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论 | 李汉松： “印太”的全球思想史
李汉松，哈佛大学政治系、华东师范大学全球思想史研究中心研究员
“印太”的全球思想史
摘要：“印太”作为一个地缘政治和国际战略术语，在全球范围内广为流传，然而国际学界对“印太”这一海洋政治概念的认识仍显贫瘠。本文致力于考证“印太”的思想史渊源，阐明“印太”概念诞生时的理论架构，并梳理其在时间与空间流动之际的创造性接收与再阐释。“印太”视域可以追溯至德国地缘政治学家卡尔 · 豪斯霍弗的空间政治思想。豪氏将马达加斯加至波利尼西亚的广大区域指定为一片有机的整体，冠以“印度太平洋”之名，与欧亚“大陆板块”相互平行，与“欧美”海洋势力相互对立。“印太”是豪斯霍弗将生态气候标识映射到欧亚“海缘政治”断层线的一种权宜设想。这一理论创新源起于连锁交错的语境。“印太”基于海洋学、民族学、历史语言学等学科的整合、会通与再创造，继承了普鲁士启蒙思潮的地理关怀，也反映了德国思想界为制衡欧美竞争对手，思索亚洲政治潜力的转向。因此，豪斯霍弗的“印太”构想呈现出一种反殖民主义愿景。豪氏希望“印太”海洋带突破德国的地缘困境，也期待中国、印度政治觉醒、民族自决、文化互通，反制殖民主义国家。豪斯霍弗复杂的“印太”思想经历了多层传播、接收、蜕变。尽管在印度、中国影响力有限，豪氏在日本却因介入了“泛亚细亚主义”的思想语境，产生了关键性共鸣，形成了巨大影响。详考“印太”的思想史，是以全球思想史方法考察地缘政治学的案例研究，也是通过发掘过去观念反哺当今政治语言的贡献，更是反思殖民主义政治遗产的契机。
关键词：印太战略 豪斯霍弗 反殖民主义 地缘政治 海洋政治 国际政治思想史 时间与空间
一、
“印太”概念的谱系
随着近年世界格局嬗迭，政治语境迁移，诸多似曾相识的论域也卷土重来，其中一则典例即是政界与学界重新引入公共舆论的“印太”概念。“印度太平洋”作为一个海洋学、生物学和环境学范畴单独存在，但其作为一种“海洋政治学”“地缘政治学”理论，则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1924年，德国地缘政治学家豪斯霍弗（Karl Haushofer，1869—1946）出版《太平洋海的地缘政治》（Geopolitik des Pazifischen Ozeans，以下简称《太平洋》），阐发了并不系统，但羽翼颇丰的“印太”概念。这一观念又在1928年豪斯霍弗与奥托 · 摩尔（Otto Maull，1887—1957）、埃里克 · 奥伯斯特（Erich Obst，1886—1981）、赫尔曼 · 劳滕萨赫（Hermann Lautensach，1886—1971）合著的《地缘政治基础》（Bausteine zur Geopolitik）以及其他一系列公开发表的地缘政治学文章中出现。1939年，《印度太平洋空间内的德国文化政治》（Deutsche Kulturpolitik im indopazifischen Raum，以下简称《印太》）付印，书名即以“印太”命名。此后，豪斯霍弗的海政思想在政治动荡的德国本土蜕变，又通过文本、人物、思想的转移，传播到他心之所系的“印太”，在流动的全球语境中经过不断地再阐释、再想象，与当地思潮接触、碰撞、融汇，催发出崭新的语言范式。因此，“印太”不仅是一部德国、欧洲概念史，更是一段值得玩味的欧亚文化交流史和全球思想史。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豪斯霍弗研究在德国零星寥落，唯有涉及他与第三帝国的关系时，史家才不吝予以关注，但几乎从不探微其理论细节。在西欧、英美学界，豪氏其人、其思想近乎销声匿迹。尽管他本人高度关注印度、中国，但豪斯霍弗在印度昙花一现后继而影响低迷，在中国则更甚：仅存一部译著，且无再版。与此迥然不同的是，在日本，豪氏大量译著不但流传不绝，而且持续影响日本地缘政治、国际关系辩论的修辞与轨迹，直至时下。2007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印度议会演讲，鼓吹印度洋、太平洋“两海合流”正值其时，两大洋“突破传统地理界限”势在必行，而一个“扩大版的亚洲”正在兴起。当然，安倍不可能不提到：这一新版“大亚洲”也旨在联结美国、澳大利亚这两位盟友。也正是在2007年，日、印、美、澳创始了“四方安全对话”（Quadrilateral Security Dialogue），经历了十年的若即若离后，又于2019年重续旧盟，协同军演。但2007年安倍仅提出“印太交汇”，而未引入“印太一体”。终于，在2016年肯尼亚举行的非洲发展会议上，安倍抛出了酝酿已久的“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战略。此举用意颇深，因为豪斯霍弗构想的“印太”确实西起东非，东至波利尼西亚群岛——肯尼亚地处东非沿海，自然包含在内。此后，澳、印、美政府虽然在“印太”概念上并无任何阐发，但在言辞上不断呼应日本当局。2013年，澳大利亚出台《国防白皮书》，其中除却目录共提及“印太”55次。2018年，美国政府将“太平洋司令部”（United States Pacific Command, USPACOM）高调更名为“印太司令部”（United States Indo-Pacific Command, USINDOPACOM），继而又在2019年推出《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地区：推进一个共同构想》。至此“印太”概念的声势达到了巅峰，在国际范围内反响不断，余音不绝。
长期以来，在“印太”的前世和今生之间，既缺乏实质性的谱系纽带，亦无规范性的相互印证。到目前为止，学界对“印太”思想渊源的理解仍薄弱不堪，因此也对其战略意义理解尚浅。即便是较早认定“印太”缘起魏玛共和国的政治学者，也只是在1924年《印太》一书的题目之中发现了“印太”一词而已，鲜有真正翻阅其书者。正因为学者单凭书籍标题谱写思想脉络，并不真正考察原典，几乎无人理解豪氏的“印太”论述。与之相比，历史学家掌握更缜密的档案研究和书籍史方法，运用全球文化、文本、观念交流史的研究途径，考证了豪斯霍弗其人其思在20世纪40年代传播至日本，遂与泛亚细亚主义思想汇流这段国际思想史。然而，不论是政治学家还是历史学家，都未阐明豪氏的“印太”理论究竟如何构成，有何创见。历史学家尤其未曾严肃对待豪斯霍弗的理论，原因大致有三。一是尽管20世纪70年代以来思想史异军突起，但西方主流史学排斥理论阐释，以为思想史属于奢侈之学，徒费笔墨，而更倾向于通过物质证据修正历史叙事——微则抉发生活形态，宏则钩沉文化流变。因此与逐字逐句分析豪氏理论构架相比，谈豪氏对日本之影响更符合史学时潮。二来，虽然“地缘政治学”已经摆脱“二战”后的“纳粹意识形态”恶名，但无论如何，经过六七十年代后国际关系学的“行为转向”“博弈论转向”和社会科学化进程，早已被视为过时、无用、伪劣之学。或许考证豪斯霍弗档案仍是德国史家，尤其是日德关系史、日德交流史家的必修功课，但历史学界早已不认为钻研豪氏的地缘政治理论本身有任何意义了。最后的原因是，进入20世纪20年代地缘政治理论内部，遵循它的逻辑进行批判性考察，需要一揽子相辅相成的技能：解读史语、破知语境、考辨逻辑、论证学理。大多数关注豪氏“印太”理论的政治学家不具备思想史的基本治学能力，而历史学家又未经政治理论、哲学史训练，因此无法疏通其内部的智识体系。由于这种种原因，目前在世界范围内，仍未出现任何解读豪斯霍弗“印太”理论的学术作品。
