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宜川｜石经寺钟声 ----龙泉山佛门探秘
石经寺位于四川成都龙泉山脉中段东麓茶店镇境内，东距龙泉湖2公里，是中国西部地区著名的藏传佛教圣地。寺庙群落被群山环抱，古木参天，寺庙周围，植被茂密，浓荫蔽日，整个殿宇楼阁掩映于莽莽丛林之中，素有“百道寒泉万木中，遥望石经半天紫”的神奇景观。据史料记载，寺庙始建于东汉年间（189—214年），原为刘焉、刘璋父子割据年代之初的官员私宅，后捐为庙。三国蜀汉时，赵云曾承袭该产。延到唐代，扩寺建殿，始具规模，后因兵燓战乱，屡毁屡建至今。
石经寺现有的建筑依山叠立，逐殿递升，最为古老的建筑为“栖幻庵”（祖师洞），系明成化十一年（1475年）所建，寺庙主体建筑有大雄宝殿、天王殿、成官殿、观音殿、祖师殿等。上世纪1949年后，又重建了宗咯巴大师殿、藏经楼、五观堂、塔林、山石影壁等明代仿古建筑。因此, 复望开去, 寺庙群落已蔚为大观, 不禁让人感叹, 龙泉山脉并非深山老林, 何以竟有这样一座历史源远流长的佛门古刹, 香火甚旺, 堪与峨眉山的大庙比美, 正应了古话“山不在高, 有仙则灵” 的禅学意境。
原版《金刚经》石刻之谜
据史料记载，石经寺内曾藏有不少稀世文物，其中有石刻《金刚经》32卷，寺之重器，位居其首，石经寺得名就源于这些寺藏石刻经书，坊间的传闻是因清朝简州牧，相当于如今官拜简阳县委书记一职的宋思仁送给寺庙一部32块的石刻《金刚经》而名，口碑相传，但是无从佐证。
迄今庙中尚保存有清道光丙申（1836年）之秋的碑刻《续刊石经序》，中有 “我朝乾隆三十二年，州牧宋公思仁，游山有感，送石刊金刚经一部至寺，因名石经寺。未及一月，公即升济南知府。作善降祥，其应如响，足以征矣。是此经者不亦寺之重器乎。迄今历时既久，前僧未及检视，遗失之，止存一板，计二百五十余字”。这就是我们还能读到的最早记载寺藏《金刚经》石刻的原始文献。其实，《金刚经》原为印度佛门典籍，十六国时期作为泊来品传入，为姚秦三藏鸠摩罗什翻译，如今海外博物馆存世的有历代糙纸抄本，刻印本，竹简本，拓片本，古代石刻繁体汉字本确实鲜有所见，应是珍罕之物。
由此推论，民国期间寺内所藏乾隆版的“石经”确实极可能只存有一块，而这块“石经”只有普通算盘大，字迹工整，蝇头小楷，需拿在手上方能细细鉴赏。作为“寺之重器”，只有显贵的客人来了，客堂才会命照客师拿出来让其一睹真容，所以“赏石经”难就难在这里。其它补刻的石经似乎在质量上无法与这块相提并论，因而鲜有人提及去鉴赏它们。
回望历史, 在清代和民国时期, 石经寺客堂的待客之道，是很有讲究的礼数。比如说民国后期, 每逢香会，为了加强接待能力，寺内常有三名知客师，除演净、常满（兼）外，还聘了一个宝光寺出来的圣聪。知客下有照客，照客下是烧水倒茶的勤杂工。知客的才干首先要会识人，一见来人就知是什么来路。是来烧香的还是来刮腊油（白吃白拿倒刮腊油）的，该如何接待。其接待的方法与民间所传“坐、请坐、请上坐；茶、上茶、上好茶”，这幅对联有点类似，是受形势所迫不得不这样做。如客人来了，知客喊“请坐、泡茶来”，杂工就奉上盖碗茶，照客师会端来一盘瓜子和一盘点心（白米酥）；若知客喊“请坐、端茶来”，就只来碗盖碗茶，瓜子和点心就免了；若知客喊“请坐、倒茶来”，就有照客师用一个盅子在保温桶里倒出一盅红白茶水（便宜货）；若知客喊“请坐、拿茶来”，则杂工们会大声回答“水开了就来”，其实这水是永远不会开的，有时坐久了，知客师会故作生气状的喊“咋过还没拿茶来”，而杂工们仍然照样回答“开了就来”，而始终不会有所举动。
