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论 | 初庆东：阿瑟 · 莱斯利 · 莫尔顿的“人民史观”探析
作者：初庆东，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注释略，详见《世界历史评论》2020年冬季号
摘要：阿瑟 · 莱斯利 · 莫尔顿是英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他以“人民史观”为指导撰写的《人民的英国史》，是英国第一部马克思主义史学著作。《人民的英国史》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重新解释英国历史发展的脉络，坚持人民本位，突出人民大众作为历史创造者的地位，为发现英国人民的历史提供了范例，开“自下而上的历史学”之先河。莫尔顿作为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典范，为克里斯托弗 · 希尔、埃里克 · 霍布斯鲍姆、爱德华 · 汤普森、拉斐尔 · 萨缪尔等年轻一代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成长提供了知识养分，为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阿瑟 · 莱斯利 · 莫尔顿 人民史观 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
“人民”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范畴，也是唯物史观的重要概念。“人民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基本立场和阐释理论。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阿瑟 · 莱斯利 · 莫尔顿（A. L. Morton）以“人民史观”为指导，撰写了英国第一部马克思主义史学著作—《人民的英国史》，对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有筚路蓝缕之功，为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群体的成长提供了知识养分。尽管学界已经关注到莫尔顿的《人民的英国史》对年轻一代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影响，但对其“人民史观”仍缺乏系统探讨。基于此，本文在概述莫尔顿的生平后，以《人民的英国史》为中心探讨莫尔顿的“人民史观”，及其对年轻一代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影响，以期更加全面地认识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脉络。
一
莫尔顿生于1903年7 月4 日，他的父亲阿瑟 · 斯彭斯 · 莫尔顿（Arthur Spence Morton）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其父在迎娶玛丽 · 汉纳 · 兰普瑞（Mary Hannah Lampray）后，举家从约克郡迁往萨福克郡亨格雷夫（Hengrave）。在亨格雷夫，莫尔顿的父亲租了一个农场，以耕作为生。莫尔顿就出生在这个农场，他是家中的长子，他还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莫尔顿在家庭教师的指导下开始学业，到9 岁时进入国王爱德华六世文法学校，15 岁时进入公立学校伊斯特伯恩中学（Eastbourne College）。1921年，莫尔顿进入剑桥大学学习，先是学习历史，后又学习英语。大学期间，莫尔顿加入大学劳工俱乐部，从此开始参加左翼政治活动。在这里，莫尔顿遇到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包括莫里斯 · 多布（Maurice Dobb）、艾弗 · 蒙塔古（Ivor Montagu）、贝尔纳（J.D. Bernal）和艾伦 · 赫特（Allen Hutt）等，他们认为布尔什维克主义是改变历史的有力工具，日后他们终身都是英国共产党党员。他们支持俄国革命和1926年大罢工，支持工业国有化，要求更加公平地分配财富。在这样的氛围中，莫尔顿开始对政治产生兴趣。尽管与莫尔顿在一起的同学们都反对他们的家长，但莫尔顿没有。因为他的父亲虽然观念保守，但绝不是固执僵化的托利党人。后来，莫尔顿将《人民的英国史》献给他的父亲，并认为他父亲对他的帮助远超出他父亲的认知。
