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与极右（上）

女性与极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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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Judith Orr

译者：海若螺、符号杀手Mark师、yves

校对：Guyzn

原推送于去年八月在木棉浪潮首发，并收录入“巾帼”专题，原文标题为Women and the far-right。

看文章之前，十分有必要的是，先看看封面图：

文章标题里的两个元素都完美呈现了，一个女人，举着牌子，牌子上写着：“RIGHT！（右！）”

诚如大家所知道的，Right这个词因其多重意涵在此处构成了一个绝妙的双关——这种误导乃是编者刻意而为，实际上，这位女士拿着的牌子上写着的是：“堕胎是女性的权利！（ABORTION IS A WOMAN'S RIGHT！）”因为封面图的比例问题，图片上半部分被裁切，只剩下“RIGHT！”了。

本文共分为上下两部分，此为上半部分，预计阅读时长30分钟。

极右翼势力在全球范围内风头正劲，他们也对女性自1960年获得的权利虎视眈眈。世界第一大国的首脑是一个厌女者，且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他曾吹嘘对女性进行性骚扰，同时还宣称自己有意在全美范围内废除堕胎权（abortion rights）。尽管川普被选为美国共和党的候选人，但他的竞选纲领是右翼民粹主义。他当选总统的消息也令全球范围内的极右势力和反堕胎运动如虎添翼。右翼势力诸如匈牙利青年民主党（Fidesz）和意大利的北方联盟（意大利的一个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正提出极其保守的家庭观，他们开动宣传机器，要求女性生育更多的孩子。而在巴西，新当选总统的雅伊尔·博索纳罗（Jair Bolsonaro）如是表现了他对女性权利的所思所行：他关闭了人权部（the department for human rights），同时创建了一个负责家庭价值的部门，由达马尔⋅阿尔维斯（Damares Alves）负责，后者曾经说过：“我们想要一个没有堕胎的巴西。”

在波兰，凭借着欧洲范围内最具限制性的法律，极右翼与公正党对堕胎权力施加了越来越多的限制。尽管相关的抗议活动暂时地阻止了事态进一步发展，但是政府继续推进相关议题，甚至试图干涉有限的特殊情况。而在匈牙利，青年民主党甚至不想让任何人了解妇女权利，更不要说让人享有这些权利。青年民主党当局通过取消对相关课程的国家资助，停止了大学里的性别研究的学位和本科课程。该党的创始人格维尔·拉斯洛（László Kövér）曾在2015年宣称：“我们不要性别狂热（gender craziness）！我们不要让匈牙利变成一个没有未来的社会——在那里，不是‘恨男婊’就是‘怕女娘娘腔’，人们还认为家庭和子女是阻止自我实现的障碍！”

意大利联合政府中的极右政党“北方联盟”如今出台相关政策。该党领导人马泰奥·萨尔维尼（Matteo Salvini）是欧洲右翼的一颗新星，他恬不知耻，毫不隐藏其热情——意图重拾本尼托·墨索里尼的法西斯“遗产”。萨尔维尼表示，他自豪地欢迎同属右翼的世界家庭会（World Congress of Families，美国一基督教组织）在意大利的维罗纳（Verona）城召开。该大会旨在“捍卫‘自然的’家庭作为社会中唯一的基本和有机的（sustainable）单位”。同时，该大会极其偏执地反对堕胎。尽管面临支持堕胎（Pro-choice）一方的激烈抗议，维罗纳却仍宣布自己是在意大利北方多个城市中反堕胎（Pro-life）的城市之一。同时，该城市当局还给反堕胎组织以财政资助。尽管在过去四十多年中，堕胎都是合法的，但如今在意大利各地，堕胎却面临着越来越多的限制。

