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论 | 论《勒斋诺编年史》的“民族史”特色
作者简介
朱君杙，东北师范大学世界文明史研究中心副教授。
摘要
《勒斋诺编年史》是9、10世纪之交加洛林王朝晚期诞生的一部编年体史书。它的作者勒斋诺有为其本族法兰克人撰史的民族意识，表现为对法兰克人世俗政权和领袖的认同、推崇。但他没有彻底摆脱基督教会“世界主权论”的影响和束缚，也没有彻底摆脱基督教编年史世界普遍主义的影响和束缚。他的这部《勒斋诺编年史》属性复杂，呈现出一种介于“同时代民族史”与“基督教世界史”的过渡、混合形态。
关键词
勒斋诺 加洛林王朝 编年史
勒斋诺
《勒斋诺编年史》是9、10世纪之交由普鲁姆修道院的修道士勒斋诺撰写的一部编年体史书，它叙述了公元元年至90年法兰克人的历史。编年史是基督教史学的经典体裁形式，它无论在形式还是在内容方面都凝结了基督教普遍主义的世界史观，构筑了一种整体的世界史观。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为民族撰史的民族本位思想似乎并不是基督教编年史家们普遍的、根本的史学诉求。然而，《勒斋诺编年史》的作者勒斋诺却较为“另类”，他在序言中明确表明自己要效仿古典史家为本民族撰史的传统，使法兰克人像古代的希腊人、罗马人一样拥有一部民族史册。“希腊人和罗马人以及其他民族的历史学家们通过把他们时代的事迹书录传递下来，为我们所知晓，至于我们自己的时代，尽管它们距离现在更近，却是一种未曾打破的沉寂局面我无法忍受我们父辈和我们自己时代的历史因为完全未被触及而悄然逝去，于是尽我所能地克服困难记载些许的事迹…”勒斋诺在他的《勒斋诺编年史》中如何呈现自己为法兰克人撰史的诉求？笔者最初带着这一疑问，将西蒙·麦克莱恩翻译的《勒斋诺编年史》的英文译本翻译成中文。现将自己梳理、总结后得到能够体现该书“民族史”特色的论点整理成文，并对这一史学文本现象的成因及与基督教编年史普遍特征的关系稍加论述，以求教于方家。
01
加洛林帝国是全新的帝国
中世纪早期的某些编年史家深受基督教末日启示神学历史哲学——“四大帝国”理论的影响，认为人类历史将会经历亚述帝国、波斯帝国、马其顿帝国、罗马帝国四个阶段。加洛林帝国是罗马帝国的延续，属于第四大帝国中“罗马帝国”的阶段，因而他们努力构筑法兰克人与古代罗马人之间的神圣连结。法兰克人史作家为了强调法兰克人与罗马人之间固有的血缘关系，编造了法兰克人的“特洛伊人起源说”，而罗马人也同样起源于特洛伊人，这样一来法兰克人与罗马人就成为具有血缘关系的兄弟族群，而法兰克人统治的地域基本上与西罗马帝国在西欧部分的疆域相互重叠，构筑法兰克人与罗马人之间的神圣连结也就起到了巩固法兰克人对西欧地区统治的合法性的作用。有关法兰克人的“特洛伊人起源说”的第一部文本即是《弗利德伽编年史》第2卷，该卷就是在“特洛伊陷落之后的第三年，亦有人说是在特洛伊陷落八年之后，埃涅阿斯（Aeneas）统治了拉丁人，历时三年；这些拉丁人后来被称为罗马人”这段文字的前后开始其“法兰克人起源于特洛伊人”这一族源铺陈的。其中，最具文本价值的说法主要集中在第4、5、6、8这几节当中。《弗利德伽编年史》问世半个多世纪以后的另一部重要的法兰克人的史学著作《法兰克人史书》开篇的第1—4章对法兰克人的“特洛伊起源说”进行了追溯。《741年编年史》的佚名纂修者也是如此，在其笔下，法兰克人是特洛伊人的后裔，罗马人的兄弟。特洛伊城在被希腊联军攻陷之后，特洛伊人的英雄埃涅阿斯和弗里加斯（Frigas）各自逃亡埃涅阿斯逃至意大利半岛的台伯河畔并成为日后罗马人的祖先；弗里加斯则逃至东南欧繁衍生息，法兰克人是其众多后裔中的一支。在罗马皇帝瓦伦蒂尼安（Valentinian）统治时期，法兰克人逐渐向西方迁移并最终定居于莱茵河与多瑙河两河之间的地区。