从剑桥大学毕业后，莫尔顿到萨塞克斯的一所文法学校担任老师。他的同事有查利 · 伊斯顿（Charlie Easton），后来负责谢菲尔德的英国共产党书店。莫尔顿还认识了当地诗人维克托 · 纽伯格（Victor Neuburg）。纽伯格这时经营着一家规模较小的私营出版社，后来他负责《星期天审判》（Sunday Referee）的“诗歌角”。等到莫尔顿在伦敦没有工作之时，纽伯格时而施以援手。1926年，因为学校大多数员工支持大罢工，并支援当地的铁路工人，引起学校管理层的不满，致使莫尔顿在一年后失去工作。情急之下，莫尔顿只得投靠在伊普斯维奇（Ipswich）定居的父母。期间，莫尔顿在报纸上碰巧读到尼尔（A. S. Neill）为他创办的夏山学校（Summerhill School）招聘老师的广告，于是他前去应聘，并获得教职。1928年12月4 日，莫尔顿与其同事布朗温 · 琼斯（Bronwen Jones）结婚。是年年底，莫尔顿和琼斯搬到伦敦，爱好藏书的莫尔顿经营着一家旧书店，并创作一些诗歌。莫尔顿与艾略特（T. S. Eliot）交往密切，尽管两人在政治取向上不同，但艾略特非常欣赏莫尔顿对其著作《荒原》的评论，莫尔顿则成为艾略特主编的文学评论季刊《准则》（Criterion）的撰稿人。
1928年底，莫尔顿加入英国共产党，1929 年1 月拿到党员卡。1934 年，莫尔顿成为《工人日报》（Daily Worker）的工作人员，先后担任该刊的法人、记者、助理编辑，间或帮忙印刷刊物。时任主编是威廉 · 拉斯特（William Rust）和坎贝尔（J. R. Campbell），继任者是帕姆 · 杜德（Palme Dutt）和伊德里斯 · 考克斯（Idris Cox）。《工人日报》的工作人员还有艾伦 · 赫特、沃尔特 · 霍姆斯（Walter Holmes）、克劳德 · 科伯恩（Claud Cockburn）和拉尔夫 · 福克斯（Ralph Fox）等。莫尔顿于1937年离开《工人日报》，专心历史著述。1934年，莫尔顿与妻子离婚，后来娶了英国共产党发言人和作家汤姆 · 杰克逊（Tom Jackson）的女儿薇薇安 · 乔伊斯（Vivien Joyce）。莫尔顿与杰克逊兴趣相投，两人经常交流政治见解。在杰克逊的影响下，莫尔顿着手写作历史著作。
为专心撰写《人民的英国史》，莫尔顿一家搬到肯特郡的一个城镇定居。在1937年底完稿后，莫尔顿和妻子又搬回萨福克郡的莱斯顿（Leiston）。他的妻子到夏山学校教书，莫尔顿也常为该校学生上课，尽管他不是学校的教员。莫尔顿积极投身党务活动，在1940年成为英国共产党分区委员会的全职组织者。同时，他开始酝酿《英国乌托邦》（The English Utopia）的写作。到1941年应召入伍时，他完成了三章。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莫尔顿在皇家炮兵部队服役，他利用空闲时间研究文学和历史，后来结集为《人类的语言》（Language of Men）在1946年出版。他还为《不列颠同盟》（British Ally）撰稿，这是英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出版的刊物。从部队复员后，莫尔顿返回莱斯顿，继续从事之前的活动。在战后第一次地方选举中，莫尔顿成功进入市议会，将更多精力投入地方事务。此后多年，他除了在《莱斯顿领导者》（Leiston Leader）发表一些作品外，没有其他著述。1950年，莫尔顿和妻子从莱斯顿搬到卡莱尔（Clare），在当地购置一座建于12世纪的教堂。这座教堂在宗教改革后才被改造成寓所，但对一个历史学家来说，这是最理想的工作之所。
定居卡莱尔后，莫尔顿积极投身英国共产党在东盎格利亚的政治活动的同时，同时撰写了大量的著作。1952年，他完成了《英国乌托邦》的写作。1956年，他与乔治 · 泰特（George Tate）合作完成《英国劳工运动（1770—1920年）》（The British Labour Movement, 1770—1920）一书，他负责撰写18世纪末到宪章运动的劳工运动史。之后，莫尔顿开始关注众多左翼宗教政治团体的形成及其历史，这些团体是在英国革命时期出现的，存续了一个多世纪。其中最广为人知的是喧嚣派（Ranters），尽管它有很多变种，但它们都主张用暴力推翻现有秩序，都支持反传统的行为。莫尔顿在1958年出版《永远的福音》（The Everlasting Gospel），对这些团体展开初步研究。他还发现17世纪激进宗教派别在萨福克郡活动的证据，为萨福克研究所主办的《学报》（Proceedings）撰写了两篇文章。他沿着这一主题继续研究，在1970年出版《喧嚣派的世界》（The World of the Ranters）。莫尔顿还对英国历史和文学中的一些片段和人物有专门研究，并写了一系列文章，这些文章以《不列颠的问题》（The Matter of Britain）为题在1966年结集出版。1963年，莫尔顿完成《英国社会主义》（Socialism in Britain）一书的撰写。此外，莫尔顿还为英国革命者编辑出版四本著作集，分别是1962年出版的《罗伯特 · 欧文的生平和观念》（The Life and Ideas of Robert Owen），1968和1973年出版的威廉 · 莫里斯的两卷本著作、平等派的著作选集《为自由而战》（Freedom in Arms）。莫尔顿最后出版的著作是他个人的《诗集》（Collected Poems），这也是他最珍视的著作。1987年10月23日，莫尔顿在卡莱尔的家中去世，他在遗嘱中要求将《诗集》同他陪葬。他的朋友们在他去世后纷纷撰写纪念文章，称他为“人民的史学家”，盛赞他生动地再现了英国人民的历史。
