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archy是什么？如果给它大写，或者加个-ism的后缀，那就是无政府主义。但是，我们得先说明，我们看到的anarchy，首先是无政府状态，而不是什么“主义”，所以anarchy实际上就是混乱和动荡——简单一点说，就是暴力，但是，现在在自诩无政府主义者的人里头，害怕暴力的人更多。他们要么是好人主义，要么是非暴力主义（实质的“掩盖暴力主义”）。我们也可以动用横线，在高谈阔论之前，我们先得说明anarch-ism——无政府（状态）主义，那就是必不可少的恐怖。很多人只是为了避免CP领导的革命恐怖，但是这不在于谁带头，而是只要有革命，就肯定有过度的暴力，不承认这一点（“无暴力主义”）的人无一例外是懦夫，就像那些天天重复土改暴力的胆小鬼一样。1.
无政府状态，
苏维埃替代
这里的问题在于革命恐怖怎么运作。这实际上仍是苏维埃与其委员会的关系，这里面的苏维埃根本不能等价于苏联，它实际上就是革命时期的机关，在俄国一般叫做soviet，在其他地方的革命也会有类似的机构：在德国十一月革命里面也出现了工农兵的苏维埃，1919年的美国西雅图大罢工也形成了短暂的苏维埃，工人罢工并重新使城市运作；中国也有过苏维埃运动，最著名的当属海陆丰苏维埃，这是中国农民运动的首创。上海和广州的工人起义就形成了临时苏维埃，第三次上海工人起义后建立的上海市民代表大会，还有被称为“东方巴黎公社”的广州公社。土地革命时期也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与其根据地。
海陆丰苏维埃，红场
苏联的1936年宪法确立了地方普选制，也包括了公私界限，这和过去苏维埃的产业权力完全不一样。苏维埃不完全是地方机构，城市苏维埃是由各行各业工人建立起来的，农村则是农民建立（甚至没有土地法案之前，大量地主就已经被农民杀掉或赶走了），而且有趣的是，苏维埃作为俄国的古老的自治机构，里面也有市民苏维埃、资本家苏维埃、地主苏维埃......但是，资本家或地主苏维埃都被专政了，所以产业权力实际上是工农的专政权力。归根结底，1936宪法的地方普选看起来是一种“宪政”，实际上大幅削减苏维埃自治权。
所以，我们现在也仍然可以用苏维埃来谈论无政府主义，乌克兰东部地区的自由地带，马赫诺指挥的游击队和不同地区仍然有这种群众自组织的机关，根据阿尔希诺夫的记载和回忆，不同地区的机关也存在着某种层级，首先是直接民主的大会，然后通过大会议事决策执行（议行合一），然后产生一个权力收束的委员会（一般是三人），以此来实行和互相监督，然后还有其武力机关。所以，我们可以得出苏维埃的组成要素：不是见得地区普选，而是从生产单位开始产生，这保证了无产阶级通过产业来掌握权力，代表大会/群众会议和委员会，还有其武力机关。这里面的原则就是议行合一，还有革命恐怖——对要完全革除反对苏维埃者，哪怕动用武力，委员会实际上也受此规限。军队（民兵）必须产生于民众之中，受委员会监督，并且不能是纯军事机关（那就是独裁），必须要有民主选举，受苏维埃监督，否则就和资产阶级的常备军（帝俄军队、白军）或者流匪无异。所以，马赫诺运动不是孤立现象，这和整个俄国的苏维埃运动是同步的，虽然其具体执行形式不一样。马赫诺本人也并没有职务，他只是个“顾问”，他也并不太与当地的其他无政府主义者合得来。我们这里同样是把无政府状态摆在前头：之所以要提及马赫诺和自由地带的实验，就是为了说明这不是非暴力的，也不是那种妄想的“去中心化”，苏维埃恰恰是有一定集中的，不集中就只能是死翘翘。