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论 | 葛兆光 亚洲史的学术史：欧洲东方学、 日本东洋学与中国的亚洲史研究（下）

葛兆光

葛兆光，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及历史系特聘资深教授

葛兆光教授

亚洲史的学术史：

欧洲东方学、 日本东洋学与中国的亚洲史研究

四、 明治、大正时代：

东洋史研究领域的重要日本学者

 明治、大正时代，是日本东亚史或亚洲史最辉煌的时期，学者很多，但我们只能列出一些最重要学者的姓名，特别是重在研究中国四裔，也就是东亚或亚洲历史和文化的那些学者，请大家注意他们的著作。

日本东洋史学者的第一代（19世纪50、60年代出生者），比如— 

那珂通世（1851—1908，中国史、蒙古史）； 

林泰辅（1854—1922，上古中国与甲骨学）；

市村瓒次郎（1864—1947，亚洲与中国通史）； 

白鸟库吉（1865—1942，内亚与北方民族历史语言研究）； 

内藤湖南（1866—1934，中国史、日本史）； 

狩野直喜（1868—1947，中国文学、敦煌俗文学）； 

藤田丰八（1869—1928，中国以及西域南海之学）。

日本东洋史学者的第二代（19世纪70、80年代出生者），比如— 

箭内亘（1875—1926，蒙元史、历史地理）； 

池内宏（1878—1952，朝鲜史、蒙日关系）； 

今西龙（1879—1932，朝鲜史）； 

藤塚邻（1879—1948，朝鲜史与东亚史）； 

小仓进平（1882—1944，朝鲜史、朝鲜语）； 

羽田亨（1882—1955，敦煌学及亚洲史）； 

原田淑人（1885—1974，满蒙考古，明代之蒙古史）； 

石浜纯太郎（1888—1968，亚洲语言尤其是西夏文、藏文与满文）。

日本东洋史学者的第三代（19世纪90年代以后出生者），比如— 

和田清（1890—1963，东亚尤其是满蒙史）； 

神田喜一郎（1897—1984，敦煌学、文献学）。

除了前面提到的白鸟库吉、藤田丰八和羽田亨之外，在明治日本的东洋学家里面，我还想挑选几位影响很大的学者，给大家简单地介绍：

首先是那珂通世。那珂通世最被人所知的，是他写下了第一部有现代意义的中国史著作《支那通史》，这部书是用汉文写的，晚清就在中国出版过，对中国影响非常大。在日本东洋学历史上，他最重要的成就，不光是《支那通史》，而是把日本历史学界和大学历史教育，分成了三部分，也就是西洋史、东洋史和本国史（日本史）。这样就奠定了日本历史研究的三分天下，特别是“东洋史”，他实际上是把亚洲史看成“东洋史”，因此促进了日本对于超越中国的亚洲历史的研究风气。他的看法是，“东洋史”是可以和 “西洋史”相对的“世界历史的一半”，而且东洋史应当特别注重日本和东洋各国的关系，以及东洋各国和西洋的联系，这样，世界史就不再仅仅是西洋史，也不仅仅是东洋史，而是包括东洋和西洋互相联系的大历史了。这一点很有意义。同时，他也一再强调，东洋史不只是汉族中国的历史，还要包括 “突厥种、女真种、蒙古种的盛衰消长”。这一点也很重要，这样就等于把满蒙回等族群，纳入东洋学的历史视野了。

那珂通世：明治时期的著名东洋史学家

那珂通世自己也非常注意汉族中国之外的各族历史研究，他曾经翻译校定洪钧的《元史译文补正》，1902年在东京文求堂出版，也曾请文廷式和陈毅帮助寻找有关蒙元的史料。特别是通过内藤湖南得到《蒙古秘史》抄本以后，曾经用了三年时间研究，在1907年出版了校定译注本《蒙古秘史》（即 《成吉思汗实录》）12卷，刺激和启发了明治日本对于蒙古史的研究风气。后来日本有那么多学者，比如我们熟悉的本田实信、冈田英弘等，都是在这一延长线上，结合西洋学术成果，进行蒙古史研究，因此，我们可以说那珂通世就是开创风气的人。不过话说回来，他最重要的影响，还是在西洋、东洋、本国历史的三分法。那珂通世的传记，是日本有名的文人、国粹主义者三宅米吉写的，他也认为这个三分历史观，是他的最大成就。简单地说，就是日本的“东洋史”，第一，它是关于整个亚洲的学问，它跟西洋人一样， 把亚洲看成一个历史世界，中国是这个历史世界里的一部分。第二，它把中国变成了一个科学研究的对象，并且放置在亚洲的背景下。第三，它要了解中国和周边，包括中亚、南亚和西亚，以及跟日本之间的联系。这样就大大 改变了过去日本对于“中国”的认知。

接下来要介绍的是市村瓒次郎。市村瓒次郎是一个很勤于著述通史类教材的学者，在明治二十二年到二十五年（1889—1892），他出版了《支那史》 六卷。此书刚刚问世，很快在接下去的明治二十六年（1893）他又写了《支那史要》卷上，第二年（1894）出版了《支那史要》的卷下。这两卷本通史教材，到了明治三十年（1897）在吉川书店重新修订出版的时候，变成了《东洋史要》。请注意，书名从“支那”变成“东洋”，用日本学者的说法， 正是“顺应了当时学界和教育界的趋势”。为什么说是“趋势”呢？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要把原来局限在中国的历史，放大到整个中国周边甚至亚洲，要使它和“西洋”互为“他者”，也和“日本/本国”成为对照的历史。

那个时候，日本出版了一系列叫作“东洋史”的书，像坪井九马三阅、 宫本正贯著《东洋历史》二册（东京：富山房，1895）、藤田丰八《中等教科东洋史》（东京：东京文学社，1896）、那珂通世《东洋小史》（东京：大 日本图书，1903）、市村瓒次郎的著作，也是这股潮流里面的。1897年《东 洋史要》出版之后，他继续在大学讲授历史，后来又陆续在东京富山房出版了《东洋史统》三卷（1939，1940，1943），这当然是后话了。不过，大家可以看到，“东洋”也就是“亚洲”作为一个历史空间，在日本是非常流行的。

再接下来，我要介绍桑原骘藏。我曾经推荐同学们认真读他的《蒲寿庚考》，这是一部极为精彩的专著。他通过中国历史文献中并没有多少记载的 一个叫作蒲寿庚的人，挖掘出了宋末元初一段很复杂的历史。蒲寿庚是一个宋元之际曾经当过提举市舶官员的阿拉伯人。这个叫蒲寿庚的异域人，祖孙三代住在中国，他也曾在中国的泉州当海关的官员，后来却投降了元朝，对流亡的宋朝皇帝拒而不纳。从桑原骘藏的书里，我们可以知道，第一，中国到了南宋，确实像刘子健所说的“背海立国”，主要的对外窗口就是广州、 泉州、宁波等。第二，有很多外国人住在中国，中国人也航海出国，这成了 一个问题。我们看《宋会要辑稿》，比如北宋仁宗景祐二年（1035），广南东路转运使郑载上书就说，“广州每年多有蕃客带妻儿过广州居住”。可见广州外国人很多，聚集在一起，还要买房子住，蒲寿庚家就是在广州落地的。又比如宋徽宗政和二年（1112）有大臣上书说，入蕃海商，常常带着参加过科举的士人和有犯罪前科的胥吏，“过海入蕃”，这给中国带来很多麻烦，所以建议“曾预贡解及州县有学籍士人，不得过海”。可见当时中国人也常常跟着异域商人出海远航。第三，从蒲寿庚的事迹中可以看到，这些阿拉伯人，并不像汉族中国人那样，有所谓国家或民族认同感，所以先在宋朝当官，后为蒙元效劳，心理上并没有什么障碍。因此，研究这一段历史不能不超越中国，拥有更广阔的视野。当然，我要补充一下，就像前面提到的，藤田丰八在这之前，就已经讨论过蒲寿庚的问题，不过应当说，藤田的研究还比较简单，桑原骘藏的研究要仔细得多。而在桑原骘藏这部名著出版之后，中国学者罗香林更通过四种蒲氏家谱的调查，完成了更为详细的《蒲寿庚传》和 《蒲寿庚研究》。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人们居然在文莱发现了一块南宋景定五年（1264）的“泉州判院蒲公之墓”的石碑，这是南海海域最早的一块汉文石碑，它位于众多的回教徒墓地之上，更让人产生非常丰富的联想。有人猜测，这个蒲公是华化的阿拉伯人吗？作为同时代居住在泉州的一个同姓氏者，他与蒲寿庚是什么关系？他们都是从事海上贸易的商人吗？这个话题对人们的启示，也许还会更多。