二
莫尔顿之所以获得“人民的史学家”的赞誉，是因为他的代表作《人民的英国史》。该书成书的20世纪30年代是英国“红色十年”时期，也是马克思主义在英国传播的第一个高潮期。在苏联科学家的影响下，以贝尔纳、李约瑟为代表的英国左翼科学家群体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莫尔顿作为非常活跃的英国共产党党员，意识到英国国内还没有历史学家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书写本国历史，而且他认为这样做是有重要意义的，正如他在1944年为《人民的英国史》第二版写的序言中所言，“除非我们知道我们曾经做过些什么，我们便不能正确地判断我们应该做些什么”。而且，发掘和占有英国过去的激进思潮是英国左翼学者在20世纪30年代转向“人民阵线”的过程中思虑良久的事情。莫尔顿率先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书写英国史，他所要做的并非原创性研究，而是重述英国历史中已知的事实，并不加粉饰地解释这些事实的“内在联系”。他希望这本书可以与自由派格林（J. R. Green）的《英国人民简史》和屈威廉（G. M. Trevelyan）的《英国史》一样受到大众欢迎。
在开始写作之前，莫尔顿有几个星期独自一人沿着古老的伊克尼尔德古道（Icknield Way）徒步，了解当地风土人情和整理思绪。然后，他很快就完成了开篇几章，继而陷入“卡壳”。莫尔顿认为症结在于他生活在伦敦，有太多使他分心的事情，特别是地方党务工作。所以他携带一些书籍和生活必需品，去他弟弟家居住，以专心著述。这本书最终在1937年底完成，从动笔到完成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1938年，左翼图书俱乐部旗下的维克多 · 格兰茨（Victor Gollancz）出版社将之公开出版。1945年，该书修订后经劳伦斯与威沙特（Lawrence & Wishart）出版发行。据出版商估算，该书在英国的发行量超过10万册，另有13个译本在其他国家发行。莫尔顿虽然没有获得过学术职位，但他的著作受众广泛，这是职业历史学家所无法比拟的。
《人民的英国史》扉页上引用威廉 · 莫里斯在《梦见约翰 · 鲍尔》中的一句话，即“如果不是为了变革之后的变革，变革有时反倒是一种灾难”。莫里斯是英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先驱之一，曾系统研究过马克思的《资本论》，认识到阶级斗争的意义。《梦见约翰 · 鲍尔》是一部以英国1381年农民起义为背景的中篇小说。莫里斯在书中描写了一名社会主义者做了一场梦，梦见自己生活在14世纪的英国，参加农民起义，对贵族进行战争。这名社会主义者和一位以牧师为职业的农民领袖约翰 · 鲍尔谈话。莫里斯在书中强调人民大众的起义终究会取得胜利，以此鼓舞工人阶级的斗志。莫尔顿援引莫里斯的话，不仅是对莫里斯的致敬，更是要突出人民大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并将之贯穿全书。
全书共有17章，依次是“部落与兵团”“封建主义的成长”“封建的英国”“封建主义的衰落”“中世纪的结束”“新君主制与资产阶级”“英国革命的起源”“英国革命”“共和政治与政治妥协”“辉格党的英国”“工业革命”“工业资本主义的胜利”“自由党的得势”“工人阶级的组织”“殖民扩张”“世界大战的起源”“世界大战”。莫尔顿在500余页的篇幅中勾勒了英国从新石器时代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历史进程，在书中将英国社会主义的发展看作英国人民渴望平等和公正的顶点。这个发展过程始于1381年农民战争，经过英国内战和平等派小册子，到工人阶级的崛起和工联主义，延伸至选举权和社会主义思想的出现，最后到革命性的工人运动的出现和像英国共产党这样的组织的建立。其中有三个重要的发展阶段，依次是中世纪的封建主义、17 世纪的英国革命、工业资本主义的胜利（涵盖工业革命、工人阶级的出现、英帝国的形成）。
