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科学心理学的发展史可以借鉴“中心-边缘”结构模式予以审视，因为心理学亦存在发展不平等，出现中心和边缘的态势。研究对象中的“他者”和研究取向中的“另类”表征边缘心理学，处于科学心理学的边缘。该文以本土心理学、女性心理学和民族心理学为例，分析了研究对象的“他者”；以叙述取向、修辞取向和后现代取向为例，分析了研究取向的“另类”。最后，结合“中心-边缘”的结构模式，分析“他者”心理学和“另类”心理学的价值皈依，倡导破解边缘心理学“他者”和“另类”的污名。边缘心理学面临“边缘情境”，但不能形成“边缘人格”，更不能适应“边缘文化”。
[关键词]主流心理学；边缘心理学；边缘人格；边缘文化；“中心-边缘”结构
基金项目：湖北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重大项目“健康中国”背景下媒介体育文化对健康生活方式的建构（21ZD096）、武汉体育学院中青年科研团队资助项目（21KT06）阶段性成果。作者简介：郭远兵，武汉体育学院体育科技学院兼心理学系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理论心理学；洪晓彬，武汉体育学院心理学系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应用心理学。
“边缘”概念经Park于1928年提出后便用来概括移民群体的“边缘”处境[1]，再由Stonequist发展并抽取出“边缘情境”和“边缘人格”的概念[2]。之后，Goldberg突破性地提炼出“边缘文化”[3]，极大扩展了边缘性理论的适用性。由此，边缘性理论延伸到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和心理学诸多领域，概念提出至今虽然近一个世纪，但仍具有很强解释力。究其原因，是诸领域发展不平等导致中心和边缘显著分化，边缘性问题备受关注。世界体系总体来看亦由“中心”和“边缘”两极构成，制造出一个具有排斥性的体系：一方面，国家间存在结构性“中心”和“边缘”不平等。先进的中心国家拥有强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实力；不发达的边缘国家创造边缘产品，处于被支配地位。另一方面，国家内部也存在“中心”和“边缘”的矛盾，处于中心的精英钳制处于边缘的大众[4]。就文化而言，边缘文化引发参与缺位、心理弱势和依附属性，加剧了发展的不平等。科学心理学的发展可以借鉴“中心-边缘”结构模式予以审视，因为心理学发展不平等导致心理学表现为中心和边缘的状况。例如，社区心理学一直处于社会心理学的边缘[5]。西方马克思主义心理学、女性主义心理学和后殖民主义心理学也处于心理学的边缘[6]。然而，边缘心理学不是一个专有概念，没有一个统一流派。尽管如此，可以尝试从研究对象和研究取向予以探究，分析心理学边缘的他者和另类的取向。追求同一性是传统形而上学的最大特征，表现为谋求一种整饬有序的统合性[7]（P.29）。主流心理学一直有个夙愿，期待用一种语言统一心理学，并由此历经“物理学钦羡”、生物还原、行为主义到认知革命。“同一性”夙愿为心理学学科前进指明方向，期待美好的未来“就在下一个拐角等着，或者在紧挨着下一个拐角的拐角处”。研究对象的“他者”和“另类”的研究取向妨碍这一美好未来的实现，还是实有价值却背负污名？本研究尝试予以探讨，权当构建和完善学科共同体引玉之砖。直到20世纪70年代，依据学科知识生产、创新和社会影响的差异，心理学的世界图景形成中心、次中心和边陲的权力划分。