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下的双城记：上海与苏州之间迁徙的打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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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车卯卯
一座城市有多光鲜亮丽，背后便有多少打工人正在为了生活而挣扎。
据《2021长三角城市跨城通勤年度报告》，往返上海、苏州的通勤人员约为7万，其中昆山与上海中心城区的联系最为紧密，占沪苏通勤总量的80%左右。
沪漂们来自五湖四海，无法从父辈继承在上海扎根的硬实力，掏空两代人的家底也拿不下一套市区“老破小”。甚至作为单身外来人口，压根没有购房资格。
而苏州则承载着这部分上海无意挽留的人口。
每个工作日早晨，11号线将寄居在昆山花桥的新鲜血液，准点输送到上海徐汇区心脏，然后再输送到这座巨型城市的各个角落。
在这群沪苏候鸟中，有人守着边缘化的小确幸，却经受着二舅也治不好的精神内耗；也有人在温饱线上卷生卷死，每天都在劝自己“苟、忍、熬”。
但在今年3月开始的疫情下，两座城市间的桥梁曾经轰然倒塌，无数悲欢离合上演。5个多月过去，上海仍在“清零”附近反复徘徊，这架断裂的桥梁能否重新建立，我们未曾得知。
50公里高速，26站地铁
Zoey没想到，在自己的看起来还不错的工作背面，是通勤的一地鸡毛。
在陆家嘴，各大5A写字楼门牌上的公司名称往往以“株式会所”、“上海事务所”结尾，有无数与Zoey一样打扮时髦的白领，说着中英夹杂的专业名词，吃着有仪式感的日料定食，背着轻奢包包出入其间。
此外，她所在的外企工作时间自由，没有打卡要求，奉work-life balance为圭臬，上午九点办公室空空荡荡，下午五点半基本能奖励自己提早下班。
Zoey公司楼下的核酸检测采样工作站（图源：Zoey）
在一份如此令人艳羡的工作面前，唯一的美中不足是——Zoey不是上海人。
与所有沪漂一样，她也曾小心翼翼地在通勤距离与租金之间做着衡量取舍，在上海市区一套50平米的一居室里蜗居，把月收入的四分之一上交房东。
去年Zoey怀孕后，一方面因为工作对坐班的格外宽容，另一方面考虑到母亲可以帮忙照看新生儿，她退守到了苏州吴江的老家，不用再为房租发愁，吃的不再是昂贵的日料沙拉，而是阳春面与自家菜园里长出的青菜。
然而这份看似为生活减负的礼物，早已在暗中标好了价格。
对Zoey而言，住回苏州并不能使她摆脱那种如影随形的疲惫感与漂零感，因为每去一次上海，都意味着来回5个小时的通勤。
100公里，这是吴江与陆家嘴的直线距离，换算成通勤路线，需要先在早高峰的沪渝高速上龟速行驶50公里，抵达东方绿洲地铁口，坐满17号线全程，在虹桥火车站换乘2号线，在人贴人的车厢中一路深入市区，在陆家嘴站获释下车，总共26站地铁。
17号线的起点站东方绿洲（图源：Zoey）
Zoey总是在一片黑压压的人群后，排队、刷码、进站，目视呼啸而过的列车，每经停一站，就从左侧门挤上来一堆人，再从右侧门被人潮推出去一批人。
白炽灯照出每个人眼底的青黑，连对面白领眼睛上没刷好的睫毛膏结块都能看得一清二楚。
这里是拥挤的、吵闹的、油腻腻的，肉包油条的热气掺着空调的冷气，呼吸之间，有种难以言喻的魔幻气息。分布在车厢四处的精英们，就像一条条被挤到站起来的咸鱼，无时无刻不忍受着设备噪音与运行时的颠簸。
但这里也总是安静的，能挪动身体的空间窄小凝滞，你感受不到任何让人振奋的氛围与情绪，一天的精力全泄光了。
从踏入写字楼的那一刻起，她还得马上收起这份灰头土脸，扮演8小时上海浦东金融中心月薪2万的摩登白领。
而在疫情下，Zoey本就漫长的通勤生活，又多了些兵荒马乱与不确定性。
她被逼成为了一个手机重度依赖患者，每天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保持自己的实时认知与疫情政策同步。
第一步是打开设为星标的苏州发布、上海发布，边刷边祈祷自己去过的地方没出现过阳性和密接；第二步是查看有没有12345和社区工作人员的未接来电，毕竟没有人想在网格化管理中出岔子；最后是翻遍沪苏通勤群的最新消息，判断各个卡口、地铁站是否安全畅通。
此外，因为沪苏通勤人员都要受到“两点一线”的出行限制，她不能前往公共场所，于是只能拜托朋友带着未满一岁的宝宝去打疫苗。