在莫尔顿看来，随着部落组织的崩溃，到10世纪英国建立分郡组织和私人法庭，庄园所特有的奴隶化农民也成为常例，这些都是沿着封建主义的方向发展。诺曼征服使封建制度在英国完全确立。从诺曼征服到《大宪章》的一个半世纪中，是封建制度在英国最为完备的时期。英国的封建社会不仅有王室集权与地方分权的斗争，也有领主与农奴的斗争，还有王室、诸侯和教会的三角冲突。莫尔顿在谈到《大宪章》时，认为反约翰的运动在某种程度上是人民运动。13世纪英国的特征是封建社会的衰落和资本主义农业的生长，工资劳动者增多，商人作为国王与贵族斗争的副产物而崛起。面对地主的剥削，农民组织起来进行武装起义，以1381年农民起义为代表，这些起义使农民意识到本阶级的力量和共同利益。玫瑰战争完成了贵族统治阶级的自戕，约克派的最后胜利是经济最发达地区的胜利，为下一个世纪以资产阶级为后盾的都铎王朝打下了基础。
莫尔顿认为，随着地理大发现、呢绒业的发展和农业革命的推进，英国资产阶级打下了坚固基础，积累了充分资本。在政治上，新君主制的开创者亨利七世展现了奋力向前的资产阶级所有的美德和恶习；在都铎王朝的保护下，英国资产阶级欣欣向荣。在谈及英国对西班牙的斗争时，莫尔顿指出“这场战争与其说是一场民族战争，毋宁说是一个阶级对抗其国内外阶级敌人的斗争”。莫尔顿认为，英西战争是英国历史的转折点，因为到1588年英国击败无敌舰队为止，英国资产阶级一直在为生存而斗争，此后他们开始为政权而斗争。莫尔顿将之作为英国革命的第一幕。在分析英国革命的性质时，莫尔顿认为君主政体是封建制度的产物，包含着许多封建残余，因而不能将革命进行到底，这成为资产阶级革命的主要障碍。斯图亚特王朝对私有财产神圣信念的攻击，导致一场决定性的阶级斗争。莫尔顿断言：“内战是一场阶级斗争，是革命和进步的。”
经过工业革命和反对法国大革命的浪潮后，英国工业资产阶级在国内外的垄断地位得以巩固，而工人阶级却更加贫困。在莫尔顿看来，英国资产阶级在完成自己的革命后，已开始成为反动的阶级。工人阶级为改变他们的贫苦处境，纷纷起来斗争。在议会改革中未得到丝毫利益的工人们，开始从议会政治转向革命的工联主义，而当这件武器的局限性又暴露出来时，他们寻求在宪章运动中建立独立的工人阶级政党。宪章运动的失败，一部分原因是领导和策略上的失误，这反映了工人阶级是新兴的和不成熟的；另一部分原因是资产阶级在这一时期仍然是一个向前发展的上升的阶级。当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垄断成为帝国主义的主要特征。世界列强为重新瓜分世界，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引发世界危机。
莫尔顿对这些历史事件的分析，立足于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他多次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作家的论述。例如，莫尔顿在分析军事技术革命与社会结构的关系时，便引用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的论述，“火器一开始就是城市和以城市为依靠的新兴君主政体反对封建贵族的武器”。在论及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和1688年光荣革命时，莫尔顿引述马克思《资本论》中的相关内容。在第十二章第三节“工厂法”中，莫尔顿连续三次引用马克思的著作。此外，莫尔顿还引用马克思的《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和《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列宁的《国际社会党执行局会议》和《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等经典文献。莫尔顿较好地将马列经典著述与英国的历史结合起来，并没有因为引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而使全书充满抽象的理论概括。
莫尔顿在《人民的英国史》中展现了其强烈的现实关怀。在分析19世纪英国工人运动时，莫尔顿指出“自1381年大起义以来，无数次斗争中的英雄们，现在也堕入一种麻痹状态中……在今天，尤其是从1914年以来，在工业领域和政治领域里，出现了日渐觉醒的现象。如果说目前英国已结束了农民起义的漫长历史，这是因为农村的工人阶级已终止他们落后和孤立的处境，而加入到整个工人阶级的斗争中来了”。在论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引发世界危机时，莫尔顿认为“世界正处于比1914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更可怕的大战的阴影之下。如果大战发生，英国政府对于战争必须负重大的责任。甚至到了现在，如果英国人民，尤其是占人口绝大多数而在任何战争中受害最烈的英国工人，能够联合起来，有充分的力量迫使政府停止对于侵略者的鼓励，并且与法国和苏联共同为世界和平而奋斗，那末，要挽救战争的危险，还不嫌太晚。本书是在我们英国历史上一个最危急的时候写成的。在这时候，英国人民自己的命运和世界的命运，比以前更有赖于人民对事物能作正确的判断，并继之以正确的行动”。