桑原骘藏，日本东洋史京都学派代表学者

关于桑原骘藏，有三点要格外强调：第一，他也是推动“扩大的新东洋史”的重要推手。他的通俗历史教材《中等东洋史》和市村瓒次郎的《东洋史要》一样，也反映了当时超越中国的东洋史研究趋势。那珂通世在给这部书写序的时候就说，过去东洋史“皆详于中国之盛衰，而略塞外之事变，特别是东西洋之连锁，中亚之兴亡，全被省略。所以欲考察亚洲古今大势，不免极为不便”，他认为桑原骘藏这部书的好处，就在于“广泛收集了东西方的大量史料，很好地叙述了东洋各民族的盛衰消长和各国的治乱兴亡”。第二，他的研究深受欧洲东方学的影响，比如，他对《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研究和考察，就是受了西洋学者的影响。他往往另辟蹊径，超越了传统的以“政治变迁”为核心的研究习惯，背后也有欧洲人类学的影子， 所以，他会很注意一些中国文化史的特别现象，比如“宦官”“辫发”“杀人 祭鬼”“吃人肉”之类，试图从这里面找到“比较文明史”的轨迹。第三， 他在《支那学研究者的任务》一文中，提出了一些有关中国历史研究的新看法，表明他也是一个科学主义历史学的积极推动者，他的这些想法曾经给予中国学者很大的刺激。这篇文章于1917年3月发表在日本的《太阳》杂志第23卷第3号，当年就被翻译成中文，发表在风靡一时的《新青年》上，胡适在回国途中曾经认真读过，显然它深深地影响了中国学界。

最后要介绍的一个学者是池内宏。1904年，池内宏在东京帝国大学毕业的时候，就写出了《明初中日两国之交涉》和《欧人对日本之最初介绍》， 说明他从学术生涯的一开始，就在有意识地进入跨越中国、日本和朝鲜各国的东亚史领域。他毕业之后，参加了满铁委托白鸟库吉领导的满鲜历史地理研究课题，陆续发表了有关文禄、庆长之役、朝鲜王朝初期和东北女真的关系、金史世纪等问题的著作和论文。特别是1931年出版的《元寇的新研究》，是研究东亚史上相当重要的“蒙古袭来”的集大成著作，奠定了他作为东亚史权威学者的地位。

池内宏和白鸟库吉关系很深，当然应当属于白鸟的系统。所以，他一方面坚持实证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历史学方法，另一方面也很善于通过史料的批评和联想，重新构筑历史，提出“合理的解释”。但是，池内宏在政治立场上，却和白鸟库吉等人有一些差异，他是一个相当有正义感、有东亚整体观的学者。二战中，有一次在东京大学山上会馆吃饭时，他大声宣称，日本出兵侵略中国，和丰臣秀吉差不多，没有理由，必然失败，因为历史上中国很有韧性。他公开表达这种观点，为此曾被一个学生告密，因而被日本宪兵队关押在九段下的看守所里，甚至日本检察机关打算以“不敬罪”和“人心惑乱罪”起诉他。只不过因为他的学术地位很高，不仅是学士院院士、东京大学名誉教授，而且被授过从三位勋二等勋章，所以，在被关押了一周之后， 检方只好把他释放出来。但是，这一周的关押，使他眼底出血，这个病甚至 影响了他后来的学术研究。

此外，除了这些通常会被注意的东洋史的大学者，我还想特别提到两个值得注意而我们中国学者未必那么注意的日本学者。

第一个是著名的河口慧海（かわぐち えかい，1866—1945）。他在去西藏之前，曾在印度待过，并且访问过著名的藏学家萨拉特·钱德拉·达斯（Sarat Chandra Das，1849—1917），有了一点知识准备。1901年，他到西藏去探险，从1901年3月21日启程，到1902年5月才离开。1914年初，他再次到达西藏，在日喀则，把日本大藏经献给九世班禅；9月到拉萨，请求达赖给东京大学赠送古本藏文大藏经。到了1915年初，在江孜得到达赖所赠送的藏文大藏经110函，他又在日喀则东十里的夏鲁寺发现若干梵文佛教典籍，他为此编了目录。特别珍贵的是，他还得到夏鲁寺住持赠送的写在贝叶上的梵文《法华经》。他写成的《西藏三年》很早就被翻译成英文Three Year in Tibet， 1909年在印度和英国出版，影响非常之大。而且他从西藏拿走了很多珍贵的资料，包括梵文、藏文的大藏经，以及佛像、佛画、佛具、经板等，也培养了很多后来日本著名的藏学家，像池田澄达、阿部文雄、铃木重信，以及曾经担任花园大学校长的山田无文等。顺便说一下，同时的寺本婉雅（1872—1940）， 也从北京的黄寺拿走了藏文大藏经（151部、350册），另一部原来收藏在沈阳的满文大藏经，在日本军队占领后，也被日本人拿走，后来由日本天皇赠送给东京大学；而著名的佛教学者高楠顺次郎，则在河口慧海的帮助下，1912年深入印度和尼泊尔，收集到梵文本佛经200余部。这些资料的收集，很深刻地影响了后来日本有关西藏、蒙古和满洲的研究，从学术史角度讲，他们当然有贡献，但是从政治史的立场讲，他们的作为又有很特别的背景和动机。

第二个特别值得注意的学者，就是鸟居龙藏（とりい りゅうぞう， 1870—1953）。鸟居龙藏大概是对中国内地各个地方了解最多最深的日本学者之一。他既是考古学家、人类学家，也是历史学家，他最早是做苗族研究， 著有《苗族调查报告》，该书到现在还是研究中国苗族最重要的参考文献之一。据说，因为日本人占领台湾以后，想对台湾的原住民有了解，鸟居龙藏就想知道，原住民和哪些内地民族是有关系的，因此而开展对苗族的调查， 后来他也对台湾土著做了研究。

此外，鸟居龙藏1895年8月《马关条约》签订四个月后，即赴辽东半岛之旅顺、海城、辽阳等地进行考古调查，1905、1908年又两次到辽东考察，三次考察之成果编成《南满洲调查报告》一书，1910年出版；他从地理、地形、人类学、考古学多角度对辽东文化遗址进行研究。1906、1908年，他又到蒙古喀喇沁、赤峰、林西、多伦倬尔等地考察，1911年出版了《蒙古旅行》一书，他的工作在当时中国曾经引起很大反响。我最近做了一些调查， 发现当时中国的很多报刊，对鸟居龙藏的活动都有报道，他的《满洲人种考》《东北亚洲搜访记》《满蒙古迹考》发表后，很快就有人翻译成中文在报上发表，报纸上还追踪他在热河、内蒙、贵州的行踪。他后来在北平的燕京大学教书，一直到解放之后，他才回到日本，回去后不久就去世了，好像对中国是比较友好的。

综合以上的介绍，大家可以看到几点：第一，明治、大正、昭和时代，日本东洋学家，对于汉族中国之外，包括满蒙回藏鲜，也就是东亚甚至整个亚洲的历史和文化，有一种极大的兴趣；第二，尽管这种兴趣背后的原因很复杂，他们确实推动了一种亚洲史或东亚史的研究风气；第三，他们对于四裔或者亚洲各地的研究，确实有很多深入的成果，至今影响着人们对亚洲或者东亚历史的理解。

和欧美尤其是日本相比起来，中国学界对于亚洲史的研究，确实迟了一步。

五、 20 世纪中国历史诸领域所受日本之影响

20世纪中国学界受日本东洋史研究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我们不妨先列一个表，这个表里包括历史、哲学史、文学史、美术史、建筑史等各个领 域，在晚清民初，当中国学界还没有写出现代形态的专史著作的时候，日本方面的相关著作都先翻译出来了。而它们的翻译出版，当然会影响后来中国人自己的现代历史著作的撰写。（注：括号中标志的年代，前者是日文原版出版时间， 后者是中文译本出版时间）。

1.通史：那珂通世《支那通史》（1890/1898），市村瓒次郎《东洋史要》（1900/1903），桑原骘藏《中等东洋史》（1898，樊炳清中译本改称《东洋史要》，1903）；

2.哲学史：远藤隆吉《支那哲学史》（1900/1902）；

3.文化史：中西牛郎《支那文明史论》（1896/1902），国府种德、白河次郎《中国文明发达史》（1899；此书由黑风氏补译，曾鲲化作序，改名《支那文明史》1903）；

