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在巴赫金的原初语境中时空体有两个定义，一个是作为文学再现的时空体，另一个是作为认识论范畴的时空体。“巴赫金之后”的时空体研究全面发挥了时空体的认识论功能，在哲学、人类学/社会学、语言学、叙事学等领域得到广泛的应用。“时空体”与“人”之间的关系是这些领域共同关切点。由这样一个共同的关切，时空体理论因此可成为叙事认同的重要资源。个体认同、民族/国家认同、文化认同将是时空体理论重要的可拓展领域。
[关键词]巴赫金；时空体；场域拓展；叙事认同
基金项目：国家民委民族研究项目“‘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民族叙事‘时空体’研究”（2021-GMD-003）、广东省科学基金规划项目“‘中国叙事学’建构路径研究”（GD19CZW07）阶段性成果。作者简介：谢龙新，汕头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语言哲学、叙事学和符号学。
“巴赫金之后”既指时间，也指空间。从时间上看，西方学者在20世纪70年代才开始真正了解巴赫金的作品。巴赫金生前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他的声名鹊起和世界性影响主要是“巴赫金之后”；同时，巴赫金的被“发现”与他的空间影响力是同步并行的，正如周启超先生所言，“巴赫金理论的‘跨文化之旅’，其覆盖面之广，其持续性之长，其可操作性之强，恐怕是当代世界人文学界别的理论明星难以比肩的。”[1]因此，巴赫金学说的“跨文化之旅”本身就具有“时空体”的特点。时空体理论是巴赫金最具原创性的思想之一，也是他提出的最具马克思主义特色的理论之一。比较而言，学界对巴赫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论界，巴赫金主要被当作一个文论思想家来看待，国外的“巴赫金学”也主要是指文艺理论的巴赫金研究。[1]因此，巴赫金时空体理论主要是放在他的诗学理论之下“间接”得到研究。然而，如果仔细梳理“巴赫金之后”时空体理论的应用场域，则会发现它的价值已经远远超出了文学领域。那么，这种价值增殖是如何发生的？本文将对此进行考查，探讨巴赫金“时空体”理论在其时空之旅中的价值增殖过程及其场域拓展的现有和将有的领域。2007年在法国召开的比较文学国际会议上，由四个比利时学者组成了“文学时空体”圆桌会议，后来又吸引了大量的巴赫金研究专家加入讨论。2008年，在布鲁塞尔召开了专门的学术会议，对“文学时空体”进行了批评性和建设性的讨论，产生了丰富的成果。这些成果于2010年以《巴赫金的文学时空体理论：反思，应用，展望》为题出版。这本论文集的相关论述反映了时空体理论在西方学界研究的基本现状。从标题就可看出，这本论文集的立足点主要是文学领域的时空体研究。本文将以这本论文集为参照，重点阐述时空体理论在其他领域的研究成果，以对巴赫金时空体理论的发展做一概要性描述。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之前，巴赫金没有使用“时空体”一词。30年代中期之后，有两篇使用“时空体”的长文。第一个是关于成长小说的（《教育小说及其在现实主义历史中的意义》），可能写于1936-1938年间；另一个是《长篇小说的时间形式和时空体形式》，在这里巴赫金正式提出了文学时空体的概念。这篇长文写于1937-38年间（1973年增加了“结束语”）。巴赫金说，“我们并不企求我们的理论表述和定义全面而准确。只是在不久以前，人们才开始（在我们这里和在国外）认真研究艺术和文学中的时间和空间形式。”[2]（P.271）在巴赫金提出文学时空体之前，事实确实如此。但是，在此之后情形完全改变。这部写作于1930年代的作品，一直到巴赫金逝世的1975年才得以出版，1981年才被译为英文。令人惊讶的是，巴赫金在该作品里提出的这个定义并非“全面而准确”的术语，跨越如此之长的时间跨度，仍能引起西方学界极大的兴趣，一直到今天，在人文社科相关领域仍然不断“生长”。如霍奎斯特所说，该文出版之后，时空体概念“已经跨越了整个人文社科领域”，已经“意义过剩”，出现了“时空体杂语”状态。[3]（P.19）在《长篇小说的时间形式和时空体形式》中，巴赫金指出，“文学中已经艺术地把握了的时间关系和空间关系相互间的重要联系，我们将称之为时空体。”