那年那月, 客人来到石经寺, 朝“肉身”盼得其灵气，见“石经”方解其名气。当时有“朝肉身”容易而“赏石经”难的现象。对此说法不一，诸多谬误，贻笑大方。笔者经过多年的研究,，初步解出“石经”之名不应这么晚才出现，至少在明朝楚山时代就已有此称呼，只是始祖楚山本人出于向明蜀王报恩的目的，才改称“天成寺”。从最近发现的明代《石经楚山和尚语录》可见一些端倪，首先是原书名直书“石经楚山”，其次卷四《垂示诫语》的《前二日告别钦差镇守四川上衣监太监梅公书》落款有楚山自称“石经绍琦沐手书别奉拜”的文字。
目前, 寺中仍然存有一块“石经”，材质优良、古色古香。但正文仅207个字，且内容以《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的内容为主，与上文《续刊石经序》碑中记载不符；据我考证，从材质、字体、所刻文字比对，均不是清代及民国时期的那一块；寺方解释说，现在这块“石经”的确不是清乾隆年间的石刻《金刚经》之一，但却是明代楚山祖师亲手所刻的石经。更为古老, 理由是在《石经楚山和尚语录》里有载，楚山当年就自称“石经楚山”，传说友人曾送来几块安徽优质的砚台石，楚山本人亲自将其磨光，再刻上经文，并编号“二十七”。若然如此，现在这块“石经”也堪称镇寺之宝，只是难以佐证。
据笔者与当地老者交谈，了解到上世纪50年代初，当时的简阳县久隆乡公所就曾带领工作队多次进庙，去没收寺内的生活用品，共挑了几十挑到乡公所。其中包括两挑跟当时的算盘体积差不多的“石经”，厚约2厘米，字只有成人小指头大小，字迹清晰工整，但具体内容不清楚，共30来块；曾多年堆放在乡公所一房间的角落里；如今还健在的简阳耆英长者们都还清晰记得这一幕。
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地行政区划已几经变迁，原汤家湾及其上游划归成都市，而久隆乡公所的老员工早已作古或迁移，查无下落了。但经过追根溯源，笔者打听到当年的那一堆“石经”因为没用，而且被视作“封资修“的黑色糟粕，避之惟恐不及，弃之如鄙履，被全部扔进了一口井里，井口早已被填，后来乡民在上面修建了一处房舍。如果这个故事靠谱，应该是清道光年间的那一部正版，而那块乾隆年间的真“石经”也极有可能混在其中。迄今为止，虽然“真石经”未能找到，如同张献忠在川西河床里藏宝一般，那就是有可能还沉睡在什么地方，从考古和人类文化学的层面来看待这一现状，原版“石经”还有重见天日的可能，这是值得欣慰的。
借用《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开头的话，“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愿当年的原版“石经”如同石经之“名”一样，历尽劫难，终有一天能浮出水面，为石经寺增添光彩，再现其文物和文化价值。这里我不禁要面向龙泉山脉扣问：原版石刻《金刚经》啊，如今你究竟沉睡在哪里？
石经寺祖师肉身之谜