4.文学史：笹川种郎《历朝文学史》（1898/1904）；

5.艺术史：大村西崖《中国美术史》（1901/1928）；

6.建筑史：伊东忠太《支那建筑史》（1931/1937）；

7.历史理论：浮田和民《史学通论》（此书亦名《史学原论》， 1899；梁启超《新史学》之《史学之界说》，即受此影响而作，1902）。

那么，在亚洲史或者东亚史领域，当时中国学界的情况如何呢？ 

我曾经总结过，晚清民初也就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学术从传统到现代转型时期的四大特征：第一是“历史缩短”，第二是“空间放大”，第三是“史料增多”，第四是“问题复杂”。这里简单地做些解释。其中，“历史缩短”指的是科学的历史学兴起，把原来的神话传说从历史里面驱逐出去，可以“古史辨”运动的兴起为代表，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学术大取向。前面我们也说了，这个取向和白鸟库吉等所代表的东亚历史研究潮流有关，至少是互相呼应。而“史料增多”，指的是所谓“四大发现”（甲骨卜辞、敦煌文书、大内档案和居延汉简），以及胡适所谓“日韩有关中国之文献”，这些发现刺激了中国人文学术的很多领域，比如中外交通、古文书学、宗教史、社会经济、近世政治和社会等方面，也刺激中国学界真正关注古史（甲骨卜辞）重建、关注四裔交流（敦煌），这些史料使得中国学术旧貌换新颜。如果再加上历史观念改变之后，各种原本处在边缘的史料进入中心的视野，这就不是一个单纯的史料问题了。“问题复杂”指的是什么呢，就是历史学理论和观念在西方影响下有所改变，观察和分析中国历史的角度、立场、方法变得丰富起来，比如，根据进化论提出的社会史分期，超越王朝/政治历史带来的历史连续性的视角变化，经济/唯物史观带来的重新认识，等等，历史学不再是帝王将相加上王朝政治，而是复杂得多的一门学问。

其中，第一个即我所谓的“空间放大”，就涉及了今天要讨论的超越中国的亚洲和东亚历史。我们知道，这一方面是中国学术自身的变化，前面说过，从晚清关注西北史地之学、重修元史之学开始，中国学者也对“殊方异域”和“异族文史”，即陈寅恪所说的“异族之史，殊方之文”重视起来。另一方面，后来受欧洲和日本影响，也对所谓四裔之学/虏学/西域南海之学，开始有了兴趣，使得我们的历史学家们开始关注汉族中国之外的，包括整个亚洲或东亚的族群、文化、语言和历史。

如果我们稍稍回看晚清民初中国的学术史，就可以发现，实际上中国当时也开始出现一个悄悄的学术史变化，这个变化到晚清民初已经产生出很多成就。前面已经说过一些，也许大家还不是特别熟悉，这里再以蒙元史为例仔细谈谈。当时，有撰《新元史》的柯劭忞（1850—1933），撰《元秘史笺注》的沈曾植（1850—1922）和撰《蒙兀儿史记》的屠寄（1856—1921）。这一学术潜流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从嘉庆、道光之后，就有西北史地之学中的张穆《蒙古游牧记》、魏源《元史新编》、何秋涛《朔方备乘》这三部标志传统西北史地之学终结的著作，后来又有柯劭忞、洪钧、沈曾植、李文田、缪荃孙、屠寄等人有关西北史地和蒙古历史的学问。当时，因为中国人善于用中文史料来对证新发现的异族史料，在那个时候中国人的学问是很领先的，比如传说中的沈曾植对突厥三大碑的考释，也就是号称“总理衙门三篇”的，曾经让俄国学者深感佩服。当时，很多日本学者也很重视中国学者的研究，像我们刚才提到的那珂通世、内藤湖南都要学习当时中国人的论著。那时候，19世纪50—60年代出生的中国学者，和同时代的日本、欧洲学者，其实没有太大差距。所以当时的中国人，像辜鸿铭就对欧洲人的中国学不大客气，而沈曾植和罗振玉都敢于讲这种大话：“欧人东方学业尚在幼稚时代”、“鄙人昔所研习……创立在欧士之前”。后来，陈寅恪也曾经回忆，因为家世因缘，当年他曾经听到过“京师胜流”中的议论，这时的“学术风气，治经颇尚公羊春秋，乙部之学则喜谈西北史地”，前者当然是后来思想史学术史必然提及的康、梁之学，而后者便体现了上面说的沈曾植、王国维一流的学术兴趣。

如果我们再看沈曾植给王国维的信，里面说“若条支后裔之西迁，若帖木儿后王之世系，若月支西域之分布，若案达罗、俱兰、中印南印之兴衰， 但得欧籍参证吾国史书，固尚有未经发挥之佳义，可以贡诸世界也”。可以了解到，当时中国学界对这股学术潮流已经开始有深切认识。所以，仔细看20世纪中国历史学界，欧洲东方学和日本东洋学对于“亚洲”的研究一直是很有影响的。除了很明显的中外交通史领域，如向达、张星烺、方豪、冯承钧、朱杰勤等学者，他们的论著除要依赖东西方学界的这些研究之外，很多学者受到王国维、陈寅恪的影响，也都很注意欧洲和日本关于中国“四裔” 的研究。像邵循正关于中法越南交涉的研究、朱延丰关于突厥的研究、姚薇元关于北方胡族胡姓的研究，特别是有关敦煌文书的研究，都有很深的欧洲东方学和日本东洋学的影响痕迹。

可是，我们要问的问题是：为什么中国没有形成“亚洲史”或者“东亚史”的传统？原因很复杂，前面提到学术取向与政治背景的关系，请大家自行考察，我个人特别注意到的两点是： 

第一，晚清民初，重建中国、民族革命是人们最大的关注点，四裔还不是焦点问题，所以，中国人当时对于亚洲之史没有一个非常强的研究动力。也就是说，这些学术上的变化没有跟中国的命运、中国国家的建设、中国民族国家边疆的建设联系起来，中国人当时没有自觉地意识到这一领域的重要性，所以，这些学问还是少数人的书斋学问，好像象牙塔里的“绝学”，并没有成为整个国家共同关心的问题，这与日本是不一样的。

第二，我觉得中国学界，就像中国政界一样，仍然残留了传统“天朝”“上国”“中心”的意识，总觉得历史书写里面，“中国”最重要，总是沉湎在自给自足的心态里面。特别是研究中国史的人，总觉得我们自己的史料汗牛充栋，就像天朝无所不有一样，书写中国历史不必依赖周边四裔，所以始终没有发展出“亚洲史”或“东亚史”的风气来。

所以，不要说中亚、东亚、南亚、北亚和西亚，我们看，就是和中国密切相关的满蒙回藏研究，在晚清民初，好多也不得不依赖日本的研究。那个时代，考察苗疆有鸟居龙藏的《苗族调查报告》（1903），研究西藏有河口慧海的《西藏三年》（1909），讨论满洲有鸟居龙藏的《满洲人种考》 （1910），研究蒙古有河野原三的《蒙古史》（1911）和矢野仁一的《蒙古问题》（1916）。虽然深受欧洲东方学和日本东洋学影响的少数学者，如罗振玉、王国维等，已经注意到这种学术史的变化，但整体上说，中国学界对于亚洲或者东亚史是忽略的，此种状况的改变一直要延续到20世纪30年代。那时，由于中国处于国族危机的关头，这些有关汉族中国之外，涉及整个亚洲或者东亚的问题，才成为学界重新关注的大话题，可是，这距离日本明治、大正时代的东洋史研究转型，已经晚了几十年了。

六、 个案：近代东西学术中

之南海及东南亚研究

前面是有关亚洲史研究的宏观介绍，在这一节里，我想以环南海海域及东南亚研究为个案，谈谈欧洲东方学与日本东洋学对于亚洲史研究的贡献， 也谈谈20世纪上半叶中国有关南海研究是如何在东洋和西洋的刺激下起步的。此外，顺便讨论一下21世纪新发现的塞尔登地图，在南海及东南亚研究上的意义。

（一）

首先我先简单讲一讲，近代东西学术史上的“南海”即东南亚史研究。

前面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东方学和日本东洋学兴盛，所谓 “西京”和“东京”影响中国学界至深的领域之一，就是所谓“西域南海之学”。“西域”指的是现在新疆以及中亚甚至更遥远的亚洲西部，自从西北史地之学兴起、蒙古史重修、敦煌吐鲁番等地的遗迹被发现以来，这一领域在中国学界也渐渐蔚为大国，就不需要多讲了。而“南海”，则大致上讲的是 西边从福州到苏门答腊的旧港（Palembang），东边从台湾到菲律宾、文莱、 印度尼西亚的加里曼丹，南边一直到苏门答腊、印尼爪哇岛的大片海域。