中世纪早期的编年史家构筑法兰克人与犹太人一罗马人（包括拜占庭人）之间的连结，也是为了凸显犹太人一罗马人（包括拜占庭人）一法兰克人这一受上帝眷顾青睐的神圣族群的谱系《741年编年史》的佚名作者以及阿多、弗莱库尔夫都有一种“爱犹太”和“爱罗马”的情节，就是在他们撰写的编年史中着重突出古代犹太人和罗马人的历史，把犹太人和罗马人描写成深受上帝眷顾的“选民”，而法兰克人是继犹太人和罗马人之后又一个蒙受上帝眷顾的“选民”族群。这些编年史家们的史学观皆建立在人类历史是由上帝安排决定这一神本史观的基础之上，犹太人罗马人法兰克人先后成为上帝选定，实现其意志的“选民”族群。犹太人自摩西于西奈山受“十诫”后成为上帝的“选民”，之后因不信耶稣为“弥赛亚”而遭上帝厌弃，由“选民”沦为了“弃民”。罗马人包括中世纪的拜占庭人因信奉基督，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基督教帝国的臣民，而倍受上帝的眷顾，但法兰克人在西欧崛起后，上帝眷顾青睐的对象发生了转移——由拜占庭人转向法兰克人，拜占庭人因失去上帝的眷顾而在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的进攻下节节败退，疆土日削、国势日蹙。而法兰克人则在上帝的眷顾青睐下，于西欧大陆鲸呑诸国列邦列族，成为凌驾于各个族群之上的统治族群，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了政教结合，形成了加洛林帝国。
勒斋诺并不热衷于构筑法兰克人与犹太人和罗马人之间的神圣连结，他忽略了《旧约圣经》中作为基督教前事的古代犹太人的历史。而且勒斋诺拒绝将加洛林王朝的权力与古代晚期罗马帝国和拜占庭帝国的权力联系起来，拒绝以此种方式迎合当时在位的东法兰克君主，拒绝以此种方式为东法兰克君主的统治合法性寻求依据。勒斋诺在叙述法兰克人的国王克洛维接受洗礼的历史时，运用的史料是《法兰克人史书》但他破坏了《法兰克人史书》的原有结构，没有照抄照搬，没有抄袭《法兰克人史书》中有关法兰克人的“特洛伊人”起源说。在《勒斋诺编年史》中，罗马一拜占庭皇帝统治时期的年代序列与法兰克君王统治时期的年代序列之间并无断裂，但勒斋诺没有将加洛林王朝描绘成新的罗马帝国，他似乎更喜欢将加洛林帝国描绘成墨洛温王朝的直接继承者，也就是说，勒斋诺认为加洛林帝国的权力源自墨洛温王室，而不是罗马帝国抑或拜占庭帝国例如，勒斋诺对《法兰克人史书》所强调的克洛维权力来自拜占庭皇帝阿纳斯塔修斯（Anastasius）的史实竭力淡化，勒斋诺通过引述比德对阿纳斯塔修斯驾崩的描述（他由于支持优迪基乌［Eutychius］异端遭受雷劈身死）结束了这个条目，显然他意图掩盖阿纳斯塔修斯本人的身份。勒斋诺认为加洛林帝国的权力直接承袭自墨洛温王朝的统治者，而不是罗马一拜占庭帝国的皇帝，在《勒斋诺编年史》的某些年度词条中，他以墨洛温君王与加洛林王朝先祖相互搭配的记载方式表明二者之间的权力承袭关系。如546—571年的年度词条叙述了墨洛温国王达戈贝尔特与加洛林王朝先祖圣·阿尔努夫之间的教养关系；612—631年的年度词条又叙述了西吉贝尔特与丕平之间的教养关系；西蒙麦克莱恩认为这种相互搭配的记载方式凸显了加洛林—丕平家族在墨洛温王朝末年宫廷中的影响力，构拟了一种王朝延续的观念，从而掩盖了750年宫廷政变的事实。勒斋诺认为加洛林帝国的权力直接承袭自墨洛温王朝，而不是源自罗马帝国抑或拜占庭帝国，他认为加洛林帝国不是罗马帝国的延续而是一个新生的帝国。这种观点对当时流行的基督教末日启示神学的“四大帝国”理论构成了挑战，该理论强调加洛林帝国是罗马帝国的继续，属于人类历史的第四大帝国阶段—“罗马帝国”阶段。