不做卫道士，而是先说明马赫诺自己的暴力，他带领的黑军就是拒绝乃至动用武力驱赶甚至杀害布尔什维克的，即便我们说这种暴力可以避免，但是这就是革命——不管是白军和红军，还是布尔什维克和马赫诺的黑军，这些群体之间矛盾错综复杂，丝毫没有一些人想象中的“团结的人民”，更可能是你死我活的，但是你若接受不了这点，就不要讲革命。革命者不只是埋葬旧制度，更可能是埋葬自己。同理，苏维埃虽然来自各种小型组织，却绝不是含情脉脉的“议事会”，而就是非国家却仍然有自己暴力机构的组织。也是一个道理，这里黑军和红军的联合不存在共情，而只是因为白军的威胁，所以才一起对抗白军。这时候不是和谐的，如果真要和谐的话那么黑军就不需要保持独立编制了，正是有分歧才要联合。所以，哪怕红军和黑军兵戎常见，他们也仍然比那些非暴力主义者要诚实得多，即把暴力摆到桌子上，不是鬼鬼祟祟地用非暴力的膏药掩盖伤痕。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自由派和tankie1的一体两面，他们都是正统政治的老领导，领导不在于职位，而在于你想要什么。所以，那些人老是以为革命的政党（挂在他们嘴边的“列宁党”）是极其集权的，但是布尔什维克恰恰不是那种紧密政党，而是下渗到苏维埃才能发挥作用，实际上苏维埃也没有他们想到那么懦弱，即便在喀琅施塔得事件 过后，仍然有很多地方苏维埃保持一定的独立性，很多基层布尔什维克党员也不愿意执行命令，甚至组建了反对派运动。[编者注1]安那其主义者用“tankie”这个词来形容任何自称是社会主义的威权政体的支持者。“红色法西斯主义者”是另一个在这种情况下被普遍使用的词语。希特勒的“民族社会主义者”是个例外，他们被简单地称为法西斯主义者。
相对来说，布尔什维克的集中也导致官僚化和对苏维埃的限制，作为某种对立（但也是增补），自由地带有更多自由组织权。不过关键处仍然不是在于党派（包括马赫诺所代表的），而是苏维埃的平台——这才是整个俄国革命的结晶。实际上自由派的多党和tankie努力维护的一党，他们都同样抛弃了苏维埃——他们最害怕的就是这种“独立王国”，害怕无法可依的政治。苏维埃的军事和议事-行政合一，完全议会法院军队之类权力制衡之类鬼话抛在脑后。2.
有人提过先锋队吗？
为什么还要提先锋队？这理由显而易见：不是以为不自称为先锋队，就没有先后之分，恰好是承认有这些人，才能处理这个先进和落后、代表和被代表的分歧。那些说无代表的，恐怕是生活在“一个人的社会”，那不仅没有代表，甚至不需要语言。在马赫诺运动 里，马赫诺最早是和阿尔希诺夫等人在东乌克兰地区反抗地主和资本家，要求他们提高工资，并且支持工人监督乃至直接占领工厂。在军事方面，除了遵循苏维埃的机制，他也有类似的军队和恐怖机关（在布尔什维克掌控的苏维埃，就是红军和赤卫队、契卡），他成立的反侦查局负责侦测旧军官和民族主义者（彼得留拉分子），也包括白军和红军的部队，并且拒绝“政委专政”，最激烈的时候曾抓捕和处决布尔什维克党员。这种类似秘密警察的机构不是什么好东西，就像契卡里面的秘密侦测其实也只能是权宜之计。我们在这里并不是作道德谴责，也根本不用提什么道德，革命就是残忍的，暴力的执行不在于道德与“良心”，只看必要与否。即使没有国家，但是反国家的某个新的“组织”仍然会有这种残留物，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无政府主义者，也难以避免使用这些手段，也得承认这些必要暴力，只是那些“支持”或者“反对”马赫诺运动的人在这个问题上，能不能避免变成“非暴力主义者”？