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冯特作为科学心理学的创始人而为人们所熟知，其早年建立了科学主义取向的个体心理学。多年研究之后，冯特意识到仅仅研究个体心理并不能对人类心理形成完整理解，因而冯特在其晚年转向并建立了人文主义取向的民族心理学，他认为民族心理学研究是对个体心理学研究的补充和延展。冯特民族心理的基本宗旨在于考察人类群体心理及其发展过程，其研究方法为文化产品分析法，主要是对团体生活和人类心理发展的不同阶段进行分析研究。冯特民族心理学思想的特点在于注重文化在民族心理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强调人类心理的群体性，注重人文主义取向的研究范式。冯特的民族心理学思想对当今心理学研究的纵深发展与跨学科延伸具有历史性的理论价值，对促进我国民族心理学发展与心理学内源性本土化发展具有实践指导意义，同时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研究也具有一定启发意义。
[关键词]冯特；民族心理学；人文主义；内源性本土化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研究专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心理机制研究”（20VMZ011）阶段性成果。作者简介：李静，兰州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培育基地首席专家，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三亚学院特聘教授，研究方向：民族心理学、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侯小富，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三亚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民族心理学、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德国心理学家维尔海姆·马克西米利安·冯特（Wilhelm Maximilian
Wundt，1832-1920）是科学心理学的创始人，被誉为“近代实验心理学之父”，在心理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学术地位。重温其学术研究、解读其心理学思想内涵，对于当今心理学研究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总体而言，冯特的心理学体系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以实验研究为主的个体心理学，研究内容主要包括感觉、知觉、情感等，其代表作是1874年出版的《生理心理学原理》（Principles of Physiological Psychology）；冯特心理学体系的第二部分是综合了语言、艺术、神话、宗教、习俗等的民族心理学，并于1900年至1920年之间完成了十卷本的巨著《民族心理学》（Vlkerpsychogie），主要研究社会文化环境中的个体[1]（P.202-203）。冯特是一位具有开创性的心理学家，他对心理学的贡献可以概括为以下五个方面：（1）冯特提出并使用自然科学的实验方法用于心理学研究，使心理学从哲学的束缚中摆脱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2）冯特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在其中进行了诸多心理学实验研究，使心理学可以独立地展开研究工作；（3）冯特在其创立的心理实验室中进行了大量心理学实验研究，奠定了心理学实验研究在内容、实验设计、研究过程等方面的基本规则，创立了实验心理学[2]；（4）冯特培养了大批来自世界各地的心理学实验研究人员，推动了心理学实验研究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与发展，在心理学发展史上的作用举足轻重[3]；（5）冯特晚年潜心研究民族心理学，通过对文化、社会经验、集体意识等的研究来探寻“人类心理发展的历史”，构建了民族心理学的基本体系，形成了人文主义取向心理学研究的雏形[4]。冯特早年建立的科学主义取向的个体心理学被称为“第一心理学（First Psychology）”，而晚年建立的人文主义取向的民族心理学被称为“第二心理学（Second Psychology）”[5]，两者共同构成了冯特的心理学体系，开创了完整意义上的心理学，这对心理学的贡献是不言而喻的。然而，冯特的心理学思想，尤其是民族心理学思想并未得到后继研究者的全面认识[6]，其心理学体系也并未被更多心理学学术群体完整理解。这主要体现在他开创的实验心理学得到了不断继承与发扬，而民族心理学则未受到应有的关注，进而造成了科学主义取向心理学的不断发展和人文主义取向心理学的话语缺失。然而，科学主义取向的心理学在当今时代遭遇了困境和危机，一方面，心理学研究越来越远离“人”这个主体，心理现象被还原成一种脱离了个体意识能动性和社会文化环境的生理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心理学学科性质的争论；另一方面，科学主义取向的心理学过分强调实证研究的重要性[7]，局限了心理学的研究内容，使心理学陷入了一种以方法为中心的研究困境，影响了心理学研究领域的拓展。在民族心理学研究领域中，也存在着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之分。科学主义取向认为民族心理学就是通过量化和实验的方式研究各民族在道德、智力、情感、精神、性格等心理内容上的不同，而人文主义取向认为要通过质性的方式研究民族语言、宗教、信仰、艺术等来阐明民族心理的发生发展过程。因此，两种研究取向的民族心理学在研究的范式、方法、目的以及结论上都有所不同。