝与诺曼人关系的文献加以查寻。一篇著于1877年名为“诺曼人与法兰克人的早期交往”（The Early Intercourse of the Danes and Franks）的学术文献中讲道：“在加洛林时代的各种年代记中，第一次提及诺曼人的时间为777年。”这一提法是否属实？笔者翻检加洛林王朝最为重要的史料文献《王室法兰克年代记》（Royal Frankish Annals），对此加以核查，果然在其777年纪事中查得：
查理国王陛下首次在帕德博恩召开全国大会。所有法兰克人皆齐聚此地，此外，与会的还有来自各个地区的萨克森人，唯有威杜金德（Widukind）除外，此人曾伙同少数其他人参与叛乱。与其同党一道，威杜金德亡命于诺德曼尼亚（Nordmannia）。
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法兰克人同诺曼人的直接接触是随着查理曼征服萨克森战争才开始的。此乃中古时代西欧地区地缘政治变迁所导致的一个必然结果。故而，从时间维度上看，诺特克叙事中的这位“查理”，应当就是查理曼，因为查理 · 马特早在741年就已辞世。
在这则叙事中，诺特克虽未提及确切的时间，却明确地给出了空间地点，即：“那尔滂高卢的一座城市。”美国芝加哥大学法语文学系主任罗伯特 · 莫里斯曾论及诺特克著述的一个特点，即“轻视时间，关注空间”。因而，从空间维度分析，或许可觅得一些线索。
在对《王室法兰克年代记》等各种史料的梳理中，笔者觅得相当数量有关诺曼人与加洛林王朝接触和冲突的史料记载。虽然双方在782、804、809、811和813年等年份曾有过一些和平接触，但有关诺曼人日趋严峻威胁的记载却越来越多，如从800、808、809、810、811年的记载中可以看出，查理曼不仅将最宠信的皇长子小查理（Charles the Younger）派往前线，担负镇守之责，而且还多次御驾出巡，亲自布置边海防守备，督促建造战船事宜。然据这些记载，查理曼数次巡察的地域是在北方沿海地区，从未踏足那尔滂所在的濒临地中海的法兰克南部地区。
此外，对查理曼一生是否曾巡视那尔滂地区的考辨，或许可从该地区与此相关的轶闻传说中寻得一些旁证。恰好笔者案上有一篇此类文献：《地方政治：中世纪那尔滂地区的查理曼传说》。该文对那尔滂地区自11世纪开始产生的有关查理曼曾莅临该地的种种轶闻、传说甚至各类神奇的“遗迹”有着十分详尽的梳理与考辨。其作者认为在查理曼与那尔滂之间关系的各种传闻中，最早的始于8世纪70、80年代，然与诺特克所言之事相关的内容却只字不见。这使笔者感到不仅那尔滂当地传说未对诺特克的叙事提供任何支撑，同样诺特克的叙事对该地区有关查理曼的传说也未产生丝毫影响。上述辨析表明，查理 · 马特到过那尔滂，然未同诺曼人相遇。查理大帝的确同诺曼人有过交集，可并未到过那尔滂。在诺特克叙事中，这一问题所关联的人物与史事无法在时空坐标上聚焦。
最终，笔者在将诺特克的叙事与爱因哈德的记述的比对中，似乎觅得了答案。在《查理皇帝传》中，爱因哈德对查理曼给予诺曼人的关注有相当清晰的书写。他说：
查理所进行的最后两次战争，是抗击被称为丹麦人的诺曼人的战争。最初，他们是靠海上劫掠为生，后凭藉强大船队占据了高卢和日耳曼的沿海地区。
查理还组建了舰队，以抵抗诺曼人的侵袭，为了这一目的，在高卢和日耳曼流入北海的各条河流附近建造战船。鉴于诺曼人经常奇袭侵扰，给高卢甚至日耳曼的沿海地区造成严重破坏，他在各个港口和各条易于船只出入的河流入海口处设置军事据点，部署警戒人员，通过这些防御措施，使之能够预防敌人逃窜。
