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毕节故事 | 老三届：悄然步入暮年人生

提起“老三届”，可以说，他们这些被冠以“老三届”称谓的一群人，代表着中国那个特殊时期整整的一代人，他们的理想和信仰被根植于文革这个大的时代背景中，与国家的整个前途和命运共沉浮。

他们在接受文革前期的大洗礼后，被伟人一声号令“广阔的农村大有作为”，打起铺盖卷被送入“大自然”中，接受起“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一些则去了部队，他们许多人都很优秀，却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他们是建国时，第一批由新中国自己培养出来的初高中生。

如今这批人，历经人生命运的艰辛磨难后，青春已不再，年华已经老去，就像即将谢幕的落霞，悄然步入了暮年人生。

01

他们是一群充满英雄豪情的一代人。在工宣队和军宣队进驻学校后，便改变了他们的人生和命运，毕业后，大家天各一方。许多年后，当这帮同学们再聚首时，青春已经老去，唯一不变的是他们的友情。

稍微上了一点年纪的人都知道，“老三届”指的是在1966—1968年这三年中毕业的初、高中生。这批人历经磨难和艰辛，承受身体上精神上的巨大压力，带着一颗满目创伤的心，在十年中陆续返城。

返城后的他们在城市中处于最底层。他们中大多数找不到好的工作，甚至找不到好的对象。他们岁数大、工资低、没有住房，有的还有“孽债”。他们象一些弃儿，他们茫然，不知道如何在这个世界上立足！ 

到了1977年，托老天爷的福，“老三届”们居然还有一次凭自己的本事去考试上学的机会。这一消息对当时尤其是老三届中的优秀人群来说，就象是沉闷多年土地上的一声惊雷。

他们欢呼，奔走相告，把积尘多年的书本找出来，静静地读......当时的老三届中的大多数都带着婴幼儿，有的正在孕期或生产期中，就当时亲眼所见，同考场的人中就有7、8个月的孕妇、头上缠着布条的产妇，他们拖着满身疲惫，走进了恢复高考的考场。据我了解，当时这批艰难的考生，许多人都考上大学，或去部队，或去了三线建设一线。

02

关于毕节老三届，我有太多的印象与记忆，因为，我认识他们中的很多人，他们不是我的领导，就是我钦佩的兄长。

小时候，我家住在县革委对面的易家龙门里，那是一个有六个“天井”的老毕节大杂院，居住着几十户人家，有一次，我们围坐在庭院的石坎上，邱忠英大姐向我们一帮小伙伴，炫耀式地讲述起自己当红卫兵参加全国“大串联”的人生经历。

她们在人山人海中爬火车、挤旅店、吃串联饭的过程。讲到动情处，她向我们展示了一路收集的毛主席像章，几十枚不同的毛主席像章挂满几张手绢。

当时，我对她最羡慕的，除了这些眼花缭乱的毛主席像章外，还对她凭一张红卫兵证明，不花一分钱，就从南往北穿越了大半个中国。这也是我对老三届开始萌生由衷羡慕和敬畏的第一件童年记忆了。

他们这群与共和国共沉浮、同成长的特殊人群，主要是出生于1949年、1950年和1951年。我的家族里，在毕节的亲戚中没有一位是属于老三届的，不过，在母亲的故乡黔东南州黄平县重安江镇，我的大舅舅王运孝、大舅妈杨高珍和九姨娘王运菊就是货真价实的老三届了。

上山下乡时期，大舅舅王运孝、大舅妈杨高珍在黄平县一碗水（五七）公社，九姨娘王运菊在凯里炉山区大风洞公社，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记得当年，姨娘王运菊知青时，她给远在毕节的大姐，我的母亲王运碧，寄来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书信，信笺眉头上是一行醒目的毛主席语录，左下角有一朵粉黄色的向日葵，字里行间充满着豪迈的、乐观的革命主义激情。

