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论 | 吉辰：《明治二十七八年日清战史》编纂问题再考

吉辰，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珠海]助理教授。《明治二十七八年日清战史》编纂问题再考
摘要：日本军方于1896年起决定编纂官方的甲午战史。由于统合陆海军的计划失败，参谋本部独自编纂《明治二十七八年日清战史》作为陆军的官修甲午战史。编纂工作以参谋本部编纂部（后为第四部）为主体，亦有部外人员参与，投入力度相当大。1903年起，编纂方针发生了很大改变，主要包括美化日方的开战、避免针对日军行动的军事学术评判以及削减篇幅。对福岛县立图书馆佐藤文库藏《战史》草案的史料学分析能够印证这样的转变。《战史》对以后日本官修战史的编纂影响深远，乃至在战后编纂的《战史丛书》中亦可看出这样的传承。

关键词：《明治二十七八年日清战史》　《明治二十七八年日清战史》草案　日本官修战史　战史编纂

作为日军参谋本部编纂的官方战史，1904—1907年间出版的《明治二十七八年日清战史》（以下简称《战史》）问世百余年来一直是甲午战争史研究的基本史料。相对于该书的重要地位与引用频率，相关研究起步较晚，数量也不甚多。以笔者所见，原田敬一先生最早对《战史》做了专门的史料解题工作，但大多篇幅用于挖掘作者甚感兴趣的军夫问题的相关记载，整体性的论述则尚嫌简单。中塚明先生率先梳理了《战史》的编纂过程，尤其是运用了以往鲜为人知的福岛县立图书馆佐藤文库藏《战史》草案，指出草案与正式版本之间存在重要区别，做出了里程碑式的贡献。同时也需要说明，这一研究的着眼点在于重新检讨关于日军出兵朝鲜的历史书写，因此作者对《战史》的编纂问题并非全力倾注，也因文献不足征而遗留了若干问题。五十岚宪一郎先生发现了有关《战史》编纂方针的参谋本部部长会议记录，并撰写史料解题，将中塚先生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塚本隆彦先生在近代军事史的脉络下整理了旧日本陆军的战史编纂历程，视野相当开阔，其中对《战史》亦有若干着墨，不过没有运用前述草案。至于国内学界的研究，目前尚付阙如。

综上所述，日本学界对《战史》的研究虽不甚多，但已达到很高的水准。不过，仍然存在不少有待进一步补充与细化的空间。本文拟在先行研究的基础上，利用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藏档案、福岛县立图书馆藏《战史》草案等史料，从史学史（编纂的过程）与史料学（文本的比对）两个角度对《战史》的编纂进行再研究，以便进一步了解这部战史，进而梳理日本军方官修战史编纂的源流。

一、 机构、人员、经费与运作

日本军方决定编纂甲午战史，至迟是1896年初的事情。根据前述中塚、塚本两氏论文均已引用的《参谋本部历史草案》可知，当年2月18日，参谋总长彰仁亲王致函陆军大臣大山岩，提交了一份《临时战史编纂部官制》，表示“若无异议，请与海军大臣商议之后仰请（天皇）裁断”。这一文件规定，临时战史编纂部应在参谋总长监督下从事甲午战史的编纂，成员包括部长与副部长各1人、事务官15人、书记10人。其中，长官由陆海军将官、大佐担任，事务官由陆海军佐、尉官担任，并可任用陆海军“编修”（属于文职军人）。也就是说，参谋本部准备统合陆海军人员编纂甲午战史。这一设想并未实现，原因一般认为在于陆海军之间长期存在的门户之见。结果，陆海军分别独立编纂了自己的甲午战史，陆军方面的成果即《战史》，海军方面则由军令部编纂了《二十七八年海战史》（东京：春阳堂，1905年）与《极秘：明治二十七八年海战史》（未公开出版）。

随即，参谋本部于同年5月9日改组，由原先的二局一课扩编为六部。其中，编纂课改为编纂部（1899年10月又改为第四部），掌管“战史、内外兵要地志及政志、翻译”。陆军甲午战史的编纂，即由这一部门负责。该部成立时，成员除部长外有部员11人，其中8人为佐、尉官，3人为编修。 