在南方各地，即在那尔滂、塞普提曼尼亚（Septimania）各省的沿海地区以及直到罗马的整个意大利沿海地区，他也采取了同样的防御措施，以防备近来经常进行海盗劫掠的摩尔人（the Moors）。
从上文中，我们可清晰地得知爱因哈德所给出的空间范围非常清晰，即查理曼本人对诺曼人的防务活动仅局限在北海沿岸地区。最后一段行文虽提及南方地区甚至那尔滂的地名，但无论从空间方位还是防御对象来看都同诺特克的叙事大相径庭。
学界研究表明爱因哈德一书的成书时间为828—829年间，而诺特克著述成书时间则为886—887年之间，前后相差60年左右。而后世各位学者皆认为诺特克在撰作其著述时，曾参考、借鉴了爱因哈德的《查理大帝传》一书。故笔者认为存在这样一种可能，即诺特克很可能在借鉴爱因哈德的相关记述时，出现了人物、史事与空间方位的混淆。然这种混淆究竟是他对前人成果的引用不够严肃、严谨所致，还是源自其参见的抄本本身有误，尚不得而知。
（二） 学术之辨析
学术辨析在史料考辨过程中的运用，一般是指参照、借鉴学界在相关问题研究中的成果积累和研究思想。然笔者此处所说的“学术之辨析”绝无这般深奥，仅仅是尽量对各种相关学术文献进行一番梳理而已，谈不上对已有成果和学术思想的全面掌握。在这方面，笔者收获如下。
第一，文献学。这主要是对学界在迻译诺特克著述方面的成果加以梳理。各位文献学学者，如A. J. 格兰特、路易 · 索普（Lewis Thorpe）和戚国淦等数种诺特克著述的英文、中文译者，都未对此段叙事的主人公是查理曼提出过异议。
第二，专门史研究。即对诺特克著述的学术梳理。而在这方面笔者仅搜集到两篇学术文献。其中一篇是美国芝加哥大学法语文学系主任罗伯特 · 莫里斯在其所著的《查理曼与法兰西：千年的神话》一书中专设的一节：“诺特克：权力与荣耀”（“Notker, the Power and the Glory”）。全文内涵丰富，辨析有力，角度十分新颖，在许多方面都给笔者对诺特克著述整体评价的思考造成颇大冲击。莫里斯曾对爱因哈德《查理大帝传》与诺特克《查理大帝之业绩》两部著述中有关查理曼“泪水”的描述加以比较。他说，“在展示这位皇帝的仁慈方面，没有什么能比”爱因哈德所描写的“每当其闻听其孩子或亲朋辞世的噩耗时，他都潸然泪下悲痛不已，将其丰富的情感描绘得更为真切”。因为这些表述体现了作为父亲或友朋的查理大帝的私人情感和品性。而对诺特克的“泪水”叙事，他的评价则是：“可以说，诺特克将查理曼的泪水扩展到了公共层面。”换言之，在这部著述的特定语境中，这位帝王显示出了一种忧国忧民的高尚情怀。应当说，这一评说颇具见地，然莫里斯著述考究的初衷和着眼点是查理曼形象史的形成、发展和变异。他所关心的是对这些叙事在塑造查理曼形象上的价值和意义的评说，而非其是否属实的辨识。这同笔者以真实与否为主要目的辨析，在学术理路和旨趣上完全不同。所以其见解没有为笔者辨析诺特克此段叙事属实与否提供更有价值的助益。
另一篇文献，是英国学者西门 · 麦克里恩《9世纪晚期的君权与政治：胖子查理与加洛林帝国的终结》一书的最后一章：“诺特克《查理大帝业绩》一书中的历史、政治与帝国的终结”（“History, Politics and the end of the Empire in Notker’s Deeds of Charlemagne”）。在笔者搜集的文献中，这是对诺特克著述第2卷第14章的内容解读、诠释最为充分的一篇文献。阅读该文，笔者获益良多，尤其是他对此段叙事后半部分行文的政治解析非常有价值。鉴于这一点与当下笔者的事实辨析关系不大，故暂存此处留待后文再做讨论。在辨析诺特克此段叙事的主人公上，麦克里恩持十分明确的态度：那位料想到维京人（the Vikings）将会给自己的子孙造成极大灾难损坏而悲伤落泪的就是查理曼。
