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天长啸|邱会作回忆录|第三章
邱会作
第三章
三代同堂干革命
一九二八年春节前后的时候，各村苏维埃政权先后都建立起来了，我们一家三代人都参加了革命工作。我的祖父是检查站站长，父亲是村土地委员会委员，母亲是妇女挑担连（为红军挑物资的运输队）的排长，哥哥是赤卫队员，他不久就编入红军正规部队离开了家乡，我是儿童团副团长。我们都积极努力地干自己的工作，那时，村苏维埃开会，我们经常是全家三代人一起去，像这样全家参加红色革命的家庭并不多。
我的祖父是检查站长，只有被信任的人才能担任这个职务，那时，防特防奸是很重要的工作。我们村前是一条北通吉安，南通赣州的大道，苏维埃政权沿路每十里一站设下了若干检查站，防止白区的敌人混入苏区。过往行人要有路条才放行，本地人外出也要到苏维埃政府去开路条，以便通过其他地方的检查站。
我父亲是土地委员，是执行分配地主土地的管事人，从丈量土地到分配都要负责，因为事关大家根本利益，只有德高望重的人才能承担。当时分配土地的原则是实行平均分配，我家分了土地，全家高兴，因为土地是农民的根本。
这里我要特别地说一说我的母亲，她是个出色的苏维埃红色妇女。苏维埃政权刚建立时分地主的财产，农民们还不敢向地主斗争，也不敢把从分得的东西拿回家，怕以后地主报复。我母亲第一个勇敢地把分的东西挑回家，这是非常大胆的行动。我的家乡是白区和红区交界的地方，局势复杂，一九二九年初敌人靖卫团突袭了我们村子，杀害了三个人。由于敌我力量悬殊，赤卫队藏到山里去了，村苏维埃主席廖明光叫我母亲为赤卫队送粮，每两三天就要冒随时可能被敌人抓住杀头的危险上山一次，坚持了几个月之久。
我母亲是深明大义的人，按规定，我哥哥参加红军后，我就不用去了，但后来她还是支持我去当红军。三〇年红军粉碎国民党军队的第一次「围剿」，母亲不怕牺牲，领着妇女担子排上战场为作战的红军送粮。三一年六月，国民党军队第三次「围剿」中央苏区，正是庄稼青黄不接的时候，红军的粮食极其缺乏，农民田里的稻谷抽出穗，只有顶上的一些略为发黄接近成熟。苏维埃政府号召农民把上面的半熟稻米剪下来，送去当军粮。农民对此极不愿意，因为不但麻烦，浪费劳动力，而且会减产，我的母亲则积极执行命令，日夜下田，超额完成了任务。事后，区苏维埃政府给我母亲发了奖状，并奖励给了她一套衣服的布料。那时的江西南部农村相当封建落后，妇女很少出门，而我母亲却是妇女里参加革命的积极分子，为革命做了许多工作。
解放后，母亲一直生活在农村，七十多岁还在忙农活，没享什么清福。六六年，文化革命一开始，我遭到残酷的批斗，母亲听到这个消息，立刻就气疯了。七〇年我把她接到北京来，住在三〇一医院。没想到七一年发生了「九一三」事件，我被打倒了。母亲因我的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治疗，很快就去世了，据说母亲死的时候，瘦得只剩下几十斤，想到此我万分的难过。
村苏维埃成立三天后，在一个比较大的祠堂里召开了儿童团成立大会，到会有几十个少年。经杨秀全提议，我当了儿童团副团长，团长是邻村一个孩子。那天的会先唱刚学会的《国际歌》，然后团长做报告，他讲组建儿童团的意义、任务和当前的工作。团长仅比我大二岁，他能在几十人面前作报告，讲得又很好，我很佩服他。会议接着是我讲苏维埃政府要求各村「破除迷信」的问题。因为我会前有些怯怕，杨秀全一句一句地教我该怎么说。但是，到开会讲话的时候，我心里还是有些慌，讲话有点「卡壳」，儿童团长在一旁帮忙，我才能把背好的那一套话说出来，主要意思是「泥菩萨不好，要把它打了」。那天是我一生中第一次在大会上登台讲革命的道理，虽然有点出洋相，但心里很高兴。以后不断地锻炼，就好多了。
会后，儿童团就向菩萨开战了。我们村有一座坊神庙，一座和尚庙，一座关公庙。关公没有专门的庙，关公的神像立在大路旁一个茶亭之内。据说若干年前大旱，全村人向其求雨，事很凑巧，果然下了雨。后来，全村就按人头摊派钱，修好茶亭把关公的像供奉起来了。村里人得知儿童团要打菩萨，反映很强烈，老年人更为不安。有个老头把关公的像藏起来了，儿童团连着几天也没有侦察出藏匿的地点，原来那老头把关公像藏在自己被子里了，晚上睡觉也守着它。
和尚庙坐落在村外山沟里的石岩上面，有一个和尚和一个做饭的伙夫。庙产富足，庙宇也堂皇。村民对这座庙没有好感，因为三年前发大水，大家去求神保佑，并不灵验，还是淹了田地和房子。
那一天，我带着几十个儿童团员打着红旗到庙里去，和尚吓得躲起来了，我还没开口，孩子们早按捺不住了，动手就打，很快就把庙里的菩萨打得乱七八糟，那些昔日受人跪拜、不会说话的「大人物」们被打得缺胳膊短腿地躺在地下。离开庙之前，有人发现泥菩萨后腰上有个洞，洞里装有桂圆、稻谷、豆子，大家就分了，算是小小的战利品。
儿童团经过打菩萨等活动后，主要是站岗放哨和军事化训练。后来我们儿童团一伙的人，多数一起去当了红军。「三代人同堂闹革命」至今已经相隔七十多年，我从一个孩子变了老头，往事虽然朦胧，但仍依稀记得。我从少年时就走上了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道路，是共产党、毛泽东领导的武装革命斗争正好在我的家乡发起了，使我成为红军较早的参加者。我十四岁参加了苏维埃革命，一年后我又参加了红军。在我的记忆里，我的少年生活，与其说是在自己的小家庭中度过的，倒不如说是在红军的革命大家庭中长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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