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何秋红、刘肖琦：社交媒体时代青年群体“电话焦虑”影响因素探析[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1）P152-159[提要]“电话焦虑”指的是对电话沟通的回避，行为上降低接打电话的频率或直接拒绝接打电话，心理上对接打电话产生焦虑、排斥等负面情绪。本研究采用探索性的质性研究方法，通过深度访谈并对访谈结果进行三级编码，分析了社交媒体时代青年群体电话焦虑的影响因素，构建了社交媒体时代青年群体电话焦虑影响因素模型。研究发现，媒介因素、个体因素、社会文化因素、情境因素是社交媒体时代导致青年群体电话焦虑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电话焦虑；边界感；强制性；情境侵入；角色压力
一、引言二、研究设计与研究过程
三、理论模型建构与阐释
四、结语
基金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63批面上资助获资项目（2018M631991）、江苏省教育厅基金项目“互联网时代数据新闻的伦理风险研究”（2021SJA1588）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何秋红，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后，研究方向：新媒体与社会；刘肖琦，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研究助理，研究方向：新媒体与社会。
现代社会弥漫着焦虑情绪，这种情绪在青年群体之间尤为明显。复旦发展研究院一项针对中国青年网民2009-2021年社会心态变化的调查显示，近七成的青年网民明确表示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焦虑感，仅有0.3%的青年网民表示不存在焦虑感①。由此可见，焦虑情绪是青年群体的普遍心理现象。此外，青年群体的焦虑情绪呈现多样化的特征，“内卷”“社恐”“容貌焦虑”等网络热门词汇体现了青年群体在工作、学习、社交、外貌等各方面都存在着焦虑情绪。作为现代社会焦虑的一种类型，“电话焦虑”深刻影响着青年群体的日常生活，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社会问题。《人民日报》官方微博于2018年4月发文表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对电话沟通存在焦虑情绪，“没事别打电话”是新世纪的社交礼仪。②社交媒体时代③，人们之间的交流方式日益丰富，大多数年轻人往往拒绝使用电话进行沟通。这个时候，移动电话发明的初衷——通话功能就被抛弃了，这已与当年BP寻呼机流行时“有事呼我”的情景[1]完全相反，“煲电话粥”的情形也一去不复返。数字时代的青年群体虽然会沉溺于社交软件中与他人聊得火热，却不一定乐意在电话中多说一句话；即使不时会有交流的渴望，但还是难以拨通电话，因不知道该联系谁而保持着沉默。本文聚焦于青年群体日常生活中的电话焦虑心理以及社交行为，分析影响青年群体电话焦虑的因素，以期对社交媒体时代青年群体的焦虑问题进行反思。学界对电话焦虑还没有形成成熟的、被普遍采纳的定义，但这种提法（包括电话焦虑、电话恐惧、Telephone Apprehension、Telephobia等）已被研究者广泛采纳。目前已有的研究大多数是从最直观的电话焦虑的表现来为其下定义的。英国心理学家菲尔丁（Fielding）等人在一项调查中发现，10%到 15% 的年轻人有“电话恐惧”（telephone apprehension)。菲尔丁（Fielding）等人结合了前人的研究将其定义为：“因预期或实际接打电话而感到焦虑或害怕” [2](P.97)。