虽然说是“海域”，其实对于历史研究来说，指的不只是海上那些航线、 海面和岛礁，更是环南中国海周边的各个区域，也就是现在的中国东南、菲律宾、越南、泰国、柬埔寨、缅甸、老挝、马来西亚、文莱、新加坡以及印度尼西亚，南面一直到帝汶这一圈儿。这个区域，在古代中国尤其是明清文献中，被叫作“东西洋”（如张燮《东西洋考》）。当时所谓“东洋”，指的是狭长海域东侧的吕宋、苏禄、文莱，西洋则包括海域西侧的交趾、占城、暹罗、柬埔寨、旧港、麻六甲（今马六甲）等。这个相当广阔的地区，不仅在历史上受到中国和印度两大文明的交互影响，后来又陆续受到伊斯兰和基督教文化的轮番冲击，更加上有山区与沿海、大陆与岛屿等环境因素，以及不同族群、语言的影响，内部差异很大。直到19世纪才有了“东南亚”这个 总的称呼，但并不流行。据学者考证说，一直到二战时期，先是缅甸专家约翰·弗尼瓦尔（John Furnivall）用它指称这一区域，后是蒙巴顿设立“东南亚战区司令部”，取代了过去“南海”“东印度”“南洋”之类的称呼，所以， 这一圈儿才被叫作“东南亚”。当然，有关这一区域的研究，还必须涉及穿过马六甲海峡之后，更西边的印度洋上各国，也就是古代中国人曾经去过的斯里兰卡、印度甚至阿拉伯以及非洲东岸。不过，我这里说的“南海”，主 要还是指环南中国海周边的“东南亚”。

近代以来，中国学界在“南海”之学上多少有些落了后手。就连20世纪20年代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的时候，所长傅斯年虽然曾注意到，一定要在涉及中国四裔的“虏学”上，追赶西洋和东洋。但有趣的是，他也只是提及历代北方游牧族群，完全没有提及南方的海上诸国。他在自己著名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旨趣》中就说，“我们中国人多是不会解决史籍上的四裔问题的……凡中国人所忽略，如匈奴、鲜卑、突厥、回纥、契丹、女 真、蒙古、满洲等问题，在欧洲人却施格外的注意。说句笑话，假如中国学是汉学，为此学者是汉学家，则西洋人治这些匈奴以来的问题岂不是虏学，治这学者岂不是虏学家吗？然而也许汉学之发达有些地方正借重虏学呢”。

可是，他并没有特别提及南海。其实相比起来，在“西域”和“南海” 之间，中国在西域的研究上还是略胜一筹，前面提到，从道（光）、咸（丰） 以后，毕竟还有过西北史地之学和蒙元历史之学之兴起。虽然它后来一直被视为“绝域与绝学”，并不能成为大潮流，但至少还有从张穆、徐松到沈曾植等著名学者，有新疆史地、突厥碑、敦煌吐鲁番引起的学问。即使到了20 世纪上半叶，中国对西域的研究，还有罗振玉、王国维、陈寅恪这样一批预流的人物，算是有一些成就。然而，有关“南海”之研究，却相对冷清些， 至少比起“西域”研究来寂寞得多，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近乎“失声”。

究其原因，或许和历代中国攻防重心都在北方，人们对北方—无论是西北还是东北，是西域还是满蒙—始终重视有关。近年来，王赓武先生谈论近世世界史，力主“大陆体系”与“海洋体系”之说，觉得近代中国之所以吃亏落后，被边缘化，就在于历史上中国总是重大陆而轻海洋，而近代历史的主宰者都来自海洋国家。

王赓武先生的这种说法对不对，可以暂且不论，但中国学界在海洋史以及南方海洋周边区域的历史研究上，确实用力不多，这是事实。可是，欧洲东方学和日本东洋学，却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针对“南海”（以及后来形成的所谓“东南亚”）这个领域，推出了相当多的成果。

（二） 

毫无疑问，有关南海之学的学术史，先得从欧洲尤其是法国东方学说起。如果翻看冯承钧《西域南海史地译丛》第1至9编，我们可以看到法国学者对这一领域的精彩研究。我们不必把这种成就，都归咎于法国对东南亚的殖民意图。法国学者的学术动机中，固然有东方殖民的背景，但对学者来说，更多还是纯粹的学术兴趣。此外，也要顺便说一句，我们能够了解这些欧洲东方学的预流学问，冯承钧的翻译功绩应当记取。在这些翻译过来的论著中，有关南海之研究，我们可以举三个学者为例：

（1）我们首先看费瑯（Gabriel Ferrand，1864—1935）。费瑯的名著《昆仑及南海古代航行考》，是1919年发表在《亚洲学报》（Journal Asiatique）上的，1927年由冯承钧译成中文。

这篇长文非常重要，体现在：其一，它首先指出，我们不要被“昆仑” 这个名字骗了，在古代中国文献中，“昆仑”这个名字，代表的地方很多， 大家也许记得唐代就有“昆仑奴”，指的是卷头发、黑皮肤的人，大概就是来自印度南方的。费瑯引用了中国甚至越南的42条资料，从《山海经》《南州异物志》，到宋代周去非《岭外代答》和赵汝适的《诸蕃志》，到海外的 《大越史记》、日僧迦叶波注释《南海寄归内法传》，并且证以阿拉伯文和波斯文的资料，说明在古代中国，“昆仑”有时是马来群岛南部，有时也是南海某个种族。并且他还说明，昆仑“兼为种族及国王之号”（译序，第5页）。其二，接下来，他讨论了南海由于是海上要冲，所以，古代各处，包括中国、 爪哇（今印尼）、吉蔑（今柬埔寨）、占波、交趾都有海上军事力量。费瑯按照时代顺序，根据史料一一列举汉代以来的各处海军和海上交通信息（见 “爪哇、吉蔑、占波、中国之海军”一节），并且发掘史料罗列历代历年南海各地“入朝中国之使臣”，指出爪哇、吉蔑、占波三国，在132、225、230年 就已经遣使中国，“此类使臣，常以得中国朝廷之赏赐逾于贡品之价值为目的，亦一种谋利之商业也”（第45页）。其三，他考证了爪哇（今印尼）、扶南（柬、老、泰、越诸国南部）、占婆（今越南南部）、吉蔑（今柬埔寨）在纪元前后受印度文化影响的历史，也研究了僧俗各种古籍中所记载的航海途径，以及各种地名的现代位置。正如冯承钧所说，费瑯之所以能够对汉文文献中各种复杂的记载能一一解读，实在是与他精通历史和语言有很大关系， “费氏为阿拉伯及南洋诸岛语言专家，以其鸿博之语言学识，考定南洋之史地、名称、方位，固游刃而有余”（译序，第5页）。虽然冯承钧也说，他的中文不太在行，但是根据转录西文译本，他也还是做出了前所未有的成绩。

当然，还可以提及的是费瑯1922年同样发表在《亚洲学报》上的另一篇文章《苏门答腊古国考》。现在，这一篇和《昆仑及南海古代航行考》合成一本，也收在“冯承钧译著集”中，这是对苏门答腊历史上各古国的考证。大家都知道，苏门答腊和中国关系很深，它是东亚各国通过马六甲海峡，与印度以及更远的地方交通的要冲，也是历史上一直与中国有朝贡和贸易关系的重要地方。“其国古时与占婆（Campa，今安南本部）、柬埔寨，同为印度移民繁殖之地，亦为南海中第一大国。”（第72页）在中国古籍中，苏门答腊有室利佛逝、三佛齐、旧港等名，但是，这些名称指的是全岛，还是岛上一地？是什么时代的名称？这篇长文不仅引用数十条中国文献，而且用了马来文、梵文、大穆文的碑铭，阿拉伯文和波斯文的记载，做了精细的考证。

其中，此书的最后两篇我觉得各位不妨一读：一篇是他总结各种考证后作的《苏门答腊史草》，就是7世纪中叶到15世纪西方人东来之前的简史。另一篇是“附录：南海国名考”，等于是一部简明的南海海域各国的词典，非常有用。比如：