[2]（P.269）这是巴赫金“明确地”对时空体的定义，尽管并不严谨。紧接着他又说：这个术语见之于数学科学中，源自相对论，以相对论（爱因斯坦）为依据。……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这个术语表示着空间和时间的不可分割（时间是空间的第四维）。我们所理解的时空体，是形式兼内容的一个文学范畴（这里我们不涉及其他文化领域中的时空体）。[2]（P.269）在这里，巴赫金一方面表明时空体理论与爱因斯坦相对论有联系，另一方面明确指明了这里的时空体是指文学中的时空体。然而，在一个脚注中他又指出：康德在其先验美学（《纯粹理性批判》的一个基本部分）里，把空间和时间界定为任何认识（从起码的知觉和表象开始）所必不可少的形式。我们采纳康德对这些形式在认识过程中的意义的评价；但同康德不同的是，我们不把这些形式看成是‘先验’的，而看作是真正现实本身的形式。我们将试图揭示这些形式，在小说体条件下的具体艺术认知（艺术观察）过程中所起的作用。[2]（P.270）这个脚注一方面表明了自己与康德的区别，另一方面表明时空体也是一个认识论范畴，因为在康德的哲学里，时间和空间是感知的先验条件，因而也是感知的“真正现实”。如此以来，巴赫金的时空体就有两个定义，一个是文学再现的时空体，另一个是作为认识论范畴的时空体。学界对时空体的理解和应用也基本是按照这两种定义展开的。霍奎斯特在《对话想象》中解释“时空体”这一术语时认为它是文学再现范畴，“是根据其所代表的时间和空间范畴的比例和性质来研究文本的分析单位”[4]（P.425）。而在《时空体赋格曲》中，又强调它是一个“认识论范畴”，强调没有时空体，就没有对自我或世界的感知、思考或理解。虽然巴赫金在其著作中主要探讨的是文学时空体，但作为认识论范畴却使其具有了超出文学领域的潜能。从时空体理论的原初语境来看，这个概念本身就包含了这种潜能，从而为其场域拓展提供了可能性。首先，时空体是“属人的”，“人”是时空体理论的价值中心。巴赫金的时空体概念在价值论上延续了他在1920年代关于“自我-他人”关系的论述。在《论行为哲学》中，巴赫金指出，“生活中存在原则上不同却又相互联系的两个价值中心，即自我的中心和他人的中心；一切具体的生活要素都围绕这两个中心配置和分布”[5]（P.74）。自我和他人从其在世界中所处的“唯一位置”，即，从其所处的具体时空关系出发，寻找“价值的中心”[5]（P.57）。具体到审美活动中，巴赫金更为明确地指出，一切价值和意义“都是属人的”，“都是围绕着人这个中心和唯一的价值配置起来的”[5]（P.62）。《审美活动中的作者与主人公》是这种观点的具体展开。因此，巴赫金20年代的论述已经表明，时空关系是“属人的”，具有价值内涵。“每个时代和地方都有一套相应的时间/空间范畴，这些范畴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之为人的观念。”[6]（P.362）这些思想为他30年代关于时空体历史诗学的论述奠定了基础：“人”是其时空体论述的主人公，并且，人本身就是时空体。以“人”为价值中心，时空体理论具有向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领域拓展的巨大潜力。其次，时空体具有介入现实的功能。时空体理论以“人”为价值中心，同时，巴赫金理论中的“人”不是抽象的人，而是“活生生的人”“行动中的人”“成长中的人”，因此，时空体具有介入现实的功能。这一点同样也能在巴赫金的早期理论中找到依据。在《论行为哲学》中，巴赫金指出，“从我参与存在的唯一位置出发，统一的时空会变为个体的时空，作为具体的负载价值的唯一性的因素而参与存在”[5]（P.59-60）。质言之，个体存在以其时空的“现实性”参与存在。时空关系对现实的介入最能体现巴赫金理论中的马克思主义色彩，这一点尤其体现在他30年代关于时空体历史诗学的论述中：文学体裁的历史变化背后隐含着不同时代摹写现实的时空体的变化，作者对现实的摹写必然使其参与到他生活其中的现实世界。时空体介入现实的功能使其在应用上具有了开放性和普遍性，从而为其场域拓展提供了条件。最后，时空体具有“话语”的属性。“话语”理论虽是在20世纪后半期因福柯等人的著述而流行，但其实在巴赫金的思想中早已埋下了“话语”的种子，甚至有论者指出，巴赫金应被视为“话语之父”。[7]克拉克和霍奎斯特曾指出，巴赫金关于小说进化史的论述“有两个重要的变量，对空间和时间的态度以及对语言的态度。”