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丝归来的唐三藏——义净大师

本文为“梵华说印度”系列第81篇

海丝归来的唐三藏——义净大师

西天取经，九九八十一难，两汉至唐宋，许许多多僧人不畏艰难险阻，不惜舍生取义，前往天竺求取真经。能够全身抵达天竺者，百不足一，能够求得真经、平安回到华夏故土者，更是凤毛麟角。历史上成功完成西天取经这一壮举的高僧中，世界公认最伟大、最杰出的有三位：

（法显、玄奘、义净西天取经路线图，梵华绘制）

排名第一的是东晋时期的法显大师。法显以花甲之岁，创辟荒途，自陆路前往天竺（公元399年），是第一个成功到达印度的中国人，并在取得真经后沿海路返回中国（公元412年），是第一个完成一带一路壮举的人。法显撰写的《佛国记》，是国际上研究公元五世纪中亚和南亚历史极为宝贵的文献资料。

排名第二的是唐朝初年的玄奘大师。玄奘以孑然之身，中开王路，自陆路前往天竺（公元629年），以其独特的人格魅力和交往才能取得了西域诸国和印度戒日王的支持，取得真经，并沿陆路凯旋大唐（公元645年）。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也是国际上研究中世纪印度极为宝贵的历史文献，对今日印度影响亦为深远。以玄奘为原型，明代江苏淮安吴承恩创作的《西游记》，更是享誉世界的东方文化名著。

（义净像与西安小雁塔）

排名第三的是唐朝初年的义净大师。义净“仰法显之雅操，慕玄奘之高风”，自海路前往印度（公元671年），取得真经后沿海路返回中国抵达洛阳（公元695年），武则天女皇亲率百官在洛阳上东门迎接，并赐义净“三藏法师”称号。义净大师撰写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和《南海寄归内法传》是国际上研究一带一路沿线历史与文化极为重要的历史资料，义净大师当之无愧是从海上丝绸之路归来的唐三藏！

一带与一路

义净的伟大不仅在于他完成了从海上前往印度求取真经的壮举，更是在于其对一带与一路历史记录做出的重要贡献。

唐朝初年，玄奘西天取经的成功大大促进了唐王朝和印度之间的交流，不仅官方多次遣使往来，而且民间也掀起了前往印度取经的高潮。玄奘在洛阳与长安主持译经之时，义净还是年轻的僧侣。义净很可能见过玄奘，在法显和玄奘事迹的感召之下，义净坚定了前往印度取经的信念。唐高宗咸亨二年（公元671），义净在龚州使君冯孝诠的支持与资助下，从广州出发，乘坐波斯人的商船前往印度，在室利佛逝（梵文Sri Vijaya，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东南部巨港<Palembang>一带）停留半年学习梵语和巴利文后，义净乘船经末罗瑜国（Melayu，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中部占碑省<Jambi>一带），羯荼国（今马来西亚吉打州，Negeri Kedah），裸人国（今印度安达曼群岛，Andaman Islands），终于在公元673年春到达印度耽摩立底（今印度西孟加拉邦胡格利河入海口西侧的塔姆卢克，Tamluk）。此后，义净游历印度，并在那烂陀寺学习十年（公元675年至685年）。公元685年，义净离开印度，沿海路再次来到室利佛逝，在当地华裔国王的支持下收集、整理、抄写佛经，并于公元694年返回广州（在此期间，义净曾于公元689年短暂回到广州数月购买笔墨，雇佣抄手）。公元695年，武则天诏见义净，义净从广州出发，经隋唐大运河抵达洛阳，一代女皇武则天高规格亲自出城迎接义净，礼遇之高超越当年玄奘归抵长安的盛况。这也标志着义净完成了沿海上丝绸之路赴印度取经的壮举。

（义净的这两本著作是一带一路历史研究的重要文献资料）

义净在归国途中于室利佛逝撰写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和《南海寄归内法传》对一带一路的历史有着重要的贡献。公元七世纪前的南亚和东南亚历史笼罩在漫长的黑夜中，由于印度不重历史记录以及东南亚国家当时文明发展的限制，重构这些地区的历史往往要靠外来文明的记录。法显的《佛国记》和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及玄奘弟子编撰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就是极为重要研究这段时期南亚与东南亚历史的资料。这些著作义净应该都曾仔细读过，因此义净在撰写《高僧传》和《内法传》的时候刻意避免了同法显和玄奘一样的游记模式，《高僧传》通过对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至天授二年（公元691年）之间赴印求法的61位僧人的求法经历，《内法传》通过记录印度与东南亚一带佛教组织、戒律、寺院的见闻，向我们展现了南亚及东南亚这些地区的社会面貌、文化教育、地理交通以及医学医药等方面的一些情况。这些内容多是《大唐西域记》和《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不曾记载或语焉不详之处，因此对我们更多的了解公元七世纪南亚和东南亚的历史意义重大。义净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和《南海寄归内法传》与法显的《佛国记》和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一样，如同黑夜中的火炬，让我们能够有机会一窥中世纪初期南亚及东南亚的局部，对于一带一路历史的研究都是极为宝贵的文献资料。