傍晚，Zoey从东方绿洲站驾车回家（图源：Zoey）
7月份上海疫情出现小范围反弹，陆家嘴街道被列为中风险，Zoey上班上到一半就被通知要做大筛，赶紧回家。她现在仍不太敢去公司，害怕一有阳性，就不被苏州“内放反弹，外防输入”的政策所接受，只能流落在上海街头。
她也曾抱有过幻想，自己怎么也算“半个上海人”，但“一场疫情就把大家打回原形，这里是苏州，那里是上海，你是你，我是我。”
花桥镇，不相信被裁沪漂的眼泪
大潘摸爬滚打多年，始终觉得人不能太安于现状。
他大学毕业后，进入国企成为了一名工程师，22岁就已经过上了众人眼中稳定、下限高、福利好的生活。
但他逐渐发现，自己就算在噪音粉尘中铆足了劲干，到头来也不过和磨洋工的关系户赚的一样多。他也看透了在国企永无阶级跨越之日的现实，毕竟逆来顺受是必需技能，普通人只能乖乖在老资历们后头排队。
大潘不想当一根混日子的老油条，也厌倦了做那只在温水里被煮的青蛙，于是在三年前毅然从国企辞职，来到上海一家只有五个人、美其名曰“创业型公司”的汽车媒体从头做起。
在他眼中，上海就像一座静候征服的堡垒，为籍贯外地的野心家们设计了苛刻的路障。但聪明人不会被轻易劝退，步步为营往往是最优解。
几番权衡之下，苏州昆山花桥镇成为了他试图攻下的第一站。
6月23日的花桥地铁站（图源：大潘）
这里与上海安亭镇仅一马路之隔。据2020年的《全国主要城市通勤时耗监测报告》，上海上班族平均单程通勤时间为42分钟。2013年11号线昆山段开通，花桥站可以直通上海内环，到第一个换乘点曹杨路站，只需1个小时（18站）。
住在花桥，不仅在通勤上四舍五入约等于住在上海，还能享受着较为宽松的限购与亲民的房价。
据安居客数据显示，2022年以来，花桥楼盘的平均单价为23676.5元/平米，仅为上海的三分之一。相对于上海老小区，花桥新城的安静舒适也更有吸引力。
（图源：《2021长三角城市跨城通勤年度报告》）
大潘先在花桥看中了一套人才引进房，低于市价3000一平米的价格无比诱人，但开发商却在承诺交房的一年期限临近时爆雷毁约。
吊机横在高空，木材、钢筋横竖不齐的散在泥地上。几栋数十层的高楼耸立天际，灰色墙体包裹着密密麻麻的黑色洞眼，脚手架外蒙着绿网，兜着不慎掉落的建筑垃圾，被扯的千疮百孔，如同每个人的人生一样。
他整夜整夜地失眠，为了不让70万首付打水漂，请假去了十几次售楼处讨要说法，一站就是一整天。也有孕妇站在楼顶冲着下面哭喊，“不给钱就跳下去”。最后大伙靠着打官司维权，才逼开发商把房款全吐出来。
楼市风云多变。经此一役后，大潘就只敢买看得见摸得着的现房了，在20年初再次掏出全部积蓄，抄底拿下一套82平的小三居洋房，每月7000房贷，计划30年还清。为了省钱，他的早饭晚饭都喝粥，午饭也是简单对付一口，平均每天的花销为29元。
大潘花桥小三居洋房的窗外景色（图源：大潘）
然而，上海封城彻底端掉了室外工作者的饭碗，大潘在居家隔离期间无法外出拍摄，从前那股加班到凌晨三四点的热情也被搁置了。
4月末，公司也拉不到什么订单，但还得给员工发薪水、交社保。人事总监把两条路摆在他眼前，一条是只拿上海基本工资的底薪，按项目给提成；另一条是签署离职协议，补偿你N+1，从此两不相欠。
可疫情下哪有什么项目，更不用说提成。按2590元的底薪计算，他喝西北风三个月才能还上一个月的房贷。
31岁的大潘辞职了，他试图拉扯住自己濒临断裂的资金链，在运营抖音等社交媒体账号之外，上海复工后也开始自己接拍摄项目。
有一次，因为执行时间突然提前，必须连夜做核酸才能进入上海。他先跑遍了花桥，发现唯一的一个24小时核酸的检测点不对非黄码人员开放，最后打车到昆山市区才搞定，折腾完这来回的20公里，到家已经零点后了。
大潘接到临时提前的项目（图源：大潘）
大潘的一位前同事，也是花桥沪漂一族，在被迫直面无处容身的困境后，这场疫情甚至让他的人生计划变质了。
2月14日，受上海、苏州两地疫情影响，往来于沪昆的高铁、大巴、11号线昆山段的兆丰路、光明路、花桥三站全部停运。
同事害怕被封在家无法工作，于是赶紧徒步前往沪昆交界处的安亭检查站，查验过健康码后，乘11号线进入上海界内，打定主意住进公司大楼。
但谁也没想到，说好的只封三五天，被无情地延长到了3个月。
他就像被困在了一间简陋的监狱里，只能在一楼的卫生间里擦洗身体，睡觉就在硬邦邦的瑜伽垫上凑合，与楼里的老大爷一起做饭，分享着社区支援的物资与其他好心同事留下的零食，偶尔也对着空气挥动羽毛球拍，试图唤醒早就没了轮廓的肱二头肌。