同时，从民族心理学发展至今的情况看，民族心理学内部并未实现两种研究取向的相互衔接与整合。在这样的背景下，重新审视冯特的民族心理学思想显得尤为必要。冯特的民族心理学思想是一种整体的心理学研究思想，这首先体现为《民族心理学》作为冯特晚年学术转向的重要成果，是构成冯特完整心理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8]。其次，冯特的民族心理学通过诸多的跨文化研究，试图寻找和概括人类心理发展过程的整体性、普遍性和共同性[9]。最后，冯特的民族心理学具有强烈的文化性和社会性。时至今日，冯特的民族心理学已问世一个世纪多，但其整体性研究思想依然对当代心理学的发展与完善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本文将梳理冯特民族心理学思想的基本内容，从中提取基本特点，并分析其当代意义。冯特认为，民族心理学中的“民族（folk）”与一般意义上的“民族”有所不同。他在其《民族心理学纲要》中解释道，从科学任务的一般本质出发，“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对象不仅仅涉及具体的民族，还包括更多限制的或者范围更广的社会群体，例如家庭、群体、部落、地方社会等，这些都属于严格限制的社会团体。另一方面，人类高级的精神价值和精神成果是许多民族联合和相互作用的产物，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民族心理学研究的就是人类群体心理学。所以，冯特认为“民族”（folk）这个术语能够表示人类社会的各种集体，而这些不同的集体正是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对象[10]（P.4-5）。因此，要对人类心理的整个发展过程作出解释，首先就要明确“民族”的概念。在他的研究中，“民族（folk）”这个词涵盖了家庭、阶级、氏族、群体等不同团体，在所有表示团体（community）的概念中，民族是一个基础概念[10]（P.5）。可以认为，冯特所言的“民族”是一个发展的、动态的概念，是指人类社会从家庭——氏族——部落——部落联盟——民族——国家——人类文化共同体这样一个发展过程[11]，因为只有这样的定义才能达成其研究人类精神生活的整个发展过程的目的。冯特采用“民族心理学”这个术语来命名这个分支学科就在于“民族”能在普遍意义上代表其研究对象。“民族心理学”（vlkerpsychogie）在德文中是一个复合词，在19世纪中叶出现的时候就有两种不同的含义。第一种含义是“研究各民族在智力、道德以及其它一些心理特征方面的关系，以及这些民族心理特征对政治、艺术和文学等方面产生的影响”[10]（P.36-41）。此种“民族心理学”首先强调不同民族的心理特征，例如美国人、德国人、英国人分别具有的心理特征，其次强调民族心理特征对族群社会的政治、艺术等方面影响。冯特虽然没有表明他对此种民族心理学的含义持有何种看法，但他所进行的民族心理学研究与上述含义是截然不同的。民族心理学的第二种含义则更加注重整体层面上的民族心理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冯特的《民族心理学纲要》（Elements of Folk Psychology）将其表述为“把语言、宗教和习俗中的关于人类心理发展的观点综合在一起，形成一种统一的思想。”[10]（P.1-2）冯特认为，心理科学研究的对象实质上都是社会群体（social community）的产物，例如民族语言并不是由某一个个体创造的，民族习俗也是这样。所以，要研究普遍意义上的民族心理，就必须研究他们的语言、宗教、习俗、艺术以及神话等产物。由此可见，冯特所言的民族心理在内容上是整体层面上的人类心理，在方法上是综合的跨学科研究。冯特通过其十卷本的《民族心理学》明确了如下几个方面含义：（1）民族心理学是对人类社会群体心理及其发展过程的研究；（2）民族心理学与民族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等学科在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上有所区别，是一门独立的学科；（3）民族心理学是对个体心理学的补充和延伸；（4）民族心理学的基本研究方式包括横向的人类团体生活研究和纵向的人类心理发展阶段研究。冯特通过长达二十年的民族心理研究工作，超越了拉泽尔斯（Lazarus）和斯汤达尔（Steinthal）提出的“民族心理学”术语，使“民族心理学”从一个术语变成了一门学科。冯特认为，“和精神产品有关的问题是无法用个体意识来解释的，因为精神产品是在人类群体生活中产生的，是以许多人的相互作用为前提的”[10]（P.2-3）。这样看来，冯特所言的民族心理是指由众多个体互动之后所产生的共同心理现象。冯特以语言为例，认为语言的创造者可能是个体，但个体创造语言需要在已有的、构成一门语言的诸多要素积累到一定程度的基础上才能完成。换言之，语言的创造和形成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是群体交流符号化和系统化的结果。语言是群体交流的产物，群体交流的过程也是语言传承和传播的过程，语言的存在和传播也必须依靠群体。所以从语言要素的积累到语言的产生，都必须依赖于群体成员的相互作用。从冯特所述可以看出，民族是由众多个体所组成的，诸如语言、宗教之类的“精神产品”也离不开个体心理的作用。反过来，民族心理研究也是对个体心理所进行的不可缺少的补充。“然而，有一点我们必须记住：没有个体之间的相互作用便不可能有民族，同样的，没有个体心理（一般称为基础心理学）便没有民族心理学。民族心理学是对个体心理学的补充，为解释比较复杂的个体意识过程提供研究方法。”[10]（P.3-4）冯特指出，通过纯粹的内省法去研究个体意识试图揭示思维的复杂功能和描绘人类思维的发展历史在操作过程中往往是不成功的，试图仅仅依靠研究个体意识去把握人类思维的发展历史是不可行的，要达到上述目的应当求助于民族心理研究。冯特举例论述道，想要研究人类心理发生的根本原因，并不能通过研究儿童心理得到答案。