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天勇│居民需求不足解释及其改革扩张对稳定增长的展望 ——基于二元差值的一个分析方法和框架
作者简介：
周天勇，东北财经大学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内容提要：中国自2012年以来，由于出口需求和居民购买住宅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逐步下降，经济增长在需求侧约束方面下行压力增大。用二元体制标准值与扭曲值及差值分析法，基于需求增长函数，在原有流体内生变量基础上，引入流动闸口变量，即将差值作为分析的主要内生变量，以此建立解释需求侧经济增长下行，仿真推演需求侧体制改革对潜能释放的一个思路和框架性数理逻辑与计算方法，并对历史体制扭曲和经济增长损失，以及体制改革与未来经济增长潜能进行了关联分析，结论是需要要素市场化和土地房屋资产化供给侧改革，与人口流动迁移、城乡土地和住宅交易及分配、居住多元以抑制高房价，对居民收入转移和提高民生支出等需求侧体制改革统筹推进，缺一不可。如果改革协同并进展顺利，未来15年中国经济中位水平可实现5.5%的增长速度。
关键词：二元经济体制 标准值 扭曲值 居民消费 经济增长2023年4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还不强，需求仍然不足，要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收入，改善消费环境。需求为什么不足？怎么办才能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改善消费需求格局？对此众说纷纭，对策不一。本文认为，需要在中国经济运行和增长的数理逻辑方面有所突破，从“财富生产—收入分配—需求支出”国民经济渠道流量循环去观察格局性和深层次问题，据此提出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
总需求不足，特别是居民消费投资需求不足，造成了国内生产与需求循环的梗阻，这是近些年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主要原因（刘鹤，2020；臧旭恒和易行健，2023）。毫无疑问，居民消费和投资支出能力决定于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然而，哪些原因造成了居民收入水平相对较低和消费投资能力偏弱？实施什么样的战略措施才能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和扩大居民消费投资支出？对此，有学者认为是收入分配差距造成了低收入水平人口的消费不足，应当加强再分配，推进共同富裕才能增加居民消费（李实和朱梦冰，2022）；有的学者认为，是财政对教育、医疗和住房等保障支出不够，导致居民这三项支出大而常规消费需求能力偏弱，国家应当加大这方面的支出（王延中等，2016）；还有的学者认为，农民收入水平过低，重点应当振兴乡村，加大财政补贴力度，扩大农民消费支出（臧文斌等，2012）；王弟海等（2021）也提出了有益的看法和对策建议。
一般市场经济国家中，需求侧的经济增长表达为投资增长率、消费增长率和净出口增长率乘以各自对增长部分贡献的权重，再将三者进行相加。但其假定条件是，市场配置资源，允许交易，产品和要素市场确定价格，而价格又是分配的机制。生产结果方面，劳动、资本和土地按各自的贡献分配各自的收入。在财产方面，居民可以资产进行投资，或者将其交易，获得财产抵押生产、入股获利、出借获租和出售获得收入。
然而，中国的“生产—分配—收入—支出”循环链上有着各个环节的二元经济体制扭曲，程度不同地影响着经济循环中的流向、流速和流量，造成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失衡。根据中国的体制国情，本文提出并定义了市场经济标准值与二元经济体制扭曲值。根据二者及其差值估算生产方面的体制剩余要素和资产数量，观察其通过改革纠正扭曲加以释放所蕴含的生产增长潜能和可能对增长的贡献（周天勇，2022）。这里，在需求侧体制改革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上，本文也秉承二元经济体制数理逻辑分析方法一致性的原则。
本文通过分析需求与增长数理关系，重点关注“分配—收入—支出—投资”渠道流量，综合逻辑运算分析，认为总需求不足和生产相对持续过剩的总量性原因是居民可支配收入和消费及投资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过低。其由几个重要因素构成，如就业人口数量收缩、人口从低收入处向高收入处流动梗阻、土地交易收入分配扭曲、城镇房价过高、禁止农民住宅交易和财政民生支出比例过低等。