当然，该部的人员未必全都参与《战史》编纂，而编纂也并不限于该部人员。中塚先生注意到，1900年4月25日寺内正毅担任参谋次长后，同年11月7日修订的参谋本部编制表做出了“为编纂新战史，除编制人数外，可增加若干部员、暂借人员和军官，以及高等文官和判任官等”的规定。联系到部分《战史》草案封面亦有禁止“非新战史委员”查阅的字样，他推测寺内上任之后委派了“新战史委员”从事甲午战史编纂。不过，事实似乎并非如此。因为早在寺内上台的几年前，参谋本部的公文里就已经出现了“新战史”的名目。笔者揣测，所谓“新”战史，是相对于陆军此前编纂的《日本战史》系列而言的。从1889年起，参谋本部开始以“日本战史编纂委员撰”（委员长为参谋次长川上操六）的名义陆续编纂《日本战史》。这一系列战史皆为中世日本历史，其编纂条件与甲午战史有很大不同，如不需要近代军事知识、不涉及保密问题等。另外还需要说明的是，编纂部（第四部）外人员参与《战史》编纂并非始于1900年11月之后，而是从工作开始之初便是如此。如在1896年10月，参谋本部致函陆军省，表示编纂部外另有四名军官从事甲午战史编纂，因此申请相关开支。

也就是说，《战史》的编纂以参谋本部编纂部（第四部）人员为主，亦有部外人员参与。这些参与《战史》编纂的人员，应当就是所谓“新战史委员”。另外可以知道的是，参谋本部当时还设立了不在编制表内的“日清战史编纂室”，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现存的不少甲午战史编纂资料上钤有这一印章。这个编纂室可能是与新战史委员相表里的虚体机构。试举一例：1902年初，新战史委员之一的中西副松大尉（在参谋本部任职多年）曾致函邀请友人福岛泰藏大尉（时任步兵第31联队中队长）前来“战史室”工作，表示“本部之工作虽不如何有趣，然窃以为于如君一般爱学问、好执笔之人则为相宜。恰好如今正在寻找适当人选，是以请尽快见示是否有意”。此函揭示了当时战史编纂工作缺乏人手并向部外物色人选的情形。

在《战史》编纂的前期，其核心人物是1896—1901年间担任参谋本部编纂部长、第四部长的东条英教（东条英机之父）。其人是被称为“论客”“健笔”的书生型军人，对战史极有兴趣，甚至在退役后仍继续从事日俄战史研究。正因如此，他在寺内就任参谋次长后由于坚持自己的战史编纂方针，不肯减小规模，而与这名上司大起争执。东条于1901年5月晋升少将，改任步兵第8旅团长，被认为是明升暗降式的放逐。
《日清海战史》
（春阳堂，1905年）

参与编纂的文职人员亦值得注意。如前所述，《临时战史编纂部官制》中已规定编纂工作可任用编修，而参谋本部编纂部成立时亦有三名编修。其中，巽来治郎应当是对编纂工作参与最深的一人。其人于1896年10月至1900年9月间担任陆军编修。离职之后，他利用编纂《战史》期间接触到的材料，写成《日清战役外交史》（东京：东京专门学校，1902年）一书，是为日本第一部甲午战争外交史著作。该书出版不到两周，参谋本部立即以泄露机密为由将巽氏与该书发行者高田早苗（东京专门学校出版部长）一同诉诸法庭。为此，参谋本部还调查了曾与巽氏一同工作的数名“笔生”（抄写员）。他们的证词，也有助于我们了解编纂工作的情态：这些笔生跟随巽氏在其私宅工作，并在巽宅、参谋本部与东条英教私宅之间往来传送文件。可见，由于在自宅工作，巽氏很容易自行抄录机密材料。另外，巽氏还以《战史》调查工作的名义采访了副岛种臣、胜海舟、井上馨、大隈重信、品川弥二郎、榎本武扬、大鸟圭介等高官与名流。其中，除大鸟在开战时任驻朝鲜公使外，其他人物与战争本身的关系并不大（除榎本为未任军职的海军中将外，没有一名军人），但对他们的访问有助于了解日本政府的外交政策。看来，巽氏似乎早就有“假公济私”地借参与《战史》编纂之机自撰甲午战争外交史的意图。

