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天长啸——邱会作回忆录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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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粉碎第二次「围剿」
一九三一年五月，国民党对赣南苏区的第二次「围剿」开始了。蒋介石坐镇南昌，何应钦任前线指挥，带着二十万大军分四路向苏区杀来。
那时兴泰万赤卫队刚成立，不过百十多人，但在反「围剿」中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1、西渡赣江佯攻。敌人这次进入「围剿」区后就固守不动，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术。为此，红军必须调动敌人才能在运动中取胜。那时敌主力在赣江以东，红军西渡赣江会牵动敌人。于是兴泰万赤卫队和友邻的赤卫队三百多人，由红三军九师指挥，向泰和县以北的沿溪渡出发，佯作红三军主力西渡赣江作战。我们沿途写了大量标语和路标，落款全是红三军的番号。我们在沿溪渡街上最热闹的地方派出纠察队高举红旗在街上巡逻，敌人相信红军西渡赣江的意图，我们的行动对敌人起了牵制作用，为红军主力的集结争取了时间。
2、捉敌人的「活口」。敌二十八师在泰和、富田一线固守不动，红军要捉「活口」了解敌情。红九师侦察参谋带着我和十个战士到富田、泰和之间去活动，天遂人意，在那里捉住了敌人一个军官和两个护兵。军官立即将一张纸塞进了嘴里，我们赶紧掐住他的喉咙把纸掏出来了，原来是敌师长传达的命令，要富田的敌人给二十八师准备五天干粮物品，三天后向苏区东固一带进攻。我们隐蔽到天黑返回，那个敌人军官耍死狗不肯走，我们用绳子把他胳臂和双腿绑了，向老乡借了一个大筐抬着他走，送到了师部。根据这个重要的情报，红军做了反击的准备。
3、为红军主力钳制敌人。敌人刚沿着富田河向东固方向前进，那里正好在我们的预定的战场里。红九师立即进入战斗准备：一是破坏山区道路，使敌人行军困难，道路隘口破坏了，敌人短时间修不好，却把兵力分散了；二是由我们兴泰赤卫队作向导，协助红军引诱敌人进到水官河一带后钳制住敌人，红九师主力择小路绕到敌人后面把道路切断破坏，再把敌人切成一段一段地消灭。战斗打响之后，红军在二十多里长的一条山沟里把敌人截成了四段包围。敌人进退不得，只得交枪投降。
我们几乎没有什么损失就消灭了敌人，俘虏一百一十多人，缴获步枪九十余支，新卡叽布军装一百余套。红九师接收了缴获后，当场留给赤卫队每人一套军装以示嘉奖。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穿上了洋布衣服。
第二次反「围剿」的富田战斗，红军歼灭王金钰的二十八师大部和四十七师一部，缴获五千多枝枪，还有一部100瓦电台。富田战斗后，红军后续又打了白沙战斗、中村战斗，总共消灭敌人近二万，缴枪一万多支，基本粉碎了敌人的「围剿」。后来又进行了广昌战斗，建宁战斗，第二次反「围剿」战役至此结束，总共消灭敌军三万多人。第二次反「围剿」战役前，红军一些主力部队还要用土火枪和梭镖，但战役后，都换上洋枪，大多数部队还有了正规的军装，红军壮大了。
参加粉碎第三次「围剿」
一九三一年七月，离第二次「围剿」结束还不到一个月，国民党对江西苏区的第三次「围剿」又开始了。这次蒋介石亲自挂帅指挥，调集三十万兵力，企图「长驱直入」一举歼灭红军。
红军遇到的困难比前两次反「围剿」更大了。除了双方力量悬殊之外，主要是出现了以下两个问题：
第一，敌人来得突然。苏区军民还沉浸在第二次反「围剿」胜利的气氛中，红军当时也正处于分散状态，必要的战争动员、战场准备、征集粮食都没进行，而敌人的进攻已经开始。直至七月中旬，红军主力才由苏区的东北部连日行军回兴国一带集结，应战十分仓促。
