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史与中国史之间：中国东北史的使命、地缘、范式与转向
作者：张建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杨昕沫，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摘要：中国东北史学科诞生于国家和民族危亡之际，史家治史之使命感延续至今。纵观80余年中国东北史研究历程，经历了边政史、边疆史、地方史、地区史、区域史和新史学等不同的研究形态，在研究方法上也杂糅了历史—文化地理、地缘政治、国际关系、民族学和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的方法论。自冷战结束后的近30年间，中国东北史学科在研究领域、资料文献、研究方法和关注焦点等方面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关键词：中国东北史 新社会史 新文化史 流域文明 欧亚空间
WINTER
东北史作为中国史学领域的传统门类和学科，自1932年傅斯年所著《东北史纲》（第一卷）问世至今已逾80载。深入检讨其学科发展历史，可见它迥异于中国史其他学科的历程。东北史诞生于国土沦丧和民族危亡之际，因此自其幼年起就有着强烈的使命意识并且延续至今；东北史隶属于中国古代史和中国近现代史门类，但素与中国边政史、边疆史地和中外关系史有着极其密切的关联；东北史虽属中国史，素称地方史，但与近现代国际关系史和世界史有着较多较深的学科联系，较多地成为世界史和国际史学的话题。因此在一定意义上，东北史是一个边缘史学学科。
此外，在冷战结束后的近30年间，随着国际新史学急速发展的大趋势，东北史学科自身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大量涉及古代东北史的考古发掘及人类学文献的出现，以及大量涉及近现代东北史的多国文献的陆续解密，为东北史研究增加了最新鲜和多元化的史料来源；新文化史、新社会史、新冷战史和文化人类学、政治学和民族学理论的导入，极大地拓宽了东北史研究的学术视野和研究范畴；从事东北史研究的中国学者拥有了更强的学术自信心和主体意识，致力于弘扬老一代史学家的使命感、壮大东北史学科，提出了“中国东北史”的概念。笔者认为在中国史学中没有其他的学科像东北史这样既具有明确的民族性同时又具有明显的国际性特点，因此本文作者赞同“中国东北史”（Chinese History of the Northeast/Китайская Северо-Восточная История/中国東北部の歴史）的提法。从这个意义讲，中国东北史在国内外史学界是一个“跨领域”“跨专业”乃至“跨学科”的学科。
1987年担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的普林斯顿大学荣休历史学教授娜塔莉·泽蒙·戴维斯（Natalie Zemon Davis），是新文化史的代表人物，从事欧洲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她提出：“历史研究需要建立坚强的跨学科联系，以提供新的资料来源或有关因素（如气候和土壤），或提供历史学家所不熟悉的解释方式。” 近年来，从多角度研究中国东北史已成为研究者的共识，不论是传统的边疆史、地方史还是新兴的全球史和区域史，都成了中国东北史研究可资借鉴的方法。
本文将对中国东北史的80年学术历程做一回顾，重点考察其学科发展路径、研究方向及方法之变迁、问题意识及学科范式之转向。
一
当代著名史学家戴逸这样评价中国东北的地理区位、历史影响和学术价值：“它所处地理位置独特，与中原相距最近；地域辽阔，南北贯通，无门庭之限；生态资源丰富，可耕可牧可猎可渔。这里，自古以来就是游牧、渔猎和农耕诸民族世代生息的家园，相互角逐的舞台。东北地区的肥土沃野，培育出一代代强族，不断崛起，雄飞中原，如鲜卑，如契丹，如女真，如蒙古，如满洲等，先后占有北方半壁，或一统天下。在中国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东北长久地处于战略地位，不断给中原王朝注入强大影响，甚至决定其盛衰或兴亡。”
然而，曾几何时，东北地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被国人和中国社会视为“化外之地”，东北史研究在更长的时期内被中国学界视为“旁门左道”。
19世纪中期，欧美的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国门，中国北部、西北部、西南部、东北部陆疆和南部、东部、东南部海疆的局势首次全面告急。在这样的背景下，兴起了国人和学界第一次关注和研究边疆问题的高潮。梁启超总结为“外人纷至沓来，皆挟其所欲而去，夺我藩属，割我良港，造成空间之耻辱，贻吾族以无穷之患难”；他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指出在此背景下，“自乾隆后边徼多事，嘉道间学者渐留意西北边新疆、青海、西藏、蒙古诸地理”，而东北地区仍然不为中国社会关注。
此时期涉及东北史地的著作先后有何秋涛的《朔方备乘》，曹廷杰的《东北边防辑要》《西伯利亚东偏纪要》《东三省舆图说》，吴廷燮的《东三省沿革表》，徐世昌的《东三省政略》，刘瑞霖、孙凤翔、赵崇荫的《东三省交涉要辑》等。曹廷杰在《希元遵查边防情形折》中认为，英、法、德、美虽然为大国，但因“重洋迥隔，进退维艰，势不足为中国患。惟俄罗斯疆域广大……其亚细亚诸部尚足包我三面”，“东北为根本重地，逼近俄垒”，“若不先事预防，诚无以隐戢其心”。徐世昌在《东三省政略》“叙言”中阐明自己著述的目的在于：“以冀事之治斯土者，纠其谬误，进其事功，并借鉴于是编之所录，实不足以求东省之危亟，因出其深识毅力，以驯致于弥兵息民之政策，且以冀世之阅是编者，见其事而知其才力之不逮，怜其时会之大难，更合全国之力，惨淡经营以共保厘东土意者。
上述著作的编纂者多为清朝政府官员或地方大员，其著述目的是为清廷政府治理边疆、应对危机建言献策，而非做学术研究。上述著作内容则多涉及清朝起源的“龙兴之地”的山川地貌、风土人情、边务事宜和建置沿革以及中俄关系重大事件，一些内容为官员游历考察所得，也有不少道听途说之误，并且无论是著者还是清廷多视上述著作为机密而先期绝少外示。因为清朝政府视东北为禁脔，对其发迹历史讳莫如深，人为设置种种限制，除禁止汉人大量移入之外，亦不许普通文人谈论和研究东北史地。
当代历史学家 戴逸
数百年来，东北或被中原人士视为化外之地而加以“想象”，或者被统治者视为政治禁区和祖先圣地而力行“封禁”。
国人不知不识东北已处瓜分豆剖之危机，但所谓“洋人”却早已认识东北之关键。沙皇俄国扩张势力在19世纪中期以后，乘虚杀入黑龙江流域，占据中国大片领土。俄国知识界也出现了一个“东方人派”，极力鼓吹“亚洲—我们一直是属于它的。我们同它生活相通，利害与共。通过我们，东方才逐渐了解自己，才逐渐达到一种高尚的生活”，“俄国文化与东方文化的关系要它和欧洲文化和关系更为密切，并且觉得把东方合并到俄罗斯帝国里，使两者融合起来，是俄国的历史使命”。1902至1910年，俄国皇家地理学会会员、西伯利亚第29火枪团上尉阿尔谢尼耶夫（В. К. Арсеньев）在原属中国的黑龙江和乌苏里江地区进行了长达八年的考察，随后在1911—1912年出版了两卷本《乌苏里边疆区军事地理和军事统计简报》（Краткий военно-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и военно-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ий очерк Уссурийского края），在1926年出版了两卷本的《在乌苏里的莽林中》（В дебрях уссурийского края）。日俄战争后，日本跻身争霸中国东北的列强行列，其势力控制沈阳以南的辽东半岛。1906年，日本“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下文简称“满铁”）奉日本政府特定法令成立，形式上是一家股份制经营公司，但本质上是日本侵华大本营。“满铁”首任总裁后藤新平重聘京都帝国大学法学博士冈松参太郎主持“满铁调查部”，工作内容包括“满洲旧惯调查”、社会调查、情报搜集、政策研究、苏俄动态，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国际关系各个方面，前后完成了6200多份调查资料。1900年日本成立东亚同文书院等国策机构，1907年成立东洋协会学术调查部，1908年成立东亚经济调查局和满鲜历史地理调查部。日本知识界适时建立所谓“满蒙学”“满鲜学”，白鸟库吉、藤田元春和箭内亘等人都曾以“满洲历史地理”为题著述，出现了曾经在北京京师法政学堂（进士馆）担任历史地理教习的京都 帝国大学教授矢野仁一这样死心塌地服务于日本军国主义“大陆政策”的著名学者。