一个重大的区别是，生产方面的体制性剩余，有实实在在的物，如有劳动力、资本和土地要素，有土地和房屋资产及未开发的土地资源等；但需求侧不存在体制性剩余收入和消费及投资。其市场经济标准值与二元经济体制扭曲值之间差值造成的扭曲体现为，获得收入的经济主力人口被行政干预减少，人口向高收入城镇和农业流动被堵塞，土地交易收入分配的流向被扭曲，农村住宅禁止交易而失去收入的源泉，城镇高房价转移了居民收入逆流，民生方面政府支出比例低挤出居民现有收入等。准确地定义，二元经济体制中居民消费和投资需求不足造成增长速度下行，其逻辑传导是体制分配扭曲，或者阻碍了居民应分收入而被过多地转入政府和企业项下，或者转移了居民已有收入支付过高房价而流入政府、房地产企业和银行项下，或者由居民收入支付本应由政府提供的教育、医疗、居住保障而节省了政府收入的支出，造成了居民消费和投资流量过少。
居民对富裕生活追求的需要与增加居民有效消费和投资支付能力，是未来中国需求侧增长的最重要来源。中国城乡居民在日常生活和财富拥有方面，农村处在工业化的初中期阶段，而城镇居民也只是达到了中后期阶段，并没有完全达到富裕社会的水平。一方面，二元经济体制收入和支出流动扭曲，致使居民项下收入流量过少，或者其收入被转移，或者其收入被挤出替代政府的民生保障支出，造成居民有支付能力的消费投资需求不足；另一方面，通过分配和支出体制的改革，提高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增强有支付能力的消费和投资需求，则是未来需求侧经济增长的巨大动能。
一个经济开放的国家，国内有投资和消费两种需求，而消费又分为居民消费需求和政府消费需求及出口需求，投资则分为居民投资、政府投资和企业投资。因为居民投资通过购买股票、银行存款（转为银行对企业的贷款）、入股企业等方式，最后体现为个体工商、独资、合伙和股份公司等法人的投资支出，经济统计中往往将居民投资和企业投资归并。数理上可以用居民收入消费率参数计算居民收入投资率（假定储蓄全部转化为投资），将居民收入的投资部分分解出来。因此，居民收入分配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过低，不仅影响需求侧的消费不足，也影响民间投资不足。从中国统计数据看，居民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民间投资增长率和经济增长率的下降一般呈正相关关系。
在均衡增长中，支出法的投资、消费和净出口等总需求增长，要与要素投入产出和全要素生产率形成的总供给增长相等。一般来说，需求长期大于供给，容易形成通货膨胀，但有利于生产能力扩张和产出的增长；而需求长期小于供给，则生产能力扩张停止，并且不断收缩的市场需求要求生产能力不断地出清，造成产出增长长期处于下行状态。
特殊的体制条件下，需求不足是总量问题，结构扭曲也会造成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失衡。在本文的分析中，人口管制、迁移受阻、土地收入分配扭曲、禁止房屋交易等不仅影响居民的消费支出能力，也影响居民的投资需求能力。因此，在分析居民消费需求不足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时，也需要有由收入分配扭曲造成的居民投资需求不足的变量加入，观察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从生产、分配、支出三环节观察国内生产总值的结构。1978—2022年，与国际标准值相比，中国劳动者工资贡献、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居民消费支出在不同环节中的比重都过低，1978年工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最高为33.89%，原因在于城镇就业的单位比重高，农民的收入水平较低；而居民可支配总收入和居民消费支出水平最高年份是1983年，分别为62.45%和52.01%。到2022年，职工总工资、居民总收入和居民总消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分别为24.02%、43.03%和28.62%，改革开放以来平均分别为25.40%、47.72%和37.83%。
从1978—2022年各种需求的交替来看，改革开放初期，农村体制改革极大地刺激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乡镇企业发展也强劲，农民收入水平提高和消费能力增强；分配由吃大锅饭向按劳计件等转变，扩大企业自主权，可以计划外生产销售等，使生产率提高，城镇职工工资收入也增加，扩张了城镇居民消费。消费需要供给扩大，供给扩大需要产能投资，产能进一步满足居民消费需要，生产供给和消费需求间形成良性循环。
20世纪后期到21世纪前10年，居民收入和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降低了10个百分点左右，汇率市场化改革和加入WTO，使出口快速增长，出口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上升了20个百分点左右，最高的2006年达到35.36%。1998—2000年城镇住宅商品化改革，居民对无偿分配给自己的房屋按照改革价格支付总价款，以及后来商品住宅的购买总支出，平均占2008—2022年国内生产总值的21.13%，其比重最高的2005年达到26.47%。出口需求替代和居民购房支出需求弥补了居民消费需求的降低，仍然推动了经济的高速增长。这三个需求比重先后从2008年和2010年开始不同程度地下降，到2022年，居民消费总支出、居民购房总支出和出口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下降到28.62%、19.80%和9.47%。