在美国，妇女权利议程遭遇开倒车的威胁更大。特朗普已经开始践行他之前反复对其基本盘选民（宗教右翼选民）所做出的承诺：在最高法院任命两位大法官尼尔·戈萨奇（Neil Gorsuch）和布雷特·卡瓦诺（Brett Kavanaugh）。这使得高院法官中持反堕胎立场的占多数。根据传统，大法官通常是终身任职，特朗普由此确保了最高法院在他卸任之后仍然会长期由反堕胎派掌控。最近美国数州纷纷立法限制堕胎，甚至如阿拉巴马州那样废止了堕胎权。如此逆潮标志着反堕胎人士、宗教势力和极右翼势力的力量，其实在特朗普当选前就已经对妇女权利构成了严重侵犯。在面对那些可能会一直打上最高法院的案件的时候，上述这一系列堪称“一刀切”式的严酷（draconian）的法律，很可能会受到挑战。而如果案件上诉到最高法院的，反堕胎的游说人士会希望最高法院可以推翻1973年通过的“罗伊诉维德案”。该判例是妇女在全美范围内都拥有堕胎权的一项里程碑。如果这般操作得逞，这不仅仅会给8500万美国的育龄妇女带来灾难，也会在世界范围内造成深远的负面影响。这将会让其他极右-法西斯政党有样学样，剥夺女性长久以来付出血汗争取到的权利。

1970年，两位年轻的女律师，也是女性主义运动者，威丁顿（Sara Weddington）和科菲（Linda Coffee）打算向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市的反堕胎发挑战，一次改变全国关于堕胎的政策。为此她们要物色一位希望堕胎的母亲做原告，最后找到了怀孕中的迈康维（Norma Mc-Corvey）女士，当时她21岁，未婚。1970年3月迈康维化名为罗伊（Jane Roe）起诉达拉斯市的检察官韦德，因为得克萨斯州的反堕胎法令使得她不能在本州获得专业的、安全的堕胎，她代表本人和其他妇女指控反堕胎法令违宪。此案还涉及其他当事人，经过许多周折最后上诉联邦最高法院。

罗伊诉韦德案（Roe v. Wade）

如此步步紧逼，女性并非毫无反抗。就在特朗普就职典礼举行之时，在美国多地和世界范围内，都有女性举行群众游行。主张堕胎权利的运动（pro-choice movement）以继续挑战他。在5月21日，抗议者在最高法院展开抗议，在全美多个城市，就最近阿拉巴马、乔治亚等地的立法行动呛声。

特朗普并不满足于对堕胎权发起挑战，还于2017年4月签署法案，切断对“Planned Parenthood”等提供女性健康服务组织的联邦拨款。同时，他签署总统令，恢复“全球禁令”（Global Gag Oder），这次的禁令比之前几位同属保守立场的共和党总统推出的版本管得更宽，禁止美国方面给任何支持堕胎或提供堕胎服务的组织提供国际援助，联邦独立投资的组织则更加不行。他最近任命了保守派前电视节目主持人丽贝卡·克莱菲什(Rebecca Kleefisch)，为妇女选举权百年委员会(women’s Suffrage Centennial Commission)的新主席。丽贝卡·克莱菲什表示，妇女应该屈从于丈夫。克莱菲什还说，平等婚姻是一种“大倒车……到什么时候我们才会同意和无生命的物体结婚？我能嫁给这张桌子么，或者这只钟？我们可以和狗结婚吗？这很可笑。”

在此之前，这类攻讦就已经有了。极右-法西斯运动一直以来都会有一系列的男性领袖，他们鼓吹女性要恭顺，将家庭中的传统角色强加于人，同时反对堕胎。本文将会围绕女性运动对过往的法西斯主义运动进行考察，并将此与现代日益崛起的种种极右势力进行对照。这当中，有的特征十分相似，而有的则有所不同。不同于过往，我们现在可以见到女性领导极右翼政党，更重要的是，有一些还捍卫性别平等，甚至用进步话语（progressive language）为他们反对穆斯林的种族主义纲领进行辩护，并向他人兜售这一套。

为达到本文的这些目的，我将使用极右（far-right）这个词来概括现有政治潮流中的法西斯主义、极右翼（far-right）和持种族主义立场的民粹政党（racist populist parties），传统的保守派政党则不在此列。

1.

Did fascism appeal to women in the 1920s and 1930s?