美国著名汉学家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更是较早地从地缘政治视角看出中国东北是世界一个“风暴中心”（Storm Center）。他于1929—1930年用了九个月时间游历东北全境，最远处到达黑龙江与松花江汇合处—同江。仅在1932至1934年间，拉铁摩尔就发表了一系列关于中国东北的考察报告和研究著作，如《满洲：冲突的摇篮》（Manchuria: Cradle of Confict）、《满洲的小道与偏远地区》（Byroads and Backwoods of Manchuria）、《汉人在满洲的殖民》（Chinese Colonization in Manchuria）、《满洲的未知边疆》（The Unknown Frontier of Manchuria）、《 黄金部落：松花江下游的“鱼皮鞑靼 ”》（The Gold Tribe, “Fishskin Tatars” of the Lower Sungari）和《蒙古人在满洲国的命运》（The Mongols in Manchuria, Mongol Destine of Manchuguo）等。拉铁摩尔认为，东北将成为新一轮列强争夺之热土，“在这种争夺当中，那些将帅和政治家都只是历史的匆匆过客，传统、生活、种族和各个地域在面对各种文化与民族时维护自身的努力，以及民族和文化将它们自身强加到各个种族和地域之上的努力，这才是历史真正的本身”。
然而，反观中国知识界，他们对于东北史地的研究却严重不足，中国社会关于东北人文和地理知识的储备严重匮乏。对此，时任北京大学教授的傅斯年在1931年就有了非常清醒的认识，他说：“中国之有东北问题数十年矣。欧战以前，日俄角逐，而我为鱼肉……俄事变一面目，而日人之侵暴愈张……国人不尽无耻之人，中国即非必亡之国！然而前途之斗争无限，知识之需要实殷，持东北事以问国人，每多不知其蕴，岂仅斯人之寡陋，亦大有系于国事者焉。吾等明知东北史事所关系于现局者远不逮经济政治之什一，然吾等皆仅有兴会于史学之人，亦但求尽其所能而已。己所不能，人其舍诸？”
1931年10月，傅斯年联合方壮猷、徐中舒、萧一山和蒋廷黻等著名史学家编写《东北史纲》。《东北史纲》原计划由五卷组成，但只有傅斯年担纲的第一卷“古代之东北”于1932年1月完成并出版。该书以时间为顺序，按朝代记述了自远古至汉晋的东北历史。史料取材主要来源于历朝正史和地理志。傅斯年十分重视史料及对史料的考据，在他看来“凡能直接研究材料，便进步”，提出“科学史学”。傅斯年秉承德国兰克史学的“史学即史料”的学理，专门著文《论本书用“东北”一名词而不用“满洲”一名词之义》，批驳矢野仁一的“满蒙非支那领土说”，“此等‘指鹿为马’之言，本不值一辩，然日人竟以此为其向东北侵略之理由，则不得不辨”！《东北史纲》仅用不到三个月完成，可谓急就章，但是有力地驳斥了日本的侵略野心，并且开创了东北史的学术研究范式。著名史学家、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陈槃评价：“这部用民族学、语言学的眼光和旧籍的史地知识，来证明东北原本是我们中国的郡县，我们的文化、种族和这一块地方有着不可分离的关系。这种史学方法和史识，是最现代的、科学的。但书出版后，颇受人批评，其实这书的间架轮廓，非高手不能辨。批评的人从细微末节着眼，当然不无话可说。但是能批评的人，都不一定能搭起这样的间架，描画出这样的轮廓。‘前修未密，后出转精’，凿荒开山的工作是创造的、艰难的，后人跟着做补苴罅漏的工作是容易的。”傅斯年有感于边疆危急、国运衰微而愤然以笔为枪，《东北史纲》完成后即由李济节译成英文小册子递交国际联盟派赴东北调查的“李顿调查团”，也正是《东北史纲》始开真正学术意义上的东北史学科建制。随后，又有卞宗孟的《东北史之认识》（1936年）和金毓黻的《东北通史》（1941年）问世。
卞宗孟师从中国现代史学四大家之一的吕思勉，且精通文献目录学，家中藏书丰厚。1936年，卞宗孟撰写了《东北之史的认识》。该书仅有三篇，第一篇即“正名篇（释东北）”，是其1926年写就的《释东北》。第二篇为“文化篇（东北民族之汉化、东北之建置与开发）”。第三篇为“外交篇”。1938年又写成《东北史研究纲要》。
金毓黻《东北通史》的开篇即为《东北之含义及其异名》。他在《编印东北通史缘起》中写道：“民国丙子之岁……以东北史为目，而关外旧藏亦携以俱来……濡笔编次，衍为讲义，是为东北通史之初稿。”“寻初稿所编次者，始上古迄元末，写成三十七章，尚阙两章未就。去秋东北大学成立东北史地经济研究室……乃取旧稿重加整理，并为补撰两章，厘为六卷，是为东北通史上编，写付手民石印行于世。”《东北通史》“始上古迄元末”，以民族和地理为划分标准，以民族的兴起发展、民族政权的建制、民族融合及其与中原王朝的交往为主要内容，并在书后附有历代东北疆域图。书中资料搜集颇广，范围涉及历朝正史、私人笔记、墓志碑刻、国内考古成果，并引用部分外国史料。
与傅斯年不同，金毓黻和卞宗孟均未出国留学，并持中国传统史学研究方法。两人生于东北并长期在东北居住，并且以东北史地研究为唯一志业。金、卞二人经常就东北文献、辽金风物等问题展开研究，曾在1930年共同创办了东北学社，其会刊《东北丛刊》是当时研究东北史地的专业刊物。
翻读三人所著东北史研究之书，了解三人学术经历后不难发现，三人均有深厚的国学功底，他们运用考据方法，以史料为基础，按照“整理、比较和提出证明”的方法论证东北在历史上一直属于中国，驳斥了当时日本学者提出的“满洲非中国”的论断。而傅、金、卞三人之所以被视为东北史研究的开创者，其著作被视为东北史研究的开山之作，是因为在他们看来，在当时及后世都要把“东北”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是不能割裂的。如金毓黻所强调的：“今日之东北，已等于黑龙江迤北乌苏里江迤东之地，沦于外人，非复我有，吾人悼心失图，唤起重大之注意，尤非昔比是也。尽往日之东北，为我国土之一部，与内地其他各省等，搜辑其佚事旧闻，撰为方志，或地方史，合而为一部述之，固可，分而为数部述之，亦无不可。今则举其全区，同归沦陷，势非合而述之，为一整个之地方史，将无以详其原委，明其因果……不知此义，而犹以旧见自缚，则东北一词，不过为强者割据自雄之资，所新造之东北史，不过为国别史一种，而与所受之外祸固无与，且非所以语于今日之东北也。此为今日讲东北史最要之义，有心之士，其可忽诸。”
1934年2月创办的《禹贡》半月刊和1936年5月成立的“禹贡学会”，深怀强烈的学术治国和学术救国的抱负，即“把我们的祖先努力开始的土地算一个总账，合法地承受这份我们国民应该享有的遗产，永不忘记在邻邦暴力压迫或欺骗分化下所被夺的是自己的家业”。《禹贡》第六卷（1936年）第3、4期设《东北研究专号》，专发东北史地论文。这一时期，《禹贡》上发表的涉及东北史地的文章就达40余篇。而《禹贡》两主编之一的冯家昇即是以主攻东北史地为志业。鉴于国内学界对于“满蒙问题”所知甚少，顾颉刚在1935年初指示时年24岁、尚是大学三年级学生的侯仁之把拉铁摩尔刚刚出版的《满洲的蒙古人》（The Mongols of Manchuria）等著作的重要章节翻译并发表。侯仁之后来回忆道：“颉刚师让我译介拉氏分析‘东满’地区的蒙、汉、满情况和夹杂在其间的苏俄、日本等外部势力交织的复杂情况，分别发表在《禹贡》杂志上，以其引起国人对东北和满蒙问题的关注。”顾颉刚和史念海随后在1938年共同出版了《中国疆域沿革史》。