800年查理曼加冕导致加洛林帝国的诞生，引发了神学家、史学家们有关加洛林帝国与罗马帝国和拜占庭帝国究系何种关系的争论。维埃纳主教阿多信奉“罗马不灭论”的思想，在他的世界编年史中阐释了罗马帝统延续的线索，这条线索从奥古斯都一直延续至拜占庭皇帝，之后再延续至查理曼“这位有着法兰克蛮族血统的皇帝”。而勒斋诺认为加洛林帝国是一个不同于罗马帝国或拜占庭帝国的新帝国，这种认知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民族自信和民族意识的体现，法兰克人已不再需要顶着早已灭亡的老大帝国的名号，或是依靠编造与其他民族的血缘连结来维持自己在西欧大地的存在，可以名正言顺地公开宣示自己统治的合法性。
02
亲善墨洛温王室的政治倾向
在加洛林时代的历史著作中，墨洛温王室一直被大多数的史家以负面和否定的立场记述，这种否定墨洛温王室的记史倾向蕴含着荣耀加洛林家族的“尊王”目的，《弗利德伽编年史·续编》《查理大帝传》《王室法兰克年代记》《梅斯早期年代记》等皆属于此类作品，唯有《法兰克人史书》是倾向纽斯特里亚墨洛温王室的史作。这种史作政治倾向的分野反映了墨洛温王朝晚期、加洛林王朝早期因“改朝换代”而酿成的政治对立及由此形成的撰史政治诉求。上述史作的撰写者皆与加洛林王室宫廷保持着某种密切的政治从属关系，他们把撰史视作效忠加洛林王室的途径。而且他们生逢的时代距离墨洛温、加洛林王朝“改朝换代”的年代并不遥远，对墨洛温王室进行负面记述也确有彰显加洛林王室政治正确的现实宣传意义。然而，时过境迁，在勒斋诺生活的时代里，墨洛温与加洛林王朝“朝换代”的历史故事已经过去了150余年，早已成为无人问津的“陈年往事”，整个加洛林世界政治斗争的焦点早已不是加洛林、墨洛温家族之间“夺权”与“反夺权”的斗争，也不是“新登大宝”的加洛林王室如何巩固新生政权的问题。遍观当时的加洛林世界，曾经统一的加洛林帝国早已“一分为三”，而且基于三个加洛林家族执掌的王国之间的斗争以及婚姻继承等原因，加洛林世界进一步分裂碎化，曾经的中法兰克王国分裂为意大利、洛林吉亚、普罗旺斯等小王国，加洛林家族系统诸王之间的斗争是这一时期加洛林世界政治生活的主题。这时候，再对墨洛温王室做负面记述已经毫无现实的政治宣传意义，而且这种对墨洛温王室做负面记述的做法只能凸显法兰克人历史上的分裂和不团结。在勒斋诺生活的时代，法兰克人四分五裂，极不团结，其后果是维京人、马扎尔人等异族交相入侵，内部坞堡林立，封建领地不断碎化并割据自立的现象愈演愈烈，加洛林王朝已呈现末世的景象从勒斋诺对“胖子查理”皇帝的记述中可以看出勒斋诺似乎是倾向和支持加洛林世界团结和统一的。所以，他在记述墨洛温和加洛林两朝交替的历史的时候没有像《弗利德伽编年史·续编》《王室法兰克年代记》《查理大帝传》王室法兰克年代记》《梅斯早期年代记》的作者那样刻意凸显法兰克人内部的冲突和分裂，没有以负面的笔调描摹墨洛温王室，而是选择以收养继承的场景阐释墨洛温王室与加洛林王室之间的权力交接。诚如保罗·弗拉克里（Paul Fourace）所言：“勒斋诺尽管渴望显现加洛林王室统治的合法性，然而却并未通过毁谤墨洛温王室权力的方式予以实现，而此种叙述方式在之前的史书《早期梅斯年代记》和艾因哈德的《查理大帝传》中得到了运用。”不仅如此，他甚至还为墨洛温王朝的国王们文过饰非，如，517—537年法兰克人遭遇了一次军事失利，勒斋诺在述及此事时，有意修改了史料，把本应归咎于墨洛温国王奇尔德里克（Childebert）的指责巧妙地转移到拜占庭皇帝莫里斯（Maurice）的身上。他写道：“皇帝莫里斯派遣了一位使者前赴法兰克国王奇尔德里克处，告知这位国王，由于之前他没有把伦巴德人逐出意大利，所以现在应该完成这一任务。