第二，敌人长驱直入，很快就扼制了苏区的城镇和要道，使红军运动十分困难。苏区地盘不大，交通不发达。另外，还有许多没打下来的地主「土围子」武装，敌人深入苏区后，随同而来的地主还乡团很快同「土围子」联系上了，扼住苏区咽喉，给红军运动造成很大困难。为防止被敌人包围，红军就要在苏区边缘山区较大范围内缓慢集结。过去红军的迅速运动、集中兵力织灭敌人的老办法，在第三次反「围剿」中一时难以实施。
这个仗怎么打？发动人民群众直接参战！人民战争的思想此前已初露萌芽，在第三次反「围剿」中趋于完善，是粉碎敌人第三次「围剿」的特点。这次战争的胜利，有诸多的原因，但集中到一点就是，毛泽东创造的人民战争战略战术的胜利。人民战争的基本概念是，红军为骨干，有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革命战争。
1、动员苏区全民参加战争。把敌人的进攻和可能发生的问题和对人民群众参战的要求直接向群众说清楚。我们把底（即敌情）交给群众，使群众心中有数是最能启发群众的积极性的。战争动员就是把要求群众参战的具体任务，如站岗放哨、筹粮送粮，招呼伤病员等都说清楚。苏区人民的参战热情十分高涨，我自己一家人就是例子。我年老的祖父母、父母和幼年的弟弟，全家六口人都参战了。
苏区农民从地主手里分到土地，反对敌人「围剿」就是保卫胜利成果，因此参战热情很高。苏区农民知道没有红军就没有土地，也没有饭吃；红军也很清楚，没有广大群众的支持，红军难以存在。归根结底，党和群众的关系就是互相依靠的关系。在这样的情况下，群众哪有不关心红军的存亡呢？事实上，群众关心红军也就是关心自己的利益。苏区的农民，把自己的儿孙都献给了红军，几乎家家都是红军家属。
2、苏区各处实行坚壁清野。老俵们把粮食、生猪、耕牛、家禽等能吃的东西和牲畜送到深山里藏起来。敌人对坚壁清野很痛恨，他们吃不上饭喝不上水，生存都有了问题，一气之下常把老百姓的房子烧了，甚至把整个村都烧掉。
3、筹备粮食。苏区小，粮少难养兵。第二次「围剿」后红军主力向赣闽和赣粤交界方向开辟新区，也是为粮食。第三次「围剿」是六月底，稻谷离收割还差一个多月。于是苏维埃政府提出要求：一是节食，群众和地方政府两个月内每人每天只吃二两粮，以红薯和野菜补食，以此算出可节出来的粮食要一次交清给政府，解决红军作战部队三万人的粮食。二是「剪黄」，在稻子成熟之前先将谷穗头上成熟的剪下成粮，「剪黄」很费事，要用剪刀一穗一穗地剪，收获很少，但「剪黄」解决了红军的急需。为了保证战争的胜利，苏维埃政府答应日后补偿群众损失，老百姓战后向各级政府算账。兴国一带苏维埃政府创造了奇迹，居然解决了红军部队的粮食。
4、赤卫队配合作战。苏区的赤卫队、少先队全部参战了。
5、破坏道路。破坏道路能够为红军出击争取时间，并在敌人退却的时候截滞他们，增大红军歼灭敌人的机会。反「围剿」开始后，我们对苏区道路实施破坏，有很多险峻地方的路破坏了不容易修复，甚至不能修复，群众为战争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山区的老百姓对道路很珍惜，舍不得破坏，动员群众破路比动员坚壁清野更困难。
6、救护和看护伤病员。群众里的中年人和壮年妇女为担架队，老年妇女则照顾伤病员。当时红军的卫生机构和战地救护很简单，药品也很少，老乡家里就是「医院」。伤员在战场就近交群众看护。这次我家招呼了五个伤员，一切「护理」工作，都落在我七十岁的祖母身上，她成了远近闻名的「红军奶奶」。
红军有了群众的支持，就敢在盘踞苏区的国民党部队的眼皮底下和「肚子」里钻来钻去。苏区面积小，来了几十万敌人，不仅每个县有敌人，甚至每个乡都有。红军由苏区西部的雩都、兴国转移到苏区东北的宁都的几次作战，都是从敌人之间的缝隙中钻过去的，有时空隙只有几里宽，钻过去很不易。后来红军在宁都以北，君埠以东集结时，被敌人发现，结果还是从两股敌人之间一个不到几里宽的山沟缝隙中钻出去，脱离了危险。敌人进入苏区后开始分散，占的地方越多越分散，越有利于红军歼灭敌人。毛泽东提出「诱敌深入」，「牵着牛鼻子走」，红军分出一部分和赤卫队一起骚扰、阻滞敌人的进攻。大部队则隐蔽运动，声东击西，往返穿插于敌人重兵集团之间，避强击弱，速战速决歼敌，从被动中争取了主动。