此时期涉及东北史地的著作还有魏声和的《吉林地志》，1932年他又编著《增订吉林地理纪要》。景方叔1930年出版的《东北舆地释略》四卷，亦于1930年出版。还有谢国祯的《清代流人开发东北史》（上海：开明书店，1948年）、周传儒的《西伯利亚开发史》（南京：正中书局，1945年）、陈复光的《有清一代之中俄关系》（南京：正中书局，1944年）等。这一时期，东北学者还努力编修各种志书。金毓黻主编的《奉天通志》，共计10函100册。金毓黻与白永贞、黄金凯编写的《辽阳县志》，为“辽东诸志之冠”。金梁纂编写《黑龙江通志纲要》共两卷,增补了黑龙江修志之空白。“据统计，辽宁省新属县市修志有95种，吉林省则多达102种，黑龙江省有38种。”
综观民国时期的东北史研究，其史学特点和研究范式都是明显的。
第一，史学家及其著作深含对民族命运之担忧、对国土沦丧之痛惜，史学家之责任感是这一时期的研究者研究和撰写东北历史的动因，他们的首要任务是要证明东北地区不论是在时间上还是空间上，都是中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而佐证材料必然要在中国的古代文献、史料和考古资料中寻找。
第二，从东北史学科创立之初，即把“东北”作为一个不同于中原地区的“十里不同俗”“相邻不能语”的整体的和统一的区域看待；在论及政权沿革、经济活动、种族民族和对外关系时，较多地从东北整体来考虑。因此，东北史自其创立之初，就具有了一定后世所称的“区域史”和“大历史”的特色。
第三，这一时期的东北史研究仍属传统的地方史研究范畴，是与中央政权相对的边疆民族史、边疆政权史。金毓黻认为“理想中之东北史，其繁当不下四五百卷，其体当依用章氏之法，以历代东北大事为纪，用编年体，先举要语为纲，引群籍之语分注于下为目，首尾穿贯，按籍可求”。
第四，民族问题是东北史研究的重要问题，是打开东北史的钥匙。研究东北各民族的产生、发展与消亡，研究各民族之间的争斗与融合，可以很好地研究东北古代历史和近代早期的历史，可以凸显东北与中国内地，与中国其他边疆地区的差异和特性。金毓黻认为：“东北史者，东北民族活动之历史也，无东北民族，则无所谓东北史，故述东北史，必以民族居首焉。”因此他的东北史是以民族的兴起发展、民族政权的建制、民族融合以及其与中原王朝的交往为主要内容。傅斯年也主要是从种族、民族、语言、习俗、文化等方面进行阐述，证明东北与中原的关系。自傅、金二人之后，东北史的研究对象虽然从民族扩大到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多个方面，但东北史主要是民族史这一史学观念和方法论影响了后世的许多学者。
第五，此时“东北”作为一种整体概念见诸学界不能不说是一种研究视野的变化，并由此产生了一系列变化。一是研究内容扩大到了政治、军事、经济、民族、文化、历史、地理、宗教、社会等多个方面，其中政治、军事问题研究仍居首位，次为经济、民族问题研究，历史、文化问题再次，虽然其中大部分不能称为是史学研究，但所谈内容又离不开东北史范畴。二是将东北的历史与地理因素通盘考虑，由此而形成的对东北史的历史分期—如“史前”“辽金”“明清”等概念，一直影响至今。
二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东北史研究在一定程度和一段时期内出现了停滞不前的现象。这一时期整体研究东北史的著述甚少，专题性研究较多。如东北古代民族起源和流派研究；唐宋元明清东北治所研究；日本侵华和“满铁”研究；东北抗日联军史研究；东北革命史研究等。20年间，涉及东北史的论著数量虽然比民国时期有所增加，但分散现象非常突出，研究范式基本上可归属为朝代史、民族史和革命史范围。
20世纪60年代末，中苏论战逐渐由党际矛盾升级为国家矛盾和小规模军事冲突，作为中苏边境冲突和军事对抗的前沿地带，中国东北地区再次作为一个整体出现在中国的史学研究中。与同一时期中国史学研究停滞不前的状况相反，东北史研究出现了新的研究热潮。此次热潮与民国时期相比，具有明显的“学术为政治服务”色彩，它研究的仅仅是沙俄侵略中国东北史和东北地区人民的抗俄斗争史，是沙俄侵华史和中国人民抗俄斗争史的一个组成部分。尽管这一时期的东北史研究并未在理论方法和研究范式上有所建树，但它对于东北史学科的建立仍具有重要的推动意义。北京及东北各地开始建立一些东北史研究的相关学科和学会，如1978年11月成立的中国中俄关系史学会，1981年5月成立的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1984年8月成立的中国中日关系史学会，1985年5月成立的中国苏联东欧史学会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成为中国史学的指导思想。东北史与中国史学其他领域一样，都是以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理论和阶级斗争理论作为主要研究理论和方法，对人民大众在历史中作用的关注更多地体现在书写反抗侵略的斗争史。不可否认，在此种研究方法的指导下，东北史研究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由此方法而造成的“学术政治化”“学术禁区”等限制了东北史研究的视域。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时代的变化，它越来越无法满足东北史研究的新需要、无法解决东北史研究的新问题。此外，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而形成的稳定政治环境和国内形势，令这一时期的考古工作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各类考古发掘工作统一、有序进行，考古新发现层出不穷，考古报告数量明显增多，这些都为东北史研究提供了更 加丰富和可信的考古依据。
20世纪80年代，中苏关系由紧张走向缓和，东北史研究中的政治倾向也逐渐减弱，代之而起的是多领域、跨学科的研究。为响应国家改革开放政策，服务本地区改革发展和强调地区特色，东北史研究者一方面加强了东北地区经济史、社会史等专史研究：既有关于东北地区经济史的通史，也有工业史、农业史、林业史、银行史、财政史、货币史等专史，并且出现了城市史、开发史、匪患史、灾害史、宗教史、教育史和文学史研究。另一方面，传统的民族史、地方史、中国与东北亚国家关系史研究也出现了新变化，如民族史研究更突出东北地区少数民族的民族特色，地方史研究主要侧重于寻找历史特性，中国与东北亚国家的关系史研究不再以侵略和战争为唯一线索。思想解放为东北史研究营造了宽松的学术环境和研究氛围，相关学术出版物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东北史研究出现了新高潮。
首先，随着唯物史观在中国史学界的重新界定，东北史研究逐渐摆脱了阶级斗争分析法是唯一史学方法的束缚，跨学科研究方法不断被引入东北史研究方法中，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的理论和方法成为辅助手段。
其次，研究内容不断扩大，东北的经济、地理、疆域、政治、文化、民族、军事、宗教、人物、民俗、交通、语言、考古等，均被纳入东北史的研究范畴，东北的民俗、宗教、交通等研究的出现更是体现了新的唯物史观派特别关注和强调史学与生活、社会联系的特点。传统的东北断代史研究，如明代东北、清代东北、辽金东北、高句丽研究、渤海国研究等进步显著。一些地区的考古发掘的专著和调查资料，以及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汇编也相继出版。