从未来经济增长的需求拉动条件看，出口需求不确定性很大，以此为主也不符合富民之道；住宅供给已经饱和，购房支出需求大概率会急剧下降；主要矛盾集中在了居民消费和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能不能回升和替代。是什么深层和综合的原因，造成了居民收入消费和民间投资需求持续降低减弱？二元体制经济中，在资源配置、商品用途、收入分配、投资去向和消费比重方面，出现了下面这些问题。
第一，重视政府收入的集中和增长，忽视了居民收入的分配和提高。20世纪80年代末由于税制不完善和财政地方包干制，出现了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和中央财政收入占总财政收入的比重双双过低的问题。后来通过利改税及增值税中央高与地方低分成等体制改革，状况得到改善。但是，后来出现了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快于居民收入增长、财政收入增长快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趋势，成为居民收入和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下降的重要原因（吴园林，2018）。
第二，重视向外出口的创汇及需求，忽视国内居民的消费和需求。改革开放以来，一方面，中国需要引进先进技术、工业装备、生产原料、制成品和平衡服务贸易逆差等，这些都需要大量的外汇；另一方面，出口品生产使用了土地和劳动力形成增加值，国际市场开拓则扩大了中国生产增长的需求。然而，出口生产增值退税，财政收入减少、国内生产产品成本相对较高，国际市场中国制造产品比国内生产销售产品便宜（张燕生，2019），因此，出口导向发展模式在促进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也出现了压抑国内居民消费需求的问题。
第三，重视城市和建设，转移城乡居民收入，忽视居民收入分配、支出去向及消费的能力。进入21世纪后，各地加快了城市、二三产业园区和交通枢纽等面积扩大及其公共设施建设的步伐，也进一步加大了交通能源基础设施工程的投资力度。从资金来源方面讲，零价格从农村城郊征收了巨额的土地，转移了农民也应该分配的一部分收入；而土地的竞价出让和高房价，又使地方政府和一条渠道供应居民住宅的房地产商过多转移了购房居民的收入，这就从城乡两个方面影响和挤出了居民的消费需求能力（赵燕菁，2023）。
第四，投资和消费的主体和领域方面发生了诸多失衡。由于二元经济体制中计划和行政的力量较强，市场和社会的积极性往往被忽视，在投资需求侧，发生了重视政府主导的公共和基础设施投资，忽视民间制造业投资的失衡；发生了重视国有企业投资，忽视民营经济投资的失衡；因此也存在着重视上游产业和重工业化的投资（盈利的国有企业一般在资源、原料、能源和国防等工业和供应领域），忽视竞争性制造业装备和服务居民生活的制造业投资的失衡。在分配和消费方面，发生了重视政府、事业及国企等机构和人员的经费和消费，轻民生转移支付，忽视居民的收入及消费的失衡。
这里观察需求侧体制与增长的变动关系，数理方面需要贯彻二元经济体制分析的逻辑思路，找出收入分配和需求领域中市场经济各种标准值和二元经济体制扭曲值，计算出它们的差值作为内生变量，从而刻画它们从总量和结构方面如何影响收入分配和消费支出的流程，去测算由生产增长的可能性边界收缩造成的经济增长放缓。
（略）
从“生产—分配—支出”的流动看，生产领域创造了商品和服务等财富，生产各方的获得以价值收入形态流入分配领域，收入通过在市场上用货币进行购买财富又流入支出领域。居民、政府和企业三个部门的收入，是各自投资和消费支出的来源。居民是消费的主体并兼有投资，政府既有消费支出也有公共基础设施投资，而企业则是投资的主体，它们各自的支出形成国内总需求。
（公式略）
从经济增长的动力来看，在生产和需求两端。生产决定于要素投入和生产的广义技术进步，消费需求为生产规模提供增长的可能性需求边界。萨伊定理是，市场配置资源，供给会自动创造需求，不需要政府的干预；而凯恩斯主义认为，市场也会失灵，需求不足会造成生产过剩和经济萧条，需要政府的经济政策调节。
在二元体制经济中，存在着计划经济延续的重视物质生产力而轻视人口生产力，重视集中积累而忽视居民分配，重视政府和投资而轻视居民投资力量，重视生产建设而忽视生活需要等方面的惯性。因此，从上面的结构分析可以看出，生育行政干预、迁移管制、土地出让财政、土地房屋禁止交易、房地供给行政操作和垄断以及福利提供不足等，这些因素综合作用，致使“生产—分配—支出”流程扭曲，导致需求不足，造成生产过剩，成为经济增长下行的压力。
