ⅪNⅦ | 革命的两重变奏：斯大林主义与法西斯主义之别
编者注：
每一个崛起的法西斯主义背后，都是一场失败的革命。
——瓦尔特·本雅明
1.
革命的首次变奏
斯大林主义这个概念一直被诟病为生搬硬套，因此我先说明我的意思。这分为两方面：
斯大林时期的苏联体制。从中央和地方平行的政治制度，逐步变成科层制，以及对上负责的官僚体制。因为斯大林是这一时期的领导人，所以，他也需要对此负领导责任——显然，“斯大林主义”这个词并不能完全代表斯大林主张，但是它确实代表这一时期的体制，以及这一体制对后来苏联的影响；
第三国际的弊病。其实从第二国际开始就已经有了：俄国社民工党（也包括从中诞生的布尔什维克）和第二国际的其他社民党相同，只是一个党务机器，所以功能上也和社民党一样——即改良主义。虽然布尔什维克突破了这点，但是苏共和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却无法成功突破，从他们要求各国共产党和当地资产阶级合作，以及要求民族独立（事实上是向民族资产阶级妥协），再进行无产阶级革命，这一点使得不少共产党变成了阶级合作的附庸。至此，共产国际和社民党体系已经没有太大的区别了。
如果我们追溯政治局官僚等级治理的起点，我们只能看到一份斯大林抱怨政治局要处理的文件太多，要求每个委员会要把文件在前一天下午四点前送达政治局，不然就不会在第二天会议上讨论这样一份近乎抱怨式的命令（同时也是政治局对人民委员会下属委员会的第一份广泛的行政命令）。
五月写作组，公众号：木棉浪潮ⅪNⅦ | 早期苏联的政治与经济——平行政治和等级制
一个最出名的例子是，莫斯科审判同样公开宣称自己的合法性，试图用法治来粉饰自己。我们在各个资本主义国家也可以看到这个桥段，例如干草市场惨案——美国政府冤枉IWW的领袖乔·希尔（Joe Hill），还有连绵不绝的血汗工厂以及香蕉共和国。我们从中得出的结论恐怕不是维护法治，而是所谓的法治或者国家就是这样：国家垄断权力（以及暴力），它能够在一定时间内维持公平的原因，只是因为人们监督而使得它不能随意弄权，但是寄希望于法律就等于把自己困住。至此我们不难明白布什的名言：我站在笼子里面和大家讲话，但是大家都在各自的笼子里岁月静好。经历巨大的经济危机之后，资本主义同样有了法治、宪政之类的招牌，还有极力掩盖阶级矛盾，诞生了人民资本主义、劳资和谐或者是越奋斗越幸运（布哈林：发财吧！）等口号。不过，追根溯源，斯大林恐怕是没有阶级斗争的资本主义的始作俑者，而后面的凯恩斯或者罗斯福之类的资本主义的改良派，都只是拾其牙慧。
现在对于斯大林和苏联的批评，可以说都是隔靴搔痒——你不能用一个「良善法治」的国家来要求它，因为它就是一个正常国家。相比那些血汗工厂，它甚至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有强制休息和疗养......但是，工人监督哪里去了？国家的权力在谁手里？它还能回到苏维埃的无国家的通路吗？那些希望苏联变成正常国家的人，或许从来没有发现正常国家本来就是这么畸形的，它可以让你合理的做事和享受，甚至也能有一定的批评意见，斯大林还安排贝利亚来帮助受大清洗影响的人翻案。那些指责极权的人大部分都是害怕革命的人，但是对于反斯大林主义，最后就只有革命一条路可走了。
托洛茨基暂时认同保卫工人政权，然而苏维埃变成国家机器，两次大型反对派运动之后，改良的路就彻底封死了——这个政权没有自我革命的可能性了。在现实社会主义（没有阶级斗争的资本主义）崩溃之后，俄罗斯和各国共产党仍未「死去」，因为他们在后社会主义之中，还能靠着一点人们对资本主义的不满来获取一点政治地位，然而他们比起其他政党更适合资本主义秩序，这确实非常讽刺——苏联早就和资本主义接轨了（反过来说，福利国家也是从苏联那里「借鉴」得来的）——资本主义的纪律和模式都已经在场了。后社会主义政权恰好提供了大量「优质劳动力」——工人听话，廉价，有一定技术，没有多少组织的自发性。
2.