第三，东北通史研究取得前所未有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主任马大正教授评论：“董万伦的《东北史纲要》、张博泉的《东北地方史稿》、薛虹等的《中国东北通史》、程妮娜的《东北史》、李治亭的《东北通史》、宁孟辰的《东北地方史》，最大的一部多卷本《中国东北史》，计6卷，450余万字，是前后几部通史的总和。仅20年间，就连续出版了7部长短不一的东北通史专著。始于19世纪60年代，因沙俄侵吞我东北大片疆土，激起学者研究东北史的热潮，迄20世纪80年代，计120余年，仅有傅、金两先生的各半部东北通史。而改革开放20年间，即出版7部。可见，20年改革的成果，远胜前120年的成果。
另外，东北各地的大学和科研机构纷纷设立东北史专门研究机构和研究基地，东北史已经成为一个专门学科，东北地区已经形成一支庞大的东北史研究队伍，从本科到硕士、博士的人才培养体系已经建立。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和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科研单位、高校联合组织的大型学术项目“东北边疆历史与现状系列研究工程”（简称“东北工程”）正式于2002年2月启动，至今已在东北边疆史研究方面取得了丰厚成果，引发国内外学术界关注。
三
何为“东北”？傅斯年所著《东北史纲初稿》中的“东北”为东三省之简称，即“清初为奉天宁古塔两将军辖境，而奉天府尹辖州县民政，与山海关内之府厅州县制无别。康熙以来曰盛京省，清末曰东三省，分设督抚”。金毓黻《东北通史》中的“东北”为“今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四省，居于中国之东北部，国人为称说之便，合而称为东北，允矣。四省之地，为中国之一部，东北一词，亦即中国东北部之简称，其义至明，无待详说”。卞宗孟认为：“今之就地理以释东北者，约有两种含义：一则以为东北三省之简称，一则以为东北区域之正名是也。”需要强调的是，他们认为当时地理概念中的东北与历史概念中的东北是存在差别的，研究东北史尤其要看到历史的事实。金毓黻认为，“东北之名，本由方位而起，其后复画分一定之区域，亦从而名之曰东北”。而“东北”的具体区域因时代不同而有异。因此，“考东北史者，不 得以旧疆自限审矣。不特此也。燕将秦开攻朝鲜之西方，取地二千余里，至满藩汗为界。汉武帝平定朝鲜，画为四郡。李唐之世，渤海为东藩之一，而其地东尽海滨，南跨朝鲜。逊清之盛，凡东北滨海之地，悉隶提封之内，谈东北史者，不能置是而不数。是其范围之广狭，又因时代而转移，不过有轻重主从之分耳”。卞宗孟更提出，“其就东北区域为说者，可分就行政区域，自然区域，文化区域立言之三种，而最有史的意义者，则为近人从远史方位之考证，迄于近代政区之确定，而释以五义是”。受此影响，其后大部分东北史的研究者，均以历史上各个时期中国中央王朝的实际管辖范围确定自己的研究范围。简单来说，就是认为东北史应是中国东北地区的历史，而这一地区的具体范围在漫长的中国历史当中不断变化，因此他们必然是按照编年史分期顺序进行书写，只是在具体研究时的分期方式不同。
还有一类研究者是以中国之东北部的行政区划确定研究范围。他们的观点不难理解，中国东北部边疆的疆界自20世纪起就已经基本确定，因此历史上曾属于中国而今已不在我国领土范围之内的原东北某些地区的历史则不属其重点探讨的范围。此类研究多集中在东北近现代史和东北地区政治史中。
综上所述，“东北史”的具体范围取决于“东北”的边界在哪里。中国之东北部，是与中国领土相对而言，是与中国内地相对而言，它与中国内地并不存在严格的界限划分问题，但在外部边界上却与他国存在争议。以上所涉及的“东北”，实际上包含了空间与时间的双重含义，而空间与时间上的重合即是今日学界拥有共识的“地缘”和“区域”理论。
早在1932年，拉铁摩尔在中国东北游历九个月后，就得出了东北是地缘政治理论的奠基人麦金德（Halford John Mackinder）笔下的“历史地理枢纽”（Geographical Hub of History）的结论，称东北是未来世界一个“风暴中心”。他在1932年出版了《满洲：冲突的摇篮》，提出中国东北是“种族与文化的战场”（The Battleground of Race and Cultrue），强调“满洲在世界中的地位”（Manchuria’s place in the World）。费正清对此书评价甚高，他认为“这本书把该地区现代国际史和中国早期的历史紧扣在一起，明确地预示了一种理论”。
政治地理（地缘政治）、经济地理和文化地理虽然或抽象或具象，但都是与特定的地理环境和地理方位联系在一起，即与“地缘”“空间”“区域”“中心”“边缘”等概念密切相关的。就人们通常的看法而言，“空间”是与“时间”相对的，为展现事物的客观存在而存在，是人们认识自我和认识世界的工具，但此“空间”不同于德国思想史家科塞勒克（Reinhart Koselleck）的“历史空间”（Spaces in History），也不同于法国年鉴学派历史学家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的“历史空间”（Espaces dans l’histoire）。科塞勒克的“空间”是以对应关系存在的，对应存在的空间所形成的空间性矛盾促成了历史的开展，科氏进而提出了“空间本身就是历史”的观点。布罗代尔所指的空间是随历史的演变而变化的。当然笔者也认为应将“空间”视作与一定时代的“历史时间”相适应，是构成总体性历史的一部分。其次，笔者所指的空间不同于区域史中的空间，后者的空间是一个历史地理范围，虽然划定这一范围的具体依据学界尚无定说，但笔者更倾向于认为它是以所研究的历史问题作为划定依据。因此区域史中的“空间”指的是历史意义上的地理空间范围，研究的是区域性的历史活动和具有历史意义的地理空间。但笔者也认为，空间是历史的舞台，任何历史必须依托于一定的地理空间而展开。随着知识的不断积累和视野的逐渐扩大，人类的空间感知和地理意识都发生了较前不同的变化，由此“全球观”“全球性视角”理论日渐兴起。全球史学者认为，史学家有责任也有必要挖掘跨越国家边界范围的主题和概念，因此经济全球化、环境问题、移民的跨国流动、东西文明的对抗和宗教等都成为全球史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角度。
上述问题又恰恰都在中国东北史中有所表现，如中国东北地区与俄罗斯远东地区、朝鲜半岛的跨界民族和同源文化，以哈尔滨为代表的东北一些近代城市的崛起，国际劳工与移民问题，图们江国际合作开发问题等。因此，中国东北史应该以全球史视之，或者说，以欧亚空间视野而探索的中国东北史也是一种全球史。
经过百余年的学科发展，中国东北史已经完成了古代史、近代史和现代史的连续性研究任务，并把中国东北地区合为一体放置在长时段的历史中进行考察，从而形成了中国东北史的通史性研究。应该说，这符合了人类对自身历史和对时间认知的发展规律，但东北史中的东北未能被视为欧亚大陆的一部分，进而未能使中国东北史成为世界历史的一部分。究其根本，是我们的研究者一直未能将中国东北置于欧亚空间的视野下进行考量。以欧亚空间为视角，研究者不仅可以看到中国东北在世界上的地位，也可以看到中国东北史在世界历史中的地位，同时，中国东北史还可以成为我们研究亚洲史、世界史，乃至全球史的媒介，成为我们认识世界的一种方式。