自清代以降，川西平原上就流传着“朝肉身、赏石经”的民间说法，当年的羊肠小道，交通极为不便，从成都府出发，象是出远门，需要翻山越岭，去到龙泉山石经寺里一睹真容是许多香客的夙愿。民国时期，香客如想亲眼见到楚山绍琦（1404-1473年）祖师的肉身，必须在冬月十四开山门到次年三月三关山门才行。这段时间就是石经寺的朝山会期，有关这方面的盛况，在现代文学大家李劼人先生的《死水微澜》里多有描述，亦可参阅傅崇炬先生的《成都通览》，还有当时的许多报纸。近年来有作者根据零星的文字或传说，质疑石经寺“肉身”在历史上是否真正存在过。笔者经过多方调查，肯定其真实性是毋庸置疑的，具体叙述如下。
新近发现的明代《石经楚山和尚语录》卷四《垂示诫语》中有楚山当年的遗嘱，“……吾瞑目后，澡洁形躯，如法裹之，贮于桶中，固其桶盖……只待壬寅岁冬前一日，开桶出沙，宜用香泥垒塑，六彩严饰，乃置石室之中，留为山门瞻仰也”。清代有“川西夫子”之称的刘沅（1767-1855年）作《石经寺肉身和尚诗》，其序为“和尚无名，兀坐小洞中，形枯不朽，盖二百年矣，士民饰之以金，其洞群众拱卫，幽香可观”。诗曰：“色身如锐气如生，阅历沧桑意不平。五岳真形能住世，三山求药是虚名。面庞此日犹前日，岩壑阴晴又晚晴。兀坐洞中悲速朽，怜他走肉太无情”。清光绪乙未科状元骆成骧在民国年间游石经寺作有“……一身屹作须弥柱,四海归来楚山处…”。这些诗文都对肉身的存在持肯定的态度。而我国僧人坐化后留下肉身，始自唐朝时期的六祖慧能，九华山曾先后出现过15尊肉身，六祖慧能与憨山大师等之肉身至今保存完好，所以肉身现象在佛教界并不罕见，这是僧人修行高超的明证。
笔者在实地寻访中，有机会与数位目睹或触摸过“肉身”的乡民交谈，其中有一位胡姓大爷回忆，早在上世纪50年代初的“镇反”期间，就对肉身进行了人为的破坏，他亲眼目睹了当地武装部张姓部长，入庙后对肉身表示怀疑，不由分说地爬上石莲台上坐的呈跏趺座、将禅定印的祖师拇指掰断，拿出祖师洞看到清晰的指结后仍不相信。返回洞中再用其“KRT”（可尔提）手枪敲了几下，将肉身的下巴敲坏，看到仍是干粉状的脂肪和骨骼，确认是“肉身”之骨方才罢休。在那特殊年代里, 这些穿黄马褂军装的人掌握着对村民的生杀大权, 无人敢于过问与干涉，不然的话，稍有言辞不慎，即可能被当作镇反对象。
据说此后陆续有人进洞查看过“肉身”，如当时在附近教小学，后来任龙泉驿区吴姓副区长就多次带人来看过，并触摸过其脂肪和骨骼；当时在石经村附近工作，后来任龙泉驿区山泉乡的陈姓书记也曾前来验证过其脂肪和骨骼，确认“肉身”无疑。岁月荏苒，时光如逝，再到后来的“文革”时期，“肉身”彻底被毁，遗骨去向不明。目前，石经寺里所存“肉身”，世人不辩真伪，愿意相信还藏在寺庙里，这或许是一种善良人性的寄托。
除了始祖“肉身”，寺内之成宫殿，俗称娘娘殿，如今坊间仍有娘娘“肉身”驻寺之说。娘娘为何许人? 笔者遍检史籍，不见记载。至于民间传说，则有二：一是这成娘娘乃与楚山祖师同时代的皇后，早年出家为尼到此。二是娘娘乃明崇祯时期总兵吴三桂之妾陈圆圆(1623-1695 年)，她曾为李自成所俘，封为大顺皇后。当地乡民较倾向于前一种说法。据他们说：这成皇后原系荆楚大家闺秀，年轻时得了一场重病，到寺院烧香许愿，求佛保佑，经深通歧黄之术的楚山禅师医治而全愈。遂皈依佛教，拜楚山绍琦为师。后被召入宫中，封为皇后。