[6]（P.362）前者体现为他的时空体理论，后者则涉及他的话语理论。在巴赫金的论域中，这两者密切相关。巴赫金明确指出，“话语是一种社会事件”，具有“社会学本质”。[8]（P.90）话语的变迁反映社会语境的变迁，“正是这个社会语境，决定着话语的整个修辞结构。”[2]（P.79）一定意义上说，小说中的时空体类似于一种“修辞结构”，它受话语决定并实现话语的功能。时空体不仅是巴赫金判定小说体裁的基本尺度，也是他衡量社会现实的超级砝码。社会语境是时空体和话语可通约的公分母。时空体的变迁反映出话语的变迁。因此，时空体具有“话语”的属性。与20世纪后半叶的话语理论一起，时空体理论具有广阔的应用空间。上述分析也表明时空体的两个定义具有内在的关联性。作为认识论范畴的定义更具基础性，一定意义上说，文学再现是认识论范畴的一种特例。皮尔在《劳特利奇叙事理论百科全书》中解释时空体概念时说，“时空体是一种理解经验、塑造世界的方式，它为叙事事件的呈现提供了‘基础’，一系列时间标记与空间特征结合在一起，共同定义了特定的历史、传记和社会关系。”[9]（P.64）皮尔的解释也表明作为认识论范畴在时空体定义中的重要地位。时空体作为一个认识论范畴，为其应用场域的拓展奠定了基础。哲学、人类学、社会学、语言学等领域是“巴赫金之后”时空体理论主要的运用场域。同时，在叙事学方面，突破了文类范畴和体裁研究的范围，而进入存在论意义上的叙事研究。在巴赫金原创的众多术语中，比如复调小说、杂语、对话、狂欢化、时空体等等，尽管都具有一定的哲学内涵，但时空体是最具哲学意味的。巴赫金的“时空体”尽管是在文学研究中提出的概念，但因为时间和空间本身就是哲学范畴以及它与康德哲学的亲缘性，势必使它富含哲学内涵。以霍奎斯特为代表的巴赫金研究专家从多个角度对“时空体”的哲学意义进行了挖掘。1.确立时空体的哲学地位。霍奎斯特在《时空体赋格曲》一文中将巴赫金的学术生涯分为三个阶段：1920年至1929年前后是一个哲学时期，那时的巴赫金深受新康德主义和现象学的影响，尝试构思自己的哲学体系，与流行的思想运动展开对话，例如弗洛伊德主义，苏联马克思主义形式主义语言学，甚至还有生理学。第二个时期是30年代对历史诗学的探究。第三个时期是60年代和70年代，他从社会理论和语言哲学的新视角重返形而上学。①就像“赋格曲”一样，时空作为一个主题存在于巴赫金学术生涯的每一个阶段，只不过每一个阶段有不同的“音色”。②霍奎斯特指出，“从巴赫金的学术生涯一开始，他就全神贯注于如何构想一个既分离又看不见的自我的问题。同样清楚的是，他的方法从一开始就是在时间和空间的背景下提出这个问题。”[3]（P.25）在他关于《审美活动中的作者和他的主人公》的长篇未完成手稿中，他将注意力集中在有关“主人公的空间形式”和“主人公的时间形式”的问题上。而且，在巴赫金生命的最后几年里，时间和空间也继续在他的思想中发挥作用。在第二阶段的文学研究中，虽然巴赫金宣称《长篇小说的时间形式和时空体形式》只关注文学，但其40年后所加的“结束语”却表明它与早期哲学之间的关联性。第三个阶段巴赫金借助“语言”又回到哲学。霍奎斯特指出，“因为正是人类语言保证了时空体在人类文化中的有效性。……时空体在语言中有其自然的——唯一的——家。”[3]（P.31）语言中的“我”成为中介，使“我”与“世界”的对话成为可能。霍奎斯特的“时空体赋格曲”不仅表明时空体理论在巴赫金整体思想中的地位，“哲学-文学-哲学”的路径使我们有理由相信巴赫金更像是一个哲学家，而时空体则是巴赫金哲学思路的中轴线。2.挖掘时空体的存在论内涵。“对话”是巴赫金的核心思想，在文学中体现为“复调”，在哲学上则体现为“对话主义”。霍奎斯特将巴赫金早期的几篇没有命名的论文题为《应答的建筑术》，③某种意义上“应答”就是“对话”。在霍奎斯特看来，“巴赫金将它性视为一切存在的前提，把对话看做任何具体存在的基本方式，对话是‘已在’与‘未在’之间的不断转换。”[6]（P.90）对话必然涉及“我”和“他”，或者说，对话必然涉及交流主体。因此，对话的存在论意义指向“人”的存在，而人的存在则指向时间和空间。“我的自我从自己占据的独一无二的存在方位和时间出发，应对其他的自我和世界。”[6]（P.89-90）霍奎斯特在另一篇文章中说，“对话不仅仅是一种关系。像所有的关系一样，它需要边界，对巴赫金来说，建立这些边界的工具就是被理解为时空体的时间和空间。”因此，时空体“是一种校准存在的工具。”