中外文献都把边疆解释为一个国家比较边远的、靠近国境的空间或地带。因此，许多学者将中国东北史置于中国边疆史的研究框架中。今天，在我们讲述“中国”这一词语时，既是讲时间上的连续性，也是讲空间上的统一性，更要承认我们在不同历史时期多王朝、多政权、多民族的共同存在。而当我们使用“边疆”一词时，实际上是将“边”与“中”相对，即存在着中心与边缘、中央与地方的对应关系。前者属于空间概念，后者属于政治概念。这样的概念和框架，有助于我们研究边疆地区与中央的隶属关系，研究中央对边疆的管辖与治理，有助于我们研究中国疆域的形成和发展规律，有助于我们国家观、民族观和历史观的形成。但就东北史研究来讲，这种框架有时也会限制研究者的思维，在研究中以中央王朝的更替为东北古史分期依据，过多地强调中央政权对东北的统治和治理，忽视了东北历史发展和东北少数民族政权的特殊性和差异性，忽视了不同文化和文明间的交流和影响。另外，此类研究侧重于对东北疆域、人文、民族、历史、考古等方面的考察，忽视了对中国东北自然地理环境的变迁和特点的研究。事实上，东北的不同民族能够在相互交往中发展，甚至可以走出茫茫森林，走出东北而南下和西拓，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东北地区山水相连的地理环境：平原、旷野和草原相连，交通便宜。“作为中国东北的区域文化，它具有自己的本质特色，完全不同于其他区域，区别于其他区域，形成自己独立的文化区域。如西面的蒙古区、南面的华北区以及北面的西伯利亚区域，都与之不同。产生区别的原因有……特殊的地理环境，决定了区域文化特色。”“从远古、中古至近古及以后的各个时代，东北地区尤其在政治与军事领域显示出巨大的历史活力，勇于进取的历史主动精神，无不得益于优越的自然条件的培育，天地灵气之陶冶。”
近代以后，中国地方史研究兴起。地方史，顾名思义，研究的是某一地方而不是全国的历史，其特点是强调地方性和区域性，在研究本地历史、文化、民族和社会发展中强调地方特色。一些学者将东北史研究置于地方史研究的框架中，不仅强调要注重研究东北的民族、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对外交往和考古等传统领域，而且越来越强调要加强研究东北的民俗、宗教以及地方人物。由此可以看到，从地方史角度研究东北史，有助于我们强调地方特色，有利于我们为本地方的发展寻找历史根基。
但地方史在实际研究中存在划分方法和界线的问题。通常来说，地方或区域的划分可以有不同的方法：地理的、行政的、经济的，等等。而现今在东北地方史的研究中多是采用行政区划的方法，即将东北史研究按照省别（黑龙江省、吉林省和辽宁省）进行划分。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各地都加强了地方史志的修缮和编纂工作，但跨省的合作研究很少，按行政区划进行 的东北地方史研究被划分得越来越细。学术研究要细致入微，但不能将研究碎片化。过于细化的研究既割裂了东北史的整体性，因为地方史研究的各个子地区之间缺乏了有机联系，也无法整合三省学术资源形成统一的东北史研究，还容易造成三省间的学术分歧。我们在今天的社会交往中常常会发现，当一个人在介绍自己的身份时，常常会说“我是某某省人”，从而寻找自己 的身份认同，而东北地区的人此时往往会说“我是东北人”，很少会说“我是黑龙江人”“我是吉林人”或“我是辽宁人”，这种称呼方式在我国其他地区几乎是不存在的。隐藏在这一表述方式背后的是人们对东北地区的区域认同。因此，画地为牢、各自治史的简单的地方史研究显然无法与当代学术研究中的整体观相符，无法与民众心理相符，也无法与我国将东北视为一个整体区域而制定政策的现实相符。当然，笔者并不是否定地方史研究和方志编撰的学科地位与重要意义，只是认为东北史研究不能是简单的地方史志研究，也不能是地方史志的叠加，因为按照此方式，则属于中国范围内的任何地区都可以叠加而形成新的地区史，东北史就失去了它存在的特殊意义。因此，东北史研究应该从更大的视野出发，在整体上加以把握，在细节处理上运用更新的研究方法。
区域史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在我国史学界越来越受到重视，一些学者将区域史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引入东北史研究当中，形成了东北区域史研究。在这类研究者看来，东北地区是符合区域史的定义的，区域史的研究方法也有利于东北史研究的学科化和科学化。因为区域史作为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或交叉学科，是以地理学、经济学、人口学、统计学、民族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的一些研究理论和方法，以及上述多种方法的交叉运用而见长。同时从区域史角度研究和命名东北史，也符合通行的东北人文地理概念和自然地理概念。应该说，区域史为东北史研究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研究视角和更加丰富的研究手段，一些学者也在这一领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东北区域史研究仍然会在现实中遇到问题和阻力。区域史研究应是具有时空性的，在空间上表现的“区域”应当“是一个在经济、政治、文化、习俗和社会组织结构等方面或某些方面有共同特征及紧密关系的地域”，在时间上表现为历史的动态性过程。因此，“区域史研究视野中的区域是随着历史发展而变化的，是动态的而不是像自然区域那样相对静止的，人们要根据社会历史的发展变化动态而不是静态地界定和选择区域”。但是，东北疆域的形成是历史的结果。我们固然可以使用区域史研究的动态性理论去解释和研究东北史，但是这样的东北史已经不再仅仅是中国历史，而涉及了东亚史，甚至世界近现代史。虽然我们在具体的研究中主要是以中国的东北地区作为地理范围，对外延地区我们会以历史原因作为解释，但这仍免不了会刺激到一些激进的国外学者。不同国家之间的学者对历史问题有不同见解，展开争论，这本是很正常的事，但一旦影响到激进的民族主义情绪，就会被一些人将历史和文化问题引申为政治问题，就会出现不必要的学术争端，造成学术困境。
四
结合东北地区的实际情况和东北史研究的特殊性，近年来一些学者在东北史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东北流域文明的概念，并在实际研究中取得了很大进展，推动和丰富了东北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原大连大学中国东北史研究中心主任、现黑河学院远东研究院名誉院长王禹浪教授的“东北流域文明研究”尤为引人注目。王禹浪教授认为：“重新审视东北区域的古代历史与文化，以流域淡化行政区域，以流域打破国界的限制，从流域的角度看待古代中国东北区域文明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其一，流域文明研究对民族学的意义与价值……其二，流域文明研究对区域史尤其是边疆史研究的意义与价值……其三，流域文明研究对东北边疆地区和平发展与国际交流意义……其四，流域文明研究对开展人类学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王禹浪教授一直从事东北地域的野外调查，发现许多人类的遗存遗迹，以及重要的古代军镇、城镇、城市等重要的遗址几乎都分布在流域的左右两岸，提出“中国东北地区历史与文化并非是以现在人们所熟知的行政区划的姿态存在着，而是沿着江河流域或沿海、沿湖的走向分布着”。他认为：“东北区域文明的历史规律告诉我们：在文明的起源地往往呈现出纷繁复杂的文化现象，这种文明的发祥地往往是沿着江、河、湖、海的沿岸分布着，并早已被考古工作者们的许多重大发明所证明。中国东北地区特殊的地貌、多变的地势以及复杂的气候环境，决定了东北地区的历史文化根脉和走向”，因此，“与其说是‘东北的区域文明’，还不如说是‘东北的流域文明’更加贴切”。结合自己多年来长期实地考察的结果，按照东北地理上流域分布的特点，王禹浪教授将东北文明划分为五大流域文明区域，即黑龙江流域文明，辽河流域文明，大、小棱河流域文明，鸭绿江流域文明和图们江流域文明。