因为儿童的出生、成长都是在一定的民族文化环境之中，儿童心理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成长环境中民族文化因素的影响，而受这些影响形成的心理成分或心理过程并不能从儿童的整体心理过程中分离出来，儿童心理实际上就已经是个体心理和民族心理的复合体了。所以，个体心理和民族心理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并不能相互代替和等同，而是以一种相互补充的关系存在于一个整体之中。因此冯特认为，企图通过研究儿童心理来探明人类心理发生、发展的根本原因似乎并不是有效的[10]（P.1-4）。冯特将人类的高级心理现象归结于民族心理学的研究范畴，从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上表明是对个体心理的补充，这在很大程度上对个体心理的研究产生了延展作用，使心理学拥有了包括个体心理学和群体心理学的完整样态。在研究对象上，冯特的民族心理学关注人类群体成员之间的互动、个体与群体之间的互动以及群体与群体之间的互动，弥补了个体心理学以个体为研究单位所带来的不足。在研究内容上，冯特的民族心理学聚焦于诸如信仰、道德、语言、宗教等人类高级、复杂的心理现象，相比于个体意识，这些心理现象是群体互动的产物，具有明显的群体性质。个体心理与群体心理不能等同或互换，因此，心理学理应同时拥有个体心理学与民族心理学。（三）团体生活和人类心理发展阶段分析是民族心理学的基本方法在研究方法上，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决定了其需要采取一种关注文化、环境、群体互动等的方式进行研究，例如文化产品分析。冯特将其民族心理学的研究方法总结为两种，第一种以团体生活现象为中心，逐一研究团体生活现象中所蕴含的民族心理，进而描绘民族心理的全貌；第二种以人类发展阶段为中心，研究人类不同阶段的心理现象，逐步探索人类心理的发展过程，进而描绘民族心理的全貌。对于第一种研究方法，冯特进一步解释道，“把团体生活（community life）中的重要现象一个个选择出来，然后用基础心理学研究个体心理学的方法分析这些现象的发展历程。”[10]（P.6）在具体研究上，冯特认为可以通过语言史中的一些事实来研究语言心理的发展。一方面，语言的产生和发展依赖于人类相互之间的交流互动，另一方面，语言也是人类思维的重要表现形式，语言的发展变化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人类思维的发展变化。因此，研究语言的产生、形成、发展，也能对人类心理形成有用的观点。冯特指出，对于神话和宗教的特征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也可以采用同样的方法进行研究。实质上，这种研究方法是一种纵向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的特点就在于将团体生活分解为不同的现象，并假设这些现象是相互独立的，通过对不同现象发生发展过程的梳理分析，最后将所有的现象汇集起来构成民族心理的所有内容。冯特认为，对一些深入细致的分析来说，这种纵向的研究方法是最直接和有效的。同时，冯特也看到了这种方法的缺陷，“心理发展是一个相互联系的统一的整体，把这个整体分割成一个个独立的部分会引起争议。事实上，不同的心理形式特别是在其早期发展阶段，是交错在一起的，很难把它们分离出来。”冯特举例分析道，“语言受神话的影响，艺术是神话发展的一个因素，而在风俗和习惯中处处可以找到神话的影子。”[10]（P.7）冯特所采用的第二种研究方法保留了第一种研究方法的轮廓，即仍然把团体生活分解为不同的现象加以分析，但不同的是第二种方法是一种横向研究方法，即更加强调同一阶段内不同现象之间的相互联系，因此，这种方法应当是一种综合研究方法。冯特明确表示，其《民族心理学》（Folk Psychology）和《民族宗教心理学纲要》（Elements of Folk Psychology：Outlines of a Psychological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Mankind）便采用了这种研究方法。尽管冯特采用这种方法划分出人类心理发展的不同阶段和对不同阶段人类心理现象进行分类两个研究步骤，但从其《民族宗教心理学纲要》中可以看出，冯特采用的这种研究方法在具体实施上包括了四个步骤：确定人类心理发展阶段的划分标准；按照这样的划分标准将人类的心理发展划分为若干个连续的主要阶段；对每个阶段内的心理现象进行分类研究；将人类心理发展的阶段连续性和同一阶段内不同心理现象之间的联系放入一个整体分析框架之下，确定民族心理发生发展的过程和结果。尽管冯特在其《民族宗教心理学纲要》中将民族心理学的研究方法总结为以团体生活现象为中心和以人类心理发展阶段为中心两种，但严格意义上，这是一种研究思路或者研究路径。冯特认为民族创造了文化，这些文化以文化产品的形式存在着[6]。他借用了大量有关民族的语言、道德、法律、宗教、艺术等文化要素的资料，通过对这些文化产品的分析，来找出人类心理的发展规律。“冯特认为，人类心理是不断展开与发展着的，因此他提出选择不同时期的精神文化产品并进行对比，从而发现心理现象与这些精神文化产品的因果关系，揭示出心理学的规律。”[12]（P.69-71）所以，冯特民族心理学的研究方法也被称为“因果分析法”[12]（P.69-71），也有学者将其称为“历史文化产品分析法”[13]（P.205-206）。同时，由于冯特在对不同阶段的心理现象进行研究的时候采用分类的研究方法，例如原始人的思维、原始人的婚姻与家庭、原始人的艺术、原始人的智力和道德特点等等，最后再将这些研究结论综合起来，找出人类心理发展的过程，形成对人类心理发展的整体认识。因此，冯特民族心理学的研究方法也被称为“分析的研究法”和“综合的研究法”[12]（P.69-71）。不管是以人类发展阶段为中心的纵向研究方法，还是对不同阶段人类心理现象进行分类的横向研究与纵向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抑或是因果分析法、历史文化产品分析法，或者是分析的研究法和综合的研究法，总体而言，冯特的民族心理学在研究方法上强调人类文化对寻找人类心理发展规律的重要性。