提到苏维埃，那就得强调所苏维埃的权力，现在很多的社运都沉迷于去中心化，可是一旦在大规模起义运动里面，这种去中心化等于摸瞎，我们不该害怕那种把革命恐怖当做极权主义的指责。在自由地带有分散到各个地区，也有乌克兰（全国）范围的代表大会，集中是一回事，就是要公开不同层级，不要把各种矛盾给藏起来，反而才避免无架构的暴政（不是社运形式的，不依赖个人魅力或者权威形成的圈子），乌克兰的更有影响力的无政府主义团体警钟（Nabat）也同样是有代表的大会，有一定领头人。 由于无政府主义的原则，阿尔希诺夫在其对马赫诺运动的论述里面，仍然为自己被当作政党而焦虑，所以他时刻强调马赫诺和黑军不像布尔什维克那样用强迫武力使群众服从，但是，即便存在某种强迫，我们也不是指责马赫诺是个“坏人”，因为这里面只有做和不做，即便可能会演变为堕落的领导层或者新国家机器，革命恐怖仍然要进行下去，这里面唯一的制衡就是群众力量，实际上不在任何个人和团体那里。但是，阿尔希诺夫也暗示了一点：无政府主义比起四处渗透、更集中的布尔什维克，确实更混乱，缺乏对革命政权的设想和准备。那么不如直接点说，阿尔希诺夫无意中承认了无政府主义者也有团派，甚至要团结起来才更有机会推广无政府主义。从其他资料中我们就可以看到，自由地带的公社化和集体化仍然不太能在自由地带推广起来，这种虚弱的自发性仍然需要积极分子去串联，可是马赫诺和警钟 之类的无政府主义者没能做到。同样属于无政府主义的西班牙团体CNT-FAI比起乌克兰的无政府主义实践强不少，西班牙受巴枯宁影响很大，当地的无政府主义和工团主义的整合能力更强，农民的组织能力也更高，这明显是长期打磨出来的。当地CNT-FAI在农村集体化的过程也更有组织性，没有立刻废除货币，既有物物交换和每人定额消费保留有限度的商品买卖，以银行来提供信贷，促进落后的企业和合作社组织。但是，他们在政权和武力上面仍然变成了落后者，CNT-FAI和各种民兵组织根本没有实现对于苏维埃与公社的保卫任务，POUM的安德列斯·宁更如弱智般喊出“西班牙有了工会，不需要苏维埃”这样的论调。虽然农民集体化比较成功，但是他们害怕共和军或者国民军（法西斯主义军队）没收他们的集体化成果，也没有控制巴塞罗那这样的大城市，通过城市资源来反哺农村和军队，甚至最后和POUM一起向共和政府妥协，这就是既苦于先锋队（社会党西共这种靠政党不靠苏维埃的政棍），又苦于没有先锋队，唯一坚持革命到底的领袖就是杜鲁蒂，他不幸在马德里保卫战里面死去，可能是被不满他的士兵或者反革命分子“斩首”。247的新的“雄文”里面直指现在再搬出蒲鲁东式社会主义或者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反而是拖延起义。在无政府主义的谱系学裡面，巴枯宁才是更现实的革命者（克鲁泡特金和蒲鲁东都达不到这种意识），马赫诺并没有提出什么理论，只是行动者。有些人也是现实主义者。那些主张游戏和直接行动的无政府主义者，也更容易因为追求“做实事”，而并没有在劳动者组织里面长期耕耘，缺乏对劳动者的政治意识——阶级意识的培养，结果只能发沦落到一般社运的水平。在革命暴力和恐怖的问题上，当代的无政府主义者里面只有隐形委员会（即便他们也不希望称自己为无政府主义者）比较接近巴枯宁这个祖师爷。巴枯宁一直批评布朗基主张属于雅各宾主义，也就是集权和垄断政治的，阻碍民众自治。