然而，政治学家和国际史家热情复燃，纷纷撰文将“印太”追溯至魏玛共和国，强有力地推动了“印太”的研究。抉微“二战”前夕的德国史无疑是重塑“印太”思想史的关键进路。然而，学者在实践其史学工艺时，应采取审慎之态度，避免时间错置之举导致不合理的政治化论述。譬如，第三帝国的外交政策成为豪斯霍弗思想的重要语境之一，也是“印太”传播史的关键历史成因，这一点毋庸置疑。然而，1939年后，欧洲和东亚硝烟弥漫，完全笼罩了豪斯霍弗前期理论的面貌。因此，思想史学者若欲严谨地考证“印太”概念之缘起，必须区分20世纪20至30年代的“政治海洋学”理论基础及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流变。因此，本文着重研究《太平洋》一书中的“印太”理论，兼与1931年《泛概念地缘政治学》（Geopolitik der PanIdeen，以下简称《泛概念》）、1939年《印太》二书相互论证。
《太平洋》是豪斯霍弗的代表性著作，其副标题“地理与历史相互关系之研究 ”（Studien über die Wechselbeziehungen zwischen Geographie und Geschichte）极具启示性。豪斯霍弗自视为德国从近代早期自然法到后启蒙运动神圣史这一脉思想史中，思索“地理如何通过历史进程塑造政法”之传统的继承者和发扬者。但豪氏认为，他重新理论化了前人遇到的难题，因此也提出了全新的解决方案。豪氏认为德国所处的“中欧”地理位置与“大西洋——太平洋”相比，遭受更多政治生命体成长的阻力。但本文也提出：尽管豪斯霍弗政治理论创新的动机展现出了高度具象的德国语境，然而最终形成的却是一个全球性的愿景。这也是另一个值得政治理论与思想史家潜思的案例。通常认为，语境化的政治理论更偏离规范性启示：一个观念愈与它的历史环境千丝万缕、筋骨相连，愈偏离时下相关性。然而这一直觉似乎经不起考验。因为往往正是萌发于具体环境的思想，为了克服种种外来阻力和质疑，通过兼蓄融贯、调节适应，才形成了更普世的思想面貌。从这种案例中我们也学到，如何在应对高度语境化问题的同时，既超乎具象之外，又反哺具象之中，形成实证与规范的会通。“普适”是“普世”普遍性的检验标准，而“适”或“不适”，则是一种高度语境化的实践。
本文试图修正“印太”谱系研究中的一系列误区，并填补这一学术史与公共论域的空白。事实上，研究“曾经的印太”裨益良多。首先，豪斯霍弗的“印太”理论提供给我们一个反殖民主义愿景。鉴于德国面临来自西欧、英美等海洋大国的强大压力，豪斯霍弗希望通过中、印的共和革命、政治觉醒，带动东南亚等广大区域，实现去殖民化，反制德国在大西洋的主要竞争对手。而如今“大国博弈”版的“印太”却完全忽略了仍在中亚、印度、东亚、东南亚上空飘荡的殖民主义幽灵。21世纪的国际政治愿景不能不回应、反思、处理殖民主义的遗产。比较思之，与反殖民思想史语境中重新思考全球空间的“印太”理论相比，当今重组海洋以施行大国遏制外交政策的“印太”无疑更显苍白。豪氏“印太”关乎自然、社会生活和政治意识之校准，探赜在全球海洋空间内原住政治与殖民政治之间的张力。而当代“印太”却对海陆生态、社会风气，尤其是原住民、移居者、殖民者之间的历史遗留问题漠不关心。严肃对待豪斯霍弗“印太”观念的益处之一，即是通过一个生动的案例研究，探索豪斯霍弗这样的地缘政治、海洋政治理论家如何从各类修辞、科学、哲学资源中构筑出一个全新的空间概念。遗憾的是，在政治思想史学科中，对地缘政治理念的研究鲜之又鲜。此篇论文试图发起对“印太”概念历史形成的学术讨论。
二、
“印度太平洋”的政治海洋学
豪斯霍弗广泛征引了物理海洋学，以为重新界定海洋政治空间之佐证。他预见到，重组印度洋、太平洋之举有扭曲自然之嫌，因此提前说明：整合印度洋和太平洋完全符合海洋学依据。豪斯霍弗恰恰认为，“印度太平洋”才是被人工割离开来的自然整体，因此他所做的是重归自然。他引用海洋生物学家的研究提出：印度洋和太平洋同属一个“生命单元”（Lebenseinheit）。因此，“动物地理”（Tiergeographie）——如鱼类从马达加斯加游至澳斯特罗——亚细亚（Austroasiatic）沿岸——比所谓的“国际公约”更加自然，也更具效力。对豪氏而言，“印太”是一个有边界范围的“生命区”（ökumene），与“非生命区”（Anökumene）直接相对。而二者之间的“南境”分界线则由南部诸海的西风、南极洲的洋流所决定。豪氏指出，这些纯粹海洋学意义上的边境“从物理角度更应令人接受”（aus der physischen heraus eher annehmbar），因为正是海风和洋流决定了人类航海活动的性质和范围。也正是海洋贸易、海军活动、航海探险等活动，才形成了国际政治权力的边界线。值得注意的是，他论述时选用了希腊词根的“生命区”（ökumene）——这是当时地球物理学家研究“聚落地理学”（Siedlungsgeographie）时使用的术语，目前仍在地球科学领域得到使用——而非德文“生存区”（Lebensraum）——这是人文学者青睐的“政治地理学”或“地政学”（Politische Geographie）词汇。无可置疑的是，豪斯霍弗受弗里德里希 · 拉采尔（Friedrich Ratzel, 1844—1904）影响，不可能不用“生存圈”的表述。但豪氏的“生存圈”并非一个统一的概念，而是不断流动的修辞。他既谈“太平洋生存圈”（pazifischen Lebensraum）和“印度生存圈”（indischen Lebensraum），也合起来讲“印太生存圈”（indo-pazifischenLebensraum），甚至是具体的“中国生存圈”（chinesische Lebensraum），然而他也明确表示中国文化和自然空间多样，不存在一个单一的“生存圈”。如此看来，许多学者直接将豪斯霍弗和日本对“生存圈”（Lebensraum）的接收挂钩，这种做法非常片面。如果抓住“生存圈”不放，学者研究到的更多是拉采尔，而非豪斯霍弗。在过去20年中，历史学家一直致力于揭穿“豪斯霍弗与生存圈”“豪斯霍弗与第三帝国对日外交”等迷思，成果可圈可点。我支持这种质疑的声音，但从另一角度提供佐证：豪斯霍弗的确使用“生存圈”这一词汇，但是他的“生存圈”是个含糊不明的概念，而不具有逻辑一致性。相比之下，他更丰富的空间理论成就是构筑“印太”概念。在20世纪20—30年代的德国“地理科学”（Geowissenschaften）领域内部，豪氏试图通过融汇若干学科的术语来建构他的海洋政治学。他明显偏向一个子学科，而淡化与自己实际更贴近的另一学科。这种做法恰恰是通过“学科通婚”，利用更根深蒂固、更无可置辩、表面上自然而又中立的学科来合理化一个更年轻、更具争议性的概念。