[3]（P.31）佩奇也指出了“时空体性”与身体的对应性，“巴赫金用拉伯雷来‘思考’一个存在主义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体通过将所有的能指吸引到自己身上来表达普遍的意义。”[10]（P.98）时空体理论对“人”的存在论意义的凸显，是其在人类学、社会学、语言学、叙事学等领域应用的基础。巴赫金在人类学、民俗学、社会学等领域也有重要的建树和影响。他对民俗文化，尤其是狂欢节的研究，他的文化“外位性”思想等在今天仍大有用武之地。在巴赫金的基础上，登特、鲍尔等发展出“亲属关系时空体”的概念。登特以巴西的乡村音乐为对象，对亲缘关系及其社会意义进行了深刻的分析。登特认为，乡村通过亲缘关系将过去（时间）和乡村（空间）在时空体上联系在一起，提供了一种根据理想化的过去来批判堕落的现在的手段。在《乡村兄弟：巴西乡村公共文化中的亲情与时空体》一文中，登特指出，如果一个人的根在农村，那么搬到城市就是一种连根拔起。它同时也是对时间、空间和亲属关系的一种根除，乡村音乐的实践可以将被根除的东西重新具体化。因此，时空体的最重要特征是在空间和时间之间进行调解。“这一概念的制定表明，时空体不仅指明了时间和空间的共存，而且指明了它们在特定的文本形式中的关系的性质。”登特进一步指出，巴西农村时空体属性构成了“国家的社会学和认识论”。[11]（P.455-495）在《泪之河：巴西的乡村音乐、记忆与现代性》一书中，登特深入论证了被称为“巴西乡村音乐的民族志”的《泪之河》的调解功能，这种调解体现在“向前看”的“城市”和“向后看”的“乡村”之间的对话。在这个意义上，时空体具有意识形态意义，它通过音乐“塑造了现代性所呼唤和依赖的种族、社会阶级、性别、地点和时间等新兴社会类别。”[12]（P.1）鲍尔则通过巴西沃贾语（Wauja）使用者对同族名字的回避来论证了一种“变化的象征经济”。[13]在沃贾的语境中，对姓名的回避被视为亲情关系变化的索引，亲缘关系时空体可以通过姓名回避来指引和再生产。因此，时空体是一种亲属关系骨架，它影响着时间上的跨代以及空间上的跨村庄之间亲缘关系的评估。文化人类学家艾谢·恰拉尔在《移民学术研究的时空体：当代性与历史性的挑战》[14]中认为，尽管越来越多的移民学者开始探讨移民研究的空间框架（包括其局限性），并关注移民在空间中的位置，但移民研究的时间叙事却被忽视了。因此，她的研究集中在时间框架上，聚焦于移民学术的不同概念化及其障碍，聚焦于当代的“现在”，重点分析在价值创造过程中，社会、经济和政治力量的重新配置。她的中心论点是，不同的迁徙方法（融合、多元文化、后移徙）需要不同的时间（和空间）框架（时空体），这些框架在分析中以不同的方式将移民者置于时间中。她揭示了移民学术的空间和时间框架及其障碍，敦促移民研究人员将“移民”和“非移民”的研究纳入一个共同的分析视角。通过这种方式，将“移民”和“非移民”的当代性和资本力量与“现在”的城市重组联系起来。人类学和社会学领域的时空体研究发挥了时空体的“操演”（performative）④功能，时空体变化会带来社会关系和结构的变化，并“操演性”地决定了个体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这种“操演性”使时空体具有了“叙事性”，并潜在地与叙事认同联系起来。时空体有助于探索文学文本与作家所处时代之间复杂而间接的勾连。[15]（P.109）社会语言学从这个角度进一步发挥了特定的历史时空对行动主体的构建功能，尤其是全球化背景下的身份认同研究。随着全球化进程和网络新媒体技术对交际活动的深入影响，西方学界对身份认同时空维度的重视日益增强。[16]扬·布洛马特（Jan Blommaert）是这方面研究的突出代表。在巴赫金的分析中，时空体引发并促成了情节结构、人物或身份，以及社会等多个层面的世界，在这些世界中，行动变得具有对话意义，特定的时空体产生特定类型的人、行为、意义和价值。布洛马特因此把时空体看作是语境化的一个方面，通过时空体，特定的历史片段可以在话语中作为意义归属资源被调用，或者说，作为历史上配置和排序的隐喻。他把时空体和层级（scales）放在一起，研究它们如何有助于对语境和语境化进行复杂的、现实的解释，这反过来又会影响对语言和意义的看法。这两个概念区分了语境和语境化的两个维度：即在话语中调用特定具有可用性的语境世界（时空体），以及它们对话语的参与者和观众的可及性（层级）。这两个维度是语境的话语分析概念的基本社会语言学限定条件。