德国：超理性主义的纳粹
德国革命的变奏——诞生了比起正常国家更可怕的法西斯主义，同理，法西斯主义的敌人不是正常国家，正常国家恰恰是法西斯主义的父亲。法西斯主义一面搞阶级和谐，一面极力宣扬民族主义，这些伎俩完全可以在过去反革命的德国找到。德国爱国者群体里非常流行的背刺神话（水兵起义是攻击祖国，是外国间谍的阴谋）就是污蔑之一，犹太布尔什维克则是排犹主义版本。而冲锋队的前辈也可以在从德意志帝国崩溃到共和国建立期间找到：自由军团。自由军团主要由一帮好战的退伍军人或者拥有一定土地的士兵（小有产者）构成，他们杀害斯巴达克派和起义工人，其中社民党也起到了很大作用——艾伯特镇压斯巴达克派，放任自由军团以此换得总统宝座。
显而易见，改良主义和福利策略（维稳）也非魏玛共和国的特色，早在老威廉那会就已经有了，与其说魏玛共和国是革命的遗产，不如说是革命失败的遗迹。而纳粹——成熟的晚期法西斯主义则是革命失败的痛苦变奏。纳粹与意大利那种组合国家（法团主义）不太一样，他们除了例行公事的阶级和谐和民族宣教，还包括了纵容享乐——他们把自己的当做现代的科学的代表，例如追求种族血统的纯正，进行配种（生命之泉）和犹太人屠杀。
有一个能够直接区分纳粹和斯大林主义的例子：斯大林和他后面的苏联领导人讲话结束，所有观众都会拍掌，然而斯大林也会自行鼓掌，说道：我和大家一样，只是历史的工具（或者「为人民服务」）。希特勒讲话结束也是掌声雷动，但是他不会谦虚地称自己为大众服务或者成为历史工具，他就是静静地接受掌声。
所以，斯大林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最大的区别就是，斯大林还需要一定合法性，并且将程序和科层等工具理性融入苏联，而纳粹绝不需要任何合法性。我们还可以从此推出纳粹的历史观：他们不是把自己当成现代性（更不要说正常国家），而是把自己当做现代性的超克（overcome）——它是超理性主义，是比过去理性主义「更理性」，比科学更「科学」。如果说斯大林主义的历史观是伪无穷大，也就是看似无限延宕（正如勃列日涅夫所说的「发达社会主义」），但是所有东西都是为了维护现存状态服务的，那么纳粹的历史观就是无历史。
然而，革命的「无合法性」和法西斯主义的无视合法性是一回事吗？很多人为了逃避革命和自己的主体责任而把这两者混为一谈，却越是显示他们的懦弱。实际上革命的无合法性要求的不是没有法律，很多规定和各种规则仍然存在，革命对法律的反对不是直接消灭法律，却仍然存在夜间法律——即法律的阴暗面，革命要求的是表面的法律和法律的紧急状态（它必须违反自己否则就无法继续生存）一并消亡，而在紧急状态之下，改良主义转向法团主义，成为国家的治理伙伴，然后再转向法西斯主义。德国也是首先由改良主义代替了革命，然后就是晚期法西斯主义——最理性也是最疯狂的纳粹。至于本雅明所提出的反对法西斯主义的「紧急状态」——它不是为了护法而诞生的紧急状态（例外状态），而是为了清除法律——它的表面光线和深藏的淫秽补充一并消失，这里的法（principle）就再也不是法律（law）了。
很多人都以为纳粹都是疯子或者是恶魔，但是这种道德批评真的有用吗？把这些道德批评放到农业国工业化和第三世界国家的超剥削就更显其无用——他们不是不理性或者疯癫的人，恰恰相反，他们是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的继承人，纳粹从来都不把道德当回事——或者说他们把不道德当成道德，例如把犹太人「癌症化」，把国家当成有机体，爱国就是要消灭这些寄生在国家肌体上的肿瘤，这是当代生命政治的典范，回到国家里面，这则是正常国家的变态——不是因为正常国家崩溃而变态，而是没有这种变态，就没有正常国家。何况正常人就是所有变态的正常国家的个体化，驱逐不卫生的人或者把某些种族的人视为「病毒」都是法西斯主义的内化，这些话语在当代众所周知的医疗技术和传染病治理更加明显，这里按下不表。
