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天长啸|邱会作回忆录|第四/五章
第四章
第一次战斗
一九二九年初，红军主力离开兴国一带到东边去开拓新区，一些地方部队也跟着出发了。这时兴国以北泰和县那边的国民党军和靖卫团活动猖狂，经常向兴国苏区扰乱、抢掠，形势比较紧。苏区边缘地区的防卫由当地的赤卫队和儿童团担任，我们儿童团担起了站岗放哨的任务，监视泰和那边敌人的动向，除了查路条之外，还要传递情报。
那时，我家乡的青壮年几乎全部都参了赤卫队、少先队（十五岁以上少年参加），适龄儿童都参加了儿童团。为了保卫分得的田地和胜利果实，人民群众非常积极。这是人民战争最初的萌芽。
村苏维埃指定我们的岗哨设在村外大路的隘口处，哨位就在原来放关公像的茶亭里。第一次夜里放哨我确实有些害怕，幸亏村子里有几个好伙伴和我一起出哨，我胆子就大多了。晚上在哨位上，小伙伴们高兴地说了好长时间的话，大家都是顽童，很是天真，时而用鬼神吓人，时而谈起革命成功后的家乡，充满美好的憧憬，直到瞌睡得睁不开眼了，大家就先后睡下，我第一次放哨就这样完成了。儿童团放哨多流于形式，但有了这种形式，敌人也多少有些害怕，这些小伙伴后来也大都参加了红军，大都死在战斗中和长征路上，我算是一个幸存者。
儿童团还有一项任务，就是参加生产劳动。儿童团主要担负了三种农活：一是放牛；二是积肥；三是割饲草。农忙中孩子们要做的事更不计其数。那些男人上了前线的家庭，孩子的劳动更是辛苦，甚至成了主要劳动力。尽管如此，儿童团还要坚持训练、站岗、放哨、宣传等常规工作。有一次，我们分队还捉住了敌人一个侦探，受到了区政府的奖励。
一九二九年秋天，我参加了消灭兴国县龙口反动武装的战斗，那是我参加红军前第一次参加战斗。
我家乡以北二十五华里有个龙口村，那里有家姓邹的大恶霸地主。邹家私自设卡收税，为此还建立了私人地主武装。
区委决定消灭邹家地主武装。但赤卫队武器很差，没有战斗力，主力红军又远离这里。因此区委认为对他们只能智取，要深入虎穴打进敌人内部去。并叫我冒充罗招莲的「表弟」，进出邹家传递情况。罗招莲是邹家地主小老婆，是穷苦人出身。经过工作，罗招莲和长工董长庚成了内线。
邹家依山傍水，房高墙厚、路径曲折，不熟悉的人进去后根本找不到门路。我冒充「表弟」，几次进出了邹家大院，装得若无其事，其实每次进去都很紧张，全凭脑子记，没有多久就摸清了里面的情况。治安队集中住在前面一个小院落内，他们的枪在晚上全集中到一个房子里统一保管，领导治安队的二少爷不和治安队同住。
区苏维埃根据我带出来的情报，决定动用一百名赤卫队员作战。行动当天下午，先让几个胆大心细的人假装成帮工随董长庚潜伏进邹家，赤卫队则埋伏在邹家大院附近。午夜一到，董长庚率潜伏进去的几个人突然冲进二少爷那里抓了他，另外几个人把集中放枪的房子占了，然后偷偷开了院子的大门，把已经准备好战斗的赤卫队放进去。我因为熟悉情况，跑在最前面，一点也不怕，带领着一百多个赤卫队员，直逼治安队的住处。治安队员们从睡梦中被叫起来，一见赤卫队的枪已经顶在脑门上，自己又没了枪，只好投降。这次战斗，里应外合的方案周密，一举成功，一枪没放就消灭了这股强悍的地主武装。
巧当红军
毛泽东领导秋收暴动后，在井冈山建立了红军。朱德率领的南昌暴动部队几经辗转，在湘南暴动后，率队伍上山与毛泽东会合，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支武装力量，在占据了井冈山为根据地后，又增加了彭德怀领导的平江暴动的部队。井冈山是党领导工农武装开辟的第一块革命根据地。但是，井冈山地方很小，要向外发展和扩大才行。一九二九年一月，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军主力从井冈山下来，在兴国县一带扩大后，又向东打去，开辟了赣南和闽西一大片地区，影响很大。毛泽东、朱德到了兴国县一带，我们家乡很快又成为红军的根据地，这里的不少青年人都当了红军。