对于《战史》编纂工作，参谋本部原本的估计是从1896年度开始用五年时间完成，并表示有可能延期，陆军省则表示最多延期两年。前文已述，《战史》于1904年开始出版，1907年出齐。可见，其延期情况大大超出了预计。至于经费预算，原定为30余万日元，六年平均分配，每年50 831元。以1901年度为例，这笔费用约占当年陆军总预算（50 120 511日元）的1‰。

对《战史》编纂经费的了解，也有助于我们掌握其工作情况。1899年底，由于年度经费的盈余没有按规定归入国库，相关人员遭到问责。为此，一名参谋本部会计军官向参谋本部总务部长提交了一份《理由书》。其中首先表示，《战史》编纂工作涉及“材料之搜集、实地之考察、地图之制作、实地地形之摄影、参考书之翻译”等方面，因此持续甚久。接下来指出，在1897、1898两年度中主要进行搜集材料、实地考察等工作，而编纂尚未完成，印刷尚未开始，因此经费有所富余。但在进入书籍与地图的印刷阶段以后，开支又将大增，为此不得不留存盈余经费。由此可见，在《战史》编纂的头两年中，工作主要是搜集材料与实地考察，这样强大的力度，使得《战史》的材料极为丰富（详见下文）。

   二、 编纂方针的变化：

对一件参谋本部文件的解读

《战史》是在怎样的方针指导下编纂的？中塚先生对此进行了初步研究。他根据在福岛县立图书馆佐藤文库发现的《日俄战史编纂提纲》（即参谋本部所编《明治二十七八年日俄战史》的编纂提纲，1906年制订），反推《战史》的编纂方针。这一提纲共八条，涵盖了编纂的目的、流程、叙事原则、史料来源等方面。于是，中塚先生一方面按照常理推测，“估计在编纂《日清战史》的时候，大概有一个近似《日俄战史编纂提纲》的规定”；另一方面根据《战史》草稿签条上的批注，指出《战史》存在一个规定“只限于叙述事实”的“编纂规约”。不过，鉴于没有发现“规约”本身，中塚先生也不无遗憾地表示这是一个遗留问题。

对于这一问题，前述五十岚先生找到了答案。他在防卫研究所藏参谋本部部长会议记录中发现一份题为《关于呈送日清战史第一、第二编向部长会议进言》（以下简称《进言》）的文件，恰好直击问题的核心。这份文件是在1903年7月1日召开的部长会议上由第四部长大岛健一提交的，五十岚先生已将其整理发表，笔者也找到了原件，在此将其译为中文： 一、 既成之第一种草案，于事实真相不惮直笔，以供作陆军用兵家之研究资料，兼令缺乏军事素养、不通东洋地形情状之人多加了解战争经过。 二、 因前项之主旨，叙战争原因之时，则云军衙夙以兵力解决事件，内阁刻意立于被动地位，尽量不显锋芒，常令军衙从事机先之措置，开战之初令我军之行动蒙受极大不利。举例言之，若夫详叙兵围汉城、威吓韩廷之颠末，以为不磨之快事；记我军郑重进攻牙山空庐之事迹，暗叙用兵之杂乱；述釜山登陆及进军计划之动摇，窃讽出征将帅之无谋，诸如此类之事，固然多少堪作后车之戒，然内阁与大本营皆为齐奉睿旨、折冲樽俎以副圣意之机关，而起初诉之干矛，又叙开战前内部之异见，则令人质疑元首统一文武之大权，尤有与宣战诏敕相矛盾之嫌。批评未得其他结果之行动、不曾付诸实行之计划，亦无从实际证明，得出正否利害之结果，不过徒然令记事冗长而已。三、 对于改纂战史，所见成果当将发端如此示之：我政府始终和平处事，而清廷不顾我国利权，不惜干矛染血以达其非望；彼先对我显露抗敌之行为，而我遂不得不有以应之。行动应尽力省略之，且应以作战及关系直接作战之事迹为主，至于给养、补给、运输、通信等详情，应分各部门附说于战史之末尾。四、 倘若揭载战时编制表，一一载明电报、训令、命令、军队编制、判断决心等（既成部分有严格规定，几乎皆载全文），有素养之军人多不堪其繁，而无素养之读者亦无多少知晓之必要。是故本史中兵力以战术单位计算，应用兵处置之必要以达举其要领之程度足矣。五、 本史中称朝鲜或朝鲜政府为韩或韩廷，称支那为清、清国政府或清廷。此一二处因行文之便，彼此参差用之。其他用语，悉从我国译文历史记述之体裁。六、 第一种战史，迄至军士斥候一一载其官职姓名，而本史为记述简单（为求前后照应）起见，虽有特异之行为，小部队长之姓名、人员等亦予省略。                 七、 海军之行动应让与将来海军省出版之海战史，本史只摘记其概要，以明与本史记事之关系而止。关于海军之事项，目下已向军令部之当事者出示，询其考量。八、 印刷册数据泽木大尉之计算。此部卷首不可不附序文、绪言、凡例、目次等，而凡例、总目次等非待全书编纂完毕之后不能完成，是以仍印刷此两编而保存之，成书则期以他日。