对于民族心理学和民族学的关系，冯特借助人类地理学的创始人弗里德里希·拉泽尔（Friedrich Ratzel）的话语说明了民族学研究问题具有拓展性，“民族学不仅仅要解释民族的特征和民族的分布，还必须研究民族是怎么产生的，以及他们的身体特征和心理特征是怎样形成的”[10]（P.5）。同时冯特指出，“我们必须注意到现代的民族学的研究范围已经有了很大的拓展，它所研究的问题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深度上都有了很大的提高，我们很有必要把心理学问题排除在它的研究范围之外，把这项工作交给民族心理学”[10]（P.5）。冯特认为在民族学获得极大发展的背景下，民族群体的心理特征在民族学中仅属于次要的、从属的一个方面，所以有必要把民族心理学研究的问题从民族学研究的问题中划分及梳理出来，专门交由民族心理学来加以研究。由此可见，尽管民族心理学研究的问题脱胎于民族学，但冯特认为民族心理学应当是一门独立于民族学的学科。因此，冯特认为民族心理学和民族学既相互联系，又相互独立。民族学在对民族起源、发展等问题的研究中积累的研究资料和研究成果都可以是民族心理学的研究材料。对一些基本概念的含义，从民族学的角度和民族心理学的角度所获得的理解是不同的，所以就会存在以民族学视角看来起源一致的族群，在民族心理学看来却处于截然不同的文化心理阶段。相反，在民族学看来起源不一致的民族，在民族心理学看来却处于同样的心理发展水平。例如冯特认为塞诺人、刚果的俾格米人等在思维上还处于简单的联想型思维，从心理发展阶段上他们是原始的[14]，但民族学认为，从他们的生理体质和社会组织形式上看，他们并不是原始人。同时，尽管民族心理学研究的问题与其它学科是不同的，但民族心理学能够利用其它学科的研究资料与研究成果。冯特在其十卷本的《民族学心理学》中，使用的资料涉及宗教学、艺术学、语言学、神学、伦理学、政治学等学科的内容。冯特利用这些资料研究人类心理的发展阶段，这正说明了民族心理学的学科交叉性。冯特注重文化在民族心理学研究中的作用，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其对“文化”内涵的界定与理解，二是其对“文化”与民族心理关系的分析。“文化”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学界对其定义也层出不穷，有研究者从相关学术论文中一共收集到了超过100种对“文化”的定义[15]（P.27）。尽管“文化”有如此之多的定义，但英国人类学家泰勒（Tylor）对“文化”的定义最为经典：“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讲，是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一个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它的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16]（P.1）冯特虽未对“文化”进行过定义，也没有明确表示自己采用哪种“文化”的定义，但从其《民族心理学》来看，冯特对文化的理解与泰勒不谋而合，因为其《民族心理学》几乎论述了所有的文化类型，包括物质文化（满足衣食住行的物质产品）、精神文化（思维、语言、哲学、伦理、道德、法律、艺术、风俗等）、制度文化（历法、度量衡、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教育制度等）。冯特注重文化在民族心理中的作用还体现在其文化产品分析法中。冯特认为人类社会建构的各种形式的文化，诸如宗教、艺术、道德、法律、语言等，都是社会群体心理活动的产物和心理发展过程的外在表现，并且这样的心理发展过程只能在群体之中发生。因此，通过对这些文化产品的分析，就能揭示某一特定时期人类心理发展的特点以及整个人类心理发展史。例如，冯特认为研究原始人的思维形式就必须分析研究原始人的语言，即研究原始语言的句法结构。冯特以布须曼人语言为例，在表达“白人很友好地对待布须曼人，以便使他们能够给自己放羊”这样一个事件时，布须曼人的语言表述是这样的：“丛林人—那儿—走，这里—跑去—白人，白人—给—烟，丛林人—吸—烟，装满烟斗，白人—给—肉—丛林人，丛林人—吃—肉，站—起—回家，高兴，坐—下，放牧—羊—白人”[17]。在句法结构上，我们的语言用相对抽象的概念表达出来的意思，在布须曼人的语言中完全被简化成了相互分离的知觉表象，布须曼人的思维总是和单个对象联系在一起，他们语言表述的顺序“完全被纯粹的思维联想所支配”。“因此，原始人的思维几乎都是联想型的。”[10]（P.68-75）冯特也将原始人的语言和儿童的“语言表达”进行了比较，更加认为思维起源的信息只能去思维的表达模式中进行寻找。诸多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关于文化的观点都和冯特具有一致性。美国人类学家弗朗茨·博厄斯认为“任何社会的文化都必须被看成是由这个社会独特的历史所造就的，而不是社会演进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法国社会学家爱弥儿·涂尔干也认为文化具有适应性价值，美国人类学家马文·哈里斯则将文化看成是“人类适应自然环境和技术变迁的结果，并着重研究了生态、经济和技术因素如何塑造了人们的信仰及思维方式”[18]（P.4-6）。另外，也有学者指出，民族心理一方面是民族社会存在的反映，包括民族共同的地理环境、社会经历（集体记忆）、社会条件等；另一方面，民族心理也必须通过一定的民族文化表现出来，例如宗教、艺术、道德等，这样，通过对民族文化的分析就“使难以捉摸的民族心理变成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19]冯特在文化与心理关系的观点上，与维果茨基关于心理发展的文化历史理论具有诸多相似之处[20]。冯特的这些观点都说明了冯特民族心理学“历史文化产品分析法”的科学性与合理性。