在这个意义上，时空体被看作是可调用的历史话语的组成部分，而历史话语组织了话语索引的秩序。语境是符号的实际而具体的资源，它们在使用权方面受到差别分配和不平等的影响。时空体作为历史配置的比喻，向我们指出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它是如何”（how-it-was）可以在相关时空体中被调用，以影响在话语事件中可能发生和确实发生的事情。可以说，事件、行为、人物和主题可以在不同的时空体中被设置和重置，设置和重置的方式使得索引能够被排序为社会文化上可识别的集合。[17]（P.105-116）近年来，语言与身份关系的研究越来越成为学界的热点，时空体成了一个重要的分析工具。社会语言学通过对时空体的分析追溯身份认同的动态过程，不仅仅局限于个体身份，政治身份和种族身份也是其中重要维度。⑤甚至，性别身份也是由语言建构的，比如，巴特勒认为，“性别不是一个名词，……性别一直是一种行动，……身份是由被认为是它的结果的那些‘表达’，通过操演所建构的。”[18]（P.34）时空体在社会语言学中的发展和应用进一步凸显了时空体作为“话语”的功能，在当代的学术语境中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也是本文研究的理论基础。时空体理论在文学体裁认知功能基础上进一步扩展。巴赫金对叙事体裁的评价强调了文学体裁的认知功能，这种认知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人”的认知。巴赫金说，“作为形式兼内容的范畴，时空体还决定着（在颇大程度上）文学中人的形象。这个人的形象，总是在很大程度上时空化了的。”[2]（P.270）因此，叙事结构应被理解为存储和传达人的经验和知识的途径。在《巴赫金读本》中，莫里斯认为“它（时空体）是一个形构任何叙事文本的时空矩阵。”[19]（P.246）莫尔森和爱默生认为，时空体是“理解经验的整体途径，是使人的生活得以可见和呈现的基础。”[20]（P.375）小说史中的时空体成为构建现实的一种方式。普林斯在《叙述学辞典》中强调了时空体的创造世界的功能：“文本及其不同类别根据不同的时空体（不同种类的时间-空间复合体）来模仿现实并进而创造世界图景，并且可以以此对之作出界定。”[21]（P.30-31）苏文认为时空体是由读者的想象建构起来的。[22]（P.40）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生成了与虚构世界相似的印象，可以被假定为共享相同的时空体。近年来叙事研究拓宽了分析的范围，尤其在新历史主义、文化人类学、社会学、话语分析等领域，使叙事与个体经验、身份、时空体的功能等联系起来。黛博拉·希弗林认为，叙事不仅仅是一种在时间中唤起和塑造经验的方式。相反，叙事可以唤起和塑造文化的“时空观”或时间、空间和身份的联系。为了说明这一点，希弗林分析了1972年一位年轻女性的口述历史，她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志愿工作使中产阶级白人郊区的一小块非裔美国人飞地得到了恢复。话语分析表明，叙事是一种体裁的混合，唤起了与复杂的时间和空间坐标相联系的地点和个人身份，并依赖于其他部分的互文性。[23]（P.421-445）佩里诺将时空体作为研究被述故事与叙事事件所处的双重时空框架如何通过叙事者的语言策略达到时段重合（coeval alignment）[24]，尤其是用作研究过去发生的故事如何被叙事者重现并与当下的叙事时空建立联系。[25]人文社科领域发生的“空间转向”间接体现了时空体理论的广泛适用性。从某种意义上说，无论是单独强调叙事的时间性，还是叙事的空间性，都是分享了巴赫金“时空体”的一部分。如弗里德曼所说，“大部分的叙事理论将时间凌驾于空间之上，巧妙地将巴赫金的‘时空体’变为了‘时间型’。”[26]（P.194）同样地，强调空间性的叙事学家虽然没有完全排除叙事的时间性，但总体上，时间在他们的理论探讨中是没有地位的。弗里德曼认为“叙事的功能便是在空间场景的静态背景下出现的时间序列和因果关系”，[27]（P.208）并把巴赫金的“时空体”改变成“空时体”，力图恢复叙事话语中对时间与空间的交互分析，并将时间主导变成空间主导。塔利在其《空间性》中谈到巴赫金的时空体概念时说，“很显然这个概念已然将叙事研究中的空间提升到与时间平等的地位（而且事实上与之密不可分），这一点令巴赫金稍稍领先于文学研究的空间转向。”