鉴于五十岚先生只为《进言》写作了简短的解题而未详析内容，在此有必要将其中最重要的几条内容略做解读。由前述第一条可见，此前完成的《战史》草案的叙事理念是“直笔”书写战争的原貌。如前所述，这样的理念应当是在东条英教主持下确立的。第二条则体现了大岛等人对这一理念的质疑：由于这样的“直笔”，草案暴露了不少官方不愿坦承的事实，譬如，“兵围汉城、威吓韩廷”，指日军在正式宣战前已经占领朝鲜王宫，控制国王，这显然与明治天皇宣战诏书所标榜的日本帮助朝鲜独立的形象相悖，即所谓“有与宣战诏敕相矛盾之嫌”。在这一方面，前文提及的《日俄战史编纂提纲》的附件《日俄战史史稿审查注意事项》有专门规定：“不可叙述违反国际法或可能对外交产生影响的事项。”

又如，“郑重进攻牙山空庐”指日军混成旅团大举进攻朝鲜牙山清军时，尚不知其主力已经转移，表现出该部用兵缺乏充分侦察。“釜山登陆及进军计划之动摇”则应指第五师团进行第三次船运时，由于担心北洋海军进行拦截未在靠近战区的仁川登陆，而是选择了较为安全的釜山。事实证明，日军过高估计了北洋海军的威胁。对此，前述《注意事项》亦有规定：“不叙述有关军队或个人的怯懦或失策的事项。”（理由在于“可能降低民众对我军的评价，有害于日后的教育”。）

另外，今天的研究者对开战前日本政府、军方之间存在的意见分歧已然相当清楚（即所谓“开战前内部之异见”），但当时的官方绝不会承认这种情形。尤其是《战史》草案显示出“军衙夙以兵力解决事件，内阁故而立于被动地位”，即军方在开战问题上较政府更加激进，这是双方都无法接受的。
《昂贵的和平：中日马关议和研究》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

至于第二条末尾一句，语句较为暧昧模糊。所谓“批评未得其他结果之行动、不曾付诸实行之计划”，应指《战史》草案从战略战术角度对日军行动提出的批评，前者针对徒劳无益的行动，后者则针对本应采取的行动。显然，这种批评刊入官方战史，会有损相关部队（特别是部队长官）的颜面。《日俄战史编纂提纲》的另一附件《日俄战史编纂注意事项》对此有明确规定：“编纂者以显彰事实真相为主，避免加以批评。”而《进言》没有明言此点，而是避重就轻地声称这种批评无从由实践证明，只会让行文冗长。

不过，大岛等人确实对《战史》草案的庞大篇幅有所不满。曾参与《战史》编纂，日后还自撰《日清战史讲究录》作为陆军大学校讲义的誉田甚八（退役时为陆军大佐）日后回忆：《战史》草案“极为详细，毋宁说是繁杂，于军人已知悉者喋喋说明”。因此，第四、六两条及第三条后半部分都旨在减省篇幅。

尤其重要的是，第三条直言不讳地指明了《战史》要达到的宣传目的：鼓吹日方是战前中日交涉中被动的一方，在中方的逼迫下不得不应战。在这种“命题作文”式的指示下，最终成书的《战史》对开战的叙述必然不可能是客观的。