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1]（P.3-8）人类是社会性动物，不仅仅体现在人类是以群体的形式居住着、以群体的形式进行生产生活，更为重要的是人类能够创造群体文化，亦即广泛意义上的民族文化。民族群体作为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本身便具有群体性和社会性，因此，人类心理也相应地具有群体性与社会性。而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宗旨是探究“在人类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流行着什么样的信仰和活动，以及对此该做出什么样的心理学解释”[10]（P.23）。要对民族心理进行研究，就必须考虑人类心理的群体性。冯特的民族心理学注重考察人类心理的群体性特征，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人类组织形式的群体性。冯特认为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对象不是实验心理学语境下的个体，而是人类社会各种形式的群体。冯特所理解的“民族”并不仅仅是指某一个具体的民族，而是普遍意义上的人类生活团体，例如家庭、群体、部落、地方社会等，这就从研究对象的角度决定了其民族心理学的研究格局，冯特对“民族”的定义是其民族心理学保持活力并充满发展空间的关键所在[6]。冯特民族心理学语境下的人类群体形式，家庭、氏族、部落、部落联盟、民族、国家等等，既是人类的不同群体形式，也体现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形态及发展过程。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纽带在相互独立的个体之间发挥作用，使这些个体构成有组织的社会群体？考察人类这些不同的群体形式所具有的心理内容及其特点，是民族心理研究的基本内容。二是人类心理的群体性。在人性观的层面上，人文主义取向心理学更加关注人的“类本质”，亦即人的动机、需求、价值观等[22]，人的“类本质”说明了人类心理的群体性。冯特在其心理学研究的早年以个体意识、经验、记忆、感觉、知觉等为主要内容[23]，但在其学术生涯后期认为，仅仅研究个体心理并不能解释人类高级的心理过程，例如思维、观念、信仰、图腾崇拜等。一方面，个体心理在数量上的机械堆砌并不能形成所谓的群体心理或者民族心理，另一方面，感觉、记忆、经验、统觉等是人类心理的基础过程，主要发生在生理层面或者以生理机制为基础，但是语言、观念、信仰、图腾崇拜等是人类更加复杂、高级的心理过程，更具有群体性，是群体活动的产物。冯特将这些高级的心理过程统称为“集体意识（Gesamtbewusstsein）”，“集体意识”并不是个体意识堆砌而成的，而是在共同目标的基础上，个体意识有机整合而成的产物。要研究这样的心理过程就必须要从群体视角入手，借助群体文化进行研究。冯特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实际上构成了文化心理学和现代社会心理学的雏形，对这两门心理学分支学科的发展起到了启蒙的作用。三是民族文化的群体性。文化是群体的产物，具有共享性、习得性、符号性和整体性的基本特点。从冯特《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内容来看，冯特本人不仅同意这样的观点，而且在其民族心理研究中贯彻这一观点。冯特认为，语言不是某个个体的创造物，语言是群体成员经过不断的相互交流产生的。人类语言经历了一个从简单到复杂、从单一到多样的过程，语言能够反映人类的思维过程。语言的形成过程，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人类思维的发展过程。同时，在民族交往交流尚不通畅的人类发展阶段，语言是群体身份的识别标志，持不同语言的个体通常属于不同的民族，语言也就成了个体民族身份的重要标识。时至今日，语言在这方面的作用依然十分明显。道德在本质上是一种传统的群体规则，艺术是群体思维和群体感情的产物，宗教则是群体信仰的产物，法律是社会契约的表达。因此，人类的各种文化产物是研究人类心理发展的重要材料，文化分析法也是民族心理研究的重要方法。在心理学发展过程中，关于人类心理的研究形成了科学主义取向（scientism）和人文主义取向（humanism）两种。科学主义取向认为“人是机器”，是一种物质实体，因此，对于人类心理过程的研究可以像生理学研究人体生理机制一样进行解剖，以确定生理与心理的确定性关系[24]。在这种研究取向的假设之下，研究个体心理即是研究群体心理。这种将人类的心理结构和心理过程还原为人体相应的生理构造和生理过程的研究遭到了一些学者的质疑和批判[25]。人文主义取向心理学主要基于对人的本质的看法，正如马克思所言，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26]，人类具有独特的文化属性，文化是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在本体论的层面上，人是一种精神实体的存在[27]，不同形态的文化构成了这个精神实体的内涵与外观。因此，人文主义取向心理学认为人类的心理结构和心理过程是在一定的文化环境之下形成的，并且文化对于人类心理具有很强的塑造作用，不同的文化环境之下，人们的需求、价值观、人生观等等都不尽相同。人文主义取向的心理学主张从文化、社会、历史的角度去研究人类心理与行为[28]，研究人类心理不仅仅需要研究基础性的个体心理，在更具决定性意义的层面上，需要研究群体文化与群体心理的关系。人文主义取向的研究范式更加关注研究对象所处的文化环境对其社会生活、个体发展的影响，在民族心理学或者文化心理学的语境下，须注重文化环境对个体和群体心理发展的影响过程。人文主义取向心理学的研究范式在研究内容上注重将文化现象的意义与心理现象的过程置于同等位置，在研究思路上注重探究文化与个体心理和群体心理发展的相互关系，在研究手段上则注重观察、深度的个案访谈等质性方法。冯特在《民族心理学》中所采用的质性研究范式使其充满了人文主义研究气息。