据说, 当年成娘娘她经常施舍钱财，印经塑像，斋僧建寺。晚年出家为尼，入川至天成寺寻师。楚山绍琦将其安置于离寺约一里的庙子沟小庵，她圆寂于成化中(1474年左右)。后僧尼将此小庵改建成宫殿，并入寺内。“成”是成化年号之意，宫乃正宫娘娘之谓(故又称娘娘殿)。殿成之日，成皇后的尸身已经腐烂。于是僧尼乃请木匠用黄连木制成她的雕像，然后盛装美饰，故乡民呼其地名曰“梳妆嘴”，供奉于殿中，当地人称之为“送子娘娘”。“文革“前寺内古碑记有成皇后生平和重修此殿的年代，可惜均在那场“打倒一切”的革命中被毁灭一空，给今天的考证带来很大困难。特别记录与此，为世事喧嚣之后, 尘埃落尽的石经寺成宫殿正名。
其实, 以佛门的义理, 无论贫富贵贱, 但凡人走后给予厚葬是没有必要的, 铺张的葬仪也是多余, 与其以亡者的财物及亲人的力量, 大做虚有其表的哀荣排场, 不如去供奉寺庙三宝, 弘扬佛法, 布施贫穷, 利益众生, 功德廻向, 更合乎佛法。因此, 石经寺里的“肉身” 似可看作是人心佛化后的一个图腾, 永远可圈可点, 可敬可拜。
石经寺佛门舍利子之谜
笔者的这次入寺敬香，素慧方丈甚为重视，礼遇有加。在贵宾室里沏上了龙泉山香茶，礼贤下士, 与我交流，分享佛门大德智慧。并命小童小心翼翼地端来舍利子法器，特地请我鉴赏。图中的法器里共盛有四粒舍利子，呈淡灰羯色，另一粒形状稍长，呈浅红者则是红高梁米，让观者可作一客观比较，加深印象。素慧方丈告诉笔者，这就是清代寺内高僧遗留下来的镇寺之宝。
笔者深知佛门讲究，礼数甚多，为尊者讳, 不便冒然向素慧方丈询问根由,请教这几粒舍利子究竟源出哪位寺内高僧遗骨？有幸近距离亲眼目睹佛门圣物灵光，已让我十分感动，不由得肃然起敬。这让笔者想起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初, 当时正在四川大学教书, 去五台山参加中美比较文学研讨会结束后, 回程中到山脚下的普寿寺参观舍利子的情景, 那是敬在一个密封玻璃的法器里, 只显露一个观赏小孔, 需要借助专用放大镜才能一睹真容, 似有一道人间与天堂永远两重天的感觉。
回望佛门历史，传说中有佛陀释迦牟尼逝世后，遗体经弟子阿难等人火化后，获得舍利子，分成三份，一份升天，一份入龙宫，一份留存人间。它在人间的那一份，由摩揭陀等八国均分，各建佛塔以永久纪念。目前, 在我国西安和北京的寺庙里尚存佛指舍利和佛牙舍利, 既是佐证。晚近又相传在苏州虎丘塔内发现了迦叶佛舍利，如果能确认, 将弥足珍贵。泱泱华夏，佛教遗韵遍地可寻，蔚为大观，令人感喟。
关于舍利子的形成机理, 千余年来一直是佛学、医学、生物学研究的一个尚无定论的课题，迄今为止，产生了多种诠释。有一种说法认为：高僧如同气功家，在长期练气过程中，在调神、调息和调身的气功三要素促使下，人的思维活动长期处在运气自如、恬淡虚无的绝对入静境界，能最大限度地获取自然界的真如能量，达到天人合一，内外身心充分融洽，精气神相互转化，从而生发出大无外、小无内的混元现象，即指阴阳环抱的太极，这样全身的精力和物质力量逐渐凝结聚集就出现舍利子。但这种说法似乎太过玄乎。
从历史文献和气功实践来检验，不论是中国的儒释道各家气功, 抑或是印度的瑜伽术，都从未发现有人因练气功而在死后火化发现舍利子的现象，即使在道家的经典或史籍中也没有这类事实。也许神仙早已羽化而不必火化吧。所以，这一推论目前仍然称为科学假说。
如今，另有一种医学解说，认为佛门舍利子本是钙化结石。所谓舍利子其实是人体内的结石，尤以肾结石和胆结石为多，究其根源，舍利子的形成过程是因为僧人起居以坐为主要姿态，而吃进体内的又多是植物纤维，不易消化，加之长期取坐姿，体内纤维堆积过多，久而钙化成结石。