“东北流域文明”概念符合中华文明多样性的基本原则。近年来考古发掘的新发现，不断证明中国文明产生的时间可能℀原先的说法更早，中国存在着更多文明类型，黄河流域也不再被认为是中华文明的唯一摇篮。20世纪80年代初期，黑龙江省考古工作者就在黑龙江流域三江平原地区，发现了数百座汉魏时期的城堡群和大型的拜天礼地的祭坛。西辽河流域的辽西地区埋藏着距今8000—4000年的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和小河沿文化遗迹，发现了具有东北亚地域早期文明礼制起源意义的红山文化、辽东半岛上的大石棚文化以及鸭绿江流域庞大的高句丽时期金字塔式的古墓群。2011年在大棱河上游地区，考古工作者发掘出土了一座大型战国中晚期的贵族大墓。这一切打破了认为东北文明是中原文化传入或影响的结果的偏见，证明了东北文明历史的自发性和悠久性；打破了认为东北民族是游牧民族，其文明是游牧文明的偏见，证明了“东北地区古代民族的文化，并不是单一的游牧民族的文化，而是一种以农业为主，多种经营式的复合型的特殊的文化形态”。
王禹浪教授所称的东北“五大流域”，不仅仅是地理学概念上的流域，而是指“以河流为中心的人—地—水相互作用的自然—社会综合体”，以水为纽带连接其周围的自然体和人类群体，因此流域文明研究的应该是以水为纽带的人类群体与自然的综合体。东北流域文明既强调东北地区复杂的地理环境对东北地区古代民族的发生、发展和壮大产生的重大影响，也强调古代民族是不同流域文明的创造者和推动者。“东北地区复杂的地理环境，决定了他们的狩猎、采集、渔猎、游牧、农耕、冶炼、交通等不同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长期并存和互补。纵观东北古代民族的历史，河流的发源地或汇聚地往往是古代民族繁衍发展的聚居区，而纵横交错的河流网络则构成了东北古代民族自由迁徙的通衢大道。”这种视角，不仅丰富了传统的民族学研究，也对当下理解环境对人类的影响、人类对环境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东北流域文明研究综合运用了多种传统学科和新兴学科的研究方法。东北流域文明研究是把人类社会、民族文化和自然实体看作一个整体，从社会和文化的各个方面、不同层次研究人的活动；运用比较方法，对不同的文化或文明进行℀较；在掌控整体研究时，尽量客观、中立地看待和评价不同流域的文明、社会和族群。“中国东北地区的历史与文化，犹如一座充满了活力和创新的历史大舞台，不同的、具有巨大差异的文化传统在对抗与创新、定居与迁徙、改造与包容、吸收与排斥中得到了进步、继承和发展，并以旺盛的生命力在东亚社会创造了连续不断的历史沟堑。”王禹浪教授认为，“从流域文明的角度研究人类学，是对流域范围内人地关系的探讨，更便利对流域中各民族交往与融合轨迹的窥探”。在他看来，流域文明可以作为人类学的一个研究角度，同时它也是可以使用人类学的诸多方法的，可综合使用考古学、语言学、生态学和民族学的方法。
东北流域文明研究有利于规避东北历史上形成的敏感的民族问题和国际问题。就民族而讲，东北地区不但在今天生活着多个跨境民族，而且古代民族也因“逐水草而居”的生活方式而使生活范围广大，因此我们研究这类民族时，往往会涉及当今其他国家的地域或民族。就地域而言，东北地区不论在过去还是今天，都是我国领土的边疆地区。特别是近代以来，东北地区与蒙古国、俄罗斯（苏联）和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三国接壤，又与日本、韩国有着千丝万缕的历史渊源关系。因此，在仍讲求国家利益和民族国家的今天，我们研究东北的历史与文化，必然会触及这些国家的利益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必然要考虑这些国家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和民众心理。而且我们的东北史研究也的确曾经受政治需要、国家间关系和外交利益等因素的影响发生过偏离。但是，当我们把历史研究置于“流域文明”的框架中，不仅可以规避上述问题，“还可以弱化因疆界划分而产生对历史与文化的阉割，增强整体史观与客观理性地开展跨国境的历史文化研究”。这样，我们就可以在研究人类共同文明的倡议中，整合不同国家的学术资源和研究力量，促进各国共同挖掘、研究和保护历史与文化资源，形成历史认同，从而促进我国东北史研究的发展。
东北流域文明研究是一种动态的研究。文化的变动、历史的发展、疆界的变迁、民族的迁徙是东北研究的主要内容，但它们又都影响着东北史研究。实际上，这四个方面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动”，即它们是动态的，是时间上的动，也是空间中的动。“流域作为人类群聚与繁衍的最基本自然单元，多维立体化地展现了人类社会的复杂景象，深刻地反映了人地关系伴随着自然与人为因素改变而产生的波动、对立与调和。”因此，东北流域文明研究强调自然环境的变化对于人类活动的影响，强调受自然环境和人类活动双重影响而产生的文明和文化的不同，强调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汇、融合与碰撞。“正是由于东北地区多生态环境多种文化元素杂交融合，且这种交会带有着适合人类居住和活动的自然地理环境，使得活动于东北地区的民族具有较强的适应性与文化接受能力，能够汲取周边各个文化圈的优秀文化来发展自身。两种或多种相异文化接触后便会产生交会区，从而产生文化的杂种复合优势，因此也就产生了更具活力的东北文明”，而东北文明也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摇篮之一。
王禹浪：《东北流域文明研究》
五
社会史在中国的兴起始于20世纪80年代，主张将研究视角转向下层民众和基层社会组织，关注那些有关民众日常生活的新史料，主张从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各个方面、以多学科或跨学科的方式分析整体性社会，主张长时段历史的研究。受其影响，中国史研究从传统的精英阶层和王朝史转向民众的社会生活史，体现了史学研究的人文关怀。但随着社会史研究的兴起，其研究对象的无所不包和研究方法的社会科学化消弭了社会史与其他史学方法的界限，开始引起人们对社会史存在价值的质疑，有鉴于此，一些学者提出并倡导新社会史。虽然，对于新社会史的具体内涵，我国学者有着不同的理解，但都认为新社会史“旨在把研究对象从普遍性的关注转向地方性，从抽象的概念世界转向关注日常的生活世界”，认为中国的新社会史应当构建从本 土研究出发、与国际史学对话的中国学术语境。在新社会史中，曾被忽视的个体活动和被认为可以凭借自然科学方法总结出规律的社会结构，成为研究的重点和焦点，成为展现历史的一种研究角度。近年来出现的许多东北史研究著述，既或多或少地受新社会史影响，也同时推动了我国新社会史的发展。
新社会史强调“人”的研究。传统的东北史对于“东北人”的研究多集中于东北先民，主要是研究东北少数民族，研究少数民族文化和少数民族政权，以凸显中央政权治下的东北地方特色，即便是后来出现的东北民众形象，也是以反抗侵略的人民大众和被压迫阶级的形象示人。可以说，在对塑造东北历史的东北“人”的研究方面是十分不足的。1990年，李兴盛先生出版了我国第一部区域性流人通史《东北流人史》。在他看来，“东北开发史是东北土著与客籍各族人民的共同开发史，东北文明史也是这些民族的共同文明史”，“其中，客籍居民，尤其是汉族居民的这种作用是不容忽视与低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学术界虽不乏“流人”研究，但“多侧重于清代，尤其是清初，多为个别流人的传记之作，又多为论文。至于有关流人史的专著，只有一部谢老（指谢国桢—笔者注）所作的清初断代流人史”。因此，李兴盛先生将研究视角投向了东北客籍居民的重要组成部分—东北流人，记述了从传说中的东北流人至清末2000多年间东北流人的概况和历史作用，讲述了各历史时期东北流人的行为、境遇与作用，探讨了历朝政府对流人的管理制度，对流人、流人史与流人文化概念做了新的阐释，从个体“人”的角度阐述了东北历史。在李兴盛先生看来，其研究对象“流人”既是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进行统治与专政的产物，是“流刑”制度的产物，也是统治者实现利民实边政策的产物。因此，“东北流人”中的“东北”就是指“历史上曾经隶属于祖国东北政区的土地”。