莫尔顿的《人民的英国史》以其宏大的叙事、人民本位的史观和流畅的文笔为特征。莫尔顿坚守人民立场，将英国人民争取平等和自由的历史进程，以简明扼要、通俗流畅的语言讲述出来。莫尔顿在《人民的英国史》突出农民起义、工人运动对历史进程的推动作用，一改传统辉格史学专注政治精英的传统。例如，在谈及1381年农民起义时，莫尔顿提及“英国普通人民才懂得信任统治者的善意，是多么不明智的”。在解释肯特起义的性质时，莫尔顿认为它是中等阶级、商人、乡绅和约曼农反对大贵族暴政的一次真正的人民起义。莫尔顿将西班牙反对拿破仑的战争称为“人民的战争”，将工厂法视之为“工人阶级不屈不挠的运动争取而来的”。
人民是有阶级维度的，阶级斗争分析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重要方法，这在《人民的英国史》中得到集中体现。莫尔顿认为都铎王朝保护资产阶级（城市中的商人和乡村里的进步乡绅），而资产阶级对都铎王朝的支持也巩固了都铎王朝的统治。他在分析百年战争、英西战争、英国内战、拿破仑战争等历史事件时，均使用阶级斗争分析的方法。例如，他认为英西战争是一个阶级反对其国内外的阶级敌人的斗争，英国内战是阶级斗争。他指出，内阁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工业革命使英国从阶级冲突相对缓和的国家转变为多个阶级激烈对立的国家。当莫尔顿分析19世纪工人运动时，他更是频繁使用阶级斗争分析的方法。在莫尔顿的阶级斗争分析中，经济基础是具有基础性和决定性作用的。莫尔顿叙述了贸易与城市的发展所引发的封建主义的衰落，以及呢绒工业和农业革命对资产阶级发展壮大的重要意义。他还对工业革命中农业、交通运输业、纺织业的发展进行了详细论述，因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正是从工业革命中产生的。
三
《人民的英国史》出版后，克里斯托弗 · 希尔在《劳工月刊》撰文予以评介。此时的希尔已是英国共产党党员，在牛津大学任教。希尔从1935到1936年在莫斯科学习，得以了解苏联史学界的动态，并将苏联史学家的研究成果介绍给英国同行。莫斯科的学徒经历不仅奠定了希尔此后20余年学术研究的基础，也影响了他对历史进程的理解。在《人民的英国史》出版前的几个月，希尔在评介奥利弗 · 克伦威尔的传记时，认为内战时期的史学研究证明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正确的，他呼吁有更多的直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概念来研究英国历史的著作。《人民的英国史》无疑就是希尔所期望的那种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英国历史的著作。希尔在书评开篇说“英国史处在困境中”，因为无数专业研究者过于关注琐碎的细节，对他们的著作改变传统观念的作用缺乏认知；另有无数通俗作者沉迷于历史的轶闻趣事，鲜有能够调和专业者与公众之品味的人，能够运用他们的历史训练和判断在现代研究的视域中重估传统史学观念的价值。希尔指出，很多人已经得出结论，只有运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过去才能有满意的结果。他说，近年来史学研究揭露出来的一些细节已经证明辉格史学的谬论，正在使马克思主义的结论加诸一些不情愿接受的史学家之身。希尔断言：“未来的历史书写必定属于马克思主义者。”接着希尔指出，目前撰写一部马克思主义的英国史是充满危险的，因为极有可能的结果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太多而史实太少，这会让专业史家不以为然、置若罔闻。而莫尔顿的著作的最大胜利便是使专业史家不能嗤之以鼻。希尔认为这部著作达到了两个目的：一是对那些被教坏了以致厌恶历史和认为历史对当前紧迫的事情无关紧要的那些人而言，该书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导论；二是对那些已经意识到正统史学的书写存在缺点以及阶级和民族偏见的学生而言，该书将为他们提供新颖而有价值的观念。希尔认为这部著作生动、引人入胜、睿智、有活力、有洞察力，即使专业史家也可以从中获益良多。