[28]（P.74）不同的思想家有各自的理论旨趣，不可对其做高下优劣的评判。但他们又有共同之处，就是无论是对时间性还是空间性的强调，他们都将叙事指向了“人”在时间或空间中的存在。总之，在叙事学领域，时空体理论已经不止于文学体裁和人物的叙事分析，还走向了“人”的存在论意义上的身份构建。三、叙事认同：“时空体”理论的发展趋向和可能应用场域作为文学再现的时空体是巴赫金自己重点研究的方向，而作为认识论范畴的时空体，巴赫金并没有实质性展开，但在“巴赫金之后”有了极大的发展和应用。时空体理论在认识论这一维度上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的发展和变化。（一）从“文本的人”走向了“现实的人”。从古希腊罗马小说到拉伯雷小说，通过人的行为与时空转换之间的关系，巴赫金确立了西方小说体裁的发展历程。虽然“人”的形象在小说体裁的变化中在不断变化，但他研究的重心仍然是“文本的人”，而不是“现实的人”。然而，巴赫金的思想中一直蕴含着对“现实的人”的思考。比如，巴赫金对古代“田园诗时空体”、拉伯雷小说中具有狂欢性质的“广场时空体”赋予极高的价值内涵，进而提出具有乌托邦性质的“宇宙时空体”。这些时空体蕴含了人对“自由”价值诉求。因此，巴赫金的时空体理论具有指向“现实的人”的价值潜能。“巴赫金之后”的时空体研究在很大程度上释放了这种“潜能”。如上文所述，无论是哲学上对“人”的存在论思考、叙事学意义上对“人”的身份构建，还是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中时空体对个体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的“操演性”决定、社会语言中时空体作为“话语”对个体身份认同的建构，这里的“人”都是“现实的人”。（二）从“弱社会语境”走向“强社会语境”。虽然巴赫金时空体理论具有指向现实的价值潜能，但在其原初语境中仍然主要局限于文学文本的研究。⑥巴赫金详细地探讨了时空体的变化如何带来体裁的变化、人的变化以及人与世界关系的变化，但总体而言，这些变化是文本之内的变化，或者说，是文学语境之内的变化。在巴赫金的理论文本中，对社会现实的言说是“隐性的”，是“欲说还休”的。因此，我们认为，巴赫金的理论文本与社会现实有一种“深层”关联，但表现出来的却是一种“弱社会语境”。在谈古希腊罗马小说时，他说，“希腊小说中的传奇事件，同小说所写各个国家的特点，同其社会政治制度，同文化和历史，没有任何重要的联系。”[2]（P.285）但为什么是这样，这种文学表现与古希腊罗马的社会现实是什么关系，他没有阐述。在谈到但丁的作品时，他指出，“这些作品的最精彩之处，在于它们（尤其是后两部）的基础是十分尖锐地感觉到时代的矛盾已经完全成熟了，实质上是感觉到了时代的末日。由此也就产生了综合地批判时代的愿望。”[2]（P.345）但具体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矛盾，他也没有展开。拉伯雷时空体是巴赫金探讨的重点，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他关于时空体论述的价值指向。巴赫金认为，“在拉伯雷作品中都服务于一个目的：破坏垂死时代所创造的旧的世界图景，建立以体魄和精神浑然一体的人为中心的新图景。”[2]（P.396）这里似乎只是提出了一种“理念”，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旧世界”，他仍然没有明确。因此，我们说，巴赫金的理论文本是一种“弱社会语境”。但这丝毫不影响学界从这种“弱社会语境”背后挖掘与社会现实的关联。从这个意义上说，巴赫金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其运思方式遵循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巴赫金之后”的巴赫金专家一方面将巴赫金“欲说还休”的内容具体化，另一方面将巴赫金的“弱社会语境”变为“强社会语境”，即，将时空体理论直接应用于社会现实的分析。上文所述时空体理论的四个发展面向无不体现了其与现实的“人”、现实的社会之间的关联。（三）从“弱话语”走向“强话语”。巴赫金认为语言具有两种力量，一种是“统一的语言”所具有的向心力，另一种是“杂语”所具有的离心力。