20世纪20-30年代的法西斯主义对女性有吸引力吗？

上世纪20-30年代的法西斯政权（诸如墨索里尼治下的意大利和希特勒治下的纳粹德国）在女性问题上都推行这样的意识形态：女性最重要的角色就是传统家庭中的母亲。这些政权给女性灌输：他们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抚育下一代的工人和士兵，家庭越大则越好。

在德国，纳粹的领导层全员皆为男性——在希特勒的政权核心，没有哪怕一个女性阁员。在那里，只有20名部长和12名不管部长（ministers without portfolio）。纳粹试图获得女性的支持，但前提条件往往是她们完全臣服于男性。对此，唐尼·格拉克斯坦（Donny Gluckstein）指出，这样的意识形态意味着女性并非真心实意地加入进来：“有一点很令人震惊，只有很低比例的女性加入到纳粹党中来。在1925年到1932年间，女性仅占所有入党者的7.8%，到了1933年，更是下跌到5.1%。”希特勒宣称：“如果男性的世界是国家，他要的奋斗，他甘愿奉献的对象就是共同体（community），那么就可以说，女性的是一个更小的世界。对她而言，她的世界就是她的丈夫，她的家庭，她的孩子和她的家。”

对身处20世纪20年代德国的很多女性而言，这个“小世界”恰恰是她们希望逃离的地方。1918年，年满20岁的女性获得了投票权，而经历过一战的血腥洗礼之后，德国选民中女性数量超过了男性。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那段时期，德国女性人口比男性人口多出200万。爱丽丝·吕赫勒·格斯特尔（Alice Rühle-Gerstel）是一位马克思主义心理学家，也是里昂·托洛茨基的助手，她在魏玛共和国时期（1918-1933）如是说：

“女性开始扮演着一个全新的角色（cut an entirely new figure）：加入到公共经济生活中，作为个体劳动者或工薪阶层（校对注：原文为“independent worker or wage-earner”；区别在于个体劳动者依靠自己或家庭，工薪阶层则依附于雇主）进入到此前只向男性开放的自由市场中。在政党和国会中、在游行和集会中，也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政治形象。她们还拥有了全新的外在形象，不仅剪去长发，还剪短了裙子，更是全面放飞自我，突破作为女性身体上的种种限制。”

Rühle-Gerstel, 1994, p218.

离婚率上升，同时增加的还有生育控制用品的使用率以及堕胎率——凡此种种都是一层保障，保障女性生活得更加无拘无束。柏林在魏玛共和国时代是左翼的堡垒，拥有着世界最低的出生率。但重要的是，不要高估了被这些改变影响的女性的数量，在小镇和乡村地区，生活并没有明显的改变。

妇女控制着生育的自主权利，这在纳粹看来是对神圣的家庭制度的一大威胁。就在德国深陷经济危机的时候，纳粹开动宣传机器，高呼“孩子、厨房、教堂”（德语：Kinder，Küche, Kirche）这样的口号，向女性灌输以家庭为中心的思想。正如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蒂姆·马森（Tim Mason）所描绘的那样：

“在20世纪30年代，经济和政治上的压力越大，对劳动力的剥削就越严重，资本的集中程度就越高。公共权力越是专断、高高在上（inaccessible）、难以理解，家庭所起到的减压阀作用（reconciliatory function）就越重要。”

Mason, 1996, p206. Italics in the original.

对纳粹而言，增加出生率一直是头等大事。1933年，希特勒制订了《鼓励婚姻法》（Law for the Encouragement of Marriage）, 根据该法，向新婚夫妇中停止工作的女方提供贷款。每生育一个孩子，偿还额就会减少。如果当事人生养出一个大家庭，将会被颁授“德意志母亲十字勋章”（Ehrenkreuz der deutschen Mutter）。若当事人在结婚五年后没有生育，自1939年开始，其缴纳税额将会增加。难以理解纳粹是如何做到使女性的地位发生如此巨大的转变的。关键在于纳粹能够打破劳工阶层的团结，使男性女性均被原子化。纳粹将社会集体（collective society）进行解构，这直接导致了很多女性将目光转向内部，并将家庭（home and family）视作庇护所（a place of sanctuary）。