第三，加洛林史研究。在对各种学术文献的梳理中，笔者还有一种感受，即国际学界，起码是英美学者对诺特克著述的史料价值是相当肯定的，众多著述都对其加以引用或参考。可是对此段叙事却显现出一种相当明显的淡漠感，鲜有人予以引用或关注。如19世纪的亨利 · H. 霍华兹在其文中，虽在辨识与诺曼人有关的一位历史人物的身份时曾使用了诺特克一书，但对其所讲述的查理曼因诺曼人而“流泪”一事却不置一词。当今英美学界主流学者也是如此，如剑桥大学教授麦基特里克在其诸种重要学术专著中，均未采信诺特克此段叙事。另一位著名英国学者伦敦大学国王学院的尼尔森，在其就任英国皇家历史学会主席时发表的长篇演讲报告的第二部分中，曾对法兰克与诺曼人之间的往来互动关系加以深入系统的探究，却也未论及此段叙事。这种缺失或淡漠，从一定意义上讲，代表了学术界对诺特克此段叙事是否真实所持的一种否定性态度与立场。
（三） 文本之辨析
在从称谓、时间、空间等各种角度展开辨析之后，笔者认为回到诺特克叙事文本本身，对其加以一番“内部”的探究十分必要。
诺特克书中有关查理曼与诺曼人的关联与斗争的叙事，主要载于第2卷第13、14章。在描述其传主与匈奴人、萨克森人和斯拉夫人等的历次战争之后，在第13章中，他讲道：
就在皇帝准备终结与匈奴人的战争并接受了上文所提及的各个民族的归附之时，诺曼人杀了出来，对法兰克人和高卢人造成了极大的骚扰。不可战胜的查理挥师回援，他意图从陆路攻入他们的本土……当查理在其极为广袤的帝国各地进行一次为时颇为漫长的巡视期间，诺曼人国王戈德弗里德则抓住这一可乘时机，越过边境，闯入了法兰克王国……一天，就在戈德弗里德将自己豢养的鹰隼从捕捉到的鸭子身边轰开的时候，他的儿子将其抓获，并一剑将其劈成两截，其缘由是这位王子的母后刚刚被戈德弗里德废弃，以便其迎娶另一位新妻……如此一来，法兰克人不费任何气力便获得了自由……战无不胜且不可征服的查理对上帝这一判决给予了极大的赞美，但也颇有牢骚抱怨之辞，因为乘他不在之时，许多诺曼人都逃走了。他说：“我这双基督徒之手竟没能同那些狗头蛮族过过招，真是令我感到失望。”
此段行文中有关诺曼人对加洛林王朝构成越来越大的威胁的时间、查理曼对于这一新的敌对势力的举措以及初步结局等内容，都可以从《王室法兰克年代记》808、809和810年之记载和《查理大帝传》等其他主要史料中得到印证。故其所述基本属于“信史”范畴。
接下来便是本文开篇所引的第14章的内容。笔者感到两章叙事中对查理曼形象的刻画颇令人费解。在文风上，前后相接的两章行文呈现出天壤之别的反差。第13章中那个具有“不可战胜”“战无不胜且不可征服”特征的坚强无比的查理曼形象，在第14章中非但荡然无存，而且还转化为另一种满怀“深感悲伤”“忧心忡忡，伤悲不已”悲观色彩的查理曼形象。同样是面对诺曼人，同一个查理曼却怀着两种全然不同的心情：一种是将其视为“狗头蛮族”的轻蔑之情；而另一种则是“忧心忡忡，伤悲不已”，直至为后人担忧而潸然泪下的伤感之心。这些与逻辑不合甚至全然相悖的行文笔法与形象塑造实令笔者感到不解和困惑，进而加深了对其真实性的怀疑。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以下两个基本判断：