冯特的民族心理学注重人文主义取向的研究方法，主要可以总结为两个方面：一是非常重视民族志的研究方法。民族志（ethnography）的研究方式是人类学、民族学的学科特色之一，其中的词根“ethno”来源于希腊语中的“ethnos”，指一群人、一个民族或者一个文化群体。而“graphic”意为“画”，“ethno”与“graphic”组成一个合成词“ethnography”直译为“描述一个民族或者一个文化群体”，在我国学界被翻译为“民族志”[29]（P.25）。民族志是研究文化的经典方法。冯特为了研究人类心理的发展简史，在其《民族心理学》中将人类发展简史分为：原始人、图腾时代、英雄和诸神的时代以及人性的发展。冯特在其对人类发展阶段的划分上，以及研究材料和研究方法上，都具有很强的民族志色彩。因此从一定程度来说，冯特也是一位“在书斋里进行民族学研究的民族志工作者”。二是十分强调文化分析法。冯特认为“人类所有的文化要素，虽然都是在各种自然条件下发生的，但本质上都是心理过程或心理活动的表现，所有的文化现象都是人类高级文化活动的产物”[30]。在这样一种前提之下，冯特认为研究各种形式的文化产品就能研究人类心理发展的过程。在其“民族”含义规定之内，冯特认为民族心理与一切人类历史文化的产物——文化产品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31]，因此，民族心理学应当与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结合起来进行研究[12]（P.68-69）。从文化的存在形态来说，可以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冯特十卷本的《民族心理学》第一、二卷论述语言，第三卷论述艺术，第四卷论述神话，第五、六卷论述宗教，第七、八卷论述社会，第九卷论述法律，第十卷则表述了自己对历史和文化的看法。由此可以看出，冯特的《民族心理学》论及了文化的所有形态，相比仅仅从心理学或民族学的学科视角进行研究，冯特的民族心理学内容充实，对民族心理的描绘也更加全面。“他在这部名著中对‘人类文化的全部要素’进行考察，将事实材料‘分析和概括为心理的规律’”[8]。在很大程度上，冯特的《民族心理学》是一项采用文化人类学研究方法的关于人类心理发展阶段的心理人类学研究。1879年，冯特在德国莱比锡大学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标志着科学心理学的诞生。1900~1920年间，冯特陆续出版了10卷本的《民族心理学》，标志着人文主义取向心理学早期形态的形成[7]。因此，心理学从其成为一门完整意义上的学科之始，就具有了文化性质[32]；也可以说，正是因为冯特意识到了个体心理学的不足之处，才在其学术生涯的晚年转向具有文化性质的民族心理学的研究，从而使心理学成为一门完整意义上的学科。冯特的《民族心理学》（1900~1920）以及《民族宗教心理学纲要》（1912）《民族心理学诸问题》（1912）所体现出的民族心理学思想，其开创意义不仅仅在于民族心理学本身，更在于其奠定了人文主义心理学的基调和雏形。有学者认为应当将冯特的“Vlkerpsychogie”翻译为“民俗心理学”，但这个翻译明显缩小了冯特“民族心理学”的研究范围及其包含的内容，也不是十分恰当[8]。也有学者将冯特的“民族心理学”等同于“社会心理学”，对于这样的情况，冯特早已做出了论述：“‘社会心理学（Sozial psychologie）’这一概念马上会使我们想起现代社会学，而现代社会学通常只研究现代文明生活中的问题，即使在描述心理学内容时也是如此”[10]（P.4-5）。可见，冯特并不认为其民族心理学等同于“社会心理学”。也有学者认为“Cultural Psychology”或者“Ethno Psychology”与“Vlkerpsychogie”的含义更加接近[4]，也就是我国学界所说的“文化心理学”或者“民族心理学”。民俗心理学、社会心理学、文化心理学等都不能准确表达冯特“民族心理学”的准确含义，恰恰说明了其丰富的理论内涵。在很大程度上，民俗心理学、社会心理学、文化心理学都属于人文主义心理学范畴，冯特的民族心理学对这些学科的产生都起到了奠基性的历史作用。冯特的民族心理学作为文化心理学的最初形态，被称为“第二心理学”。依冯特之见，“将自身的立足点严格地局限于个体意识的任何心理学，都不能对某些心理现象做出满意的解释”“民族心理学不仅仅为个体心理学或生理心理学提供了方法上的补充，也对它的原则和法则进行了补充”[10]（P.8-10）。在心理学的研究内容上，冯特将心理学分为个体心理学和民族心理学，在心理学的研究方法上，冯特主要提出了心理实验法和文化产品分析法，冯特在其学术生涯的后期认为这两种心理学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互为补充，共同促成了心理学的完整性。因此，不论是从冯特自己的论述之中，还是从后期关于文化心理学的研究中，都能看出具有人文主义取向的民族心理学或文化心理学对科学主义取向的个体心理学的局限性具有突破意义，因此也对心理学学科的完整性具有重要意义。我国心理学的本土化发展从心理学进入中国之时就可见端倪。1922年，心理学家张耀翔回国创办了我国第一份心理学刊物《心理》杂志，并提出我国心理学研究工作的三个方向：“一、昌明国内旧有的材料；二、考察国外新有的材料；三、根据这两种材料来发明自己的理论和实验”[23]，并要求“内容尽量求适合国情，形式尽量求中国化”[34]（P.238）。实际上，我国心理学的本土化与加拿大、新西兰等国的心理学本土化一同构成了本土心理学（indigenous psychology）。本土心理学以英国心理学家希勒斯（P.Heelas）和洛克于1981年出版的《本土心理学》为正式产生的标志，“本土心理学倚重本土性资源，强调心理和行为的独特性以及它们具体的文化背景和当地性，即所探究的心理、行为必须是处于一定文化语境中的，不回避研究对象的文化传统，将它们视为一个关键性维度加以考察，同时重视传统形态的心理学。虽然它并不排斥西方主流心理学的理念和方法，但内源性的主位知识居于重要地位”[35]（P.496-506）。