与流人史相近，还有移民史研究。实际上，东北移民史并不是一个新兴话题。民国时期就有大量研究东北移民问题的著作和论文出现，按其研究内容看，一类是对清代东北移民问题的研究，主要是论述了清代汉民对“龙兴之地”的移入、移居和开发，以及清政府的移民垦边政策；第二类是从人口结构的角度将移民划为日本移民、朝鲜移民、俄国移民和中国关内移民等类型，探讨了各类移民移入东北的动因及影响。20世纪80年代后，东北社会及人口结构的独特性开始受到东北史研究者的广泛关注，东北移民史研究开始形成并不断发展。田方等人的《中国移民史略》、石方的《中国人口迁移史稿》、姜涛的《中国近代人口史》、葛剑雄主编的《中国移民史》、佟冬主编的《中国东北史》、路遇主编的《中国人口史》等，都将东北移民史和移民问题作为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专门的东北移民史也日渐增多并细化，除传统移民史研究的移民迁移过程、国家移民政策和移民构成特点外，出现了对移民与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关系，移民与国际问题和移民史与档案等专题的研究；将移民范围从外部向东北的移入扩大到东北地区间的移动和东北地区向外部的移出；综合使用考古学、人口学、历史地理学、语言文化学、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等多种研究方法；尤其加强了外国移民文化的研究。如果说前述移民史的研究特点同样出现在中国其他地域的相关研究中，那么国外移民研究则是东北移民史的研究特色。自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受国际和本国形势的影响，大量的国外移民从苏（俄）、日本、朝鲜和欧美等国或移居我国东北地区，或自东北地区移住其他地区。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外国移民中的大部分人并未将东北当作“异乡”，哈尔滨就曾一度被在华俄侨视为自己的“首都”和“第二故乡”，其城市建筑、生活习俗和语言文化等都留下了俄侨印迹，俄侨史也因此成为东北移民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衍生和推动了哈尔滨等极具特色的东北城市历史的研究。
“人”的活动及其对应的活动空间也是新社会史关注的焦点之一。城市作为一种地域现象，一种社会组织，是人类社会活动的主要载体和实现场所。随着社会学、地理学与历史学的融合发展，城市史研究应运而生，而城市史框架下的中国东北史也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2007年，韩国学者刘智源（유지원）等五位作者合著的《近代满洲城市地理研究》（근대만주도시지리 연구，동북아시아역사재단，2007年），通过将历史学与城市学的研究相结合，对清朝成立及近代化过程后中国东北地区以沈阳、营口、大连、吉林、长春、哈尔滨等为代表的主要据点城市的形成、发展、变化及其功能和作用以及文化特征进行综合分析。2011年，曲晓范所著的《近代东北城市的历史变迁》（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则是从城市区域史角度撰写的东北史著作。2011年翻译出版的日本学者越泽明《伪满洲国首都规划》（欧硕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通过论述伪满时期满铁的城市经营与街区规划、长春的街区与城市发展，以及新京的建筑风格与建筑政治表现等，让人们了解了1945年以前日本对东北的殖民统治实态和对长春“苦心经营”背后的政治意图。
在城市史个案研究方面，以哈尔滨为例，除上述俄侨史研究外，哈尔滨城市建筑史、城市社会史和城市艺术史领域的相关研究都让读者看到了沙俄侵华史之外哈尔滨作为近代城市的兴起过程；看到了俄（苏）侨民在中东铁路沿线及其附属地内兴建学校、医院和居民区，创办报纸、杂志和娱乐设施，建立军警、法庭等行政机构等一系列活动；看到了中国近代城市发展史上鲜有的个案。正如石方在《20世纪一二十年代哈尔滨多元文化研究》中所述，“过去论者把帝俄以中东铁路为媒介，对我国东北实行军事上占领、政治上侵略、经济上掠夺、文化上渗透均有述及，道出了‘侵略的西方’的本质。但仅限于此就不够全面了，除了要讲‘侵略的西方’的本质外，还要看到中东铁路亦是西方精神与物质文明传播的媒介，客观上起着开风气之先河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先行的作用，由此展现出‘文明的西方’的另一面。中东铁路的修筑，完全改变了哈尔滨社会的自然历史进程，在外来资本主义的强力之下，以硬性移植和强迫过渡为特征开始了其痛苦尤烈的社会文明转型”。
应该说，新社会史赋予了东北史一种更鲜活和更人性的研究视角。关注沦陷时期东北基层社会和普通民众，成为近年来东北沦陷史研究的新趋势。在这种视角下，日本对东北殖民统治的历史直观而真实地展现在世人面前，有理有力地批驳了日本不断出现的将侵略说成“解放”、将奴役说成“开发建设”的极端论调。如李淑娟《日伪统治下的东北农村（1931—1945年）》（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年）和《日本殖民统治的东北农民生活》（与他人合著，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关注日据时期东北农村的社会状况和农民疾苦，通过史学与实证调查和社会考察相结合的方式研究东北沦陷史；车霁虹《伪满基层政权研究》（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一改以往对伪满政权研究多集中于伪中央政权机构的态势，将研究聚焦在伪县以下基层统治机构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基层政权；刘晶辉《民族、性别与阶层：伪满时期的“王道政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以处于被殖民地位的中国妇女和青少年，以及“九·一八”事变后生活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妇女为研究对象，揭示了日本对中国人的奴化教育和日本国民对待战争的真实态度；李强《伪满时期东北地区人口研究》（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2年）以伪满“康德七年临时国势调查”资料、 日本“关东州国势调查”资料等为基础，研究了伪满时期中国东北地区的人口问题。此外，还有傅大中的《伪满洲国军简史》（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9年）、齐红深主编的《东北地方教育史》（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1年）等，它们都是从社会史角度研究日本对中国东北的侵略的著作。
六