总之，《进言》对编纂方针的主要更改可归纳为三点：美化日方的开战、避免针对日军行动的军事学术评判、削减篇幅。根据参谋本部部长会议记录可知，这一方针的形成经过了近一年的酝酿。部长会议制度于1902年5月形成，每周开会三次。以笔者所见，会上第一次讨论《战史》编纂方针是在当年7月16日。当时，大岛健一表示“关于制作今后战史编纂之方针草案，希望寻求意见”，而参谋次长田村怡与造指示“寻求各部长意见之后决定”。7月18日的会议上，大岛又声称将在方针决定前暂时中止《战史》的印刷。7月28日，田村更直接对编纂工作发表意见，认为目前为止的调查工作主要收集个人言论，因此事实混乱不清，今后应以各部队战斗详报等正式材料为主。中塚先生曾推测，寺内正毅担任参谋次长期间（1900年4月—1901年6月，其后升任陆军大臣）导致了《战史》编纂方针的变化。根据以上叙述，这一推测似不能成立。主导方针的，应是大岛与田村两人。

三、 从草案到刊本

那么，在《进言》这样的方针指导下，《战史》从草案到刊本具体发生了怎样的变化？鉴于今人可以很方便地阅读《战史》刊本，而一般并不清楚草案的情况，这个问题不妨反过来问：修改前的《战史》草案原貌是怎样的？如前所述，中塚先生率先运用《战史》草案研究了《战史》编纂问题，其著作中亦对这一史料进行了基本的解题工作，但略嫌简单。所以，在此仍需对《战史》草案做一稍为全面的介绍。

《战史》草案现存福岛县立图书馆佐藤文库，系福岛县郡山市实业家、藏书家佐藤传吉（1887—1967年）的旧藏。其藏书以军事领域为大宗，关于甲午、日俄两场战争的史料尤多。譬如，关于甲午战争的稀见史料有《清日战争实记》《清国北洋海军实况一斑》《明治二十七八年战役统计附图》等。在中塚先生著作的指引下，笔者在2012年9月曾前往福岛，将《战史》草案查阅一遍。根据封面的标签，全部草案应有168册，但佐藤文库目前仅存42册，其中包括“第一草案”（共16册，内容为第4、6—7、14—15、17、20—22、64、68、70、97—98、121章与第99章其二）、“第二草案”（共8册，内容为第72—73、75、83、95、113甲、116、122章）、“第三草案”（共15册，内容 为第3、6—7、11、13、18—19、22、24、30、36、48、54、60、98章 ）三种，均以一章为一册。另外，在馆藏目录上与《战史》草案分开，标为“明治二十七八年日清战史第1册附录，第2、3册”的三册也属于这一体系，其中第2（第11—24章）、3（第25—26章）册的封面标为“决定草案”，第1册附录（共100张附图，对应章数不详）似也属于这个版本。因此可以说，这42册分属四种版本。此外，目前已知尚有若干册流散于私人藏家手中。尽管未见全豹，但与《战史》刊本对比，我们不难看出《进言》确立的削减篇幅这一方针得到了有力贯彻，草案中的大量内容在刊本中并未体现。也就是说，这是有待研究者开采的一座史料富矿。
由于现存《战史》草案缺失过多，对以上四种版本之间关系的梳理是一项比较繁琐而困难的工作，笔者拟另文讨论，在此不多着墨，仅发表一些初步的看法。先看第一、二、三草案。这39册草案一册一章，开本规格相同，大多数为稿本（以紫色水笔书写），少数为铅印本，绝大多数册内都有大量墨笔、朱笔涂改以及签注，作为“草案”的特征极为明显。而“决定草案”正如标题的字面意义那样，是最为完备的一个版本。且不论纯为附图的第1册附录，另两册缮写在便于排印的方格稿纸上，没有涂改痕迹，仅有少量签条加注意见。在现存“第三草案”当中，可以找到与“决定草案”第2、3册相对应的几章内容。再与《战史》刊本对照，可以看出，从“决定草案”到刊本的改动，远远大于从“第三草案”到“决定草案”的改动。因此至少可以认为，“决定草案”的这几册是在《进言》的编纂方针发挥作用之前完成的。在此将“决定草案”第2、3册与《战史》刊本的对应部分（从中、日两国出兵朝鲜至平壤之战）以表格形式作一对比（表1），可以清楚看出二者在篇章结构上的巨大差异。