这个定义更多偏向心理层面，而马歇尔（Marshall）等人在其著作《社交恐惧》（Social phobia）中认为电话焦虑是社交恐惧的一种类型，通常表现为害怕或直接拒绝接打电话[3](P.30),这个定义则更多偏向行为层面。本文中所提到的“电话焦虑”主要是指对电话沟通的回避，行为上降低接打电话（包括微信语音等功能）的频率或直接拒绝接打电话，心理上对接打电话产生焦虑、排斥等负面情绪。巴比特（Babbitt）等人指出，电话焦虑者通常会将手机设置为静音模式，对于来电选择不接或者直接挂断[4]。为了避免与对方直接对话，电话焦虑者往往会选择使用电话答录机。电话答录机指的是来电者可以录下留言的装置，电话焦虑者可以选择听来电者的语音留言，甚至还会要求其他人（如自己的家人）打电话只使用电话答录机[3](P.30)。除了选择收听答录机这种方式，电话焦虑者还倾向于使用基于电子文本（例如短信、电子邮件等）的通信方式替代打电话这种可能引起不适的行动[5](P.105)。罗纳德（Ronald）等人分析了电话焦虑者的临床表现，包括心跳加度、过度换气、胃紧张、手掌出汗[6](P.493)等症状，这些症状因为接听和拨打电话而产生。目前仍未出现一个统一的成熟量表对电话焦虑的程度及其负面影响进行测量。不同的学者通过不同的研究方法分析了电话焦虑产生的原因。苏西（Susie）认为有一部分原因是害怕电话铃声响起，是对声音的恐惧，电话铃声会引起患者一连串的焦虑。另外，对接听和拨打电话的焦虑也有可能来自于对电话内容的担心，电话焦虑者有可能将对方的电话视为一种惊吓，或者是担心会听到关于工作、生活方面不好的消息；抑或是担心因时机不合适造成对他人的困扰，比如办公时间询问私人问题，或者私人休闲时间询问办公问题等不合时宜的情况[5](P.105)。由于电话沟通是纯声音语言的交流，缺少身势语的辅助[5](P.105)，这种情况下可能会造成传播隔阂，造成信息理解的不对称。布坎南（Buchanan）等人在调查中发现，成长于数字通信时代的“千禧一代”认为接听电话对于他们的生活来说是一种“打扰”，他们更喜欢使用允许他们“以他们自己选择的步调参与对话”的方式[7]。除此之外，美国学者理查德在其著作《习以为常：手机传播的社会嵌入》中指出，打电话需要付出更多的精力，需要思考说的话是否合时宜、说话时应持什么样的态度等问题[8](P.164)，久而久之，更多的人在使用手机进行沟通时往往发短信而不是打电话。以上因素大多由研究者通过经验直观得到，缺乏理论的整合，独立且零散。手机等移动媒介已然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8](P.1)，这使得人们与周围人的交流也变得习以为常。董晨宇等人指出，通讯技术的发达使得手机成为了人们的生活必需品，大部分用户甚至患上了“手机失联焦虑症”[9]，即用户对于手机的过度使用产生的手机依赖。虽然大多数的用户存在手机依赖的现象，但是却抗拒打电话这一行为。电话作为人们日常沟通最常见的媒介之一，通过对已有相关研究梳理发现，目前对“电话焦虑”现象的分析相对较少，仅有的部分研究也都集中在传统媒体时期的“电话焦虑”。本研究立足于社交媒体时代，并试图采用三级编码将电话焦虑纳入更大的研究框架，从而使电话焦虑的探讨更加深入。学术界目前并未形成成熟的研究电话焦虑的理论框架模型，本文采用探索性的质性研究方法来分析影响青年群体电话焦虑的因素。通过线上或线下的深度访谈收集原始资料，使用质性数据分析软件Nvivo12.0作为辅助研究工具，对其进行开放式编码、主轴式编码、选择性编码，提炼相关范畴，建构理论，形成社交媒体时代青年群体“电话焦虑”的影响因素模型。本文的研究对象的界定范围为在个人成长过程中，伴随着社交媒体的兴起产生电话焦虑的青年群体。中共中央、国务院2017年4月发布的《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显示，青年指的是年龄在14-35周岁之间的群体[10]。由于14-18岁之间的群体大多是高中在读学生，没有自己的手机，对于电话沟通以及基于社交媒体的沟通参与程度并不高。