敌人在苏区已经奔波两个多月，一直被红军牵着走，肥的拖痩了，瘦的拖死了，士气急剧下降。红军也不轻松，长距离运动作战，常常走几天的路才能打几个钟头的仗，又要远距离转移，得不到休息，粮食供应不上，没有鞋子穿，非常疲劳，但人民的支持大大地鼓舞了红军的士气。红军从八月初至中旬，在半个月的时间内绕道千里作战，几乎没有睡过一次完整的觉，极度疲劳，行军中休息，战士们只要坐到地下就呼呼地睡着了，再出发时要人拉几次才能醒来。
粉碎敌人第三次「围剿」进行了莲塘战斗、良村战斗、黄陂战斗、老营盘战斗、高兴圩战斗、方石岭战斗。兴泰万赤卫营主要打的是老营盘战斗。
老营盘战斗前红军主力进至兴国、万安边界的均村、茶园一带隐蔽待机，红军此前已经取得了莲塘，良村，黄坡战斗的胜利，累计歼敌、俘敌万余人，士气正旺。九月六日赤卫营接到命令派一个连到枫木凹破坏桥梁，我是枫木凹人，即随该连去执行任务。我到村子里一人未见，村民们都到山上躲藏起来了，我用火炭在自己家的门板上写道：「我一切都好」就走了。我们把各处隘口桥梁破坏后，敌人就好像划地为牢似的不能动弹，最后被红军逐段地消灭了。老营盘战斗是一次很漂亮的战斗，红军伤亡很少，消灭了敌军一个旅，俘虏了二千多人，缴获各种枪支两千多。红军总部对老营盘战斗的非常赞誉，曾发过一份教材专门论述这次战斗的经验。后来的瑞金红军学校、延安的红军大学、抗日军政大学的军事教材中，都把这次战斗列为优秀战例当教案。新中国成立后，高等军事学院和军事科学院进行战役战例学习研究，都要介绍这次战斗。老营盘战斗成了人民军队作战史上的经典之作。
在粉碎敌人的三次「围剿」中，红军受到了严峻的考验。由于战略方针的正确，人民全力支持，红军英勇作战，打了一场有声有色的人民战争，取得了很大的胜利。红军的战斗风格形成了，一直保留到后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其中以中央红军为基础的第四野战军等部队继承发扬这种作战风格尤为显著。
第三次反「围剿」胜利之后，赣南和闽西的苏区联成一片，形成了拥有二十一个县城、五万平方公里土地、二百五十万人口的中央苏区。到一九三二年底第四次反「围剿」开始前，在一年半的时间里，中央苏区相对平和，红色政权得到巩固和发展，我们兴国这一带的苏区也得到了扩大。
粉碎敌人连续三次「围剿」的多数战役是在兴国境内打的，兴国人民对苏维埃革命的重大贡献众所周知。我们兴国县在苏维埃革命前人口不到三十万，在一九三一年底有将近十万人参加了红军。我们家乡被誉为「苏区模范县」。
第三次「围剿」后，敌人向中央苏区的侵犯就改在东北方向，即在闽赣两省交界一带。兴国等老苏区的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和扩大红军。一九三三年一月，党中央由上海搬进中央苏区。在王明路线在中央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红军的战略有了改变，要和敌人打正面阵地战，红军急需扩大。一九三三年四至五月间开始的扩大红军的办法是很特别的。名义上是动员，实际是强迫。农村里只要是能当兵的人，是非去不可的，有没有劳动力种田都不顾了。地方苏维埃政府把可以送到红军的人几乎全送去了。谁也不敢不办，否则就以反对苏维埃论处。红军数量虽然迅速膨胀，但质量下降了，苏区也大伤元气。
扩大红军在敌人第五次「围剿」之前一直是苏区的主要任务。地方领导干部如果完不成「扩红」，常常要受撤职处分。当时「扩红」的非常措施大致如下：
1、中华苏维埃政府发布《动员令》，提出要「保卫苏区的每一寸土地」，扩大红军，誓死保卫家乡，保卫胜利果实。
2、各地以乡为单位张榜公布应征名单。名单一公布，该当兵的人谁也跑不掉，互相监督。上了榜而不报名的，乡政府就在门上挂「耻辱牌」相威胁，对报名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3、发《应征令》。由县级苏维埃政府对应征的每个人发给《应征令》。苏维埃宪法规定所有苏区人都有当兵的义务，如果不执行《应征令》就是反对苏维埃，这是很大的罪名，可以严厉处理。
4、公布惩罚破坏「扩红」行为的命令。凡是破坏「扩红」，都必定严惩。我记得当时苏维埃中央政府工农剧社编了一出宣传「扩红」的戏，戏中富农婆捣乱「扩红」时唱的歌词是「当了红军很艰苦，天天行军两腿痛，夜里放哨没觉睡，冻得身上好冷哟……」剧社本意是宣传「扩红」，但演出后起了负作用，结果对这个戏的作者和演员都当作破坏「扩红」罪给予严厉处理。