在不平等的权力等级结构中，美国显然独霸了第一梯队，向外输出理论、技术以及意识形态；欧洲心理学（包括前苏联心理学）处于次中心，向局部辐射影响。第三世界国家则集体失语[8]。对于第三世界国家，解构既定格局的霸权，建构自身学科尊严和荣誉的首选策略是本土化。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我国本土心理学以关注人和社会的内在关联为基本诉求，高举反抗西方主流心理学话语霸权的鲜明旗帜，尝试让本土学者担当主力，以本土方法研究本土问题，为本土服务。在经历质疑、反思到求索的艰辛后，形成了三种声音：（1）主张稳妥和渐进地建成“纯学术”的不涉意识形态的本土心理学；（2）仍以西方心理学的传统，试图在本土环境中验证或修正西方相关理论和研究；（3）挖掘中国传统文化资源，梳理关于本土民众生活的知识资源。仔细考量发现，第一种声音秉持文化抽象性，最终失去“本土”意蕴；第二种声音助推文化殖民倾向，并未走出西方附庸角色之困；第三种声音信誓旦旦，尚未破解文化特殊主义诘难[9]。相比西方科学心理学的学术优势和支配地位，本土心理学以其“后来”的从属性，忝列边缘心理学，表现为：（1）长期学习西方科学心理学，熟悉研究范式和操作程序，认同其秉持的价值立场和研究理念，容易减弱本土化的反省意愿和批判能力；（2）受工具理性和实用主义影响，西方心理学被视为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利器”，使本土心理学接受和内化为“用”，忽略了“体”及“本”的一些实际情况；（3）本土研究者疲于追赶西方心理学新进展，破坏了自发和自觉批判的研究生态；（4）急于求成的学术评判体制，阻滞了本土心理学的学术再生产；本土心理学研究虽然具有民族情怀，但囿于模仿和移植惯性难以根除，文化冲突使得本土化研究者形成一种边际人格，即长期受两种文化牵制而深陷两难境地[10]。本土心理学客观上的边陲境地，强化了研究者在不自觉中形成边陲思维甚至“自卑”心态。不容置疑，西方科学心理学牢固掌控着学术优势，不断再生产其合法性并将其制度化。与此同时，现代化进程中的本土心理学始终面临来自全球化潮流和趋同化社会的困扰，导致不少学者质疑本土心理学的必要性。破除疑虑，需要摆脱“外衍性本土化”的思维，走向契合传统—历史—宗教—文化的“内发性本土化”，因此建议：（1）结合中国传统文化背景等，考虑心理学社会属性的整体性和关系生成性；（2）关注时代转型对群体和个体心理的影响；（3）本土化定位应首先考虑为现世生活提供帮助[11]，充分利用叙事、建构、解构等多种研究思路，以研究问题为出发点，为解决现实生活提供方案；（4）处理好心理学本土化与心理学全球化、心理学传统化的关系，避免心理学非学科化，使中国心理学成为世界心理学知识体系的一部分。如此，本土心理学有助于寻回在西方现代心理学中迷失已久的“现实鲜活的人”“文化觉醒的人”，以及“有世界情怀的人”。西方心理学的历史总体上是一部男性的心理学史。由此，Weisstein曾炮轰心理学：“心理学对女人究竟意味着什么？女人需要什么？心理学对此一无所知”[12]。Schiebinger也曾指出，我们还没有关于中国古典科学的社会性别研究，也没有印度次大陆的妇女研究，以及关于非洲或者南美洲科学中的妇女研究[13]。作为最古老的差异事实之一，所形成的经验差异（生物本质主义）被低估，沦为父权逻辑的口实。随着女性意识的觉醒，试图通过不懈抗争书写女性历史，作为女性文化虽然在场但仍囿于边缘。以性别差异心理为研究主旨的女性心理学有着长期的发展过程，而女性主义心理学仅有短暂的历史。