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韩国看中国最严减负政策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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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远举

LIUYUANJU

FT中文网、腾讯大家、南方周末

新京报、南方都市报、澎湃等媒体

专栏作家，多家智库研究员

关注时政、财经、互联网

作品见于中外媒体

以深度的分析、冷静的理性

客观的态度去发掘现象背后的事实

7月2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意见》针对校外培训机构的治理整顿，空前严厉。

首先，要求各地不再审批新的面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现有学科类培训机构统一登记为非营利性机构，对线上学科类培训机构改为审批制。

校外培训机构违背教育教学规律、冲击学校教育进度、降低公众对学校教育的信心、影响学生正常成长，尤其是在职教师为自己的学生提供课外辅导，滋生“教育腐败”，家长深恶痛绝。所以从去年开始，

其次，要求学科类培训机构一律不得上市融资，严禁资本化运作；

第三，建立培训内容备案与监督制度。《意见》要求严禁超标超前培训，严禁非学科类培训机构从事学科类培训

第四，严禁校外培训机构不得占用国家法定假日、休息日及寒暑假组织学科培训。

《意见》出台后，新东方、好未来等校外培训机构龙头的股票应声而跌，跌幅都在50%以上。2019年，中国K12教育市场规模为7629亿元，本来业界预测，到2025年将达到9468亿元左右。随着最严通知出台，这一预测不复存在。

优化教育生态。

《通知》导向的局面，对中国家长而言，是一件好事。

中国的教育系统，是环环相扣的。每一次入学竞争，都需要前一次的胜利为基础：想有个好工作，就得上一个好大学，想上个好大学，就得上一个好高中，再之前，就得上好的初中、好的小学，甚至好的幼儿园。每一次上好学校，都需要一次竞争。就这样，社会的压力就顺着这个连环套，高效的传递到童年。由此，造成剧场效应，这才是小学生负担难减的根本原因。

所谓剧场效应，是指一个剧场中，前排的观众站起来看，这一排后面的观众也得站起来，最后，所有观众都不得不跟着站起来，否则就看不到台上的表演。到最后，不但需要站起来，还需站在凳子上。所有人都站起来了，但看到的东西，仍然是一样的，这就是内卷。

打破剧场效应的办法，是先劝导一部分讲公德，建立共识，坐下去，某种程度上来说，欧美的中小学教育差不多是如此。另一种办法是，进来几个警察，严禁任何人站起来，一旦站起来就罚款。这种办法，也能让全剧院的人坐下来。现在，这个通知，就相当于这个警察。

这两种方法中，美国的例子，有点像前者，靠大家自觉坐下来。

美国也是就近上学，就是你在哪里租房、买房，你就在对应的附近的公立学校上学。美国的公立体制，官方是不会给学校冠名重点和非重点，但学校确实是有差别。这是因为房产税，房产税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主要花在当地学校的教育经费上了，所以房子贵，房产税就高；房产税高，学校就更有钱，就能更多的用在学生身上。同时，能买得起贵房子的家庭，一般而言，也会花更多的时间和金钱在孩子身上。

不过，即便有这种隐形的重点校机制，但他们小学、初中负担并不重，要到了高中，学习才开始紧张的。这种相对佛系的态度，也还是与国民的心态有关。

韩国的例子，更像后者，政府就是那个警察，强制叫大家坐下来。

这个办法会有效吗？不妨来看看韩国发生过什么。

1981年，为了防止课外辅导行业过热，让教育变成普通家庭比拼财力才能获得的资源，韩国政府通过了《学院法》（学院在韩国即指课外辅导班），禁止任何机构办课外辅导班。

各

1968年，为抑制越来越严重的升学竞争，朴正熙废除了小升初考试，并推动各个初中在师资、教学设施等方面实现均衡化。1974年，韩国政府开始推广“高中平准化政策”。撤销“名牌学校”；让老师流动起来，每四年换学校，并采用抽签的方式分配学生。看起来，这些政策与中国当下的政策非常相似。

然而，事与愿违，在实施平准化教育后，韩国课外辅导疯狂增长。1960年代初，韩国共有学院500多个，到了1975年达到了近3000个，1990年突破2.8万家。2021年3月，大韩民国教育部与统计厅发布的《2020年小学、初中、高中课外辅导费调查结果》显示，高收入阶层在课外辅导费上每月平均花费超过50万韩元（折合人民币3000元），而低收入阶层每月在课外辅导费上也要花去10万韩元。 后者，几乎是这个阶层家庭年收入的10%。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中国也要步韩国后尘了呢？未必。优化教育生态。

韩国课外辅导班的兴起，主要有三个原因。

首先，公立教育平准化之后，放学很早，小学生有大量的空余时间，家长无暇照顾，就必然放到辅导班。

其次，1998年金融危机后，韩国的均等化政策有所回缩，搞起了“特目高”（以特性化目的举办的高中），主要分外语、科学、国际、艺术、体育、专职等门类。这些学校学费很贵，大概是普通高中的5倍。有个高中作为一个门槛，无疑提升了初中的竞争。

第三，初中的辅导班，在市场上竞争的时候，也要寻求好的学生。这就要求小学成绩，或者是小学辅导班中的成绩。这就逼迫家长在小学阶段进行辅导。也就是说，韩国的市场化课外辅导体系，在公立教育之外，打造了一个教育体系。公立教育的平准化努力，全部被市场抵消了。

东亚地区，人们对教育的焦虑，是一种非理性的焦虑，这种焦虑，在市场中一定会被放大。从这个角度，韩国的平准化之后，必然需要强力的抑制市场来填补这个需求。不过，在这一点上，韩国政府尽力了，但没做到。因为留出了小学课余时间，让市场可以和家长的焦虑接触、发酵。此外，政府的执行力也不够，最后又放出了“特目高”这种变相的重点高中。最终使得减负的努力失败。

不过，即便如此，由于没有重点初中，韩国小学生的负担，相比平准化之前，仍然是降低了的。从下面这张图就能看出来。够优化教育生态。

所以，从韩国的例子看，中国的相关政策组合拳，已经在小学课后服务方面做了预防。现在的关键就是看，对教育资源的均等化能否持续做下去。

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多项改革，《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下称《决定》)提出：“统筹城乡义务教育资源均衡配置，实行公办学校标准化建设和校长教师交流轮岗，不设重点学校重点班，破解择校难题，标本兼治减轻学生课业负担”。这个原则与纲领，是减负的标本兼治的方法，也是消除家长课外辅导动机的根本之法。

现在很多地方采取抽签入校。抽签入校和均等化，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问题，有时间再谈。简单的说，抽签入校，解决的是人人机会均等，但结果并不均等。这就会激发那些没抽上的人的焦虑。

所以，学校之间的均等化搞不好，不解决好，未来恐怕还是会回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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