（唐代中外交通示意图，国家博物馆）

义净的著作不仅提到了玄奘曾经走过的陆上丝绸之路进入印度的通道，也记载了经过吐蕃（今中国西藏）和尼泊尔进入印度的新通道；不仅详细的记录了自中国南方经南海、马六甲海峡到印度和狮子国（今斯里兰卡）的多条航道，而且提到了经中国云南和缅甸进入印度的古道。这些都勾勒出一幅清晰的一带一路国际商贸及文化交流的通道地图。通过对义净记录的61位赴印求法僧人的时间和轨迹分析，也可以明显的看出自唐朝初年开始，人类航海技术的提高和地理知识的积累使得海上丝绸之路的便捷性得到大幅度提高，运输成本得到大幅降低，从而海上丝绸之路开始超越陆上丝绸之路，成为国际贸易更为重要的联通方式，这是人类社会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简言之，人类的大航海时代已经到来！

武则天与小雁塔

时势造英雄，义净的成功不仅源于其西天取经的不朽成就，也同武则天和唐中宗的支持密不可分。或许是义净了解法显与玄奘的成功同他们“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的经验密不可分，义净归国之后，就向女皇武则天奏报印度取经成功的讯息。而武则天也一直倚重佛教来给自身登基称帝寻求宗教上的支持和心理上的慰藉，洛阳龙门石窟卢舍那大佛和全国各地兴建的东大云寺就是迎合武则天这一心理的产物。义净西天取经归来，给了武则天一个通过佛教来扩大自身影响力的重要机遇，因此武则天效法李世民隆重欢迎玄奘，给予义净超规格的迎接礼遇，赐义净“三藏法师”。此后，武则天更效仿太宗李世民为玄奘的《瑜伽师地论》作《大唐圣教序》，为义净的《入定不定印经》作《三藏圣教序》。可以说，义净得到武则天的青睐，为其翻译佛经提供了重要的国家力量支持。唐玄宗先天二年（公元713年）正月十七日，义净大师圆寂于长安。根据义净塔铭记载，义净大师在归国之后的18年间，共翻译佛经107部，共计428卷，成果斐然！

武则天逝世之后，复出的唐中宗李显继承了武则天对义净的厚爱。唐中宗称赞义净“诚梵宇之栋梁，实法门之龙象”，不仅为义净作《唐中兴圣教序》，而且效法唐高宗李治为玄奘大师修建大慈恩寺佛塔（大雁塔），在西安荐福寺为义净大师修建了荐福寺佛塔（小雁塔），用于存放义净从印度带回的舍利、佛经，和佛像。西安的大雁塔和小雁塔都成为古都标志性的建筑，为全中国人民所熟知。其中大雁塔更是成为“一带一路”的标志，而小雁塔的“雁塔晨钟”作为关中八景之一，也成为一带一路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

（长安八景之一的“雁塔晨钟”指的就是小雁塔）

其实“雁塔”一词本身就是一带一路中印文明交流互鉴的成果。雁塔实际上是印度梵语“Hamsa Stupa”的意译，“Hamsa”即佛经中的“恒娑”（音译），意为“大雁”，“Hamsa Stupa”根据佛教典故引申为“佛塔”之意。大雁塔和小雁塔犹如两座丰碑，纪念着大唐盛世中分别从“一带”与“一路”取经归来的两位三藏法师。“一带”与“一路”因两位大师在此闭环交汇，历史的传奇真是令人惊叹不已！

娑罗树与淮安

义净与江苏淮安娑罗树的传奇更加令人感到不可思议。公元695年，义净从印度取经归来，受武则天诏见前往洛阳的途中，在淮安的运河边无意中发现了佛教圣树娑罗树，“婆娑十亩，映蔚千人，密幄足以缀飞飙，高盖足以却流景”。昔日，佛祖释迦牟尼在娑罗树下圆寂，娑罗树也因此成为佛教圣树，在佛教中具有崇高的地位。由于娑罗树乃是喜马拉雅山脉南麓特有的树种，唐代中国并无种植，即便今日国内也相当少见，中国的寺院中一般以七叶树代替娑罗树，因此极少有人知晓娑罗树，淮安的娑罗树虽有百年，“然深识者，虽徘徊仰止而莫知冥植；博物者，虽沈吟称引而莫辨嘉名”。义净游历印度，自然知晓娑罗树，因此当他发现淮安运河边上的娑罗圣树，也是惊叹不已，不惜推迟前往洛阳面见武后的行程，在淮安娑罗树下“信宿因依，斋戒瞻叹”，从而留下一段佳话。鉴于义净在当时国内的盛名和娑罗树在佛教中的地位，淮安的地方官于是邀请唐代行书大家李邕据此撰写了著名的《娑罗树碑》，流传至今。