第一，从对文字表述这一表面层次的审视而言，诺特克第2卷第14章中的“查理”确系查理曼。只不过诺曼人将其误称为“查理 · 马特”。
第二，从时间、空间和情势以及文本逻辑等深层次剖析而论，诺特克所叙之事则是主观虚构杜撰、真实性偏低的一则叙事或历史书写，实难将其列入“信史”范畴。
基于这两个判断，笔者认为在教学或研究中，对诺特克这则叙事的使用必须要持一种非常审慎的态度。既然诺特克此段叙事不属于“信史”，为何还谈“使用”？“非常审慎”又是何意？难道将“非常审慎”加诸“不真实”的史料之上就可使其摇身一变成为“信史”？然对这些追问的回答，业已超出史料和学术文献的“文本语境”和“学术语境”的层面，故而我们需要走进或走近另一个更为宏阔也更为细腻的层面，即“历史语境”之中，对诺特克此番历史书写加以探究。
03 历史书写之辨析
与史料考辨侧重于去伪存真，进而考证、辨明真实可靠史事的取向不同，历史书写研究的取向是通过对历史语境，即对历史著述编纂产生制约与影响的各种要素加以辨析，力求对各种叙事为何会呈现出如此面貌有清晰的认知。一般而论，时代局势、社会现实以及编纂者个人主观意图等，往往成为这种研究关注、辨析的重心。而在辨析过程中，势必要将政治史、思想史和作者自身主观意图之间加以更为紧密的关联，对史家关于某个问题的历史叙事的具体写作加以周密审视。其中，考究文辞言说，虽仍是基础，然重心却在辨析史家书写时的主观意图，揭橥其书写的内在义理，廓清各种时代要素对其的制约影响等具体作用。这既可让人们辨明后人加诸前世的部分新意象，使人们对其所载历史图像真实程度的认知得到深化，又能让人们对其书写中所添加的新内容的价值与意义予以客观、准确的判定。
（一） 诺特克其人
作为本篇叙事的编撰者，诺特克自然是笔者加以考辨的主要对象。正所谓“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国际学界在这方面业已形成较为丰富的成果，为了解、认识这位作者及著述提供了极大便利。
《弗莱德加编年史》
（人民出版社，2017年）
诺特克大约出生于840年。自幼父母双亡，养父阿达尔伯特（Adlbert）将其作为一位俗家弟子（oblate）送入圣高尔修院（St. Gall）。他辞世时间为912年4月。在圣高尔这座著名的王家修院中，诺特克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及至成年之后，成为一位修士。他曾担任该修院的图书监（librarian）和理客卿（guestmaster）。他学识渊博，才华出众，擅长辞赋，精通音律，著述颇众，内容涵盖神学、伦理学、历史学等诸多领域，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加洛林文艺复兴之子”。虽不曾担任过任何高官，也未跻身于君王近臣谋士之列，然诺特克却是一位声名远播的师者，后世许多住持和主教皆出自其门下。令诺特克留名青史最主要的缘故还是与朝廷君王有关。883年12月，加洛林帝国皇帝“胖子”（“the Fat”）查理三世曾巡幸圣高尔修院三天。期间，肩负款待职责的诺特克与这位帝王相谈甚是欢洽，他向后者讲述了与其列祖列宗有关的各种传闻轶事。翌年，诺特克便接到了一道撰写这部著述的皇家旨令。换言之，《查理大帝之业绩》一书乃诺特克以查理三世为主要阅读对象的一部著述。