佛教典籍对舍利子的产生的解释则与上述几种推论不一样。据《元镏绩霏雪录》记载：“舍利，按佛书室利罗，或设利罗，此云骨身，又曰灵骨。有三种色，白色骨舍利，黑色发舍利，赤色肉舍利。” 又有典籍《金光明经舍身品》说：“此之舍利，乃是无量戒定慧香之所熏馥。佛家也就沿着这种说法而发挥。” 这是我们还能读到的有关舍利子的佛门学说, 可视为正版。
台湾圣严法师认为：“肉食者死后火化也有舍利子，此与肉食与否无关，凡是修定或是凝心、慑心而达到修身目的的人，烧了会有舍利子。通常说要修持戒、定、慧三学的人，才有舍利子”。但是舍利子本身是人体分泌物结晶，它有若干程度的神圣和神秘，历来为佛教徒所重视，因为这属于界内色身的变化，终究不出无常的范围。关于人死后火化出现舍利子的现象，目前还没有找到一个详实的科学依据，还需要医学、生物学尤其是佛教界的相互配合与研究。这项研究的结果出来了，或将对人类的生命科学发生重大影响。但是, 由谁来揭开这一谜底呢？
楚山绍琦大师, 开禅学之先河
目前, 当代学术界一致认为楚山绍琦是龙泉山石经寺的始祖，一位在中国佛教史册里被几乎遗忘了的明代中期四川禅宗高僧，由于资料的匮乏，人们对其的禅学思想无法加以深入研究。近年来，石经寺收集、整理、并影印发布了绍琦的语录，使得学界对于绍琦的深入研究成为可能，这一研究也将可能改变人们对于明代禅宗史的传统看法。图中展示了素慧方丈与笔者做学术交流时的情景，并向笔者赠送了楚山绍琦大师所著的禅学文集。
拜读佛门大作，我了解到明代中期四川著名禅师楚山绍琦（1404～1473）人生故事。楚山绍琦，讳绍琦，字楚山，四川简州唐安人，俗姓雷，出身于官绅之家。幼年出家，入乡塾读书，聪慧好学，机敏过人。石经寺的前身其实就是绍琦曾驻锡的寺院。有关他的研究，经常被收入明末以降的各种禅史，但他很少受当代学术界关注，以致于今日许多研究禅宗的学人对他并不熟悉。
目前有关绍琦的事迹、思想记载，当推《楚山绍琦语录》三册，第一册除序文外，全册统一编页，余二册分卷编页。据序文所述，成化年间，弟子已经将绍琦的语录编集完成，欲绣梓永传，绍琦异议：“噫，斯言乌足以传世。”以致于语录注面世之事搁浅，后经一些有识之士建议，称“吾师为一代丛林宗匠，名传海宇，道重当时，而其正法眼藏为世刮目金篦，岂可使之泯没不传乎？”绍琦弟子遂才将其面世 。书中列有二百余法嗣的名单。这些弟子分布的区域十分广泛，包括旧时的蜀、冀、鄂、晋、吴、秦等地。从这个分布区域广泛的弟子系统，可以从一个重要方面了解绍琦禅法的影响。但是有如此庞大的弟子群的一个著名禅师的禅法，后世却不能继承下去，也是值得深思的一个禅学研究议题。
事实上，楚山绍琦继承无际禅师，发展了四川禅宗，其禅风具有自己的特色。因此可以说无际、楚山两人挽禅宗于颓势，丰富了中国禅宗的历史。禅宗素来把心性看作众生的本质，又看作万法的根本，因此就禅宗而言，心性既有主体意义外，还有本体的意义。绍琦作为临济宗传人，同样把心性作为其禅法的基础，但他不是简单重复“心为万法根本”的观点，而是对这一观点作了更为周详的诠释。
楚山绍琦曾经出蜀弘化，名震江南，但由于其悟道、得衣，乃至最后归宿，都在地处内陆偏处的四川，故而在其逝后缺乏话语权，以致在沿海文化占主流的明清乃至于现代，其影响力受到相当的限制。绍琦处于佛教已经彻底中国化了的明代，其思想融合了佛、道、儒等因素，亦会通了宗门和教门，其中，他与弥勒信仰的关系颇值得玩味, 开一代禅学之先河。因此可以说，没有楚山绍琦，便没有今天的石经寺。