女性主义心理学独立的标志性事件是1969年美国女性心理学联合会成立和1973年APA下辖的女性心理学分会成立，女性被西方心理学专门系统化对待的历史不足50年，反思、批判和改造西方心理学中的男权知识结构和知识生产机制也才刚刚起步。边缘的女性主义心理学研究历经了三个阶段：（1）对主流心理学的批判阶段。从心理学发展史角度揭露和批判主流心理学中的男性中心偏见。（2）以性别差异范畴重新诠释既定知识框架和社会现实。（3）重建心理学认识论和方法论阶段。女性主义心理学一开始就带有以性别冲突为核心的抗争色彩，表现出强烈的价值取向[14]。女性主义心理学研究涉及的主题有性侵犯、性虐待、性骚扰、女性职业心理发展、女性择偶和女同性恋问题等，这些选题有边缘化之嫌，即使在女性群体内部，也往往基于白人中产阶级女性和女大学生群体，研究对象较少涉及其他种族和社会阶层。科学心理学自独立之初，重心倒向理性主义，而男权和实证主义、科学主义和还原主义具有本质同源性。为了女性利益，更是为人类文明，心理学要在女性主义哲学下进行一场革命，这是一项担负深远责任和价值取向鲜明的事业。20世纪80年代，我国学界开始接触西方女性主义，并与他者/自身，发达国家/第三世界，文化霸权/民族自尊等范畴交织一起进行研究，构成女性主义心理学本土化的奇观。女性主义本土化既意味着对本土女性生存经验特殊性的挖掘，也意味着对女性本土言说方式的寻求；既要对抗男性中心主义，又要摆脱西方女性主义的束缚。中国女性主义离不开西方女性主义这一参照系，然而，西方女性主义植根于“欧洲中心”，立足于两性二元格局，以此观照中国妇女的生存状态，暴露出“成熟女性”对“未启蒙妇女”以及“自由女性”对“受难女性”的睥睨[15]，而对西方女性主义的学术和实践成绩表露出的向往和憧憬使中国女性主义学界自然而然地形成一种弱势状态，使得中国女性主义心理学发展面临着来自男权中心和欧洲中心的双重排斥。女性主义心理学及其本土化都属于“正在形成和进行中的理论和实践”，应当说“依然还在路上”。在西方，种族问题和种族主义传统先在欧洲生根，再传到北美殖民地。西方民族心理学的发展具有种族心理学的特征，始终裹挟着心理学与“科学种族主义”关系的复杂纠葛。在心理科学创设之初，少数民族心理研究主要通过少数民族社会发展水平推论少数民族心理发展，以思辨来探究其心理和感知特征差异。20世纪初，随着实验心理学和心理测量的迅速发展，心理学成为“科学种族主义”的理论支撑之一，所谓“证据”和思维余孽残存至今[16]。随着民主化浪潮和平权运动兴起，“科学种族主义”主要原则遭遇挑战，民族心理学既往研究也随之被质疑：（1）心理特征方面的种族差异来自环境，而非人种；（2）现有的方法论尚不能认识和控制种族先天差异；（3）种族或族群是一个社会范畴，而非科学概念[17]。平权派学者认为，种族心理学一直在寻求解释和证明“科学种族主义”假设的合理性，试图用科学的方法证明不同种族在智力、人格乃至进化水平上存在着差异。换言之，少数种族心理学作为研究对象的“他者”，不仅身处边缘，还在制造边缘。尽管如此，欧美的少数种族／民族心理学研究，在经历了从盎格鲁-撒克逊和欧洲文化中心的心理学向多元文化视野的艰难转变后，面临着诸多任务和难题：（1）应发展出一套新概念、方法和理论，适切于描述和理解少数民族社区和人口的心理和行为；（2）1963年，虽然APA成立了“心理学机会平等特别委员会”，制定了“少数民族研究员计划”，试图建立一个不分肤色的心理学大家庭，但受历史和现实等多方面原因制约，这方面的努力进展缓慢；（3）学界试图以平权意识的心理学研究和实践参与解决国际社会有关种族、宗教和文化冲突问题。