为了保证研究对象的典型性，本研究将访谈对象确定为18-35岁之间经历了传统电话时期向智能手机时代的过渡且见证了社交媒体的诞生与繁荣，以及在此过程中对接打电话这一行为感到不同程度焦虑或抗拒的青年群体。基于立意抽样，结合年龄、性别、职业等人口统计学变量的差异性，对符合条件的志愿者进行深度访谈。本研究于2022年7月至9月在南京、上海两地选取25名受访者进行线上或线下的深度访谈，从而获取样本。平均每场访谈时间为30至50分钟，受访者中13人为男性，12人为女性；其中7名受访者为在校本科生或研究生，其他受访者的职业分布于互联网、金融、教育、医药等行业（具体信息见表1）。访谈过程中根据受访者的陈述内容进行半结构化的提问，内容主要涉及受访者的个人基本信息、受访者的电话使用情况、受访者在接打电话前后的心理状况、抗拒电话的原因以及人际交往的状态。
本研究的核心环节是将原始访谈资料进行逐级编码。笔者随机选取20份访谈资料（另外5份用作理论饱和度检验），借助Nvivo12.0软件整理清洗后的原始语料，再进行开放式编码、主轴式编码、选择性编码。
开放式编码是指对清洗后的语料进行筛选、对比、合并，提取关键信息，提炼出与本研究议题相关的概念及范畴。在对概念及范畴的定义上，优先选择已有研究中形成的术语，难以找到依据的则自行定义。在开放式编码的过程中，剔除与本研究议题无关的概念，共形成包括自我形象关注、社交线索、角色过载等32个初始概念。根据各个概念之间的关系进行概念聚焦，形成了感知压力、印象整饬、个性特征等16个次要范畴。主轴式编码是根据逻辑关系将开放式编码得到的相对独立的次要范畴串联起来，进一步归纳提炼出主要范畴的过程。在主轴式编码阶段，通过对开放式编码得到的32个初始概念和16个次要范畴进行整合，最终得到个体因素、媒介因素、社会文化因素等4个主范畴。开放式编码及主轴式编码结果见表2。在选择性编码阶段需要在对主范畴进行透彻分析的基础上归纳出范畴之间的逻辑关系。在此过程中，通过分析各个范畴之间的逻辑关系，推出了它们与电话焦虑之间的作用路径，即个体因素、媒介因素、社会文化因素、情境因素四个主范畴都与青年群体的电话焦虑呈因果关系。在上述编码过程结束之后，选取另外5份访谈资料，重复上述过程，再次进行开放式编码、主轴式编码、选择性编码，进行深入的比较后，发现此过程中形成的概念与范畴都包含于之前的编码结果，且未在此过程中发现新的概念与范畴，因此认为已经达到良好的理论饱和。通过分析各个范畴之间的关系，构建了社交媒体时代青年群体电话焦虑影响因素模型，见图1。
电话作为一种“说话”的媒介所具有的特性影响着青年群体的电话焦虑。在前技术时期，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只能通过肢体动作和口口相传，这种沟通受制于地理空间和时间的限制。文字的出现让信息有了新的载体，而不再仅依靠人来传播和保存。而且文字的出现，让跨越时间和空间的沟通成为了可能。当人类进入电气化时代，就出现了电话。电话同文字一样，不会受制于地理空间，但其最大的优势是解决了信息的时效性问题。在社交媒体时代背景下，恰恰是因为电话的即时性，造成了青年一代的电话焦虑。在访谈过程中，几乎所有受访者都表示，他们拒绝电话沟通时，往往会选择其他的交流沟通方式替代打电话，更多的人会选择使用社交软件，如微信、QQ等。从符号学视角来看，电话互动时传播的是声音符号，而青年群体偏好使用微信互动中的文字符号。受访者L2指出：“如果碰到难处理的事，通过打电话我说出的话是收不回来的。甚至我有些语气都能被对方听到，从而猜测我对这件事情的态度。”根据受访者L2的描述，基于声音符号的即时性，说话者传递的意义将第一时间被对方接收。在这样的媒介特性下，沟通过程中不允许有任何的分神，沟通双方也相对缺少思考的时间，随即必须做出回应，在如何自我呈现时耗费大量的精力。青年一代更青睐基于微信的交流，有一点原因是“我想说的话可以通过微信反复编辑，有一个思考的余地。甚至是说出去的话我还可以‘撤回’，这就省了我很多的烦恼。”