「扩红」中「反征」的现象很严重。最常见的就是躲藏起来或自伤，入伍后开小差的人也不少。部队如发现某个战士有了开小差的苗头，会立即派人做说服工作，一般允许你回家呆几天，到时主动归队就算没事。如果不回来，「扩红」人员就会把不归队的人抓到乡政府去，被强制送到部队去，对开小差的处理，地方政府比军队还严厉。我参加革命后，遇到过第一次过左、过激的群众运动就是这次「扩红」，中国共产党从那时起就有了「宁左勿右」的思想。
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失败了，被迫长征，过去只强调是王明机会主义路线错误，我认为中央苏区的政策也很有问题，如过度征粮、「扩红」，以及土地革命中杀地主富农及其家属的过激行为，各地都打「AB团」肃反扩大化，使红色政权有些失去了民心。我们兴国县在苏维埃革命前人口二十三万，在一九三一年底有八万余人参加了红军。这被说成是我们家乡的光荣，被誉为「苏区模范县」，实际上已经是竭泽而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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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瑞金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一万七千余人在江西宁都举行暴动，参加了红军，被编为第五军团。这是红军另一种方式发展起来的力量，必须很好地改造建设才能真正成为共产党的军队。这时，正逢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提出「政治建军」的方针，即在各个部队加强政治机关的建立和建设。中革军委从其他红军老部队调给五军团一大批的政治工作干部，从上到下建立了政治工作系统，我作为骨干也在其中。此前我们在瑞金附近进行了短期训练，红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长李弼廷是我们的主要政治教官。不久就在部队中开展了「三大运动」，即以反对军阀主义为中心，提倡官兵政治平等；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军事干部和政治干部要团结共事。
军团的领导人董振堂、赵博生等革命态度坚定，加上他们在部队里有极大的影响力，使红五军团很快成了共产党领导下一支有战斗力的部队。一九三二年初，红三军团和五军团在三军团的军团长彭德怀指挥下攻打赣州，攻城打开突破口之后，三军团冲进城内。由于没有经验，突击进城的部队遭到敌人的反突击，这时五军团发挥了他们城市巷战近战的特点，进行肉搏战，用大刀杀开了一条血路，救出三军团。这是红五军团暴动后编为红军的首次大战斗，打得非常英勇，在红军中树立了威信。从此，五军团不仅和红军其他部队团结了，内部也更加团结了。
一九三二年秋冬之际，我由红五军团选送到瑞金的中国工农红军学校第五期学习。瑞金是中央苏区刚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是中央苏区的政治文化中心。上工农红军学校满足了我学习的愿望，红军学校的校长是刘伯承，他是我军军事教育的开拓者，后来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将领不少都出自这所学校。
我进红军学校之后先在政治团学习，后来上级要求由政治团调部分个人政治条件好的学员到特科营军械班学习，我被调到军械班。不久军械班与供给队合并了，我在供给队学习，一直到毕业。我很珍惜这次机会，我在红军学校学习只有八个月，学习非常努力。我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概念，学习了战术战斗条例，和粗浅的天文、地理知识，还学算数和简单财务原理。这些全新的文化，对我又是一次启蒙教育。学习中，我不仅「文」的好，「武」的也行，我是从士兵一步一步上来的，在红军战斗部队受过基础军事训练，到了红军学校里，我对队列、射击、投弹、田径等样样在行。在校期间，我曾是瑞金红军学校评选的模范班的班长，一百米赛跑还得过一等奖。一九三三年春，我以优异的成绩从红军学校毕业。