（二） 诺特克其书
这部由后人冠以《查理大帝之业绩》之名的著述，流传至今的只是一个残本。作者原计划撰写三卷，但只勉强完成了两卷。第1卷，凡34章，主要论述查理在教育、宗教和教会等方面的各种活动。第2卷，凡22章，主要论及其在军事和外交事务方面的业绩。其中，第22章在中途断裂。其搁笔时间大约在887年。
据学界考证，在加洛林时代所产出的五部帝王传记著述中，诺特克的著述最为晚出，其时距传主驾崩已有70载。故而，它不是当事人或当时人的记叙或回忆之作。对此，诺特克本人也有明确说明，言自己之记叙源自三位当事人的叙述。在语言风格上，此部著述也同其他传记有较大的差异。在笔者看来，它既没有爱因哈德著述那般庄重典雅，也没有厄默尔德乌斯 · 尼格勒乌斯那般文笔华美；既缺乏提甘的严谨的史家笔法，更无法与“天文学家”著述之完备堂皇相媲美。但这并非是说诺特克的著述一无是处。实际上无论是以传说、轶闻为主的内容，还是以幽默、讽刺为鲜明特征的撰述风格，都使《查理大帝之业绩》一书具有了许多可圈可点的独到之处。
西方老一代学者对此书并不看好，评价较低。这些学人治史所奉行的学术准则是以客观主义为主的标准。此书所载的那些传说、趣闻和说教以及各种真实程度不高的历史记载，实在难入其法眼，故他们往往将它视为对爱因哈德、提甘和“天文学家”等人著述加以笨拙模仿的一部作品。法国著名学者路易 · 哈尔芬曾戏称，欲从阅读诺特克作品中寻觅与查理大帝有关的信息，就如同欲通过阅读大仲马的《三个火枪手》这部小说来寻觅有关路易十三的各种信息一样可笑。戚国淦先生虽认为诺特克此书对当时社会弊端和高级教士的愚昧粗鄙等方面的揭露为“如实写照”，对勾勒查理曼统治的基本轮廓具有一定价值，但对其总体评价并不高，其缘故就在于过多地载录种种“荒诞不经”“道听途说”的内容，“致使这部著作完全成了一本稗官野史”之作。
晚近一个时期，西方学界对此书的评价发生了一种颠覆性的转变，呈现出一种越来越高的趋向。英美学界，除了莫里斯、麦克利恩和诺贝尔等人之外，冈兹、科尔绍夫和马修 · 英尼斯以及其他学者都从不同角度对其加以重新审视，并给予不同程度的正面评价。在解析这部著述时，许多学者认为此书虽以讲述查理曼文治武功方面的业绩为主，但从一定程度而言，它又具有其他功用。其中有两点最为突出，一是王公镜鉴。诺特克并不想为其读者们展现一位为人所敬仰，但却无法模仿的永远不朽的查理大帝。相反，他所展现的是一位已经与其法兰克的后嗣子孙们融为一体的活生生的查理大帝。作为师者，诺特克不时运用各种丰富的传说轶闻来进行教化，激励查理三世要以先祖为楷模，奋发有为。二是政治谏言。诺特克绝不仅仅是一位龟缩在修院高墙之中的隐士，还是一位“对其所处时代的各类政治重大事件的消息灵通、了然于胸和准确把握”的智者。在运用查理曼煌煌业绩对查理三世加以教诲的同时，诺特克还不时地以各种方式提出建言，为其出谋划策，引导其一定要“克服当时那个充满挑战的时代所造成的各种艰难险阻”。
（三） 时代风云与安国定邦之策
9世纪80年代加洛林帝国的存在状态和政治格局，是诺特克《查理大帝之业绩》一书撰著的直接社会背景，自然也是考辨诺特克笔下为何要载有一段查理曼伤悲哭泣内容的重要历史依据。
1. 历史的“幸运儿”：查理三世