因而，二元经济体制国家需求不足，从分配到支出流向和流量看，主要是由居民收入分配流入过少，造成了居民消费支付和民间投资能力的不足。在“生产—分配—支出”循环中的差值，实际就是各个环节流动、流向和流量闸门的大小。因居民收入消费剩余的部分，或者储蓄在银行由其发放贷款用于企业建设和经营，或者自己投资创业，或者购买股票和债券等，假定均转化为投资。因此，居民收入分配比例低，不仅影响居民的消费能力，也影响民间投资需求。
前述分配到支出的二元经济体制扭曲，表现在总量中，就是居民收入和消费投资需求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过低。国内生产总值内部分配、支出和生产方面表现为，政府、企业收入与居民收入的分割，投资、生产与消费的循环，基础设施、资本品和最终消费品的比重。居民分配和需求比重过低，意味着国内生产总值中企业资源性、原料性和装备性产品生产过多，交通等基础设施过剩，而供居民消费的产品不足。其流向和流量方面的问题是，居民收入分配流入过少，居民对消费品制造业的需求不足，进而造成制造业过剩，而居民分配储蓄部分不足也使民间投资乏力，结果出现国民经济萧条和增长速度下行。
（公式略）
四、居民需求不足影响增长速度的数据描述
居民收入及消费投资需求收缩性变动，进入21世纪第二个10年，以及对未来，已经或还会发生不利的影响（自然变动情况下）。而居民收入和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20世纪90年代初就偏离应有标准值而逐步下降。前面已述，由于20世纪90年代住宅商品化和土地大规模竞价出让，再加上加入WTO后出口导向的推动，在90年代到21世纪第二个10年初，还是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需求不足和生产过剩凸显于2012年，供给大于需求压力使经济增长从8%以上的高速度跌下，并且不断相对收缩的需求要求生产能力不断地出清，使增长速度持续放缓（周天勇和许文立，2021）。
前面用人口生育管制及自然增长、迁移管制及市民化水平、土地交易收入分配扭曲、农村住宅禁止交易、城镇住宅高房价、民生支出比例过低等二元体制差值，建立了需求收缩的结构性模型。2012—2022年居民需求不足影响经济下行的结果如下。
（1）前20年生育管制，致使居民消费和居民投资需求相对收缩，合计影响经济年均增长0.37%。中国人口数量最后一波高速增长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到中期后，最高的1987年人口自然增长率达到了16.61‰。从1988年开始，人口自然增长速度开始下行。20年后进入就业创业，有消费和投资支付能力的经济主力人口绝对数量减少，2012—2022年，以选取20年前发展水平与中国相当的一些未对人口生育进行行政干预国家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为标准值，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为扭曲值，计算损失的居民边际消费从22亿元增加到4036亿元，损失的居民边际投资从7亿元增加到2030亿元，分别在需求侧造成了年均0.25%和0.12%的经济增长损失。
（2）人口从农村农业向城镇工商业转移受阻，影响了受阻居民的消费水平和创业投资能力，在需求侧造成了经济增长速率年均0.7个百分点的损失。2012—2022年，以选取发展水平与中国相当的一些未对人口迁移进行行政干预国家的市民化率为标准值，以中国城镇户籍人口比例、非城镇户籍常住人口比例和农村常住人口比例三个扭曲值计算，迁移受阻累计分别造成居民消费支出和投资能力边际减少13151亿元和51497亿元，使经济增长速度年均分别损失0.20个和0.58个百分点。
（3）农村和城郊土地征收交易收入在政府与农民间分配扭曲影响了农民合理的收入和需求流量，造成经济增长年均下行0.28个百分点。2012—2022年，以市场经济体国家土地市场配置，农民可获得土地交易合理的收入为标准状态，以中国农村土地由地方政府零价格低补偿征用，行政垄断出让，交易收入97%以上归地方财政为扭曲状态计算，分别造成居民消费支出和投资能力边际减少12646亿元和11519亿元，使经济增长速度年均分别损失0.14个和0.14个百分点。
（4）农村住宅禁止和不能市场化交易，农村居民不能获得这部分财产市场化收益，影响农民投资及消费能力，造成经济增长年均下行0.17个百分点。2012—2022年，以市场经济农民住宅可以交易为标准状态，以农民住宅被禁止或不能够交易为扭曲状况计算，分别造成居民消费支出和投资能力边际减少6119亿元和9179亿元，使经济增长速度年均分别损失0.07个和0.10个百分点。
（5）住宅单一供给渠道扭曲，其高房价过度转移了买房居民的收入，挤出居民消费能力，造成经济增长年均下行0.55个百分点。2012—2022年，以联合国人居组织倡议居民房价收入比不超过6为标准值，以中国实际居民房价收入比平均11为扭曲值计算，边际转移居民收入，即挤出居民消费需求从2030亿元增加到5465亿元，规模最大的2020年为7371亿元，累计边际挤出居民消费支出规模达49131亿元。
上述各项加总，从需求侧看，由于居民收入水平不高、消费需求不足和投资需求能力较弱，分别造成的经济增长损失年均1.93个和0.94个百分点，总计造成年均2.87个百分点的损失。