由于我学习成绩突出，家庭成份好，是党员（我已于三二年由团员转为党员），毕业时就和另一个叫刘吉仁的学员被留在瑞金红军总部机关，分配到总供给部。我们两人都到财政处工作，他任出纳，我任会计。不久，我兼任总供给部的机要统计员，管理全军与总供给部有关的军务实力统计，这是一项绝对机密的工作。
总供给部机要统计员的业务范围为：进行红军人员、兵力、枪支、马匹、军械、弹药、粮秣的全部实力统计工作，各部队实力都分别定有秘密的代号，总供给部除杨至诚部长、叶季壮政委外，只有我一个工作人员知道全军的这些数字。我担任这项工作之前，经过了国家政治保卫局专门审查并由周恩来副主席批准，因此周恩来早就知道了我。我有国家政治保卫局的特殊工作证，我要是去中革军委办理这方面的业务，纪律规定我不能个人行动、至少有两个保卫人员（特工）与我同行。
我担任总供给部的机要统计工作不久，在行政职务上又担任了供给部政治指导员，主要是在总供给部部长杨至诚，政委叶季壮直接领导下工作，就好似总供给部的机要秘书一样，成为部长和政委的直接工作助手，可以这样说，杨至诚、叶季壮，尤其是叶季壮是我「革命的引路人」。杨至诚比我大十二岁，是出身于黄埔军校和参加过南昌暴动的老资格，但他把我当作忘年交，我俩不仅是上下级，也是最好的朋友。那时供给部没有秘书，杨至诚就把我当秘书使用，叫我为他办理不少文书工作。他出差办事一般都带我出去，我随着杨至诚到过福建长汀、江西宁都、兴国等地检查工作，这让我开阔了不少眼界。我到供给部后不久，已经来中央苏区一年多的原上海党中央的一些人推行「左」倾路线更厉害了，一九三四年一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在瑞金召开，把「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推向了顶点，在组织上大量肃清和他们意见不一致或无辜的人。杨至诚因为供给部工作人员有贪污银圆行为被抓住不放，受到执行王明路线的人的迫害，被打了下去，之后叶季壮出任红军总供给部部长兼政委。
叶季壮上任后，我已担任了总供给部政治指导员一段时间了。当时总供给部机构非常精干，政治工作范围内的具体事都是我一个人在管，因此我这个政治指导员就是总供给部政治委员的直接助手，其实我早已同政委叶季壮的关系甚为密切了。叶季壮参加过广州暴动、百色暴动，参加革命前曾做过新闻记者，社会知识丰富。他对一般人不爱多说话，但和我则时常聊天，从不把我当外人，使我感到非常可敬可亲。杨至诚、叶季壮是我的老领导，他们对我的教育和培养，我铭记在心。一九六七年六月叶季壮去世，在他的追悼会上，总理拉着我的手说：「以后军队的后勤工作就靠你了。」总理的话意味深长，虽然我已当了多年总后勤部长，但是我军的后勤工作是叶季壮、杨至诚他们开创的。
我由红军学校分配到供给部后，当时的总政治部组织部指定我为总供给部机关党支部书记，长征开始之前，又任命我为军事工业局的党总支书记。军事工业局是中革军委独立的部门，但由总供给部指导工作。此外我还是一九三四年初在瑞金召开的第二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代表大会选出的人民检察院工农检察委员。总之，我从红军学校出来后，组织上就把我列为政治上特别可靠的人来加以重用了。
我到中革军委总供给部工作，是我从事军队统帅机关后勤工作的开始。那时人民军队后勤工作正处在创建时期，我们那一批人是人民军队最早的后勤工作者了。这些人在长征途中大部分牺牲了，后来又经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艰苦岁月，到新中国成立的时候活下来的人已经很少，而其中曾在红军总供给部工作并先后担任过领导的只有杨至诚、叶季壮和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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