众所周知，843年以降，按照法兰克传统，加洛林王朝统治架构被查理曼的三位孙子化解为三个政权实体，即持有皇帝称谓的罗泰尔所控制的中法兰克王国，日耳曼路易的东法兰克王国和“秃头”查理的西法兰克王国。855年，罗泰尔驾崩，其属地分解为意大利、洛林和普罗旺斯三个王国，皇帝称谓由其长子路易二世继承；876年，日耳曼路易驾崩，其属地分解为巴伐利亚、法兰克尼亚和阿拉曼三国。“秃头”查理在三位兄弟中，辞世最晚。875年，路易二世驾崩，罗泰尔一脉自此绝嗣。“秃头”查理接管了意大利，又于877年，继承了皇帝地位。而在加洛林子嗣中最为幸运者则是日耳曼路易之幼子 — 在876年登上阿拉曼王位的查理三世。此后，随着加洛林各个支脉的君王一一驾崩，按照法兰克权位继承的法统，他先后于879年，为意大利王；881年承袭加洛林帝位；882年，又将巴伐利亚、法兰克尼亚和萨克森的王冠戴在头上；885年，西法兰克王国的权杖最后也被他顺理成章地揽入怀中。仅仅十年之间，查理三世便成王称帝，再造一统之天下。整个加洛林帝国俨然又重新回归840年的状态之中。
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分解、动荡局面的结束，是否就意味着加洛林王朝中兴局势的开始？历史的本真状况似乎并不乐观。因仅仅两三年之后，查理三世就被罢黜，整个帝国陷入新一轮的分崩离析境地之中。造成这一悲剧性结局的缘由究竟为何？身处当时那个时代之中的诺特克又是如何看待时局的？他又是以何种谏言来规劝、激励查理三世的呢？这便与本文所探究的话题有密切的关联。
2. 外患与内忧
笔者认为，若结合其他各种史料文献，在第2卷第14章行文的字里行间就可觅得诺特克对查理三世所面临的艰难危局、直接挑战的基本见解，也可晓知在如何化解危局、克服时艰方面诺特克的谏言。
该章内容由三大部分组成：一是对查理巡行至那尔滂，偶遇诺曼人偷袭的交代；二是查理曼对自己为何“泪流满面”缘由的解释；三是诺特克向查理三世的一段进言，即：
愿我们的主基督的佑护能够阻止这场灾难的发生，愿您的那柄业已经诺曼人鲜血淬砺过的宝剑能够阻挡他们的行进，并且还愿您兄弟卡罗曼（Carloman）的那柄同样沾满他们鲜血的宝剑能够与您的宝剑一道共舞 — 虽然它如今业已锈迹斑斑，但这并不是无所作为所致，而是因为资源匮乏的缘故，您最忠实的阿努尔夫（Arnulf）的属地实在是太贫瘠了。但凭藉您的威权之旨令和意愿，让这把宝剑重新锋利，再露锋芒绝非难事。在您的庇护之下，这棵从路易一度瓜瓞绵绵的根系留下来的幼苗，与那位娇嫩细弱的伯尔尼（Bernie）一道，将会欣欣向荣，茁壮成长……
这段文字是第2卷第14章的最后一个部分。我们将其与前文合并一处阅读，便可对此章全文的整体面貌有全面的了解。对诺特克为何要将查理曼伤心落泪的叙事置于此章的深切用意有一定的把握。
在9世纪初查理曼晚年时期，诺曼人侵扰已经逐渐成为加洛林时代的一个重要历史现象。而在《圣伯丁年代记》（The Annals of St.Bertin）和《富尔达年代记》（The Annals of Fulda）这两部9世纪中叶、下半叶最主要的史料中，有关诺曼人入侵之记载不绝于书，几乎年复一年，接连不断。刚刚戴上阿拉曼王冠的查理三世登基伊始，所面临最为严峻的挑战就是诺曼人新的一轮入侵狂潮。翻检880—887年期间的史册记载，诺曼人侵袭的狼烟，惨绝的屠戮与疯狂的劫掠已将整个加洛林帝国置于一片血雨腥风之中。曾令查理曼伤心落泪的梦魇般的预判，如今则全然化为血与火的现实。