除了这种强大的科学种族主义，他们还是力比多政治的拥趸，让人们沉迷物质享受和发泄，从而避免他们谈论政治，这是向来都有的治理技巧，其中的特别之处则是纳粹色情。色情原来是有钱人的享乐，但是这种低俗玩意渐渐普及化——因为色情很容易赚钱，也可以让人们沉迷性幻想。纳粹色情则更体现纳粹作为崇高和淫秽的综合体——喊着作为崇高的民族口号，做最为下流和龌龊的事情，所以我们在各种保卫国家、家庭、秩序的人口中，也可以听到他们对色情的赞美。这些人以为纳粹破坏了他们的祖国，实际上，纳粹只是他们祖国父亲的变态版罢了。不难看到，很多反对法西斯主义或者单纯是害怕极权的人，却根本不能反对或者击败它：他们谈论政治，只是想着更好的逃避政治，一旦有什么事情触及自身利益，就会立刻变成缩头乌龟。毕竟你不能用法西斯主义不在乎的东西来打败他们，甚至那些觉得自己正常的人如果遇到不正常的人，会不会也被法西斯主义的幽灵询唤？纳粹的肉身死了，但是它却内化在每个人身上。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人性论和自由-民主恋物癖的挫败——纳粹不是丧失人性，也不是反对现代性，反而他们是善中之恶的究极模式。那些认为崇拜选举和政党政治就是正道的人，也难以解释为什么美国要镇压大多数的工人阶级，到处推翻他国的民选政府，相似的改良主义者（如考茨基）也只能相信选票到了51%才发动革命，而不明白没有革命的发起的瞬间和过程，人们就仍然会认同现有秩序——革命的群众基础和革命的发生是一块的，不能没有基础，也不能永远等机会而不主动进攻。斯大林主义下的德共就成为了这一相互性的注脚：一边在革命低谷鼓吹资本主义立刻灭亡（第三时期），却没有取而代之的准备，起义只是为了让人们更好的投票；一边却在法西斯主义席卷世界的时候拒绝和社民党联合反对纳粹。所以斯大林主义也是第二国际中派和右派的「合题」：如考茨基那样一直当和事老，既不敢站到革命一边，也不想反对革命；或者像伯恩斯坦一样，完全把运动当做一切，而从来没有想过有取代资本主义的可能。也就是说，斯大林主义是无冒险的策略，又是无策略的冒险。时至今日，政党政治几乎完全宣告无能，不管是传统的工人政党和工会，还是后来的多元社运，都只是一种暂时的东西——不是为了我们的身份去斗争，更不是为了什么党，相反，为了达成直面总体性的斗争，我们要克服自己的身份和一己私利。
这里答案呼之欲出了。我们既不是避免恐怖和血腥以逃到所谓的「微观抵抗」，也不能以为有唯一的斗争或者唯我独尊，阶级斗争的主线地位不是因为它是唯一，而是因为它无处不在——而所有议题都可以重塑阶级斗争，那就不应该忽略各种议题，如性别，种族等，正是有了这些问题，才让阶级斗争成为可能。
不过，我这里不是讲诸如工人联合的问题，而是另一种类似于战争，却是反战的攻击——要主动出击，以此摧毁国家。这就是城市游击，因为反恐话语和新自由主义的「黄金时代」，红军旅（RAF）和爱尔兰共和军统统被扫入不可讨论的禁忌（这也是为什么当下只有颜色革命这种降级玩意）。这里仍然有着诸如割据和武装的要素，但是并不是回到政党工具和暴力崇拜，而是群众基础——弱者发起的战争不能靠武力，而是靠差异——依靠各种组织和场所来掩护，群众基础比起武力更重要。红色旅和其他武装组织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他们有工人支持，能够有补给和扩大影响，这是那些进行无差别袭击的恐怖主义所缺失的，除此之外还有美国的地下气象员。所以城市游击彻底将战争切碎，变成一直都打不散，一直都会重塑的战争机器。这里仍然有着苏维埃的灵魂——苏维埃的领导一旦被抓或者失踪，就可以随时选举，立刻重新组织行动，换言之，游击是以快取胜，以差异和转移来获得优势的。
但是，革命的失败背后仍然有着变奏，正如赤柬变成完全国家化、军阀化的红色高棉，越南等所谓红色政权（实则民族主义爆表）也早早就开始实行阶级和谐了。游击战是不可能停下的，它必须是连续的，已经中断或者被收编的话，城市割据也有可能变成法西斯主义——从自发群众机关到维护国家和实施阶级和谐政策。不过，谁向国家和资产阶级靠拢，谁就不可能连续——国家机器最大的作用不是统合社会（「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而是用假集体来分散人们，功能主义乃至法团主义就是为此服务的。虽然说绝对连续是不可能的，任何反抗也可能被收编，但是每一种原则都是绝对性的——它必须坚持到底，所有的斡旋和调解都是为了这一原则，而不是偷偷地偏离它，沦为机会主义的玩物。我们不是不可能主义者，而是现实主义者——行不可能之事：明白这种现实主义，就要明白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即最容易和最近的任务和最高的理想之间——这就是广义上的革命，是不断延续的，它就在于每一刻。
作者：唐嗣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