于是，奇尔德里克派遣了一支大军开赴意大利，但法兰克大军却遭到了严重的失败。”勒斋诺在述及这段历史的时候，参考了执事保罗的《伦巴德人史》，不过，执事保罗的记载却是奇尔德里克主动派遣使者告知皇帝莫里斯其发兵意大利的计划。西蒙·麦克莱恩认为勒斋诺这一改动的目的在于为墨洛温国王奇尔德里克推卸责任。在记叙希尔佩里克时，勒斋诺承认其妻子的合法性，以粉饰他颇受人质疑的私生活他为了抬高达格伯特的地位，在510—516年的年代记中调整了希尔佩里克克洛塔尔一世达格伯特的出场顺序，没有按照时间先后顺序记录希尔佩里克和克洛塔尔一世两位君王，而是率先记述达格伯特的诞生。
03
对于加洛林帝国统一的推崇和期待
勒斋诺生活在加洛林王朝的晚期，此时加洛林王朝的强盛期已经一去不返，帝国已然四分五裂，加洛林世界这种“今不如昔”的境况不能不触发史家的某种怀旧情感。例如，“秃头查理”时代的一位史家尼特哈德曾撰有《虔诚者路易及其诸子的纷争》一书，又名《历史四书》，对加洛林帝国的鼎盛时期——查理曼统治的时代无限眷恋，这种眷恋之情主要凭依这一事实：查理曼成功实现了对西欧绝大部分地区、人民的有效整合，成功实现了对原西罗马帝国欧洲部分绝大多数族群、政治势力、教会势力的整合。尼特哈德在描述查理曼龙驭宾天的境况时，曾以他身后的整个欧洲一片繁荣来形容这一历史事实，查理曼也正是凭借他的此种业绩而深受世人的敬畏及爱戴景仰。勒斋诺也怀有同样的情感，他在《勒斋诺编年史》中同样对查理曼大加称赞，称呼其为“伟大的查理曼”，他的权威达到了巅峰，不仅凌驾于法兰克人之上，而且也凌驾于其他各个民族和王国之上。自查理崩殂之后，运气发生了变化，他们以往祈求的在各个方面都具有的尘世上的荣耀开始流逝，正如在其上升期一样迅速…自843年《凡尔登条约》签订，加洛林帝国分裂后，在东法兰克国王“胖子查理”在位期间，这位多病无能的国王不费刀兵之力幸运地将多个分裂的加洛林同宗国家统合了起来。876年，“胖子查理”继承了从东法兰克王国分离出来的阿勒曼尼亚；他的兄长巴伐利亚的卡洛曼中风后，“胖子查理”又继承了意大利的领土；881年教皇约翰八世册封他为皇帝，次年他又继承了其兄弟年轻人路易的萨克森和巴伐利亚，实现了整个东法兰克王国的统一；884年，他的堂侄卡洛曼二世崩逝，胖子查理又幸运地继承了西法兰克王国，这是加洛林世界继843年分崩离析后的又一次统一。“胖子查理”虽然幸运地实现了再次统一加洛林世界的伟业，但他本人却庸懦、无能、不堪，不仅体型胖硕，身染多种疾患，时常饱受癫痫病的折磨，更严重的是他根本无力抵御维京人的入侵，在维京人袭扰的境况下束手无策，曾两次以赎金的形式与维京人媾和。然而，勒斋诺却对这位无能的庸懦之君称颂备至，他在《编年史》中称颂“胖子查理”为一位真正的基督教统治者：“他敬畏上帝并诚心遵守上帝的戒命。他专心地服从教会法、慷慨救济、不断祈祷并吟诵圣歌的曲调并不知疲倦地颂扬上帝…在某种程度上他懂得如何轻松、迅速并没有冲突或反对地控制法兰克人的各个王国。”勒斋诺称颂“胖子查理”的这段话属于过度赞誉，如果说“胖子查理”礼敬上帝，谨奉教会或许确有其事，但说他能够轻而易举地有效控制法兰克人诸王国则与历史的真实不符。
事实上，由于此前加洛林世界已分裂了数十年，各地区已然走上了独立发展的轨道，故而，“胖子查理”对于法兰克人诸王国的统治力很弱。“胖子查理”的统一大帝国只是一个徒有虚名的松散联合体，各地贵族自行其是，对于“胖子查理”的号令阳奉阴违。在西法兰克地区，由于“胖子查理”在抵御维京人入侵方面很不得力，他主张以缴纳贡金的方式向围攻巴黎的维京侵略者妥协求和，使得他的威望在西法兰克地区大为降低，而巴黎伯爵奥多因为卓有成效的防守而威望大增，他被巴黎军民拥戴为西法兰克王国的国王。在东法兰克和意大利，贵族们对“胖子查理”也很不满，他们在887年特雷布尔的会议上废黜了“胖子查理”并拥立他的侄子卡林西亚的阿尔努夫取代了他的帝位。