本文认为，2012年以来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原因，深层次的是，持续推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第一个10年经济增长的出口导向和房地产发动机，其动能到21世纪第二个10年逐步衰减，但是，从20世纪90年代居民收入及其消费和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持续下降，到出口和房地产回落后，其不能替代和弥补出口和房地产投资这两个需求，使增长速度放缓凸显出来。
（1）前30余年：消费下降增长为何还是高速度。前文已经从定性的方面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特征是，重投资积累轻居民收入，重生产建设轻生活消费，长期积累下来，成为后期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原因，这里从数据方面进行说明。
1981—1990年居民收入和消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为56.48%和48.24%，经济增长速度平均为9.34%。改革开放初的1978—1990年，居民收入和消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为44.74%和43.06%。20世纪80年代初各方面的改革快速提高了城乡居民收入和消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最高的1983年分别达到62.45%和52.01%。
1991—2000年，居民收入和消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降到了47.22%和38.68%，比上个10年分别都下降了10个百分点左右，但是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速度仍然为10.45%。20世纪90年代，国际上经历了亚洲金融风暴，国内居民需求相对收缩，中国经济增长经历了一个时间不长的缺乏动能的阶段。对居民消费需求水平下降的替代因素主要有，20世纪90年代进行了城镇国有集体企业下岗分流、推进税制改革提高财政收入比重、地方土地有偿出让财政、个体户工商和市场管理费提高、鼓励资本密集型大企业发展等改革和发展举措，政府和企业资本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上升。这一阶段虽然居民收入和消费需求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下降，但是个体工商户、民营企业、日韩新对华和中国台港澳企业直接投资需求大幅度扩张，这对居民需求水平下降可能波及增长速度放缓实现了强有力的替代。
2001—2010年，居民收入和消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继续下降，分别为44.13%和34.06%，比上个10年分别下降3.09个和4.62个百分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平均还是10.55%。那么，在居民收入和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在第二个10年中继续下降的状况下，为什么经济还是强劲增长？主要的需求替代为：一是出口需求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上升。1991—2000年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平均为18.16%，2001年加入WTO后的第一个10年中比重上升到27.78%，其中最高的2006年为35.36%。也就是说，国内生产的产品，国内居民消费需求减弱的部分，被国际购买需求增加所平衡。二是城镇居民原来消费支出需求，一部分被需要购置住宅支出形成的需求所替代。1998—2000年城镇住宅商品化改革，城镇居民居住从无偿分配向购买商品住宅转变。2001—2010年居民除了一般消费支出外，用于购买住宅的支出平均占国内生产总值的7.13%。因而，国内经济居民消费需求不足被出口需求强劲和购买住宅需求所弥补，国内生产总值还是保持了高速度增长的态势。
（2）需求长期下降：近10余年增长放缓的主因。从居民可支配收入、居民消费和政府福利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标准值看，据OECD数据，2021年德国、法国、英国、印尼、日本、韩国、墨西哥和越南的居民可支配收入加权平均为75.29%。据世界银行数据，2021年这些国家加印度、马来西亚和土耳其的居民消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加权平均为61.33%；2020年除了印度和越南数据缺失外，这些国家政府福利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简单加权为22.25%。而1981—2021年，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加权法计算的居民人均支配总收入和总消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分别为57.37和51.93%。