巴赫金的“话语”更倾向于具有离心力的“杂语”，或“表述”。而对话性则是“杂语”的真正属性，正因此，话语的每一表述都会遭遇他人的话语，进而与整个社会思想联系在一起，“是话语所处的围绕对象的社会氛围，迫使对象变幻出五光十色的形象来。”[2]（P.55）长篇小说以及其他散文体裁是体现话语对话性的典型形式。尽管巴赫金的话语思想已经非常接近20世纪后半期的“话语理论”，但在他的论域中，仍然更多地局限于“文学话语”的研究，对真正的“社会话语”分析得并不多。因此，相较于当代的话语研究，我们将巴赫金的话语思想称为“弱话语”。20世纪后半期以福柯为代表的后结构主义“话语理论”将话语称为“陈述的整体”，[29]（P.129）每一则陈述都有赖于其背后的一套运行规则，话语是由这套规则生产出来的。因此，话语是一个系统，该系统建构了我们认识现实的方式。相较于巴赫金的话语思想，我们称之为“强话语”。我们已经看到，“巴赫金之后”的时空体研究极大地发挥了时空体的建构功能，更多地指向了现实的“人”、现实的“世界”，时空体理论的话语功能大大增强。西方学界对时空体理论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了巴赫金的思想，或者说，发挥了巴赫金思想的“潜能”，将他提出的理念现实化和具体化。上述四个方面的发展可以归结为两大领域：其一是时空体的认识论功能，研究时空体就是研究“人”本身；其二是时空体的话语功能，聚焦于时空体对行动主体（即“人”）的身份建构。不难发现，这两大领域有一个共同的关切点，那就是时空体与“人”之间的关系。由这样一个共同的关切，上述四个发展面向就可以联结为一个整体，为时空体理论研究开辟更大的场域。在笔者看来，这个更大的场域就是叙事认同研究。因此，时空体理论在如下几个方面还有值得挖掘的空间。（一）叙事认同：“叙事的人”与“人的叙事”。自利科将人定义为“叙事的动物”和“自我解释的动物（self-interpreting animal）”[30]（P.179）以来，叙事主义渐成潮流。利科认为，叙事是表达“个人身份”（personal identity）的理想媒介，通过叙事表现出来的人的认同可称之为“叙事认同”（narrative identity）。叙事认同就是通过叙事对自我身份加以识别或认同。利科认为，“叙事已经发展了一个完全是本源性的动态身份概念，……人物是在叙事中执行动作的人。”[30]（P.143）“在构建所讲述的故事时，叙事建构了人物的身份，也就是他或她的叙事认同。”[30]（P.147-148）但在其三卷巨著《时间与叙事》中，利科更关注的是时间。“巴赫金之后”的时空体研究将时空体与“人”、叙事和身份结合起来，时空体理论因此可成为叙事认同的重要资源。（二）民族/国家叙事：“集体的人”与“集体认同”。保罗·利科所说的叙事认同主要指的是“个体的人”，而非“集体的人”。如他在《自我与他人》中所说，“我建议在这里重建一种叙事理论，不再像我在《时间与叙事》中所做的那样，从它与人类时间构成的关系的角度来考虑，而是从它对‘自我’（self）构成的贡献的角度来考虑。”[30]（P.114）这里的“自我”指的是“个体自我”，而非“集体自我”，这里的叙事认同是“他或她的”认同，而非“他们或她们的”认同。但利科的研究有重要的启示意义，这种启示就是，如果将民族或国家这种“集体”概念看作“个体的人”，那么，相应地就有“民族身份”和“国家身份”，民族/国家叙事因此也会带来“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已有学者涉及“集体身份认同”的研究，如科文关于葡裔法国人（反）种族主义言论和说话人身份的民族志研究，[31]国内学者董洁关于全球化语境下北京“海归”的语言社会身份研究和“城市新移民”的语言身份认同研究等⑦这些研究涉及特定群体的“时空体身份”，对民族/国家的叙事认同研究有一定的启发意义。（三）文化叙事：时空体的开放性与文化认同。虽然时空体理论具有一定的普适意义，如“人”在时空体中存在、时空体对“人”具有构建功能、文学时空体对人物和体裁具有生成意义等，但巴赫金对时空体的探讨主要立足点是西方文化和西方文学。不可否认，文化本身也是具体时空中的存在，因此，文化必然带有时空因素，并且必然具有时空差异。那么，巴赫金在西方语境中探讨的时空体是否适合其他文化就是一个问题。比如，巴赫金对西方小说时空体演变的分析是否适合中国小说？巴赫金对西方小说中人物在时空体中的“成长”过程是否符合中国文学的现实？