楚山绍琦大师的一生，从俗家到僧界，有太多的传奇，又有太多让人悉心揣摩思量而不得其解的秘密。对今天的人们来说，更多的是一种生命的参照，有这么一个人，在佛门里这么活过一生。
佛门精进, 素慧大和尚升座石经寺
自2003年春贞意方丈圆寂以来，石经寺方丈室一直虚位以待。后经全体僧众推举，省市宗教局并佛协认可，素慧法师出任石经寺中兴第四代方丈。素慧法师生于1962年，绵阳人，1988年师承贞意大法师并受戒，曾任石经寺监院、寺庙管委会主任。现为四川省佛教协会副秘书长、成都市佛教协会副秘书长、龙泉驿区政协常委。素慧法师是目前川内各大寺院中年轻方丈之一。笔者与之交流, 始了解到他踏入佛门，矢志修行的心路历程。
素慧方丈的童年时代是在青山绿水的乡间度过的。据他回忆，上世纪“文革”期间，有一天，在他生活的村子里突然来了一大群打扮异样的人，这就是从四川各地寺庙里被“净身出门”，押送到村里来参加“劳动改造”的方长法师们，他们被分配到各家入住，吃“客饭”。在一双天真幼稚，朴实无华的孩童眼睛中，这些落难的光头和尚们，虽然面容憔悴，极度疲惫不堪，但是神情里却分明是无欲无求, 无畏无惧，逆来顺受，服从“组织”管理，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归，到了掌灯时分，便围坐在堂屋里，给素慧摆起了佛门的“龙门阵”，那些出家人的故事，常让小小的素慧惊异不已，终身难忘。可以说，后来长大成人了的素慧，迈进佛门，终身修行，与童年时代的亲身经历丝丝相扣，偶然中孕育着必然，不无深刻的影响。
素慧方丈说，他从小就喜爱读书，受戒剃度后，最早在老家附近的梓桐七曲山寺庙修行，那里是他皈依佛门的地方，后来辗转到了新都宝光寺，在那里的几年里研修了不少佛门经书，是自己真正体悟到佛教义理博大精深的开始。记得先哲孔子曾云：“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当年，素慧方丈勤励为学，佛门道理，集腋成裘，方才成就了他今天的佛门人生。
在我们的交谈中，素慧方丈还引用了佛门的“志密行密，功深悟深”一语，用来解读自己矢志修行佛门的信念，面对这样一位出自草莽的大德法师，佛学如此精进，不由得令我肃然起敬。中国禅僧的言行录中，确有此段的记载，意思是说对任何世事都要有精阐惕透的深思，方能有更为深刻的参悟。
这种境界，佛教称为“三味”，意指身心自由自在地活动，并有透彻事物本质的能力。现实中, 我们常有把事物二分法的思维习惯，如得失，敌友，好坏等，但如进入三味之境后, 此种二元的(binary )简单思维就将消弭无形, 透视事物的大智慧就会凸显。其实, 大千世界, 对人对事，及至做学问，又何尚不是如此呢？凡事须摒弃浮燥，静下心来为之，方可有大作为。
如今，笔者身在异国他乡，细心体会“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的文学意境，耳边响起这熟悉的出家人《送别》旋律，莲花池畔的无常，人生自是常恨水，水向东去的悲凉况味便不觉油然而生。是啊，近年来仅是艺人出家的就有黄元申、孟庭苇，李娜，王菲，张国立、张铁林、刘德华、曾志伟、杨紫琼、以及《红楼梦》里的黛玉饰演者陈晓旭等一长串名字，诸多皈依佛门的众生都有着太多的人生故事。现代意义上的出家，套用俄罗斯作家托尔斯泰的话语结构，或可说：出家的结果都一样，但是出家的原因却各不相同。
石经寺，川西独有的藏传密宗寺院