纳粹意识形态对于女性还有另一个重要的方面——家庭和繁衍，而这就是繁衍并提升所谓的“种族纯洁性”和优生学之间的关系。纳粹党一旦上台，就不仅仅是希望让女性待在家里，穿上传统服装，不着修饰，乖乖地当家庭主妇了。他们还希望女性生养所谓的雅利安血统的婴儿。为了满足这样的“需求”，那些符合纳粹理论中种族特征的女性甚至会被要求到“生命之泉”（德语：Lebensborn）机构中与党卫队成员“繁衍”后代。

20世纪初源于英国的优生学（engenics）认为，社会中那些“好”（favoured）的群体应该多多生养，而那些“不符合标准”（undesirable）的群体则无权生育。这种观点被美国政府所接受，并大力宣扬，直到它可怕的逻辑被纳粹发挥到极致，引发纳粹大屠杀（Holocaust）。只有在吸取了欧洲法西斯崛起的惨痛教训之后，主流对优生学的支持才退潮。女性生育与种族主义政策之间的联系，仍是当年法西斯给当今一些极右政党留下的遗产之一。

那么，如此优生学的宣传（propoganda）有没有给纳粹赢得女性的选票呢？如今有的历史学家接受了希特勒所说的话：“女性总是我最最忠实的拥趸。”在1929年之前，鲜少有人给纳粹党投票，因而更不可能有实际的男性或者女性选民一说了。1930年以后的数据倒是有一些蛛丝马迹表明投票给纳粹的女性的数量增加了。托马斯·柴尔德斯（Thomas Childers）就对纳粹选民做了一项重要研究，宣称：纳粹党在1932年收割了丰富的女性票源。然而，其他历史学家的研究表明，上述说法言过其实了：和男性选民一样，很多女性投票给纳粹的原因在于其经济和种族政策，而在此之前她们投票给了立场保守、有宗教背景的党派，或者说，家庭纽带关系也是原因之一。海伦·博克（Helen Boak）使用了1930年、1932年（7月）、1932年（11月）和1933年12个德国城市的选举数据，发现：与男性选民相比，纳粹的确在女性选民中获得了更多的支持。在大部分城市（注意，并非全部）纳粹的确获得了更多的女性选票。但是这些数据的说服力必须打个折扣，因为被称为“红色城市”的柏林和汉堡的数据已经找不到了。

在法西斯意大利，情况犹如纳粹德国之镜像。在墨索里尼的统治之下，女性的角色变成了法西斯宣传的重要部分。同时，法西斯政权还需要逆转下滑的生育率，成为母亲（motherhood）则被塑造成为国效力，而生养多个孩子也被上升到了公共事业的高度。与此同时，墨索里尼宣称他将通过扩大投票权增加女性的发言权。而德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克拉拉·蔡特金（注：Clara Zetkin，1857-1933，德国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国际妇女运动之母，罗莎·卢森堡的挚友）对此表示嘲弄，因为这一措施仅限于中产妇女。女性选举权只有在城市选举才真的成立，即使如此：

“也不是所有的妇女有权——只有那些能够自证受到了一定教育的女性，以及拥有‘战争勋章’的女性，还有那些丈夫拥有大笔金钱以支付相当数量的税费的女性才有实际上的投票权。这就是他承诺给予女性的平等权利。”

Zetkin, 2017, p45.

1933年，墨索里尼在罗马举行的国家母亲节集会上，点名表扬全国生育孩子最多的女性。家里有七个或更多孩子可获得额外福利，禁止宣传避孕药具，提供堕胎服务将受到“国内流放”的惩罚，被送往监控异议人士的偏远村庄居住，这些村庄通常在意大利南部。让人意想不到的是男性也会因不生育而受罚——单身汉面临着更高的税赋。同时引入了与纳粹德国类似的婚姻贷款，以“鼓励意大利人组成家庭并确保其发展。”教育部长编写了一部《家庭政治》，他在书中说：“离开家乡去工作的女人必须成为'公众责备的对象'”。当然，总会有女性拒绝政府对她们的性生活进行的干涉。例如，据估计，意大利“在1930年的堕胎率可能占到出生人数的30％”。而且，不管是希特勒还是墨索里尼都无法完全摆脱资本对劳动力的需求，因为数百万女性继续在外地工作，在战争期间，外出工作的女性数量却不减反增。但是法西斯主义者的社会控制政策是具有针对性的，并总是对工人阶级和贫困女性造成巨大影响。