姨娘随信寄来的一张着了色的黑白半身照，定格成为了一张打上时代烙印的珍贵照片，桃花般红通通的脸上绽放着青春的喜悦，一条绣着“为人民服务”字样的毛巾对称地围在颈上，肩上还背着一顶有“红五星”标志的草帽，带碎花的草绿色上衣把整张照片烘托得异常的耀眼，这就是那个特殊年代“上山下乡”知青部落表达“一颗红心，两种准备”的独特表达形式。

返城后，大舅舅王运孝、大舅妈杨高珍进了劳改系统的凯里大塘煤矿（凯里鱼洞煤矿前身）工作，姨娘王运菊进了黔东南州粮食局工作，现如今，退休富闲在家的他们，正享受着夕照下的暮年人生。

03

1985年7月，我参加工作后，遇到的第一位人生和事业的贵人，就是毕节“老三届”中的一位个性鲜明、口若悬河的轻工业系统的企业领导，他姓张名志人，据说，在毕节一中读高中时，就通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古汉语基础扎实，其口才了得，在当年全省轻工业行业内，颇有一些知名度，号称“铁嘴”。

当年，我高考受挫，因深度近视，在填报志愿时，由于不懂专业限制，填报了一个对视力要求较高的专业“城市规划”而落榜后，因身高和视力的缘故，又几次与“招干”和“招工”的机会擦肩而逝。

正有些气馁和颓废之时，看到毕节县制革厂招工，带着试试看的心里，来到郭家湾招工报名点，询问起填报条件，说起自己近视时，旁边一位戴着黑边眼镜、典型的国字脸、有些儒雅的中年人，欣然在我的报名表“备注栏”里写下一行苍劲的文字：“该同志若招考进入前三名，便不受视力因素限制。”

结果，我以总分第二，男生总分第一的成绩，就这样实现了就业。后来想，可能是惺惺相惜的缘故，不过当时，确有一点被他“爱惜人才”的气度给折服。

学徒实习期结束，我因那点肤浅的文字和书法功底，成为厂办秘书后，更加见识到他的口才，他的一些口头禅，对初出茅庐的自己，就像名言和警句，他引用的一句：“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的豪言壮语，终因体制和锋芒太露，未能成就其期望的辉煌人生，如今，早已顺应自然，归于山隐，步入暮年人生。 

04

毕节老三届一些人的岁月留痕。说起毕节“老三届”，如果用一句话概括，我最想说的就是：“他们是一群多才多艺，带有浓烈英雄情结的一代人”。他们几乎与共和国同龄，是新中国建立后出生和成长的一代人。

他们对毛主席和他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充满着无限忠诚的革命感情；对人民解放军在烽烟四起、历次革命战争中，涌现出来的十位元帅、十位大将及传奇充满着由衷的钦佩与好奇；对李大钊、方志敏、杨开惠、秋瑾、刘胡兰、江姐等英烈充满着真挚的阶级感情；对左权、叶挺、杨靖宇、董存瑞、黄继光、邱少云、扬子荣等英雄的事迹充满着无限的敬仰：对八女投江、狼牙山五壮士、红色娘子军等英雄群体则充满着悲壮豪迈的激情。

就是这样一群深深打上时代和历史烙印的人群，在军宣队进驻学校“文化大革命”拉开序幕，命运就将他们的人生彻底给改变了。

一位毕节的“老三届”，曾经这样无限感叹地与我闲聊，“老三届”是那个特殊年代里的特殊产物，当年有一位八旬老太颠着小脚颤巍巍地对他说：“这世道真是弄不懂，读了一个小学、中学就算是‘有知识了’，没有那个朝代不让孩子们读书的！”。

如今，老三届们经历了40多年的风风雨雨，往事已不堪回首！大多数人都到了“耳顺”的年龄，但当大家聚在一起，谈起过往的遭遇，无不感慨万分！

与“老三届”的毕节市音乐家协会主席潘军伟等摆谈起这代毕节人，他们总会津津乐道、引以为豪地说起毕节“老三届”中的那些优秀人群，他们在校时是出类拔萃的学生，因为各自都有一技之长，其智商、情商都比较高，总会情不自禁、口口相传地叙说起一些人的传奇故事和人生。