一九二九年四月以后，我十五岁了，我也想当红军，这件事在我家中是很难的，因为我哥哥已经当红军走了。
同年冬天，我的「同年哥」杨秀全回到了兴国高兴圩老家来「扩红」，他已经是红三军的一个连长。他对我如实说了当兵是很苦的事，平日里白天要出操训练、执勤干活，晚上还要放哨，生活也很苦：打起仗来，牺牲和受伤的事经常发生。但我的决心已经下了，我一切都不怕，我一定要参加红军。
当红军是我们那里青少年的向往，村政府宣布「扩红」征兵之后，不到几天就有四十多人报名。但所有报名的人都比我年纪大。那天我去报名，村苏维埃主席不给我登记，还开玩笑说：「你当兵？你有枪高吗？晚上害怕了怎么办？难道让你奶奶跟着你一起去吗？」
杨秀全知道我要报名当红军，他就哄我说：「你现在参了军跟我们走了，就回不了家了。」我坚决地说：「当了兵还回家干什么？再远也没有什么关系！」这次和杨秀全一起回来「扩红」的人里，有一个连队的书记也是青年团负责人叫杨唐艺的，外号叫「黑子」，他很支持我当兵，和我商量好了，这批新兵什么时候走，他一定事先告诉我。于是我做好了准备，藏好了一双新鞋，一旦有消息就跟着他们走。
几天后的清早，黑子赶来告诉我，早饭后他们就要带着新兵走了，要我别错过这个机会。我本想和祖母告个别，但是怕她拦住我不放，就死了那个念头，把一双新鞋插在腰带里就出了家门。我离开的时候心里很难过，难过的是十分不想离开我的祖母。走出没多远就几次回头，但当红军的思想战胜了一切，我横下一条心离开了家，跟着队伍走了。我跟着当红军的这伙人走时，好在那天杨秀全有事，是下午才赶上来带队的。
这次我们几个村子里去当红军的有二十多人，都是十八、九岁的青年，只有一个二十多岁的人叫柳元福，大家叫他「福叔」。走了大约二十多里路，我的脚就打起了血泡，我脱了鞋打赤脚勉强还可以走，但脚上是通红的鲜血。我的脚无论怎么痛，也不叫苦，反而装作无事的样子。
队伍走出五十里路休息了，当地政府为我们准备了饮食，这时赶上队伍的杨秀全发现我竟然在新兵队伍里，他急了，一定要派人把我送回去。我知道这时多说无济于事，就死死地只有一句话：「我一定要当红军！」同去当兵的人都为我向杨秀全求情，福叔也说：「这孩子当红军的心，已经扎根了，让他跟着我试试吧。」杨秀全虽然叹了口气，但他见我当红军的决心这么大，只好妥协了。
饭后的继续行军，对我实在是苦不堪言，除了脚痛得难以忍受，胯档里的大腿内侧也磨烂了，疼得连迈步都很困难，但那一天真是人小决心大，我一直坚持走到宿营地。
事也凑巧，我们到了宿营地之后，上级就来了通知，要我们这队新兵就地休整，等前方的部队回来之后，合并在一起进行训练。这对我十分有利，我算是命好。当天晚上，福叔为我烫好了脚，挑了脚上的血泡，包好了伤口，我们在一起有说有笑，白天的痛苦几乎都忘光了，不久我倒头就睡着了。
几天后红军大部队从前线回来了。那支部队中绝大部分是我家乡一带的人，熟人一多，我也就不想家了。大部队回来之后，杨秀全带来的二十个新兵就补到连队里去了。福叔当了伙夫班长，不久当了司务长，因为我年纪太小当了一个「超编的传令兵」。连部编制上只有两个传令兵，加上我就变成三个了。我很快就习惯了部队生活。我终于成为一名正式的红军战士。
一九七一年「九一三」事件发生后，我被关在北京卫戍区、秦城监狱以后，也常常做梦。战斗的岁月很难梦到，却偏偏多次梦到参加红军第一天的情形，每每老泪纵横。
在连队经过一段时间的操练，我简直成了另外样子的人，并且特别能走路。有一天黎明出发练习急行军，来回约有六十多里路，我没有掉队，脚上也没有打泡，我高兴极了。