本土心理学具有以下特征：（1）在哲学理念上提倡语境主义；（2）发掘多样性的研究主题；（3）人文主义的研究取向；（4）坚持文化契合性原则；（5）具有世界普适性；（6）注重研究的独立化和自由化。我国本土心理学的发展对促进我国心理学研究语境的转化、丰富我国心理学理论与方法以及提高我国心理学研究的异质性和创新性都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冯特采用“文化产品分析法”对民族心理进行研究，同时也作为民族心理学的正式创立者，在现在看来，其研究具有重要的开创性和本土心理学意义，尽管其研究结论是作为一种整体层面上的人类心理发展史。冯特的《民族心理学》涉及语言、思维、观念、信仰、道德、智力、人性、价值观、宗教、社群等，其中也包括了冯特个体心理学的研究内容。就这样的研究格局而言，冯特的《民族心理学》可以是任何一种本土心理学的研究范本，同样，其对我国心理学的内源性本土化发展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冯特十分注重和强调“文化”在民族心理学研究中的意义，在其《民族心理学》中体现为研究民族心理需要借用大量的文化资料，包括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需要对这些文化进行分析与综合研究。那么，将这样的研究思路用于我国的民族心理学研究中有什么样的意义？我国的民族心理学采用这样的研究思路在民族文化资源上具有哪些优势？这两个问题是需要加以认真思考的。首先，从整体上来说，中华民族具有五千多年的悠久历史，产生了浩如烟海的历史文化产品，而这些历史文化产品产生、发展、变化、更迭的过程为研究中华民族共同体心理，尤其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宝贵的研究资料，分析研究这些历史产品，能够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发展的历史过程形成整体上的把握。其次，在民族层面上，每个民族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过程中都经历了不同的历史发展进程，都创造了具有本民族特点的历史文化产品，这些历史文化产品及其发展、变化和更迭的过程能够反映其民族心理的发展变化情况。同时，不同民族之间在历史文化产品上的相同与相异之处以及相互借鉴之处都能够为研究各民族的心理发展变化情况提供必要的材料与依据。“中国民族与西方民族从历史、生态环境到社会政治制度以及文化等方面有着很大不同，民族的精神追求、文化基因等也不一样，我们有着自己的‘一方水土’，故而对这方‘水土’的研究在指导思想方面一定是不同的。我们要思考的即是在自己这‘一方水土’上如何昭示中华民族的特色与内涵，进行民族心理学的研究，使其显现出民族心理学研究的本土特色”[36]。我国民族心理学研究中的“一方水土”便是我国源远流长、丰富多样的民族文化。众所周知，我国是一个文明古国，也是一个文化大国，在中华上下五千年的历史进程中积累形成了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这些传统文化一方面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发生内容、特征上的改变，另一方面，也塑造了华夏儿女的心理与行为，具有极其鲜明的中华民族特色，它和中华民族一样生长于中华大地，因其丰富的本土性而成为我国心理学内源性本土化发展的基础支撑[35]（P.510-518）。植根于丰厚的中华文化之中，才能提出具有“本土契合性”的心理学理论[37][38]，也才能在我国的文化土壤中发展出真正意义上的本土心理学。在这个意义上，冯特所倡导的民族心理学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能够为我国心理学内源性本土化发展提供较强的理论支撑。一方面，冯特所言的“民族心理学”并不仅仅指针对某一个具体民族的心理研究，而是宏观意义上的民族心理研究，这与当下我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基调是高度一致的；另一方面，冯特所言的“民族心理学”不单单指民族心理的某一方面的具体内容，而是从整体意义上探讨民族的语言、思维、道德、智力、伦理、信仰、价值观等以及各心理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因此，这是一种整体的心理观、研究观。将冯特民族心理学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用于我国本土心理学研究中，对构建我国本土心理学的理论与方法体系都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尝试。民族是一个历史范畴，有其发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其表现诸如氏族、部落、部落联盟、民族共同体、国家等不同形式的人类团体[39]。在这一点上，冯特的民族心理学便是民族发展变化的心理学研究。民族文化也是一个历史范畴，一个民族的文化及其具有的所有特征并不完全是这个民族自创或独创的，而是以各种形式继承了上一时期的民族文化或者受到同期其他民族文化的影响形成的。正如文化进化论学派的基本观点：人类社会如同生物进化一样，须经历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进化演变，世界上的不同民族均处在或曾经处在进化过程的不同阶段；也如文化传播论学派所持的观点，各民族的文化并不全都是自己创造的，而是从世界上传播着的各种文化现象中“借用”了某些东西，在一定的地区内，若干文化特质或因素构成了一定的文化圈[40]（P.11-67）。冯特将人类社会的进化过程大致分为了原始人时期、图腾崇拜时期、英雄与诸神的时代和人性的发展时期，进而以这样的划分为依据，研究了不同时期人类的心理发展状况。从冯特的民族心理学研究思路中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启发：人类社会文化是在较为低级的基础上向较为高级的阶段进化，故而人类心理也是以较为低级的阶段为基础向较为高级的阶段进化。