漫步寺里的建筑群落, 拾级而上, 行到了高处, 又是别有洞天, 另一座巍峨的藏传佛教大殿便呈现在眼前。殿前有两座转经塔, 上方还系着黄色经幡, 每当阳光明媚的时候, 远远望去, 分外耀眼夺目, 让人感觉到仿佛又来到了雪域高原,因为那是藏地的文化符号。在浩浩宇宙、茫茫大地中，经幡作为沉积的藏族民间祭祀图腾，以它丰富多彩的形式，给藏传佛教留下的历史印痕，向世人展示着一个广阔而神秘的世界。
石经寺系川西五大佛教林之一，据说也是四川地区不多的一座藏传密宗寺院，因为藏地黄教嫡传汉区的密宗道场即设于此。由此可见其特殊的宗教意义。但是关于藏传佛教在西蜀的历史沿革，至今学术界研究得不多，只知其梗概。有学者认为，古代存在一条经四川、云南到缅甸再到印度的南方丝绸之路。因此，印度的佛教极有可能就从这一条路线传入中国，西蜀地区就处于这一丝绸之路上。
魏晋南北朝之前，西蜀佛教不见诸文字，而且这时西蜀属于西部荒蛮地区，“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交通极为不便，因此，佛教对西蜀的影响较小。两晋之后，由于长江中下游湖北地区佛教的发展，与之水路联系紧密的川东地区受到了这一佛教传入的影响，一些下江来的僧人会借道重庆前往成都传教。如来自西域的天竺僧昙摩密多、良耶舍、中国僧人道汪、玄畅等人都是取道长江而抵成都。并为以后的川西佛教发展奠定了基础。
回望历史, 佛教在印度灭亡, 并不完全是由于密教的盛行, 回教徒的大举入侵, 也是主要原因。当年, 回教徒在印度所到之处, 必将原有的佛寺焚毁, 所有的佛教徒被赶尽杀绝, 僧人中的幸存者则纷纷逃亡。由此可见, 佛教在印度固然是在密教盛行年代灭亡的，但是信奉密教并不一定就会令佛教式微。因此，当佛教传入西藏以后，便衍生出大乘密教，俗称喇嘛教，从公元八世纪直到现在，气势越来越大，地位未可撼动。
当年，印度密教在西藏与当地民间信仰相结合，发展成为藏传密宗，作为佛教的一支，其追求的终极目标与其它教派并没有什么不同，但与被称为“显教”的汉地佛教相比，显教多以倡导佛门义理为主，而藏传佛教则以密教信仰为圭臬，以群体化的咒术仪礼、民间俗信为其主要特征, 口诵真言咒语（语密）、手结印契（身密）和心作观想（意密）三密相结合的修行方式。如今, 在石经寺里, 人们尚可处处感受到这一浓浓的藏传密教氛围。
从宗教学理的层面, 四川佛教似可分为二大文化圈。其一是以成都为中心，呈扇状扩散的川西汉族地区佛教文化圈，古称西蜀，另一个则是藏传佛教文化圈，主要在川西藏族地区流行。四川石经寺这一藏传佛教的古刹, 在汉地独树一帜, 因此显得格外具有宗教史学的意义。
高僧辈出佛门, 千江月照石经寺
回望历史，石经寺历代高僧辈出，经50余代方丈努力，从明代的楚山祖师至近代的能海上师，承传至永光、贞意、素慧，苦心经营、为法忘躯、卓越奉献，石经寺声誉日隆, 近年来次第举办了四川第十一届传戒法会、续统传法、升座法会、传授居士菩萨戒法会、及楚山祖师600周年、能海上师120周年的学术研讨会，与会的诸山大德、学者名流，遍及全国，人皆赞誉。
与会者分享佛门义理, 探索生命与存在的关系，使得众生平时持有的许多常识与观念得到了更新, 有些还需要进一步印证。俗话说，习惯成自然，但是关于生命与存在的诸多本质问题，从世俗的角度来看，习以为正常的知识、对生命宇宙的研究，并不能解决生命中的最为根本的, 例如生老病死、男欢女爱、个体命运、尊严价值等等问题，因为这些往往都并不依众生大脑主观想象而为之，因此长期以来，形成了许多观念的误读。