豪氏的“印太”空间尤其锁定连接印度洋和太平洋的那一片海域，其中又以巽他海峡到澳大利亚这一区域为最。理论的关键在于其中的一个子理论，即“澳大拉西亚地中海”（australasiatische Mittelmeer）概念。这一词汇目前尚有使用。而“澳大拉西亚地中海”的纽带则是巽他海（Sundasee）。目前此词已经过时，多数人只称“巽他大陆架”而已。豪斯霍弗认为之所以要关注“巽他海”，不仅因为它连接了众多海峡，还因为它的表面以下暗流涌动，包括众多更新世的陆地河流，后来随着海平面升高沉入海底。对于豪斯霍弗而言，这是一套完美的说辞，因为巽他是一块“半被海水淹没的陆地”，一片“海陆生命区”。更新世古陆河流在海下流淌，“水中之水”活灵活现，印证了豪斯霍弗的观点：陆地与大陆架、群岛与海洋、淡水与咸水作为相互替代又相辅相成的平等“生命空间”，着实难以分界。但不论如何，豪氏强调巽他必须是海，而不只是大陆架，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维护“印太海洋”的一体性。一直以来，“澳大拉西亚地中海”一直被视为印度洋和太平洋之间的连接纽带。一旦将“澳大拉西亚地中海”设定为“从前的陆地、现在的海洋”，将巽他定义为“大洋中的‘陆间海’、‘陆间海’中的‘陆中海’”，便更利于左右置辩，自圆其说。如果两大洋的纽结内部都无法松解，又如何为印度洋和太平洋分界？
豪斯霍弗对巽他的认知与此前的德国海洋学家，如奥托 · 克鲁梅尔（Otto Krümmel，1854—1912）在《海洋学手册》（Handbuch der Ozeanographie，1910）中对“巽他区域”（Sundagebiet）、“巽他走廊”（Sundastraβe）的分析基本一致：巽他是印度洋和太平洋之枢纽，为众多航线打开中国南海之门。但与纯粹的海洋学家相比，豪斯霍弗历史化、理论化了海洋地理，将其视为政治生活的延展空间。豪斯霍弗说：“纯粹物理意义上的地域界定还不够”，因为“若欲创造出稳定的地缘政治设计元素，我们在此还必须诘问国家意义上的生活形式：它们本身的归属意愿”。如此，殖民背景下的国家归属问题愈渐凸显。事后历史证明，巽他海峡的地缘政治意义从未减退。1942年巽他海峡之战中，原健三郎的两栖部队击沉美英荷澳司令部辖下的澳大利亚海军轻巡洋舰“珀斯号”（HMAS Perth）、美国“休斯敦号”重巡洋舰，成为日本博弈荷属东印度的重要一棋。巽他海峡在时下的地缘意义仍然高度敏感。印尼总统佐科 · 维多多（Joko Widodo）上任前后，关于与中方合作建立跨巽他海峡大桥的计划一再遭受质疑，部分舆论压力便来自地缘政治考量。不论如何，豪斯霍弗在“印太”理论初具雏形之时，即认定“巽他海”是“印太”概念合理性、一致性、整体性的逻辑核心，这是极具远见的。
海洋学的依据只是豪斯霍弗理论的基础，他有所发挥的地方在于海洋学的政治理论化。譬如，豪斯霍弗引用“海岸走廊”（Küstenmeerkorridor）、“澳大利亚大洋边界线”（Australisch-ozeanischen Grenzsaumes）等概念，同时赋予其“亚洲”和“美洲”的地理特点。因此他声称：这一片海域“在政治上，也在这两大洲之间左右为难”。豪斯霍弗将海洋学范畴直接译入政治学，快速论证因果，中间跳步现象严重。但我们必须将这种不甚严谨，甚至“决定论”色彩浓重的论证方法置入同时代的语境之中。豪斯霍弗当时面对的主要论敌是形形色色的决定论者，譬如事后在纳粹政坛不可一世的“种族科学”（Rassenkunde）。“种族科学家”们使用的也是“确凿无误”的科学证据，因此豪斯霍弗在论证时不能过度保守，显得海洋地缘政治学的确凿性逊于其他“社会科学”。豪斯霍弗还与其他学科结盟，譬如通过民族学联结地质学与政治学。他的民族学盟友是拉采尔门下的利奥 · 费罗贝尼乌斯（Leo Frobenius，1873—1938）。费罗贝尼乌斯的方法是追溯土著文化的变迁，描绘出“文化圈”（Kulturkreise）的形态，通过所谓“帕依多玛”（paideuma）从经济结构中重构出“含义”（Sinnstiftung）。尽管费罗贝尼乌斯的研究重点在非洲，但常与他在“柏林人类学、民族学和史前研究社”（Berliner Gesellschaft für Anthropologie, Ethnologie und Urgeschichte）共同演讲的对话者弗里茨 · 盖博那（Fritz Graebner，1877—1934）却大量撰写过大洋洲“文化圈、文化层”方面的论文。豪斯霍弗认为费罗贝尼乌斯和盖博那的方法是重构旧石器至青铜文明时代“马来——波利尼西亚迁徙之英雄传说”的唯一途径。而这种民族学又正好揭示了“印度太平洋”从旧石器时代以来便具有政治属性，“而大西洋曾经却不是如此”。所以，通过“海洋政治学”和“民族学”的联姻，豪斯霍弗不但把地质、海洋、生物证据应用在了政治理论之中，甚至还“证明”了印度太平洋的政治性“高于”大西洋这一与直觉不符的结论。但这一结论不足为奇，因为德国长期以来在大西洋受到英美的支配与排斥。豪斯霍弗得到的正是他想要已久的结论。
豪斯霍弗进一步论证了地貌、海貌，甚至高空如何决定了政治生活方式。在这一点上，他与卡尔 · 施密特在《陆地与海洋》（Land und Meer）中对于海洋、陆地、高空生活方式的定性颇为类似。二人可谓平行，但几无交集。豪氏将马来——波利尼西亚人想象成海洋上的“游荡民族”（schweifenden Menschen），在岛屿之间穿梭，“像‘游牧民族’一样充斥着海洋空间”（den Seeraum als Nomaden erfüllten）。应注意的是，豪氏所谓“马来波利尼西亚人”在如今仍是一个历史语言学术语，但在民族学中因为准确度不足，已然停用。但在当时，用“马来——波利尼西亚”语言论证“印太一体化”非常先进。当时最新的人类学、海洋学、语言学成果，如容克尔（J. C. G. Jonker,1857—1919）、布拉格登（Charles Otto Blagden, 1864—1949）、布兰德斯泰特（Renward Brandstetter, 1860—1942）、施密特（Wilhelm Schmidt, 1868—1954）和丹普沃夫（Otto Dempwolff, 1871—1938）等人的研究，都纷纷指向波利尼西亚、大洋洲、菲律宾、南亚和东非语言之间的历史相似性。因此在海洋生物学家之外，还存在一批语言学家，认为“澳斯特罗尼西亚”语系（亦称“南岛语系”）向西包括马达加斯加语，向东包括斐济语。因此在海洋学中逐渐形成一个“南海”（Südsee）共识，认为南部诸海是一个有机海洋空间，既能解释语言学现象，也能解释生物、洋流、地质现象。豪斯霍弗所做的是将这一超长时段的自然史拉回政治史，用于解释政治文化现象。迫于这些外部知识结构的压力，豪氏不得不在“印太”中加入玛雅文明和印加文明。但他强调的是“海洋游牧”，认为这是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Lebensform）。这与施密特之后认定英国人是“鱼人”（Fischmenschen）互有印证。在“鱼人”看来，陆地文明“诡异而无法理解”（fremd und unverständlich）。这并非是魏玛时期德国理论家强加给英国的贬义身份，而是在英国文化中即有所体现。如莎士比亚在《暴风雨》中描绘的人鱼兽卡利班（Caliban）。索尔兹伯里勋爵（Lord Salisbury）向维多利亚女王和德国大使用法语承认过“我们是鱼”（Nous sommes des poissons）。1922年，艾略特《荒原》也出现了隐喻英国人的英文版“鱼人”（fishmen）。当然，高度概括政治生活形式的做法由来已久。在成于1500至1510年的《白国王》（Der Weisskunig）中，哈布斯堡帝国由白国王统治，即马克西米利安一世和其父腓特烈三世。法国由“蓝国王”统治，这是海洋的颜色，但还比不上威尼斯国王（“鱼国王”）更加海洋化。书中，陆地国家和海洋国家之间的张力跃然纸上，如“白国王攻城略地，几乎未遭抵抗即夺取了鱼国王的若干城池”云云。可见在德国文本传统中，将帝国设定为“鱼国”的传统由来已久。但豪斯霍弗的“海洋游牧”理论更具希罗多德的人类学色彩。他更感兴趣的是“印太”生活方式的自然和人文导因。他认为定居的“国家式生活”（staatlichen Lebensformen）难免引发腐败，因此太平洋岛原住民才坚持海洋游牧生活，以保持“高贵的雄性气概”。这种说辞明显借自草原游牧文化——《白国王》中的匈牙利“绿国王” ——的通俗形象，甚至是陈词滥调。这些高度抽象概括，甚至神话寓言化的案例、主题、比喻，在豪斯霍弗后一代的地缘政治学家口中再难找到。可以说，豪斯霍弗和他的时代是地缘政治学、海洋政治学极为活跃，取材流动性和理论创造力极强，但严谨度和系统性不足的一个特殊思想现象。下文试图说明，凡特殊现象，亦必来自具体语境。