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心理学研究有着深刻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与国内蓬勃发展的个体心理学相比，民族心理学发展较为薄弱，研究规模较小，其成果在学界特别是主流学术刊物上集中反映较少[18]，虽然近年来有所改观，但仍显不足，究其原因：（1）传统科学心理学长期缺乏文化品位，而民族心理学与文化天然不可分割，科学和文化难以合流；（2）宏观民族学视野和微观个体心理学视野，撕扯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内容，宏观和微观难以统合；（3）部分学者将西方心理学理论套用到我国民族心理学研究中，以实验和测量取代田野考察，以逻辑精致遮蔽历史现场，研究和现实难以契合。概言之，虽然民族心理学对于完善心理学体系具有重要意义，但较弱的民族心理学发展现状意味着心理学体系是缺角的。民族心理学负载着理解和解决民族多元化负面属性的历史使命，因此本土民族心理学还须不断发展以堪大用。研究取向是研究过程所持基本信念、视角和范式的综合。当前，西方心理学的主导性研究取向是行为学取向和脑科学取向。相对于主导性取向，叙述取向、修辞取向和后现代取向属于研究取向的“另类”。1978年，“叙述心理学”由Potter和Wetherall在其《叙述与社会心理学》一书中作为一种新方法被提出。1989年，Billig首次明确使用叙述心理学概念，之后，Edward和Potter于1992年开始系统运用该取向。不同于主流心理学的实在论和认知主义，叙述取向属于社会建构论和非认知主义范畴[19]。经过30多年发展，叙述心理学的研究大致形成三个路径：以Potter和Edward为代表的，对日常叙述作在地性、互动性和序列性分析；以Lan Park为代表的批评性叙述心理学，揭示叙述背后的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以Billig和Wetherall为代表，探究叙述/修辞的形塑过程[20]（P.53）。作为主导性叙述，实验心理学是为现代性代言的叙述。作为一种另类叙述，叙述心理学则是批判和颠覆现代性的叙述，其兴起与发展的背景有：（1）语言学转向、社会建构主义变革和后现代转向为叙述心理学发展清扫道路。（2）实证主义、实验主义、个人主义和现代心理学危机存有依存关系[21]。经由反思实在主义、认知主义和实证主义所统辖的理智传统，多样化的学科视角和研究方法获得生长空间。（3）心理学已进入“后现代”或“后实验”时期，西方心理学更为重视历史和文化的探讨[22]。欧洲心理学界试图通过对美国心理学的批判，建立心理学的第二个知识中心。叙述心理学的特异性哲学预设和重做传统研究主题获得的特异性知识，修正了现代心理学的不足，促使心理学回归语言，对心理学走近非中心、走近本土化和走近生活进行了有益探索[23]。叙述取向的心理学研究处于起步阶段，重点要反思一元和多元问题：心理学的本质、研究对象和范式是一元还是多元？多实在论和多范式聚焦是否具有一元论无可替代的优越性，抑或反之？同时，传统实验心理学亦提出诘难：（1）平面化问题。消除现象与本质、表层与深层、真实与非真实以及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对立，使得研究过程和结构扁平化和肤浅化。（2）反身性问题。自我指涉的反身性导致逻辑混乱、指涉物不确定和不可证伪[24]。（3）唯名论问题。否认一般实在，否认概念的客观性，除了语言，其他只是单纯的名称。面临质疑，叙述取向目前只能做到必然状态的应对，尚不能达到自由状态的自在。然而，断然不能用既往的理念和标准来评判叙述取向的心理学。一旦从语言的角度看问题，那么整个思维观念都会发生永久性改变[25]。修辞作为一种哲学思想有着悠久历史，对人类智力各领域的统领持续到17世纪。