典型的词语有如“看破红尘”，这句话其实并非佛家所用，而是中国古往今来的文人墨客, 受到道家自然无为思想的影响,以及后来隐遁之士厌倦官场虚幻的奢华与奸诈, 向往山林的田园生活, 而经常使用的词语, 几与佛门无关。该词源于旧时的土路车马过后扬起的尘土，指的是这个世间纷纷攘攘、繁华奢糜的世俗生活景象，借喻名利之路。
今天，读者尚可看到西汉班固的《西都赋》中有“阗城溢郭，旁流百尘，红尘四合，烟云相连”，这是形容西都长安，人多，事多，钱多的浮华世态，在卢照邻的诗《长安古意》中，有“弱柳青槐拂地垂，佳期红尘暗天起”，宋朝程颢的《秋月》诗中有“隔断红尘三十里，白云红叶两悠悠”，在曹雪芹的《红楼梦》第一回里也说“有城回阊门，最是红尘中，……”，以这些例子作观照，“红尘”二字显然是指世俗社会的种种繁华景象。
由此可见，佛教的义理在当代中国社会常常被误读, 一般人习惯将逃避现实, 隐遁山林的风气和现象归于佛门的信仰以及学佛的结果。其实大不然，佛法中从不讲“红尘”, 也没有“看破红尘”一说, 而正相反，较多论述“三宝”，“六尘”与“六根”等的基本概念。
素慧方丈告诉笔者，寺里至今还保存有明代成化五年（1469年）和清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铸造的大铁钟各一口，每当朝夕敲击，声闻群山。除此而外, 藏经楼内珍藏有上世纪末台湾高僧明三法师赠送的影印台湾版（中华大藏经）一部，计300册。笔者这次造访，来去匆匆，未及欣赏这套文集，留下遗憾，只好说下次一定还会再来，再来倾听回荡在山谷里的晨钟暮鼓，那久久不肯消散而去的余音!
我与素慧方丈素昧平生，更与佛门无往，没想到这次见面竟然相谈甚欢，以文会友，十分投契，看来确是佛缘使然，留下了十分难忘的好印象。直到临别时，素慧方丈执意要送我出门，佛门情谊可嘉，让我十分感动!
我的汽车在崎岖山路上走远了，回头时，分明还能看到寺内大雄宝殿前，矗立着那一片由逾千年的古罗汉松，古银杏、古柏组成的树阵，老枝扶疏，高大参天，临风呼啸，为龙泉山石经寺平添了几许浓浓的古风遗韵，在皓月疏朗的星空中，更像饱经风霜的大将军，无论风吹雨打，酷暑寒冻，仍然默默地履行职责，义无反顾地守望着这座拥有千年历史古刹的秘密。
2012年8月28日结稿于加拿大温哥华（Maple Ridge）枫林谷
题图、插图：来源网络和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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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宜川 ——
加拿大华裔学者、加拿大枫叶出版社社长。原四川师范大学外语系七七级毕业，曾在四川大学外语学院任教多年，后赴澳大利亚留学。移民加拿大后，以治学为主，研究兴趣广泛，著述颇丰，现为加拿大多家华文报刊专栏作家。近年来与国内数所大学开展学术交流，常应邀回国讲课，并受聘为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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