三、
“印度太平洋”概念产生的语境
在一定意义上，豪斯霍弗继承了普鲁士思想史的遗产。豪斯霍弗通过“印太”创造全新欧亚海洋带的理论动力是德国思想史中的一个重要焦虑：如何突破德国地理位置对于其政治生长、国家发展的抑制？这一点从师从伏尔泰、著有《反马基雅维利》（Anti-Machiavel）的腓特烈二世以降，便是普鲁士对启蒙运动的最大反思：如果现代性的基础是商贸，那么缺乏海港的国家又如何建立商贸基础？豪斯霍弗直面这一问题，罗列出了数位曾经突破空间限制的模范德意志人物：格奥尔格 · 福尔斯特（Georg Forster）、格奥尔格 · 克里斯托夫 · 利希滕贝格（Georg Christoph Lichtenberg）和亚历山大 · 冯 · 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这一股思潮直至19世纪末，都在为德国在“国与国之间”寻找生存空间。在这一宏大语境之中，豪斯霍弗的“印太”旨在为德国指明一条海洋出路，避开欧亚大陆处处受制的窘境。豪斯霍弗以“海洋政治”补“地缘政治”之不足，并且在20世纪30年代实现了空间政治理论的海洋学化，这一条思路长期被学者忽略。
在1924年《太平洋》一书中，豪斯霍弗向众多具有全球视野的普鲁士启蒙运动思想家致敬，盛赞“盎格鲁?撒克逊人”在“唤醒沉睡着的巨大海洋空间”方面做出了丰功伟绩，甚至超过伊比利亚人和罗曼人。他口中那些远涉“印太”，认定这“对全人类而言” ? “甚至对他们自己的民族而言”都绝非没有可能的英雄人物，包括自然博物学家和革命家福斯特、洪堡，以及商贸大亨约翰 · 凯撒六世 · 哥德弗罗伊（Johann Cesar VI. Godeffroy，1813—1885）。哥德弗罗伊于1737年逃离启蒙哲学家的地界，来到汉堡，建立了商业帝国，这是德国商贸思想史中罕见的案例，因此对豪斯霍弗至关重要。事实上，福斯特等人并无任何德国中心论，甚至抵触普鲁士政权，但豪斯霍弗的目的在于指出法国大革命后，启蒙精神在德国土壤上薪火相传。法国启蒙终结后的启蒙大师，如洪堡，则代表了德系思想的振兴，逐渐转入以德国为中心的浪漫主义。与此同时，此三人均在“印度太平洋”区域持有学术旨趣和经济利益。
但豪斯霍弗无法全盘否认罗曼和伊比利亚国家在航海方面的巨大成就，也无法轻易推翻塞尔登（John Selden）所说，自腓尼基人以降地中海和大西洋地带的“海洋统治”（dominium maris）传统。过去存在许多“原始日耳曼”传说，譬如法兰克人即特洛伊人、拉丁人即亚该亚人之类的奇异论述。但豪斯霍弗似乎不愿使用这些陈词滥调。他放弃证明日耳曼先祖善于航海，而是转向东方，反证拉丁人不擅航海。如此，好古主义不足之处，由东方主义弥补。豪斯霍弗鄙夷道：从腓尼基到罗马，从伊比利亚到法国的航海成就，“更多是‘沿岸’的，而非大洋的”（mehr litoral und thalassisch als ozeanisch）。他如此贬低欧洲航海时代，所用的标准自然不是德国的航海水平，而是阿拉伯和中国的辉煌成就。他说道，阿拉伯人和中国人时常“在他们（即中国）的‘印度大洋地区’相遇”（von Chinesen ab und zu in ihrem indo-zeanischen Bereich durchfahren）。这一句话令人讶异：豪氏缘何将印度洋划归了中国？不论为何，他所指大约是唐、宋、明时期中国与阿拉伯的海洋商贸，尤其是郑和舰队的事迹。中西交流史家皆知，西班牙传教士胡安 · 冈萨雷斯 · 德 · 门多萨（Juan González de Mendoza，1540—1618）曾撰《大中华帝国史》（Historia de las cosas más notables, ritos y costumbres del gran reyno de la China），其中提及中国宝船的航海成就。此书西、德、荷、英、法、意、拉丁诸语本刊行甚多，在西方书籍史中占据重要地位，不可能不为地缘政治学家所知。而众所周知，郑和航线正好跨越了较受西欧航线忽略的南亚和阿拉伯区域，也是“印太”空间中，西、葡、英、法、美较晚探索、触及有限的海域。于豪氏而言，中国和阿拉伯在“印太”地区的航海成就盖过了欧美，也动摇了西欧“海洋统治”、殖民主义的历史基础。豪氏使用东方史的目的在于抹杀德国竞争对手的历史合理性与施为性。豪斯霍弗旨在联合“印太”各地本土政治文化抑制西欧扩张。
豪斯霍弗致力于联结中华和印度文化圈的地缘政治空间，由来已久。事实上，早在最初发展海洋政治学理论时，豪氏不断发明新的空间概念，试图寻觅新路，整合中、印的大陆与海洋板块。譬如，在1924年的《太平洋》和1939年的《印太》之间，豪斯霍弗于1931年著成《泛概念》。其中，他甚至提出了一种“印丝”（indo-serischen）理论，其效果是“复兴那条通过玉门关的古老丝绸之路”。这一新造词十分诡异。至20世纪初，古罗马文献中对中国北部及西域的称呼“丝国”（Seres, Serica）仅潜藏在个别印欧词汇之中，与特指中国南部之Sinae相对，类似于Cathay与Mangi之别。豪斯霍弗掉书袋的根本目的在于结合印度洋地区和中华文化区，以求两大文明共享政治复兴、反殖民统治之使命。或许鉴于20世纪30年代中亚的陆地空间闭锁而混乱，而中印的陆路走廊又被英国垄断，“印丝”构想最终悬疑未决，无疾而终。加之德俄关系微妙，德国在欧亚大陆上远非穷途末路，危机感不如海洋上更为紧迫。因此，20世纪30年代后，豪斯霍弗优先考虑海洋政治学意义上的“印度太平洋”来连接印度洋与太平洋的政治文明。多数后世豪斯霍弗研究专家因为聚焦“二战”期间的苏德关系，只知豪氏以打通中亚为目标的“大陆板块”理论，而不知他同样热衷于打通印度洋和太平洋，以求激发南亚与东亚的政治潜能，实殊可惜。
在发明“印太”理论之时，豪氏对中国和印度的前景思考甚多。一般学者即便将视线从《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上移开，也难以不过度关注日德关系。豪氏与日本关系密切，这不言而喻，而且对豪氏理论之东渐意义非凡。1913至1941年间，豪氏讨论日本的专著和论文不计其数，也曾亲驻日本，人脉极广。但也正因如此，多数学者忽略了中国和印度在豪氏理论中占据的重要地位。事实上，豪氏认为日本在“印太”构想中，更是一个相对简单的特殊案例。与完全的岛屿国家不同，印度和中国是陆地和海洋政治生活形式之间的“同体过渡空间”（Zwitter-und übergangsräume），也是所谓的“内新月”地带（Inneren Halbmonds）。然而，豪斯霍弗的“内新月”与哈尔福德 · 麦金德（Halford Mackinder，1861—1947）的“内新月”“外新月”理论，以及尼古拉斯 · 斯皮克曼（Nicholas J. Spykman，1893—1943）在吸收麦金德和格奥尔格 · 齐美尔（Georg Simmel，1858—1918）的“空间社会学”（Raumsoziologie）之后形成的“边缘地带理论”（Rimland）异大于同。豪斯霍弗所理解的地缘政治与英美体系地缘政治的最大区别在于，他不屑于“陆地与海洋大国注定冲突”之类的肤浅预测，而更关注地域内部人民的主权空间，以及自然空间和文化空间、历史空间和政治空间之间的张力。他的核心问题可以总结为：如何平衡“国家概念”和“地域概念”（Reichsgedanke und Länderbegriff）？