（J）法兰克福学派的罗萨（Rosa）在其著作《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中提出，人们正置身于一个加速的社会、加速的时代[11](P.179)，“从前车马都很慢”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而文字符号的表达是线性的，在过去那个“书信远”的时代，互通书信的双方在将零散的文字组织成信件之前，一般都在脑海中经过了数次的修改。社交媒体时代也是如此，互动的对方隔着手机屏幕，用片段化的文字传递意义。也就是说，无论是书信时代的互动，还是社交媒体的沟通，文字符号的传播是可修改、可反复思量的。“对方正在输入”和长时间“对方正在输入”后的欲言又止，其实就是文字符号延时性的特点[12]。害怕辞不达意或者言不由衷的电话焦虑者则更倾向于使用微信等社交软件进行与他人的互动，文字符号给予了他们更充足的编码时间。正是因为使用电话作为沟通媒介时缺少编码时间，在青年一代眼中这种曾引以为傲的即时性变成了一种负担。电话即时性的特性必然导致其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对于某些特定来电要必须回应。“微信和邮件对于事情的响应就有相当大的宽容度。我既可以选择立刻回应，也可以花上一段时间进行措辞。”（Z）微信、QQ等社交软件解决了电话沟通的这一负担，为青年一代提供了更好的沟通方式和信息获取方式。与邮件、短信相比，电话具有的这种强制性也会加重人们的失控感。微信、邮件等文字形式的沟通提供了一条缓冲地带，在这期间人们可以获得更强烈的掌控感，对于未知的事情，可以更沉着地选择时间、方式来应对。当一个人认为自己所处的环境在自身的掌控之中时，便会获得一种安全感。这种安全感可以用来应对一切未知与不确定性[13]。由于电话缺乏这种安全感，人们才产生了使用的焦虑。媒介技术的特性冲击并重塑着沟通媒介的选择。南希·拜厄姆在其专著《交往在云端：数字时代的人际关系》中，关于技术本身的特性提到了一个概念：社交线索（social cues）。[14](P.7)电话沟通时，用户之间是纯声音交流，这和面对面交流那种结合了声音、触觉、视觉甚至嗅觉的沟通相比，缺乏了相当多的“社交线索”。正如受访者F指出的那样，“当别人在电话跟我说‘你到底想干嘛’时，我会迷惑他是在问我问题还是对我表现出的不耐烦，如果是面对面的交流，我倒是能分辨出来。”由此可见，电话这种中介化的交流与面对面交流存在明显的界限，但是数字媒介技术的进步赋予了微信等即时通信工具更多的社交线索。基于用户的社交需求，逐渐出现了图片、视频、emoji、表情包等新的表达方式去弥补原本贫乏的社交线索，还原真实的表达语气。这些emoji和图文表情包都在一定程度上缩短了社交距离，使得纯文本所表达不出的真实想法借以更多的形式传达出来，使网络交往更加丰富有趣，也可以塑造用户的自我形象，这反映了媒介技术的进步对当下人们交往习惯的满足。除此之外，根据访谈结果，微信等工具相较于电话来说，更受青年群体的青睐，其中很大一部分的原因是伴随互联网成长的青年群体早就适应了互联网的信息沟通方式，而不能接受电话相较于互联网沟通存在的弊端。人类是先有了媒介才有了与之相适应的传播方式和生活方式，青年一代伴随着互联网的出现、普及而成长，自然接受不了电话等媒介的“弊端”。在电话沟通中，角色压力、感知压力等不同情境因素对青年群体的电话焦虑形成了程度不一的影响。戈夫曼用印象管理这个概念描述人们通过一定的“表演”手段管理他人对自己所形成的印象的过程[15](P.32)。一般情况下，人们往往会根据当前社会情境选择相符合的方式进行“表演”，从而确保给他人留下的印象符合自我的期待。由于打电话是传受双方借助传播介质进行声音交往的过程，且电话的技术架构必然导致情境信息的重叠并置，这个时候人们很难在特定的情境中选择符合自我期待的“自我”进行呈现，这就导致个人期望的印象管理和在电话沟通中建构的现实之间产生了一种矛盾。