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支持法西斯主义的女性究竟来自哪些阶级？由于数据有限，我们不能很好地分析20世纪30年代支持法西斯政党的女性的阶级成分。但是，可以合理地推测它与马克·托马斯（Mark Thomas）在最新一期《国际社会主义》中概述的法西斯主义的一般阶级基础相似。博阿克（Boak）在对纳粹党的研究中说，纳粹“从新教中产阶级内部获得了女性支持，继而吸引男性投票。由此可以假设许多女工人会投票支持社会民主党甚至德国共产党。”马加利·德拉·苏达（Magali Della Sudda）在研究两次大战之间法国的极右翼和法西斯政党中的女性时指出，女性激进分子“主要是中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女性，从社会学角度看，她们和这些政党中的男性激进分子组成非常相似。”另一项关于意大利的类似研究表明：

出身于中产阶级，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支持法西斯政权。这是一个最初相对小众的群体，包括保守党贵族，中产阶级主妇，学校教师以及所有认为法西斯挣脱了过去的人。她们因自己的社会地位从独裁政府获得特权，比女工人拥有更多自由；所以她们所传播的政权形象并没有反应底层女性的情况。

Monti, 2011, p60.

值得注意的是，在英国，法西斯和极右运动从来都不是只有男性参加。1923年，罗莎·林托恩·奥曼（Rotha Lintorn-Orman）发起了最早的法西斯运动之一，即英国法西斯。这是一个上流社会的组织，1928年夏天他们在汉普顿法院举行了法西斯花园宴会。后来，奥思沃德·莫斯利（Oswald Mosley）于1932年创立了英国法西斯联盟（BUF），虽然在联盟18位主要领导中只有一名女性，即女性黑衫军的组织者麦吉尔夫人（Lady Makgill），但还是吸引了众多上流社会女性的支持。英国法西斯联盟还吸引了一些为女性争取选举权团体中来自上层阶级的前任成员，如玛丽·理查森（Mary Richardson），诺拉·埃兰（Norah Elam）和玛丽·艾伦（Mary Allen），她们因鲜明的反共产主义理念而臭味相投。有11名女性在议会选举中成为BUF候选人，她们同样是许多有头衔的贵族家庭女性。埃米琳·潘克赫斯特（Emmeline Pankhurst）的小女儿阿德拉（Adela）移居澳大利亚，成为法西斯组织“澳洲第一党”的创始成员。

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女性占了莫斯利支持者的四分之一，尽管英国法西斯联盟为了维持传统的性别地位而论战，但同时也呼吁女性享有同等报酬。女性黑衫军主持会议并参加游行，政治保安处特别观察员的报告显示：参加法西斯活动的人中，有27％是女性。有人号召女性志愿者参加柔道培训，以便将女性共产党员赶出会议，因为一些女性渴望证明自己有能力通过武力推行自己的法西斯观点，这一号召得到了大量响应。英国法西斯联盟女性部成立于1933年3月，曾发行过半月刊报纸《女性法西斯主义》。