我在部队各方面都有了进步，一九三〇年一月间，黑子介绍我参加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青年团是干什么的？我当时并不完全了解，只知道是要求进步的青年应当参加的。当时，共产党和青年团组织在我们那支红军队伍里还是不公开的。不久，黑子调到江西省青年团委当巡视员去了，他走了之后，我们再也没见过面，他后来在红军第二次反「围剿」的战斗中牺牲了，我至今还怀念他。
黑子调走之后，连部里没有书记，我这个读过点书的人成为连部的文书。文书和书记不一样，虽然做的是一样的工作，但书记比文书职务高一级。我当红军没多久就当了文书，是很大的进步。我能有这样的提升，是因为连队里一百多号人中没有一个比我识字多一点的人，我才有机会提升到文书的职位。
我当了文书，才知道我们部队的正式番号是「兴国泰和红色警卫连」，共有一百五十来号人，其成员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兴国县高兴圩的人。虽然我们是地方部队，但装备不错，战士差不多都有枪，子弹也不少，这在地方部队中是很少见的。这支部队在兴国和泰和交界的地方打过不少胜仗，同群众联系也密切，我们完全是家乡人民自己的子弟兵。我的同年叔杨宜佳和同年哥杨秀全是这支部队的创始人，他们在家乡的群众支持下创建了一支红军地方部队，对革命有贡献。
我们的部队由于有一定战斗力，最后江西军区决定把我们归属省军区独立团，以后又随独立团编入中国工农红军江西军区第二十五纵队。不久二十五纵队就改为红三军九师二十五团。杨秀全升任营长，我们的连长姓石。
我们部队整编后不久，一九三〇年十月执行了一次护送一千多名新兵到红军主力部队去的任务。我们向北出发离开兴国到吉安，这是我第一次进到城镇里。原先我连兴国县城也没有去过，吉安虽然是个小县城但是在我眼里已经是太大了。
有一天，我正在连部，忽然听到外面响起了「嘟、嘟、嘟……」的声音，我吓了一跳。连长告诉我说，那是赣江上的小火轮（蒸汽机轮船），我们都到江边去看新奇。正在这时，值星排长急忙跑来向连长报告说：「不好了，几个新兵连的人大多数跑到山上去了，说是『小火龙』来了，一口能吃下一个人。现在有百十名新兵跑了，散在城外满山都是。」石连长马上带部队上山去找人，我也跟着去了。我们用家乡土话向新兵们喊：「大家不要怕，不用跑。江上的小火轮是一种船，不是小火龙，它不会吃人，也上不了岸。」我们的话起了作用，一部份人不跑了，下山回到宿营的房子里去。后来各单位清查人数，一千多名新兵少了一百多人。跑了的人找回来的不多。几天艰苦的部队生活就难倒了他们。另外，也有些人是当地苏维埃政府为完成上面压下来的任务，被强制性地送来的，那些人原本就不想参军，正好借这个机会不辞而别跑回家里去了。
执行护送新兵的任务完成后不久，我调到团部宣传队任宣传员。
我们红三军九师可以说基本是兴国县的地方部队，但是编入红三军之后，部队活动的范围就大多了，不久我们离开吉安，开到樟树一带活动，转一大圈后又回到兴国和泰和一带。一九三〇年十一月开到了万安县境内的东固山，准备粉碎敌人刚发动的对苏区红军的第一次「围剿」，在这段时间里，部队都是在行军中生活的。
上面说的是红军初创时期的一些真实情况的写照。今天，红军已发展成了强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成为现代化的军队。作为这支军队初期的参加者，我基本上看到她发展的全过程。中国人民解放军能从那么一支以没有文化的农民为主的军队发展成现在这样强大，是很了不起的。这是几代人、特别是最早参加的一代革命者努力奋斗的结果。