接下来再看草案的具体内容。如前所述，中塚先生运用这一草案揭示了在《战史》刊本中被刻意遮掩的日军攻占朝鲜王宫的史实，不过尚未利用其他内容。笔者在此将进一步举出若干案例，展现《进言》发挥作用之前的《战史》草案原貌。
《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

譬如，“第三草案”第三章《两国之宣战》叙述了各国在中、日两国互相宣战之后的反应，在述及朝鲜时如此写道：       此国与本战役大有关系，已详悉前章。日军成欢陆战之结果，遂使朝鲜国脱离清国，屈服于日本国。虽曰如是，唯表面而已。当时之首相李昰应之内心尚以为最终之胜利将归于清国，惧怕他日受清国之谴责。是故于平壤之战以前窃发慰问书于平壤之清将。然朝鲜政府为日本公使所逼，八月二十六日竟与日本国缔结攻守同盟。然此同盟本为方便日本国军队之进退及给养起见，与世之所谓攻守同盟不同，以盟约书第二条可证。

此段以令人吃惊的直率措辞表示，朝鲜归附日本只不过是由于日本在成欢之战中取胜，签订《大日本大朝鲜两国盟约》（以下简称《盟约》）也是迫于日本驻朝公使大鸟圭介的逼迫，当时被日本选为傀儡政权领袖的大院君李昰应在平壤战役前还对清军将领有过示好之举。《战史》编纂者甚至指出，《盟约》根本不是真正的攻守同盟条约。对日本对朝外交以武力为后盾的实质如此直言不讳，显然如《进言》所云，“与宣战诏敕相矛盾”。而《战史》刊本的相关部分对此的叙述则纯属官样文章：“朝鲜政府曩以清兵撤退一节委托我公使（大鸟圭介）代办，日韩两国从此对清国已立于攻守相助之地位。为达到彰明其事实并令两国共事之目的，八月二十六日两国政府交换日韩攻守同盟之约文。”

又如，“第三草案”第十一章题为《成欢会战前混成旅团之情况　附日韩两国兵之冲突、对朝鲜王宫之威吓运动》，开篇对成欢会战前日军混成旅团上下的心态有一段叙述。这段文字的删改幅度较大，但基本上只是润色，主旨不变。删改后的内容，与“决定草案”第十一章《成欢会战前日军混成旅团之情况　附其对朝鲜王宫之威吓运动》的开篇文字基本相同。在此引述这一版本：

六月二十九日集合于京城（引者按：即汉城）及其附近之混成旅团，当初奉命渡韩之后，其数千貔貅无不预期在表面任务之外必定多少与清国有事。映射其心目中之影像，与其说为朝鲜国，毋宁说乃是清国。盖不对清国加以打击醒其顽梦，东洋之永久和平决不可期，此一思想已然支配全日本国民之头脑，故军人之情绪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其首领大岛旅团长（引者按：即混成旅团长大岛义昌）更欲示日本男儿之武勇，耀国威于海外，成三百年前丰臣氏（引者按：即丰臣秀吉）以来未有之快事，窃自踊跃，由宇品港出发。讵料到达仁川港后，已为大鸟公使（引者按：即日本驻朝公使大鸟圭介）之外交政策所阻，全部兵力不能进入京城。六月十八日入京与公使论难，适日本政府其时亦于出兵有所踌躇，其说因是不行，为之怏怏。

这段文字相当直白地写出了日军混成旅团好战求战的心态。在日军官兵看来，日方标榜的保护公使馆与侨民只不过是他们的“表面任务”，“与清国有事”（“第三草案”原作“与清国发生事端”）亦即与赴朝清军交战，实为势在必行。所谓打击中国以求东洋和平，“第三草案”的措辞更加露骨：“一旦击破清国，朝鲜之事大有可为。”也就是说，按照《战史》编纂者的观点，以武力击败中国以控制朝鲜已是当时日本国民的普遍共识，军人更是如此。参照第二节所述可知，这样的叙述显然与《进言》希望营造的日方“和平处事”“被迫应战”的形象相悖。另外，末尾部分从混成旅团长大岛义昌的视角出发，抱怨驻朝公使大鸟圭介当时与中方进行的撤兵交涉使得日军无法进入汉城，还指出日本政府当时对出兵朝鲜态度踌躇。此处描绘出的“军方积极、政府消极”的对立图景，正是《进言》力图避免的。因此，《战史》刊本中丝毫没有留下这段文字的痕迹。