强调女性在家庭和优生学中的作用的意识形态是随后几十年来在英国的极右翼和法西斯主义政党中反复出现的主题。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国民阵线（NF或FN）重新采用了这些意识形态。马丁·达勒姆（Martin Durham）在他的《女性与法西斯主义》一书中指出，国民阵线中女性虽然只占少数，但却十分活跃。她们参与筹款和行政支援等传统活动，还参加选举。例如，在20世纪70年代的四次大选中，国民阵线议会候选人中女性所占比例约为10％。极右翼对于生物学和“科学”理由的兴趣日益浓厚，国民阵线利用这点保持女性的从属地位。1978年，国民阵线旗下《先锋报》发表了一篇译稿，摘录自法国新右派（Nouvelle Droite）创始人阿兰·德·伯努瓦（Alain de Benoist）撰写的关于“女性状况”的论文。文中利用男性和女性大脑的内分泌学，以及精神分析法来证明男性是天生的主导者。这反映了“生物学”或所谓的“科学种族主义”的崛起，现在被极右翼重命名为“人类生物多样性”，作为科学依据为种族主义辩护。几十年来，德·伯努瓦关于身份和民族主义的著作已成为当今美国和欧洲最新一代追求“另类权利”的关键参考点。

2.

Is the far right today a movement of men?

如今的极右运动只属于男性吗？

如今的极右运动经常被描绘成只属于男性的政治力量，有时被一些学者称为“男性政党”。他们认为与法西斯主义和极右团体有关的街头暴力是白人男性愤怒时令人作呕的男子气概导致的。这种暴力被视为是由性别自然产生的，而不是植根于这种运动所产生的旨在造成恐吓和控制的政治策略。相比之下，女性暴力总被认为是反常行为，尽管事实上，这种暴力也令大多数男性避之不及。

在国际上，性别平等组织和极右团体的形象是复杂而多变的。大多数这样的组织仍由男性领导，并且男性成员占多数，但并不完全如此。荷兰学者卡斯·穆德（Cas Mudde）指出，虽然与左翼组织相比，极右派看起来是男性主导，但他认为，与其他保守派相比，极右派的性别比例并没有很大差别。让我们来看一下全球极右组织的女性领导人数，这更令人惊讶。最受人瞩目的是国民联盟（NR，原名FN或NF，国民阵线）的领导人玛丽娜·勒庞（Marine Le Pen，参加过2012，2017法国的总统选举），还有德国选择党（AfD）的领导人爱丽丝·韦德尔（Alice Weidel）以及弗劳克·佩特里（Frauke Petry），她直到2017年还担任德国选择党的联合领导人，现在是独立人士。贝娅塔·希德沃（Beata Szydło）是波兰副总理兼法律与公正党（Law and Justice Party）副主席；西芙·延森（Siv Jensen）是挪威进步党的领导人；西尔维·李斯特豪格（Sylvi Listhaug）是该党两位副领导人之一，有望成为下一任领导人。皮亚·凯斯嘉（PiaKjærsgaard）是丹麦人民党（丹麦一个民粹主义政党）的联合创始人和前任领导人。在澳大利亚，有宝琳·韩森（Pauline Hanson），她是“单一民族党”（One Nation Party）的创始人和领导人。在美国，除了其他政党的女性领导人外，还有茶党成员和前副总统候选人萨拉·佩林（Sarah Palin），以及白人至上主义者弗吉尼亚·阿柏内西（Virginia Abernethy），后者是美国自由党的副总统候选人。

这些女性参加的组织并没有一个共同的政治纲领。林林总总的极右运动涉及相互矛盾的人和意识形态。匈牙利的极右翼民族主义政党尤比克（Jobbik）和意大利右翼政党北方联盟（the League）等一些组织对女性在社会中的角色持有最传统的观念。其他组织，如法国的国民阵线和瑞典民主党，则声称他们希望看到赋予女性权力。有些组织倡导恐同思想，例如，波兰的法律与公正党对同性恋者、双性恋者和变性者（LGBT）权利发起新一轮强烈反对，该党领袖雅罗斯瓦夫·卡钦斯基（Jarosław Kaczyński）称之为“对文明的威胁，不仅威胁到波兰，还威胁到整个欧洲，以及整个基于基督教的文明。”可同时又有其他人，如荷兰自由党领袖基尔特·威尔德斯（Geert Wilders，荷兰反伊斯兰教右翼，自由党创始人及党首）发声支持LGBT权利。但是，随着女性权利引起人们的呼声，极右女性领导越来越多地利用自己作为女性的特定吸引力来阐明自己的种族主义思想并赢得支持。