豪斯霍弗认为中国局势的发展，预示着未来中欧、近东、中东和南亚问题的解决。他与他的印度联络人贝诺伊 · 萨卡尔（Benoy Sarkar，1887—1949）都认为，尽管辛亥革命至1924年前后，中国已混乱不堪，但对印度的帝制和殖民问题仍具启迪意义。这完全吻合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普遍认知，即印度仿效中国实行反帝、反殖民、共和主义斗争。这也正是“国际反帝国主义同盟”中，中印代表最为活跃的原因。值得一提的是，豪斯霍弗对于1923—1924年北京城里的军阀斗争兴味索然，却认定中国的未来在于东北和西江、“雇佣兵队长大总督张作霖”（Condottieri-Generalgouverneur Chang-tso-lin）和“英国化改革版华人孙逸仙”（anglisierten Reform-chinesen），也即中国东部的两大“印度太平洋”出口：黄海和南海。这一见解体现出了豪斯霍弗在中国问题上的看法与他的“印太”理论保持了高度一致。
豪斯霍弗的中国和印度知识源于汉学家奥托 · 福兰阁（Otto Franke）和印度学家马克斯 · 缪勒（Max Müller）。豪斯霍弗从未真正掌握梵文，但他密切关注梵学动态。当时欧洲学界，掌握莱登、牛津等大学的汉学、梵学教席是极具象征意义的政治事件。缪勒输给英国绅士威廉姆斯（Monier Williams）即被德国学界视为英国“傲慢与偏见”的确凿证据。豪斯霍弗对缪勒的吠陀文研究感兴趣，因为吠陀梵文对原始印欧语言最具启发意义。日后，瓦尔特 · 维斯特（Walther Wüst）则为“原始印欧语”调味上色，奉献给迪特里希 · 埃卡特（Dietrich Eckart）。但豪斯霍弗并未一头扎入吠陀经的无底深渊之中，而是积极促进印德交流。1928年，他与反英的孟加拉裔印度思想家塔拉克 · 纳特 · 达斯（Tarak Nath Das，1884—1958）共同创立了德国科学院印度研究所。多年后，此研究所重新以马克斯 · 缪勒命名。其时，达斯受1917年的“印德阴谋案”牵连，刚从堪萨斯州监狱获释而出，满怀忿忿，越洋来到慕尼黑。不久前，他在加州写成一部英文新书《日本是亚洲的威胁吗？》（Is Japan a Menace to Asia?），由唐绍仪作序，日本《国民新闻》总编德富猪一郎编附录表，于上海出版。来到德国后，达斯获得豪斯霍弗等支持，致力于一个促进德印交流、动摇英国殖民统治的新计划：大量派遣印度学生赴德留学。而这些印度学生的生源则来自一个叫作“雅利安协会”（ आर्य समाज ）的右翼组织，鼓吹“印度雅利安”种族理论。豪斯霍弗与萨卡尔、达斯的密切关系，以及他对德国汉学和印度学的投入，都是他“印太”理论的关键因素和灵感。在他的“印欧大陆”“印太海洋”愿景中，德国影响下的中国和印度将逐渐具备动摇英帝国的实力。
四、
豪斯霍弗的“印太”战略
据前文论证，豪斯霍弗重新阐释海洋学证据，力图重组“印太”。但“印太”并非自我封闭的概念，而是一个相对的概念。豪斯霍弗明确将“印太”构思成了“欧美”的“对立空间”（Gegenraum）。“欧美”（Eur-Amerika）是豪斯霍弗原创的另一德文合成词，作为“印太”战略的假想敌。他认为，人口相对稠密的地中海、中欧，以及人口过度稠密的印度、中国、日本部分地区，合而形成了“欧美大西洋”的“对立空间”，即包括东南欧，更广义上的“印太空间”。在这一问题上，他引述了好友萨卡尔对“印太”和“欧美”二元对立的支持。与同时代的许多思想家一样，豪斯霍弗也试图解释为何工业革命爆发于大西洋一带，而非印度洋、太平洋。他的解释途径是分析“印太”空间的特点。他认为“印度太平洋”地形地貌多样，但“交通空间”（Verkehrsraum）和“聚居空间”（Siedlungsräume）失衡。因此，尽管幅员辽阔，但“印太”各国不断受人口制约。然而这种人口的压力从未爆发，而是通过自我调控而逐渐消退，因此从未触发高强度的工业发展。他对此提出的实际解决方案是“保持人口压力和紧密空间之间可以容忍的平衡”（erträglicher Ausgleich zwischen Volksdruck und Raumenge）。这在逻辑上与瓦尔特 · 克里斯塔勒（1893—1969年）于1940—1941年间推出的“空白空间”（Freiraum）理论大相径庭。
豪斯霍弗最为疑虑的是所谓的“美洲地中海”，认为它在根本上、组织上具有大西洋和欧洲的特质。他还担忧美国主导的“美洲地中海”会在“澳大拉西亚地中海”得以复制。在这一话题上，豪斯霍弗唠叨不绝，不断抱怨美国已经占据了“太平洋之门户”：巴拿马、古巴、波多黎各、圣多明哥、维尔京群岛、海地，总共加起来大约282 000平方英里、2 000万居民，远远超过了德属南海帝国的245 000平方千米、40万居民，嫉妒之心溢于言表。可见豪斯霍弗在“印太诸地中海”之争中，有意识地让德、美对立起来。与美国相比，德国的优势是能够整合陆地的“欧亚之路”和海洋的“印太之带”。
也正因如此，豪斯霍弗认定：在“印太”内部，必须化解任何“偏印度洋”和“偏太平洋”之间的张力、分割和抵冲。体现在民族自决之中，即应尽量避免印度和中华文化圈之间的张力。他锁定东南亚——自古以来中国和印度文明交织的大染缸。有一种声音认为，印度和中国文明形式差别太大，以至于欧洲殖民者来到东南亚后，都必须用不同的治理方法对待不同的文化族群。豪斯霍弗对此持批判态度，他说：若欲治理“印太”任意一片地区，优秀的“文化政治家”必须采用整合统一的政策路径。他警告读者不宜过度强调“印太”内部相互差异的具体地理特征，认为正是因为过度强调地理文化具象性，欧洲殖民统治者在“印太”地方上采用的执政手法才比本土直接下达的政令更为残酷，效果适得其反。可以说，豪斯霍弗不建议使用文化地理学（Kulturgeographie）划分海洋政治空间。对他而言，印度与中国文化之对立干扰了“印太”自然物理的客观性。文化直觉可能会误导我们，而生物周期、洋流循环、海风朝向赐予我们的才是冷峻的真理。鉴于豪斯霍弗本人未经梵学和汉学训练，不可能自己论证中印文化之统一，继而证明“印太”在文化上也高度一致。然而在21世纪更为粗劣的“印太”版本中，地理和文化之间的张力却得到了简单处理：安倍、莫迪和蓬佩奥所仰赖的“文化”共通性是政治制度上的一致性。不论这种一致性是否经得起考验，国际社会也如豪斯霍弗一样，关注印度和中国在东南亚地区影响力的此消彼长、互峙互动。
豪斯霍弗批评火力最猛的是美国强加给“印太的菲律宾”的“大西洋式”帝国主义。今日，豪斯霍弗被认为是第三帝国的地缘政治国师。但在书中，他慨然痛斥美帝国主义，引述的证据竟然是东方学和比较政治哲学。他嘲笑美国无法认清“印太”人民自主自治的诉求，也无法理解为何“印太”本土的政治思维方式比“欧美”的政治理论更加平衡。他说，欧美的思想在“在佛陀、甘地和泰戈尔眼中看来”，实在不济，且弗如中国政治哲学远甚。豪斯霍弗赞美“季风地带的印太人”比“欧美人”更明智、更统一的文化观和世界观。豪斯霍弗鼓动形态上分裂、灵魂上为难的“印太人”自决自主，摆脱英、美、荷、葡影响。这也意味着，“印太”人民与德意志结盟。