此时，查理三世统治所面临的危局中还有另外一个内容，即皇位继承。古代社会，关乎国祚朝运的一件大事就是君王子嗣，中西皆然，并无二致。查理三世登基承位已有数载，而其皇后并未产下一子。他膝下只有一位情妇所育的一位年纪尚幼的儿子 — 伯尔尼。而日耳曼路易一脉，除了这位伯尔尼之外，也只剩下查理三世的一位侄儿，即其长兄卡罗曼的一位非婚生子 — 阿努尔夫。依照法兰克传统，伯尔尼是一位“非婚生子”，并不具备继承帝位的合法资格。只有与皇后离婚，将那位情妇立为皇后，查理三世方能使自己的幼子获取正统合法的地位，进而承继大统。但这一意图却遭到许多显贵特别是教会集团的抵制。查理三世欲借助罗马教廷之威望来排除各种干扰，然非常不幸，时任教皇哈德利安三世（Hadrian III）在885年9月赴沃姆斯宗教会议途中涉渡波河时溺亡。此后，查理三世欲令新晋教皇斯蒂芬五世（Stephen V）继续促成此事，但因种种缘故未果。由此看来，加洛林王朝各支血脉都曾遭遇的那种子嗣凋零殆尽的厄运，也降临到了查理三世头上，对其国本安稳构成直接威胁。
3. 诺特克之谏言
面对如此复杂而艰难的时局，诺特克无论做出何种判断，无论敬献何种安邦良策，都必须直面外患内忧这两大难题。而他开出的解难之方、定邦之策，就是前引的这段文字。
首先，他并没有否定查理三世的意愿，支持其立幼子伯尔尼为帝国合法继承人的立场。其次，鉴于伯尔尼年纪尚幼之现实，他又提出了与查理三世和诸多显贵不同的一个方案，即改变查理三世此前对其侄儿阿努尔夫的排斥态度，启用现已成年且有军功的阿努尔夫，赋予其辅臣之责，甚至给予其与伯尔尼“共治”大权也在所不惜，目的是使其二人“欣欣向荣，茁壮成长”。其三，“凭藉您的威权之旨令和意愿”，让自己手中“那柄业已经诺曼人鲜血淬砺过的宝剑”倏然出鞘，并让阿努尔夫拾起其父“卡罗曼的那柄同样沾满他们鲜血的宝剑”与“您的宝剑一道共舞”，一起向诺曼人的头上砍去。
从政治谋略角度而言，诺特克这篇谏言应该说体现了相当高的政治智慧。为了达到劝说其主公予以接受之目的，诺特克的确费了一番心血。他首先是相当巧妙地将皇室继承与抵御外侮两大难题集于一章行文之中，强化了内忧外患的危急程度。其次，以赋予阿努尔夫合法身份，令其辅佐皇子伯尔尼的方式，化解查理三世对阿努尔夫的顾虑和敌意。第三，力求将两大难题一并排解，先是阻止诺曼人凌辱、屠戮查理曼子嗣的“这场灾难的发生”，继而解救帝国于倒悬，拯救臣民于水火，一劳永逸地化解帝国的当下危机。最终，确保由日耳曼路易一脉后嗣执掌加洛林帝国江山之目的的实现。西门 · 麦克里恩曾评说道：诺特克“不仅是一位重要的作家和史家，而且也是一位非常机敏的政治分析评论家”。可谓切实公允之论。
从叙事和行文的角度而论，诺特克显示出了极高的叙事技巧和语言艺术。在书斋中度过一生的诺特克，虽饱读经典，学识渊博，然绝非迂腐之士。对纷乱世事，他“消息灵通、了然于胸和准确把握”，并抓住契机，对查理三世施以教诲，以其高祖查理曼的各种业绩，来引导查理三世克服当时那个充满挑战的时代所造成的各种艰难险阻。诺特克的智慧在这一方面发挥得酣畅淋漓。诺特克语言幽默诙谐，生动犀利，表明他“是一位擅长使用双关语或多重含义的语言大师”。举例取材多样，内容丰富，先祖业绩、传说轶闻，随手拈来，表明他是一位技艺娴熟的叙事高手。说理引导，循循善诱，极富感召力，表明他是一位深谙为师之道的令人敬重的师者。本文所探究的查理曼悲伤流泪便是一个典型事例。
加洛林各种帝王传记中，关于查理曼“泪流满面”的叙事记载有多处。
爱因哈德《查理大帝传》写道：
他对于两个儿子和女儿的死亡，感到不那么经受得住，这出乎了人们根据他平素的坚硬心肠而作出的意料，因为他的家庭感情与他的勇敢同样都是突出的特点，这种家庭感情迫使他流出眼泪。此外，当罗马教皇哈德良——他把他当作最知己的朋友——的噩耗传来的时候，他为他哭得就像是丧失了一个兄弟或是一个爱子似的。