同事睡了3个月的瑜伽垫，只有61厘米宽（图源：大潘）
疫情结束后，他最终也是被“优化”的一员，驻守公司大楼3个月的功劳苦劳，仿佛只是他的一场自作多情，嘲弄着他多年来为在上海站稳脚跟所付出的汗水。
大潘再看到同事的时候，同事肉眼可见的瘦了15斤。走的最后一天打卡下班，连打卡器都认不出他的脸。
城市的“夹缝”人
小许对自己的定位是，一名住在花桥兆丰路站附近的底层老百姓。
在工作日，他醒来后没有赖床的时间，最晚早晨六点半踩着朝阳出门，徒步一刻钟到达地铁站。
安亭动检站前排起长队的人行道（图源：小红书）
空座是值得饿虎扑食的稀缺资源。前往同一个方向的路人，随时观察着自己的脚步是否快于周围人，只为赶上人少的早一班列车。路上不时有电瓶车鸣着喇叭呼啸而过，他们注定先人一步。
6月21日，沪昆两地恢复通勤的第二天，小许刚起床就被迫卷入这种令人紧张的竞争中，因快走而呼出的气体凝结成水珠，挂在被过度使用到起球的口罩内壁。
虽然夏日清晨有凉风徐徐，但他的额头已冒出细密的汗珠，如同内心的焦灼一样。
他不一会就做完了核酸，领到一张彩色的小票凭证，上面写着“花桥区域核酸检测已采样”。上了11号线后，疫情前熙攘的车厢如今却显得空旷，他料想，最大的可能性是许多人的沪苏通勤电子凭证还没被批下来。
写着日期与采样次数的核酸小票凭证（图源：小许）
到达东方体育中心站，小许换乘6号线，在心里默数过8次停靠，在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站下车。
但就在他扫完场所码，刚一只脚迈进写字楼时，被保安拦下了。理由很简单：随申码与苏康码是两套体系，你花桥做过核酸，但随申码里14天没有采样记录，我们上海的写字楼不认。
最后惊动了公司人事下来签字，保证小许没有问题，如果日后真的出了问题，小许负全责。
在大环境下行情况下，很多企业已经苟延残喘，靠裁员削减开支。小许每天忍耐着来回3小时的通勤时间，在花桥、上海各做一次核酸，最大的奖励就是保住这份扣完金后月薪4500的工作。
在上海封城期间，小许居家办公的工资更是被减到了70%，为覆盖日常基本开销，他只能咬牙向支付宝贷了2000块。值得庆幸的是，每月2500的房贷都按时交上了。
6月1日至19日，是小许最为焦虑的一段时间，因为上海已经陆续复工，但沪苏仍旧不能通勤，并且没出文件说明原因，何时能去线下工作也是未知数，就算领导因此把他开除了，也很难向劳动局申请维权。
“我老板要求6月1号开始复工，他问我大概什么时候能回来，我说我不知道。如果你是一个企业的老板，你听到这样一个回答，你是什么反应。”
他尝试给12345打电话，可听筒中传来的回复永远都是敷衍机械的“抱歉，请耐心等待，感谢你的理解”。他也曾去疾控中心询问政策，发现那里的一问三不知的工作人员一年能拿6万块，比自己的工资还高。
不得已之下，他向国务院微信小程序投诉了6次花桥“防疫一刀切”。那时他甚至想过卖血卖肾，如果继续入不敷出下去，7月份的房贷注定逾期。
6月13日小许向国务院小程序提交投诉（图源：小许）
6月20日沪昆恢复通勤后，以上问题都看似迎刃而解了，小许也从这种为保住饭碗、还上房贷而四处奔波碰壁的生活中，逃离回了平凡压抑的日常。
但花桥对沪苏通勤族的冷漠态度，让一个残酷的真相在他面前展开，作为收入偏低的底层老百姓，自己只是上海与苏州间的“夹缝人”，并不会真正属于这两座城市。
随着防疫政策的放宽，“两点一线”、沪昆通勤电子凭证、安亭交界口的隔离“小白墙”都逐渐被取消。
但小许坚持不去“他们”花桥的公共场所，“免得把疫情带给他们，不太好”。
通勤就是世界上最远的距离
上海是一座拥挤的巨型城市。
在冷气十足、四通八达的轨道系统里，一列早高峰的车厢里挤进多少人，就塞进了多少个梦想。
但奋斗的面具之下，是苦大仇深的真实表情。地铁里乌泱泱的人潮，像一群无以为家的蚂蚁，熙熙攘攘而过。
疫情还在继续，一些沪漂已经放弃了挤进上海这道窄门，倦鸟还乡。
然而，选择留下的沪苏候鸟的心不得不继续悬在空中，随时准备迎接下一次的封控、连夜核酸、地铁停运，以及被轻易打乱节奏的生活。
对他们而言，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过是，那些高高的写字楼，和自己远在另一座城市的家。
*文中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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