说多了，听多了，许多人的逸闻与趣事，我就如雷贯耳、耳熟能详了。当年，在毕节一中、二中、三中和朱昌中学4所中学，仅有“老三届”的学生人数2000多人，他们是那个时代的骄子。

当时能就读这些中学的必须“根红苗正”，至于那些被划为“地主”成份或定性为“历史反革命”的家庭子女，想读书，就只好去长庆坡和豪沟等民办中学了。

由于“停课闹革命”， 这些学校实际上从1967年至1969年就停止招生了，“上山下乡”运动掀起，毕节这2000多名学生就成为了响应毛主席号召的第一批“知识青年”。

当然，凭着一技之长，有些人进入了部队、去了“三线建设”69处或加入到支铁会战大军，而更多的人，则是在陆续返城中进了工厂，后来，一些优秀者参加了“恢复高考”，成为了“拖家带口”的一批特殊大学生。

05

在毕节的“老三届”中，至今广为流传的文艺“三剑客”， 就是他们之中文艺天赋的集大成者，在毕节颇有一些知名度，都被部队特招为文艺兵，其绝技概括而言之，就是“潘军伟的竹笛，龙厚华的二胡，汪毅德的金钱板。”

潘军伟曾用一支竹笛吹响在西南各个军营和哨所，从毕节市文体广电局局长岗位退休后，仍兼毕节市音乐家协会和乒乓球协会主席，出版有《家乡的歌--潘章创作选》等作品；

汪毅德进入昆明军区文工团，成为毕节人在西南军区文艺大赛获奖的第一人；龙厚华从毕节市政协副主任岗位上退休。

钟泽民、吴玉伦和聂宗荣则是毕节参加“三线建设”中的“三匹骏马”，钟泽民从六盘水基地转战冀中大地河北总部，参与了1976年唐山震后恢复重建，由于各方面比较优秀，在煤炭部建安公司党委书记任上退休；

吴玉伦因扮演刁德一这个角色而被老毕节人记住，参加“三线建设” 后，就当仁不让地成为了文艺宣传队的绝对主力，从毕节卫生局保健站技师岗位退休后，依然热衷于群众文艺活动，在毕节市组建了颇有影响力的民间管弦乐队；

聂宗荣则成为了毕节日报社有名的摄影记者，退休后仍然以毕节市艺术摄影协会副主席的身份和热情，用镜头记录着毕节试验区的点滴进步和发展，被誉为用图片反映毕节前进和变化的见证人。

毕节一中“老三届”的李立在校时，就是毕节有名的100米短跑和110米栏的健将级运动员，被部队相中后，进入“八一田径队”，后又成为南京八一篮球队队员。

朱昌中学的瓦龙美，在恢复高考后，被河北医学院录取，毕业后一直在首都医科大学任教，享受国家的特殊津贴。

06

毕节"老三届″的这些人和事，还流传下许多的故事与传奇，在此，就不一一枚举了。一是篇幅有限，二是走访有限，三是有些零碎，四是自己的能力有限。

所以，还没有提及到的人和事，就请多多包涵了，权当抛砖引玉，留待别人的进一步搜集和挖掘。

我想说的是，在毕节的历史天空上，应该记录下他们浓墨重彩的一笔，他们是打上时代深深烙印的一批人，为共和国初期的发展，是立下汗马功劳的，为夯实共和国根基是有突出贡献的，我们应该记住他们。

同时，写下这篇老毕节故事，也想告慰一下他们及后人，能更清楚地认识他们的人生和理想，如今，他们步入暮年人生，许多人依然用他们年轻时积累的豪情，还在为毕节试验区的进步、繁荣和发展，力所能及地发挥着生命的光和热，用蜡烛的精神，点亮着后辈人的青春与梦想。

编辑 / 李   茜    编审 / 秦   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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