对于这一历史事实，勒斋诺不可能不知晓，他在《勒斋诺编年史》887年的年代记中记载了卡林西亚的阿尔努夫废黜“胖子查理”的史实。由此可见，勒斋诺对于“胖子查理”统治能力的称颂并不是对其真实能力的认可，而是对于帝国统一事实的推崇和期待：即使“胖子查理”并非依靠自己的能力，而是凭借侥幸实现的统一也是值得称颂的。勒斋诺在记叙“胖子查理”的大帝国分裂的原因时借用的是古典式的叙述形式，他借用了古典史作家查士丁《罗马史概要》描述亚历山大帝国分裂原因的记述语句，即“因众人同等的血统、权威和权力，无人拥有高人一等的身份而服众，故而帝国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分裂”。或许，“胖子查理”帝国分裂的原因与亚历山大帝国分裂的原因有着些许的相同之处，但“胖子查理”及其帝国与亚历山大及其帝国无论在皇帝的能力、历史声誉还是帝国的强盛程度、历史影响力等诸多方面都无法相提并论，勒斋诺借用描述后者的语言记述前者，实有过度赞誉前者之嫌。这种过度赞誉是他对法兰克人民族情感的流露，因而称颂它的统治者及其帝国。
04
法兰克君主不逊于拜占庭皇帝的地位
476年之后，地中海世界的政治版图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原西罗马帝国境内出现了一系列由日耳曼人军事首领实际统治的蛮族王国，拜占庭皇帝有效统治的区域仅限于东部地中海世界。但由于拜占庭帝国在历史文化传统方面与罗马帝国之间的连结，拜占庭皇帝在日耳曼蛮族国王的意识中仍具有较高的地位，他们对于拜占庭皇帝赐予的“贵族“执政官”的头衔欢欣不已，将其视为自己统治合法性的源泉。最为典型的一例是拜占庭皇帝阿纳斯塔修斯赐予克洛维“执政官”的头衔。勒斋诺在他的《勒斋诺编年史》中隐匿、淡化了这一历史事实，如他在记述法兰克人的首任国王克洛维的历史时，引用的材料是格雷戈里的《法兰克人史》，对于《法兰克人史》所载的各个信息点——如克洛维杀死西阿格里乌斯，驱逐贡多巴德，使阿勒曼尼人臣服，在兰斯接受圣雷米洗礼等皆据实收录，唯独回避了克洛维曾接受阿纳斯塔修斯赐予其“执政官”头衔一事。勒斋诺这种处理史料的方法是在有意回避克洛维曾经名义上“臣属”拜占庭皇帝的事实。同样的事例还有法兰克国王希尔佩里克对受赏于拜占庭皇帝的炫耀。据格雷戈里的《法兰克人史》的记载，希尔佩里克国王曾非常自豪地向他展示拜占庭皇帝赠予的礼物，包括金箔、马车和御者。①但在勒斋诺的叙述中，希尔佩里克获得拜占庭皇帝提贝里乌斯·君士坦丁的礼物并不是一种上级对于下级的赐予，而是两国之间正常的外交往还，是希尔佩里克率先向拜占庭皇帝提贝里乌斯·君士坦丁派遣了使节，随后他收到了这些礼物。勒斋诺也并未记叙希尔佩里克对于收获这些礼物秉持何种态度。
勒斋诺在记叙查理曼时代的历史时，直接抄录的史料是《王室法兰克年代记》，他从753年“矮子丕平”进军罗马一直抄录至814年1月，除了勒斋诺对于799年巴伐利亚的杰罗德身亡的叙述，其间并无明显的插入语或修改。查理曼统治期间曾于800年由罗马教皇利奥三世加冕为“罗马人的皇帝”，此举是对拜占庭帝国作为罗马帝国政治文化传统继承者这一固有地位的一种挑战，因而遭到了拜占庭皇帝的不满，法兰克与拜占庭之间爆发了战争，随后展开了和平谈判。查理曼将征服的威尼斯、伊斯特里亚、克罗地亚和达尔马提亚等地归还给拜占庭，以换取拜占庭皇帝对其皇帝头衔的承认。据兰克等学者的考证，《王室法兰克年代记》是一部官修性质的史册，可能是由加洛林王室祈祷堂中的王家教士纂修的，其立场是倾向加洛林王室的，纂修目的也是为了荣耀加洛林家族。在记叙812年拜占庭皇帝米凯尔与查理曼缔结和约的事迹时，勒斋诺将拜占庭人“矮化”，称之为“希腊人”勒斋诺在记叙查理曼时代的历史时，基本上原封不动地抄录《王室法兰克年代记》的内容，表明他对于加洛林王室的立场和情感与《王室法兰克年代记》纂修者的立场和情感相同。