黄支：南印度 

注辇：南印度东岸 

蒲甘：缅甸 

狼牙修：马来半岛 

扶南：柬埔寨南部 

林邑、占城、占婆：越南南部 

勃泥：即婆罗洲，今加里曼丹 

婆利：爪哇东部巴里岛 

阇婆：即爪哇、印度尼西亚 

呵罗单、婆登、干陀利、览邦：均在苏门答腊

此外，在冯承钧翻译的《西域南海史地译丛》中，还有费瑯的《南海中的波斯》，他用各种史料证明，这个波斯不是那个波斯。由于费瑯精通各种语言，他用各种语言、地理和历史知识，包括方位、服装、特产、语言和形貌，证明在中国古籍中有一个南海中的波斯，“这一个汉译波斯，同西方波斯完全无涉”，并不在西亚，而可能一个在缅甸，一个在苏门答腊，这就澄清了很多疑问。他的《苏门答腊岛名之最古记录》则注意到《宋史·三佛齐传》 里面，有一个“霞迟苏勿咜蒲迷”，他用他丰富的语言知识指出，应当是Haji  Sumutabhumi，“犹言苏勿咜地王”也就是苏勿咜全岛之王。他还引用了1365年 古爪哇语文献《史颂》、15世纪阿拉伯人西迪·阿里（Sidi Ali）的记载和1462 年阿拉伯人的诗文等，证明苏门答腊在11世纪初，也就是宋代的时候，无论 是中国人还是阿拉伯人，都已经知道它的名字，也就是说有了很密切的往来。

费瑯的有些研究很有意思，像《瀛涯胜览中的麒麟》一篇，非常短，他说中文古籍里面有“福鹿”，来自索马里语的Furo，而中文里面的“麒麟”， 则是索马里语里面的Giri，其实都是长颈鹿。但他又提出问题说，为什么 《诸蕃志》里面记载“弼琶罗”，说麒麟是“徂蜡”呢？原来，“弼琶罗”也是索马里的一个海港，南宋的赵汝适在撰写《诸蕃志》的时候，很多消息来自大食人也就是阿拉伯水手，阿拉伯人用的是阿拉伯语，所以就叫“徂蜡”。一直到亲自到过非洲东海岸的马欢《瀛涯胜览》，才又从阿拉伯语“徂蜡” 回到索马里语“麒麟”。麒麟就是长颈鹿，流传很广的明代绘画作品《瑞应麒麟图》里面，画的麒麟就是一头长颈鹿。当然，明代这幅画中的麒麟是榜葛剌进贡的，榜葛剌大概是现在的孟加拉，并不是非洲索马里。不过，这都是郑和航海经过的地方。

（2）马司帛罗（Georges Maspero，1872—1942）及其《宋初越南半岛诸国考》。

马司帛罗，也可以译为“马伯乐”。不过，他不是我们熟悉的那个研究道教、与葛兰言齐名的马伯乐（Henri Maspero），而是马伯乐同父异母的哥哥，名字是“乔治”，他也是一位著名的东方学者，曾在越南长住。这篇论文，是关于9世纪至10世纪之间东南亚地区各种国家情况的。他引用中国传统史料和阿拉伯文献，前者比如《太平寰宇记》《文献通考》《岭外代答》 《诸蕃志》和《宋史》等，后者包括阿拉伯文献，像马苏地（Masudi）的《黄 金草原》、阿拉伯商人苏黎满的《行纪》等，给我们描述了环南中国海的安南、占城、真腊（今柬埔寨）、蒲甘（今缅甸）、吉蔑（今柬埔寨）、罗斛 （泰国南部）、三佛齐（印尼苏门答腊）等国的状况。

为什么马司帛罗特别要研究“宋初”的越南半岛呢？这是因为，一方面五代宋初安南逐渐脱离中央王朝，开始强盛并最终独立，另一方面是因为这一时期史料增多，中外史料都有了，可以互相比较参照。要知道，当时对于有关南海的中国史料，收集和研究还不多，他是从头开始做起的，而当时的中国学界对阿拉伯文献更是一无所知。据说成书于10世纪的《黄金草原》，涉及从苏门答腊到中亚、欧洲和非洲的大部分地区，如中国、印度、波斯、阿拉伯半岛、巴比伦、犹太人地区、阿比西尼亚、北非、拜占庭等。大概很多中国人知道它，是因为只有它记载了唐代乾符六年（878）和七年（879）黄巢杀戮泉州万名阿拉伯人、12万广州阿拉伯商人的事情。作者马苏地号称 “阿拉伯的希罗多德”，也可以说是“阿拉伯的司马迁”。《黄金草原》成书于943年也就是中国的五代，是阿拉伯人的中世纪百科全书，可是，这部书要到1998年才有耿昇的中译本（后来藏学出版社和人民出版社2013年都有再版）。

（3）说到法国人关于南海的研究，也不能不提大名鼎鼎的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伯希和无论对“西域”还是“南海”，都有很深的研究。傅斯年很有感触的“虏学”不如别人，大概有不少就是受到伯希和的刺激。伯希和也在越南住过，关于东南亚有不少著作，其中相当重要的，就是《交广印度两道考》。

这篇《交广印度两道考》是伯希和1904年离开越南之后发表的，也是由冯承钧翻译出来的，它的影响很大。伯希和根据《新唐书》的《艺文志》 《地理志》《皇华四达记》《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等书，考唐代中国出入四夷，也就是通往境外的道路大体上有七条。其中第六、七两道为：安南通天竺道，广州通海夷道，这两部分就涉及南海以及东南亚诸国。

这部书分成上、下两卷。上卷“陆道考”，就是上面说的第六条“安南通天竺”，内容分为唐代之地理概述、交广之兴替、安南都护府治、建昌一道、占城等24个部分，讨论的是中国向南方外出的陆路。下卷是“海道考” 就是上面第七条“广州通海夷”，分为广州、满剌加海峡、中国载籍中之佛逝、师子国等26个部分，讨论的是海路下南海，经过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一直到狮子国也就是今天的锡兰（斯里兰卡）。

顺便说一下，这篇文章后来引起中国学者方国瑜的反驳，主要并不是因为伯希和有关海陆两道的研究结论，而是因为伯氏涉及唐代南诏的族群与历史，把南诏视为与内地本质不同的异族政权。所以，在1939年抗战方殷的背景下，方国瑜发表的《读伯希和交广印度两道考》，其中“南诏所用之文字” 一节，就反驳伯希和南诏通用文字可能是缅甸文的说法，特意指出南诏遗留的石刻、铁柱铜炉和诗文通用汉文，民间可能通用僰文，这是为了特意强调南诏、大理与内地汉文化的联系。这当然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不过后来方国瑜说，伯希和“是法国帝国主义侵略越南沦为殖民地之后二十年，正当帝国主义列强狂妄叫嚣瓜分中国……为殖民侵略服务的所谓‘学者’也大显身手，伯希和自命是东方学家，以考史为名，为侵略制造舆论而作此书。他为侵略的目的，一片谎言，蛮横无理。只凭贾耽《路程》所说的一句话，大做文章”，这就可能把学术研究上升到政治批判了。其实，贾耽说“爨蛮安南境也”这句话，说的是当时以爨仁哲为首领的蛮夷，他们的控制地区在安南境内。开元年间，唐朝高官张九龄就写有给爨仁哲的敕书，收在张九龄的文集里，说明当时爨蛮分为“安南、姚州、戎州”三部分，其中一部分今位于中国境内，一部分在越南境内，这并不奇怪。伯希和说，那个时候云南并不是一个省，其中，东南部分属于安南都护府，东北部分属于戎州（今四川叙州），这是事实，我们不能拿现在的主权边界，倒推唐代的区域归属，更何况那时的安南还是唐王朝的一部分，所以，恐怕不能说伯希和的说法，就是“极其荒诞无耻的谰言”。

此外，如果各位有兴趣，可以参考伯希和的《扶南考》和《中国载籍中的宾童龙》，前面一篇指出争论不休的“扶南”，应当是柬埔寨，是古代中国与欧洲联系的中间站；后面一篇指出Panduranga这个地方，在古代中国有种种称呼，最早见于《旧唐书》，他引用各种中国文献，证明它应当在越南中圻附近，现在的地名叫“Phanrang”。而收在冯承钧《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第七编里的伯希和《真腊风土记笺注》，也是非常值得认真参考的著作。元代周达观《真腊风土记》是记载柬埔寨早期历史文化的重要著作，柬埔寨早期叫“真腊”，也叫“甘孛智”，后面这个名字更接近现名。周达观是随同蒙元使团前往真腊的随员，他这部书是文献记载加上实地观察，因而非常珍贵。可是这里涉及很多未知的历史、地理和文化，伯希和的注释旁征博引，给我们很大的帮助。后来，20世纪80年代夏鼐先生才有更仔细的校注本，但夏鼐先生也说，他的校注本，主要参考了从沙畹到伯希和的法国学者的研究。