豪斯霍弗的炮火不仅对准美属马尼拉，也朝向英属新加坡。值得注意的是，马尼拉和马六甲都是各自小“地中海”的城市中心，也是“印太”地区的“地缘压力计”。这些压力计由一连串的矢量决定：资本、文化、城市化、边缘增长等。他称马六甲海峡为“印太的关键点”（Der indopazifische Schlüsselpunkt），这印证了当时海洋学和海军界的普遍认知。譬如美国海军将官巴拉德（George Alexander Ballard）即称新加坡为“观望往来印度洋船只的理想瞭望台”。几个世纪以来，澳门和马六甲都是葡萄牙、荷兰、英国政治思想家探究国际正义的实验田地。但对豪斯霍弗而言，马六甲有一个更具紧迫性的语境。20世纪头十年至20年代，马来西亚在英帝国最高统治下，形成了七个政体，逐渐巩固：海峡殖民地（Straits Settlements）、马来联邦（Federated Malay States）、玻璃（Perlis）、吉打（Kedah）、吉兰丹（Kelantan）、登嘉楼（Terengganu）、柔佛（Johore）。英国地位的巩固代表着荷兰从拿破仑战争时代到1824年《英荷条约》，从1874年《邦咯条约》到1909年《英国—暹罗条约》一直不断下滑的影响正式消亡殆尽。在1924年出版《太平洋》一书时，英国尚未重组，亦未军事化这些属地。但豪斯霍弗预见到此事即将发生——事实上，直到“二战”末期才发生——他预言道：“英国如在此地扩建出一流的海军基地，绝对会是其在荷属印度一个自增信心、震慑他人的强有力象征，也会增强澳大利亚的信念”。
不论是马尼拉还是马六甲，豪斯霍弗的初衷是为“印度太平洋”注入政治生命力。以德国战略视之，意义昭彰。鉴于“欧美”在南亚、东亚、东南亚深耕已久，德国此时加入耗时耗力必巨。因此，不论他个人观点如何，德国不可能作为传统的殖民帝国与英国争雄。豪斯霍弗提出的解决方式是促使“印太”地区转变为自主自决的政治体，由德国训练的印度领袖领导反英国殖民斗争，由德国训练的中国军队稳定中国局势。如此一来，看似柔软但实力雄厚的“印太”海洋带可与德国在欧亚大陆上开辟的政治空间遥相呼应。如果形势大好，“印太”盟友即可促进德国陆路发展。如果风云疾转，“印太”海洋带即可缓冲德国在陆路的危机和窘境。但即便不能促成德国对“印太”政治的影响，只要“印太”自决，亦能颠覆英法在亚洲殖民地的利益。换言之，除德国军备之外，豪斯霍弗自认为他提供的德国理论，也足能发挥功效，制衡竞争对手。
五、
“印太的幽灵”：日本泛亚细亚主义辩论中的“印太”
豪斯霍弗的“印太”理论经过传播、接受和后续演变，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日本学界引发了巨大反响，乃至在异地生根发芽，继而轮回转世。若要认清“印太”概念本身的流动性，则必须追溯同期日本近代政治思想史语境与论述体系的演变。首先，豪斯霍弗最初零零星星散布于《地缘学杂志》（Zeitschrift für Geopolitik）边边角角的“印太”概念，是否融入了 “大亚细亚”和“泛亚细亚”论述之中？答案似乎颇为明朗。豪氏发表在《地缘学杂志》上关于东亚的论文，虽然从未以德文重新编辑出版，但却经日本学者摘选，汇编后翻译出版，题名也颇具深意：《大东亚地政治学》。由此，豪斯霍弗不知不觉地介入了“泛亚细亚主义”辩论，他的声音触及了广泛的人群，包括主张“东亚协同”的泛亚细亚主义思想家蜡山政道（1895—1980年），以及他在昭和研究会的同事，带有军国主义色彩的大亚细亚主义哲学家，亦即后来的甲级战犯鹿子木员信（1884—1949年），也包括左翼和平主义者平野义太郎（1897—1980年）。与此同时，“地缘政治热”催生了一代“大亚细亚”地缘政治学术研究：旅行家松川二郎、满洲专家川西正鉴，以及地理学家小牧实繁（1898—1990年）都在1942年集中出版了以大亚细亚地缘政治学为题的著作。这些“地理”与“地缘政治”界定不清的作品又与其他泛亚细亚主义思潮交汇，如京都学派第二代人物三木清，最终流入广义上的“共荣圈”语言集之中。小牧实繁在京都大学地理系致力于“地缘政治学日本化”，一方面吸收豪斯霍弗，一方面从民族视角抵制照搬德国地缘政治学。这种微妙的豪斯霍弗接受与同期在京都大学校园聚会的精度学派哲学家同时共存，形成了“双京都学派”并行、对流、对峙的局面。这两拨人马对日本的军事外交战略也各抒己见。恰值1929年，京都大学校园是太平洋关系研究院会议的会址，日本地政学界的争鸣更为凸显。鉴于人物关系错综复杂，我们很难对思想家进行严密的归类。但总体而言，豪斯霍弗派的京东学者与帝国陆军比较亲近。而奉海德格尔为精神导师的京都人则贴近日本海军。
在1941年研究日本“新东亚秩序”的美国学者肯尼斯 · W.寇格洛夫（Kenneth W. Colegrove）已经嗅到德国的影响在日本引发了一场地缘政治学大爆发。即使如此，豪斯霍弗的“印太”地缘政治学说只是众说纷纭中的一家之言。很难证明，究竟是豪斯霍弗的“印太”理论，还是日本化的地缘政治学，抑或是完全土生土长的泛亚细亚主义、日本的“本土派”和“倚洋派”哲学家和经济学家，甚至是日本版的“门罗主义”（Monroe Doctrine）者——坚信亚洲与东南亚是“日本的南美”之类的声音——最终起到了关键性的政治助推作用。尽管思想观念的传播，通常是一家之言甚嚣尘上，但思想史家为稳妥起见，一般会说：没有哪一家、哪一言能一锤定音。但可以说，是在这些声音有意或无意之间的汇流反复冲刷的平原上，日本“大亚细亚”主张的意识形态合理化（如非“意识形态起源”）才如一座广厦平地而起。不论如何，“印太”观念不但是豪斯霍弗解读者和挪用者口头的权威，也为“共荣圈”实践者所共知。从海军上将宇垣缠（1890—1945年）日记可知，关于是否让印度洋占有优先地位这一问题，激发了军方高层关于日本战略决策的辩论。但这种笼统的推测还远远不够。下文中，我将详细爬梳、考察日本接受豪斯霍弗的思想史谱系。
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豪斯霍弗的《太平洋》已在日本学界流传。1940年，此书被翻译成日文，在东京印刷出版。这一部两卷本《太平洋地缘政治学：地理历史相互关系的研究》由日本青年外交协会研究部组织翻译。同一团队班底编辑出版了《太平洋读本》（1941年），并在1939至1944年间陆续推出了一系列德国学术作品。这些翻译出版的进度和规律都似与日军在东亚和东南亚前线攻势的脉搏和律动息息相关。1939至1942年，每年25本；1942—1943年，每年10本；最终1943—1944年，每年5本。其中的历史语境跃然标题之上：布雷迪（Robert A. Brady）1937年著《德国纳粹的精神与结构》（The Spirit and Structure of German Nazism），译为《ドイツ · ファシズ ムの精神と構造》，1939年出版。希特勒青年团（Hitlerjugend）领袖巴尔杜尔 · 冯 · 席拉赫（Baldur von Schirach）1938年著《教育之革命》（Revolution der Erziehung. Reden aus den Jahren des Aufbaus），译为《青年の旗のまへ に》，1941年出版。赫尔穆特 · 施特莱彻（Helmut Stellrecht）1936年著《德国青年的军事教育》（Die Wehrerziehung der deutschen Jugend），日本版《ド イツ青少年の国防教育》（1940年）。纳粹经济学家胡果 · 理查茨（Hugo Richarz）1938年著《国防经济》（Wehrhafte Wirtschaft），日译《国防経済》1941年问世。青年外交协会还发行了汪精卫之《中国的诸问题及其解决》（1940年） 。