关于末项内容，还可做些补充。作为日军第一批赴朝部队的混成旅团，是由第五师团抽调部队临时组建的，该师团余部随即亦被派往朝鲜。“第三草案”第十八章《派遣第五师团余部之决定　附第三师团之动员》叙述了这一过程，“决定草案”第十八章与之同名，内容亦大略相同。两章开头部分对前述“日本政府其时亦于出兵有所踌躇”的说法有所补充，由于“第三草案”删改前的内容稍详，故引述这一版本：

六月十二日，命令该师团（引者按：即第五师团）余部进行第一补充，其动员于同月十九日完成。然在此期间，日本政府接受大鸟公使不可派遣大量兵力之意见，又欲在外交谈判上对清国立于被动位置，结果不肯轻易同意混成旅团第二次运输之诸部队出发。至其共同改革之提议为清国政府所拒（六月二十一日），且此时恰巧发觉清国第一次派遣军所属剩余部队出发（此诸队二十二日从大沽出发），因此稍稍有所决意，然而仅许第二次运输部队出发。（中略）然而日本政府此决意并非开战之决意，实因日本政府此后尚未抛弃立于谈判上之被动位置以得到第三国同情之希望。而七月二十九日丰岛海战之报告到来，政府遂决心对清国开战。

这段文字正好可以为《进言》所述“军衙夙以兵力解决事件，内阁刻意立于被动地位，尽量不显锋芒，常令军衙从事机先之措置”云云做一个注脚。按照这里的叙事逻辑，日本政府对于军方所希望的增兵朝鲜是碍手碍脚的，其目的在于营造“立于被动位置”的形象，在外交上争取列强同情。当然，这完全出自《战史》编纂者的立场，熟悉甲午战前外交的研究者恐怕很难同意日方在当时中日交涉中是被动一方的观点。不过，这段文字的可贵价值在于显示了日本军方对政府作为的不满态度，并透露了政府的外交思路。这样的记述，在《战史》刊本中变成了干巴巴的几句话：“我政府仍希望努力进行和平谈判以了结时局。当初阁议所决定之混成旅团派韩一事，在与清国政府谈判期间暂且中止。第一次运输之兵如前所述，驻屯仁川；属于第二次运输之诸部队一时中止。”

另外值得指出的是，《战史》刊本完全没有说明所依据的文献，而《战史》草案中的若干册末尾则开列了参考文献目录，有助于掌握其资料来源。在此以“第二草案”第七十五章《澎湖岛之占领》为例。该章引用了29种文献，大多数为日军各部队阵中日志、战斗详报之类文件。其次，亦有实地考察记录，即《二十八年（引者按：1895年）澎湖战争清军情况调查录》《二十八年澎湖战争战史材料闻见录》《三十四年（引者按：1901年）岩崎之纪实地调查》三种。该章封面写有“岩崎之纪调查”的字样，“第二草案”第七十三章《关于南方作战兵力在佐世保之集结》封面亦注明“岩崎嘱托调查”。岩崎在战时任后备第一联队第一大队长，参与了日军混成支队攻占澎湖的作战，旋即升任该支队司令官，《战史》编纂时已回归后备役。可见，《战史》编纂部门委托这名既有亲身经历又有充足时间的后备役军官，以“嘱托”（临时聘员）的名义进行了实地调查。另外，参考文献中还有姚锡光著《东方兵事纪略》、蔡尔康编《中东战纪本末》两部甲午战争中文著述，两书也被草案其他篇章频繁引用，提供了若干中方的情报与视角。