自理性认知论的兴起和确立，修辞学被视为“推行谬误和欺诈的工具”[26]。20世纪初，在一种新历史观改造下，修辞学参与当代知识生活的基础建设，修辞艺术获得现实和审美的双重价值。心理学的修辞历史重新发现古典修辞学传统，以修辞转向为契机，试图完成心理学的修辞实践。心理学家起初对古典修辞学不屑一顾，因为心理学理智预设是基于必然和因果关系的形式逻辑；而修辞奉行相比显得低劣的或然逻辑，不应当将一种前科学观念塞进一门严肃科学中。然而，Perelman于1979年在“The new Rhetoric and the Humanities”中指出，无论哲学或者心理学都能从古代文本中获取丰富的洞见[27]。Harré建议同行采用修辞研究的思路来研究社会心理学，并树立“作为修辞学家”的角色意识，任何言行都带有说服和表演性质，以试图操作他人按其意图言行[28]。修辞学既是一门学科，又是一种使各个学科被概观的视界。作为一种学科，具有解释属性并生成知识；作为一种视界，具有批判和解放任务并创生观点。“修辞转向”对抗着现代心理学秉承的理性主义价值观和美学观；敦促社会心理学重新伸张被压制的“他者”声音；召回被社会心理学冷落的符号互动研究；增强心理学的批判意识和效力。20世纪90年代后，科学心理学的修辞取向研究期望通过修辞、论辩、会话等形式实现重构心理学的学科规划。人是修辞动物，“放弃修辞，等于放弃人性”，做人必须实施修辞[29]。从修辞学向度映射整个学科的特征和意义，重新理解人怎么认知世界，又怎么参与社会实践并影响世界，由此促使社会交往互动演变为话语和修辞一起重构的社会言语修辞，所引致的解释实践重建和修辞学方法为科学哲学的后现代选择提供了一种可能方案[29]。哲学、语言和社会实践等层面的修辞研究必将激发心理学更多的特异性研究，促使现代心理学产生更多新理论和新价值。然而，实验心理学至今仍是心理学的主导性修辞，得到学科制度长期支撑，修辞转向的研究和传播并不会一帆风顺，反而会路阻且长，要负重前行。不过，研究对象终归是社会语境中的人，复杂的研究对象决定研究视角的复杂性，注定不允许仅存在唯一权威话语的“独白”，而应让不同声音参与争鸣，形成巴赫金所谓的“杂语”局面。对话得以持续发生，超越的可能便一直存在[30]。“修辞转向”为心理学危机话语提供了一种争鸣，实然的推进还需要学科制度的配合。同时，须警惕“泛修辞”倾向，切莫模糊心理学和修辞学的界限。折中方案是各种转向和传统心理学取向达成宽容，为对方留出空间，又划定界限。1988年，Gergen在国际心理学大会上所作《走向后现代的心理学》专题报告标志着后现代心理学的兴起。后现代心理学家分析了现代心理学的范式危机、政治危机和概念危机，指出重建心理学的原则包括不预设基础性、不追求普适性以及研究方法去神圣性[31]。后现代思潮将“消解”主体性和理性作为最基本的任务。一部近代思想史，也是一部主体性和理性扩张和涌动的历史。科学理性使人超越感性与经验，脱离日常生活，片面强调遵守秩序，将人推入“不自由”之境。后现代思潮和取向下的心理学研究反对传统科学心理学取向中的个体化、实在论和实证论，提出从整体、建构、平权、多元和应用的角度来研究心理与行为，强调社会文化历史脉络研究的主体间性，由此实现对传统科学心理学方法论的批判与超越。后现代主义思潮丰富了心理学研究的内涵，为构筑完整人性做出显著贡献。然而，主流心理学是现代性的产物，也是维系现代性的构件。之于主流心理学，后现代取向无疑是叛逆和革命的，是难以接受的另类。以分离、消解和去中心化为特征的后现代思潮冲击着以认识论为核心的现代思维堤防，致使科学理智泛起漪澜，这对科学心理学来说既可能是一种威胁，也可能是更新观念的契机。然而，置身于后现代思潮中，诸多原因所限使心理学反应迟缓。