一般来说，由于大海无边，浩浩漫漫，除了路程数和方向，没有什么特别可以记载的，所以有关海洋的记载，除了岛礁之外，都要和环海各地连起来。这些涉及环南中国海沿岸以及各岛屿的资料，反过来就呈现了南中国海的面貌。马司帛罗曾引用《宋史·丹眉流传》指出，从宋代中国起，中国开始重视南海诸国，这与海上航道有关。《宋史·外国传·丹眉流传》中说， “丹眉流国，东至占腊五十程，南至罗越水路十五程，西至西天三十五程，北至程良六十程，东北至阇婆四十五程，西南至程若十五程，西北至洛华 二十五程，东北至广州一百三十五程”。丹眉流大概在今马来半岛北部，也许是泰国洛坤（Nakhon Srithamarat）。大概当时也是一个重要港口？

根据《古代南海地名汇释》，大概“占腊”就是“真腊”即柬埔寨和越南南部，“罗越”可能是马来半岛南部柔佛州或新加坡，“西天”指西印度，“程良”大概是泰国北部，也有一说是泰缅交界处，“程若”是马来半岛上泰国的董里（Trang），而“阇婆”是印尼爪哇和苏门答腊，“洛华”是缅甸东南部的土瓦（Tavoy），最后是广州，即这一区域最北端。如果我们把这些地名在地图上连起来，就可以知道，这大概包括了东南亚，也包括了这些国家所环抱的南海海域。在宋代，由于北方被契丹、西夏、女真和后来的蒙古遮断，宋朝就只能像刘子健先生所说的那样“背海立国”，因而向南方发展很快，包括经由南海的通商，因为通商最方便的当然是海上航线。中国人要去那些国家，通商也好，封贡也好，多数要借助海上路线。这就像周达观《真 腊风土记》一开始说的，“自温州开洋，行丁未针。历闽、广海外诸州港口，过七洲洋（伯希和注：paraceles），经交趾到占城。又自占城顺风，可半月到真蒲，乃（真腊）其境也。又自真蒲行坤申针，过昆仑洋（伯希和注：马来 群岛）入港”。你看，这不是现在最重要的南海那条路线吗？

此外，研究南中国海，当然要懂得“丁未针”“坤申针”所指的方向。大家要了解：（1）古代中国人航海，要靠罗盘，中国的罗盘以天干（除去中间的戊、己，即甲乙丙丁庚辛壬癸）、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和八卦（除去震、离、坎、兑，只用乾、坤、巽、艮）配合使用，整个罗盘360 度，分为24个方向，每个方向相当于360°中的15°。（2）中国的航海罗盘分为“单针”（又称“丹针”）和“缝针”两种，单针就是丁、午之类（天干地 支单算），缝针则是丁午、丙午之类（天干地支配合），单丁是195度，单午是180度，丁午是187.5度，丙午是172.5度。（3）罗盘的定向之外，航海者还会根据天空星辰，确定方向与位置，这叫“牵星过洋”。（4）过去传统时代， 海路的里程单位是“更”，一昼夜为十更，一更旧说为60里，但是现在也有人认为有问题。（5）测量水深的单位，叫作“托”，也就是两手分开的长度， 旧合五尺，大约相当于现在的1.6至1.7米。以上是航海者的基本知识，他们更要研究沿着海路所经过的东南亚各国，因为古代航海不能不沿着海岸，依赖陆地上的补给和淡水。

当然，早期没有“东南亚”这个概念，所以，“南海”一名既指茫茫大海，也兼涉了如今的东南亚诸国。

（三） 

再接下来，我想介绍一下日本东洋学界之南海研究。这里只以藤田丰八和石田干之助两人为例。

在西洋学者的南海研究取得成绩的同时，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东洋学也很快加入了南海研究的行列。我在前面讲过，日本东洋学尽管一定有它的政治意图，但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在亚洲研究的学术上和欧洲东方学比赛。他们共同促进了对中国四裔或者说亚洲的整体研究。

在日本学者有关南海历史地理的研究中，我们首先要提到藤田丰八《东西交涉史研究》的“南海篇”。

藤田丰八（ふじだ とよはち，1869—1929）在中国待过十几年，汉语很好，和罗振玉、王国维是关系非常密切的朋友。他主要关注的就是西域和南海之学，尤其是东西交涉的历史。他对在敦煌发现的《慧超往五天竺国传》 做过笺释，对元代汪大渊记载海外各国的《岛夷志略》做过研究，就是因为这些文献与中外交通有关，涉及中国之外的史地知识。后面的那部《岛夷志略》更是元代直接涉及南海那片区域的重要史料，和《真腊风土记》一样非常珍贵。藤田丰八去世之后，先是他的《东西交涉史研究》“南海”部分于 1932年出版于冈书院，很快就有中国学者翻译过来；后来又出版了《东西交 涉史研究》全编本，包括“南海篇”“西域篇”及“附篇”，1943年由荻原星文馆出版。其中，“南海”部分的中译本，已经有何建民译《中国南海古代 交通丛考》，1935年出版，也就是说藤田丰八此书日文原版刚刚出版不到三年，中国学者就把它翻译出来了。

这一部分中，有一些内容非常精彩。1935年中文版的译者何建明曾举出五个例子，来说明藤田丰八这部书的精彩，认为他“能错综为体，详略互见，又能融合贯通，联为一气”。五个例子中，一是关于蒲寿庚的考证，二是关于五代十国时期南汉先祖刘谦的族群出身，三是日本史上所谓“南蛮”不是高丽人而是毗舍耶即菲律宾人，四是考证出菲律宾历史上的林凤、澳门史上的张琏的相关信息，五是对于《宋会要》等史料的开掘（译者序，第2—5页）。

我们看前两个例子。他的《泉州之阿剌伯人》比桑原骘藏的名著《蒲寿庚考》还早，已经指出蒲寿庚是大食（阿拉伯）人，并且因为他并没有汉族中国人的认同感，虽然做着宋朝的官，却帮助了蒙元入主中国；而他的《南汉刘氏先祖考》还考证了五代十国时期，南汉的先祖刘谦也是大食人，这一点是他最先说到，后来陈寅恪等人有一点修正和补充（可以看陈寅恪的《刘复愚遗文中年月及其不祀祖问题》），当然也有人不同意这个说法，这可以讨论。应当说，这些都是他的开创之功，所以，日本学者江上波夫说，藤田学术生涯里面特别关注的，首先是东西之间的交通路线和要冲，如城镇、港口，以及国与国之间的历史地理；其次是国与国之间的贸易、殖民、物产、 生活。他的南海历史研究也是这样。

可是，这里我最想向大家推荐的，是石田干之助的《有关南海的中国史料》。这是石田干之助1943年在日本仙台的东北帝国大学讲课时的讲义，可惜的是至今没有中译本。很早我就听说这本书，但直到2015年，我在东京大学担任特任教授的时候，才偶然在神保町的丛文阁书店，以1000日元的便宜价格买到一册。

毫无疑问，这部书的撰写与日本二战中南下东南亚的战略有关，石田在 “小引”中一开头就说到这一点，“关于南海各地的各种知识，从现在的时局来说，是我们不能不具备的”（第1页）。但是，石田毕竟是一个学者，他所做的工作，是把欧洲人东来之前，也就是明代以前的中国各种有关南海的史料，一一做考证和介绍。

这部书按照时代分为六讲（汉代、三国时代、两晋南北朝、隋唐、宋元和明代），每一讲中，既介绍那个时代中国有关南海的活动，包括政府出使和商业贸易，更主要的是介绍有关文献，无论是已经不存在了的逸书，还是各种古典中残存的片段。比如，唐代有关南海的文献，他介绍了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义净的《南海寄归内法传》、杜佑《通典》中的史料、新旧唐书中的有关史料、已经亡逸的贾耽《皇华四达记》，以及《唐会要》《册府元龟》等；宋代有关南海的文献，他介绍了周去非的《岭外代答》、赵汝适的《诸蕃志》和《宋会要》，在《宋会要》下面，也顺带讲了讲《文献通考》《宋史》里面的资料。对于每一朝代和文献，他都广征博引，有相当深入的介绍，绝不是泛泛而论。