时空体具有价值属性，必然与文化传统和具体的时代背景联系在一起，不同的文化传统和时代背景都会生成不同的文化时空体形式，并带来相应的文化叙事和文化认同。所以，在时空体的普适性基础上，展开时空体的文化差异和文化认同研究就是一个重要的课题。时空体理论在“巴赫金之后”的场域拓展与巴赫金思想的开放性密不可分。时空体理论在其时空之旅中的发展变化和价值增殖，体现的正是这种开放性，如克拉克和霍奎斯特所说，“这是一位对‘变易’和‘未完成’推崇备至的人”。[6]（P.8）“巴赫金对命定的不确定性感到欣喜，他称之为一条不断拓展的道路，永远没有死亡的终点。”[6]（P.444）时空体理论必然在时空变化中不断“生长”，在这条不断拓展的“道路”上，不断地与不同的人“相遇”和“对话”，⑧从而不断地为学术研究提供源源不断的理论养分。
①Michael Holquist.“The Fugue of Chronotope”，Nele Bemong，Pieter Borghart，etc.（eds.）Bakhtin’ss Theory of the Literary Chronotope：Reflections，Applications，Perspectives.Gent：Academia Press，2010.P20-21.在《米哈伊尔·巴赫金》一书中，分为四个阶段。参见[美]卡特琳娜·克拉克，迈克尔·霍奎斯特：《米哈伊尔·巴赫金》，语冰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9页。②霍奎斯特借用音乐中的“赋格”来表明巴赫金学术思想的特点。音乐意义上的赋格——而不是心理意义上的赋格——是一种对位创作，其中有一个简短的初始旋律或乐句（艺术术语是“主题”）然后与其他乐音（技术上称为“声音”）交织在一起。当新的条目进入乐章时，主题在不同的调子中重复。这样的进入是交替的，直到主题的“最后进入”，这时候，音乐又回到了被称为“主音”的开端，有时在所有的这些最后才出现“尾声”。③包括《艺术与应答》（《巴赫金全集第一卷》翻译为《艺术与责任》）、《审美活动中的作者与主人公》、《话语创作美学方法论问题》等。霍奎斯特以《艺术与应答》编辑出版，并以《应答的建筑术》为题做了导言。见M.M.Bakhtin.Art and Answerability：Early Philosophical Essays.edited by Michael Holquist and Vadim
Liapunov，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1990。④Performative一词来自言语行为理论，意指“说话可以做事”的功能。有多种翻译，比如“操演”“施为”“表演”“施行”“述行”等。在拙著《文学叙事与言语行为》（2017）中翻译为“述行”。本文采用“操演”的译法。⑤参见Davidson，D.East Spaces in West Times：Deictic Reference and Political Self-positioning in a Post-socialist
East German Chronotope.Language ＆ Communication，2007（1）； Koven，M.Antiracist，Modern Selves and Racist，Unmodern Others：Chronotopes of the Modernity in Luso-descendants’s Race Talk．Language ＆ Communication.2013（4）.⑥在1973年为《长篇小说的时间形式和时空体形式》增补的“结束语”中，巴赫金似乎意识到文学时空体与现实的联系。他指出真实的作者和读者都是时空体，作品存在于真实的时空中，“作品及其中描绘出来的世界，进入到现实世界中并丰富这个现实世界；现实世界也进入作品及其描绘出的世界。”见《巴赫金全集第3卷》，第447-448页。⑦参见董洁：《全球化语境下北京“海归”的语言社会身份——民族志个案研究报告》，《语言学研究》，2016年第1期；董洁：《“城市新移民”的语言身份认同》，《语言战略研究》，201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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