原因之一就是遭遇主流心理学的排异，迫使后现代主义者承认，其主张仅仅是多种话语建构中的一种[32]。后现代话语呈现的多元叙事和碎片形态，既是一种思想状态，又具有游戏性，“最显著标志是其嘲弄一切、蚀耗一切、消解一切的破坏性”[33]。后现代取向心理学理论和研究要么富于反讽，要么裹挟“杂音”或“污言秽语”等反语言，最终被贴上“另类”的标签并时刻给予预警[34]。后现代取向心理学徘徊在质疑和被质疑之间：（1）放弃探讨宏大理论，却暗自追求终极话语；（2）反对二元思维，但无法摆脱现代和后现代的非此即彼；（3）批判“逻各斯中心”，却操持着“逻各斯中心”主义润染的概念和范畴[35]。后现代心理学解构现代心理学的客观价值和标准，却又要确认自身价值，必然陷入“自我参照悖论”。尽管如此，后现代取向心理学并不附丽于一个有着严密体系的框架，其真正沃土应该是社会现实，通过实践赋予效力和活力。显然，具有批判属性的后现代心理学平添了社会批判意识和效力，它通过对边缘话语加以分析，批判传统科学心理学背后的意识形态宰制，揭露隐藏其后的权势、身份和文化等问题。如此，尚能在一定程度上回应心理学长期被诟病的所谓“失语于社会苦难和不公”。“他者”是不可“同一”的对象。研究对象的“他者”强调客体的异质性，以突出主体身份和强化主流价值：（1）通过界定“他者”来界定自身；（2）通过建构“他者”来强化同一性；（3）通过互为“他者”来跨文化传播。主流心理学表达的是知识分子的、男权的和白人的，而非大众的、女性的和有色人种的声音。“他者”心理和行为被主流心理学忽略或者代替，“以己之心度他人之心”，暴露出显著的“唯我论”，并且进一步加重了“他心困境”。前者以“我的”经验获得、判定和检验“他者”的经验，是主流心理学“理所当然”的研究对象和建构者。从语言角度而论，不可能用自己的语言来表达他人的心理活动概念，也无法用自己的语言表达作为判断他人心理活动的标准。方案之一是通过确立一个向“他者”开放的概念来建立起一个统一的“心”概念。如果说主流心理学将“他者”排除在研究视域之外，或者消融于同一性之中，当前基于技术和伦理的考量则需要坦然面对“他者”的回归。简单的知识叠加不能解决现实困境，要转向对现实的批判、对理想境界的肯定和对伦理价值的高扬上[36]：（1）从认识论上，主体真实地表现在与非主体（他者）的关系中，绝不是对主体自夸性质的确证中；（2）从伦理上，一方面寻求认可，另一方面又隐匿身份，“他者”不可能被整合。主体对“他者”的开放，就是在对“他性”之异的承认、交流和责任中完成主体性建构。“他者”的价值在于其充当自然反对理性、不在场反对在场，以及边缘反对中心的力量。纵观西方心理学发展史，民族心理学曾是个体心理学的“他者”，德国内容心理学曾是美国实用心理学的“他者”，临床心理学曾是学院心理学的“他者”。“他者”具有显著历史性，甘于和坚持做“他者”是心理学发展的表现和原因。通过“他者”消解同一性的遮蔽，但是“他者”能够代替成为新的规范吗？毋庸置疑，反思西方心理学中对“他者”的压制，以解放的姿态对学科进行自我革新具有重要意义。问题是，高扬“他者”会不会推出新的“他者”？如果反对压制只能带来另一种压制，追求这种“不安分的游戏”意义何在？只要还是从抽象主体出发，坚持二元思维，便仍未摆脱主体性之思维窠臼。同一性思维的空前高涨使得强势的主体建立起控制地位，“他者”作为客体处于从属的、被建构的和被设定的境地。西方心理学研究对象的主体和“他者”需要通过主体间性转换来消解“我思”的优越性，承认“他者”的存在，建立主体和“他者”的理想样态。铺陈主体间性转换道路的哲学可以通过胡塞尔的现象学和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也可以是拉康的绝对他性地位的“他者”理论，还可以是勒维纳斯的“为他者”理论。