我们随意举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是隋代的《赤土国记》。石田注意到，那个时代又出现了有关南海的新知识。因为大业三年（607），朝廷曾派遣屯田主事常骏、虞部主事王君政出使南方遥远的赤土国，常骏回来之后，著有《赤土国记》两卷。可是，这部书已经不存在了，那么，赤土国究竟在什么位置？这是历史上著名的难题之一。在这部书里，他引用了明代人黄省曾、张燮，以及西方学者 H.克恩（H. Kern）的各种说法，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的说在南印度，有的说在暹罗，有的说在马来半岛。然后，他引用日本学者桑原骘藏的《赤土考》以及他自己的《三佛齐考》，证明赤土可能就是唐代的室利佛逝，宋代的三佛齐，也就是后来人所共知的苏门答腊（国都旧港）。不仅如此，为了进一步提供线索，他还用了一些篇幅，介绍日本学界有关这个问题的讨论，比如高桑驹吉、藤田丰八的看法等。这就非常客观，也非常谨慎，很有价值。

第二个例子是元代汪大渊的《岛夷志略》。这是有关中外交通史的重要文献，其中涉及南海的内容很多。石田非常详细地介绍了汪大渊的生平事迹，引用此书的三篇序文、《四库提要》等文献，指出汪大渊年轻的时候， 就随船出海两度往来南海各地，展开过实地考察。因此，尽管该书有传统的虚实相半、新古混淆的地方，但是，由于它在宋代《诸蕃志》和明代初期新出有关南海诸书之间，“代表了元代中国人南海知识水准的有价值的著作”，所以它还是很珍贵的。

接下去，他一一列举《岛夷志略》中有根有据的内容。从澎湖、琉球、 三岛到交趾、占城，从罗卫、罗斛到三佛齐、勃泥，从暹（泰国）到古里地闷（Gili Timor）、龙牙门（即新加坡海峡），从僧加剌（今锡兰岛）到天堂 （Mekka，即麦加）、天竺（西部印度），一共98个地名。对于这里的大多数地名，石田干之助都注明了今天的位置。与此同时，他也把“异闻类聚”，也就是汪大渊没有去过，只是根据书本的传闻和不可靠的内容，像奇肱国、婆登国、女人国等列出来，其中所介绍的南方风俗，石田说明它们可能来自 《太平广记》之类的书，没有特别的价值。再接下来，他又在这一节中考察 了《岛夷志略》在各种目录中的记载以及版本情况，还特别介绍了清末沈曾植《岛夷志略广证》，乃是“本书研究之权舆”，但他也指出，对这部书的研究，需要越南语、缅甸语、马来语、梵语等语言知识，所以，真正有价值的研究，特别应当注意藤田丰八。收入印数不多的《雪堂丛刻》中的藤田丰八 《岛夷志略校注》才是有关汪大渊《岛夷志略》最好的研究和注释。

再接下去，他也介绍了西方学者的研究情况。他说，由于马伯乐（Henri  Maspero）把此书从北京带回河内远东学院，伯希和又得到国民图书馆的写本以及丁氏旧藏本，因此对这部书做了研究，并且还把它用于对《诸蕃志》 的校读考证，所以，《岛夷志略》渐渐为西方学界所熟悉。比如，1914/ 1915年《 通报 》 上 就 有 连 载 的Notes on the Relations and Trade of China  with the Eastern Archipelago and the Coasts of the Indian Ocean during the  Fourteenth Century。他指出，其中有对《岛夷志略》的解题和大部分英译， 并且比对了好些地名。当然他也说到，因为那时藤田丰八的著作没有问世， 所以，其中还有一定错误。

（四） 

现在，让我们回头来看一下，在东西洋学者影响下的中国学术界，南海或东南亚的研究情况。

顺便说一下，石田干之助的这部书，其实提供了非常好的有关南海之学的入门路径。在这部书中，中国有关南海的主要文献，有了基本的和清晰 的介绍，东洋和西洋的相关研究，也有了不错的提示，让我们不仅对南海之学有了初步文献知识，对于南海研究的东西方学术史，也有了初步的了解。我总是很感叹这种上课的方式，石田这样教书，真是金针度人的好老师。应当说，超出中国之外的四裔研究，其实是20世纪上半叶，国际东方学界的潮流和时尚，而正是在西洋和东洋的学术刺激下，中国学者才开始“预流”，有了这方面的著作。

其中，我首先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1937年冯承钧的《中国南洋交通史》。

冯承钧：《中国南洋交通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

前面我已经说到，冯承钧的研究与翻译成就，应该很好地得到介绍和表彰。在我看来，冯承钧和王古鲁，分别是介绍西洋和东洋学术，对中国学术有很大影响的两位译者，但我们对这两位翻译者的贡献说得还不够。冯承钧是20世纪上半叶向中国学界介绍法国东方学的最重要学者，除了翻译的各种 专书之外，他翻译的《西域南海史地译丛》九编，汇集了沙畹、伯希和、费瑯、列维、马伯乐等最重要的东方学家的论文，展示了欧洲东方学界林林总总的成绩。而冯承钧这部《中国南洋交通史》，也是在吸收了东西洋学者， 特别是西洋学者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写成的。

《中国南洋交通史》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从汉代与南海的交通说起，历数康泰等出使南海各国，法显从印度取经回程的海上经历，一直到宋元的南海和明代郑和下西洋，算是一部中国与南海的交通史；下编则分为扶南（今柬埔寨地区）、真腊（今柬埔寨地区，继扶南之后）、阇婆（即爪哇，今印度尼西亚）、三佛齐（今苏门答腊，今属印度尼西亚），以及南海群岛各国（23个古代国家）、马来半岛各国（11个古代国家）和印度沿海各国（13个古代国家）等多个部分，分别梳理有关它们的史料和叙述它们的历史。

冯承钧自己在《序例》里面说，他这部书研究的“南洋”，在明代就是 “东西洋”，大致“东起吕宋，西达印度西岸”。按照他自己的说法，这部书的重心在地名考证。但是他的主要关注点，可能只是在中国下南洋的海路上。他的有些想法，我觉得不太好理解，比如他自己说，他这部书里，阿拉伯海西岸各地和安南、占城、缅甸、暹罗不在叙述之列。前者我们可以理解，但后者呢？据他说，安南原列中国郡县，昔日的占城是今天安南的中南部分， 可这两个地区为什么要放弃呢？其实，古代中国无论是官方的还是民间的南洋交通途径，都离不开今天越南的东部海岸线。倒是他说缅甸和中国交通主要靠陆路，倒是有点道理，但是不包括暹罗是因为它到元代才成为一国，可是，暹罗那块地方，与中国南洋交通仍然有关联，不叙述它（尽管元代才成 为一国，但成为一国之前的各种小国，也还是在南海范围内）有点奇怪。不过，尽管如此，冯承钧的这部书在中国学界还是有开创意义的。在很大程度上，他借助或者说引进了东西洋学者的成果，看他的注释，就知道他采撷了伯希和、费瑯、藤田丰八等人的研究成果。当然，他也说过，除了伯希和之外，无论是东洋的藤田丰八，还是西洋的学者，“亦多瑕瑜参半”，所以，他的这部书，也有他自己的贡献。不过现在看来，这部书似乎铺路的性质比较明显，而创造性的发现还不太多。

我们不妨把此书的第八章《宋代之南海》与石田干之助著作的相同章节进行比较。

冯承钧此书的这一章，涉及的史料只罗列了《宋史》卷四八九《注辇传》、周去非《岭外代答》、赵汝适《诸蕃志》。他虽然也提及夏德（Friedrich  Hirth）和柔克义、藤田丰八等，与石田干之助《有关南海的中国史料》比起来，大体上差不多，但石田干之助还仔细地介绍了《诸蕃志》的柔克义英文译本的译者序，介绍了1885年莱比锡出版的名著《大秦国全录》（China and  the Roman Orient）里面对《诸蕃志》有关“大秦国”一则的论述，以及涉及南海的西文论述八种。特别是他介绍了1912年夏德和柔克义合著的英文本 《诸蕃志译注》（Chau Ju-Kua: His Work on the Chinese and Arab Trade in 12th and 13th Centuries）。此外，石田干之助还注意到了《宋史》之外，有比《宋 史》更早，可能是《宋史》材料来源的《宋会要》《文献通考》的记录，这就更有价值了。而在学术史研究方面，石田干之助又介绍了马司帛罗的《占城史》、藤田丰八的南海研究、费瑯的有关苏门答腊的研究，以及桑原骘藏的《三佛齐考》。应当说，晚出转精的石田干之助，比起冯承钧来说，内容要丰富、精细、缜密得多。不过，我们仍要承认，冯承钧的《中国南洋交通史》，毕竟诞生于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学界，还是有开拓性的。他归纳和引介了西方和日本的研究成果，给后来有关南海以及东南亚的研究铺了路。