女性在极右运动中的角色是一个直到最近还未得到充分研究的领域。造成这种学术落后的部分原因是，从历史上看，女性生活、劳动和政治参与的历史在各个方面通常被认为不值得研究。正是由于20世纪30年代的法西斯组织以男性为主，由男性领导，以至于女性在其中的作用并不重要。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了大量工作的学者凯瑟琳·布利（Kathleen Blee）写道，人们尤其忽视了女性在极右运动最近的复兴中所扮演的角色，原因是：

人们认为女性并不关心自己的政治权利，她们只是因为丈夫、男友或者父亲的政治背景才参与种族主义运动。这种逻辑是循环论证的：有组织的种族主义是男性的领域。参加种族主义运动的女性必须是种族主义男性的意识形态附属品。因此，女性的态度，行为和动机只是偶然的衍生物，不值得学术考虑。

Blee, 2017a, p258.

这些观点中隐含着这样的假设，即女性缺乏代理权，而无论她们拥有何种代理权，都不会受到种族主义观念的影响。穆德甚至声称研究人员中存在“女权主义偏见”，导致人们不相信女性会赞成极右观点。现实是种族主义观念并不只限于男性。女性也有能力，并将投票支持和加入极右组织。一项研究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使男性成员人数超过女性：

“男性拥有种族主义观念的可能性也并没有比女性高。实际上，在关于种族的各个问题上，女性表达出这种态度的比例还略高于男性。”

Hawley, 2018.

在如此众多意识形态拒绝任何女性平等的观念时，女性向极右翼政党提供支持的事实看上去自然是和预期不符的。但是，作为社会主义者，我们明白受压迫的经历并不一定会让女性与遭受歧视的其他社会阶层团结在一起。这甚至不意味着受压迫者总会被逼反抗压迫自己的人。有时，压迫会导致疏远和无力感，人们会觉得造成自己处境的根源是来自身边的人，而不是社会组织方式相关的抽象的结构性原因。

女性遭遇的不平等待遇并不能使她们摆脱种族主义观念。英国的Tell Mama（校对注：Mama为首字母缩写，其全称为Measuring Anti-Muslim Attacks，意为衡量反穆斯林攻击）项目监测并整理了有关反穆斯林仇恨犯罪的报道，对该项目的分析“表明报告给他们的网络事件中，18%由女性造成”。这些网上威胁中有提倡针对穆斯林实施线下暴力的，包括表达支持杀害穆斯林婴儿和炸毁清真寺。最近在英国进行的两项研究发现，“女性会将反穆斯林言论和叙述内化，这对于极右组织吸引女性成员来说至关重要。”布利在研究美国极右翼女性时发现，在她所观察的女性中，约有三分之一的人曾因“与种族主义行动有关的暴力行为，通常是殴打”而被捕。

但是，尽管如此，像匈牙利卫队和英国18战队这样的准军事部队却几乎都是男性。而谈到极右恐怖行动，迄今为止，每一次备受瞩目的恐怖袭击都是由男性实施的，比如挪威的安德斯·布雷维克（Anders Breivik），伦敦的炸弹手大卫·科普兰（David Copeland），还有2018年袭击匹兹堡犹太教堂的人，以及今年袭击新西兰克赖斯特彻奇两座清真寺的人。

3.

Why the far right needs women?

为何极右派需要女性？

极右运动的规模增长意味着我们如今得应对的是大型现象。右派的这种成功不可能不通过拓展势力范围和打入新的群体来实现。极右翼政党在选举中意图赢得女性的支持，因为他们知道，如今没有任何政治组织能够在没有赢得女性选民的情况下赢得选举。穆德写道，女性的活跃参与和领导对极右组织非常重要，因为这代表着一个巨大的群体的潜在支持。还有一种说法是，女性的参与可以使极右翼政党的显得更值得尊敬，有助于在激烈的选举竞争中渴求成功的极右翼政党进行标准化。