第五章
肃清「AB团」
我们部队从赣西北返回吉安后，驻在东固镇以东一个叫龙岗的地方。在这里驻防时，红军里杀「AB团」风潮传到我们部队里。
「AB团」到底是个什么组织？我当时根本不知道，只听说它是坏人组成的一个秘密反革命组织。几年后，我到瑞金红军学校学习时才知道它是「反共团」英文字母的缩写。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江西南部就有了「AB团」，但很快就被打了下去。一九二九年夏天开始，敌人又把这个名字拿出来使用，主要是给苏维埃政权和红军内部的人栽赃的，用这种从内部攻破的方法来瓦解革命政权和红军。一九三〇年七月在苏区内乱抓「AB团」就开始了，入冬之前在红军中也风行开了，误抓误杀了很多自己的人，敌人的阴谋得逞了。
我们部队在龙岗驻扎下之后，开始就地整训，积极做着反「围剿」的准备。我们团宣传队员都分散到基层各连队去做青年工作。我被分到原来所在的八连进行政治鼓动。整训开始时，我的思想和工作都很好，经常受到团部的表扬。但做着做着就不对味了，上级要求官兵们发动起来揭发混进革命队伍里的坏人，宣传队员要带头，本来正常的生活突然被打乱。肃反运动开始了。这是我第一次遇到革命队伍内部的整肃，虽然我还小，只是个小小的团宣传队员，组织上没有审查我，但我被一些眼前发生的事情吓得很厉害。
我们部队的肃反运动就是抓「AB团」、杀「AB团」，运动在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发生的「富田事件」时达到高潮。在那次事件前后，红军和苏维埃内部都错杀了一大批无辜的人。运动开始没几天，八连政委就被抓走，听说他是「AB团」。没几天，我们的二排长也不见了，不久又有几个班长没了，被抓走杀了。看到这些熟悉的人一夜之间就成了「反革命分子」丧了命，我有点紧张。杀「AB团」处决人的场地离我们的住地有十里路。那时每天都有人被绑到那里去执行死刑，杀人的恐怖新闻我也听到不少。掉脑袋虽然轮不到我头上，但我总觉得心里有什么事，整日也是愁眉不展的。
肃反期间，有一次我随福叔去部队驻地附近赶集，我们买好菜之后，正要往回走，突然听到军号的声音，这种号音以前我没有听过，声音使人心里很难受。我们赶快往住处走，当我们走到河边时，已经戒严了，桥上不准过人。不一会儿，我看到河滩上绑着几个「犯人」，接着执行人用大刀砍他们的脑袋，那几个人躺在沙滩上，血染红一片，这可把我吓坏了。因为前几天传来的消息，说已经调到省里当共青团巡视员的黑子也是「AB团」，而我正是他介绍入团的，这会不会牵连到我？
回到连部之后，我死死地把石连长拖住，反复问他：「黑子（杨唐艺）是不是也是那个……」，石连长听得懂我的意思，他一句话不说，让我更着急了，晚上我就病倒了。很快杨秀全来了，杨秀全问明情况后说：「我知道了，他的病，三班长（士兵肃反委员会主席）就可以治好。」不一会儿，三班长来了，向我做了解释，我这时才明白了我参加的不是「AB团」的团，而是共青团的团「肃反」不会牵连到我，我的「病」也很快就好了。
我对自己不是「AB团」，心里有了底，不太害怕了。但是红军部队杀「AB团」的风并没有停止。有一次我到上级机关去送信，回来的路上又看到别的部队杀「AB团」。为了不让那些人行刑前喊叫，用小树杈横在嘴里，用绳子绑住，行刑的方法比我们那天在河滩上见到的更残酷。
为了节约子弹，执行人把要杀的人绑起后推倒在地，用大石头砸「犯人」的头，砸得脑浆四溅……我一见这个场面，吓得就跑。回忆起那一天的情景，现在仍然感到不寒而栗。打「AB团」活动不久就停止了，但红军中相当一批中下层指挥员被无辜地杀掉了，使初建不久还很弱小的红军大大地伤了元气。这场政治大灾难，有政治路线错误的原因，这是主要的，但是以落后地区农民组成的红军部队的愚昧也加重了这场风潮的灾难性。