随着新史学方法的引入和新研究领域的出现，以及研究者自身素质的不东北史研究一直将史料的考证与论述作为重要的研究方法和手段。自傅斯年以“史料即史学”的治史态度而作《东北史纲》起，又因当时现实问题即“证明东北历史上就是中国之一部分”的需要而掀起学界研究的热潮，在中国古文献中寻找证明遂成为当时研究者的必然之法。明清时期满文档案，近代和现代国人关于东北的游记或报告，地方州府县志，民族史志和实地调查资料等自然成为不可或缺的研究史料。金毓黻、卞宗孟等第一代东北史研究者都曾专门编辑过东北文献史料丛书，并提倡东北史研究就是要以考证这些史料作为基础。新中国成立后，考古工作的发展和大量文物的发现弥补了我国古代东北地区相关史料记述的欠缺，并且被用于证明东北地区的历史独特性。其中，《长白丛书》可谓历时最长、硕果丰富的系列工程。该工程自20世纪80年代启动，分为编订《长白丛书》文献整理与东亚文化研究两大系列。内容包括史料、方志、档案、人物、诗词、满学、农学、边疆、民俗、金石、地理、东北亚、专题论集等13个子系列。另外，自这一时期起，一些东北史研究者因具备了卓越的外语能力而使外文档案、国外学者的研究著述、东北的中外文旧报等被纳入东北史史料成为可能，最明显的就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一批俄文译著的集中出版。
近年来中国东北史在史料上更是取得了极大进步，传统史料不断扩充，新兴史料不断涌现，中国的东北史也因此不再是“一家之言”，而是成为国际史学界的共同话题。
其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东北各档案馆和各地社科院等多家机构先后将所藏满文档案结集出版，为研究古代和近代东北通史、地方史、民族史等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文献资料。2000年7月，中央档案馆选编、中华书局出版了《伪满洲国的统治与内幕—伪满官员供述》，该书选录了包括伪满洲国皇帝、大臣、少将以上共40人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看押时期的供述资料，是研究伪满政府为统治中国东北而建立的政治、经济、司法、军警等机构运作与管理的重要口述史料。
其二，多卷册“满铁资料”系列出版。日本“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成立于日本侵华时期，是一家以铁路经营为幌子，实际为日本政府及军方决策提供政治、经济和社会情报的特殊机构，长期从事对华各类情况调查并形成大量调查报告、图书文献和档案资料，“满铁资料”便是对其的统称。日本及美国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已经开始关注和研究“满铁”，注意利用“满铁资料”，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系列关于中国农村的研究性专著。日本学者对满铁的研究，对满铁资料的编辑、整理和出版更是不遗余力，其研究视角“第一，注重日本国外满铁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并通过对现地的考察来进行研究。第二，注重满铁文献资料目录的编辑和整理。第三，注重满铁调查部资料的研究”。“至于现阶段国际上的‘满铁’研究，吉林省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李娜归纳了几个方面：‘满铁’相关文件材料的保存与解读、论述伪满时期的文学作品、‘满铁’制度及经营模式问题、被俘日军及战争遗孤问题。”我国虽在“文革”结束后对满铁资料进行过研究和利用，如1979年出版了《满铁史资料第二卷》，1987年《满铁史资料 第四卷》等，但仍属于小范围研究。近十余年才出现扩展之势，先后出版了《“九·一八”事变前后的日本与中国东北满铁秘档选编》（1991年），《满铁调查报告》第一至六辑，《满铁密档》多卷本，《中国馆藏满铁资料联合目录》全30册（2007年），《青岛市图书馆馆藏“满铁”资料提要》（2013年），《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满铁剪报”类编》第一辑（2016年），徐勇、邓大才主编《满铁农村调查》三卷本（2016年），徐勇主编《满铁调查》第一辑（2015年），高书全等主编《满铁调查期刊载文目录》（2004年），解学诗主编《满铁档案资料汇编》全15卷（2011年）等，虽然在时间上落后于日本及西方学界，但仍是研究20世纪上半期中国东北乃至中国社会经济和城村发展史的第一手调查资料。
其三，曾刊行于东北地域的大量各国侨民出版物成为研究近代以来中国东北社会发展和文明转型的重要史料类型之一。M. 秋宁所编的《1927年前哈尔滨俄文和其他欧洲文字报刊目录》中载，1927年以前哈尔滨共发行151种报纸和161种杂志，其中102种报纸和142种杂志为俄文，其他为波兰文、英文、乌克兰文、德文、格鲁吉亚文、瑞典文等。在各国侨民中，俄国侨民数量最巨、学术素养最高，他们在颠沛流离中仍坚持将所见所感诉诸笔端，俄侨的出版机构应运而生，大量报纸杂志和著作相继出版。据石方的《20世纪一二十年代哈尔滨多元文化研究》统计，在1901年后的半个世纪里，哈尔滨先后出版的俄文报纸约有150余种，相继出版的俄文杂志接近250余种。哈尔滨俄侨学者除撰写了多本中国东北通史类著作外，还涉及东北民族、考古、文化、政治、经济、地理、人口、对外关系等各个方面。目前，这些侨民出版物在我国国家图书馆、东北地方图书馆与档案馆和俄、美等国均有收藏。
史料对史学研究的重要性无需多论，史料的多样化对史论的得出也必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它只会让我们更加接近历史的真实。中国东北史不仅需要新史观的引入与指导，也需要新史料的发掘和利用，如此才能成为一门真正而独立的学科，才能不断发展。2011年12月，以十卷本《黑龙江通史》为主体，辅以“黑龙江历史研究丛书”“黑龙江历史文献丛书”和“黑龙江历史文献译丛”的黑龙江历史文化工程正式启动。从“长白丛书”到“东北沦陷十四年史研究”，再到“黑龙江历史文化工程”，东北史研究群体的壮大和各方学术资源的整合正在不断推动着我国东北史研究走向国际学术舞台。
七
20世纪初叶是中国现代史学的确立期，也奠定了中国东北史的研究使命。21世纪初叶是中国现代史学的重要转型期，而中国东北史研究同样面临重大调整的新使命。历史研究的目的逐渐由为执政者“资治”转为解决现实问题，因而史学研究更强调社会进步和变化的观点，并且提倡以科学的方法“治史”。历史研究的范围扩大到了社会、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文化等各个方面，尤其是与现实紧密相关的问题日益受到重视，因而多学科的综合性研究、跨学科的比较性研究、多种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甚至是自然科学研究方法逐渐进入传统的东北史研究中。文字表述也更追求大众化和通俗化，以求达到教化民众和得到社会民众的接受与认可的目的，东北史研究在追求学术化的同时，也在追求研究的趣味性和群众性。
近代以来的中国东北地区，已经成为国际各种势力的角逐场，东北史也已经成为亚洲史乃至世界史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不得不承认，最先看到这一点并以此为出发点开始研究东北的学者是日本学者和俄罗斯学者，而中国学者更习惯于应对和反驳，而且研究也更多的是从中国史的角度出发和对史实的叙述，这种研究方法与范式必须从根本上加以改变。中国学者必须增强从事东北史研究的主动意识和主体意识，这即是笔者强烈赞同并使用“中国东北史”概念的初衷之所在。
中国东北史作为一门学科，它的研究范围、研究对象、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是它必须要明确回答的问题，也是它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可以说，20世纪的中国东北史研究自其诞生以来就一直在回答和解释着这些问题，但这些问题是不能穷尽的，新的时代必然要求中国东北史研究做出新的回答。
作者：张建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杨昕沫，黑龙江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