只有破除同一性思维的主客二分，破除“人把自身建立为一切尺度的尺度，据以揣度确定性尺度的尺度”，方能彰显现代心理学和其他科学发展与繁荣所需要的多元主体精神。研究方法的程序和规则不是随意制定的，而是依据研究对象性质确定的立场、规则、程序以及检验标准的综合。研究方法决定研究的起点、进路，进而影响研究的结论，而对研究方法的反思，则是一门学科成熟并走向纵深的体现。自科学心理学建立以来，对研究取向和方法的诟病大致有：（1）拟通过科学崇拜，混淆客体事实和主体价值以及应然和或然的区别；（2）研究对象决定研究方法，而非研究方法决定研究对象；（3）形式逻辑遮蔽历史事实。诸如此类导致心理学理论和实践的悖谬，也为“另类”研究取向的异军突起腾出理智空间，被视为对缺位的补充。缺位的原因在于，所谓“理性”“科学”和“系统”的理智环境不但没有呈现意识和行为的全部图景，反倒愈加远离生活世界。在经历学科危机所带来的阵痛之后，西方心理学界反思实在主义、认知主义和实证主义所统辖的理智传统，亟待多样化的研究取向和方法予以补位。纵观科学心理学发展史，存在“科学与人文的分离”“理论和现实的分离”以及“理论自身的分裂和自闭”等取向缺陷，其根源在于认识论中存在的“二分”“有序”和“理性”等简化和线性思维。作为一门复杂学科，心理学在学科性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等方面均呈现出复杂性，并日益突显自组织、分形、突变和混沌的属性，表现为心理和行为解释以及预测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因此，在主流取向追求确定性和规律性之外，势必要有补位的意识和实践，“另类”的研究取向适时出现。叙述社会心理学为心理学注入了语言学视野的关注形式，是对忽略话语维度的补位。修辞取向的心理学提出包括心理学在内的大部分科学话语并不是公式的、客观的或三段论的，补充心理和行为表述中的策略、论辩和修辞的维度[37]。后现代取向则补充心理和行为的建构意义。“另类”皆在挑战主流实验心理学的传统。当挑战得逞并取代传统真理，翻转二元等级后能否复归真理？这事关一点忧虑：那些致力毁灭自由的力量应当被赋予自由吗？突显边缘为心理学进行了“去蔽”，会不会导致新的“遮蔽”？这不得而知。通过对语言和叙事的强调，改变了心理学的隐喻，甚至改变了根本预设，若补位成了本位，补位也就变成了越位。谁在今天征服了理论先锋，并打破了知识现有等级秩序，明天自身就会成为又一个理论先锋，建立起新的知识等级秩序。突显边缘不是终结中心，亦不是护卫心理学的“最后武士”。换言之，“另类”是心理学摆脱危机话语的选择路径，而非依赖路径。通过“另类”识别缺位和落实补位是西方心理学前行的一贯路径，矫枉过正的越位则会引发新的谜思和偏歧。工业化国家会对第三世界国家的理智活动产生持续影响，究其原因，前者在研究结构、教育设施、知识生产和出版传播等方面遥遥领先，因此，边缘对中心的依赖是现实和难免的。加之，第三世界的精英和工业化国家的精英保持密切联系，乐于接受中心诉求并付诸实践。由此，“中心-边缘”被结构化和制度化。作为一对范畴，“中心-边缘”终归不利于心理学的发展，需要予以澄清和破解。一般而言，从经济和制度上破解“中心-边缘”格局较多。从文化而言，不妨从文化差异性、时空流变性和生存内涵予以解读和探析。以文化透析“中心-边缘”格局，首要遵循差异性原则。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和取向被“同一性”压制时，心理学就失去自由度并退行至“单向度”；而质疑和颠覆“同一性”压制，把人解放出来，才可能恢复人的差异性。