但是，巴枯宁非常热衷于谈论民族性，他也并不受“民族主义”限制，联合各个国家的工人联合会，巴枯宁主义也并不是种非暴力主义——他反而最要求的，就是不要忌惮暴力，而且为了保存力量得秘密行事，在密谋和地下组织这方面，其实并不和布朗基有多大差别。这和上面对马赫诺的暴力一样，我们根本不需要区分非暴力和暴力，乃至更懦弱地分出个“好暴力”和“坏暴力”。巴枯宁毁誉参半的著作《国家制度与无政府状态》也正是说明，anarchy确实需要挖出无政府状态，急匆匆与暴力划清界限，也和起义说byebye了。比巴枯宁更恐怖的隐形委员会那里，他们也“澄清”无政府主义的激进性就在于恐怖性，那些人把激进分子等价于恐怖分子是有理由的，即便革命恐怖不等于恐怖袭击，不是无差别的暴力，但这确实也是负面的，破坏社会秩序的，所以Anarchy/Anarchism即使不等于无政府状态，也已经暗含了事先的混乱在里头。简而言之，在先锋队这个问题——可能只是这个词，也并不是个问题，因为我们也可以不用这个词。但是，既然你都已经把这些东西摆上台面了——你都承认自己是革命者，那就丝毫不要退缩，你必须得负担责任，在死水里面掀起波澜，哪怕你身败名裂，肝脑涂地。因此，很多人所谓的反先锋队，恐怕只是寄望于别人的逃避责任，可以继续在大众庸俗氛围里畅泳，哪管外面洪水滔天。现在所谓的“革命话语”被社会运动占据，实际上，现在的先锋队不再是任何政党，而是运动机构（NGO，或者是小型团体会议），即使是回到二十世纪上半叶，那些避免领导层和积极分子霸佔权力的人，也仍然有种“先锋队情结”，他们明白不该有凌驾在别人头上的团体，但是默里·布克钦（Murray Bookchin）一语中的，那些拒绝先锋队的领头人，也不比他们反对的目标更能免疫：我使用“先锋队”这个词是有挑衅性的。尽管现在的很多自由意志主义圈子不欢迎这个词，但是这个词在传统无政府主义运动中被广泛使用。一些无政府主义出版物甚至采用这个名字。毫无疑问，⼀个⽆政府主义的“⼯⼈意识”会视他⾃⼰为“先进⼈⼠”，以及社会中的⼀⼩部分的先锋派。从最⽆害的意义上说，使⽤这个词只是⽐⼤部分⽋发达的⼯⼈和农⺠享有更先进的社会意识，这⼀区别需要⽤教育来克服。在⼀个不太⽆害的意义上，这个词为精英主义⽀配提供理由，⼀些⽆政府主义领头⼈不⽐他们反对的威权社会主义者更能对此免疫。另⼀⽅⾯，“领袖”这个词⼀般被回避，于是委婉称之为“有影响⼒的激进分⼦”，尽管事实上这些知名⽆政府主义的“有影响⼒的激进分子”肯定是领袖。这种自我欺骗并不像看上去那么微不足道，它阻⽌了⻄班⽛⽆政府主义者解决他们或是他们⾃⼰之间、与⼤部分未发展的CNT成员之间的真正意识差异。我们在此要先搬回自由派和tankie，他们看似语言完全不一样，但是思路几乎一样。因此，对于自由派和tankie的反驳，其实是一回事：对自由派说明苏维埃自身的群众恐怖，阶级专政（只允许劳动者参与），对tankie说明革命不是依靠政党，而是党团依靠苏维埃活动，但是这是一回事：集中和分散一起来，这绝不是正统的政治，而是“偏门”的。像他们那样继续区分好坏政治，通过拒斥暴民来拒斥革命，只能导致各种政治乏力。所以，重点是这种苏维埃的工作——基层的积极分子，这个才更接近于这里所说的先锋队。正如布克钦所说，积极分子不只是集中和克服群众的落后观念（如排犹，抗拒集体化的小有产者意识），还是一个难题（以为自称无政府主义者就没有先锋队，恰好是种幻想），这种对于先行者和激进分子的警惕，实际就是如何避免这些有一定权威影响力的人“占着茅坑”，这只能在运动中解决，不断重复布尔什维克的“独裁”是没用的。3.