05
《勒斋诺编年史》不是纯粹的民族史
勒斋诺在序言中表达了自己为法兰克民族撰史的诉求，在内容上他的《编年史》也呈现出民族史的特色，那么，可否就此将《勒斋诺编年史》视为一部记述法兰克人的民族史著呢？这首先涉及中世纪早期西欧族群的概念。中世纪早期的西欧族群的内涵、外延自然不同于以四种特征（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血缘、共同心理素质）为基础的近现代民族。至于中世纪早期西欧的族群概念在多大程度上与近现代民族的概念相贴切，二者有何差异？这不仅需要史学家的研究，而且还需要人类学和民族学家的共同努力，才能完全弄清楚。至于作为勒斋诺撰史诉求的民族情感对象法兰克人，从历史发展的轨迹来看，它是一个因政治兴衰而聚散兴亡的族群共同体，相比其他各支日耳曼族群，法兰克人进入卢瓦尔河以北的罗马一高卢地区的时间相对较晚，但他们后来居上，征服了罗马高卢人和其他日耳曼族系的各支族群，成为当地的统治族群，并较为成功地将他们融合成统一的新族群“法兰克人”。506年，法兰克人征服了阿勒曼尼人的土地，534年兼并了勃艮第，536年东哥特王国将普罗旺斯割让给了法兰克人。在查理曼时代，卢瓦尔河以北的罗马一高卢地区已然成了加洛林帝国的腹心地带，而当地的居民被统称为“法兰克人”。当然，族群的融合是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最初的法兰克人分为萨利安法兰克人和里普阿尔法兰克人，他们后与罗马一高卢人和其他日耳曼族群融合，“法兰克人”这一词汇包含和指向的外延范围不断扩大。在墨洛温时代，“法兰克人”一词尚且并不包含所有生活在卢瓦尔河以北直至莱茵河的人群，如《法兰克人史书》所载“法兰克人”专指纽斯特里亚人，并不包含与之对峙的奥斯达拉西亚人。及至加洛林王朝初年，这一词汇包含和指向的外延范围扩大了，《弗利德伽编年史·续编》后半部分中的“法兰克人”是指生活在整个法兰克王国的族群，其地域范围是从卢瓦尔河直至莱茵河。在查理曼统治的早期，法兰克人或许还仅仅指代法兰西亚地区的法兰克族群，不过，随着查理曼对周边民族的征服和同化，萨克森人、巴伐利亚人、阿勒曼尼人、勃艮第人、威尔兹人等族群在虔诚者路易统治时期已与法兰克人一样被认同为帝国臣民。如《王室法兰克年代记》823年的年代记所载：“5月，在同一地点（指法兰克福——笔者注）召开了一次大会，与会者不仅有法兰西亚的所有贵族而且还有东法兰西亚、萨克森、巴伐利亚、阿勒曼尼亚和邻近勃艮第和莱茵兰等各个地区的贵族，威尔兹人的两位王公兄弟因国事争吵，前来朝觐，恭请圣裁，此外尚有许多蛮族使节…这条年代记表明当时威尔兹人属于帝国的附庸，而萨克森人、巴伐利亚人、阿勒曼尼亚人和勃艮第人已被认同为法兰克帝国的臣民，故不再忝列蛮族行列了。然而，随着843年加洛林帝国的分裂，西法兰克王国、东法兰克王国和中法兰克王国三个加洛林家系统治的王国由于长期分离，逐渐整合自身的族群及其语言文化特征，向新生的独立族群——封建时代的法兰西人、德意志人和意大利人转化。据尼特哈德《历史四书》的记载，842年，日耳曼路易与“秃头查理”在斯特拉斯堡结盟反对他们的兄长罗退尔，缔结了《斯特拉斯堡誓言》，分别用条顿语（最初的德语）和罗曼语（最初的法语）写成。也就是说，法兰克民族的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因为该民族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解体了。勒斋诺恰好处于这一时期，这样他比之前的史家拥有时间优势，能够较为完整地记述法兰克人兴衰的全部过程；但由于法兰克人因政治兴衰而聚散兴亡，这一族群共同体是一个政治体，是某一政权控制下的一些人，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民族概念，所以勒斋诺对于法兰克人的民族情感更多地以认同、推崇统治法兰克人的政治实体的方式表现出来。