前面已经分析，中国居民收入和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就开始下降，一直到2011年经济增长速度还处于高增长，是因为1992年的市场化改革、个体民营企业发展、境外直接投资扩大，与世纪交替前后城镇住宅商品化改革和加入WTO两个阶段的重大需求动力所支撑。2012年开始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出口导向需求减弱，城镇住宅购买需求放缓，使得长期积累的居民收入和需求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低，其单一动能不能支撑增长速度的深层次问题凸显了出来。
生产严重过剩和增长速度放缓是从2011年以后跌入8%高速增长以下，将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标准值设为55%，将居民消费加政府民生转移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标准值，考虑中国国情放低到57%左右。2012—2022年，居民收入、消费和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为43.04%、30.36%和12.69%。将居民可支配总收入、居民消费和居民各类储蓄投资等总需求，与按照设定的最低水平值比较，居民消费和投资需求边际数量收缩率影响增长率损失分别为1.94%和0.93%，从需求侧造成了名义经济增长损失年均2.87个百分点，实际经济增长损失年均2.12个百分点。
也就是说，2012—2022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为6.37%，如果没有上述影响居民收入消费及投资的体制性扭曲，则在这11间，经济增长速度年均应当为8.49%。而韩国2003年和中国台湾1998年从8%速度跌下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分别为12094美元和14048美元，高增长时间分别持续了43年和48年。中国2012年从8%高速度跌下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5447美元，高增长时间为33年，相比缩短了10年左右。其原因是，即使不包括政府转移支付，韩国1975—2002年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家庭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平均分别为66.3%和55.6%，中国台湾1981—1997年平均分别为57.6%和50.8%。与之相比，中国发生了与工业化进程正常变化规律不同的逐年深度下降趋势。
总而言之，中国生产过剩的主要矛盾还是国内居民收入决定的居民消费和投资需求不足，其相对于供给能力较弱。其根本原因是“人口—生产—资产—分配—收入—消费—投资”流程被体制所梗塞。人口迭代收缩、居民迁移受阻、土地交易收入分配扭曲、农村住宅禁止交易、高房价挤出和财政民生支出不足，是国内消费需求乏力的六大体制根源。这六大需求收缩致使经济增长放缓的总和，与下文总量核算历史的结果相等。
前面讨论了需求侧居民消费和投资扭曲收缩和改革扩张结构性算式与其总量算式的相等。然而，供给侧体制改革的增长潜能，从供需均衡历史核算方面看，由于居民消费与投资的收缩，未能实现理想的经济增长；而从未来供需均衡增长展望看，未来供给侧体制改革获得的增长潜能与需求侧体制改革获得的增长潜能相等。
在编制二元体制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供求均衡增长核算和仿真系统时：第一，一些共同的基础数据，如人口资源，劳动力、土地和资本等生产要素，土地和住宅等财富资产等基础性变量，由一个序列输入，其他算式计算中需要这个变量从这个序列中引入共用，形成基础变量变动关联；第二，一些参数，如全国居民、城镇户籍居民、城镇常住人口、农村常住人口收入消费率，还有各类标准值、扭曲值和差值这样的二元体制经济参数，由一个序列输入，其他算式所用从此引入共用，建立有关的参数关联变动系统；第三，无论是历史核算，还是未来仿真推演，假定自然经济增长供求平衡，并且供给方面改革获得的增长与需求侧改革获得的增长相等，特别是最终的总供给与总需求也相等；第四，国内生产总值—资产—货币—债务平衡中，国内生产总值、资产、价格指数、利率等有关变量，与供需两侧经济增长函数系统中的有关变量关联。