（淮安《娑罗树碑》拓本局部）

更加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既然娑罗树并非中国原产的树木，国内极为罕见，那么淮安的娑罗树从何而来？笔者研究推测，应该是法显大师于公元413年路过淮安时种下（参见：一带一路先行者，西天取经第一人——法显大师在淮安种下娑罗树的推测）。而《娑罗树碑》能够幸运的流传至今，《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功不可没（参见：尘封在淮安的历史瑰宝——《娑罗树碑》）。法显、玄奘、义净、《娑罗树碑》、吴承恩、《西游记》，这些伟大传奇在淮安以一种不可思议的纽带串联在一起，让我不禁感叹冥冥之中自有天意！

少林寺戒坛铭

义净虽为三藏法师，精通“经、律、论”三藏，却更加偏攻律部，这同法显大师是一样的。唐朝初年，中国佛教经历了爆发式的增长，也必然导致了佛教队伍的鱼龙混杂，表现在佛教戒律松弛，丑闻不断。玄奘的徒弟辩机才华横溢，却与唐太宗的女儿高阳公主私通而被杀；武则天身边的恶僧怀义仗势横行、无恶不作。不仅一般世俗群众颇为不满，而且佛教徒中有识之士也是十分忧虑。因此，与玄奘取经重视佛教哲学理论不同，义净取经更重佛教的僧团制度和清规戒律，这从义净取回并翻译的佛经，以律部为最多，占总卷数的四分之三可以看出。义净在《南海寄归内法传》中详细的记载了印度佛教寺院的方方面面，就是期望以印度正统本源的典章制度，来规范中国佛教发展中的偏差，重视“以戒为师”的祖训。

（佛陀圆寂之时遗言“佛圆寂后，以戒为师”，图片为北京戒台寺）

义净不仅在理论上翻译《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律，也选择著名的少林寺重结戒坛，来实践有部律，使得中土僧团“受戒忏仪，共遵其处”，达到“羯磨法在，圣教不沦”的目的。义净为此亲自撰写了《少林寺戒坛铭》，并由李邕撰写并刻石。

（义净撰，李邕书，少林寺戒坛铭）

密教

玄奘与义净先后在印度那烂陀寺住学，相差不过数十年，却见证了印度佛教最后阶段的回光返照。玄奘之后，印度佛教再无佛教大能可以开悟明心，也少有人能够实证解脱，逐渐走向衰亡。为了生存，印度佛教也更加的迎合社会上势力更加强大的印度教，并开始吸收融合印度教部分内容，逐渐发展成为印度佛教密宗，习惯上称之为印度密教。义净归国翻译的佛经中，密教佛经也不少，有《金光明经》、《观自在菩萨如意心陀罗尼经》、《曼殊室利菩萨咒藏中一字咒王经》、《称赞如来功德神咒经》等10余部，其中介绍了大量的密教的咒法、坛法（曼荼罗法），以及神明，如执金刚秘密主和大辩才天女（梵名 Sarasvatī，印度教大神梵天之妻）。义净的《南海寄归内法传》中关于印度那烂陀寺的诸多记载，也可以看到印度密教在那烂陀寺影响很大，这同几十年前玄奘在那烂陀寺的情况大不一样，正反映了印度佛教日渐颓废过渡到印度密教这一历史阶段。

梵语千字文

义净大师还有一个引入瞩目的贡献就是根据自己学习梵语的经验，撰写了《梵语千字文》，以帮助国人快速的入门梵语学习。这篇短文是长久以来一直是学习梵语重要的工具书或者入门读物，对于中印两国的文化交流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唐）三藏法师义净撰梵语千字文（日安永版），日本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书

西天取经，九死一生。义净也同法显、玄奘一样，历经生死考验，终成正果。荣灼道成的背后，是无数不可言状的艰难险阻，唯有凭籍坚定的理想和顽强的意志才能克服困难，取得成功。义净前往印度前在西安的一首诗可以很好地看到他舍生取义的决心：

我行之数万，愁绪百重思。

那教六尺影，独步五天陲。

上将可陵师，匹士志难移。

如论惜短命，何得满长祇。 

希望在这种精神的感召下，更多热爱中印友好的人士能够继往开来，为东方文明的交流互鉴贡献一份力量。

梵华

2021年6月1日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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