尽管《勒斋诺编年史》因其作者勒斋诺有为法兰克人撰史的诉求而具有了一定的民族史的特色，但从其文本内容和形式来看，它并不是一部纯粹的民族史。第一，《勒斋诺编年史》在为法兰克人撰史的同时，又对罗马教皇及其教廷抱有一定的认同和情感，而罗马教皇及其教廷所宣扬的“教皇至上”、基督教会“世界主权论”恰好是中世纪晚期、近代早期西欧民族独立国家形成的障碍。所以，勒斋诺对于法兰克民族的情感和他对于罗马教皇的情感交织在一起，融入一本史册中，导致《勒斋诺编年史》属性的复杂性。正如西蒙·麦克莱恩所言：“将《勒斋诺编年史》的一个侧面拿出来作为其唯一的特征是荒谬的：《勒斋诺编年史》属于世界性史著还是民族性史著，宗教性史著还是世俗性史著，古代史著还是同时代史著的争论使读者如坠雾里，因为所有这些定性都有其合理的一面，都能从《勒斋诺编年史》中找到证据。”勒斋诺生逢加洛林王朝晚期，随着加洛林帝国的内战和分裂，原本遭受皇权压制的教皇权威开始抬头，格雷戈里四世、塞尔吉乌斯二世、利奥四世、本尼迪克特三世、尼古拉斯一世等历代教皇均积极插手世俗事务，希望成为整个基督教世界的最高主宰。历史学家皮埃尔·里歇把尼古拉斯一世称为中世纪第一位实行“神权统治”的教皇。勒斋诺也受到了教皇势力抬头这一时代的政治趋向的影响，在他的编年史中表达了对罗马教皇的推崇，他在842年的年代记中提及“罗马城被所有的神圣教会尊崇，享有某种特殊的地位是因为它是使徒彼得和保罗的宗座所在地，以前它之所以被称为‘万城之母’是因为其名字罗马的不可磨灭的影响力”。他在868年的年代记中又对教皇尼古拉斯一世大加称颂，在为他作的讣告中，勒斋诺写道：“他驾驭众王，行使凌驾于他们之上的权威，仿佛他是尘世的主人。”勒斋诺同时还流露出世俗权力有限，世俗统治者应尊崇教皇的观念，他在“263—294年”的年代记中记载了罗马教皇希尔维斯特召集众主教（318位），召开了325年的尼西亚会议，而历史的真实是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大帝是此次宗教会议的召集者。勒斋诺对于罗退尔二世离婚风波的记述，也体现了他本人有关世俗统治者应尊崇教皇的观念。
第二，《勒斋诺编年史》的体裁形式也没有摆脱基督教世界史的影响和束缚，勒斋诺将《编年史》分为上下两卷：上卷从公元元年起笔一直叙述至741年法兰克宫相查理·马特之死，标题为“基督道成肉身后的历史”（On the times of the Lord's incarnation）；下卷从法兰克宫相查理·马特之死一直叙述至906年，标题为“法兰克历代国王的事迹”（On the deeds of the kings of the Franks）。多萝西娅·冯·登·布林肯（Dorothea von den Brincken）曾将3至10世纪基督教世界修撰的32部翔实的“世界编年史”全部列入表格，进行统计，结果除了两部之外，其余的都是从创世纪开始记叙历史。这种体裁形式虽然比那些从上帝创世开始写起的基督教编年史更为注重同时代的历史，也就是说，它省略了《旧约圣经中的那些古代的神圣历史，叙述的起点距离作者的同时代更近，但依然包含了许多与法兰克人无关的早期基督教会和罗马帝国的历史。勒斋诺在序言中明确表明他是法兰克人的历史学家。因此《勒斋诺编年史》叙述法兰克人的内容占有压倒性的篇幅，但与此同时勒斋诺仍然信奉古斯丁倡言的“人类历史是世界各民族皈依基督教会的过程”的理念，简要记叙了许许多多其他民族的历史，尤其是它们皈依基督教会的历史，如不列颠人（546—571年）和波斯人（572—574年）皈依基督教会，基督教得以向外扩展势力的历史。