经济增长从需求侧看，其主要问题是居民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过低造成了居民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不足。因此，总体的方向是通过各方面的体制改革，在n年中使扭曲的居民收入和消费及投资需求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扭曲值x向大多数国家标准值y靠近，提高居民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流量比重，扩大有支付能力的居民消费和投资需求流量。也就是通过涉及居民收入分配和消费体制的改革，让居民富裕起来，释放其消费需求的潜能，给供给侧的经济增长提供需求侧更大的可能性边界。
（公式略）
改革的目标是，2023—2037年，将居民可支配总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逐步从43.04%提高到65%，在政府加大支出的情况下，居民收入消费和投资率从62%和38%分别向75%和25%变动，政府教育、医疗等民生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5%提高到15%。
2023—2037年，需求侧进行人口迁移放开、允许农村土地交易、放开农村住宅同房同价同权市场、居住供给多元供给和提高财政民生支出比重等改革，年平均居民消费支出将增加48210亿元，居民投资年均增量为11523亿元，共同在需求侧形成年均3.11%的经济增长拉动速度。
需要说明的是，在未来的15年中，一是由于出口的不确定性，政府基础设施投资已经饱和，企业投资增长决定于居民消费市场的容量，因此，需求侧增加居民收入，改变居民收入和消费占比过低，是首要的需求侧增长潜能，并可以替代投资、出口低增长甚至负增长的主要动能。二是未来供给侧方面，需要通过发展中小微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提高劳动力的生产参与率；而资本和土地创造的收入，需要通过初次和再分配及其支出，更多地向居民转移支付和政府公共服务等方面倾斜。
二元经济体制中，居民收入增长和需求扩张形成的经济增长潜能，由收入分配、消费支出和居民投资等各方面体制的改革，对被扭曲禁锢居民需求的释放而形成。通过人口迁移市民化水平、农村集体土地交易收入农民比例、农村住宅禁止或允许交易、城镇居民房价收入比和政府民生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等需求侧体制转轨，缩小其标准值和扭曲值之间的差值，可以测算改革增加居民收入和释放其消费需求的经济增长潜能。
（公式略）
仿真改革人口迁移和劳动力流动体制，其居民收入提高和需求扩张的经济增长潜能，未来年均在需求侧实现0.58%的新增长动能。如果废除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如果让迁移人口的子女在城镇接受教育，如果让农村住宅、宅地、承包地等能够交易或托管退出房地消除其对流动形成的黏性，如果对迁移人口在城镇提供廉租房和基本医疗保障，即切实推进市民化进程，到2037年，城镇常住但非城镇户籍人口比重将从2022年的18.05%逐步降低到0，农村人口比重从34.8%逐步降到12%，市民化的城市化比重提升到88%，农村年均消费和投资增量规模分别为6146亿元和3943亿元。
（2）农村土地房屋资产化在需求侧的增长潜能。空间方面，与劳动力和资本的可流动性不同，各个地点的土地和房屋都被固定在地理的经纬度上。但是，在市场经济中，农村土地和房屋要素及资产，可以在不同的生活、生产和公益用途中变换配置。土地和房屋可以由货币作为中介交易，价格可以通过交易而发现，变成了有价值的资产，而所有权、使用财产权、使用权的交易和出租，使农民能够具有“资产交易出租—分配收入—投资及消费”渠道和流量。而土地、房屋不是资产，而是无价值的生活和生产资料，从经济流动看，意味着在农村和城郊，体制上没有这样一条农民从土地、房屋资产上获得分配收入并进行消费及投资的机制。
因此，通过农村土地和房屋的资产化改革，形成市场经济运行中农民“资产—收入—支出”的渠道。
（公式略）
从未来需求侧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稳定和加速看，一是应当放开农村和城镇土地及房屋市场化交易，其收入先是由农民集体与地方政府按比例分成，后再推进收入归农民而地方政府收入部分为收税的改革；二是放开农民住宅自由交易及其范围，既可以在农民之间交易，也可以出售给愿意到农村居住和创业的城镇居民。推进农村土地资产化和农村地上住宅建筑资产化改革，会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并减少土地征用对农民收入的转移，在未来的15年中，年新增的居民消费支出累计规模为202855亿元，需求侧将形成年均0.78%的新经济增长动能。
（3）降低房价举措在需求侧可获得的增长潜能。住宅是居民因居住需要而购买的价值很大的不动产。房价收入比实际是一个社会居民购买居所支出流量的一个闸口。当住宅建设的土地被一个渠道垄断供给，而住宅建设和销售也只由一个渠道供应时，房价收入比也是一个渠道上的闸口。当闸口的居民房价收入比为3～6，最高不超过6时，购房家庭收入能够正常地还本付息，并进行正常的消费支出，财务破产的风险也要小一些。因此，将过去大的房价收入比11.43减小到6及以下时，就会节省居民的收入流量，可用于其消费支出和其他投资。