以多元视野审查心理学和人性，边缘就有了存在合理性，形成与中心既抗争又互动的格局，最终达到边缘渗入中心，从而消解霸权。在时空流变上，作为差异存在的对象，“他者”和“另类”取向对时空诉求保持一定的敏感性：与中心保持距离，又游离之外，呈现出交叉模糊状态；随着时间的改变，“边缘”不具有本体属性，就有了位置互换的可能。中心和边缘始终是相对的，保持一种动态协同和区域依存的关系。例如，文化作为高级属性起初不被心理学视为研究对象而处于边缘，但随着学科生态效度与文化品位的提升，心理学发生文化转向，文化心理学逐步走向中心。从生存内涵层面来看，以差异标注“边缘”既是一种疏远的姿态，也是一种独立的姿态。从学科发展的角度而言，心理学的边缘是一种生存智慧和发展策略，不是完全被动的选择，而是具有主动诉求的要素。“边缘”不再是无奈之境，正是有了“边缘”的顽强存在，心理学的疆域才不至于封闭，才更有利于营造多元并存和开放融合的繁荣局面。综合而言，文化差异性、时空流变性和生存内涵三个层次将边缘心理学界定为远离特定文化权力中心，一种秉持特异性、地位流变的心理学学科实存现象或状态。该界定既强调“边缘”外在和远离中心的距离美，又彰显“边缘”的批判意识。心理学流派时期，各流派创制期就面临“边缘情境”，例如构造主义心理学在英国的处境、精神分析未传入美国之前的处境等。边缘心理学面临“边缘情境”，但不能形成“边缘人格”，更不能适应“边缘文化”。将心理学的边缘和中心二分并意识形态化，势必造成中心对边缘的制度性干预，致使研究对象的“他者”和“另类”研究取向形成“边缘人格”。将边缘心理学视为依附于心理学的边缘，是心理学不发达的外在表现，也是阻滞发展的内在障碍。走向非中心，解构主流心理学的本质论和认识论，其目的是留住多元、宽容和辩证的完整科学。通过“边缘”可以理解中心的缺失。“在这里”，“到那里”，“回到这里”，中心的观念和价值需要到“异文化”中检验、修正和复归。心理学探究“人心”的途径是复调和多元的，“他者的目光”和“远我的声音”被倾听、包容和引导，有助于照亮探究完整人性之路。边缘心理学的“他者”和“另类”仍处于心理学的边缘，明确指涉心理学发展的不平衡，可以将经济学的规范分析、社会学的实证分析、历史学的过程分析和哲学的整体分析等思路相结合，揭示和解释发展不平衡的根源和走向均衡的路径。在当前发展不均衡的现实背景下，中心之外的心理学秉持特异性有其必要性和独特意义，牵涉到科学技术史话语，涉及知识发现模式、知识理论评价和知识发展模式等系统科学问题的裁决。心理学应该积极接纳多样性和包容差异性——如此这般，心理学将继续是一门令人激动的学科[38]（P.978）。相对于历史的深沉，时代显得浅薄。历史倾向淘汰浅薄和庸俗，时代倾向推崇稍纵即逝的流光。一部科学心理学史，既彰显出历史的深沉，也暴露出时代的浅薄。主流和边缘杂糅出心理学的历史和时代，形成一对复杂的权力关系。以“边缘”为名研究心理学，不避讳由此带来的尴尬与无奈，是因为“边缘”既是无奈的认知，也是着意的强调，还是反抗的姿态。边缘的存在成了对主流的反证，其意义在于印证科学心理学的结构性缺损。边缘的历史和时代无法更改，边缘心理学面临边缘情境，但不能形成“边缘人格”，更不能适应“边缘文化”。所有的权力关系都在不断变化中，被忽略和遮蔽的历史势必会过去。在可见的未来，大概率出现一个包含不同文明的世界，身处其中的每一个文明都值得学习。不同文明的共存既会互相沟通和合作，也会相互冲突和争斗——边缘心理学的前途亦作如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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