在“京都地理学派”的竞争对手、日本经济地理学会的核心人物江泽让尔完成了《太平洋》译著仅仅数月后，佐藤庄一郎迅速跟进，在太平洋协会（1938年5月至1945年8月）新出了日译版。1944年，他又出版了一部此书的评述。在1944年这一年中，日军进程相当不顺利，伤亡数量持续攀登，而“日本太平洋”的“外围空间” ——从夸贾林环礁、塞班岛、关岛、佩莱利乌、昂奥尔到澳大拉西亚地区的布干维尔岛，甚至是八幡，都面临着结构性崩塌的危险。佐藤虽然为局势感到不安，但翻译纳粹著作毫不停歇。在出版豪斯霍弗的评注作品后，他进而翻译了埃瓦尔德 · 班斯（Ewald Banse，1883—1953），后者是魏尔海姆 · 乌勒（Wilhelm Ule，1861—1940）的高足、第三帝国的空间理论大师。1932出版的《世界战争中的空间和人民》（Raum und Volk im Weltkriege）在德国空间思想史上占有重要一席。它可以说是汉斯 · 格里姆（Hans Grimm）《没有空间的人民》（Volk ohne Raum）和瓦尔特 · 克里斯塔勒（Walter Christaller）趋于成熟的“无空间人民政策”之间的概念性过渡。对于此时处于过渡期的日本政界和学界，这部书也触发了许多辩论，如“日本式和平”（pax japonica）如何压服、迁移甚至替换人口。
豪斯霍弗在日本的接收范围之广、热情之高，其他德国作家很难与之比拟。这一部分是因为他在日本逗留过18个月，建立了广泛的人脉关系。但在观念上而言，更重要的原因是他严肃对待日本，视其为岛屿国家“海洋政治空间”的思想实验案例。这对已经在竞相抢夺德国最新著作、翻译之而后快的日本知识分子而言，无疑触动了他们的兴奋神经。相比之下，豪氏在中国的接收一度滞缓，终于销声匿迹。仅有一部《国防地理学》（Wehr-Geopolitik，1932）经留德学者周光达译成中文，于1945年由商务印书馆在重庆出版。在少数军事院校的高墙之外，豪斯霍弗在中国几乎无人知晓。与此相比，日本则是另一副光景。同一位译者若井林一先生，在1942年向日本学界介绍了豪斯霍弗的案例研究《大日本：反思大日本圈的军事力量、世界地位和未来》（Dai Nihon: Betrachtungen über Groβ-Japans Wehrkraft, Weltstellung und Zukunft，1913）和他在《克服空间的力量》（Raumüberwindende Mächte，1934）中提出的研究空间，以求超越空间的理论。若井本人作为一位哲学家，兴趣极其广博。譬如，他也日译过汉斯 · 莱泽冈（Hans Leisegang，1890—1951）的《20世纪的德国哲学》（Deutsche Philosophie im XX. Jahrhundert，1928），于1942年出版。尽管他个人对当时的纳粹和后来的苏联都抱有怀疑态度，莱泽冈对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德国学界最大的影响在于他从研究晚期柏拉图主义中获取的洞见，尤其是对于时间和空间具有高度创造性的思考。就这一点而言，我们也不应忘记德国的柏拉图主义是京都学派最关键的思想来源之一。譬如，泛亚细亚主义思想家、民族主义宣传者、海军中尉鹿子木员信的京都大学学位论文研究的正是柏拉图。至于若井，能在同年同月推出两部关于空间的译著：一部古代、一部现代，可见其用功之勤。此后的两年，他马不停蹄地开译新著：赫尔曼 · 冯 · 凯泽林（Hermann von Keyserling，1880—1946）之《哲学家旅行日志》（Reisetagebuch eines Philosophen，1919）。凯泽林（又译盖沙令）在日记中详细记录了他的全球空间之旅，包括亚洲、美洲和南欧——而这一段路线又恰好是豪斯霍弗想象出来的“印太海洋带”，横跨全球南部。译介这部书，若井又在无意之中向日本读者隆重推出了“领袖原则”（Führerprinzip）最早的鼓吹者之一。不论凯泽林多么向往“民主和平”，这一点都无法抹去。
此后若许年间，豪斯霍弗另两部关于日本的专著也相继出了日译本。其中，《日本建立其帝国》（Japan Baut sein Reich，1941）着重探讨日本的国家发展，在德文原著出版两年后即以日文面世。这一方面体现出了豪斯霍弗在日本的地位，但在更深的层次，体现出的是日本翻译界在推销“海洋政治学”、吸收空间理论时表现出的紧迫感，甚至是焦虑感。另一部专著《日本》（Nihon）的日译者是电影批评家、译著颇丰的翻译家、纳粹文化制度学者佐佐木能理男，于1943年由著名的第一书房隆重推出。同一家出版社在三年前揭幕了《我的奋斗》（Mein Kampf）的标准日译本，译者是泛亚细亚主义思想家室伏高信。室伏高信的泛亚细亚主义与豪斯霍弗的“印太”愿景不尽相同，但二者都鼓吹亚洲政治雄起，反制英法等老牌殖民国家。
在日本，豪斯霍弗的海洋政治学思想还有两位身处军政学界、地位甚崇的诠释者，值得勘磨。豪氏的地缘政治学基础著作，即他与《地缘政治学学刊》（Zeitschrift für Geopolitik）的共同主编奥托 · 摩尔（Otto Maull，1887—1957）合著的《地缘政治学基础》（Bausteine zur Geopolitik）由著名日本政治学家玉城肇（1902—1980年）于1941年译成日文出版。玉城肇是日本文化和经济史、家庭和教育史、社会科学和社会制度史家。但后世学者因此很容易低估他对国际政治的热情。他曾精心挑选海外著作翻译，更多是满足自己的学术兴趣，其中包括打开日本国门的佩里将军（Admiral Mathew Perry）、美国首任驻日公使汤森 · 哈里斯（Townsend Harris），以及本文的主人公豪斯霍弗教授。在此三人中，豪氏既未发一枪一炮，也未递交一份国书公文，唯一介“海洋”“土地”理论家而已。但正相反，作为海洋政治思想家，他与佩里、哈里斯并列，又意味深长。在如下的案例中，豪斯霍弗与日本政治的关系便趋于明朗。1943年4月，窪井义道（1892—1949年）向公众推介了自己翻译的《海洋与世界强权》（Weltmeere und Weltmächte，1937）。窪井在德国和日本受过律师和立法训练，连任四届众议院议员，之后又加入了冈田启介领导下的冈田内阁，成为海军顾问，并加入了一个社团，鼓吹日本加大力度在黄海捕鱼。他在“海洋治理”方面的丰富经历 ——不论是战争还是经济意义上的“治理” ——都与豪斯霍弗海洋地缘政治学中“海”与“地”的主旨息息相关。不论译者选择了译著，还是译著“选择”了译者，此次翻译都意义深远。作为一位“两栖政策制定者”，窪井之后被选中进入铃木贯太郎内阁，官至内务政务次官。他又被选中跟随松冈洋右出访欧洲，巩固日本与德国、意大利的同盟关系。这一人物大概是历史学家在研究豪斯霍弗对日本“二战”期间外交政策的实际影响时，所能找到最为接近的一条线索了。