好人主义忽视问题，
共产主义却是问题本身
最后讲的是好人主义，实际上，咱们在上面就已经提到一些。除了“非暴力主义者”，还那些好坏区分的人，他们总是服从于好，做个“大好人”，例如还寄望于主流政治，寄望于选票政治，还有什么“五权分立”的谎言，他们根本想不到有苏维埃这种东西。当然，有些也确实是大喊要有先锋队，他们的归宿仍然是党（或者多来几个），中国的无政府主义里面（可以说是右翼）就有“打入”国民党的人，即安国合作，可是合作刚开始，无政府主义刊物被国民党查封停办，还引发国民党右翼对劳动大学的攻讦。这些无政府主义运动里面的好人的结果，只能是变成“坏透了的好人”，首当其冲的就是吴稚晖，其次就是众多改良主义者沦落为汉奸，如江亢虎。像师复这样不断自我纠正，忠实的革命派很少，师复的优点，恐怕就在于真实，他的团体不像吴稚晖那样蝇营狗苟，也明白暗杀这种个人恐怖无法实现社会革命，他从来不是以好人身份出现。现在我们看到的不断挖黑料、把布尔什维克——将一个死去一百年的政党当做假想敌的“无政府主义者”，这种冷战思维和调侃过激分子的小市民思维是否通向革命，我不清楚。简而言之，好人主义者就是你是坏的，所以我是好的；或者反过来，我好所以你坏，这其实只是为了说明自己是正确的，得跟着我走。这么一说，是不是有点像苏联的胜利主义：正确才能胜利，胜利了所以正确，反正他自己最好最对就行了。吴稚晖以CP邪恶的理由来为自己屠杀CP、国民党左派与众多工农辩护，用三民主义比较好来劝服无政府主义者加入国民党，这就是好人主义的极致——也是糟糕透顶的体现。当然，本文目的不在于让人们信或者不信无政府主义，举个不太对的例子，那些共产趣味者往往是傻人说真话，他们只是觉得这些符号好玩，信不信又能怎样？至于那些口头上的无政府主义者也是种趣味爱好者，更是事实上的强迫症患者——他们一方面觉得无政府主义是善的，就像传统安那其也老是寻找道德传统依据，另一方面重复自己不是康米，不是先锋队和极权主义者，但是隐形委员会却直接说出来矛盾：和平主义者都是妄想，还是那句老话，自诩是没有用的，更不要想着无政府主义有什么魔力——不是要人们学会无政府主义者的语言，而是无政府主义者要学会多种语言。说到这里，不难理解隐委会在《NOW》中“争夺”共产主义解释权，他们也并不避忌共产主义（即使被污名化两百多年了），而且恰好是要郑重解释：共产主义不是终极答案（不等于和平、非暴力、幸福），而就是社会的问题本身。不要指望有什么极乐世界，它告诉我们的，恰恰是不要做好人，革命本身不需要好人，没有先苦后甜，只有不断连续的克服困难，你必须得负担起自己责任，实际上这里并没有好坏可言，既然你非要说暴力是坏的，那么咱们就当坏人吧。但是，共产主义是社会提出的问题，答案在哪？我们起码可以这么说，恰好不要重复在历史乃至符号里面造轮子，我们才知道，这个问题让我们理解到这种不安的断裂，答案就已经出来了：不要想答案了，答案就在于运动之中，不相信乌托邦的是空想主义者，乌托邦也只能在革命中逐渐孵化出来。
《西班牙的革命与内战》：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broue/1961/index.htm《波隆斯基案》：https://zhuanlan.zhihu.com/p/212260902https://github.com/pokeshun/Workers-Self-Management-in-the-Spanish-Revolution-1936-1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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