“某一天我在外面与同学聚餐，突然接到了校招的电话，HR问了我一些问题，但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我很难表现出自己的最佳状态。”（F）根据受访者F的描述，突然来的电话使他经历了一次不成功的印象管理。在这种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人们往往会呈现一个可以被普遍接受的自我。这种被普遍接受的自我并非自己想在特定情况下呈现出来的，电话的侵入性导致了理想中的角色切换失败。戈夫曼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中将一切社会角色所“表演”的舞台分为“前台”和“后台”[15](P.97)，也就是说人们在生活中的状态有“前台”和“后台”之分。“前台”是表演者为了达到自己的预期目的而有意进行的自我呈现，更多的时候是为了满足观众的期待从而进行的刻意的表演；在“后台”，表演者往往可以放下顾虑，展现最真实的自己。在社交媒体时代，手机成为了人身体的一部分，在这种情境下，人们缓慢丢失了与他人交往的惯习，毫无征兆的电话不经意间将人们从手机里的“方寸小世界”中拖拽出来，而且逼迫其从真实的“后台”角色切换为需要“表演”的“前台”角色，许多人很难完成这样的转变而拒绝电话的沟通。同时，面对未知的电话，人们无法掌控信息的呈现形式，而理想化的印象管理能够使行为者的表演与其需要的社会理解和期望相符合。此时，人们只能冒着面对未知信息情境的风险选择特定的自我呈现形式，在这种情况下，受访者纷纷表示不能接受，面对多重情境重叠而成的全新情境，人们存在印象整饬的负担，很难对自我进行调整。由于每个社会成员都扮演着多重社会角色，在快节奏的现代社会中，角色过载为个体造成了无形的压力。受访者L3是一名父亲、丈夫、企业员工，经常在家接到公司的电话，或是在工作时接到孩子幼儿园的电话，常常因此情绪崩溃。一般情况下，人们对于来电时间以及来电内容都无法预测，可能会从某一正在专注扮演的角色中被强制切换。在个体角色过载的背景下，电话的侵入性加剧了个体的角色冲突与情境冲突，加剧了个体的压力。除此之外，L3因自身承载的角色过多，毫无征兆的电话不仅容易导致不流畅的角色呈现，往往还会干扰其正常的工作、休息与亲子时间，一定程度上自主性也受到了破坏。语境不同容易造成误解。由于一切言语交际都是在一定的语境下进行的，人们在面对面交往和电话交往中所理解的语境可能并不存在相同的含义，而对语境的误解可能会导致人们呈现不合适的自我形象而给观众留下错误的印象[16]，从而造成交流不畅甚至更尴尬的社交场面。正如受访者D2指出的那样：“当某一个问题存在争议时，通过电话一般是讲不清楚的，甚至会越描越黑。”由于人们本就会因为对语言文字的不同理解产生误解，在电话沟通中，受新语境以及沟通方式的影响，这种误解更容易产生。在电话交流的情境中个体存在感知压力。在口语传播时代，身体在面对面交流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只有当参与交流互动的双方“身体在场”时，才能达到对世界的准确感知。在面对面交流的情境中，身体就是媒介，但随着媒介技术的进步，在人类的信息传播过程中，身体已变得不再重要。正如麦克卢汉所说：“媒介是人的延伸”[17](P.17)，人的听觉和视觉都随着新技术的发展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延伸。不管是传统的电话还是如今微信等社交软件的语音电话功能本质上都是声音的交流，允许了人们交流时的“身体缺席”，让远隔万里的人能够实现即时性的信息传播。电话提供了一个虚拟的声音交往情境，人类的身体无须介入，只需要“对空言说”。彼得斯在其著作《对空言说》中回顾了传播观念史的变迁，他认为技术的进步实现了人类身体不在场的传播，但这种身体不在场的传播在传受双方之间始终存在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18](P.386)。