第三，勒斋诺对于法兰克人的民族情感更多地以认同、推崇统治法兰克人的政治实体的方式表现出来，但通览《勒斋诺编年史》全书，我们可以发现，对于法兰克人世俗政权和领袖的情感并非勒斋诺本人唯一的情感维度。作为一位修道士，勒斋诺修行的普鲁姆修道院有着十分浓厚的崇敬教会圣徒的文化心理，844年普鲁姆修道院曾经将圣城罗马城的遗迹迎奉至该院，自此之后，普鲁姆修道院被打上了深深的“罗马印记。在这样的氛围下修行，勒斋诺不可能不受其影响，他的《勒斋诺编年史》上卷在记述罗马帝国迫害基督教会的历史时，在每则年代记中都罗列了教会殉道者的名录，而罗马教会的殉道者则位于殉道者名录之首，以体现罗马教会乃诸教会之首的特殊地位。而且，勒斋诺的道德价值观是基督教式的，而非世俗式的。尽管他秉持着为法兰克人写史的民族情感，但对于法兰克人的统治者，他也不是不加区分地一味赞美。如对墨洛温国王查理伯特、洛林吉亚国王罗退尔二世的痛加谴责，他所秉持的是加洛林王朝晚期业已被人们奉为道德圭臬的基督教婚姻道德观念，无法容忍君王的乱性丑闻。他的这部《勒斋诺编年史》是献给东法兰克王国的幼王孩童路易的教父阿代尔贝罗的，以备阿代尔贝罗教育君王之用，出于道德训诫的目的，它充斥着基督教的道德观念和价值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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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勒斋诺编年史》是一部属性复杂的编年史，任何对其属性的片面论断都可能导致对其所记载历史的错误理解。勒斋诺本人有为本民族法兰克人撰写历史的诉求，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本人不可能彻底摆脱基督教会“世界主权论”的影响和束缚，像近现代的史家那样具有完全的民族意识。更何况他所撰史的主体民族对象法兰克人，其民族概念的内涵、外延也有别于近现代的民族概念，且处于分解为更小民族的历史过程中。勒斋诺也没有彻底摆脱基督教编年史世界普遍主义的影响和束缚，尽管他在《勒斋诺编年史》中尝试做出某些改变，但这种改变很不彻底使《勒斋诺编年史》呈现出一种介于“同时代民族史”与“基督教世界史”的过渡、混合形态。通过《勒斋诺编年史》属性和民族史特色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中世纪西欧史学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在基督教世界普遍主义的形式束缚下可能夹杂着作者些许的民族意识，任何对其性质的片面性结论都是武断的。
|本文刊于《世界历史评论》2020年冬季号，作者朱君杙，东北师范大学世界文明史研究中心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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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严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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