比较而言，在此时，日后重要的豪斯霍弗传记作者、著作编纂者汉斯—阿道夫 · 雅各布森（Hans-Adolf Jacobsen）才刚刚参加德军服役。起码在那时，他对豪斯霍弗海洋空间理论的熟悉程度尚不及任意一名在日本参加过地缘政治学研讨课的旁听生。但即便是豪斯霍弗的影响逐渐淡出战后德国，雅各布森独坐冷板凳数十年坚守的学术研究在日本学界仍然炙手可热。在“二战”后的日本，关于豪斯霍弗地缘政治学、海洋政治学的评论文章、学位论文和书籍出版物仍然络绎不绝，直至如今。或许若要说明豪斯霍弗的幽灵如何在日本上空飘荡，最佳的例证不是枚举艰涩生僻的学术论文，而是考察豪斯霍弗在当代日本漫画集《钢之炼金术师》中的通俗形象。主角爱德华 · 爱力克为了让弟弟阿尔从灵魂附着的机器人恢复人形，奋然自我牺牲，时空穿梭到了1921年的慕尼黑。而在魏玛共和国的大街上，他的父亲冯 · 霍恩海姆（van Hohenheim）——此名源于近代早期瑞士炼金术师帕拉塞尔苏斯（Paracelsus）路过水果摊，抱怨通货膨胀下一个苹果已涨到了12纸马克。他转过头来，向一位“卡尔 · 豪斯霍弗教授”谈论起了图勒协会（又译“极北之地”：Thule Society）的秘密。回到家中，他看到儿子爱德华正在打点行装，随身携带一部罗伯特 · 戈达德（Robert Goddard）的《到达超高空的方法》（A Method of Reaching Extreme Altitudes，1919），准备乘火车赴特兰西瓦尼亚，向赫尔曼 · 奥伯特（Hermann Oberth，1894—1989）学习火箭科学。在这部经典漫画的续集《钢之炼金术师：香巴拉的征服者》中，一位犹太裔商人弗里茨 · 朗向爱德华展示了豪斯霍弗的专著《日本与日本人》（Japan und die Japaner，1923）。主人公遂冲向纳粹火箭指挥中心，试图阻止一位如麦克白夫人一样的女性版迪特里希 · 埃卡特（Dietrich Eckart）在希特勒11月8日啤酒馆政变当日向宗教文化中的永生乐土“香巴拉”发射载人火箭。剧中，豪斯霍弗虽然站在历史错误的一面，却心思缜密，又头脑冷静，几番劝说意识形态味更浓的埃卡特不要妄图超越空间上的不可能，伤及无辜性命，可惜未果。这大约是豪斯霍弗学术思想的第二故乡在重新想象“向统帅堂进发”（Marsch auf die Feldherrnhalle）事件时，对这位政治空间理论家能尽的最高的致意了。
图四：豪斯霍弗（Karl Haushofer）与《太平洋海的地缘政治》（Geopolitik des Pazifischen Ozeans）
六、
结 语
本文致力于阐述豪斯霍弗“印太”政治空间概念的基础，继而厘清“印太”这一海洋政治学概念的自身逻辑、历史根基和理论创新。尽管以当代自然与社会科学标准视之，可见其失于缜密，然而豪氏的海洋政治学仍然对全球海洋空间的概念化、国际地缘政治的理论创新、全球反殖民主义思想的延展做出了历史性和规范性的贡献。
在史学史上，以豪斯霍弗为代表的海洋政治学家对长时段海洋文明形式的思索无疑影响了“年鉴学派”史家的治学思路，也间接影响到了当代海洋史学。但直到“印太”概念被高度简化、粗暴使用，思想史家才发现豪斯霍弗更实质性、规范性的思想遗产被学界忽略了。对大众而言，失去豪斯霍弗更丰富的“印太”概念——反思空间标定的反思、探微海洋政治生活、呼吁原住民政治对抗殖民主义——意味着巨大的精神损失，尤其鉴于在当代国际政治角逐中，高度口号化的“印太”概念全然不包涵这些时至今日仍至关重要的议题。也正因21世纪的“印太战略”忽略了殖民主义在南亚的遗留问题、东南亚文化构成的复杂性、中国共和传统在印度洋和太平洋地区的重要作用，以至其言辞效果远胜于实际功用，并且逐渐走向了国际政治格局的边缘。可惜的是，尽管“印太往事”可以用于审视、反思、批判“印太今生”，绝大多数关于“印太”的学术作品却只将豪斯霍弗当作谱系起端的一点事实，或不加参详，或敷衍概括，或无力、或无意探究其理。其他学者因为在直觉上反对美国新保守主义外交政策，因此只停留在将“印太”与“第三帝国”“日本军国主义”绑定在一起的程度，因此批判性反思的深度尚且不足。传统上，不乏极有建树的豪斯霍弗研究专家，但这些史学家们因为《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Molotov-Ribbentrop Pakt）的显明性，更倾向于关注豪氏的“大陆板块”（Kontinentalblock）理论，而忽视了豪斯霍弗政治思想中的海洋空间。
结合豪斯霍弗的论据和论证而言，他的“印度太平洋”观念是既植根于历史语境，亦具有高度创新性的“海洋政治”愿景。因此，探究豪氏自己的词汇、语言、论域，能够让我们穿越时空，挑战想当然赋予他的那些肤浅观点，并促进我们更深层次地诘问“印太”在史上和时下的各种用法。我希望向学界展示如何以思想史方法研究地缘政治概念，尤其鉴于西方“地缘政治”作为一门学科正在与自己的历史、方法和理论基础脱节，逐渐走向庸俗化和简单化。但另一方面，我还敦请国际关系学者、哲学家和思想史家不因为地缘政治是学界看来“不严谨”的学科，便不去参详政治地理学、政治海洋学观念的质地和结构。尤其是那些在历史上消沉，却又浮出水面的概念，最值得学者潜心探究，一辨究竟。
豪斯霍弗建构“印太理论”的基石来自同时代海洋学、语言学、民族学等学科的最新成果。他一方面以自然科学依据论证“印度太平洋”作为一片海洋的整体性，另一方面又与政治理论挂钩，强调“印太”的政治潜力和文化意义。在豪斯霍弗的“印太”论证中充斥着前后不一致和逻辑不严密之处，但细察之下即能发现，这些瑕疵本身即体现了他的政治语境和修辞目的。豪斯霍弗认为，不论是自然而言，还是就政治必然性而言，“印太”必须成为一个政治有机体。更重要的是，“印太”通过民族自决、反殖民主义联盟，摆脱英国等老牌殖民国家的政治支配，德国对此自然喜闻乐见。为此，豪斯霍弗亲自研究中国，并与日本、印度等国思想家往来，共谋“印太”复兴。然而，在印度，萨卡尔、达斯等亲德的思想家最终在“二战”期间失去了影响力。尽管豪斯霍弗对中国共和革命洞察透彻，他在中国的影响却并不大，而由于日本强势介入，中德关系在“二战”期间沉入谷底。“二战”后，豪斯霍弗的作品在德国鲜有再版，几无人问津，在英语世界也非常罕见。只有在日本，豪斯霍弗的理论仍然经久不衰。日本20世纪30至40年代对豪斯霍弗的接收与本土的泛亚细亚主义、大东亚思想融合，其影响持续至战后。直到今日，豪斯霍弗的幽灵曾经光顾过的“日本青年外交协会”仍然存在。豪斯霍弗在日本的公众识别度和再版量之众，其他国家均难企及。在这一语境中，挖掘“印太”概念用于全新的海洋政治局势，这在日本是一项有意之举。而在美国，绝大多数国际关系学者、智库人士、海军军官皆不知“印太”一词的意义和来源。我们生活在对“印太”着迷同时对“印太”无知的时代。
若要有意识地使用“印太”一词，第一步即是考察它的渊源、发展和接收历程。若要负责任地使用“印太”一词，则必须诘问这一理论产生的语境：它有哪些理论依据，又如何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支持了特定的观点？它通过何种媒介传播至今，又如何在融合与接收、重塑和再想象的过程中不断演变？思想史家有责任重审“印太”思想史，从中汲取洞见，弥补时下“印太”论域之苍白与空洞。如此亦能推动国际学界、舆论界开始讨论真正重要的政治话题，尤其是殖民主义史留给当今世界的国际政治遗产。
编辑：张 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