对于打电话这种“身体缺席”的沟通行为，多名受访者表示在此过程中看不到对方的表情、动作，希望交流过程中能更大程度地感知到对方。电话沟通时由于交流双方的身体缺席，因此相互对对方的感知相对较弱，也就是说人们使用电话这一媒介时的临场感偏低，这种特性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交流失控。此外，对来电的内容与对话方真实情绪感到未知也形成了个体的感知压力。社会文化因素也影响着青年群体的电话焦虑。鲍曼指出：“流动的现代性的第一条任务便是瓦解使其团结的传统”[19](P.56)。随着社会结构现代化转型，传统社会文化也随着瓦解，在此背景下现代社会呈现出个体化趋势。德国社会学家贝克等人在著作《个体化》中描述了个体在社会转型背景下，被迫脱嵌于传统社会文化，从而再嵌入新的社会结构中，推翻原先的行为模式、建立新的行为范式的过程。[20](P.23)中国传统的人际关系是“集体化”的，多数受访者指出他们如今偏好个体化的社会存在，身边没有要好的朋友，也不想给任何人打电话。 “陌生人社会”伴随着流动的现代性出现，青年群体在社会中个体化生存，久而久之便难以构建亲密关系，带来一系列的焦虑。F2离开家乡贵州黔东南来到上海某互联网公司，他表示很难融入这陌生的环境，甚至“融不下去就不硬融，我做好我自己就行”。个体化趋势下的青年群体追求自我意识，减少、避免多余的人际关系，这种与周围环境长时间的疏离导致其产生电话焦虑。另外几位受访者也存在类似问题，个体长期独立于生活、工作社群，产生与他人的沟通焦虑，难以接受打电话这一社交行为。个体化社会的一大重要特性是隐私意识的加强。随着青年群体越来越注重自己的隐私，逐渐形成了社交边界感这一新的需求。个体需要这种边界感，不允许任何人随意越界。这种边界感体现在两个方面：拥有自己的边界和不侵犯他人的边界[21]。受访者X2表示，“没事千万别给我打电话，我也不会给你打电话。”由此可见，社交边界感使个体主动选择社交关系、建立社交存在，寻找对于自己相对舒适的人际关系。对边界感的需求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青年群体对于电话的拒绝。社交边界感的形成反映了青年群体社交心态的转变，形成了独特的社交文化。现代社会青年群体的社交呈现形式多样，如“在场而不交流”“反连接”“线上热闹，线下独处”等，总的来说都属于“社恐文化”的范畴。“社恐”指的是个体在社会交往中产生压力的心理状态。几乎所有受访者都提到了“社恐”这个词，并为自己贴上“社恐”的标签。个体越来越不倾向于人与人之间的交流，甚至是逃避这样的交往[22]。在社恐文化的社会背景下，青年群体为自己建立了一道社交边界，对于社交呈现出低欲望的状态。人与人之间的交流都在减少，更别说拿起电话进行亲密交谈了。《群体性孤独》的作者雪莉认为，人们对社交媒体的依赖，使得人们基本的社会交往能力慢慢丧失[23](P.299),尽管数字技术在进步，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却越来越远。个体因素主要包括个体的个性特征、使用偏好几个方面，与电话焦虑呈因果关系。根据访谈，个体因内向的个性特征会产生电话焦虑，从而回避或拒绝电话行为。因不善于表达，往往会选择使用其他形式来完成必须完成的社交。受访者W表示：“打电话时我会很社恐，害怕和人交流。但是在微信聊天时，我可以用很多表情包或者其他形式缓解这种焦虑。”根据受访者W的陈述，相对于电话，社交媒体软件会更利于缺乏沟通技巧的人群去拓展并维持与他人的人际关系。同时，有的人明确表示不喜欢打电话完全出于个人使用偏好；有的人“不到万不得已绝对不打电话”，打电话完全出于特定需求。作为现代社会中最为活跃的青年群体，“没事别打电话”成为该群体中一部分人的交往新方式，通过这种新型交往方式，他们完成自我的个性化表达。除此之外，个体的特殊事件、消极体验等因素也都影响着青年群体的电话焦虑。根据访谈，曾经的一些不好的电话沟通经历（感情、工作、生活方面）造成了一部分心理创伤，之后会对电话沟通持一定的回避态度。