（公式略）
住宅多元供给体制改革，通过降低居民的购房和居住成本，可外溢出有支付能力的居民需求。城镇住宅应当多元化竞争性供给，并且政府建设一定数量的廉租房（理由是30年来地方政府从农村零地价转移土地和收入发展了城镇和工业，后续应当逐步地以城镇廉租房的方式对进城农民予以弥补），以此促进居民收入和扩张居民消费投资需求，在未来的15年中，年新增的居民消费投资支出累计规模为527321亿元，需求侧将形成年均1.01%的新经济增长动能。
（4）民生支出比例提高的需求侧增长潜能。民生支出比例是一个国家政府向居民提供福利渠道流量的水平。从世界主要国家看，福利支出占国内生产的比重为20%左右。推进财政支出结构转型，提高政府民生支出比例，改革会替代居民生育、教育、医疗等方面的一些支出，对居民其他消费能力形成溢出效应。
（公式略）
目前中国民生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在5%左右，将2037年中国政府对居民的福利支出比重设定在15%。财政民生支出体制的改革，就是福利支出比重从5%左右逐步向15%靠近。这样，在未来的15年中，年新增的居民消费支出累计规模为343897亿元，在需求侧会形成年均1.13%的新经济增长率。
上述几项重要的体制改革，增强居民消费和投资能力，在需求侧获得的年均新增长潜能为3.11%。这与需求侧总量模型的计算一致，也与供给侧各项体制改革形成的年均3.11%的增长潜能均衡。
土地和淡水是人类生活和生产所需要的最基本资源。而人口、土地和淡水，是一个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最基本组合资源。一个国家，从国土开发利用率看，即已经利用土地面积占国土总面积的比重，有一个标准值，一般在80%到90%之间。而人类经济社会必然是逐水而发展，因为只有充裕的淡水供给，才能保证农业、工业、商业、居民生活和生态环境的用水。没有足够的淡水，发展就遇到约束，生态环境也会恶化。因此，从世界一些人口数量、土地面积和经济规模较大的国家和地区看，人均工程调水量在100到500立方米。
一般来说，国土由市场调节开发利用，而调水工程则由政府提供。只要有利益，人们就去开垦耕地、修筑民居、建设工厂、形成集市；而政府提供学校、医院、警所、道路、供排水、交通和城墙等公共设施。然而，调节水资源分布，促进地区间平衡发展，则因出水入水地区关系复杂、工程投资量较大、建设投产期长、用水需要分配、需要跨区域建设、工程调水与土地开发也要协调等，主要由中央或至少省一级政府从事决策、投资、建设和运营。
中国目前国土开发利用率只有71%，耕地面积占国土面积的比例也比其他主要经济体国家和地区低；人均工程调水量在5到10立方米之间，与欧洲、美国、巴基斯坦、俄罗斯、加拿大和印度等国家和地区差距很大。
（公示略）
未来15年，开发提高国土利用率到76%，增加5个百分点的可利用土地，人均工程调水量从目前的10立方米左右提高到150立方米。从结构方面看，大体就是再增加5亿亩耕地，1.5亿亩可用于建设用地占补平衡的可利用土地，7000万亩园地。投资工程调水增加可利用土地，加大经济发展生产和需求的战略回旋空间，可以形成“水土开发投资需求—土地要素与劳动力组合投入产出—新增工农商财富分配—增加就业和国家的支出”循环，国土淡水和土地的再开发，将会成为未来15年经济增长的强劲动力之一。按照每年调水增地工程新增的投资计算，平均获得新增长动能为0.42个百分点。
无论是中国1978年以来的经济增长奇迹（周天勇，2022），还是未来经济还能中高速增长的潜能（周天勇，2022），从生产侧来源于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提高生产效率、城乡土地和住宅资产化改革价值溢值。而从需求侧看，1978年至今的经济增长潜能则来自人口和劳动力流动的放开，使低收入地方的就业向高收入地方流动；对外开放制造业与流入的劳动力结合，增加了外出农村户籍人口的收入；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的发展，增加了居民的就业收入。
而未来15年，需求侧新经济增长的潜能，则需要更大力度地推进废除户籍管制、人口自主迁移、促进市民化城市化等体制改革；需要城乡土地房屋资产化改革，使农村和城镇居民获得以地为本创业和资产理财性收入；降低居住成本和提高政府民生支出比例，增强居民的消费需求能力。当然，还包括通过工程调水改变水资源分布，适当调整人口和劳动力的地区结构，在国内接纳东部制造业转移，增加创业就业机会，扩大内部消费需求增量，形成新的国内消费需求规模，疏通中国北部经济的流动和循环。
从结构上看，居民收入分配、消费支出、居民投资和政府民生支出的二元体制改革与增长算式，其仿真推演需求侧各自新增长潜能的加总，就是需求侧总量增长算式仿真推演的需求侧新经济总增长率3.11%，其再加自然经济增长（周天勇，2023），就是未来15年经济中位水平年均5.5%左右的增长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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