参加粉碎第一次「围剿」
一九三〇年十月下旬，江西苏区的形势明显紧张了。蒋介石对红军进行第一次「围剿」，企图在三至四个月内一举消灭江西苏区的红军。
我们这支部队在沿溪渡过赣江后就开始动员反「围剿」。当时红军的政治工作人员水平不高，不能通俗地说明反「围剿」的意义，只讲一些「捍卫红色苏维埃」之类的口号。战士们对围剿红军的国民党中央军心里没底，不少人有些害怕。恰好我们红三军和红四军一个师的部队住相邻的村子。一天，红四军军长林彪来给红四军部队讲话，上级通知我们也去听。
这是我第一见到林彪。他根本不像老兵们传说的那样是威风人物，而是一个才二十出头的小伙子，个子不高，浓浓的眉毛。他如果不是骑马来，后面还跟有护兵，谁也不相信他是红军第一主力的红四军军长。
林彪在打谷场上的台子上对着下面一大片部队说：我们现在集合兵力回到自己的「家」门口来打这一仗，是因为我们熟悉这里，老百姓又拥护我们。敌人对这里倒是很陌生，我们把白军引到山沟里来，牵着敌人跟着我们转，把它像蛇一样，拉的很长，我们在适当的时侯猛地一回头，把敌人切成几段，像獾子吃蛇一样，一段一段地把敌人吃掉……。林彪用通俗的道理来说明我们能打败敌人，士兵们听了林彪的讲话之后，明白了红军的战法，提高了认识，主要是解决了「怕」的思想问题。我那时当兵已有一年，听了林彪讲话，我第一次明白了战争有「战略战术」问题。前段时间，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对反「围剿」的战略方针进行了讨论，要在赣江以东苏区腹地有利的地形下，发现敌人的弱点，再对其进行攻击。这个战略被林彪深入浅出地向士兵们讲明白了。
十一月中旬以后，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苏维埃政府对粉碎敌人的「围剿」进行了紧张的准备工作，在部队和群众中，采取多种形式进行深入的宣传和政治动员，解除战士和老百姓的种种顾虑，树立必胜的信心。临战前，总前委在小布召开军民誓师大会。会场上张贴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的大标语，这些都是毛主席最早的军事思想。红一方面军总部根据毛主席的战略思想，颁发《三十条作战注意》，简明地规定了指导思想，原则和要求，战场纪律后方工作和战后注意事项等等。毛主席的指挥是我们能够粉碎敌人「围剿」的保证！
我参军之后打过的仗都是打的地主武装和国民党地方武装靖卫团，国民党的「中央军」是个什么样子却没见过。现在要和他们打大仗，我并不害怕，反倒有新奇感，希望仗最好早点打起来。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底，我们连进行战前动员。石连长说：「敌人已经被兄弟部队牵着鼻子走到龙岗的山谷里了，我们要把他们堵在山沟里消灭掉。在战场上，谁活着谁就要打下去，绝不能怕死！」
第二天，红三军各部队在龙岗的稻田地里集结，第三天拂晓，我们部队上战场，这是红三军九师参加反「围剿」作战的第一天。我们连是九师参战的前卫连，走了十多里路的时候，大家看到红一方面军毛泽东总政委、朱德总司令站在路边土岗上检阅上战场的部队。因为部队走得很快并且已经听到枪声，我无法细看自己的最高领导，只看到毛总政委身躯很高大。当时红军中对毛泽东有很多传说，说只要他在，就能打胜仗。那天是我第一次看到毛泽东，并且是在战场的枪声伴奏下看到的。