后来，中国学者在这方面很有成绩的，还有很多，像许云樵（1905— 1981）、章巽（1914—1994）等，这里就不再仔细说了。大家如果对这个领域 的历史问题有兴趣，有一部最好的工具书必须知道，这就是陈佳荣、谢方、 陆峻岭编的《古代南海地名汇释》。

（五）

 当然也想请大家注意，关于“南海”或东南亚这个研究领域的历史与现实，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有些问题不是我们历史学者可以说清的。所以，这里还是让我们回到历史上来。

应当说，“南海”或东南亚之学，使得世界史和中国史都丰富起来，世界史不再是只有大国的世界史，中国史也不再是拘泥于传统中国之内的中国史。因此，可以说有关南海的传统中国文献，非常有价值，也为“真正的” 世界史的形成做出了贡献。诚如冯承钧所说，“今日南海诸国自有史文者固有数国（安南、柬埔寨、爪哇、锡兰），其古史亡佚数典而忘祖者，亦复不少。赖有中国官私撰述，录其史事大概。今人欲撰一‘真正世界史’或南海诸国史者，终不能不取材于中国载籍之中。研寻久之，近年来无史之南海，遂一变而为有史之国民”。

确实，有关南海海域和东南亚的历史地理，无论是东洋学者还是西洋学者，主要依赖的，还是中国的古文献，比如宋元有关南海海域之著作：

（宋）朱彧《萍州可谈》（李伟国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 

（宋）赵汝适《诸蕃志》（冯承钧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 

（宋）周去非《岭外代答》（杨武泉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 

（元）周达观《真腊风土记》（夏鼐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 

（元）汪大渊《岛夷志略》（苏继庼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 

（元）周至中《异域志》（陆峻岭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 

（元）黎崱《安南志略》（武尚清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

此外，当然还有各种各样的古地图和航海图。其中，最近有一幅以南海为中心的古代地图，引起国际学术界的关注，这就是所谓的“塞尔登地图”。

如果说波斯人、粟特人、阿拉伯人带给中国的，主要是陆地上、欧亚之间的地理知识，那么，自从明代郑和下西洋之后，中国对于南方海域以及周边诸国，也逐渐有了比宋代仅仅依赖市舶司，或来自外洋商贾的耳闻更多的海外知识。其中，收藏在英国的塞尔登地图（又名《东西洋航海图》）最近非常受人关注。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卜正民教授近年出版《塞尔登先生的中国地图—香料贸易、佚失的海图与南中国海》，用全球史的方法，对这幅刚刚被发现的古地图进行了精彩的研究。

这幅地图长160 cm，宽96 cm，据说原来是挂轴，按照卜正民的研究， 它大概绘制于1608年，由一个从中国到东南亚（据说在万丹，即今印度尼西亚爪哇的Banten）经商的商人绘制，几年以后，被一个在万丹担任商馆馆长的英国军官约翰·萨里斯（John Saris）得到。17世纪中叶，英国最著名的东方学者约翰·塞尔登（John Selden），从他手里买到这幅地图，1654年塞尔登去世后，捐赠给牛津的博德利图书馆（Bodleian Library）。但直到2008年，它才重新被发现，现在这是世界上一幅独一无二的地图。

明代东西洋航海图（即“塞尔登地图”Selden Map）

那么，这幅地图有什么特点呢？它虽然不涉及主权，但是它确实证明中国对于南海的历史知识相当丰富，而这种历史知识，恰恰不是来自帝国君主的权威统治，而是来自民间自由的海上贸易。我想，塞尔登地图在南海研究上，可能有三点非常重要。

第一，是它不像过去的地图（如宋代的舆地图，以及明初的《大明混一 图》，明代中叶的《广舆图》）那样，总是以中国为中心，凸显中国疆域而把 四周压缩得很小，而是以南海为中心，大体准确地描绘了东海和南海周边的地区（这一地图上面，大半当然是中国，右上角是不太准确的日本和朝鲜， 右边是琉球，往下依次是台湾岛和澎湖、吕宋［菲律宾］、加里曼丹［包括 文莱、马来西亚与印度尼西亚分别管理的地区］，中国的正南面，则是越南、 柬埔寨、马来半岛、菲律宾、印度尼西亚，中国的左下方是印度等），涵盖了整个东亚、东南亚、南亚广大地域。这是中国有禹迹图、舆地图、广舆图、天下图等以来，第一幅超越了中国中心的地图。

第二，过去，以中国为中心，凸显王朝疆域而忽略周边的传统地图，其绘制的观念背景，很大程度上受到王朝政治的影响，然而，以南海为中心， 描绘环绕东海、南海各区域的地图则主要是考虑经济即贸易路线。因此可以相信，塞尔登地图的地理知识，主要来自航海贸易的商人。所以，它标识的地形、距离、路程、地名等，都显示出它与当时往来南洋海域的中国商船和商人有关。这些世界知识，一方面来自传统的“海道针经”（比如《顺风相送》等），一方面来自现实的航海经验。尤其是，这一地图标识出了六条从中国（主要是泉州）出发的航线，分别是：（1）泉州到日本九州外海的五岛列岛；（2）经过琉球到日本的兵库；（3）泉州到王城（马尼拉）；（4）泉州到今印尼；（5）沿着越南海岸线绕道向西北到今泰国曼谷南部；（6）绕过马六甲海峡， 沿着马来半岛与苏门答腊岛之间，向西到印度古里。地图里还说明了方向、远近、位置（每条航线都以天干地支来标志路程的方向，与上面的罗盘相应）。而超出地图之外的阿拉伯世界和非洲，则在图左方的一个方框里，标出了海上航行的距离、方向（比如从“古里”即今印度喀拉拉邦，到“阿丹国”即今亚丁、“忽鲁漠斯”即今荷姆兹等，皆有方向与航程的说明）。

第三，由于这可能是中国商人的作品，当然有关中国的记载格外详细 （大明国部分有很多地名标记），但是，也恰恰由于是商人的作品，所以，该地图对于有商业贸易联系的区域，也都有不少记载。在这一点上，不妨参看同样来自闽南沿海的张燮的《东西洋考》，看看他对于现在的越南、柬埔寨、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文莱、菲律宾这一环南海区域的叙述，就可以清楚地知道，17世纪初也就是明代万历年间的中国人，特别是中国商 人，对于“南海”那一片海域以及周边，已经有相当的了解。

当然，有关这一区域的研究，所涉及的历史信息相当丰富。简单说，至少还应当包括大航海时代以来，欧洲传教士在亚洲东部的传教，经由印度洋和太平洋航线美洲白银的流入和植物的引进，葡萄牙和西班牙人在东亚的竞争，和荷兰及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在这一片区域的活动等。现在，一方面由于人们源源不断地发现新资料，“南海”及其周边的历史研究不断取得新的进展，包括中国学者在内，都对南海贸易、文化、政治各方面（包括塞尔登地图）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另一方面，也由于全球史（或者区域史、海域史）在国际历史学界的风行，使得南海以及环南海地区，作为全球史急需补强的一环，成了学界热点。当然，也由于这个地区成为世界上最具风险的焦点区域，凡此种种，都刺激了各方学者对明清时期东海和南海的海域史的研究。

那么，我想问的是，我们中国学界在这一领域还可以做出一些什么贡献？

七、 结语：通向亚洲史或东亚史的途径

最后，我想请大家重温陈寅恪先生的两段话。

一段话，是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里回忆王国维学术成就时说的。陈寅恪说，王国维之所以取得那么大的成就，是因为他代表了当时学术的新方向，第一是“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也就是用地下考古发现的各种实物和现在传世文献上的文字材料来相互证明。第二是“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就是外族的文献和中国的史书互补，像研究辽金元、西北史地就要通过这个方法。第三是“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就是用外来的新观念、新理论跟我们中国本身所有的材料来互相证明，这样可以在旧话题中开出新思路。

另一段话，是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里面说的。陈寅恪说，学术必须要有新材料和新问题，用新材料来研究新问题，这就是这个时代学术的新潮流。做学术的人，如果能进入这个潮流，叫作预流；他说你如果不会用新材料，不会研究新问题，就叫不入流。

最后，我们大家要想一想，为什么超越汉族中国的亚洲史和东亚史很重要？为什么在亚洲史或东亚史上，欧洲与日本学者占了先机而中国学界落了后手？为什么今天仍然要用王国维“三结合”的方法来研究历史？什么才是当今的新材料和新问题？

|本文刊于《世界历史评论》2021年夏季号，作者葛兆光，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及历史系特聘资深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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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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