赢得大量女性支持者不仅仅是一个人数扩张问题，更是祛魅极右政治的一种质的转变。这种转变反过来可以进一步加速极右政治的扩张进程。

事实上我们还在目睹着一种新手段的应用。很多极右政党不仅仅走向了女性选民，还将性别观念，追求平等打造成为武器，服务于他们种族歧视的内核，以攻击穆斯林。我们在法国，德国，瑞典，荷兰，芬兰和丹麦都能找到这样的例子。其中玛丽娜·勒庞的话术是最成功的。她将自己形容为一个工人阶级的单身母亲，经历了所有其他类似经历女性经历的一切艰难。她追忆自己“总是辗转挣扎于工作，购物，孩子和令人痛苦的愧疚感之中”的经历。

她在女性角色议题上的立场和她父亲，让·马里·勒庞（Jean-Marie Le Pen，国民阵线的建立者）当领袖时截然不同。让·马里强烈反对职场上对女性的晋升，反对性别维度的平等主义。他认为，男性和女性有着巨大而深刻的差别，自然以种族繁衍为目的打造了女性，而社会的女性化让女性偏离了“繁殖”这一至关重要的属性。

玛丽娜·勒庞致力于使自己的政党和父亲的这种观念撇清关系，并试图转换阵地来拥护法国世俗主义、共和制以及女性权益。

她在党内的“解毒”战略扭转了其选民基础。在18-26岁的法国女性首次投票者中，（FN的）支持率从1988年的9%升到了2017年的32%。“事实是，在2017年，这些年轻女士和47-66岁的女性群体都显著地比男性更具倾向”支持FN（即国民阵线，Front National）。

FN中，女性成员从1980年的占比不足20%发展到了2012年的45%。

种种迹象表明，极右翼中的女性参与已经不仅限于个别另辟蹊径的女性领袖。对选票的分析显示，极右政党获得的来自女性的选票占比在33%到40%之间。

在特朗普成功当选美国总统后，涌现了很多对白人女性在其（选举过程）中发挥的作用的关注。特朗普自己也援引了这个常常被拿来讨论的数据——52%的女性给他投了票——说：“大家都想不到吧，有52%！”

这个数字基于投票后的民调，有后续研究质疑了这个数据，指出事实上仅有39%的女性投票给特朗普，而54%投给了希拉里克林顿。占投票总数41%的白人女性里，投给特朗普的比投给希拉里的多出两个百分点，分别为47%和45%，均没有过半。

皮尤研究中心（美国一家民调和智库机构）的研究显示：“女性投给希拉里的可能性比男性高13%。”

尽管如此，谣言还是被人津津乐道。就算没有大部分女性投票给特朗普的事实，也不可否认的的确确有39%的女性这么做了。特朗普的一个成功的竞选策略就是把竞争对手贴上自私自利的政治精英的标签，一个听起来很像事实且让希拉里难以驳倒的标签。希拉里将自己当选首位女性总统的蓝图描述为全体女性的一大胜利。然而，尽管女性入主白宫是一件大事，“她的巡回演说和竞选活动却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绝大部分的美国女性受到的压迫并不是由白宫主人的性别导致的，而是由美国统治阶级的政策，也即她所要继续执行的政策所导致的。”

向所有女性呼吁她们因性别而拥有共同的利益，不是一个能打败极右翼的好策略。因为极右翼们总是利用阶级割裂和仇富心态来将自己打造成仅存的为普通百姓争取利益的人。这在特朗普的竞选中体现得很明显，尽管特朗普本身就是一个亿万富商，工人阶级选民却依然对他的说辞买账。

利用反政治精英的技巧来削弱女性竞争对手的策略在特朗普的民粹式政治竞选中并非第一次。瑞典民主党人也是如此对付社会民主党人的，指责他们只在意“瑞典女性的工资和高管岗位，而显然对移民女性的自由、文化环境对她们的压迫以及太多女性受到的暴力和性暴力毫不在意”。

请注意，这句话里显著地指出了女性群体之间是存在着阶级差异的，而不显著的是，极右翼成为移民女性群体的真正捍卫者其实仰仗的是大众对移民群体的歧视。

插图 / 盖井

排版 / 蚌埠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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