提甘在《皇帝路易的业绩》中记述813年查理大帝将“虔诚者”路易扶立为共治皇帝后，在父子分别时说：
在分别之际，他们父子二人拥抱、吻别，并因深情的眷爱而哽咽流泪。
还有“天文学家”的《皇帝路易传》曾记载，查理曼之幼子“虔诚者”路易在治理阿基坦王国期间，不负父皇所望，外御强敌，内修政治，业绩斐然。当一位朝中重臣将这一切向查理回禀时：
查理对此甚感欣慰，竟喜极而泣，潸然泪下。他对身边诸位近臣说道：“噢，伙伴们，让我们为这位年轻人所具有的成熟智慧所折服而欢喜吧。”
从相关行文中看，致使查理曼落泪的缘由可谓林林总总，既为丧失儿子，也为失去爱女；既为亲人永别，也为友朋辞世；既有死之永别，也有生之别离；既有悲伤痛哭，也有喜极而泣。这些叙事将查理曼的个人品性展示地栩栩如生，生动感人。但诺特克笔下这段查理曼流泪的叙事，则与其他史家所载不同。它不是为故去的死者，而是为活在当下的生人；不是为前世之亲人，而是为后世之子孙和臣民；不是为私人情谊之断绝，而是为后代所面临时局之艰难；尤其是查理曼那番有关伤感因由的述说，着实令人难以释怀。而这正是笔者为何于开篇处说“印象最深”的缘故所在。
为使查理三世对当下危难时局有清醒认识，为使其搁置与其侄儿的嫌隙，调动眼下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力量，共克时艰，抵御外侮，诺特克在此段叙事中，不惜以虚构方式令查理曼这位帝王一改战无不胜、盖世无双的伟大形象，化为一位悲悯后人，忧心忡忡的老者。将前文中查理曼对诺曼人秉持的一种不屑和蔑视之心，化为一种深切的无法排遣的忧患。同样，为达此目的，诺特克不仅笔锋为之遽变，而且还让查理曼双足踏上了他从不曾到过的南方那尔滂，让他在此与诺曼人有了一次不期的“相遇”，并且让查理曼“又”伤悲不已地流下了一脸泪水。
03 结语
经过前文的辨析，我们对诺特克关于查理曼“流泪”叙事有了较为真切、深入的认识。虽然，从时间、空间、文本角度上看，此段叙事具有颇重的主观杜撰色彩，无法作为认知9世纪初查理曼时代与诺曼人关系的佐证。但是它又并非是毫无任何价值可言的必须弃之一旁的糟粕。因为在探究9世纪下半叶加洛林王朝晚期的历史时，它是一则相当生动的历史书写。这段杜撰出来的叙事在查理曼这样一位特殊人物身上演绎虚构出来一个“泪流满面”“忧思满怀”的情景，不仅折射出当时法兰克社会对其所面临的诺曼人威胁的严峻程度的感知，而且还折射出诺特克这位身在山林，却心系朝阙的智者对朝廷解决内忧外患等时局危难的一种期盼和方略。而从查理曼形象塑造史来看，这种就查理曼为后嗣子孙忧患而生发出苦楚心境的书写也成了一则特殊而感人的史料。“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一则主观意识浓烈，难属“信史”的叙事，如若变换观察维度加以解读，便会展示出另外一种意义上的史料价值。这或许就是历史变迁中各种史学记载和叙事的魅力所在。
|本文刊于《世界历史评论》2021年春季号，作者王晋新，东北师范大学世界文明史研究中心教授。|平台限制，注释从略。如需查阅或引用，请参考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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