在信息过载的时代，电话的内容也呈现出异常繁杂的局面，多数受访者表示对骚扰电话、广告电话的厌烦，这无疑加速了个体对未知电话的回避。另外，对于个体而言，电话费也是影响因素之一。本研究采用探索性的质性研究，通过深度访谈并对访谈结果进行三级编码，分析了社交媒体时代青年群体电话焦虑的影响因素，构建了社交媒体时代青年群体电话焦虑影响因素模型。研究发现，媒介因素、个体因素、社会文化因素、情境因素是社交媒体时代导致青年群体电话焦虑的重要因素。电话焦虑也会导致特定的结果，访谈结果显示，电话焦虑的结果主要有忽略、逃离、转移等几种行为，其中忽略行为的提及频次最高。忽略行为指的是受访者对来电选择性接听，长期将手机保持静音状态，C表示如果看到有未接来电也会忽略，不会主动回拨；转移行为是指选择其他的交流平台，比如社交媒体或是面对面交流；逃离行为指的是直接拒绝接听任何电话。不同的个体之间在电话焦虑的应对方式上面也表现各异。但是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电话焦虑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本研究通过质性研究进行理论构建，在概念及范畴的提炼方面仍不够精确，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主观偏差。其次，本研究仅是一项探索性研究，研究结果还需实证性研究进一步验证。最后，研究对象受限于青年群体，并不能代表整个社会群体，未来还可对不同群体进行研究，比较普遍性与特殊性。人作为社会性的动物，建立社会关系是其本质需求，也是人社会化的重要方式，但青年一代电话焦虑的种种表现则是一定程度上的“反连接”，即对社会关系的回避。根据前期的访谈发现，“电话焦虑”不是个例，青年一代在不同的时间范围里或多或少存在这样的问题。事实上，“电话焦虑”只是不同的人对社交方式的选择不同，并不是一个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尤其是当一个人在其他形式的沟通中都没有重大障碍的情况下。①该调查以4556个青年网民2009年至2021年发布的所有博文为研究样本展开基于监督型机器学习（SVM）的大数据分析。参见：《2009-2021，中国青年网民的社会心态变了吗？》，复旦发展研究院，https://fddi.fudan.edu.cn/c0/06/c18985a442374/page.htm，2022年4月29日。②人民日报官方微博指出电话越来越不受欢迎这一现象。参见：《新世纪社交礼仪：没事别打电话》，新浪网，https://weibo.com/2803301701/GcCZ96Il8，2018年4月18日。③社交媒体时代，基于用户关系产生了全新的信息生产和传播方式，以微信、微博为代表的社交媒体相较于报纸、广播等大众媒体而言，信息生产低门槛化，信息传播也没有特定的受众范围限制。在该背景下，手机等互联网媒介载体嵌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学习、工作、社会交往方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参见：彭增军《熟悉的陌生人:社交媒体时代的受众》，《新闻记者》,2016年第11期；季为民《社交媒体时代青少年互联网运用趋势特征及成长影响——基于2006-2020年青少年互联网运用调查的分析》，《新闻与写作》,2020年第8期。[1]闵惠泉.历史上三次说话的冲动与革命——基于口语、电话和数字网络的即时交流[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2(1).[2]Fiel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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