我们连继续向前急进到亭子岭的狭窄谷地。附近突然一阵阵枪声，而且越来越激烈，这时国民党中央军冲过来了。那时打仗很简单，两军相逢勇者胜，我们发起一个冲锋，敌人转身就退。我们追着敌人打，敌人边退边战。白军武器好，枪也打得准，我们不断有人牺牲，前面的倒下，后面的接着追，农民出身的红军在山路上跑的快，很快就追上敌人进行肉搏。我们连伤亡很大，两个排长也牺牲了，二、三排在一个山头上没有人指挥，石连长命令我这个青年委员为代理排长，我领着大家勇敢地追击残留的敌人，这下子敌人基本溃散了，多数人停下来投降。龙岗战斗的时间并不长，傍晚太阳西斜之前，战场上枪声最后「热闹」了一阵子就平静下来。我们连还剩下三十多人，接到命令打扫战场，把牺牲红军的尸体集中在一起掩埋，把受伤的人向后面送。
这时有人说，山坳里有一个会叫的东西，用手一摇「嗡、嗡、嗡」地响，谁也说不出是什么，吓得心惊肉跳。我们把情况报告上去，一会儿，来了几个红军和两个穿白军衣服的人把它抬走了。事后我才知道那是手摇发电机，是无线电电台发电用的。来识别和抬走发电机的人是刚从白军参加红军的电台台长，叫王诤。王诤是人民军队无线电事业的创始人。在长征途中，我同王铮就熟悉了，对那次战斗缴获了手摇发电机，不止一次地作为笑料谈得很高兴。
这次战斗我们连伤亡很大，我们团把剩余的部队集中起来，立即带队向亭子岭集合急行军，翻一座大山时，我摔倒跌进山沟里昏了过去，等我醒来时，发现自己伤得动也不能动了，我一摸枪还在身边，我咬着牙努力往上爬，终于被战友发现了，把我救上来送到救护站。军医查了我的伤情，很严重，在前面的战斗中，我左小腿已被手榴弹炸伤，骨头都露出来了，我怕下火线，叫卫生员包扎了一下，就又上阵了，我嘱咐他不要说出去。我这才搞明白，因为腿伤了没有力气，腿一软才跌进了山沟，真是祸不单行，现在又骨折了。医生给我作了简单的包扎后，转送到后方医院去。红军后方医院算不上是真正的医院，没有专门的医生、护士，只有少数中医和招呼伤病员吃饭的人。但我很幸运，遇到了一个福建籍客家老中医，他对我特别关心，仔细检查伤情后说：「你的左脚小骨错位了，很快就可以好。」他用客家话反复安慰我。第二天，医生来给我治腿，同来的还有几个身强力大的战士。老医生表情严肃地说了一句：「你的腿很快就会好的。」他的话刚落音，几个战士用劲把我按在床板上一点不能动，医生则把我的脚腕子用劲一扭，我听到「嚓」的一声，就疼得晕了过去。我苏醒过来之后，老医生说：「你脚上错位的小骨必须正位，炸伤的伤口也要清理。我们没麻药，只有用蛮办法。」给我治疗弹片的伤口时，也没有治伤的药，只能用盐水洗伤口，每一次洗伤口都把人痛得死去活来。十天之后我的腿好多了，可以下床动动。我几次到医院院部要求回部队，回答说：「现在部队离这很远，你暂时不能走，先临时参加医院的工作等待出院。」于是我参加院部组织的宣传工作。我从上级发下来的材料中知道，红军反围剿取得了很大的胜利，歼灭白军一万人，缴获七千多支枪，还活捉敌军中将指挥官张辉瓒，召开群众公审大会，当众把张枪毙了。传说蒋介石对张的死很痛心。
不久上级通知：九师伤愈人员出院到江西军区军事部集合。我们二十几个人到位于兴国县的江西军区军事部报到，在这里我看到了「同年哥」杨秀全。他奉命来组织兴泰万赤卫队，他提议将九师伤愈的伤员都调到赤卫队，得到批准。
几天之后，以九师伤愈战士二十多人成立了「兴泰万赤卫队」，后来发展成「兴泰万独立团」，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发展到二千多人。由主力部队派骨干，组建地方部队，是当年扩大红军搞「丰收」的方法，兴泰万独立团就是一个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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