因此，人类心理如同人类社会文化一样具有继承性。所以，在研究特定时期的民族心理时应注意两方面的内容：（1）需要对这个民族上一时期的民族心理进行梳理，寻找不同历史时期民族心理之间的关系；（2）需要对与这个民族有关系的（尤其是关系密切的）其他民族也要进行研究，确定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和心理是如何相互影响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民族心理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理论上应当参考以上两方面内容。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研究实践中，一方面要注重各个民族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变化情况，其民族（社会）文化是如何发展变化的，以及这样的发展变化体现了其怎样的民族心理发展变化情况；另一方面，某个民族在特定时期与其他与之联系的民族在民族（社会）文化上有何相同与相异之处，并分析不同民族（社会）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及其对民族心理产生的作用。最后，作为整体意义上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仅要梳理各个民族的心理发展变化情况，以及不同民族之间心理发展变化的相互影响，更要从整体上总结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过程中，不同民族心理是如何随着时代社会的变化而逐步形成较为一致或具有共同目标指向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上述理论观点在近年来的相关研究中都有所体现[41][42]，有学者认为这应当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研究规范之一，具体表现为需要厘清有关“中华民族”的相关概念，例如“华夏”“中华”“民族”“炎黄”等，同时也要对“中华民族”的涵义与历史演变过程进行梳理[43]。总而言之，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研究不仅仅要基于目前的时代特征，分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状、培育策略，更要梳理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历史过程。冯特的民族心理学思想处处闪耀着智慧的光芒，透露着作为一个卓越的心理学家睿智的学术眼光。冯特经过自己多年对心理学的实验研究，初步奠定了心理学的学科属性和基本的研究方式。但他又深刻地意识到个体心理学在解释涉及人类高级心理过程时的不足和局限，因而在其学术生涯的晚年，通过对心理学学科研究内容和研究成果的重新审视，开创了心理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民族心理学，使得心理学在个体与群体的层面，成为一门完整意义上的学科。对于冯特而言，对其心理学体系的建构，是一个学者对自身学术研究的省思和完善，是一个永葆学术活力的过程[6]。而对于心理学这门学科而言，冯特所做的种种努力无疑成就了心理学，因为在他的心理学蓝图中，这是一门完整的学科。冯特因其“科学心理学的创始人”身份而在心理学史上获得了独一无二的学术地位，后世的诸多心理学著述中也将冯特归为科学主义心理学的代表人物。冯特的民族心理学思想及其研究工作虽然颇有成就，但由于各种因素被关注甚少，以致著名心理学家布鲁纳晚年曾呼吁“还心理学以原貌”，这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对冯特的民族心理学思想的学术自觉[44][45]。冯特并不是一个纯粹的自然主义者，他早年进行个体心理学研究，晚年转向了民族心理学研究，诠释了“心理学不但属于自然科学，也属于人文科学”的学科理念[46]。也正是冯特的学术转向，为心理学的未来发展铺设了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两条道路的基石，在研究思想和研究范式上，都对心理学的发展具有历史性意义。科学主义心理学并不强调文化对心理的影响，从心理学传入中国开始，中国心理学界就十分专注于科学主义取向心理学的研究，而对文化心理学或者民族心理学少有探索[47]。因此，从现代我国心理学的发展历史上看，在某种程度上，我国的心理学研究实际上是“在中国进行的西方心理学研究”，这不利于我国心理学的本土化发展，也不利于探索中国人特有的心理结构和中国社会中特有的群体心理现象。回顾冯特的民族心理思想，文化是影响民族心理的重要变量，文化也是民族心理研究的沃土。依照冯特的“人类心理发展阶段”模式，我们可以基于对中国历朝历代文化产品的分析，提出“中华民族心理发展的历史过程与历史阶段”模式，探究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与心理发展的关系。冯特的民族心理学思想具有开放性、包容性、前瞻性特点，时至今日，历久弥新。以先哲之思想，开现世之生面。重新思考、认识冯特的民族心理学思想，能够为我国民族心理学发展提供一定的方向指引，以及为我国心理学的内源性本土化拓展出新的研究内容和发展空间。在当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背景下，民族学者和心理学者能够从冯特的民族心理学思想中汲取学术营养，寻找中华民族在不同历史时期共有的心理特质，实现学术研究与学科发展的社会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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