综上所述，《战史》草案不仅在体量上大大超过刊本，而且体现了《进言》的编纂方针发挥作用前的样貌，以“直笔”提供了诸多刊本没有也不可能记述的史实和观点。在有条件利用草案的情况下，相关领域的研究者理应不以引用刊本为满足，而有必要做进一步的史料比对工作。
《军阀兴亡史》（上卷）（光人社，1998年）

四、 余论：留给日本官修战史的“遗产”

本文希望从史学史和史料学两个角度对《战史》进行探讨。关于后一方面，笔者已在中塚先生研究的基础上略做推进，并期待其他研究者继续深入。关于前一方面，有待展开的课题更加丰富而艰巨。研究《战史》的编纂，无疑有助于把握其后的日本官修战史，在此稍加赘述。

甲午战争并非近代日本的第一场对外军事行动，《战史》却是第一部关于对外战事的官修战史。在它问世之前，日本虽有甲午战史，如川崎三郎撰《日清战史》（东京：博文馆，1896—1897年），但并非官方编纂；亦有官修战史，如参谋本部陆军部编纂课编《西南战记稿》（东京：陆军文库，1887年）、日本战史编纂委员撰《日本战史 · 关原役》与《日本战史 · 大阪役》（东京：八尾书店，1897年），但内容为内战或古代战争。因此，《战史》在史学史方面有着重要的开创意义。它的编纂体制与编纂方针，也被后来的日本官修战史所继承。甚至在由防卫厅战史室（现为防卫省防卫研究所战史研究中心）编纂的战后最大规模官修战史《战史丛书》（102卷，东京：朝云新闻社，1966—1980年）当中，亦能看到这样的影子。

（1） 在编纂体制上，参谋本部原本希望建立“临时战史编纂部”，统合陆海军编纂一部甲午战史。然此设想未能实现，造成了双方各自编纂战史的局面。此后，陆海军也始终没有共同编纂战史，典型案例如日俄战史，仍一如编纂甲午战史的情形，双方各编各的。直至《战史丛书》，仍明确分为陆军与海军两部分。由此产生的叙事连贯性的欠缺，也是这一丛书遭受的主要批评之一。曾任防卫研究所战史研究中心主任的庄司润一郎先生甚至认为，“《战史丛书》编纂时存在的陆海军对立，战后经过了半个多世纪依然持续”。

（2） 《进言》规定，《战史》应当尽量维护日本的国际形象，这在相当程度上损害了《战史》的真实性。《战史丛书》同样存在这种情况。一名前编纂官直言不讳地批评道，编纂当中最为失败的一点是在审议中删除了过多内容，其中包括与已刊《战史丛书》相左的、可能成为社会或政治问题的以及对军方而言不名誉的记述。后两点都与“形象”有关。有鉴于此，《战史丛书》的草案原貌更引人产生兴趣。目前，这批草案尚未向一般研究者开放，但我们可以知道的是，陆军方面有“陆军战史第一案”，海军方面有“海军作战记录第一次整理”，二者合称“基础案”，数量多达24万页，远远超出刊本。在将来条件允许之际，研究者也有必要根据“基础案”对《战史丛书》进行史料学的检讨，发掘湮没在故纸堆里的史实。

（3） 《进言》主张避免对日军行动的学术评判。中塚先生也根据草案中的一条签注，指出《战史》存在一个规定“只限于叙述事实”的“编纂规约”。其后的日本官修战史，也延续了这种述而不论的风格。因此，日本战败之后，不少人批评日方对既往战争（尤其是日俄战争）缺乏分析，未能让日本汲取足够的经验教训。而《战史丛书》依然保持了这一风格，被称为“史料中心主义”。

（4） 《进言》还规定《战史》“应以作战及关系直接作战之事迹为主”。这一风格亦被其后的官修战史传承。已有研究者指出，“二战”前日本官修战史的内容主要集中于“作战战斗史”。《战史丛书》同样明显存在这样的倾向，因此招致了“大战略层次的分析不足”“记述以作战、战斗为中心，难以把握全貌”“后方、兵站、军政、教育人事、研究开发、医疗卫生等方面几乎都未涉及”之类的批评。
|本文刊于《世界历史评论》2020年冬季号，作者吉辰，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珠海]助理教授。|平台限制，注释从略。如需查阅或引用，请参考原文。欲订购《世界历史评论》，请点击左下方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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