希尔对《人民的英国史》的评价，代表了英国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基本态度。莫尔顿在《人民的英国史》中将人民作为历史的主体，坚持认为人民是推动历史前进的根本动力。这种“人民史观”贯穿于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中，孕育了“自下而上的历史学”研究方法，深刻影响了年轻一代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为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被誉为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孵化器”的英国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下文简称“历史学家小组”）的建立，目的便是为了修订莫尔顿的《人民的英国史》。在1946年6 月召开的历史学家小组的第一次会议上，道娜 · 托尔（Dona Torr）等人同意就《人民的英国史》的修订内容提供建议，希尔、埃里克 · 霍布斯鲍姆等人则同意为《人民的英国史》的每章制作参考书目。托尔、希尔、霍布斯鲍姆、罗德尼 · 希尔顿、贝伊尔 · 斯玛雷（Beryl Smalley）等人参加了修订莫尔顿著作的讨论。莫尔顿还担任历史学家小组的主席，他的《人民的英国史》影响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成长起来的一代左翼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回忆道：《 人民的英国史》是历史学家小组讨论和争论的中心，他盛赞莫尔顿完成的单卷本英国史无与伦比。希尔认为，《人民的英国史》为历史学家小组未来的工作提供了一个“大纲”，抛出了无数值得思考的问题，使这本书在可预见的未来无可代替。
《人民的英国史》关于17世纪英国革命、英国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论述成为历史学家小组的核心议题。不仅如此，莫尔顿还亲身参与历史学家小组关于英国革命的争论。1947年7 月5—6日历史学家小组下设的16、17世纪分组在马克思屋（Marx House）召开会议讨论绝对主义，莫尔顿出席了此次会议。与会者预计他会反对希尔的看法，因为他在《人民的英国史》中曾对都铎绝对主义有所论述。他认为都铎绝对主义是“与众不同的一个类型，是经过同意的绝对主义”。君主制是封建主义的产物，有很多封建残余，直至革命完成。莫尔顿指出内战是一场阶级斗争，是革命的和进步的。然而令与会者吃惊的是，莫尔顿表示他基本同意希尔的观点。他只是更加强调都铎君主制并不是纯粹的封建领主制。他指出，平衡本身也是一种运动的形式。封建主义既存在，也不存在。他也认为国王是最大的封建领主，但他又指出绝对主义国家是封建主义解体的一个阶段。因此，尽管国王是封建领主，但他发展了一些对封建主义不利的东西。1640年的事件是一个长期累积的结果。尽管莫尔顿支持希尔关于革命的观点，但他的主旨实际上与接下来发言的维克多 · 基尔南的观点类似。通过这些争论，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史学解释的影响力。
《人民的英国史》中的“人民史观”成为史学家小组的指导思想。时任史学家小组主席的希尔顿就指出，传统的历史书写中唯一重要的东西好像就是统治阶级的活动，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几乎无一例外地无视被剥削阶级在历史进程中的独立性和创造性作用，因此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要解放和公开英国普通人民辉煌而富有战斗性的过去。在研究方法上，希尔盛赞莫尔顿的《人民的英国史》在创建“自下而上的历史学”中的贡献，拉斐尔 · 萨缪尔也认为该书是对“反动的”从上看历史的一剂良药。莫尔顿对人民大众的关注，开“自下而上的历史学”之先河，成为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最为显著的标签之一。爱德华 · 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霍布斯鲍姆的《匪徒》和《非凡的小人物》等著作都是践行“自下而上的历史学”的典范之作。
莫尔顿的《人民的英国史》代表了20世纪30年代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水平。莫尔顿作为以记者为主业的非职业历史学家，也是那个时代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现状的一个缩影。正是在以莫尔顿为代表的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影响下，希尔、霍布斯鲍姆、汤普森夫妇、萨缪尔等年轻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才得以迅速成长起来。
编辑：王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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